從行先蠶禮論唐前期皇權沉浮

盧玉瑋， 賈發義

（山西大學，山西太原 030006）

先蠶禮作為皇后所主持的國家最高祀典，彰顯了皇家對農桑的重視。據《通典》記載，唐代的先蠶之禮集中于肅宗之前，尤以高宗、玄宗兩朝為盛。肅宗之后，因鮮少有皇帝在生前冊立皇后①，故再無皇后行先蠶禮的記載。先蠶禮的舉行有祈求風調雨順之愿景，但有時這一祀典的舉行也與皇權的沉浮有關。高宗時期，武后曾多次親祀先蠶，其背后另有內涵，不能將之一概論為統治者祈求物豐民足。神龍元年（705）武則天禪位于太子李顯，史稱“神龍政變”，此雖迫使武則天提前還政于李氏，但其他有權勢的女性不愿就此遠離朝堂回歸于深宮內苑，武則天雖退出政治舞臺，但是政治權力并未全部聚集于皇帝手中。在多方勢力的干涉下，中宗的皇權愈發卑弱，韋后一黨借機炮制祥瑞之兆，為自己造勢，可見這一時期皇帝權威之脆弱性。延和元年（712）八月，睿宗禪位于太子，此后如何擺脫武周時代的陰霾以及女性政治所帶來的挑戰成為玄宗無法回避的問題。先天二年（713）三月，玄宗就恢復了擱置已久的先蠶禮，數月之后玄宗通過先天政變翦除太平公主一黨，這場權力之爭以玄宗的勝利而告終。消滅太平公主等政敵只是玄宗重塑皇權的一個起始環節，如何徹底否認女性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更是玄宗要著重解決的問題。王皇后于開元二年（714）和開元七年（719）再度行先蠶禮，如此頻繁的舉行先蠶禮，或可被視為玄宗試圖收官武周以來的女主政治，從禮制上終結武周以來的亂象。

學界有關唐前期政局研究的成果頗多，主要以高宗②、玄宗③兩朝為研究重點。但是鮮有學者以“先蠶禮”④為中心進行論述。本文試圖以唐前期皇后行先蠶禮為中心，分析高宗數次舉行先蠶禮背后的內涵，追溯中宗時期韋后是如何通過獻《桑條歌》來擴大自己權勢的，并探討玄宗如何利用先蠶禮重塑李唐皇權。

一、先蠶禮源流及初唐行儀

先蠶禮始于周朝，史籍對周王后、諸侯夫人行先蠶禮有著詳細的記載：“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盵1]漢代也繼承了這一禮制，只是關于先蠶地點發生變化，從原先于北郊先蠶變為“蠶于東郊”[2]。東漢之后戰火頻仍，但史籍中依然保存了部分政權先蠶禮的運作流程以及皇后行先蠶的記錄：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蠶于西郊?！涡⑽浯竺魉哪?，始于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北齊為蠶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笾苤?，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以躬桑。隋制，先蠶壇，于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于壇上，用一獻之禮?！盵3]

魏晉以來各政權對此禮的保存為后世先蠶禮奠定了基礎。及至唐代，“皇后以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蠶”[4]。貞觀元年（627）長孫皇后便首次行先蠶禮，《資治通鑒》載：“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盵5]彼時距離玄武門事變還不足一年，太宗剛經歷過激烈的政治斗爭，內憂雖解，但仍有外患。武德九年（626）頡利可汗率兵直逼長安，在太宗的主導下唐與突厥締結“渭水之盟”，突厥退兵，但此事仍令人心有余悸。因此無論是為了鞏固皇權還是為了維穩政局、安定民心，太宗都亟須進行皇位以及王朝合法性的構建，而“古代國家祭祀的儀式性表演能夠建構人們的合法性信仰”[6]。長孫皇后與太宗感情深厚，是太宗成就貞觀之治不可或缺的伴侶，因此由長孫皇后來主持這場儀式性表演并無不妥。在人為的推動下，先蠶禮作為一個重要政治符號重現，其背后所隱含的政治訴求通過舉行儀式得以彰顯。數年之后，貞觀九年（635）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7]，長孫皇后雖兩度率命婦行先蠶禮，但先蠶禮在貞觀年間尚未正式列入國家高級祀典的范疇，高宗即位后對國家祭禮進行了調整，先蠶禮的等級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二、武后行先蠶禮——高宗權威的自證

