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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爭議及倫理反思

2023-03-22 13:40毛新志
倫理學研究 2023年6期
關鍵詞:人類基因滑坡倫理

毛新志,唐 婷

近年來,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進步和應用工具的多樣化,人類基因編輯的潛力被進一步激發。與此同時,人類基因編輯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治理難點也成為技術與倫理所關注的雙重焦點。在人類基因編輯的諸多倫理分析中,滑坡論成為一種有特色的論證。利用滑坡論證(slippery slope argument)對人類基因編輯進行分析,進而預防和消解其可能給人類帶來的各類風險,從而滿足人類多主體的不同利益需求是滑坡論證價值的重要體現?;抡撟C指出:“最初的一個小步驟或行動會導致一系列相關事件,最終引發有害的、災難性的和不可接受的后果?!保?](949)人類基因編輯滑坡面臨支持與反對的論證,本文在總結和分析有關人類基因編輯滑坡不同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視域和加強倫理反思,以期為人類基因編輯的研究與發展提供新的倫理分析思路和倫理規制思考。

一、支持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論證

滑坡論的核心在于以邏輯推理自證,以經驗滑坡進行判例論證,以道德價值滑坡進行價值論證。支持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者從上述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并試圖證明:在改造人的領域采用人類基因編輯,孤立地看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其可能引發的系列結果會導致我們最終執行的是我們不可接受的或存在問題的行動[2](169),因此需要禁止人類基因編輯的使用。

1.邏輯滑坡: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具有實質等同性

從邏輯上看,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的實質等同性(substantial equivalence)導致滑坡。一種支持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論證認為,從一致性的角度看,體細胞基因編輯治療和基于優生學的生殖系基因編輯之間沒有概念上的區別,其操作也存在同質性,因此,接受體細胞基因編輯也意味著接受生殖系基因編輯[2](174)。從描述倫理學的角度看,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都指向了對人類的改造。從規范倫理學的視角分析,基因治療與基因增強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一致,相同的技術實質與共同的目標成為實質等同性的兩個顯性表現,由此導致滑坡。

一方面,醫療技術手段等同,即基因編輯治療與基因編輯增強使用相同的技術手段。當前用于基因編輯的高效方式是借助CRISPR-Cas 系統來實現對基因的獲取、表達和干預。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標識基因治療和基因增強編輯工具的結構和工作原理的顯著差異,同樣的醫療技術可以用于治療和增強[3](143)?;蚓庉嫾夹g的應用范圍廣泛,在醫學上可以應用于治療、預防、增強和異種移植等,在非人類生物體上也有廣泛的應用,基因編輯技術幾乎可以用于任何生物體[4](2-3)?;蚓庉嫾夹g的廣泛使用標志著編輯對象的多樣性以及其可實現功能的多重性。有學者將基因編輯解讀為基因干預或基因修飾,這實際上是對人類基因編輯治療和基因編輯增強所使用技術的總體概括。他們明確指出,基因干預技術是指通過基因復制、剪切、增補、替換和修改等手段對人類體細胞和生殖細胞基因進行干預的生物科學技術[5](108)。由此觀之,基因干預不僅可利用體細胞或生殖細胞的編輯實現治療,而且也隱含著這類技術可以用于增強。無論是使用“人類基因修飾”還是使用“人類基因干預”的說法,實際上所指稱的都是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不同應用,同一種技術使用方式的多樣性更加證實了從人類基因編輯治療到人類基因編輯增強的滑坡可能性。

另一方面,目標共通,即基因編輯治療和基因編輯增強有相同目的——增進人類福祉。在超人類主義者看來,人能夠并且應該追求自己的無限可能。對此,呂克·費希(Luc Ferry)提出了一種生物性的超人類主義說法[6](38-40)。生物性的超人類主義提出應該對個體進行充分改造,這里“改造”的定義既包含了對個體疾病的治療,也囊括了利用生物技術手段實現個體的增強。這種生物性的超人類主義沒有脫離生物發展本身的限制,不以“從本質上超越”為目的,而是為了充實人類生活和改善人類生活質量。這種生物性的人類基因編輯增強與人類基因編輯治療一樣使人擺脫了“自然選擇”導致的任意性,能夠實現“真正的平等”,保證了受編輯的個體從同一起點出發追求個人的福祉。從生物性超人類主義的角度看,基因編輯治療與基因編輯增強同屬于以“實現人類的個性化”為目的的改造,只是以不同的操作方式進行,其根本目標是為了使人“更合理、更友愛、更貼心”[6](43)。從生物性超人類主義的觀點看,人類基因編輯治療與人類基因編輯增強具備目標共通性,二者殊途同歸。

