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倫理視域下科技產業化組織的正效應及其實現機制

蔣 玉

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科教興國戰略單獨成章，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萍歼M步和創新的源動力來自生產、生活需要，而這種基于需要的源動力得以實現的關鍵則在于產業化。作為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實體形態，科技產業化組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與科技產業化的各種組織形式所發揮的正效應具有密切關系?？萍籍a業化組織的有效運作有助于形成科技—產業和諧共贏的倫理生態，通過組織監督與多主體的自律性協作，形成積極的創新文化，推動自身的道德化發展，并引導產業良性發展。要想使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保持在最佳水平，不能只關注科技人員個人的道德修養，還必須把握科技產業化組織結構、制度、決策、運行的倫理性，通過引入組織倫理，建立相應的倫理實現機制。否則，科技產業化組織非但不能處于綜合效應的最佳水平，反而會出現消極的倫理后果。筆者曾針對科技產業化組織負效應的防范和規制專門撰文討論，在前文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應基于科技產業化組織雙刃特征就其正效應的實現展開探討，以最大程度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價值。

一、科技產業化組織的類型及其雙刃特征

作為活動和實體的“組織”，科技產業化組織旨在促進科學技術向生產力的轉化，實現其社會價值?？萍籍a業化組織本質上是科學技術與生產條件、生產要素有機結合的方式，因此，科技產業化組織的存在價值自然在于促進科技的產業化進程，即促進科學向技術的轉化，并通過產業化過程，促進技術向實用、生活的轉化，從而使科學技術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總體上說，這既是科學技術的自然歸宿，也是科學技術之價值的實現途徑。但在推進產業化過程中，受市場機制影響，科技產業化組織會表現出對資本的“歸順”，追求利潤和產值，導致科學與技術的疏離，阻礙科技的進步。萬物有雙刃，科技產業化組織也具有明顯的雙刃特征，基于雙刃特征，通過強化正效應以防范負效應是科技產業化組織良性發展的有效路徑。而不同類型的科技產業化組織的雙刃特征亦有不同。

對于科技產業化的“組織”的理解，存在兩種不同情況：一是作為活動的“組織”，指按一定目的進行編排、組合以有利于協同行動的社會過程，一般地說，它也是管理的一項職能；二是作為社會實體，指以人為主要元素構成并具有相應的目標和協同活動的社會系統，它通常會擁有特定的權力運作體系，并通過該體系對所需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本文所稱的“科技產業化組織”，指為了推動科技向工業應用轉化，從而促進其產業價值實現的各種活動以及以此為目標形成的社會實體，就其要素而言，它不僅僅包括以人為要素的單個實體，還包括以科研單位、專業學會、項目組織或企業等為要素的實體聯合［1］（91）。無論是單一實體還是實體的聯合，它們都會擁有技術分系統、結構分系統、社會心理分系統、管理分系統等，懷有目標的人們在技術分系統中使用知識、技術和設施在一起進行整體活動，結成不同的社會關系，形成一定的結構分系統和社會心理分系統，并利用管理分系統，實現各分系統的協調運行，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整體功能。依據我國當前科技產業化的現實，筆者就科技產業化組織的主要形態及其雙刃特征做如下類型學分析。

其一，產業集群。這是以產業為中心的松散型組織形態?！爱a業集群是指在特定的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協會等）構成的群體?！保?］（33）換言之，產業集群是依據分工協作思路建立起來的，把專業上既相互關聯又相互獨立的企業及支撐機構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進行集聚。產業集群是否屬于科技產業化的組織形態，取決于科技在這種集聚中所處的地位和可能發揮作用的大小。只有它的建立伴隨著科技的強大驅動力、較全面的科技服務體系，乃至以科技為龍頭時，它才在特定意義上成為科技產業化的組織形態，在這種形態下，產業集群會對科技創新、科技產業化產生強烈的促動效果，產業集群“作為空間經濟活動的主要組織形式和載體，由于具有專業化分工協作、資源協同、要素共享等外部經濟優勢”［3］（114），被視作科技創新的有效溫床，是實現科技創新的重要途徑?！案咚娇萍紕撔碌漠a業集群從系統的整體性出發，協同整合資源，協同突破困難和技術障礙，在全面開放的競爭環境之中，不斷地開拓前進，形成產業集群協同作戰的競爭模式?！保?］（101）在推進科技產業化過程中，產業集群受市場邏輯影響，會尋求有更大利潤空間的技術和產品，喪失對科技進步的追求，淪落為常規產業的集群化，這種實用、逐利文化會侵蝕科學文化精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技術創新，存在誤導科技發展方向的風險，或者忽視科技應用的負效應，導致科技與生活的疏離。

