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機制與歷史經驗

陳瀟源

（湘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央蘇區地處偏僻、落后的農村，工農群眾90%以上是文盲，文字宣傳工作難以普及推廣，口耳相傳方式更為普遍有效。作為口頭宣傳方式，演講宣傳鼓動性強、成本低、效果好，恰好能彌補工農群眾大多不識字的缺陷，填補其他宣傳形式的不足。因此，我們黨將演講視為宣傳工作的重要形式，從1929年起，便陸續頒布相關文件作出指示，以宣傳動員起工農大眾。中央蘇區宣傳工作在整個黨的宣傳史上處于奠基性地位，學術界頗為關注。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標語、口號、報刊、戲劇、歌謠、美術等方面，功效顯著的演講卻未引起重視，相關研究也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在系統梳理史料的基礎上，深入剖析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實踐與經驗，試圖呈現這一時期宣傳工作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歷史圖景，為提升當今演講宣傳工作實效提供鏡鑒。

一、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機制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央蘇區特別是中華蘇維埃政權建立后，我們黨開始局部執政，但當時的演講宣傳工作無法滿足革命建設發展的需要，我們黨和蘇維埃政府便分別從制度構建、空間構建、隊伍構建著手，順應時勢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演講宣傳工作機制。

（一）制度構建

蘇維埃政權出臺各種制度文件構建演講宣傳工作制度。在革命的鄉村，演講宣傳是組織化的。教育部、各群眾團體、鄉蘇、黨團、劇團、俱樂部等紛紛嵌入演講團體，構建了一套演講宣傳組織網絡體系。1929年，古田會議提出各支隊各直屬隊的宣傳隊應設“化裝宣傳股”，設置專門負責化妝演講宣傳的工作機構。古田會議后，演講宣傳工作得到高度重視。1933年4月，《省縣區市教育部及各級教育委員會的暫行組織綱要》提出演講由“社會教育科”負責管理，各鄉教育委員會須在鄉蘇的領導下開展巡回演講會[1］，首次將演講宣傳工作納入社會教育的管轄范疇，明確其定位和歸屬問題，為演講宣傳工作的大力發展鋪平了道路。同年6月，演講宣傳工作的組織化發展走向了一個重要拐點。中央教育部頒布了《俱樂部的組織和工作綱要》，首度將演講制度與俱樂部制度相結合，就演講過程、演講員任職進行規范。1934年4月，具有“法規”性質的綱領性文獻《俱樂部綱要》頒布，明確規定俱樂部須設置“演講股”專門負責本組織的演講宣傳工作，并將演講股分為“政治演講”“科學演講”，標志著俱樂部成為演講宣傳的重要空間場域。由于俱樂部遍布城鄉基層，是教育動員群眾的重要社會組織，蘇維埃公民普遍加入。俱樂部制度和演講制度的深度融合推動了演講宣傳工作的大眾化發展。

演講宣傳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中央蘇區的演講宣傳是被納入革命意識形態建構體系當中的，蘇維埃政權試圖通過行政運作，推行全新的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重構公共話語空間。中央及各省宣傳部門設有審查科，負責審查社會教育材料；文化教育部門設有編審委員會負責審查下級社會教育材料；化妝演講團設有劇本審查機構負責審查化妝演講的內容，此外，化妝演講團創辦要在蘇區以上政府登記；俱樂部的演講宣傳結果則“要有批評，并收批評記錄交集會委員會審查”[2］，以確保演講宣傳主題不會偏離既定的意識形態軌道。蘇維埃意志決定著演講宣傳的內容與主旨，“題目當然要和當時政治斗爭的突擊任務聯系”[3］，要配合紀念節內容或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設計演講宣傳大綱。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紀念日到來之際，為揭露蔣介石的罪惡行徑，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1933年4月，湘贛省政治部制定了《關于赤少隊四月份政治文化教育的工作計劃》，規定“每一禮拜或十天”舉行一次演講會，明確演講大綱為“‘四一二’是什么紀念日？怎樣去紀念它？”“怎樣去擁護紅軍消滅進攻湘贛蘇區的敵人？”“怎樣才能保障我們分田的勝利？”等內容[4］，緊密聯系當時的政治斗爭需要，圍繞事件的歷史背景、紀念程序、政治舉措對群眾展開教育。我們黨關于演講宣傳的指示性文件，預先設計好了演講大綱，以確保演講宣傳不會滑出既定的意識形態軌道。