《唐會要》記載：“永徽三年三月七日，制以先蠶為中祀。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盵8]所謂中祀，即僅次于大祀的國家高級典禮。永徽年間高宗將先蠶禮列為中祀，可見對先蠶禮的重視。吊詭的是，史籍均無王皇后行先蠶禮的蛛絲馬跡，此事也許是高宗有意為之，結合同年七月立陳王忠為太子一事或許可以解答這一問題：

“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于上。上從之?！盵9]

《資治通鑒》對此事的記述并未有異，但是從兩唐書的記載中可見立陳王為太子一事頗為曲折，《舊唐書·燕王忠傳》載：

“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己，后然之。奭與尚書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左仆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為儲后，高宗許之?！盵10]

《新唐書·燕王忠傳》載：

“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于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為皇太子?！盵11]

以上三份文本還原了高宗立陳王忠為太子的過程：王皇后與其舅父柳奭謀立陳王忠為太子，當王皇后向高宗提出請求時，此事很可能遭到了高宗的拒絕，所以才會有之后柳奭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聯合請立陳王忠為太子?？梢宰糇C此論的正是史料中所用的“固請”“繼請”等詞?！跋刃星皝碚f服皇帝的人都遭到皇帝的拒絕，所以才有大人物們陸續出場。正是因為皇帝堅持拒絕，所以才有大臣們‘繼請’和‘固請’”。[12]王皇后雖如愿立陳王忠為太子，但這件事也暴露了一個足以令她日后陷入險境的問題：她與高宗并非政治盟友，甚至可能存在對立關系。這件事發生在以先蠶禮為中祀之后，但是之后幾年史籍中也并無王皇后行先蠶禮的只言片語，似乎可以說明高宗并不希望王皇后參與先蠶禮或者說他不希望留下王皇后與先蠶禮有關的記載。

顯慶元年（656）三月，武后首次行先蠶禮于北郊?！段墨I通考》載：“顯慶元年三月，皇后有事于先蠶?？傉露耆?，皇后親祠先蠶。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上元二年三月，天后親祠先蠶?！盵13]高宗一朝先后四次行先蠶禮，可見先蠶禮在這一時期頗受重視。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顯慶元年（656）是高宗在位的第八年，先蠶禮為何會在此時舉行，難道僅僅是因為高宗對武后的情感嗎？若將視野置于永徽時期政局，或許能窺見一二。

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離世前，“引無忌與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14]，由此確定了高宗執政之初的政治模式。但是“這種遺令托孤往往只是老皇帝一廂情愿，新皇帝和這些老皇帝所信托的顧命重臣一般多無歷史淵源，未必樂意接受這種監護式輔政”[15]。況且高宗即位時正值青年，已非需要監護的稚子。永徽六年（655）“廢王立武”之后，兩位輔政之臣也先后被清除出權力中樞。舊史在提及高宗執政的三十余年時，格外注重永徽時期的統治，這與永徽時期重臣輔政的政治模式有很大關系，《新唐書·長孫無忌傳》為永徽政局冠以“永徽之政”的名號：

“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氣。帝亦賓禮老陳，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奸臣陰圖，帝暗于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盵16]

