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絕筆詩

秦曉宇

在魯迅留存的少量報紙中，有一份1935年7月5日的《申報》，內刊一篇關于瞿秋白在福建長汀“伏法”的通訊報道。篇首提要為“臨刑前晚夢行山中”，“絕筆詩一首并有序文”，隨后略敘瞿被俘后的囚押生活，并提及“所寫小冊一本，題為《多余的話》，頗多幽憤語”。這篇報道記錄了絕筆詩成詩的整個過程:

十七日，奉中央電令，著將瞿就地槍決……廖連長示以命令，瞿頷首作豪語：“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绷芜B長詢以有無遺言留下，瞿答：“余尚有詩一首未錄出”，當即復返囚室，取筆書詩一首，并序如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山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方欲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云：‘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消遙處?！朔窃~讖，乃獄中言志耳?！蹦┦鹎锇捉^筆。

1950年，詩人臧克家讀到翻譯家李霽野紀念瞿秋白的文章所附《偶成》后，撰文反駁，稱此詩“如果出自一個‘坐化’的釋教徒還差不離”，但是“對于這樣一個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稱”，他推斷《偶成》是敵人陰險的“暗箭”。瞿秋白遺孀楊之華亦致函報社，支持臧克家的觀點?，F在已確知，《偶成》的確出自瞿秋白手筆，只是對于這首詩究竟表達了什么，仍然莫衷一是。要讀懂這首詩，我們先需了解瞿秋白走到生命盡頭時的心境。

幸好他留下了《多余的話》，一部旨在“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小冊子。而其“內心的真相”，說穿了是一種二元對立、自我沖突的精神狀況。瞿秋白回顧一生，認為自己只是個酷愛文藝的“讀書種子”，并沒有“治國平天下”的大志，卻陰差陽錯走上了革命道路，進而成為中共領袖，在這個過程中，離他熱愛的文學越來越遠，內心也在二元對立的沖突中備受折磨——除了文人與政治家的對立，還包括“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地位”，再加上黨內斗爭與嚴重的肺結核，迫使他早萌退意，他甚至自認為精神上早就退出了革命隊伍，身心俱疲，只渴望休息，說完這些“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他就可以“永久去休息了”。

這些毫不留情解剖自己、充滿矛盾痛苦的肺腑之言，很長時間像《偶成》一樣被視為敵人偽造，“文革”中又成了叛徒的證供。從瞿秋白身上，我們感受到的不是正反合的辯證法，而是無法統一的統一性。對于這種自相矛盾的分裂之感，尼采認為是現代人的本質特征。他說：“現代人展現出一種價值矛盾，他處于兩難狀態，一口氣同時說‘是’和‘不是’。我們所有人都與知識和意志相抵牾，身上具有來源截然不同的價值、詞語、套話和道德”(《瓦格納事件》)。

這種自相矛盾的兩難狀態，在瞿秋白筆下早有流露?！冻喽夹氖贰穼懙皆谒砩?，浪漫派與現實派“兩派潮流的交匯，湍洵相激，成此漩渦”，“‘我’，——是歐華文化沖突的犧牲，‘內的不協調’，現實與浪漫相敵”。1932年，與魯迅初次見面后不久，他便抄錄了自己早年的一首詩送給魯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不會無緣無故抄贈此詩，他很可能想借這首舊作，抒發當下襟懷?！敖稀笔撬墓枢l，也是浪漫與文學的象征，只是這“舊夢”已如煙散去，宛若鄉愁；與“江南”不同，“長安”是政治中心，末二句化用了杜甫描寫李白醉眠那句“長安市上酒家眠”，一個同樣在文學與政治之間進退失據、佯狂買醉的矛盾形象?！把┮狻?、“天寒”意味著時代的肅殺，或黨內外斗爭的殘酷。瞿魯會面前一年，國民黨發動了三次針對共產黨的“圍剿”，而瞿秋白在中共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圍攻，被開除出政治局，留上海養??；他開始基于個人威望與文學、理論造詣，而非組織任命，比較直接地領導了“左聯”的工作，由此與魯迅結下深厚的友情。兩人相識時，瞿秋白的內心是“凄其”與“惘然”的，不過，雖思緒紛亂，矛盾重重，失意消極，他仍然是一名堅定的革命者，“梅花”暗示了這一點。