2.經驗滑坡:警惕優生學的復蘇

經驗滑坡采取判例法來論證人類基因編輯向優生學的滑坡。從歷史經驗來看,采用基因編輯對人類進行修飾可能引發未來的“優生學”擔憂。人們對人類基因編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與其對風險的感知有關。有研究表明,感知到基因編輯風險/倫理的公眾與未感知到基因編輯風險/倫理的公眾在僅支持治療型和同時支持治療型與增強型基因編輯方面表現出顯著差異[7](117)。林恩·弗雷韋爾(Lynn Frewer)和理查德·謝普德(Richard Shepherd)認為,對基因編輯的感知完全依賴大眾的知識背景[8](48-57)。在優生學與基因編輯的判例比較中,優生學的復蘇成為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支持者的主要擔憂。

納粹優生學的歷史為人類基因編輯提供判例警示。愛德華·貝格爾(Edward M.Berger)和伯納德·格爾塔(Bernard M.Gert)指出,如果我們使用基因編輯治療鐮狀細胞性貧血和其他遺傳性疾病,就將無法分清何種程度上是在利用基因療法對我們物種進行改善,由此導致積極優生學與消極優生學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為了避免消極優生學,即使其能夠展現積極優生學的效應,也不應該允許基因編輯治療[9](674)。人類基因編輯對基因疾病的治療影響了人們對攜帶致病基因人群的看法,越來越多對基因治療好處的宣傳會使人們認為,基因疾病能夠被治療,存在基因缺陷呈顯性表現的人群及其家人如果不進行基因編輯治療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基因治療巨大效益的宣傳下,仍然出現的基因缺陷致病人群容易受到歧視。如此一來,基因編輯直接影響了患病人群的道德地位,沒有使用基因編輯治療的人群會遭受創傷。例如,把胚胎基因編輯作為一種消除殘疾的方法就給個人帶來了利用這項技術的負擔[10](76),類似的社會壓力迫使一部分人使用人類基因編輯技術。與自由選擇基因編輯不同,因社會壓力而進行的基因編輯即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個體擁有健康的體質,但從倫理上看,這一現象是否能真正推進對這些罹患基因疾病人群的公平正義還有待商榷。這種隱性的非暴力強制,在某種程度上使具有道德強制性的基因編輯產生了新環境下的基因優生學。

可遺傳的基因編輯導向了一種游擊優生學(guerrilla eugenics)??蛇z傳的基因編輯借助CRISPR-Cas 技術實現對后代的基因驅動(gene drive),這種基因驅動無須在固定的環境中被執行,而是在自由的環境中自動執行,破壞了未來的后代以及當代的生殖伴侶所擁有的權利,形成了一種新型的非自愿優生學實踐,有學者稱其為“游擊優生學”。游擊優生學伴隨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產生,有其自身的特征。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一個特點是具備遺傳性,后代的基因將會因為上一代生殖系基因的改變而變化,這種改變的遺傳穩定性尚未確證,因而帶給后代的基因變化可能是隨機的。遺傳會在每一代人身上發生,因此,相對于“選擇編輯”的人群來說,無法選擇的“被遺傳”與主動選擇的基因編輯之間存在有效性的差別和是否能夠自由選擇的差異。對生殖伴侶來說,雖然其不愿意對后代的基因進行編輯,但因他/她的生殖伴侶選擇了基因編輯,他們被剝奪了“不選擇編輯”的權利,他人的選擇給那些希望“選擇-退出”基因編輯的人帶來了負擔[11](2)。盡管這種攜帶基因驅動因素的遺傳編輯在初期會使基因驅動的遺傳信息序列在后代中的豐富度增加,遠超正常遺傳水平,但是無論這種驅動的DNA 遺傳信息導致的后果是有益的、中性的還是有害的,它都會快速在后代中傳播[12](22)。游擊優生學凸顯了實施可遺傳基因編輯的非自愿性、不可選擇性以及對后代進行不育操作的隨機性。