《新唐書》將長孫無忌與褚遂良的失勢視為“貞觀風氣”的終結，此后大權盡歸于武氏?！顿Y治通鑒》在提及永徽時期的政風時也曾言：“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盵17]史家關于“永徽之政”的說法不啻為將永徽時期所取得的成果視為貞觀之治的遺產，而這種敘述模式事實上也是在暗示長孫無忌倒臺以后，唐高宗的政治成就實在乏善可陳，永徽之后的數年執政只是在為武則天掌權進行鋪墊。孟憲實指出：“高度評價永徽時期，其實質意義是從一個角度對顯慶此后的政治進行了否定?！盵18]對于高宗而言，當托孤輔政的政治模式結束，為了防止彼方勢力反撲，他必須采取諸多手段來鞏固權力，“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將權力儀式化，借以宣揚皇帝的權威”[19]。正如大衛·科澤所說：“權力神圣化的邏輯結果就是統治者的神圣化，即統治者既不依靠武力更不依靠幻象，而是以賦予他的超自然力量進行統治?！盵20]由此可知為何自顯慶元年（656）始，高宗對先蠶禮的舉行樂此不疲。

上元二年（675）武則天最后一次行先蠶禮，史載：“三月丁巳，天后親蠶于邙山之陽?！盵21]這次先蠶活動“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22]，遠遠突破了皇后應該享有的規格。此舉不禁讓人回想起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曾經“講武于邙山之陽?！盵23]有學者認為，武則天在邙山行先蠶禮是為了顯示自己與高宗平起平坐的地位[24]。此時高宗雖常年苦于風眩之癥，但尚未病入膏肓。此舉恰恰證明了高宗與武則天二人在政治上的配合，“高宗將武則天視為其皇權的延伸，甚至提高到充當皇帝政治代言人的角色”。[25]武則天并無外戚與勛臣的協助，她能重回宮廷乃至被冊立為皇后都源于高宗的支持。若言永徽時期高宗與王皇后在政治上已然分途，那么武則天與高宗則是同處一個陣營的盟友。先蠶禮本就是皇后率領命婦所進行的國家高級祀典，此舉能令武皇后身份合法化，武則天權威的塑造又何嘗不是高宗皇帝權威的自證？換言之，“儀式作為象征性的行為與活動是展現和建構權威的權力技術，而政治權力也不僅僅表現為簡單的強制，而是力圖呈現為一種合法合理的運用”。[26]高宗之所以會大肆利用先蠶禮，除了看重先蠶禮所承擔的政治功能，還因為諸禮之中唯有這一祀典能夠在促使皇后權力名正言順的同時鞏固皇帝權威。但是先蠶禮若要取得如此成效存在一個前提，即皇帝與皇后務必為政治同盟。一旦帝、后二人出現分歧或者皇帝勢弱、皇后強勢，那么先蠶禮就不會發揮維護皇權的作用而是變成皇后結黨營私的工具，中宗與韋后就是例證。

三、獻《桑條歌》——皇權羸弱的產物

神龍元年（705）中宗復位，武周王朝終結，“后武周時代”⑤拉開了帷幕。張柬之等五人因功封王，顯赫一時。然而翌年，五人獲罪被貶以致客死異鄉。張柬之等人有此下場，與武三思等政敵的攻訐不無關系，但是中宗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敬暉被貶的詔書可看出中宗對五人的態度：“暉等因興甲兵，劃除妖孽，朕錄其勞效，備極寵勞。自謂勛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棄義，莫斯之甚?！盵27]這充分說明了中宗對五人未能審時度勢、收斂鋒芒的強烈不滿。五王貶官賜死只是中宗為抑制五人權勢的最后一擊，復位初期，“中宗首先仿效其父高宗當年引武則天參政以打擊元老重臣的辦法，也引韋皇后、上官昭容等干練的后妃參預朝政，借以限制外朝相權”[28]。但是中宗在朝中沒有可托付的親信，因此在罷黜五王之后，中宗的皇權并未因此有所加強，直接受益者反而是韋武一黨。中宗本想效仿高宗抬高皇后地位以強化皇權，但是韋后與武后當年所面臨的環境實在是大相徑庭。武后之所以能得高宗青睞結為盟友，除了個人感情外，主要緣于她在朝中并無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而韋后與中宗并非親密的政治伴侶，韋后自身也有稱帝的野心，并且與武三思、上官婉兒等人過從甚密。神龍元年（705）五月，上官婉兒就曾勸說韋后“襲則天故事”[29]，雖未立刻改朝換代，但韋后也在積極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力。在假手韋、武除去五王之后，中宗“再無可以憑借的政治勢力，因而無法改變皇權卑弱的狀態，只能聽任韋武擺布”[28]。