再看《偶成》，確乎是一首絕筆詩，僅從字面看，“夕陽”、“落葉”、“空”，已流露出死亡意味。而要真正理解這首詩的深意，我們還應結合詩句所出自的唐詩原作，在一種深刻的互文中，細細體味他“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言志寫作?！杜汲伞凡⒎枪吕?，瞿秋白臨終前還寫過一首《寄內》，也是集句之作，同樣必須結合四首原作，方能體會到他對妻子楊之華微妙而深的情意。

《偶成》第一句來自韋應物的《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以下簡稱《寄僚友》)，第三句出自杜甫的《宿府》，第二句與第四句集自郎士元《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以下簡稱《贈錢起》)。這三首唐詩，全都寫于安史之亂后，這絕非巧合。安史之亂是這樣一段歷史：列強環伺，蠶食國土，黨爭激烈，軍閥割據，胡人入侵，上層統治階級腐敗無能，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瞿秋白想必是以此來喻寫自己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

《寄僚友》從題目可知是寫給同事的，《宿府》乃抒懷自況之詩，《贈錢起》很顯然是寫給知己好友的。而《偶成》一詩同時包含了這三個向度，既寫給黨內的同志們，又自抒心曲，最后向知己好友遙致訣別之意。

韋應物《寄僚友》原句為“夕陽明滅亂流中”，寫舟行黃河之景，而瞿秋白被拘押在福建長汀，乃武夷山南麓一座小小的山城，于是他改“流”為“山”，不僅更應景，而且把生命般流動的河水換成了死亡般靜止的山巒。無論“亂流”還是“亂山”，整個詩句表達的都是世積亂離的時代景象?！都牧庞选肺猜搶懙溃骸盀閳舐鍢蛴位聜H，扁舟不系與心同?！边@是向洛陽同僚訴說心志?！安幌抵邸痹谥袊幕信c歸隱意識有關，典出《莊子·列御寇》“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游者也”。封建士大夫在世道幽昧或官場險惡之際，往往便生出辭官歸隱的念頭，以為那樣可以獲得“不系之舟”的解脫和自由。寫《寄僚友》前，韋應物兩度辭官，兩居寺廟，在出世入世間猶豫不決，雖懷抱強烈的歸隱之心，但始終未能離開仕途。這種心境同樣屬于瞿秋白，這是他從《寄僚友》截選詩句的深心。

第二句“落葉寒泉聽不同”，又有兩處改動?！顿涘X起》原詩為“落木寒泉聽不窮”，“落木”為秋天蕭瑟的落葉，而瞿秋白被拘押時正值盛夏，又在福建這樣的南方，稱“落木”并不合適，可見他煉字之精?！奥牪桓F”，聲音不絕于耳；“聽不同”則意味著，瞿秋白希望他的知音能從《偶成》中，“聽”出他與其他共產黨員的“不同”。

這“不同”首先是“明”與“滅”即生與死的不同?！奥淙~”有死亡意味，“寒泉”亦有黃泉、九泉之意，當瞿秋白的同志們還在熱火朝天的戰斗時，他已落葉飄零，黃泉路近。這“不同”也是指他的脾氣秉性、性格情趣與同志們迥然有別。瞿秋白有著“落葉寒泉”的文人性格，一如《多余的話》里的自我評價：“優柔寡斷，隨波逐流”、“仁慈禮讓”、“隱士思想”、“波西美亞”等等，而他的同志們，用他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的話說，“這是些勇將，從頭到腳都是純鋼打成的”。正是這種深刻的“不同”，讓他在《多余的話》中向同志們這樣喊話：“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后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宾那锇椎男愿?，也與他的身世有關。

