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費者視角探究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治理策略

田劉凌，顧成博

1(無錫太湖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無錫，214064)2(江南大學 法學院，江蘇 無錫，214122)

現代食品工業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食品添加劑成為食品生產加工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質。食品添加劑的功能優勢在于防止食品腐敗變質，改善食品感官品質，增進食品營養成分，促進食品品種創新和方便食品加工制作[1]。然而，違反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使用食品添加劑會使其本身的化學屬性突顯，在特定條件下可能使其成為影響食品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尤其是某些非食用化學物質被違法用作食品添加劑時，其危害性后果則更為嚴重。在此情況下，消費者對食品添加劑使用方面的安全憂慮與抵觸情緒在逐漸增長[2]。這種情況既影響食品工業的健康發展，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本文將基于消費者視角分析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治理問題，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應對策略。

1 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重要性

1.1 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對消費者身體健康的影響

根據GB 2760—2014《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規定，食品添加劑是為改善食品品質和色、香、味，以及為達到防腐、保鮮目的和加工工藝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質。食品用香料、膠基糖果中基礎劑物質和食品工業用加工助劑也屬于食品添加劑。我國食品添加劑按照其常用功能可以分為22個類別，如：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乳化劑等。

盡管食品添加劑有其安全使用標準，但依然存在食品安全風險，主要源于某些食品企業違反國家安全標準使用食品添加劑問題[3]。近期研究表明，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具有如下隱患：過量使用食品添加劑會對人體健康產生損害，尤其是多種食品添加劑聯合作用形成的累積風險顯著高于單一使用風險[4]；食品添加劑對人體健康的負面影響具有隱蔽性和潛伏性，人們無法通過感官檢驗及時發現并采取預防措施[5]；現代食品毒理學發現原本認為安全的食品添加劑也可能具有慢性毒性和導致畸形、突變和癌癥的危險[6]。例如，硝酸鹽和亞硝酸鹽在食品生產加工過程中以及人類消化系統中生成的亞硝胺具有高度致癌性，可能導致胃癌和結腸癌等惡性疾病[7]。需要強調的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能夠使國家審批部門及時排除此類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添加劑；食品企業對非食用化學物質的濫用使得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進一步擴大。例如，三聚氰胺、蘇丹紅、瘦肉精、吊白塊等工業化學物質常被違法用于食品生產，其危害性影響更為嚴重。

1.2 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對消費者主觀認知的影響

盡管食品安全風險主要源于食品企業違規使用食品添加劑問題，但是消費者往往將此類安全風險歸責于食品添加劑本身。這不僅是因為消費者缺乏對相關科學知識和法律規定的了解，也是因為部分網絡媒體的失實報道和不良企業的歪曲宣傳起到了誤導性作用[8]。前期調查研究發現，消費者的主觀誤解和認知偏差主要表現為如下觀點：(1)食品添加劑對于食品生產加工是不必要和不安全的；(2)食品添加劑是食品生產過程中的非法添加物；(3)食品中含有的添加劑種類和用量越少越安全；(4)“零添加”或“無添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5)出口食品的安全性高于內銷食品，因為食品企業在使用食品添加劑時采用了雙重標準(如：出口食品不含添加劑或者含有少量添加劑，內銷食品含有添加劑或者含有多種添加劑)。針對上述觀點，如果不予以科學解答并及時糾正，將會使消費者的誤解不斷加深，其影響的社會面也將不斷擴大。實際上，我國食品添加劑有其嚴格的審批條件和使用標準，其不僅不是非法添加物，而且是食品質量和安全的技術保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簡稱《食品安全法》)第四十條規定，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由此可見，消費者的誤解是缺乏科學基礎和法律依據的，但是該誤解問題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