（二）隊伍構建

蘇維埃演講員是經過篩選和培訓而產生的。首先，演講員的遴選既有政治要求又有技術要求，政治觀念正確、會講話、工作積極是必要條件，“工農出身”的階級身份更受歡迎。1930年11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通告規定，各地選拔講演員須“挑選觀念正確而比較會講話的人來充當”。1931年，湘鄂贛蘇區大冶縣在關于《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各部委員會決議案》明確規定：“講演員不一定要知識分子，工農分子有革命理論者亦可充當”。1933年6月，毛澤東在八縣查田運動會上的報告中指出講演員要選拔“鄉一級積極干部分子擔當”。同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關于《宣傳隊的組織訓練及工作方法》強調，講演員要挑選“觀念正確，工作積極，口齒伶俐的工農出身的黨團員”來擔任[5］。閩西各級政府經常組織演講隊，由政府工作人員充當隊員，“縣至少三隊以上，區至少二隊以上，鄉至少一隊以上”，在西南兩門設立演講臺，輪流開展演講宣傳工作[6］。

演講員要通過培訓學習提高宣傳技術水平。1932年7月，中共湘贛省委《關于宣傳鼓動工作的決議》提出，講演隊“在出發以前必須同他們談一次話”，指示宣傳鼓動的方法及任務，講演時要“針對被宣傳者心情，態度非常和氣，使他們容易入耳”[7］?！对谌罕娭凶鲂麄鞴膭庸ぷ鞯姆椒ā穼ρ葜v員的態度、行為、技能作出明確要求：“態度要和氣誠懇，要樸質熱烈”，“舉動要自然”，話語要“極簡明”，講話要“有系統有次序”，分出一、二、三點等，要擅長調動聽眾情緒[8］?！毒銟凡烤V要》則對演講員語言規范作出說明。1934年7月，中央反帝擁蘇總同盟出版《六·二三反帝演講比賽》一書[9］，為培訓提供了教科書，以此作為演講的藍本和典范。通過規則化和技術化，一支蘇維埃演講員隊伍被構建起來，提升了中央蘇區演講宣傳的水平和效果。

（三）空間構建

新政權建立后，“公共領域應當為最廣大的多數人提供空間和光明便成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盵10］革命激活了蘇維?？臻g革命，亦推動了演講宣傳空間的發現與變革?！皠撛煲粋€象征，或更為常見的是將自己與一種流行的象征掛鉤，是獲取和維持權力的有效手段”[11］。我們黨因地制宜，從草坪、廣場、戲臺、祠堂、廟宇、地主房舍中尋找演講宣傳空間，通過更名、掛紅旗、掛畫像、貼標語、掛楹聯等一系列象征符號的重組、改造，構建起具有革命共同體功能的公共演講集會空間。

露天演講所因能容納多個聽眾而成為重大活動的戶外集會空間?！耙话愣际沁x擇一個較大的廣場或草坪，在其中建筑一個講演臺，講演人在臺上講演，群眾站在廣場上聽講”[12］。演講臺前或演講所常樹立起大紅旗，成為最簡單又常見的空間改造手段，高高飄揚的紅旗使廣場、草坪、演講臺轉換為全新的革命儀式空間，并逐步普及推廣。1930年2月，永定縣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提出每區均設一個講演臺。同年9月，瑞金縣蘇維埃政府關于《目前文化工作總計劃》提出“在西南兩門設兩個講演臺，輪流出發宣傳”。截至1932年，湘贛蘇區各縣普遍地建立了通俗講演所[13］。

俱樂部是室內演講宣傳的主要空間場域。俱樂部的地點要適中，要設在人多的鄉村或集鎮，房舍要寬敞明亮整潔，能容納多個聽眾，四周墻壁張貼標語、墻報、政治簡報、畫報等宣傳品，俱樂部空間內密布著革命符號。1932年1月，湘鄂贛省鄂東《文化問題決議案》提出“沒收地主或公堂一所大的房屋為部址”作為俱樂部，內設“一個講演臺及所堂”[14］。1933年7月，江西省頒布的《教育工作計劃大綱》規定俱樂部可利用“祠堂或沒收土豪的房屋，其中設有能容二、三百人至少也能容一百人的大廳，用來做群眾大會的會場”[15］。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橫峰縣霞坊鄉俱樂部便是由鄉村大堂屋改造而成，門兩邊貼有革命楹聯“來來來，來團結，來革命！”“去去去，去努力，去進攻！”廳堂正中間貼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畫像，下面打著橫幅：“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中國工農紅軍萬歲！”[16］革命象征符號的植入，營造了一個基于革命共同體的演講宣傳空間。在這里，聽演融為一體，群體成員亦不再僅僅是親鄰、工友關系，而是革命的共同體。