他出身于江南士紳家庭，母親金衡玉是一位大家閨秀，能詩善文，教他背誦了大量詩詞，算是他文學的啟蒙老師。然而家道中落后，她被沉重的債務逼得走投無路，在瞿秋白十七歲那年吞服虎骨酒與火柴頭自盡了。這件事給瞿秋白留下深重的創痛，他那消極悲情的性格無疑與此創傷記憶有關。他深愛著母親，《赤都心史》寫道：“我的母親為窮所驅，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愛，永永留在我心靈中”。而“寒泉之思”即指對母親的思念之情，《詩經·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焙笫辣阋浴昂庇髦改笎垡约皩δ赣H的懷戀。母親死后，瞿秋白先去了武昌，后赴北京投奔堂兄，本打算考北大學習文學，因為貧窮，去了北洋政府開辦的免費俄文專修館學習，又以《晨報》記者身份，經哈爾濱遠赴俄國?？梢哉f，他的青春就是在四海漂泊中度過的，而“落葉”正是游子飄零的象征。典出隋孔紹安于國破家亡后所寫的《落葉》：“早秋驚落葉，飄零似客心。翻飛不肯下，猶言惜故林?！边@些“落葉寒泉”的經歷，使得瞿秋白一步步接受了“不同”的主義，也造就了他“不同”于其他共產主義戰士的“二元人物”的性格。

1925年1月，瞿秋白在中共“四大”被選為中央執委，并進入五人中央局，成為中共領袖之一，后來更是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取代陳獨秀，擔任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到1935年就義，算起來整整十年。如果說《偶成》第二句蘊含了瞿秋白年少青春的經歷，那么第三句“已忍伶俜十年事”，便是對自己人生最后十年的感慨?！傲尜贰庇泄陋?、漂泊、凋零、艱難諸義，《多余的話》對此有更充分的描寫，如“一生沒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一只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厭[壓]”，尤其“這十幾年的辛勞，確是算起來，也不能說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了”，可以說就是這句詩的白話譯文。

杜甫的《宿府》寫于唐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當時嚴武保薦杜甫做了自己的參謀，這段幕府生涯，杜甫不僅受到其他幕僚的誹謗排擠，而且干得非常辛苦，每天很晚才下班，他家又在城外的浣花溪，往往不得不留宿幕府，這便是《宿府》之題的由來。本詩對于幕府工作，對于孤獨的自我，對于時局，對于故鄉一一抒發了濃郁的苦悶和悲愁。杜甫早年確有政治抱負，但經歷了安史之亂，他的理想漸漸破滅，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就棄官不做了。如今再做嚴武的幕僚，并非政治熱情的復蘇，相反，他的心境格外頹唐，常常有種身不由己的感覺，《宿府》末句“強移棲息一枝安”之“強移”，表達了這一點。而他就像棲息在“幕府井梧”上的鳥兒一樣，渴望得到自由與解脫。所有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瞿秋白最后十年的心境。

末句“心持半偈萬緣空”更改了一字，原詩為“僧持半偈萬緣空”。這已說明瞿秋白并非臧克家所誤讀的“釋教徒”，他是借此來比喻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同時偈子乃佛家詩語，所以“心持半偈”正如《多余的話》的自我評價，一方面指他自認為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另一方面指“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這兩方面不斷斗爭，卻無法統一?！叭f緣空”，類似陸游的“死去元知萬事空”，瞿秋白臨終前的詩作之一《夢回》，亦寫到“何事萬緣俱寂后”，涵義庶幾近之。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一個無神論者，瞿秋白無疑認為根本沒有天堂或來世，死亡就是“萬緣空”。除此之外，“萬緣空”還有“心中空無所有”之意?！抖嘤嗟脑挕罚骸熬裆险紊系木氲?，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至于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后，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p>

錢起寫過一首《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尾聯是：“萬里故人能尚爾，知君視聽我心同?！倍墒吭刭浰倪@首《贈錢起》結尾寫道：“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彼麄兌急磉_了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以及與對方心意相通的知己之感，這種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便是中國文人交往的最高境界了。魯迅曾贈給瞿秋白一幅字，系清人何瓦琴從王羲之《蘭亭集序》中集字而成：“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闭f明魯迅把瞿秋白當成人生唯一的知己，以及一母同胞的兄弟。當魯迅幫瞿秋白找到新的避難住所后，瞿秋白把這幅字掛在了客廳。所以很有可能，魯迅便是瞿秋白“此心期與故人同”的那位“故人”。

