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權力與精神形塑
——基于西寧市樂家灣鎮早市的研究

康 逸 馬成俊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7）

城市公共空間作為人類生活聚居的場所，它的空間環境承載著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蘊含著記憶和情感，積淀著歷史與文化。 人和空間之間有著一種精神上的依存關系，共同生活在這里的各民族形成共同的契約與信仰、權利與義務的相互依存關系，并通過各種方式和事件的相互交往，發生情感連帶，形成親疏遠近各異的人際關系網。因此，城市公共空間成為容納不同民族、不同群體互動的重要場所。城市公共空間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集市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空間，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鐘興永認為，“原始社會末期的井旁早市和森林邊緣的‘日中為市’，可視為中國集市貿易的雛形或源頭”[1]。 傳統集市的變遷是現代化、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必然結果。 人們的生產生活資料都通過集市交換而獲得，人們也在這個空間中交往、交流、交融。有關集市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 下面，簡要梳理之。

20 世紀初至6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通過對四川（成都平原）農村集市的田野調查，運用中心地理論提出影響深遠的“基層市場社區（共同體）理論”。他的這一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中。他認為，中國社會的最基本單元不是村莊而是基層市場社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農村集市是“以生產者之間相互交換為基礎所形成的場合”，并且買賣雙方因為“熟人”面子的問題大都不會在本村集市進行交易[2]。 費孝通又在《江村經濟》中剖析了農村社區中集鎮的地位和作用，并把集市作為考察現代工業化過程中農村社區變遷的窗口，基本框定了近代市鎮研究的路徑和取向[3]。 楊懋春在《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中提出中國農村社區組織是集鎮。王銘銘在《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一書中對中國集鎮的功能進行了總結，認為中國的集鎮不是簡單的市場，而是庫拉圈、互惠場所、夸富宴的舉行地，再分配的網結，社會競技場和文化展示的舞臺[4]。

目前來看，研究華北、江南、四川等地的集市較多，而研究我國西部地區、民族地區、高海拔地區的集市相對較少。 關注農村集市較多，對城市社會中的集市關注相對較少，對城市社會中參與集市活動的各民族各群體的主體性關注較少，對市民社會中的集市生活體驗關注不夠；對集市作為公共空間所承載的文化、記憶、現代轉型、商業價值以及其中一個個鮮活的人乃至這些人匯聚成的群體所見不多。 本文將以西寧市樂家灣鎮早市為個案，以當代空間社會學理論為框架，分析多民族社區公共空間（早市共同體）中的權力運作機制，以期揭示空間生產對各民族精神空間的形塑作用。

一、西方空間理論與實踐

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時空維度之一， 有關空間的概念和研究貫穿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學科發展始終。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談到的“庫拉圈”，就是一個完整的交易空間。而普理查德的《努爾人》則描述了非洲努爾人為適應旱季雨季的不同生態環境，在高山和平地之間交替遷徙的空間節奏。 利奇在《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中運用動態平衡理論，提出存在著觀念層面和經驗層面兩種不同面向的空間，空間依附于政治的觀點。 涂爾干在分析“集體意識”的時候曾提到，當人們在共同的時空中共同關注某一對象的時候， 共同的思想和情感將會在其間流動并強化。 可見空間對人們集體意識的影響?！霸邶R美爾看來，空間是社會互動形式得以成立的條件或基礎?！盵5]他在《大城市與精神生活》一文中，認為城市生活的首要特征是“理性至上”，否則無法適應城市的快節奏生活方式，強調這是都市空間對人們精神世界塑造的結果。

活躍于20 世紀上半葉的芝加哥城市學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帕克認為“大城市從來就是各種族、各文化相互混合、作用的大熔爐。 城市就是這種生動的、潛移默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新的種族、新的社會形態又從這些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來。[6]托馬斯·雅布隆斯基對芝加哥“后院”的鄰里研究，表明：“社區精神……是依賴于（實際上，是產生于）空間力量。 社區文化包含了部門空間習慣和領地忠誠。 ”[7]