神龍元年十一月，在中宗的支持下，群臣曾為韋后上尊號“順天皇后”。但彼時中宗復位不久，曾經大權旁落的經歷如芒刺背，對五王擁立之功也頗為忌憚，正如他的尊號“應天”是順應天意，此時帝、后同上尊號表明中宗急于證明其皇位之合法性，但這助長了韋后的權勢。神龍三年（707）八月，中宗再加尊號，隨后宗楚客“率領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圣皇后”[30]。此次帝、后加尊號恰好為節愍太子發動政變后的一個月，因此絕非巧合。景龍元年（707）太子李重俊因謀逆被誅，此事與韋后一黨長期以來對李重俊的打壓有直接關系?！杜f唐書》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騽窆髡垙U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盵31]李重俊起兵后先殺武三思父子而后直入宮禁“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32]。這場政變以太子被殺告終，而其政敵武三思父子二人雖死卻仍獲追封，韋后也于次月再與中宗同加尊號。韋后上尊號雖也經由中宗首肯，但此時，上尊號的意義更多是利于己身，而非利于中宗集中皇權。景龍政變之后，韋后逐漸開始大肆制造自己的“祥瑞故事”。景龍二年（708）“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33]同月，迦葉志忠上表進《桑條歌》十二篇，在皇后行先蠶禮時所用音樂的問題上借題發揮，來迎合韋后神化自我的企圖：

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五行六合之內，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獻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為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為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34]

迦葉志忠提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等帝未受天命之前，天下百姓皆傳唱歌謠，這種將前代英主與當今圣上并列以美化帝王的方式并不罕見。但顯然，迦葉志忠上言的根本緣由是為了迎合韋后而非中宗，否則也無須提及則天皇后。迦葉志忠將永徽時期民間傳唱“桑條韋、女時韋”[35]等民謠與韋氏受命封后相結合其意昭然若揭?！霸谥袊糯?，祥瑞、音樂、歌謠等事務本質上屬于政治，它們是政治權力的工具，也是特定時代變革的預兆，常常被用來預言以及證明政治權力變更的合法性，而韋后以祥瑞、音樂、歌謠為自己受命大造輿論，其稱帝的政治野心可見一斑?！盵36]這種輿論造勢遠遠高于皇后行先蠶禮本身能帶來的功效，皇后本就為先蠶祀典的主持者，如今傳出韋氏封后前民間就有此歌謠，更可體現韋氏“順天皇后”乃是順承天意。

即便韋后從未正式主持過先蠶禮也無關痛癢，因為她已經通過對“桑條韋”大做文章，以一種看似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高宗時代曾為帝、后兩人鞏固權威的先蠶禮，如今與民間歌謠一同成為韋后擴大勢力的工具。正如先蠶禮曾經被高宗用作自證其權威的工具，這一禮制在不同的帝王手中會發揮不同的作用。中宗因皇權卑弱為韋后謀私提供了可能，待到強勢君主主政，先蠶禮便會再度成為維護皇權的禮制。

四、重行先蠶禮——玄宗抵制女主政治

先天元年（713）“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圣、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37]此時玄宗即位不過半載卻急于恢復一個已被廢止數十年的典禮，此舉實在令人疑惑。但若仔細思量唐隆政變之后盤根錯節的政治局勢，也許可以詮釋玄宗此時恢復先蠶禮有何內涵。

景云元年（710）七月，相王受禪登基。唐隆政變之后，政局看似再度恢復平穩，但政變只是對韋后、安樂公主和上官婉兒等人的清算，而并未影響女性的政治話語權。太平公主與李隆基姑侄二人在政變時雖為同盟，但此時早已勢如水火。太平公主多次散布流言中傷李隆基，企圖更立太子，史載：“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盵38]《資治通鑒》還記載太平公主曾在太子身邊安插眼線以監視太子的舉動：“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盵39]而睿宗作為天子，在這些事件中的態度也頗耐人尋味。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與宋璟向睿宗秘密進言，請求將太平公主遷于東都以安東宮，而睿宗卻認為：“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慮?！盵40]睿宗的一番話似乎對太平公主與太子之間的矛盾保持中立態度。

