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賦

陳峻峰

一

公元1620年，在中國史書上被記載為明萬歷四十八年和明泰昌元年，原因是這一年，大明朝死了兩個皇帝。七月，在位時間最長的明神宗即萬歷皇帝朱翊鈞駕崩；苦熬了39年的皇太子朱常洛登基，為明光宗，改年號 “萬歷”為 “泰昌”。只一個月，因長期縱欲過度而一病不起的明光宗，在吃下了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的兩粒紅丸后一命嗚呼，被稱為 “一月天子”。而這兩粒紅丸到底是什么藥，是否有毒，或原本就是一場謀殺，無人能夠說清，終成歷史死謎，史稱 “紅丸案”，為明末三大奇案之一，余兩案分別為 “梃擊案”和 “移宮案”。

三大奇案皆發生在這一年間，大明至此，如《明史》言：“明之亡，實亡于神宗?！?/p>

在此非常時刻，幾乎沒誰會注意到在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一個17歲的少年，在家人安排下，打點行裝，神采奕奕，在那個歷史生動的早晨，隨回來探親的舅父黃程遠赴澳門。畢竟是第一次離開父母，走出家門，即將獨立生存，闖蕩世界，少年不免有些興奮，眼睛里充滿新奇，也充滿未知和惶惑，回頭望了望還立在晨風里的父母親，淚水盈眶，毅然轉過身，向前走去。

這個少年，就是后來馳騁東南、稱霸海上、開發臺灣第一人——鄭芝龍。

當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叫他鄭芝龍，而應該叫他鄭一官，鄭芝龍這個名字是他后來改的。何故改之，不得而知。歷史就是這樣。明末清初，按說時間并不很遠，況且在石井發現的《鄭氏家譜》，其中一個版本還是鄭芝龍作序，而很多事情就已經說不清楚了。這包括現在正走在路上的鄭一官離開家的年份確認，另有說是1621年。一官父親去世，舅父回來，母親就把一官托付給他，而舅父在澳門的生意正好需要幫手；還有說舅父帶去澳門的不僅是一官一個，還有他的兩個弟弟——鄭芝虎、鄭芝豹云云。如此復雜，那么很難對鄭芝龍這個不凡人物離開家的那一天的情狀進行描?。禾鞖馇缋?，還是陰沉；心情快樂，還是凄傷；是否有一只鳥從天空優美劃過；從陸路還是乘船去澳門，等等；不能做出描摹的，還有舅父黃程，他是怎樣一個人物，怎樣的體態、相貌、秉性、社會關系、由來背景……現在，我們只能從零散的史料記載和民間傳言中，多少知道他在澳門經營海上貿易，是一名 “海商”，是明代龐大的 “海盜集團”或者說 “海商集團”中的一名可能成功的 “海商”，而在明代 “海禁”的政令打壓下，黃程被視作 “?？堋?。

明代 “海禁”始于明太祖朱元璋，這家伙在南京坐了江山，卻對大海充滿恐懼和仇恨，橫了心的，多次下達禁海令，“不許寸板下?！?。其目的除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帝國統治，以及懲治貪污腐敗外，看重的還是軍事防務，以保有天下太平，江山穩固。在朱元璋統治初期，原來的一些 “敵對”勢力和 “逆賊”逃亡沿海和海外，禁海是禁止他們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東山再起，而官方的海上貿易一直在照常進行，其他則一律嚴令禁止，這便包括了民間私人商船和沿海漁民的漁船。問題是禁海令這種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到了后來，竟是一直未被解除，朱元璋死后，成了大明 “祖制”和 “祖訓”延承下來，及至鄭和下西洋后的明宣宗時代，連官方的海上貿易也全面禁止了；更有甚者如明孝宗，為徹底禁海，竟是采取了弱智而可笑的手段——把鄭和下西洋時期的航海技術，包括造船術、航海圖等，全部銷毀。

明王朝漫長的 “海禁”時期，正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蓬勃發展時期，人的生命之本原、能力、尊嚴、價值、自由，被日漸認識、提升和展現。帶著這種人文精神，歐洲的目光開始投向廣闊的海洋，隨之進入大航海時代，即人類 “地理大發現”時代。1492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開辟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1519年至1522年，麥哲倫船隊完成第一次環球航行……也正是這個時期，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轉過臉來，面向大洋，開始遙遠注視、想象、神往神秘的東方海域世界了。突然有一天，他們就把船隊和艦隊駛進了澳門。