瞿魯相差十八歲，個性迥異，卻又有太多相似之處。譬如都出身于江南士紳家庭，兒時家道中落，十幾歲就出入當鋪，看盡世態炎涼，青年時代都遠赴異國，懷抱救民之志與文學理想，都有肺病，也都擅長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人生均跌宕于文學與革命之間，遭受了很多明槍暗箭……兩人未見面時，瞿秋白已在信中稱“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1932年6月，他們在馮雪峰的安排下會面了，開啟了一段近兩年的密切交往。瞿秋白曾三次寓居魯迅家中，他模仿魯迅的風格撰寫了十幾篇雜文，被魯迅拿去以其常用的筆名發表，后收入自己的雜文集，這種情況只有《新青年》時期魯迅與周作人的合作可堪一比。瞿秋白還選編了《魯迅雜感選集》，他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立場，撰寫了一篇讓魯迅大為嘆服的長序，堪稱魯迅及其雜文真正的知音。

魯迅1932年就寫過一首感嘆“左翼”作家伙伴之凋零的《偶成》，是否給予瞿秋白命題的靈感？還有，魯迅是喜歡錢起的，他是否跟瞿秋白聊過這一點，已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魯迅曾抄錄錢起的《歸雁》贈予日本友人；而瞿秋白死后，魯迅在《“題未定”草(八)》中縱論錢起詩歌。他對朱光潛捻出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兩句大贊其“靜穆”不以為然，因為該詩中間四聯“頗近于‘衰颯’”，并不“靜穆”。隨后魯迅提出了他讀詩論文的方法論：“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蔽覀冏詈貌捎敏斞傅姆椒?，來閱讀瞿秋白。

瞿秋白就義后，魯迅花費大量時間心血用于編校出版亡友遺著，直到去世前兩天，他還在書信中跟曹靖華討論瞿著出版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多余的話》結尾部分提到魯迅、茅盾等人的小說“很可以再讀一讀”，這當然是真心話，不過這似乎也是作為“匪首”的瞿秋白，以不給好友帶來麻煩的最恰當的方式，和他們公開道別呢。

在生命的盡頭，瞿秋白坦率地說出了他與黨內同志們的“不同”，他希望魯迅這樣的知己能洞悉這一點，與此同時，他又多么希望能與魯迅這樣的故人“相同”，可以去從事心愛的文學，只是人時已盡，萬緣俱空，再無可能了。那么，如何認識生死之際的瞿秋白？

在行為上，他既未接受國民黨的勸降，也未變節告密，出賣任何一位同志。魯迅保留的那份《申報》，如此描寫瞿秋白的從容就義：寫完絕筆詩，他“步行中山公園，在園中涼亭內飲白干酒一斤，談笑自如，并唱俄文《國際歌》及《紅軍歌》各一闋……及至刑場，盤坐草地上，尚點頭微笑，俄頃，砰然一聲，飲彈而殞矣?！睙o論按照孟子“大丈夫”的標準，還是革命黨烈士的標準，抑或魯迅“中國的脊梁”的標準，他都當之無愧。

但在精神上瞿秋白與他的同志們分道揚鑣了。在生命的最后時日，他從政治性的烏托邦轉向了文學性的桃花源。所有被前者否定的，都被后者所尊重；所有在前者中難以安置的，都在后者那兒被盡情揮灑。他因此迎來了人生中最后一個創作高峰，那些自傳性的詩文，在生命的盡頭立言，用飽含情感而又無情剖析的筆觸，刻畫了一個極為真誠也極度矛盾的形象，或許不像其他烈士作品那樣英雄豪邁、自洽統一，卻無疑更具有現實與人性的深度，以及更大的文學價值。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以一種近乎“可怕”的真誠，在臨終前撕下面具，徹底袒露真我，正如晚清一代鴻儒俞樾在絕筆詩《別俞樾》中所寫的那樣：此后獨將真我去，任它磨滅與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