對于睿宗這種游移的態度，李錦繡認為：“睿宗看似依違于太平與太子之間，實際上，睿宗是使二人兩相牽制。隆基因有太平而儲位不穩，太平因有太子而不能像其母一樣取兄而代之?！盵41]從史料來看，這番分析是比較合乎情理的，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決定傳位于太子時的一席話也體現出他心中城府：“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守，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盵42]睿宗此語說明他只是讓出皇帝之位，卻不想將權力完全讓出。正因如此在禪位之后，“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实圩苑Q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于上皇，余皆決于皇帝”[43]，這種做法難免讓玄宗有掣肘之感。而太平公主倚仗著睿宗，“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44]玄宗皇位合法性來源于睿宗的禪讓，所以相比于上皇不愿放權，太平公主結黨擅權更讓玄宗無法忍受。

先天二年（713）三月在玄宗的授意之下，王皇后行先蠶禮。這一舉措顯然不可能是因為重視農桑，而是玄宗長期以來對太平公主等強勢女性在政治上過度插手的不滿與反擊。此時行先蠶禮無疑是玄宗想整飭女性過度干政的政治亂象，盡可能地縮小上層女性參政的范圍，也是玄宗這一新興政權希冀“透過符號展現出它比前任更具優越性，或通過復興更為古老的政治象征建立自身的認同和合法性”。[45]先天二年（713）七月，姑侄二人矛盾徹底爆發，玄宗發動政變，“這一次政變是玄宗登向權力巔峰的驚險一躍，它終結了自武后開始的女眷政治，也決定了此后的歷史走向，其意義之重大毋庸置疑”[46]。政變成功之后睿宗徹底放權，玄宗下制：“朕承累圣之鴻源，荷重光之積慶。昔因多難，時屬構屯，寶位深墮地之危，神器有綴旒之懼?！盵47]可見其與太平公主一黨斗爭之不易，而“多難”的源頭在玄宗看來當然是武周以來女性過度活躍于政治舞臺。為了避免再出現皇權式微的險象，玄宗利用禮法對上層女性的政治身份進行限制，“開元二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48]。數年之后，開元七年（719），“季春吉巳，享先蠶于西郊”[49]。開元年間兩次舉行先蠶禮意味著玄宗迫切需要終結武周以來女性執政的狀況。先蠶禮其實無異于一場政治表演，“正如語言符號的意義依賴于誰對它的運用一樣，合法性象征符號雖然只是一般的‘所指’，但一旦它被誰運用、操作或表演，其意義‘所指’，誰就成為制度的‘所指’，成為制度的合法性敘事的指向”，[50]玄宗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提升李唐權威，將上層女性規范于新的政治框架中。

先蠶禮為祭祀蠶神之禮，彰顯了國家對農桑的重視。貞觀元年（627），為了皇位以及王朝合法性的構建，長孫皇后行先蠶禮，這一禮制作為一個重要政治符號得以重現。但此時先蠶禮尚未被正式列入國家祭祀系統，直到永徽三年（652）先蠶禮才被提升為中祀。高宗時代，先蠶禮儼然是權力儀式化的重要環節?！皬U王立武”之后，武后多次行先蠶禮，其背后暗含高宗欲通過此舉自證權威，因此這不僅是武則天權威的塑造，也是高宗皇權儀式化的重要一步。中宗時期，皇權羸弱，韋后通過制造祥瑞、授意其黨羽獻《桑條歌》十二篇神化自身以進行政治角逐。玄宗即位之后恢復了擱置已久的先蠶禮，此舉說明玄宗試圖依托先蠶禮糾正上層女性自武周以來過度參與政治的狀況，從禮制上終結武周以來的政局，讓女性發揮原本應該發揮的政治作用。