1.3 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對消費者心理感受的影響

食品安全既是消費者生理層面的需要，也是心理層面的需要，并直接影響其心理感受和消費行為。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會對消費者心理產生如下影響：消費者會誤將食品添加劑視為導致疾病、過敏反應或其他癥狀的有害物質，并由此產生心理恐懼和抵觸情緒[9]；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對消費者食品安全感和滿意度的影響較大，不僅會增強消費者關于發生安全風險的心理預期，而且會給其帶來心理壓力[10]；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頻發和治理效果不佳會導致消費者對食品企業和行政監管部門的信任危機[11]；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引發的消費者心理憂慮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其在心理反應機制作用下不會輕易減弱[12]；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會導致消費者產生規避風險的心理動機，并進而抵觸購買含有食品添加劑的食品。在此方面，一些食品企業利用消費者規避風險的心理銷售所謂的“零添加”或“無添加”食品，不僅容易加深消費者誤解，而且會使食品添加劑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陷入困境。

1.4 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保障作用

科學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能夠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改善消費者的主觀態度和心理感受，并為食品添加劑和食品工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這是因為消費者的主觀態度和心理感受與食品安全水平緊密相關，并直接影響其對食品工業發展和食品安全治理狀況的社會評價[13]。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心理具有心理學和社會學雙重屬性，既能夠反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狀況的主觀體驗，也能夠揭示社會食品安全程度的客觀情況。因此，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即符合消費者心理期望，也符合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政策。其保障作用主要表現為：科學治理能夠改變企業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態度和矯正企業生產行為，有利于防止食品安全風險和恢復消費者對食品企業的信心[14]；科學治理有助于提升消費者滿意度和社會評價水平，并能夠增進消費者對政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信心[15]；科學治理有利于優化信息交流機制和科學宣傳效果，進而有助于消除消費者的心理憂慮和抵觸情緒[16]。綜上所述，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與消費者的身體健康、主觀認知和心理感受有著緊密的關系，因此基于消費者視角探討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治理策略將有助于改進治理方法和提升治理效果。

2 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理論基礎

2.1 社會共治理論對消費者治理期望的響應

“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類的基本需要具有層次排列由低向高的先后性，而人類對于低級需要的迫切程度要優先于高級需要，其順序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17]。根據該理論，食品和食品安全分別對應著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消費者其他層次需要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其最為迫切的需要。因此，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應當以防止安全風險和提升消費者安全感為核心目標，重點解決消費者對食品企業和行政監管部門的信任問題。然而，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企業誠信缺失的情況下，單純依靠行政監管部門難以有效應對。同時，市場調節機制的滯后性使其難以及時發揮約束食品企業行為的作用。因此，科學構建治理體系和改善治理方法成為消費者的迫切期望。

在此方面，“社會共治理論”是符合消費者期望的治理理論。該理論認為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和監管力量的有限性決定了食品安全治理應當綜合運用各方力量，通過建立一個由行政監管部門、食品企業、行業協會和社會組織等主體共同參與的合作治理體系，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這意味著食品安全治理應當由政府單一監管模式轉變為社會主體共同治理模式。該理論的科學性在于充分認識到“自上而下行政監管機制”的治理弊端和“自由主義市場約束機制”的負面效果，并能夠將社會倫理道德和企業社會責任納入食品安全治理體系，進而在整合社會資源和構建社會共同體的基礎上協同應對食品安全問題。從這一角度講，社會共治理論是食品安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創新，是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2.2 社會共治理論的治理優勢

社會共治理論強調發揮社會主體力量的作用，但并不否認行政監管是社會主體參與治理的前提和基礎，也不排斥以行政監管部門為主導推動社會主體力量的整合[18]。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共治”并不等同于“多元化治理”，因為后者更多地表現為社會主體的自發性監督和分散性治理，容易造成社會資源的分散和社會秩序的混亂[19]。此外，社會共治理論注重社會主體之間的平等協商、理性溝通和信息共享，強調社會責任、相互信任和協同配合在治理體系中的作用，進而實現社會主體力量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有機結合。同時，社會共治理論試圖在社會層面構建食品安全倫理環境，通過樹立食品安全價值觀和強化食品安全社會責任推動食品安全生產行為和降低食品安全風險的發生幾率[20]。因此，社會共治理論已經改變了傳統治理的方法和思路，將單純依靠“技術規則治理”轉變為“技術規則與倫理道德并重的治理”。其優勢在于能夠根本性地解決傳統治理方法難以應對的食品生產隱蔽性問題，避免食品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進而從源頭消除食品安全風險隱患。尤其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中，引入食品安全倫理觀念和加強食品企業誠信建設，將使得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體系能夠由內而外地發揮治理作用，進而彌補行政監管等外部治理方式的不足。