這并沒有引起朝廷的多大驚慌，因為 “海禁”主要是王朝政權穩固之策，禁的是國內，禁的是沿海，包括叛黨、私商、海盜，以及漁民，以為只要不讓出海，就實現了權力控制；事實卻適得其反，因為老百姓每日所面對的，是生活中十分具體的問題，他們可不管 “國家”“國防”“安全”“防務”，海路斷了，生路就絕了，“海禁一嚴，無所得食”，首先漁民們就不愿意了，沒法過活；再就是黃程們，海上貿易帶來了巨大財富，銀子像海水一樣閃閃發光，潮涌不息，你讓他們在陸地上遠望著迷人遼闊的大海，肉體蠢蠢欲動，靈魂不得安頓。于是兩股反抗 “海禁”的勢力合成一股，“轉掠海濱”“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硬是發展成了晚明時海上強大的反明勢力；“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直接“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了。

這些人，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群體，拿命拼死一搏?！捌此馈闭咭话闶潜槐?、無奈、盲目、茫然，最終絕望而走向海上；“一搏”者自然是那些亂世英雄為財富夢想鋌而走險。大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墓園，大海本身的暴力與兇險且不說，明朝的禁海令對違禁者規定了極為嚴酷的處罰，譬如《大明律》規定，擅自造三桅以上大船，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他國進行買賣交易，私下串通海盜，一起集聚，勾當謀劃，并開門揖盜做向導劫掠良民者，斬首示眾，全家充軍，發配邊疆——事實上，對冒險海上拿命一搏的人而言，一切禁令和刑罰顯然是無效的，從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政府一次次下達禁海令，恰是反證了這海壓根兒沒有禁??；不僅沒有禁住，甚至在明末清初，官私勾結，海商崛起，政府默許，甚或放任，反而促進了海上貿易，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此后百年間東南沿海，風雷激蕩，云水激揚，洶涌澎湃，大浪排空。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當有一天跟在黃程屁股后面的少年離開黃程進入浩瀚的大洋時，便成了一條海上霸王龍。

需要說明的是，明朝的 “海禁”與清朝的閉關鎖國，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而在17歲、或者18歲的鄭一官那天走出家門，離開石井，遠赴他鄉，兩眼新奇而茫然，他連要去的澳門究竟是什么樣子，可能還一點想象都沒有；少年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到達的是怎樣一個世界，更不能預測自己的未來，會遭遇怎樣的人生起落與命運浮沉。

只這樣說著，澳門就到了。

二

葡萄牙人把船隊和艦隊駛進澳門，是在明正德年間即1505年至1521年間。因為晚明政府的腐敗無能，從1557年開始，澳門便被葡萄牙人以種種伎倆和借口租借；1887年，葡萄牙政府與清朝政府簽訂了有效期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澳門淪為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也成了歐洲國家侵入東亞的第一塊領地。1999年12月20日，葡萄牙終于結束對澳門的管理，澳門主權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歲月如煙，恍惚蒼茫，這一說就是將近四百年！而鄭芝龍那時到達的澳門，葡萄牙人取得澳門居住權已經60多年，葡萄牙政府還委任設立了澳門總督，但明朝政府仍在澳門境內行使主權，包括接受澳門葡萄牙人每年繳納的地租，設立海關征收舶稅，置守澳官及以香山縣令（知縣）落實行政管理權，及執行最終的司法處分權，等等。

葡萄牙人在澳門像在自己國家那樣安居樂業，這便有了澳門天主教的發展和興盛至今。天主教是葡萄牙人的 “國教”，葡萄牙人當年在澳門租借也好，占領也罷，天主教自然而然會一起帶來，一如習俗。換言之，天主教是和葡萄牙人一起登陸澳門的。1640年，澳門被授予 “天主圣名之城”稱號。鄭芝龍一到澳門，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禮，取教名賈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國人一度稱他為尼古拉·一官。不妨猜想，在澳門，一個少年被送去接受天主教洗禮，就像要把孩子送去學校上學一樣。

說到澳門天主教，信奉天主教是鄭芝龍那一時期最重要的記錄。三年時間里，他學會了葡萄牙語以及盧西塔尼亞語。盧西塔尼亞語也稱猶太-葡萄牙語，這種語言含有葡萄牙語的古體字，為部分猶太人所使用。鄭芝龍能學會并基本掌握了這兩種語言，想必一是在協助舅父打理生意時，和葡萄牙人以及猶太人多有接觸；二就是天主教堂經常的祈禱、禮拜、聽課、誦經、唱詩，給了他很好的語言學習環境；再就是，從16世紀四五十年代至明末，澳門一直是中國海外貿易的唯一港口，也是當時聯系歐、亞、非海上貿易航線最重要的 “海上絲綢之路”。鄭芝龍那時不過二十郎當，年輕、聰明、精明、能干，在那種環境里，不僅是思想、認知、習俗、語言，還包括商道、談判、貿易、外事、禮儀、交際等，都會在耳濡目染、悉心體察中，迅速成長、成熟起來。澳門給他的人生開啟了一個嶄新宏闊的世界，給了他無處不在的西方文明與海洋文化熏陶，也給了他來日一躍而起稱雄海上的最扎實的歷練和本領。有資料說他其間到過菲律賓的馬尼拉，那么便可猜想他肯定不止一次出海，自然也不止到過一個國家。鄭芝龍小時候住在大海邊，或者隨家人或鄉親們也出過海，但跟隨商船貨輪遠航他國，才使他見到和認識了真正的大海。真正的海洋，那種浩瀚寬廣、那種渺遠無際、那種波浪洶涌、那種顛簸漂泊，不知讓年輕人的心里產生了怎樣的震撼、怎樣的遐思、怎樣的豪情、怎樣的狂想。他應該變得黝黑、健壯、堅定、豪邁、青春煥發、雄心勃勃。三年的蟄伏，商戰的歷練，鄭芝龍，一切都準備好了，現在，他不過在等待一個機會，等待一個從歷史中崛起的機會，踏浪蹈海的機會，躍上波峰的機會。