?？碌臋嗔臻g理論認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 ”[8]他認為空間不僅是權力的容器，還是一種權力的策略與手段。 布迪厄的場域空間理論以實踐論為基礎，認為行動者在這個場域內被賦予的地位與權力則來自于他們能夠動用的資本。 這種資本使它的所有者能夠在這個場域空間內對他人施加影響，去控制或改變空間內的日常運作規則。 布迪厄還認為，場域包含各種潛滋暗長的活動力量，是一個充滿斗爭的空間，要時刻把它視作一個被爭奪的空間，去分析空間內的行動者、資本與慣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實踐不斷形塑著社會結構，它隱藏在人、地點及社會事件過程的習慣之中，賦予日常生活及城市現實以結構，從而保證了社會的凝聚力、持續性，并幫助人們建構某種穩定的空間能力。 ”[9]此外，國家作為制度體系的組織者和規劃者，通過空間的生產，將權力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措施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彌散在空間中，形塑著人們的行為。

二、樂家灣早市空間的變遷

空間與人的行為具有某種天然的情感和認知聯系， 社區內的公共空間是絕大多數各民族社區成員共同生活、交往互動的空間。 費孝通認為：“居處的聚散多少是有關生活上的親疏，因之，空間距離給了我們研究社會聯系的一個門徑。 ”[10]樂家灣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早市是傳統中國城市固有的底色。 每一個集市都藏著一個地方最隆重的生活儀式。 樂家灣集市的開辦伴隨著西寧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樂家灣的城市化而展開。 從最初零星的三輪車流動商販到馬路市場再到中期的新顏路早市， 后又因占道經營、噪音擾民等問題，搬遷到金橋路，成為金橋路早市，樂家灣早市在這十余年期間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樂家灣各民族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間記憶和情感記憶。

上十里鋪村早市興起于21 世紀前后。 為緩解供需矛盾，2013 年，東川工業園區管委會在民和路中段東西走向的新顏路（上十里鋪村）設立了新顏路早市（人們習慣稱之為民和路早市）。 早市形成之初，攤位只有100 多個，而后發展到300 個，商戶200 余家。 2017 年9 月1 日，時值西寧市創建全國衛生城市之際，一起突如其來的交通事故將早市推上了風口浪尖。 早市由來已久的交通擁堵、噪音擾民、衛生環境差等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時間早市規?？s減了一半。 2018 年，經過招標，由西寧金橋惠民市場管理有限公司中標并于當年8 月正式負責運營管理早市。 搬遷后的早市更名為金橋路早市。 金橋路早市將所有商戶集中在一方形區域內，設有四個安全出口，一個停車場出入口，五橫五縱人行通道（便于人們行走，比起民和路早市的直線型分布，安全方便許多），五條消防通道。 市場內安裝20 個不同角度的監控攝像頭并與公安機關聯網，配有高音喇叭、防爆器材、滅火器、防撞柱及防撞墻。 同時各出口設有公平稱、公示欄、紅黑榜等。 早市正門入口設老年休息區、辦公室、監控室等,早市圍欄上有十五塊大型長方形宣傳板塊，用于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掃黑除惡、創建全國衛生城市、市民公約等等，早市入口處立有國旗桿，國旗在上方迎風飄揚。 早市內設有攤位近500 個，主要經營蔬菜、水果、肉食、調料、水產、豆制品、百貨、面條、饃饃、花卉等。 現有登記經營商戶近250 家，并設有散攤區，精準扶貧攤位等，配有保安10 名，管理人員5 名，食品安全員1 名，保潔員6 名。

金橋路早市就像是一個隱匿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特殊空間。聯系特納的儀式理論，門既是一種空間轉換裝置，也是一種閾限裝置。 跨越大門進入早市，各民族市民就從一個空間轉換到了另一種空間。每個人的身份和狀態都被重新定義。各民族的人們在這里采購，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同時，也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不僅充滿了生氣，也成為社區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樂家灣早市的變遷，不僅僅是地理位置的變化，更是市場規模、攤位布局、管理方式的變革。早市的熱鬧與繁榮是各民族和諧互動的體現。