3 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面臨的挑戰

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與使用標準、倫理責任、行業氛圍、社會環境和治理方式等因素有關，那么也應當從這些方面思考治理策略。然而，我國更多地從使用標準方面著手，通過制定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來規范和監管食品企業的生產行為。該治理方式容易忽視：食品安全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食品行業整體價值觀和社會道德環境的約束力量；社會主體參與食品安全治理的積極作用。在企業管理者責任缺失和使用標準貫徹落實不到位，行政監管力量不足或者治理水平不高，以及科普宣傳效果不佳和社會監督機制弱化的情況下，該治理模式難以實現理想的效果。

3.1 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貫徹落實問題

“信賴利益保護理論”認為法律規則的權威性能夠使人們產生明確的心理預期，進而使其信賴法律規則能夠保護其利益，并由此產生心理安全感[21]。根據該理論分析，GB 2760—2014《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具有科學系統性和規則明確性，既能夠給食品企業明確的科學指引，也能夠給消費者明確的科學解釋。隨著食品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型食品添加劑不斷涌現，原有食品添加劑的使用范圍和用量也在不斷變化。為應對上述問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簡稱：衛健委)能夠根據《食品安全法》和《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辦法》的規定，通過公告方式快速制定和出臺相關食品添加劑的使用標準，從而保障公眾健康和促進產業發展?？傮w上來說，我國《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衛健委公告標準”、食品產品標準和相關衛生規范等能夠為食品添加劑的安全使用提供完整的規則基礎。需要指出的是，食品添加劑使用的安全性是建立在科學確定的合理范圍和合理用量的基礎上。如果食品企業能夠按照國家標準嚴格執行，食品安全風險將會得到有效避免。然而，現實情況往往與標準規定相距甚遠，食品企業違反使用標準的情況層出不窮。

食品企業違反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超范圍使用、超限量使用和殘留量超標。超范圍使用是指將食品添加劑用于規定范圍之外的食品生產加工行為。例如環己基氨基磺酸鈉是食品工業中常用的甜味劑，可用于面包、糕點和餅干等食品，但不可用于饅頭和包子等發酵面制品。超范圍使用甜味劑、防腐劑和著色劑的情況較為突出，廣州市海珠區33.3%的被調查企業具有此類情況[22]。超限量使用是指食品添加劑的使用劑量超過規定限量的食品生產加工行為。例如乙基麥芽酚是一種食品用合成香料，能夠改善和增強食品香味并且延長儲存期，但是超限量使用會對人體肝臟造成損害并導致頭痛、惡心和嘔吐等情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的情況較為普遍，太原市42.6%的被調查企業未配備專用稱量工具，29%的企業稱量工具不適于稱量食品添加劑[23]。殘留量超標是指在食品生產加工后食品添加劑殘留量超過規定限量的情況。例如焦亞硫酸鉀和亞硫酸鈉是食品工業中常用的漂白劑和防腐劑，在使用后會產生二氧化硫殘留?！妒称诽砑觿┦褂脴藴省芬幎ǜ芍频氖秤镁驮孱愔卸趸虻淖畲髿埩袅繛?.05 g/kg。超過該殘留量的二氧化硫進入人體后可能引起惡心和嘔吐等胃腸道不良反應。從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數據來看，殘留量超標情況在每次抽查中均有發現。

3.2 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行政監管問題

“消費者權益保護理論”認為食品安全風險不僅影響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和心理感受，而且影響社會安全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因此，消費者期望并有權要求政府監管部門有效應對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妒称钒踩ā返谖鍡l規定，我國食品添加劑安全監管主要由3個機構負責：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負責統籌指導食品安全工作和督促落實食品安全監管責任；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負責對食品添加劑中的生物性、化學性和物理性危害因素進行風險評估，并會同國務院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制定并公布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負責對食品添加劑的生產和使用等環節實施監督管理。從總體上看，我國行政監管部門的職責和權力已相對集中，改變了過去由多個部門分段監管造成的職責不清和監管不力的局面。