這個機會來了。和一個人有關，即僑居日本的海商李旦。

李旦非一般的海商，而是大海商、巨無霸，其商貿船隊常年往來于臺灣、廈門、泉州、澳門之間，還遠航柬埔寨、交趾、暹羅東南亞等地，因此李旦在他居住的日本長崎當地華人中，聲名顯赫，受人崇拜，被尊稱為船長、領袖、司令官。其時，舅父黃程正與李旦有一筆海上貿易，挑選了鄭芝龍，隨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貨物從澳門去日本，交付李旦。這一年是天啟三年，即公元1623年。

想必是順水順風，順利到達，因為這批貨物交付后，鄭芝龍留在了日本長崎，成了李旦的手下。到了后來，鄭芝龍對李旦竟是 “以父事之”，做了李旦的“兒子”?！畹@個年輕人如此厚愛和看重，猜想首先還是鄭芝龍青春有為，英姿勃發、無所畏懼、充滿朝氣、惹人喜愛；其次便是李旦一定發現了他身上所具有的經商才干和潛質，況且這年輕人還會兩門外語呢；還有一條，就是李旦也虔誠信奉天主教，共同的信仰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有了精神的維系以及相互間的信任感。于是經過一段時間后，李旦把部分集團財富和海上貿易直接交由鄭芝龍經營管理，使鄭芝龍有機會進入上層華人商界、日本商界、荷蘭商界，以及政界和軍界，去領略更為壯觀的海洋景象，運作更為宏大的財貨，接觸更為復雜的人群，進行更為驚心動魄的海外貿易。

所謂驚心動魄，絕不僅僅是指海上航行所不能預測的自然災難和海洋兇險，更重要的是貨物運輸與海上交易的安全保障責任。李旦時期，這些龐大的海商集團在一代代的流血拼爭中，已不滿足在船上裝備一般的自衛武器了，而是直接將海上商業集團打造成了一支龐大的海上商業武裝集團。鄭芝龍一次次執行李旦的出海任務，不僅見識了這支武裝集團的威力，還一次次親自率領和指揮這支武裝集團，在大海上耀武揚威，自由馳騁。

時代造就了鄭芝龍，李旦成就了鄭芝龍；李旦給了鄭芝龍海洋的舞臺，而鄭芝龍就是這樣在李旦煊赫的名聲、商貿與財富的巨大背景烘托輝映下，上演著自己的生命才華和奪目光彩。其間，也引起日本政界的關注，鄭芝龍很快受到前幕府將軍德川秀忠的召見，并獲得信任，成為長崎商館主事。在鄭芝龍遷到當時日本對外貿易中心平戶時，即受到當地諸侯松浦氏優裕厚待。在那里，松浦氏賜其宅地建起新居，還介紹平戶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與其締結姻緣，完成大婚。據說新娘田川氏，年方十七，貌美、溫柔、端淑，二人恩愛，情投意合?；楹蟮诙?，夫人已懷有身孕，一天興致很好地去平戶千里濱出游，忽而陣痛加劇，未及回家，田川氏便倚在海濱內一塊大石頭邊，順利分娩一男嬰。這個不守規矩的男嬰，即為鄭芝龍長子鄭森，乳名福松，字明儼，號大木，也就是鄭成功。

這美好的一天，是明天啟四年 (公元1624年)，歲在甲子古歷七月十四日辰時。那塊大石后呼為 “兒誕石”，立有“鄭成功兒誕石”碑紀念。

三

小家伙呱呱墜地，哭聲倔強而嘹亮，可惜的是，父親鄭芝龍卻不在身邊——鄭芝龍在那年年初身負重任，被李旦派往了澎湖，擔任荷蘭人的通事。所謂 “通事”，就是做翻譯。翻譯是名義上的，李旦派他是做 “間諜”。這既反映了李旦政治上的精明，也說明了鄭芝龍對李旦海商集團的重要。因為海上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日益嚴峻。