三、早市空間中的權力運作機制

?？抡J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 ”[11]一個空間的相對獨立性、與外界空間的區隔性，建構了一個權力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場域里，權力得以發揮作用。 ?？抡J為：“權力的規訓勢必會涉及某些空間手段，通過空間的分配，權力得以實現馴服身體的基礎；通過空間機制實施層級監控，特別是借助所謂‘全景敞式’的空間手段，規訓得以從外在轉向內在，實現了權力控制的‘自動化’。 在這個意義上，只要借助空間，權力被微觀化為規則、要求和表象。 ”[12]可以說，早市四個安全出口的設置將早市空間從整體社會空間中區隔出來， 同時將商戶封閉在市場內， 將其劃分為不同的單元、類別，以橫豎兩軸及編號為其定位，目的在于通過空間的劃分，將行動者（早市管理者、城管、商戶、顧客）規范到相對固定的位置及場域。 一旦進入早市，就要遵循早市空間內的規則、邏輯。 根據園區城管局（國家權力）要求，早市經營管理者在早市空間里設置了20 個不同面向的24 小時監控攝像頭，并配有10 名保安、5 名管理人員在安全出口及市場內來回巡邏，同時制定了相應的市場管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隱患排查等規章制度。 因為有這些機制，早市空間內的被監視者很難去在意并確認監視者（權力的形象化）是否在場，他們不得不認為監視者（權力）是始終在場的。因此，可以說，權力在早市場域內無處不在，且總是默默地發揮作用。 就像在訪談中被問及是否可以推遲早市收攤時間（為的是延長擺攤時間，增加收入）時，早市經營者篤定地回答：“那不行，城管局有規定。 城管也在這里，還有監控，對面就是辦公大樓。 他們能看見。 ”“如果不按時收攤呢？ ”“那不可能！ 市場內的大喇叭十一點就開始催大家收攤，他們（早市管理者）的人也會提著小喇叭滿市場轉著喊催大家收攤。如果不按時收攤，他們就罵，多幾次就不讓出攤了。 ” 早市管理者把這個出攤收攤的時間當作了一種調控的手段， 以此控制商戶和顧客。 這種最初源于外在的監控，最后轉化為自己對自己的規訓，一種被權力形塑的主體就形成了。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不是僵化、刻板、非辯證和靜止的。 ”[13]列氏還表明：“空間是社會產物……空間的生產體現了政府監管者和規劃者，建筑師和科學家的權力位置，體現了他們對合理化的城市地圖和規劃的創造。 ”[14]為什么早市要從之前鎮域內人口最為密集的民和路一帶搬遷至現今的山腳下，隱匿于街角中？這不僅是政府（國家權力）出于加強城市管理，方便市民生活的正向考慮，也是為了盤活土地資源、降低社會治安風險的科學決策，更是廣大早市商戶（流動人口）維持生計的迫切需求，還是鎮域內幾萬居民的生活訴求。 早市得以搬遷，早市空間得以存續，是多方權力合謀下的結果。 正如一位受訪商戶所言：“之前民和路早市比現在熱鬧，人流量大，生意好，但是那邊堵塞交通，影響市容，還出了一場車禍，早市是無論如何不能在那里辦了。但樂家灣鎮幾萬人口①要吃要喝，也必須要有這么一個早市，不然人們上哪買菜？ 我們這些商戶又上哪掙錢養活自己？ 現在雖然有幾個生鮮超市，但是大家還是喜歡到早市來買東西，畢竟我們都是小本生意，便宜。 ”

布迪厄認為在社會學研究里引入社會空間和場域概念是必要且合理的。 他指出：“場域這個概念用來指示在事物的建立過程中一種關于方法選擇的理論和發生姿態”，[15]“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16]根據前文，我們可以感覺到早市空間內存在著不同的行動者，城管（政府監管者）、早市經營管理者、商戶、顧客等。在早市空間這個場域內，自有它的規則。早市的運作機制遵循著功能學派提出的均衡論，確切地說，是利奇的“動態均衡論”。 在早市空間內，早市管理者所能利用的攤位數量是有限的，肉類攤位幾個、果蔬攤位幾個、百貨攤位幾個、豆制品攤位幾個等等這些的數量都是既定的；每日的客流量也是既定的，基本都是周邊的各民族市民。 既然需求是既定的，那么供應也不可能太多，這樣一來，早市空間內的供求關系就會始終處于總體均衡的狀態。 假如偶有打破，也會在一定時間內的搖擺后再次趨于平衡。 以下就是例子之一：

臨近2021 年春節，早市管理辦公室里來了一位中年婦女。這位婦女操河南口音。她向早市管理者Z姓經理（河南人）申請攤位，以便在市場內臨時擺攤。 他們用河南方言交流：