其二，科技園區，或曰高新技術園區、高科技產業園。這是一種以科技為中心的半松散型組織形態?？萍籍a業園的重要目的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其中的企業多為由科研組織、高?；蚱渌蒲兄黧w以其系列科技成果為主打產品而組建，或以其科技成果為無形資產入股而形成的技術合作型企業組織。為實現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目的，科技園區主要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服務：（1）科技研發的投入。一般由政府對園內企業的技術研發項目提供不同程度的資助，并要求企業同時按照一定比例或額度投入項目研發，從而使政府有限的資助帶動企業加大對科學技術研發的投入，促進企業的科技進步。（2）企業“孵化”補貼。由政府組織相關機構對申請進入園內產業孵化區的企業進行評估，提供給滿足入孵要求的企業以一定額度的基金資助、企業補貼，以及入住科技園的其他相關費用的減免，從而使科技含量高但運營資本有限的高科技型小企業獲得較好的孵化條件，對初創的小企業來說是極好的發展機會。（3）科技成果評估和保護?？萍紙@區主要從科技成果創新性、競爭力、可行性和資源等方面進行多方位評估，并督促、幫助企業通過制定新型保密合同、申報國際專利等多元方式保護企業有商業發展潛力的理論成果。（4）商業發展咨詢。由于入園企業的優勢多為科技研發，在經營方面往往會依靠科技園的相關商業咨詢服務。針對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題，如市場推廣、管理融資、批量生產、國際化等，科技園區管理者會聘請或召集各類專家為企業提供指導和咨詢?？萍紙@區的使命應是促進科學技術與產業發展的雙贏，通過產業化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但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逐利性會驅使科技園區以利潤和產值為目標，局限于近期能帶來巨大利益的科技項目，使其在科技園區內進行大規模生產?？萍紙@區異化為大公司的生產基地，并遵從市場邏輯，只關注能轉化為經濟效益的技術，技術發展不再遵循科學邏輯，從而導致科學與技術的分離，阻礙科學的發展。

其三，科技—產業攻關項目。這種項目多是一種在政府主導下、以攻關任務為中心的緊密型組織形態，政府會注入公共科技投入，同時對項目成果及其使用擁有一定的權益。一般情況下，這種項目的設立或是用重大項目引導科技發展的走向，或是提高公共產品的質量、擴大公共產品的總量。這類項目通常具有體現政府意志、集成多方面資源、潛在影響力廣泛、系統復雜等重要特點，因而依賴不同行業、不同機構、不同學科、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的協同創新和融合集成。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需要參與其中的各個行為主體之間互相開放，以達到更高程度的資源共享、交流協作與協同創新。只有多維主體的跨界交流協作，才能提高風險防范能力，從而實現科技資源利用的最優化。由于項目本身系在政府主導下設立，其決策、執行、監督也往往依賴政府相關方面的價值取向和行動邏輯，導致項目本身所必須具備的科技自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政府主管科技部門對項目的科學基礎、關鍵技術、支撐條件等缺乏專業認知，加之錯誤政績觀影響，導致項目發展受阻，致使科技落空和政府落空。