17世紀上半葉，荷蘭人已是西方海洋經濟世界的 “超級大國”，他們訴諸軍事力量的官商結合經濟體 “東印度公司”，四處公開瘋狂攔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亞人的海外要塞、商館，在日本平戶建立商館，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大本營。荷蘭人曾在1604年占領澎湖；在1622年，第二次占領澎湖，不斷向明朝要挾通商。這一次，明朝政府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舉兵與之鏖戰八個月未分勝負，雙方隨之展開談判，李旦參與進來，居中斡旋（見荷蘭人著《巴達維亞城日記》），結果是荷蘭人答應退出澎湖，遷往臺灣，轉而“曲線”打破海禁，實現與中國通商。

鄭芝龍被派往澎湖，正是明朝政府與荷蘭人交戰繼而轉為談判的時候，在雙方終于達成協議后，鄭芝龍并沒有因完成 “使命”而回日本平戶，而是隨荷蘭人，一起乘船開赴臺灣。荷蘭人登陸臺灣大員（今臺南安平），構筑“熱蘭遮”和 “赤嵌城”兩個要塞，侵占了臺灣南部地區。

消息傳到菲律賓，立即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極大震驚。

在當時，中國和日本一直是西班牙人的遠東貿易大戶，荷蘭人占據了南部臺灣，顯而易見，這不僅威脅到往來于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東方大港泉州和西班牙人所在的菲律賓馬尼拉市間的海上航道，西班牙人更擔心自太平洋他們本土貨物到菲律賓以及到中國東南港口這一航路，及其所涉及的軍事與經濟的太平洋制海權和貿易被荷蘭人搶占和阻斷。這個時候，臺灣的戰略地位一下變得尤為重要，于是，西班牙和荷蘭這兩個殖民主義國家打響了爭奪臺灣的戰爭，結果荷蘭得勝，繼而便占有了整個臺灣，這是歷史上臺灣第一次為外國人所占領。

正如西班牙人預計，荷蘭人在臺南立足未穩，就開始在海上襲擊前去馬尼拉與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國船只，其中多次都是鄭芝龍奉荷蘭人之命，率領大船，出海襲擊。荷蘭人這時突然發現鄭芝龍這個人做翻譯有點屈才，做海盜才是更好的選擇。然而，他沒等荷蘭人多想，便于明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三月二十日回到臺灣大員；四五月間，斷然離開荷蘭人，像一陣遠去的海風，像海風里的鷗鳥，以至于讓荷蘭人望著點點帆影聳了聳肩，大惑不解；再看到他時，鄭芝龍已帶著自己的弟兄出沒在大海之上，成了真正的海盜。事實上，臺灣海峽形勢已變得復雜、詭譎，鄭芝龍做海盜，或者說亦商亦盜，可能有些 “被逼”，因為荷蘭人占據臺灣以后，海上通商航線、貿易格局、利益分化、軍事對壘、勢力范圍，無疑被徹底打亂，海上生意都不能像過去那樣正常去做了。這是一場水上的廝殺，利益的爭奪，也是海上勢力擴張的生死對決。

李旦和鄭芝龍決定以海盜的手段繼續海上貿易和爭霸。他們一定覺得，在這個混亂無序的時代，只有做海盜，集團才能奪得制海權，才能獲得海上的生存權，才能抗衡外國人，才能有豪邁雄壯的未來。李旦和鄭芝龍瞭望風云四起的大海，覺得他們有這個信心和實力，血氣和底氣。

1625年8月12日，李旦在日本平戶去世，鄭芝龍接管、執掌了李旦的全部家業和事業，光芒四射，一躍而出，登上歷史舞臺。

四

如果把鄭芝龍的大海人生比喻成一場盛大演出的話，那么澳門三年，不過是最初的熱身和序幕；到了李旦那里，他才開始走向時代前場，進入劇情中央，演出他自己的人生?，F在李旦的一幕落下了，而另一幕隨著另一個重要人物的出場，激越昂揚，喧嘩開啟。這個為鄭芝龍揭開人生另一幕的人物，就是被尊為 “開臺王”的顏思齊。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類同相召，氣同相合。顏思齊是那個時代的人中豪杰，海上英雄，鄭芝龍必然會與之協同呼應走在一起。英雄的力量是大海渦流，是颶風中心，是英雄與英雄聚合的氣場。