3.道德價值滑坡:人類承擔多重道德代價

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支持者認為,采取基因編輯手段對人類進行改造會導致人類承受多重道德代價,相比于不使用人類基因編輯,人類需要承擔更多的道德風險。道德代價指人類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為追求道德進步和社會進步所付出的道德的損害、損失和犧牲[13](120)。使用人類基因編輯使得人類承擔了更多的道德成本,道德價值滑坡是人類基因編輯道德代價的一種主要表現,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內涵式道德價值滑坡。人類基因編輯使人們產生了不恰當的道德觀念,引發道德價值內涵的轉換?;蚣夹g的進步帶給人們無限的期待,利用人類基因編輯技術改造人,實現個體的超能力,追求人的無限可能成為一批追求人類基因編輯改造者的目標。道德價值是一種關于善惡的界定,有著實踐指向,決定了人類基因編輯的應然。但是無限制改造人類的超人類主義思維隱含了人可以由自然進化轉向人工進化的路徑,引發了對基因編輯技術背景下人“能夠做什么”與“應該做什么”之間界限的一種模糊認識。人類基因編輯增強容易使人產生錯誤的道德觀念,如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自利傾向,在這樣的道德觀念指導下的行為可能阻礙道德進步。

第二種是對象性道德價值滑坡。在人類基因編輯過程中,人為的道德價值滑坡是造成道德價值損害的重要根源?!盎蚓庉媼雰骸笔录?,賀建奎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嬰兒”的遺傳基因,操縱“嬰兒”未來的生活,改變了“嬰兒”的“自我身份”,破壞了“嬰兒”的“個體自主權”[14](16)。這種操縱下一代基因的做法破壞了后代應該享有的“自然狀態”。被基因編輯的個體喪失了“自由”,需要在研究機構的監護下生活,同時還面臨“自然人”與“技術人”的身份定位錯亂。

第三種是時空性道德價值滑坡。從時間維度上看,人類基因編輯導致人們對公平正義、自由等價值的爭議持續不斷?;蚓庉嫾夹g給人類的革命性影響主要表現在基因隱私、生殖正義、代際權利和分配正義等四個方面[15](105)。以生殖正義問題為例,英國納菲爾德生命倫理理事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支持在個人生育上使用基因編輯,其理由在于:第一,生育被自然主義者視為延續人類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也是人類欲望的一種滿足;第二,滿足個人利用基因編輯進行生殖的原因在于這種方式實現了對個人生育權利的尊重[16](515)。但報告也指出,就個人利益而言,父母需要考慮未來人的利益,僅考慮父母的利益是不夠的[16](516),未來人的利益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父母隨意進行生殖決策。對生命價值的解釋和認同存在異議,對后代利益與父母生殖權益的理解存在爭議,增加了人們認識自我和確證自我價值的難度。從空間維度上看,在人類基因編輯的全球化推進過程中,部分研究單位通過風險轉移、歪曲知情同意等操作,將本應受到嚴格監督和管理的試驗轉移到受限較少的地區進行,導致了應有倫理秩序的缺失,引發“倫理傾銷”(ethics dumping)問題。倫理傾銷不僅直接影響受試方的倫理受益和破壞原有的倫理秩序,也會間接引發倫理洗白(ethic washing)和倫理抨擊(ethic bashing)等問題[17](210-219),從而干擾甚至破壞全球倫理秩序?!皞惱硐窗住睘樯镝t藥公司的操作提供合理借口,使其面臨的倫理質疑減少,增強其試驗研究的合法性,但他們所描述的道德目的實際上是一種“偽善”?!皞惱砼険簟眲t有對人類基因編輯進行過度倫理批判之嫌,有可能對人類基因編輯作出故意貶低、影響人類基因編輯正常發展的倫理評估。

二、反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論證

反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觀點從邏輯滑坡、經驗滑坡和道德價值滑坡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如從邏輯上分析人類基因編輯滑坡各要素之間的相關性和整體邏輯推理的連貫性。特魯迪·戈維爾(Govier Trudy)指出,滑坡論在邏輯上容易產生同化謬誤,因果聯系中沒有前提基礎,導致錯誤是實質性的而非原則性的[18](303-316)。從經驗上看,人類基因編輯的優生學滑坡并不一定發生,當前的人類基因編輯區別于歷史上以國家為主體對人種整體實施的強制性優生。從道德價值的正向作用上看,道德價值滑坡能夠推進人類基因編輯向合理化發展的思考,并最終轉化成推動人類基因編輯道德爬坡的正向力量。