其四，不同科技組織聯合設立或科技組織直接設立的各種科技—經濟實體，這是科技組織或其聯合通過產業化轉型而形成的單體形態，包括以研究所、科技咨詢公司等名義設立的各種科技—經濟實體。其活動的方式與結果一般遵循科學理性與經濟理性相結合的行動邏輯，并依組織領導人的專業遠見和領導人之間的合作水平而定，有些更側重科學的進步，有些更側重技術的創新。但是，組織介入會使每一位科技工作者不僅要面對學術良心，還要受制于組織規約?？萍脊ぷ髡呖赡芷扔诮M織需求或組織壓力而隱瞞科技應用中的負效應，從而威脅社會秩序、人民安全和經濟持續發展，導致科技與社會經濟的疏離。

二、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倫理分析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科技產業化組織是擔此重任的主體。從不同類型的科技產業化組織的雙刃特征出發，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防范科技產業化組織的負效應、強化其正效應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英國興衰史從側面印證了科學技術與產業化結合或分離的不同意義。

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科技事業經歷了兩個特殊意義的聯合，即“商業資本與新科學的聯合”“工業資本與新科學的聯合”。一些學者開始作出走進作坊、與資本家定期聚會之類“富有深遠意義的”“意味著科學走向生產”的舉動，像以“工業革命尖兵”著稱的“新月社”，就是由化學家普利斯特利和工業家博爾頓、威季伍德以及瓦特等經常定期聚會而形成的小團體，它不僅是“科技與工業結合的象征”［5］（17-18），也可以視作科技產業化組織的雛形。此后，紛紛成立的各種學會等科技團體以及國家資助研究等方式促進了科技與國家權力的結合，但是，與此同時，盡管“工業獎勵協會”等民間團體以及企業、國家給予研究者以獎勵等措施進一步豐富了科技產業化的組織形態，但是這方面的舉措卻相當有限，加之科學家和工業資產階級“紳士化”，限制了科技的產業化進程，甚至造成了科技與生產分離的趨勢。

也許不能武斷地說，是科技與生產分離以及對科技產業化的阻滯導致了后來英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喪失，但科技與產業的結合所發生的積極效應卻是肯定的。擔此重任的科技產業化組織的正效應更重要的當然是它對科技、產業本身發展的有效促進，但在倫理上也應得到積極的評價。這種倫理上的積極面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技產業化組織的有效運行有助于形成科技—產業和諧共贏的倫理生態，確?？萍寂c產業、社會的相互促進。組織能夠作為一種激勵方式，對科技發展、科技產業化進程起到有效的激勵、促進作用，由此產生兩種衍生效應，即企業衍生效應和技術衍生效應。在組織化的形態下，科技能夠與產業更好地結合，實現關聯技術的協同進化、互利共生，通過良性運行的產業生態，形成良好的科技生態，避免分離狀態下因缺乏溝通合作而導致的成本耗費、心理隔閡。由此，“衍生效應能夠提升競爭優勢和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對高科技產業集群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同時，衍生效應能夠強化集群專業化分工，促進技術擴散；技術衍生效應能促進企業規?；蛯I化，而企業衍生效應強化了集群內部的競爭，能促進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6］（62）。

其次，科技產業化組織的良性運行還會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城市生活空間。以園區集群方式為例，目前主要有兩種模式：科技商務區和生態商務區。前者以集聚創業企業、科技研發企業和企業總部為主，通過舉辦科學前沿研討會、技術創新論壇、企業家沙龍等區域內公共活動，以良好的社會氛圍激發創新氛圍，提升創新水平；后者則兼顧人文與環境，在生態理念下，實現城市與科技產業化組織有機融合，以科技創新提升產業化水平、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城市生態，滿足人們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不同于科技商務區，生態商務區形式上更注重以人為本、生態保護的城市空間的營造。

再次，科技產業化組織的有效運行能夠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引導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良性方向，使國家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得以貫徹落實，從而保證科技、產業發展的道德性?？茖W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和重要的精神力量，極大地推動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科學技術的“雙刃劍”效應也日益凸顯，將人類推向不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危險邊緣。在這一背景下，科技倫理應運而生?？萍籍a業化組織可以說是科技倫理的重要主體，其以合乎道德方式的有效運行使科技倫理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化，確?？萍紕撔屡c產業發展的道德方向。