向上追溯至明萬歷四十年（公元1603年），福建海澄人顏思齊，遭宦家欺辱，氣血沖頂，怒殺其仆，只身逃亡日本，后來名義上做中日海上貿易，實則就是海盜，再后來，就是大海盜了。作為大海盜，顏思齊自是擁有眾多海上列強的兄弟和手下，其名氣和勢力威震海疆，以致讓日本平戶當局不得不任命他為甲螺（頭目）。名氣和勢力大了，野心也就膨脹了，像鼓滿大風的巨帆，看那樣子，真的是縱橫馳騁，撼雷掣電，欲傾東海洗乾坤了。再，從他當年 “怒殺其仆”來看，顏思齊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剛烈的漢子。因此在明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他鋌而走險加入日本民眾反抗德川幕府統治的斗爭，并密謀舉義旗起事造反。農歷六月十五，顏思齊與晉江人楊天生、漳州人陳衷紀、莆田人洪升、惠安人張弘、同安人林福等28人歃血盟誓結為兄弟，顏思齊被尊為盟主，眾兄弟立下誓言：生不同日，死必同時。這28人中，傳說有鄭芝龍，年齡最小。意外的是，密謀被人泄露，幕府聞訊，迅疾調集兵力，對他們進行圍剿和搜捕，顏思齊及眾兄弟還算警醒，當機立斷，分乘13艘船迅疾出逃。駛至九洲西海岸的外島洲仔尾時，聽從陳衷紀建言：“吾聞琉求（臺灣舊稱）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則扶余之業可成也。（連橫《臺灣通史》）”于是在那年的八月二十三日，顏思齊率領他的這支出逃的船隊抵臺灣，在笨港（今臺灣北港）靠岸上島。經過一番勘察，發現荒島之上果然土地肥沃，水澤豐美，不啻一片充滿希望的新大陸，不僅能成為他們落難海上的立足之地，也能成為日后東山再起的發達之地。而人眾則勢熾，勢熾方實雄，譬如開疆拓土，把一個荒島變為富庶王國，則需要大量勞力。怎么辦？顏思齊與眾弟兄商量，當即便派了楊天生率船隊赴漳州、泉州招募勞力和墾民，漳州、泉州是他們的故鄉。這就有了歷史上東南沿海往臺灣的大規模移民的開始。

楊天生回到故鄉招募，正逢福建沿海大旱，到處是災民、饑民，楊天生帶來海上消息，一宣傳一鼓動，鄉親們奔走相告，仿佛喜從天降，于是搭幫結伙，互為鼓舞，前后三千青壯勞力，就蜂擁而來分批乘船跟著楊天生到了琉球。顏思齊首先在笨港東南岸的平野（今臺灣新港），規劃建筑了 “井”字形營寨，將招來的墾民分成10寨，即當時的笨港、鹿仔草、南勢竹、井水港、龍仔港、大坵田、北新、大小槺榔、土獅仔等，相當于臺灣現在的北港、水林、口湖、虎尾、土庫以及嘉義的西海岸等這些區域，中間為大高臺，是組織墾荒的總指揮部。對新到墾民，發給銀兩、生活用品以及耕牛、農具等，讓他們在異地安定下來，適應環境，有穩定的情緒，然后就開始了臺灣最早的大規模開荒拓土的生產運動。同時對當地的土著進行安撫通融，劃定各自疆界，秋毫無犯；又組織有經驗的勞力從事海上捕魚和島上捕獵，多種經營，豐富墾民的物質生活。當然，他們絕不會忘記過去多年所從事的海上貿易，以及所帶來的滾滾財富，尤其鄭芝龍們，不僅富有經驗，而且充滿激情；未必不知道大海的兇險，但他們無法抑制與生俱來的冒險精神和鼓蕩不息的英雄熱血。

就這樣，顏思齊當之無愧成為開臺第一人、開臺王，而開發臺灣的歷史，也記載了楊天生、陳衷紀和鄭芝龍，還有來自漳州、泉州的第一批沒有留下姓名的數千移民。

回到鄭芝龍。李旦的一幕落下了，顏思齊的一幕開啟了，鄭芝龍正式出場。據有關傳說，那一日東窗事發，他與顏思齊等眾兄弟于危難時刻出逃臺灣，選擇荒島立足，只一年時間，即于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九月，老大顏思齊和部眾到諸羅山捕獵，豪飲暴食，不幸染傷寒而死，年僅37歲，葬于今嘉義縣水上鄉與中埔鄉交界處的尖山山巔。顏思齊臨終給鄭芝龍等眾弟兄留下了這樣一番話：“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創建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保ㄟB橫《臺灣通史》）

在這一年的年底，鄭芝龍在眾弟兄的擁戴下，坐上了盟主的位置。當年他接手了李旦的財產，如今又接手了顏思齊的財產，以雄厚的物資做實力，他才能在海上巨龍一般躍出水面，騰空而起。