1.質疑邏輯滑坡:邏輯連貫性與各要素之間的相關性存疑

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反對需要仔細考察其邏輯推理的關鍵環節。通過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邏輯進行逐層分析,其在邏輯起點、邏輯的聯結以及推理結果的可信度上存在一些問題。

反對的觀點認為,無法判斷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起點是構成持續滑坡的首要驅動力,因此判定人類基因編輯邏輯滑坡存在不合理性。弗里德里克·邵爾(Frederick Schauer)指出,滑坡論不能明確承認當前事例令人反對,否則便可以不使用滑坡論而更直接地斷定當前事例是允許的[19](368-369)。事實上,在反對人類基因編輯使用的滑坡推論中,對于初步的行動,如基因編輯治療,并沒有給出有違倫理的判斷。有學者明確指出,滑坡的第一步是在行動者(agent)的控制下發生的,第一步不一定是不可靠的[20](13)。因此,從滑坡論證本身的邏輯角度看,對邏輯起點的不予置評成為反駁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重要突破點。在喬治·斯皮爾森納(Georg Spielthenner)看來,如果前提無法支持結論,那么這個論點便毫無價值[21](151)。當沒有明顯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對人類基因編輯時,滑坡論反對人類基因編輯便淪為一種盲目的固執,缺乏應有的合理性。人類基因編輯存在風險并不能等同于應該禁止該技術的發展,正是因為人類基因編輯的巨大潛力,有序推進其臨床研究才有了充分的理由。

與此同時,人類基因編輯滑坡推進的連貫性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從現有對滑坡邏輯推理結構的描述來看,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其過程的模糊性。這種模糊的過程一直延續到當初并未預想的情況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模糊的過程被機會主義延伸到超出當時所能容忍的限度[22](170-171)。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推進序列被反對者質疑,是因為在原有的邏輯滑坡中設定了一個無法清晰解釋的灰色區域(gray area/gray zone),人類基因編輯到達灰色區域后經過無法解釋的邏輯轉換直接到達了支持滑坡論者所說的坡底。人類基因編輯經由驅動因素進入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中沒有特定的點使其停止下來,在灰色區域中不確定的點上失去了控制,突破了這個點后便到達了滑坡底部[23](296)。進一步實現對“灰色區域”的清晰解釋,當前還存在困難。從現有的基因編輯發展狀況來看,技術風險、倫理風險構成了一個模糊區域,因無法明確技術的準確性和編輯的有效性,故只有持續深入地進一步研究,才有可能破解這些風險帶來的難題。

從演繹的角度看,結果的不穩定性無法推定存在滑坡。在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反對者看來,這種結果主義導向夸大了后果的有害性。在實際行動中,雖然可以預先推測可能出現的結果,但是對結果的確定性卻很難保證,無論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進行推演,只有行動之后才能知道真實后果是什么[21](157)。反對的觀點直指其預測后果的不穩定性。對人類基因編輯的影響和后果的推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人類在面對基因編輯時,理論狀態與實踐之間存在著斷聯現象。實踐的缺失,渲染了一種恐怖氛圍,特別是當“科林格里奇困境”展現在人們面前時,更是加深了對人類基因編輯的悲觀情緒。因此,憑借預測的災難性后果而禁止使用人類基因編輯,判定如果繼續進行人類基因編輯將會導致滑坡的觀點缺乏論證方面的說服力。

2.考察經驗滑坡:非必然導致優生學結果

優生學的歷史引發了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論斷,但在判斷人類基因編輯是否會導致優生學滑坡時,需要明確人類基因編輯與優生學的差異,這是考察基因編輯經驗滑坡可靠性的關鍵。事實上,優生學與人類基因編輯的聯系并不像支持滑坡者所說的那樣緊密。就生殖目的而言,優生學與人類基因編輯似乎都是通過基因篩選實現對人類性狀的遺傳改善,促進后代在未來生活得更好,但人類基因編輯與優生學的實施過程和性質存在較大差異,援引納粹優生學的歷史經驗對人類基因編輯進行禁止缺乏合理的理由。這種辯論在較為粗略的程度上進行了一種大滑坡論證(the great slippery slope argument),而無法對更為詳細的經驗滑坡進行精準的說明。伯吉斯(J.A.Burgess)指出,雖然滑坡的指控是公允的,形成了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人類基因編輯的重要探討,但是這種大滑坡論證很少深入形成詳細的滑坡論證,只提出了最粗略的構想,將舉證責任留給了反駁方[22](169)。