然而，由于食品添加劑的使用涉及諸多食品生產加工環節，并且時間跨度較大和從業主體較多，因此行政監管效果并不樂觀。行政監管部門在知識儲備、信息獲取、監管能力和人員數量方面有所不足。當其面對數量眾多、地域分散、形式多樣和發展迅速的食品企業時，其監管行為更多地表現為選擇性監管和運動式監管[24]。行政監管部門的食品安全抽檢結果受限于抽檢數量、頻率和范圍，難以覆蓋全部食品類別和批次，其結果的全面性、客觀性和代表性難以保證[25]。行政監管部門的檢測技術和檢測能力亟待提升，難以應對食品添加劑快速發展帶來的技術挑戰。尤其是在應對新型食品添加劑方面，原有檢測技術和設備難以進行科學精準的定量分析，直接影響著風險評估和風險監測的準確性[26]。行政監管部門欠缺國際比較視野，未能注意到食品企業在出口食品和內銷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雙重標準”問題，也未能對此予以全面調查、官方定性和妥善處理。這種情況容易造成消費者對使用食品添加劑必要性的質疑，甚至懷疑我國《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科學性。同時，消費者會產生被歧視的心理感受，并在心理機制的作用下抵制那些實施差別待遇的食品企業，甚至連帶地抵制食品添加劑。行政監管部門對于社會主體參與治理缺乏足夠重視，使得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體系的建設流于形式[27]。盡管我國《食品安全法》第三條將社會共治規定為食品安全監管的基本原則，但是該原則在實踐中還面臨信息交流不暢、社會監督薄弱、制度保障不足和協同配合困難等諸多問題。

3.3 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宣傳與監督問題

“信息不對稱理論”認為市場交易雙方所能獲取的信息存在著較大的不對稱性，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通常處于有利的市場地位，而處于信息弱勢的一方則通常面臨被動局面。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利益失衡”，甚至“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28]。根據該理論分析，消費者相對于食品企業而言缺乏食品添加劑的科學知識，也無法了解食品企業內部生產加工過程。這種信息不對稱性使得食品企業違規使用食品添加劑成為可能，也使得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社會監督面臨困難。此外，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如果消費者無法獲得其他渠道的權威信息，消費者難免將食品添加劑視為影響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這種誤解容易使消費者逆向選擇“零添加”或“無添加”食品，從而導致使用食品添加劑的企業被逆向淘汰。信息不對稱性還可能會被不實報道和歪曲宣傳所利用，從而導致消費者盲目抵制食品添加劑的使用，進而阻礙食品工業的健康發展。針對上述情況，權威的信息化服務和科普宣傳是應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有效措施。我國行政監管部門已在省級層面建立起如甘肅省的《食品安全信息網》、廣東省的《食品安全監督網》或者上海市、湖南省的《食品安全網》信息平臺，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了消費者的信息需求，也為社會監督提供了投訴、舉報的渠道。

然而，從消費者視角看，行政監管部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臺(簡稱：監管信息平臺)在服務科普宣傳和社會監督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第一，監管信息平臺的內容具有“政務性信息”的特點，主要為行政監管部門發布的政策措施、行政事務、地方新聞、協會新聞、企業新聞、企業名錄、優選品牌等信息，而關于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方面的科普信息較少。第二，監管信息平臺具有“信息單向發布”的特點，沒有為消費者和其他社會主體參與討論、建言獻策和互動交流創造條件。這較大地降低了信息平臺的吸引力和訪問量，也使其社會性和服務性不足。第三，監管信息平臺的內容缺乏及時性和熱點性，即使某個食品安全事件已為新聞媒體廣泛報道，消費者也難以在監管信息平臺上看到相關事件的官方評論。這種情況容易造成監管信息平臺失去信息傳播主渠道和主陣地的作用，也為失實報道和歪曲宣傳創造了條件。第四，監管信息平臺服務于社會共治體系的功能性不強，沒有充分利用信息平臺整合社會主體力量，無法有效引領社會輿論方向和全面發揮社會監督作用。