女商戶：老板好！ 今天冷里狠啊。 我是賣豆制品的，我看這兩天早市里擺攤的也不多，我想過來擺幾天。

經理：不中！ 這兩天正是掙錢的時候（指快到春節了），你看那邊豆制品擺攤區都飽和了，沒有攤位。

女商戶：我以前就是在早市里擺攤的，只是前幾天孩子在河南老家結婚，我回去了一趟。 現在不是空著這么多攤位嘛，都是老鄉，你就通融一下！

經理：我給你說了不中！豆制品攤位早都飽和了。來買菜的人就那么多，買豆制品的人也就那么多，你再來跟早市里的豆制品商家競爭，人家掙錢少了，人家不罵我？ 你以前都不支持我，我現在憑啥要支持你？

女商戶：可我以前就是在這里擺攤的呀，老板，你就通融通融……（操著河南口音繼續低聲懇求）

經理：給你說了不中就是不中！ 你年后過來了再說！

可見，“行動者在一個特殊場域中被分配的社會地位和特定權力首先是依靠他們能夠動用的特定資本”。[17]這種資本使得它的所有者能夠在既定的場域內對他人施加權力，產生影響。早市經理的早市管理者身份“賦予了某種支配場域內日常運作的常規和規則，以及從中產生的利潤的權力。 ”[18]具體來講，他決定著商戶能否具有進入早市空間的合法性。 河南女商戶作為豆制品供應商在最初缺乏豆制品供應的時候，被賦予入市擺攤的合法性，她所經營的類別就是她的資本。 但之后她的退出使她失去了這種合法性，同時在動態均衡論的作用下，短缺的豆制品供應已由其他商戶填補，豆制品的供求關系再次趨于均衡?，F如今，河南女商戶擁有的資本僅僅是自己和早市經理是老鄉，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可以加碼的資本。她想要利用地緣上的親近，熟人社會的同鄉情結，與早市經理套近乎，拉關系，找回自己丟失的合法性，恐怕自己所持有的資本已不足以支撐她加入這場游戲的權力（資本）互動。 因此，早市空間場域對行動者及其實踐有自主的形塑作用。 這種形塑作用，不直接作用在他們身上，而是通過行動者的關系以及彼此間的生產、實踐，產生作用。 從?？碌搅徐撤鼱栐俚讲嫉隙?，我們可以發現，在早市場域內，權力無處不在，權力以一種隱秘而實在的機制規范著人們，形塑并規訓著人們的行為。

四、早市空間對各民族市民精神空間的形塑作用

人是群體性動物。 段義孚認為：“對于人類而言，空間是一種心理需要，是一種社會特權，甚至是一種精神屬性。 ”[19]挪威著名建筑學家諾伯舒茲在《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中認為空間因負載了地方性意義而成為場所，它不僅是實體空間的客觀存在，還使在空間里互動的人們形成了一種對這個地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就是“場所精神”。工作、生活在樂家灣鎮的各民族，如何將此地，而不是彼地當作自己的“地方/場所”？ 目前，早市是一個方正空地，它既是物理空間、經濟空間，又是鄰里互動、社會網絡的生活空間；它不僅是政府監控下的某一單元，也蘊含著共同體意識和群體情感。 早市有嚴格的出攤、收攤時間。 這造就了早市場域內的所有行動者必須遵守這個規則，但凡踏入早市邊界那一刻，人們就置身早市場域內，成為“早市共同體”的一份子。

（一）戀地情結

在鄉土社會中，集市是人們交往的三維空間的物化形態；是社會、經濟、文化、地理等多維綜合運轉的結果在空間上的投影，是人們“集體記憶”和情感的歸屬。 在現代社會，早市通常是自發形成，而后經政府規劃、認定，與企業簽訂協議后，準予開設。 這樣的場域是經過長期的演化組合，由路徑、區域、建筑等元素建立的彼此穩定的有序空間結構。 樂家灣鎮在新世紀進入快速城鎮化后， 早市成為了被政府辦公場所、住宅小區、企業等所區隔的人們的共有空間，也是承載日常生活、蘊含記憶情感、積淀歷史文化的場域。 而這樣一個充滿記憶和情感的空間場所正是生活在該社區的各民族市民所需要并刻意賦予其重要精神意義的。 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一書“前言”中寫到：“戀地情結（Topophilia）是人與地的情感紐帶。 ”[20]可見，人與環境/空間之間有著精神心態上的依存關系，是具體“地方”的人對具體“地方”的愛。 生活在樂家灣鎮的各民族同胞們，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的物質載體（早市）之間具有相對穩定的結構。