也許是對自己海上經歷、海盜生涯進行了思考和總結，尤其是對逃亡來臺灣前后事變因由、慘痛教訓和海上局勢進行了考量和分析，鄭芝龍一登場，做了首領，就開始全面建立他的鄭氏海上武裝集團。先是在故鄉招徠鄭氏一族的鄭興、鄭明、楊耿、陳暉、鄭彩來臺為部將，再在墾民中大張旗鼓招兵買馬，對顏思齊的墾民10寨重新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譬如改原寨主和負責人分別為參謀、總監軍、督運監守、左右謀士等。你不要認為這僅僅是編制名稱的變化，這建構的是一個最初的鄭氏集團地方軍事化統治政權。鄭芝龍把他的部將也分為十八先鋒，結為 “十八芝”，鄭芝龍就是從這個時候不再叫鄭一官，而改稱鄭芝龍。另，季弟蟒二為芝虎，四弟為芝豹，從弟莞為芝鶴（后改名為芝莞），族弟香為芝鵬，余者為芝燕、芝鳳、芝彪、芝麒、芝豸、芝獬、芝鵠、芝熊、芝蛟、芝蟒、芝鸞、芝麟、芝鶚。據有關史料分析，這 “十八芝”，至少有5個是石井鄭家子弟，其他之 “芝”很有可能是其親信，未必都為鄭姓。鄭芝龍借此一方面繼續在臺灣拓墾大業，一方面不斷壯大其海上武裝集團，或者合而為一。就在鄭芝龍為首領的第二年，其武裝船隊“至丙寅（公元1626年）而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諸種賊之船且千矣。（董應舉《崇相集·米禁》）”

但這還遠遠不夠。建立一支鄭氏海上 “武裝集團”，不僅要裝備精良，還要兵力足夠強大，先前顏思齊為首時曾遣楊天生回鄉招募三千鄉民，鄭芝龍取而代之后又有鄭氏一族鄭彩等投靠，海上爭霸，海上稱霸，鄭芝龍現在委實尚稱不得足夠強大，有豐富大海經驗的鄭芝龍比誰都警醒，因為他知道，他的海上武裝集團既要抗擊官軍的圍剿，還要與西方殖民勢力在遠東海域流血拼爭搶占海上市場，同時也不能忽略和他一樣的那些海上大大小小的海盜互相吞并。這三股勢力，都讓集團時時處于生死抉擇乃至命懸一線，有時候可能只海上一戰，整個集團就會遭受滅頂之災，以致萬劫不復。鄭芝龍焦慮中把目光投向了大陸的東南沿海，轉向了自己的家鄉。

機會來了。明天啟六至七年（公元1626-1627年），閩南再次發生了嚴重旱災，赤地千里，餓殍遍野。鄭芝龍決定親自率武裝船隊出海，于是勢如威龍猛虎，突如其來，三月，襲擊福建漳浦，殺守將；十日，船泊金門，十八日攻中左所（廈門）；四月，率眾浮海下粵東，襲擊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師福建，再犯廈門，襲銅山（東山），陷舊鎮，擊敗金門游擊盧毓英、福建總兵官俞咨皋的進剿……就在這海上血火的奔襲拼殺中，鄭芝龍轉身檢閱，發現他的隊伍不經意間已增至數萬之眾了。

鄭芝龍占據了整個臺灣，并稱霸海上。

五

有關 “歷史事實”，本意不做考證，但問題繞不過去。

往來臺灣與大陸之間的 “奸徒”“海盜”“海上武裝商業集團”，從16世紀始，著名的有鄧獠、林碧川、金子老、李光頭、徐棟、王直、謝和、王清溪、洪迪珍、嚴山老、林道乾、袁進、楊祿、楊策、李旦、李魁奇、鐘斌、劉香老等，顏思齊和鄭芝龍不過是其中的一支集團，這支集團由顏思齊創立基業，經鄭芝龍勵精圖治，繼往開來，達致鼎盛?，F在的問題是顏、鄭入臺的年代混亂，也帶來了敘述的疑點。首先我是根據了江日升的《臺灣外紀》的說法，即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八月二十三日，顏、鄭等28人在日本結盟起事敗露而逃臺。這一說法顯然與鄭芝龍被李旦派往澎湖做荷蘭人的 “通事”并從中 “斡旋”以及李旦去世前后的歷史不能自圓其說，因為那時鄭芝龍幾乎沒有時間參加顏思齊的結盟。另，當代臺灣史學家郭廷以先生也對此提出疑問，指出：“顏思齊死于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當他據臺之時，橫行閩海，聲勢已經很大，如系1624年入臺，這種局面恐非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所能達成?！庇终f，“1623年荷（蘭）人已于（臺灣）安平港派駐要員，1624年七月退出澎湖來臺，八月二十三日到北港上陸。北港去安平不遠，而荷（蘭）人對于當時其鄰近發生如此重大事情（顏、鄭入臺）似乎并無知，此亦可證顏等應早于荷蘭。（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