最壯觀的室內演講宣傳空間為中央政府大禮堂。大禮堂氣勢恢宏，外形有八個角，如同碩大的紅軍八角帽。門廳正上方鑲著國徽浮雕，兩側是軍旗圖案，正下方寫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幾個大字，實現了意識形態的空間構建。在內部布置上，利用各種旗子、標語，使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蘇維埃政治理念。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演講會場四周掛滿了綢緞旗子，上面繡著諸多口號如“只有蘇維埃才能救國！”“領導全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和鞏固蘇區！”等等?！爸v演臺是一個半圓形的臺子，桌上樓上都是鋪著鮮紅的綢子”，景象十分壯麗[17］?？臻g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意識形態性的，遍布黨政符號的空間布局為在大禮堂開展演講宣傳營造了政治氛圍，在群眾中塑造了政治認同。

“列寧臺”是借助列寧符號實施的一種新的空間建構。它運用意識形態符號裝點演講空間，成為教育工農的一種象征性符號。1931年，公略縣蘇維埃政府將清代萬壽宮戲臺更名為“列寧臺”，為開展文藝表演和組織動員工作服務。同年9月，永新縣夏陽建了“列寧臺”。該臺為傳統的磚木結構，“臺高九米（含臺基），寬十二米，進深四米。臺口砌成半圓形，臺面用泥筑成，臺上用木架梁，上蓋青瓦，臺口兩旁有木柱支撐”。紅軍十七師師長蕭克登臺，在萬人大會上發表演講，動員群眾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演講后宣傳隊在臺上表演了文藝節目[18］。鄉村的列寧臺具備多種功能，既可演講，又可演戲，時常三面敞開，使演講空間變得非常開放，打破了聽演邊界，方便交流互動活躍氛圍，激發現場共鳴?！傲袑幣_”以全新的革命符號推動空間革命，強化了工農的革命認同。

二、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形式

作為“宣傳”的演講，并不以建立一套完整的知識架構為旨歸，而是要探索如何以群眾更感興趣的形式，將“新知”明白曉暢地傳播給聽眾，融入其常識體系。在此邏輯下，各演講組織在實踐中積極探索生動多樣的宣傳形式，以達到事半功倍的宣傳效果。較為常見的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化妝演講：演講一體，繪影繪聲

化妝演講是一種將“演講”與“表演”組合而成的一種演講藝術，因操作簡單、方法靈活，在革命的鄉村廣為流行。戰時的化妝表演因陋就簡、就地取材、布景簡單，既可串村講演，又可即興演講，靈活多樣，不拘聽眾、場所，村前屋后、田間地頭、廣場室內均可開展。各級黨委要求化妝表演在內容上要與時事政治、革命形勢緊密結合。1930年1月，閩西特委第二十八號通告擬定了“二七”化妝演講提綱：“上海工人罷工、城市暴動、各業工人開會要求加薪，老板開除工人領袖，工人召開代表大會決定總罷工，工人運動士兵并派代表到鄉村宣傳，工農兵總暴動等?！贝送?，化妝演講還強調技術的創新。同月，共青團閩西特委發布的關于布置紀念“二七”的宣傳工作通告提出：“化的裝要有技術有意義，化成帝國主義者牽著軍閥殺工農，裝扮鄉村婦女上臺演說?！盵19］

表演是形式，演講是骨干。邊演邊講，演講與表演的組合互動突破了傳統的說教言論，將演講宣傳主題繪影繪聲地告知聽眾，契合了工農群眾的“期待視域”，更能激發群眾的現場共鳴。在表演打倒土豪劣紳化妝演講時，演講員裝扮成土豪，繪聲繪色陳述他是如何壓榨剝削農民的，臺下觀眾聽得屏息無聲，憤怒不已，隨后幾個農民和紅軍戰士化妝登臺演出，抓住土豪進行現場審判和批斗，土豪丑態百出、狼狽不堪，只得跪倒地上點頭認罪，引得群情高揚，大家揮舞小旗高喊“共產黨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打倒土豪的后臺國民黨反動派！”[20］儼然，演講宣傳已轉變成一場革命政治動員，聽演邊界消解，臺上臺下融為一片，群體情感達到高峰。古田會議曾高度評價“化裝宣傳是一種最具體最有效的宣傳方法”[21］。