早市的存在，使得城市公共空間更加具有生命力，充滿市井氣息與活力的多色彩、多情調的公共生活使人們在心靈深處體會到接地氣的交往空間本就該如此。 因此， 精神上的認同須以場所的認同為前提；認同感產生歸屬感。 不少受訪者表示：“我覺得住在樂家灣鎮是最好的，空氣好，交通也不堵，而且有早市，熱鬧又方便，現在還有吾悅廣場，為什么要去市中心擠？”筆者在訪談中了解到，除步行來此的市民外，也有騎電動車來的（早市外設有專門的非機動車停放點），乘坐公交車來的，開車來的，甚至曾經遇到過從西寧市海湖新區（城市最西邊）開車來此采購的市民。 有的市民甚至沒有采購需求，也要到早市逛逛。 幾位受訪市民均表示，逛早市已成為他們的生活習慣。 每天來逛逛，除了采買物資以外，還能鍛煉身體，聽聽社會新鮮事，聊聊家長里短，在熱鬧的吆喝聲和討價還價中感受一下平時在明亮高樓里感受不到的市井氣和煙火氣，粗樸簡單又熱切真實。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國爆發，西寧出現確診病例、早市關閉的那段時間，他們表示特別懷念以往逛早市的日子。 后來，樂家灣早市作為全西寧市首家獲批重新開放的市場，即便剛開始所售商品不多，出于防控需要，逛早市也沒有以前方便，但他們仍然愿意周末來早市逛逛，仿佛早市開了，逛了早市，生活才算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人的心里才踏實。

有了人的情感投射，空間變得不再陌生，從此人和空間之間便有聯結，一種地方認同感（戀地情結）就產生了。 英國人文地理學家Tim Cresswell 認為，“地方是在權力脈絡中被賦予意義的空間。 ”[21]正是因為早市具有的這些場所特質，以及早市本身營造的物理特性使得人們樂意加入到“早市共同體”當中來，從而不斷加深和延續對早市的“集體記憶”和情感聯結。

（二）行為趨同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在生產與再生產中也會反作用于社會關系，改造自身以及自身的精神世界。哈維也認為：“民眾通常是以空間為媒介感知被建構的語篇，并基于情感反應、習俗慣性、價值形態等采取相對固定的行為決策?！盵22]任何的社會交往關系都必須依托于具體的空間才能發生。如果沒有人的參與，空間也只能給人以空蕩蕩毫無生氣的感覺。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有句古老的諺語：“人往人處走”，精辟地說明了空間環境中最吸引人的元素還是人的活動本身。

據調研了解，在早市近250 家商戶中，80%是河南人，其余為山東、安徽、四川、遼寧等省的外地人以及西寧本地人，商戶中多是漢族，也不乏穆斯林、藏族；逛早市的市民中絕大部分為樂家灣鎮常住人口，戶籍為外省人、西寧本地人、州縣農牧民等，民族成分包含漢族、藏族、回族等。 作為充盈著各民族擺攤、“逛早市”行為的公共空間，早市成為了多民族社區各民族居民當下所擁有的“活”的文化現實，一種正在進行的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早市里，售賣牛肉、羊肉、雞肉以及它們內臟的商戶基本是穆斯林同胞。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既然早市內的蔬菜、水果、豆制品、百貨等經營類目都有相對集中的擺攤區域，那么肉禽類也應該在一起。 其實不然，牛羊肉攤位和豬肉攤位是分開的，這在內地非多民族聚居的社區是難以見到的，甚至會認為是政府、市場管理者規劃不合理，但在這里卻是默認的規則，是多民族彼此尊重、和諧互動的體現。