科技產業化組織合乎道德方式的有效運行也可確?？萍及l展充分體現國家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從而貫徹落實國家科技政策、產業政策，以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為重點，研發具有較高自主創新和顯著社會經濟效益的科技產品。因此，政府需要直接組織，或制定傾斜性、優惠性政策以及行業協會出面協調等方式，成立特定形式的科技產業化組織，使技術創新更多地從研究者的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由此可見，科技產業化組織的誕生往往伴隨著科技政策的執行，或者直接作為科技政策的衍生物而存在，換言之，國家的科技政策往往正是通過成立或改組科技產業化組織，實現科技向產業的價值轉移，從而切實貫徹科技政策。同時，科技產業化組織還可能通過對相關企業注入某種新興技術的方式直接將企業發展引導到健康、人文方向上來。

最后，科技產業化組織的有效運行能夠通過組織監督與多主體的自律性協作，形成基于市場導向的協同創新文化，促進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創新，孕育科技、產業新風尚。從現實的科技產業化組織類型看，無論哪一種類型，都往往有企業、政府（如科技—產業園區管理部門）以及高校、院所共同參與，組織化的過程會創造或磨合出新的行為準則，培育組織內部、組織間的合作與共享精神，并由相應的組織監督實施，從而體現為基于市場導向的互補、雙贏的協同創新行為以及不同組織之間的道德自律行為、企業內部的協力攻關行為?？萍籍a業化組織，“作為一種連接政產學研等組織的中介機構，能夠聚集自身與其他主體資源優勢，并在政府政策鼓勵和市場驅動雙重引導下，向符合條件的創業企業提供支持，為科技成果轉化和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平臺與基礎”［7］（1653）?？萍籍a業化組織經常開展的產業論壇、技術沙龍、企業家峰會、學術研討以及洽談、展覽、考察等活動，科技產業化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流動，都會使人們在交流與合作中產生有益的思想碰撞、觀念交鋒，創新的思想與方法、成功的經驗與教訓得以傳播，也促進了組織內外人們的觀念變化與文化交融。這使得先進的思想觀念一方面會固化為正式的制度和規則被組織遵循，另一方面會繼續以組織倫理氛圍即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未來社會中的產業風尚正是從這種特殊的精神交流中孕育出來的。

三、基于組織倫理建構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實現機制

從個體道德到組織倫理，實現了道德建設思路的當代轉換，彌補了傳統倫理理論主要依托個體德性進行道德建設的個體單一性缺憾。受抽象思維發展水平的影響，傳統倫理理論認為，難以附著于具體實物形式的組織沒有自由意志、不具有道德主體性，無法也無須從倫理道德的視角審視組織。但深析現代社會的道德悲劇，不難發現并非只是因為個體的道德淪喪，恰恰是大量組織實體的不道德行為所致。西方學者對組織倫理的研究較早一些，20 世紀80 年代，組織倫理學已進入工商管理領域，組織倫理制度、組織倫理氛圍等成為研究熱點。有學者預言，組織倫理終有一天會取代商業倫理。但仍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組織倫理深受個體道德品性影響，并最終通過個體的道德行為實現，因此，不存在獨立的組織倫理。組織倫理在某種意義上等同于個體道德素養，特別是組織管理者的道德素養。這種對組織倫理的片面認識顯然缺乏對組織特性的深刻把握。組織是由互動的個人或團體為實現一定的目標結合而成的、具有內在結構和秩序的社會實體。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組織具有自我選擇、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即組織具備自覺自控的自由品格。同時，作為個人或團體的有機組合，組織具有較大的整體行為能力，組織及其行為相應地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因此，組織能夠且應該成為道德責任的主體。當代倫理學應直面時代的道德悲劇和傳統倫理理論的個體單一性之弊，給予組織實體以倫理觀照，建構從個體道德到組織倫理的“個體—組織”道德建設范式。