（二）畫報演講：以圖帶講，直觀生動

畫報演講指將演講主題畫在墻壁上或繪制成宣傳畫，由演講員指著畫報逐條將相關主題內容講解給群眾聽。這種宣傳方式以圖帶講、以講釋圖，因情景交融、直觀生動而更易給工農群眾帶來視聽沖擊。畫報演講對畫報和演講均有一定的要求，如圖畫要著色以吸引觀眾注意，內容要通俗易懂，演講員要在對畫報有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才能向群眾宣講。1934年5月，閩浙贛省反帝擁蘇大同盟在楓樹塢紅場召開“五卅”紀念大會，紅場四周掛滿宣傳畫，專設一個臺講解畫報內容，熱鬧非凡[22］。1934年9月，合龍區為宣傳動員模范紅屬，找了一個較大的祠堂作演講所，把模范公民的七個條件畫成“人公子”的畫，掛在較干凈的墻壁上，并布置一些戰爭動員的圖畫烘托氣氛。人群聚攏后，講解員以圖帶講，指著畫報逐條將“什么是模范公民”講解給群眾，并回答群眾提問。圖與講的相互滲透、組合互動使演講宣傳變得直觀而生動，構建出“語圖并茂”的革命講壇。群眾稱“不給我們看，我們就不大聽得懂你們的話”，畫報演講“在群眾腦中起著具體而有效的影響”，“直至黃昏時還有人來看‘人公子’”[23］。

地圖演講是畫報演講的一種，“講到某縣某省時，應指圖或畫圖來說明”[24］。1934年7月，瑞金城市區和下肖區的列寧小學在校門口懸掛一張日本帝國主義蠶食中國的地圖進行反日演講，靈活運用“時事說書”的方式吸引群眾來看地圖和聽報告，并向群眾解釋地圖的意義，不斷用新材料來更新報告內容，“地圖雖然只是一張，但報告可是千變萬化的”，這樣，就把“畫的地圖，變成了活的宣傳工具”[25］。地圖是塑造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工具。地圖演講化復雜為簡單，化抽象為具體，以講釋圖、以圖化人，很受工農群眾歡迎。

（三）問答演講：討論互動，受眾同參

問答演講在演講前要圍繞相關主題設計好具有啟發性的問題，合理設置提問的數量和順序，演講時循序漸進引導聽眾探討回答，亦可將主動權交給聽眾，由聽眾提出問題，演講員進行答復。這種具有討論性質的演講方式一般在夜校進行，亦更適合成人教育的特點。1934年8月，《紅色中華》介紹了一位夜校教員的問答演講經過。教員以《反日五大綱領的內容》為演講材料，采用問答的形式作報告，循循善誘，調動演講氣氛，并收到了良好的演講宣傳效果。在聽完教員的講解后，學員賴冬娣憤慨道：“噯喲！日本鬼子真是滿惡！嗟！”[26］引燃了學員的反日愛國熱情，同時也提高了教員的成就感和教學積極性?？傊?，問答形式演講能夠啟發聽者聯想、活躍其思路，使講聽合一，在雙向互動中升華演講宣傳主題，激發工農的革命危機感，提高號召力。

（四）集會演講：聽者眾多，鼓動性強

集會演講指召開群眾大會所作的演講。集會演講要事先告訴群眾開大會的時間和地點，須選擇人群最集中的地方，通過“打鑼或吹喇叭，吹哨子，或放留聲機，或唱歌曲、呼口號”來集合群眾。亦可事先組織口號隊，分散在會場群眾當中，在演講到熱烈或最精彩處，“標準發言人”引領群眾呼口號[27］，調動會場氣氛，鼓動士氣，壯大聲威。中央蘇區政治集會較多，場面宏大，一般在我們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作出重要決定或重要的紀念日時會采用這種方式，以宣政布政或發起政治動員。集會演講大都與文藝演出相結合，先演講，后表演，演講內容和演出節目要相互協調、相輔相成，以加深群眾的理解。因聽者眾，特別要求演講員必須事先作好充分的準備，語言要通俗生動，“富于鼓動性”，以提高聽眾情緒[28］。