4 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應對策略

基于前文分析，社會共治是符合消費者期望和社會現實要求的治理方式，其特點在于能夠充分發揮各方主體的行政監管優勢、行業技術優勢、信息獲取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需要強調的是，社會共治體系的有效運作應當建立在社會主體的互信合作與協調一致的基礎上，并以社會主體的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理念。既要注重法律規則和技術標準的規范作用，也要強化社會倫理和道德責任的約束作用，進而實現“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效果。

4.1 完善法律制度和加強行政監管

“合法預期理論”認為理性的人基于對法律規則的信任，有正當理由相信其合法權益會受到確定的保護，尤其是明確的法律規則可以使人們清晰地預知可能的結果，從而能夠消除不確定狀況造成的心理憂慮[29]。根據該理論分析，完善法律制度和優化標準體系是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法治基礎，也是提升消費者食品安全感的重要措施。我國《食品安全法》需要進一步細化社會共治原則的規定，并為其實際應用提供具體的制度規則和實施路徑。在此方面，法律應當明確規定社會共治體系的主體結構(如：行政監管部門、食品企業、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及其權利義務，并科學設計社會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機制，以便整合社會主體的治理力量，避免社會共治體系流于形式。我國可以根據食品添加劑安全治理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探索制定《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管理條例》等操作性較強的法規。這是因為《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領域的基本法，其內容主要為宏觀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于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針對性不足。我國可以探索制定《食品標簽管理辦法》，加強整治有損食品添加劑的食品標注行為。這是因為《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條雖然從正面規定了食品標簽應當標明的事項(如：名稱、規格、凈含量、成分或配料表、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在國家標準中的通用名稱等)，但是并沒有禁止食品企業標注“零添加”或“無添加”等文字內容。另外，如果食品中確實沒有食品添加劑，那么食品標簽中標注“零添加”或“無添加”等文字內容也不屬于《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的“虛假內容”。但是，這種標簽確實會產生誤導消費者認知和損害其他食品企業利益的效果，也會使食品添加劑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面臨困境。我國《食品安全法》應當對違反國家食品安全標準使用食品添加劑的行為加大綜合性的懲罰力度，將行政處罰與誠信懲戒相結合，更好地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

此外，加強行政監管有利于促進食品企業嚴格落實法律要求和使用標準，并提升消費者對行政監管部門的信任程度。在此方面，行政監管部門可做如下努力：第一，通過提升監管人員素質，優化職能配置，增加檢查頻率和擴大抽檢范圍等措施來強化監管力度。第二，通過引入“吹哨人制度”鼓勵企業員工對食品添加劑違規使用問題進行內部監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食品企業“生產行為隱蔽性”和“信息不對稱性”問題造成的監管困難。這是因為企業員工對內部情況最為了解，這種內部監督機制將有助于行政監管部門及時發現問題并采取監管措施。第三，通過不斷提升檢測技術和檢測設備的水平為食品添加劑安全監管提供技術保障。目前，食品添加劑安全檢測已進入“精密儀器分析方法為主和化學分析方法為輔”的時代，充分利用氣相色譜、液相色譜、質譜、光譜等分析儀器將能夠較大提升檢測水平[30]。第四，通過優化監管信息平臺實現監管信息公開透明，落實各方主體參與社會共治的信息交流機制，促進社會主體的協同配合，全面提升消費者的信息獲取水平。具體地講：(1)信息平臺應當專注于食品安全主題，系統地提供關于食品添加劑及其應用的科學知識，并有針對性地回應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從而消除消費者的誤解和憂慮。(2)信息平臺應當強化信息傳遞的“雙向互動性”，注重風險監測、風險評估、風險預警和風險應對等信息的交流和意見反饋。這將有利于避免信息平臺無人關注或者訪問量較低的尷尬局面。(3)信息平臺應當強化信息發布的及時性和權威性，注重對熱點事件的報道評論和輿論引領，全面發揮信息傳播主渠道和主陣地作用。(4)信息平臺應當強化社會治理方面的功能性，為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交流和協同配合提供技術支撐。第五，通過建立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誠信懲戒制度充分發揮行政監管的威懾作用。在此方面，行政監管部門可以將違規的食品企業信息納入企業信用檔案、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促進食品企業在使用食品添加劑時采取對社會負責任的經營管理態度。最后需要強調的是，行政監管部門還應當重點治理如下行為：詆毀食品添加劑的失實報道和歪曲宣傳行為；粘貼“零添加”或“無添加”等食品標簽的噱頭式營銷行為；采用雙重標準使用食品添加劑的行為。對于后2種情況，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尚不屬于違法行為，行政監管部門可以采用宣傳教育等方式正面引導食品企業避免實施此類行為。通過凈化市場環境徹底消除消費者的疑慮，為食品添加劑和食品工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