所謂組織倫理，指組織依據蘊含于組織過程和組織結構中的倫理道德價值，在設定目標、制定制度、優化決策、謀劃發展時作出合乎善的評判、選擇和行為。組織倫理對于促進組織的良性發展，加強組織的團結與凝聚、激勵組織成員、塑造組織形象、提升組織的社會地位，培育組織基于倫理的競爭優勢，提高組織績效具有重要意義?？萍籍a業化組織正效應的實現既需要科技人員的個體道德素養，又需要組織倫理的介入。首先，組織倫理可以整合科技產業化組織成員個體不同的道德意識、道德觀念、多元的道德取向及組織歷時態與共時態倫理資源，從而使科技產業化組織與組織成員達成道德共識，形成統一的道德信念、穩定的倫理秩序。在科技產業化組織倫理場域中凝聚組織成員，強化組織團結。其次，組織倫理可以幫助科技產業化組織處理其與其他組織及社會大系統的矛盾，即處理好個體與類、特殊與普遍的統一，引導其承擔道德責任，自覺履行道德義務，以基于倫理的競爭優勢參與到社會大系統中，促進社會整體和諧。最后，組織倫理的功能不僅是對科技工業化進程進行道德糾偏或規制，更重要的是為科技的發展引領倫理方向，尋找倫理動力。具有倫理追求的科技產業化組織不僅可以有效地應對權力邏輯、資本邏輯對其的滲透和沖擊，化解倫理危機，還可以幫助其適應快速變化的倫理環境，通過倫理培訓、倫理決策、倫理反省、倫理自律和倫理創造為其發展注入向上向善的倫理動力。如果組織倫理的使命只是局限于對科技工業化活動的糾偏和規制，那么，倫理永遠只是科技活動和工業發展的約束的甚至是保守的力量。

基于組織倫理建構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實現機制，其本質就在于探尋激發與科技發展和工業活動相匹配的倫理動力。從倫理動力生成邏輯出發，通過建構組織倫理培訓機制、組織倫理共同體意識養成機制、組織倫理決策機制、組織倫理運作機制和組織倫理自律機制，為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實現提供倫理保障。

第一，組織倫理培訓機制。通過組織倫理培訓，提升科技產業化組織及其成員的倫理能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確?？萍紕撔潞彤a業發展的道德性。組織倫理培訓可以是一般的強化認知、培養道德選擇傾向性和行為習慣的教育訓練過程，它所強調的，是科技產業化組織及其成員在組織倫理能力而非個體道德素質方面的培養。在道德問題上，我們過多地關注個體德性，往往實際地把“善人必行善事”的假設作為倫理思維的邏輯起點，從而導致對倫理能力的忽視。在道德實踐中，當主體缺乏必要的倫理能力時，越是善良的有德之人，就越容易陷于道德困惑中不知所措。

倫理能力具備意識與意志、思維與實踐相統一的特性，可使倫理經由理論轉化為實踐，將主觀的善轉化為自在自為的善。由于科技產業化組織本質上是科學技術與生成要素、產生條件的有機組合方式，人們往往把其看成技術系統與管理系統的融合，因此，在一些情況下組織成員對即將作出的決策所包含的道德危機或矛盾、所蘊含的倫理意義是無意識的，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包括倫理問題的隱蔽性、倫理問題邊界的模糊性、思維定式或定勢、個體對組織的忠誠或依附或基于工作安全感和習慣性的職業恐懼，等等?！霸诮M織中維系倫理的障礙可能相當大，為維護倫理甚至可能受到威脅，需要承擔壓力。主動從事不道德行為者或與之同流合污者可能是非常奸詐、強大、無情、骯臟甚至是膽大包天的，也可能是無知、脆弱、膽怯或唯命是從的。此外，外部環境和內部組織傳統也可能縱容非倫理行為?！保?］（1）這些都需要科技產業化組織通過特定的方式告知其成員，或者組織成員在組織行為實踐中不斷地習練，提升倫理能力，從而逐步增進道德認知的深度和敏感性，提高倫理決策的果敢性和堅持性，并在組織倫理實踐中始終如一地予以貫徹。