反對人類基因編輯優生學滑坡的觀點認為,優生學經驗論證不可靠的原因在于二者的性質不同。人類基因編輯是一種特殊的個體改善自身的生殖實踐,在現有的規范中,嚴格設置了針對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條款和規定程序,并不像納粹優生學以國家權力對人類實施強制優生和管控。強迫進行優生直接侵犯了人作為獨立權利享有者的應有之義。而且,這種經驗判斷所引用的證據是零散的和不完整的,是從不同的地點和時間得出二者相似的結論[22](170)。優生學經驗論證以納粹優生學的歷史來警告人們,人類基因編輯會導致優生學在全球其他地區發生,沒有充分考慮生命倫理需要分類討論的境遇論差異。

與傳統優生學相比,新型優生學——游擊優生學(guerrilla eugenics)——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從性質上看,它與納粹優生學有著根本差別。反對者認為人類基因編輯不會導致經驗上的優生學滑坡。游擊優生的目的是防止不健康的孩子出生,而不是促進健康的孩子出生。從這樣的視角看,治療疾病而不是增強機能是其根本指向,這種目標設定與歷史上的納粹優生學存在本質差別。反對者認為,這種優生實際上并不滿足消極優生學的各個要素。從內涵上看,這種利用人類基因編輯實現對后代改造的方式是一種新優生學或個體優生學(private eugenics)[24](217)。朱利安·薩烏列斯庫(Julian Savulescu)將這種實踐稱為生殖善行(procreative beneficence),意在描述一種父母改善后代遺傳品質的義務[25](274)。從特征上看,這種生殖善行與納粹優生學的差異在于,它拒絕病理性特征在人體內存在,旨在利用可及手段防止病理性的孩子出生,但是并不會殺害已經存在的生命[26](667)。這種個體的基因編輯實踐是基于父母選擇的個人自由發展而來的,與選擇利用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來防止生育患有疾病或缺陷的后代有著同樣的意義。人類基因編輯導致的游擊優生學是一種預防疾病、使人們免除未來痛苦的實踐,這種實踐的目標是為出生后的孩子提供更好的選擇基礎,而不是代替后代進行性狀選擇。

3.相對主義視角:道德價值滑坡的正向價值對人類基因編輯合理性的貢獻

從絕對意義上看,道德價值滑坡是一種具有負面效應的道德傷害,但是從相對主義的角度說,道德價值滑坡能夠轉化為正向價值。因此,反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者認為,已有的道德價值滑坡論述不能成為證成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理由。從整體論視角看,道德價值滑坡的思想實驗為論證人類基因編輯的合理性提供了正向支持。人類基因編輯對新的道德內涵和倫理秩序提出了要求。從推進道德發展的進程上看,道德價值滑坡并不必然是一種不好的影響,在一定語境下,人類基因編輯的道德價值滑坡能夠轉化為道德進步,推進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研究與價值反思。

這種道德價值滑坡的正向價值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人類基因編輯道德價值滑坡推進了相關的思想試驗,豐富的內涵探討和不同語境的融合能夠推動對人類基因編輯的科學與有效評估。人類基因編輯可能導致的道德價值滑坡基于不同的思想實驗,在不同情境下考慮了對人類所需價值觀的維護或避免對其可能的破壞。無論是探討人類基因編輯可能導致人的生物性質的裂變、人的社會性質的裂變還是人類文明性質的裂變[27](113-121),抑或說明人類基因編輯所帶來的對“自然”的困惑[28](109-115),都提供了探討人類基因編輯合理性的多樣路徑。在預設的思想試驗中,可能導致的道德價值滑坡應該是我們在思考時需要謹慎處理的問題。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道德價值滑坡,才進一步凸顯了在各類道德價值中,我們優先選擇的價值須有具體的正當性理由,它能幫助我們論證采取怎樣的方式來對風險和受益進行評估才是人類基因編輯的合理取向。