早市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作為物理空間的“早市”，必須有人的出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23]。 因此“逛早市”就成為了當地各民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程序性行為。受訪的不少市民表示，他們幾乎每天都要來早市；也有市民表示，平時工作忙，但周末一定要來早市逛逛?！叭藗內諒鸵蝗盏匕凑者@條路線運動……出于習慣性使用的原因，路線本身獲得了多種意義和穩定性。 ”[24]早市作為包容市民日常生活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空間而存在，借由它，生活因為日復一日的程序化而變得具有形式感，從而可以被掌握。 在早市附近小區居住的幾位負責送孫子上學的老人表示，他們在工作日早上將孩子送到幼兒園或學校后，就到早市開始履行一系列“工作程序”：蔬菜區、肉食水產區、瓜果區，統統走一遭，詢問價格、對比質量，爾后根據需要采買，最后再到老年休息室坐一會兒，聊聊天，吹吹牛，最后拎著大包小包回到家中，開始做午飯……對于這些老人而言，每天重復的這些程序使得他們的生活具有規則和意義，并在日復一日的重復中深刻地影響他們看待事物的角度與借以度日的方式。當然年輕人也不例外，他們也愿意加入到早市的互動中來。幾位受訪的年輕人表示，平時上班忙，沒時間逛早市，但周末一定要帶著孩子、家人來早市逛一逛，感受日常生活的煙火氣?！盁o數的行為都是自古繼承下來的，無章無序積累的，無窮無盡重復的，直至我輩。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混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 ”[25]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各民族的人們有著相同的行為，經年累月，也就構成了“我們”共同的生活文化。

（三）互動共融

早市可以被看作是多個民族共同交往的重要場所之一， 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往在早市中體現。 端午時節，早市上有三五家商戶在賣五彩線及香包，不少少數民族同胞駐足為自家小孩購買，可見端午節佩戴五彩線或香包的習俗可能以前僅僅是漢民族的文化符號，如今正在并將持續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被傳播、被接受，擴大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據觀察，以大米為主食的南方人也會時不時買上一些少數民族同胞制作的青海特色的焜（kǔn）鍋、油炸撒子、黃南饃饃②等等。 賣面條的重慶商戶也學會了制作青海拉面、面片、旗花面。 受訪的一位四川籍市民表示，“在我們家鄉并沒有寒衣節燒紙的習俗，逛早市的時候發現當地人都在買香蠟錢紙，問了問才知道，原來在青海寒衣節要燒紙，于是我也買了一些。 ”這些，既是傳統風俗、飲食習慣的互動，也是調和，體現多民族間的包容、適應與融合。早市盡可能地提供多種多樣的商品， 但不可能完完全全滿足來自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的人們的所有需求。 換句話說，早市只能提供這些商品，逛早市的市民只能選擇這些商品。 在這個過程中，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的飲食結構、甚至是風俗習慣逐漸調適、融合、趨同，形成新的習慣、認同。

五、結論與探討

從政府層面的城市規劃及管理來看，早市不可能長久地存在，但從民眾日常生活和精神層面的需求來看，早市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逝。 對于樂家灣鎮的各民族居民而言，早市不僅只是經濟意義上的集市，而且也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集市。 早市不僅是消費的場所，也是滿足文化想象的地方；還是文化生產的空間和歷史記憶的儲存器。 從文化功能的角度來看，早市滿足了人們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需要。 人們在其所生存的環境中，探尋和發明出一種相應的文化模式，以適應周圍的環境。 各民族的相互尊重，對早市的認同，對樂家灣鎮多民族社區的認同，對“地方”的認同，乃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或許其中的一個起點就是以增強各民族在公共空間（早市）中的互動為肇始。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的群體（家庭、宗族）里實現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系等）里實現，是建立在有關人員的本能的中意或者習慣制約的適應或者與思想有關的共同體的記憶之上的。 ”[26]社區是社會的細胞，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社區建設特別是多民族社區建設對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區生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體部分。 人的生活的意義部分地源自公共領域或者說公共生活中的參與與互動?！盵27]因此，公共空間（早市）為促進社區各民族互動、形塑各民族市民精神空間認同感提供了場所。 但“它（空間）不僅是一個背景、場所，同時也是一種塑造的力量，我們的人生是在特定的社會空間當中，并通過這樣的空間展開的?！盵28]“人們常常會因為生活在一個場所中而得到大量的愉悅感。 這種愉悅感來自場所的區位特征，包含其中的社區場景，以及個體生活在場所中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聯系。 ”[29]人們在同一空間內持續而持久的互動將逐漸形塑人們的觀念和行為。 當各族民眾進入、接受、占有、共享、相遇同一個空間，事實上，他們也成為了一個整體。 因此，從公共空間（早市）對各民族精神空間的形塑作用角度考慮，重視各民族在公共空間中的彼此“看見”，和諧互動，注重讓各民族在多民族社區公共空間中找回傳統鄉土社會的那種“熟人感”，再在“熟人感”中，建立“我們感”，或許可以成為加強多民族社區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