4.2 強化企業責任和加強行業自律

強化食品企業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和倫理道德不僅是確保企業規范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關鍵，也是建立消費者與企業信任關系的重要措施?！靶睦砥跫s理論”認為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契約關系既包括商品交易關系，也包括心理期望關系。當消費者心理期望得到滿足時，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信任關系將得到建立和鞏固，而這種信任關系體現為消費者對企業的可靠性和誠實性的信心[31]。相反，如果企業忽視消費者心理期望和損害消費者利益，企業將因失去消費者的信任和支持而面臨困難。根據該理論分析，食品企業應當以消費者視角換位思考食品添加劑的安全使用問題，從而清晰判斷如何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實際上，食品企業工作人員同樣是食品的消費者，換位思考并不存在理論障礙或現實困難。因此，樹立食品安全價值觀和商業倫理觀既符合消費者期望，也符合食品企業工作人員的人本主義精神需要。同時，食品企業工作人員作為食品添加劑的直接使用者，如果能夠自覺遵守使用標準，食品安全風險的預防和控制將更為直接和有效。需要指出的是，在行政監管和市場機制有效運作的情況下，食品企業面臨行政處罰和市場約束的外部壓力，通常會產生強化食品安全管理的需要和動機。然而，當行政監管不完善和市場機制失靈時，食品企業經常會出現誠信缺失和道德失范的情況。因此，食品企業應當將強化責任意識和倫理道德作為控制食品安全風險的內部約束機制加以重點建設。在此方面，食品企業應當定期開展教育培訓，全面提升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和倫理道德水平，并將培訓考核情況和實際工作效果納入年終考核評價體系。此外，食品企業應當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構建企業與消費者的長期互利共贏關系，杜絕一切短視的投機行為、噱頭式營銷行為和損害食品行業共同體的行為。

此外，食品行業的整體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環境是影響食品企業經營態度和社會表現的重要因素?！吧鐣幏独碚摗闭J為個體是社會結構或制度結構中的一員，個體行為在整體環境中形成，其價值觀和行為偏好會受到整體環境的影響。當社會組織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內化為個體的價值觀和行為偏好時，社會組織的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對個體成員便具有了約束作用[32]。根據該理論分析，食品行業協會作為自律性組織在樹立行業價值觀、整合行業資源、提供教育培訓、開展技術咨詢、督促誠信經營和參與社會治理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其也存在如下不足：食品行業協會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其管理行為多屬于選擇性、被動性和姿態性[33]；食品行業協會缺乏治理主體意識，其管理方式具有行政化或半行政化特點[34]；食品行業協會缺乏自律機制，其管理模式表現為會議化和活動化行為[35]。鑒于上述原因，食品行業協會應當正確認識行業協會與行政監管部門之間的關系，確立行業協會的治理主體意識；加強行業協會內部組織機構建設，提升行業協會的治理能力；完善行業規范和獎懲機制，強化行業協會治理行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協調與其他社會主體的合作關系，提升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水平。需要指出的是，食品行業協會在社會共治體系中還應當更多地扮演“問題研究者、科普服務者、決策輔助者”的角色，充分利用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為消費者憂慮的問題提供系統的科學解答，并為行政監管部門提供專業化的建議。在此方面，食品行業協會可以開展全行業的專題調查研究，發布分析報告，組織學術研討，開展科普活動，制定應對計劃，草擬法規建議，參與立法咨詢等。