另一方面,人類基因編輯道德價值滑坡有助于明確道德邊界,推動構建科學與適宜的倫理治理框架。人類基因編輯道德價值滑坡強調了可能導致倫理標準下降和道德滑坡的風險,警告我們不能無限制地追求人類基因編輯。這使人們更加警覺和謹慎地考慮基因編輯的道德限制和潛在后果,以確保其在道義和倫理的框架內進行。道德價值具備內隱性的特征,在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探討中,它著眼于社會意識,注重對人際關系的協調,是人的一種內在自覺。道德價值滑坡論激發了人們對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思考和討論,使人們關注基因編輯對人類尊嚴、個人自主性和社會價值的影響。這種討論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倫理準則和價值觀,以及它們在基因編輯決策中的適用性。而且,在人類基因編輯中,可能存在一些復雜情況和辯論,如治療性基因編輯與非治療性基因編輯之間的界限模糊,或者正當利益與非正當利益之間的權衡,而滑坡論可以引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處理這些道德挑戰,并構建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治理框架。

三、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爭議的倫理反思

是否應該允許人類基因編輯,不能基于孤立的某個論證,應該從多維度、立體化和全方位的整體視角進行分析與論證。人類基因編輯是一項關聯社會群體、不同國家甚至地球上所有人的浩大工程技術,因此,需要在綜合的理論視角和開放的治理框架下進行研究和論證。但是,因為基因編輯的不斷發展與滑坡論論證形式的多樣化,一味肯定或否定人類基因編輯是片面的,單一視角的觀察與分析必然帶來評估的缺漏。從超人類主義與生物保守主義的對峙看,人類基因編輯的滑坡爭議可能長期存在。我們認為,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爭議和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點價值。

第一,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爭論維系了人類基因編輯的謹慎語境,使人類基因編輯避免落入烏托邦或敵托邦的兩極誤區。當前對人類基因編輯的未知風險和后果的爭論不斷擴展,引發人們對人類生命安全和倫理安全的擔憂,這些爭議構成了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正反論證。從2015 年、2018 年和2023 年召開的三次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ome editing)來看,在不同的觀點爭鳴中,逐漸確立了人類基因編輯要遵守促進福祉、公開透明、應盡責任、科學誠信、尊重個人、公平合作等原則,提出了制定國際監管框架的規劃,對公眾參與予以重點關注并持續關注人類基因編輯領域的倫理問題。我們對人類基因編輯的評估進行動態調整,“需要依托不偏不倚的觀察者角色與‘應當’的倫理學話語”[29](117)。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爭議語境為第三方觀察者視角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應當結合兩方的不同論證分析,實現對人類基因編輯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這種第三方的觀察者角色提供了對直覺判斷的考察以及對道德原則的檢驗。

第二,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產生的倫理需求可以進一步促進倫理范式的轉變,推動人類基因編輯理性的倫理推理與深刻的價值反思。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探討面臨著反對觀點多于支持觀點的狀況,理性地對待人類基因編輯需要對雙方的觀點進行綜合評估,這使得對人類基因編輯的治理需要兼收并蓄,合理篩選有效討論。從整體上看,人類基因編輯的未來風險是人們憂懼這種技術的主要原因,以滑坡論視角參與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討論是合理且必要的,滑坡論證為人類基因編輯的評估及其倫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梢钥吹?,生物性超人類主義支持以可及手段對人類實行基因編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發揮人類的潛能,提高人類的生存能力;但是生物保守主義設想了以基因編輯手段創造出的后人類時代會面臨“人將不人”的復雜局面,從而反對人類基因編輯。從理論上看,這兩類觀點并沒有錯誤,但是結合人類基因編輯的真實實踐,則需要對原有的理論范式進行調整。使用傳統道義論、契約論對人類基因編輯進行分析面臨著一些挑戰。在陳化等學者看來,契約主義對于基因編輯技術的闡釋力較為有限[29](117-124)。因此,面對具備新特征的人類基因編輯實踐,需要對倫理治理理論進行調整、完善和創新,它不僅需要對倫理概念、倫理范疇和倫理規范作出進一步解釋,更需要對倫理治理機制、倫理治理模式和倫理治理路徑等進行深入研究。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論證關注到了道德價值所具備的對象性和時空性等特征,發現了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的“倫理傾銷”問題,這種新的變化急需新的倫理治理理論和倫理研究范式的出現。