第二，組織倫理共同體意識養成機制?？萍籍a業化組織積極作用的發揮還要求組織內的所有成員將組織視為一個倫理共同體。在信息復雜化、價值多元化及大數據沖擊的時代背景下，科技產業化組織在善于運用外部環境的有利資源和政策扶持時，應加強組織自身建設，培養倫理共同體意識?？萍籍a業化組織發展前景既依賴于政策環境，又急需組織自身的強大。組織倫理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就是從道德的維度提升科技產業化組織的凝聚力，進而提升其整體實力。當然，共同體也有消極的一面，當共同體的凝聚力是以錯誤價值取向或觀點為基礎時，其所具有的強烈的一致性則是消極的，甚至是危險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共同體的存在是有害的，之所以出現消極的一面，是因為共同體內部的自我矯正、自我修復機制的缺失或無效。因此，作為一個有機統一體，科技產業化組織及其成員應當在倫理方面確立統一的目標、公認的解決倫理沖突的路徑和方式。共同體是一個有機組織體，從組織和構成組織的個體兩個視角看，共同體既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和發展，同時，其中的每一個體或每一個要素又要保持各自的獨立性，而且“整個群體中的諸個體越是具有獨立性、諸個體的獨立性越是與整個群體不可分，這一群體的有序程度或組織程度就越高”［9］（18）?？萍籍a業化組織的團結性需要由所有成員的共同體意識作為黏合劑，科技理論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決策者與執行者、領導者與普通成員均應當各自意識到對方對己方的存在和發展的價值。

第三，組織倫理運行中的信息能力與倫理決策機制。信息渠道、信息結構、信息的確定性對科技產業化組織決策、執行的合道德性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信息渠道的有無不是從外部規定給某個組織的，而是組織及其成員主動尋求的結果。信息渠道既可以創建，也可以放棄，其中的信息容量和被傳遞的信號種類則取決于組織所作出的與其目標相適應的選擇。在科技產業化組織范圍內，每個成員個體都會既按自己的理性或非理性因素，又按照組織目標和組織內交流的結果，在可能的信號范圍上設定一個先驗的概率分布。這些信號或者被用于作為他為組織作出倫理決策的基礎，或者被用于預測組織決策可能產生的后果。此外，科技產業化組織倫理決策還依賴于對信號的敏感性。事件的變化將新的信號傳遞到組織成員，此時，成員的信息接受在信號范圍上的后驗分布一般會不同于信號的先驗分布。組織成員能否及時實現這種信號概率的轉化，決定著其倫理決策的靈活性和道德適應性。

“組織中不同的成員擁有不同的尚未傳遞出去的經驗，他們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對新的信號進行解讀?！保?0］（61）科技產業化組織的道德失范也可能導源于可得信息的有限性或信息體系的斷裂。組織成員個體對信息的重視程度、感知能力，都會嚴重影響倫理決定所依據的有效信息的獲得。然而，即使在組織成員個體的信息能力很強時，信息也并非都會被充分利用，甚至不會充分地進入處理程序。從經濟或曰成本的角度看，所有成員都將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傳遞給所有其他人或者組織體中的每一個部門，其成本是巨大的，但往往在傳遞、處理、利用上都會表現出低效。因而，減省信息傳遞程序、減少信息量，同時又不減損信息對倫理決定的支持力度，才是最佳狀態。為此，科技產業化組織內部必須有一個支持倫理決策的完整、有序、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這一信息渠道的作用以行動的道德后果預測為核心，以不道德后果的防范措施為主要內容。

此外，組織倫理運行中的反饋修正也是實現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科技產業化組織內，一旦某個事項經過特定的決策程序被列入議事日程，人們至少會較往常更能理性地對待它，只要這是可能的，再難的倫理困境也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困境的解決則可能會更多地依賴人們的倫理智慧。