這樣說來，取江日升的說法顯然是有問題的。那么再來比較一下其他說法。一個是清代季麒光《蓉州文稿》之明萬歷年間顏、鄭入臺說，此說即是指許孚遠《敬和堂集疏》所說“萬歷二十一年”顏、鄭往 “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的記載。萬歷二十一年是公元1593年，而鄭芝龍于萬歷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才出生，因此此說根本沒有可能；再有是現代史學家劉大年《臺灣歷史概述》之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顏、鄭入臺說，此說有他的道理。劉大年的萬歷四十七年是指顏思齊入臺的時間，而鄭芝龍是在其之后追隨而去，但這僅僅是劉大年 “一家之言”，贊同附和者甚少；還有就是《福建通志》有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和連橫《臺灣通史》的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顏、鄭入臺說。所見多種著述，都持此一說。其中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南明文人、被譽為 “臺灣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其前半生在朝為官，后半生因故流寓臺灣，其著述《東吟社序》云，臺灣 “初為顏思齊問津，繼為荷（蘭）人竊據”。相信沈光文的理由很簡單，是因為沈光文是1650年渡海入臺，和顏、鄭在臺歷史相去不遠，不過二十幾年，沈光文在寫作他的《臺灣輿圖考》《流寓考》《臺灣賦》等著述作品時，不能不對臺灣的這些重大歷史也是基本歷史進行考察和論證，尤其是顏思齊、鄭芝龍和荷蘭人誰先據有臺灣，這在我們看來可能十分困擾，而在臺灣當地可能簡單明確就是一般常識。那么，沈光文果然可信，即顏思齊先而荷蘭人后，我們就可認定顏、鄭入臺時間為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比荷蘭人入臺早了三年。

這是一個時間的界定，自然也是歷史及其所包含的意義之界定。

另外，“海盜”“?？堋笔敲鞒畬λ麄兊姆Q呼，而在很多時候我們借用這個稱呼，僅僅就是一個概念，并非性質界定。事實上，鄭芝龍集團的形成和發展都不是一定意義上的海盜。明朝政府早期為新生政權穩固，后期為防范西方殖民者侵略，一直實行 “海禁”，鄭芝龍們在海上的貿易只能采取私販形式，這無疑帶有很大的賭博性和冒險性，如前所述，他們的這種貿易要對付多種海上勢力，生存兇險和貿易安全，都讓他們必須把商業集團組建成武裝集團，目的是“護航”，而不是“搶掠”。這其中包括鄭芝龍在荷蘭人那里幫助荷蘭人在海上的行動。當然那時海上確有勾結 “倭寇”專事 “搶掠”的“海盜”，如安徽人汪直、徐海等。這些 “海盜”，是鄭芝龍建立海上武裝集團的原因之一。當然，大海局勢復雜多變，要說鄭芝龍自始至終完全沒有做過 “海盜”也不客觀，在一些特殊的境遇下，鄭芝龍和他的手下也會對沿海商民進行野蠻搶掠，充實集團的經濟資本，但后來鄭氏海上集團成為龐然大物的時候，鄭芝龍便不再如此了。比如許多海上行動 “不攻城邑，不殺官吏”。約束手下 “不許擄婦女、屠人民，縱火焚燒，榨艾稻米”。江日升《臺灣外紀》載：“鄭芝龍生長泉州，凡我內地之虛實，了然于胸，加以歲月招徠，金錢所誘餌，聚艇數百，聚徒數萬……禮賢而下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擾 ‘盜’而擾民，民不畏官而畏 ‘賊’，‘賊’不任怨而任德……”

如此，鄭芝龍在明朝政府那里終于成了需要正面面對的問題。尤其是在1627年年底，鄭芝龍率兵 “乘勝長驅……入中左所（廈門），官兵船器，化為烏有，全閩大為震動?！薄獙Υ嵵?，作為敵對力量決然將其剿滅顯然是不可能了，那么將出擊的拳頭松開，換作招納迎入的政策姿態如何？結果我們知道了，明政府出于多種考慮，最終決定對鄭芝龍施行綏撫。另一個驚人抑或必然的結果是，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鄭芝龍安然受撫，歷史沒有給出鄭芝龍決定受撫的內心背景，而僅僅把此看作一個事件的話，那么鄭芝龍的受撫是他給自己也給了他的集團一個安全 “著陸”，一個“歸宿”。

理論上那年鄭芝龍不足30歲，在人生與事業的巔峰之上。鄭芝龍于崇禎元年七月受撫，九月率部就撫于福建巡撫熊文燦，任 “五虎游擊將軍”，開始為朝廷 “剪除夷寇、剿平諸盜”。但這一年閩南又遭大旱，歲兇乏食，民眾苦不堪言，流離失所。鄭芝龍再度組織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赴臺。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陸向臺灣的移民，這些移民在臺灣繁衍生息，成為臺灣最主要的居民，因之，如今全臺灣人漳、泉籍的占80%以上；再類推，這80%以上的漳、泉籍臺灣居民，其先祖多半是晉、唐南遷的中原人。因此說，臺灣人祖根五百年前在福建，一千年前在中原。