第三,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有利于推進人類基因編輯的全球倫理治理。全球倫理治理是應對新興科技革命引發的各種倫理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已經成為廣泛共識。人類基因編輯技術作為前沿科技的典型代表,理應在全球倫理治理方面作出表率,而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全球倫理治理。首先,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推動了跨學科的交流。人類基因編輯的全球倫理治理需要更多的主體參與進來,需要跨學科的廣泛討論從而達成倫理治理共識。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對科學實證數據、倫理原則和社會價值觀進行了綜合考慮,涉及生物醫學、倫理學、哲學、社會學、法律、管理學等多學科領域,以滑坡論證的形式進行分析,可以促進不同領域的學者和專家達成共識。其次,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對全球倫理治理提出了監管要求,需要重視人類基因編輯的監管和治理。面對潛在的滑坡效應,有效的監管機制和治理框架可以幫助我們避免不可接受的連鎖反應。世界各國應致力于倫理準則、審查標準和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確保人類基因編輯的實踐在合理和負責的范圍內進行。最后,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證凸顯了增強公眾參與和問責機制的重要性?;抡撘馕吨祟惢蚓庉嫷臎Q策和實踐應該是一個廣泛參與的過程,公眾應該參與到倫理決策中,與科學家、立法者和決策者開展對話。建立問責機制和監測機制,以確保人類基因編輯的實踐符合道德規范和社會期望,也是滑坡論衍生的重要議題。

當然,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不同觀點進行考察,也會發現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第一,正確認識邏輯關聯的模糊性?;抡撟C假設了一種連鎖反應的過程,即一旦接受了某個行為或政策,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負面后果。但是,這種連鎖反應并非必然發生,后果往往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導致邏輯推理可能有誤差,而邏輯滑坡暫時沒有辦法解釋這種不準確性。邏輯滑坡論證忽視了復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導致過于簡化復雜因素影響的現實情況。從邏輯角度的論述來看,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邏輯連貫性有待進一步深入思考。當前的邏輯推理連貫性受到質疑,部分學者甚至認為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是一種可以廢止的論述。從邏輯推理上看,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需要有堅實的前提,而且要構建充分且必要的邏輯結構,才能使邏輯推理結果可靠。而在現有的討論中,推理邏輯過程中的“灰色區域”的模糊性導致人們不能確信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的存在,僅憑想象的未來恐懼圖景來激發人們的自保情感不能成為禁止人類基因編輯的理由。

第二,重點關注判例經驗的境遇多樣性。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證往往忽視實踐經驗和有效的監管機制。雖然存在滑坡效應的潛在可能性,但社會和政府可以通過科學、精準、規范和有效的監管監測來避免不可接受的連鎖反應。僅僅從理論上的可能性得出結論,會導致行為者在實際情況中可能過于悲觀或不切實際。從經驗滑坡的角度看,人類基因編輯存在優生學的滑坡可能,但也能用于實現積極優生。因此,應從判例經驗的境遇多樣性方面進行多維度思考和結構化的倫理構建,并在此基礎上綜合研判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的多重價值。

第三,理應擴展道德價值滑坡的相對主義視角。雖然人類基因編輯的道德價值滑坡論探討了善惡問題與應然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以實踐作為支撐,不斷深化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研究與價值反思。復雜的道德價值滑坡思想試驗應結合技術風險和人類不同的文化背景,構建一種基于相對主義視角的積極倫理風險評估體系。目前,人類基因編輯滑坡爭議中的道德價值滑坡的意義被嚴重低估,通過思想實驗得出的道德價值滑坡結論是下一步道德決策的重要參考,具有正向價值,不應僅僅被作為反對理由使用,而是需要借此實現治理結構的優化和治理方式的升級,促進人類基因編輯健康有序發展。

結語

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使人類面臨非傳統倫理的挑戰,接受或拒絕人類基因編輯對人的改造是一個困擾人類并處于激烈爭論的話題。人類必須直面人類基因編輯的各種風險,運用現行的技術手段和倫理范式維護人類價值和權益。在此境遇下,人類基因編輯滑坡論證的爭議為人類基因編輯科學治理提供了進行倫理評估的重要參考。當前,我們對人類基因編輯的處理不應“一禁了之”,也不能“先做了再說”,而是需要尋找到合適的倫理邊界,不僅要探索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發展的合理路徑,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研究與應用的社會風險,推動人類基因編輯的敏捷治理,并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福祉。

滑坡論證的使用應該與科學研究、倫理原則、公眾參與和倫理境遇等有機結合起來,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進行精準研判?;抡撛谌祟惢蚓庉嫾夹g評估中的使用為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治理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與分析范例。加強風險評估、構建預防措施、推動公眾參與和分析情境特性,并進行定期評估和調整優化,將推動科學有效的倫理決策,更好地應對生命科學領域的倫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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