注釋：

①自玄宗廢王皇后之后，唐代皇帝在生時立后者，唯有肅宗、德宗（昭德皇后于封后當天去世）、昭宗三人。學界關于唐帝王生前未立皇后的討論集中于玄宗、憲宗二人。黃永年先生認為玄宗正是出于對后妃干政有著清醒認識所以在廢黜王皇后之后，不論是寵幸武惠妃還是楊貴妃，都不愿再授其皇后權柄，見黃永年“說唐玄宗防微杜漸的兩項新措施”，《燕京學報輯刊》，2003 年第15 期。李文才指出玄宗廢黜王皇后之后不立皇后是出于防范后妃干政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政治行為，并提出防范后妃干政才是憲宗不立皇后的根本原因，見李文才“試論唐玄宗的后宮政策及其承繼——〈太平廣記〉卷224‘楊貴妃’條引〈定命錄〉書后”，《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2 期。黃永年先生也在《唐史十二講》一書中也指出，懿安太后未能在憲宗朝成為皇后更多還是從政治上考慮，見黃永年《唐史十二講》，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7 年?？梢娞坪笃诙鄶祷实畚茨茉谏傲⒑笈c忌憚后妃干政一事有直接關系。

②高宗朝政局一直為學界研究之重點，故此處只簡要梳理。參見：李鴻賓，梁民“唐高宗武后東巡及其政治的轉化”，《理論學刊》，1992 年第2 期；孟憲實“論高宗、武則天并稱‘二圣’事”，《中華文史論叢》，2011 年第2 期；李琰“唐高宗乾封封禪與其權力回攏——以武則天降禪亞獻為例”，《北京社會科學》，2015 年第6 期；吳麗娛“試論唐高宗朝的禮法編纂與武周革命”，《文史》，2016 年第1 期；李永“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宮的重建與塑造”，《中華文史論從》，2019 年第3 期，等等。

③余海濤認為開元之初唐玄宗開始了以革除武周、重建女性與政治關系、神化李唐為中心的開元革新運動，見余海濤“后武周時代女性政治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周其力探討了自中宗以來李旦政治勢力的消長以及禪位前后與玄宗之間的政治矛盾，見周其力“唐睿宗政治勢力的消長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李錦繡提出睿宗、玄宗父子在唐隆政變成功后即已產生矛盾，太平公主在與玄宗的斗爭中實際上也有睿宗的支持，見李錦繡“試論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原學》第3 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第161-179 頁。唐雯認為玄宗與睿宗即太平公主在政變之前就有著激烈的政治較量，政變成功后玄宗通過削弱政變功臣郭元振的權柄、最終掌握所有的權力，見唐雯“唐國史中的史實遮蔽與形象建構——以玄宗先天二年政變書寫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第3 期。此外，唐雯還通過墓志資料探討了先天政變前夕太平公主與玄宗對北衙禁軍統領權的爭奪，見唐雯“新出葛福順墓志疏證——兼論景云、先天年間的禁軍爭奪”，《中華文史論從》，2014 年第4 期。

④學界有關先蠶禮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代，唐代先蠶禮的研究成果較少，參見：宗宇對歷代皇室后妃親蠶歷史和先蠶禮儀進行了追溯，雖涉及唐代，但并非其研究重點，見宗宇“先蠶禮制歷史與文化初探”，《藝術百家》，2012 年第S2 期。范芷萌梳理了唐代先蠶禮的舉行儀式，認為先蠶禮常被干政欲望強的女性用來擴大自身政治勢力，是政治角逐中的有力工具，見范芷萌“唐代先蠶禮探析”，《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 年第4 期。

⑤余海濤在“后武周時代女性政治研究”一文中將后武周時代界定為具有武周時代特征且武周時代的影響還持續存在的一段歷史時期。文中認為后武周時代起自神龍元年（705）的神龍政變，止于開元十三年（725）的開元封禪。參見余海濤“后武周時代女性政治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