4.3 加強社會監督和優化風險交流

“社會治理理論”認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和理性協商有助于建設性地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其既是現代社會治理的題中之義，也是行政監管部門與社會各方主體合作的內在要求[36]。在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方面，社會組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食品添加劑科學研究組織、食品添加劑安全檢測組織等)能夠通過動員社會資源，提供社會服務，表達公眾訴求，調節社會矛盾和影響公共政策等方式發揮社會治理作用。相對消費者而言，社會組織基于組織優勢和資源優勢能夠克服消費者個體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消費者與食品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的力量分散和組織化程度不高，消費者與行政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不暢，消費者參與治理的路徑和制度保障問題等[37]。此外，在政府簡政放權和社會公眾賦權的情況下，社會組織能夠成為社會監督力量的重要載體，有利于提升治理措施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增進消費者的參與感和信任度，緩解行政監管部門面臨的社會壓力。

此外，優化風險交流機制有助于解決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凝聚社會主體力量和形成社會共識，提升消費者對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信心。風險交流機制應當包括平時風險交流和特定危機交流，前者能夠提升消費者的認知水平和理性判斷，后者能夠提升特定危機的應對能力和實現社會和解[38]。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交流方式將有助于提升消費者對信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例如，將科學知識與歷史知識相結合，講述各種食品添加劑的發展歷史和技術優勢，對于消費者來說將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根據前文所述，優化的監管信息平臺應當成為風險交流機制的重要依托，同時也要兼顧科普知識講座、專家咨詢會議、社會組織調查、新聞媒體報道、官方新聞發布會等風險交流方式的積極作用。在此方面，行政監管部門應當在風險交流機制中發揮主導和引領作用。行政監管部門通常被認為是最可靠的信息來源，但是其風險交流方式卻經常受到消費者質疑。對此，行政監管部門應組建專業的風險交流團隊，提供專業化信息交流服務，強化信息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強化信息交流的直接性和實效性，以具體化的方案措施對消費者意見進行反饋，避免形式主義交流方式導致的信任危機；掌握信息交流的主導權，以全面系統的信息消除碎片化信息的誤導性，排除不實報道和歪曲宣傳的生存空間。其次，食品企業應當借助風險交流機制建立和鞏固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系，通過宣傳企業的管理制度和社會責任態度提升消費者對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信心。在個別企業發生食品添加劑安全風險時，食品企業可以通過風險交流機制表明立場觀點，說明本企業的預防措施和管理經驗，提供解決問題的合理建議，從而獲取消費者的理解和維護食品行業共同體的利益。此外，食品行業協會和其他社會組織應當與行政監管部門密切合作，通過風險交流機制為消費者提供科學解答、專題講座、專家論證、應對措施和處理意見等，同時也應當將消費者的利益訴求和改進建議轉達給行政監管部門，以便后者全面了解社會輿情并及時反饋意見。這將有利于社會主體通過形成社會共識實現社會共治，并降低特定食品安全風險發展成為食品安全危機的可能性。

5 結語

我國在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研制方面處于世界前列，已連續15年擔任國際食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主持國，并在制定食品添加劑限量規定、完善食品分類系統、修訂食品用香料和加工助劑使用指南方面做出了較大貢獻。我國始終堅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來保障消費者的食品安全。這說明嚴格貫徹落實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是推進國家食品安全建設的關鍵。在此方面，科學構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體系是治理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問題的有效途徑。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既是治理理念的轉變，也是治理方式的革新。在堅持以行政監管部門為主導的基礎上，探索行政監管力量與社會主體力量的有機結合，既能夠提升治理方式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也能夠提升消費者的信任感和支持度。同時，社會主體協同共治在微觀層面有利于解決食品添加劑安全使用的具體問題，在宏觀層面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