六

無論以什么形式，以及歷史最后會作出怎樣的評價，鄭芝龍終于結束了大海之上的動蕩生活，他回到了陸地，回到了故鄉，他的雙腳可以踩在松軟的泥土上了，他可以踏著初陽帶著妻小家人充滿回憶和深情回故鄉看看了，也可以把已經7歲的兒子鄭成功從一直羈留的日本接回身邊來了。他現在急需籌劃和著手的是要為自己的家族建置一處居住的家宅府邸。經過考察，他選擇了晉江安海鎮安平橋北。明崇禎三年季春奠基，歷時三年零兩個月告竣，——我們來看看《清·嘉慶·赤店鄉土志》的記載：鄭府位于安平橋以北，西從西埭抵西港，北達西垵頭，南臨安平橋頭，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畝。主構為歇山式五開間十三架，三通門雙火巷五進院落。兩旁翼堂、樓閣，亭榭互對，環列為屏障。東有“敦仁閣”，西有“泰運樓”，前廳為“天主堂”，中廳為“孝思堂”，規模宏聳。大厝背后辟有 “致遠園”，周以墻為護，疏以丘壑、亭臺、精舍、池沼、小橋、曲徑、佳木、奇花異草。

先后繼承了李旦和顏思齊的財產，加之集團的海上貿易和在臺灣的墾殖開發，鄭芝龍擁有巨大財富，因此建造一處豪華府宅輕而易舉，無需他投入太多心智和精力，而且他現在的身份和所擔當的責任也不允許有太多的分神，這位新上任的 “五虎游擊將軍”所面對的是更加殘酷的海上爭霸。在大海之上，鄭芝龍帶著他的艦船和兵士先是剿滅了李奇魁的海上武裝集團并將其斬首；后又剿滅了 “海盜”楊祿、楊策、褚彩老、鐘斌，最后，便與他最強硬的宿敵劉香決戰海上。

劉香本來是鄭芝龍 “十八芝”中的一員兄弟，因拒降而與之決裂，并擁有相當的武裝實力，幾乎可以與鄭芝龍對峙而立，爭霸抗衡。劉香對受撫的鄭芝龍非常鄙視，認為鄭芝龍當初是海上龍、巨無霸，現在就是一條小蛇、一條小魚、一個小人，不足掛齒；在聽說鄭芝龍要南下廣東與其會戰時，充滿嘲諷地說：“一樣皮毛，素無仇隙，何苦為人作鷹犬也。他見我前歲小埕之役，稍避其鋒，彼就洋洋得意。吾誓必擒滅，方快我愿！”劉香說的 “小埕之役”是指在1632年，劉香當時正率船隊進攻小埕，并且在岸上殺人放火，四處搶掠，不意遭受鄭芝龍艦隊圍剿，結果劉香大敗，向南逃竄。也就是這一戰，劉香決定聯合盤踞在臺灣南部的荷蘭人，一起對付明官軍，固然這次聯合作戰最后也失敗了，但劉香未死，依然馳騁海上，其活動范圍不斷拓展到了福建、廣東一帶沿海。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三月，熊文燦會同福建巡撫鄒維璉以鄭芝龍的軍隊為主力，發起了對劉香最為浩大的軍事打擊。鄭芝龍與劉香血戰兩天三夜，最后時刻，劉香用漁網網住鄭芝虎，大笑著當著鄭芝龍的面，丟進海里，然后舉槍自盡。

那一聲槍響，也讓鄭芝龍撕心裂肺。

劉香一死，海上并沒有變得平靜，鄭芝龍也不平靜，他還有最大的一個敵人——荷蘭殖民者。

其實從1603年開始，荷蘭人就不斷侵占我國東南沿海，包括澎湖列島，以致在1624年被福建總兵趕出澎湖后，退而侵占了臺灣。到了1633年，荷蘭殖民者竟用武力意欲獨占臺灣和東南沿海，繼而開動8艘戰艦長驅直入，到達廈門，不宣而戰。

鄭芝龍的海商軍事集團在東南用了8年時間，先后剿平大小海盜，其間還多次痛擊荷蘭人，之后便完全壟斷了東南的對外貿易，那么可想而知，那時的鄭芝龍，就像一些史書夸張的那樣，紅頂海商，富可敵國！

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八月，鄭芝龍升任 “加福建參將署總兵”，旋晉協守潮漳副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帶俸右都督，最后升任總兵官。在這個時候，我們似乎也看得清楚一些了，鄭芝龍接受招安時可能不乏政治動機，結果卻是極大地實現了他本質上的海商集團的商業目的，并借助官方力量在招安后徹底沖破“海禁”，獨霸海上了。但無論如何，鄭芝龍的海上人生，都不能讓他成為政治領袖，而只能是海上梟雄、商業大鱷、財富巨子，他不能把商業野心擴大成政治野心，不能把海上稱霸延伸到天下稱霸。1639年鄭芝龍與荷蘭人還有過一次大海戰并獲得全勝，但他終未撐住大明江山的傾覆，也終未實現徹底驅除外敵、收復臺灣的輝煌大業。

這想必是歷史有意的安排，他是把這種輝煌和壯麗留給了他的兒子鄭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