第四，與組織結構相適應的組織倫理運作機制。組織結構是指組織內部比較穩定的相互關系形式，它包括形式的穩定性、清晰的職責和職權、明確的相互關系形式和嚴格的溝通表達渠道等要素，具有一定的非人格化、客觀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在組織理論的一般意義上，組織結構必須符合成員的本性與工作環境，但是，科技產業化組織正效應的生成對組織結構的要求遠不止于此。

從本質上看，組織的存在意味著特定結構中人們必然受到的約束，因為“‘社會組織’指的是個人行為被社會組織的各種方式，也即由于其所在社會條件而非其作為個體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所引起的人類行為中可被觀察到的各種約束”［11］（3）。這里所說的影響人類行為的社會條件主要有兩種類型：人類集體或大型集合中社會關系的結構；團結成員并引導其行為的共同信念和定位。只要科技產業化組織具有積極的倫理取向和適切的倫理目標，其行動更易于控制和調整，便更容易實現組織的倫理效應；然而，這種類型組織由于可能會最大限度地制約人的天然性和情感因素，個體對組織的倫理反省往往難以上達領導層，更難影響組織的倫理決策，因此，又會在強調倫理控制的同時表現出倫理反省能力的匱乏。與此相反，在松散型科技產業化組織中，往往在內部信息反饋渠道方面具有復雜結構，與倫理決策及其執行相關的信息既可以在橫向上廣泛傳播，又能在縱向上自由流動，無論是道德認知還是道德反省都能為眾人所知，在倫理效應的認知層面有著重要的優勢，但由于這種組織結構中的組織具有較弱的約束力，因此執行力不強，道德踐行能力也勢必會遭到削弱。只有當科技產業化組織具有與自己的倫理特性相一致的內容結構及運作機制時，正效應激發機制的建構與運用才會卓有成效。

第五，組織中成員的道德自由空間與組織倫理自律機制?？萍籍a業化組織的存在既保證了組織的目標和效率，也產生了組織內部的每一個體與其組織在倫理決策上的潛在沖突?！皞€人行為要受到我們通常稱之為良知的內部稟性的限制和控制。然而，當個人被聚集在一起形成等級關系時，他們的行為就必須協調，外部控制資源就產生了。這時，內部稟性就必須作出讓步，以迎合外部控制的要求?！保?2］（207）所以，在科技產業化組織中，成員不得不在組織的要求和自我的沖動中作斗爭，行為上的遵守和模糊的忠誠還將被引導并轉變為被組織約束、受組織認可的自我。在科技產業化組織的統一性與成員個體的主體性之間的緊張對峙中，不管誰占據主導地位，都會造成組織或缺乏生氣或行為混亂的糟糕局面?？墒?，盡管科技產業化組織成員在法律地位上是自由的，可以選擇自由地離開組織，但是，離開的成本卻往往不菲，甚至會危及其生存，這時，成員往往不得不選擇出賣“真我”而服從組織的權威。

為了減少偶然性、個人情感和行為對組織秩序的影響，韋伯反感、反對個人因素、個體主動性對組織的影響。然而，忽視個體主動性實際上不僅會影響科技產業化的效率，同樣會影響科技產業化組織的倫理氛圍和發展韌性。在個體主動性的內驅下，“科研人員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行為動力來源于內心，是主動的、自愿的，這種強大的內在動力會給科研人員帶來更加積極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13］（57）。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競爭加劇，科技產業化組織結構日益扁平化，道德自由空間亦隨之擴展。在道德自由空間內，基于員工個體主動性的倫理氛圍和倫理自決越來越為組織管理者重視?！凹刃枰M織成員個體具有較強的道德自律意識和自律能力，又需要組織道德自律機制的良性運行，而其運行又主要依靠組織成員的積極行動?！保?4］（132）由此可見，組織成員的個體道德主體性、道德自由空間不僅可以無礙于組織倫理自律、自決，而且還會成為組織倫理自律的促進力量，進而保證科技產業化組織發展的道德方向，促進科學技術的產業化，引導產業良性發展，以最大程度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