三、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的歷史經驗

中央蘇區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演講宣傳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在科學啟蒙、傳播馬克思主義、塑造工農政治認同和國家民族認同、組織動員工農大眾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經過不斷實踐探索，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積累了諸多寶貴的歷史經驗。

（一）無產階級革命家積極發揮“頭雁效應”

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演講宣傳具有高度認同和行動自覺，是演講宣傳工作的推動者和踐行者。土地革命早期，毛澤東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演講宣傳的積極作用：共產黨和農會用“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29］。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進一步明確“化裝宣傳是一種最具體最有效的宣傳方法”[30］，高度評價了化妝演講的重要作用。1933年2月，楊尚昆在《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中指出：“廣大勞苦群眾文化程度較低，識字的較少，各種各樣的口頭宣傳工作，更有效用，而且這應該是我們宣傳鼓動工作中的主要方式?！盵31］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視和推動下，中央蘇區出臺了一系列演講宣傳制度。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演講“卓識讜論，傾動人群”。毛澤東、朱德、方志敏、張聞天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理論扎實，實踐豐富，口才出眾，他們積極發揮“頭雁效應”，經常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頻繁登臺演講，將黨的革命主張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地傳達給工農大眾。俱樂部列寧室也經常舉行演講會，敦請無產階級革命家演講革命歷史、革命故事，介紹國內外政治形勢，報告紅軍前方勝利的消息，動員擴軍擁軍，宣傳反帝反封建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以“頭雁效應”激發“群雁活力”，他們的演講宣傳具有濃郁的開新意味，充滿著濃厚的革命氣息，帶動了各地宣傳隊、俱樂部、劇團等廣泛深入工廠、村圩等地普遍開展演講宣傳，推動了蘇維埃價值理念的大眾化傳播，動員起了工農大眾。

（二）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演講宣傳工作的基本導向。從內容上看，中央蘇區的演講宣傳主要可以劃分為“科學講演”和“政治講演”兩大類，其中政治演講是講演隊（團）“最主要、最經常、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務”，即使是科學講演也圍繞著為實現政治任務而進行。政治演講的內容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斗爭的需要來確定，主要包括宣傳黨的主張和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法令，配合各種紀念節和圍繞各個時期政治中心工作開展宣傳以及唯物論宣傳[32］，且演講題目一定“要和當時政治斗爭的突擊任務聯系”[33］。為使俱樂部演講宣傳工作能夠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展開，學術研究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分會理事會幫助俱樂部、列寧室成立政治研究組，設立政治問答簿，組織政治演講會。1933年11月，為配合第五次反“圍剿”運動，粉碎國民黨的陰謀，中央要求各群眾團體組織各種宣傳隊、演講隊、化裝表演隊等為擁護紅軍而進行公開的演講，宣傳反“圍剿”的意義，揭露國民黨的罪惡，并號召群眾以實際行動擁護配合紅軍勝利[34］。

（三）注重宣傳話語的通俗化大眾化，反對脫離群眾的“黨八股”

在封閉落后的革命鄉村，演講宣傳既要“和當時政治斗爭的突擊任務聯系”，又要遵循認知規律，突破語言障礙，用最通俗的日常談話的語句，逐漸加入政治科學的專門名詞，切忌術語的堆砌[35］。為使演講宣傳貼近群眾、更接地氣，“要先去找當地群眾談話，明了當地群眾中一切習慣、風俗，群眾的痛苦和要求，群眾最信仰的人和最痛恨的人，學習群眾的俗語，和最動聽的話句等”，這樣，可以有鑒別地選擇要引用的事證、態度和話語[36］?；瘖y演講宣傳要具有針對性，“需要對什么人就要說什么話”，“用活生生的，那種能夠說出群眾血肉相關問題的宣傳方式”來開展演講，隨時將當地群眾聽到看到的事情演出來，避免刻板[37］。楊尚昆在《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中明確提出化妝講演是廣大群眾最能了解、最富興趣的宣傳方式之一，但是內容還需“更通俗，更適合于群眾的需要”[38］。

為更好地宣傳動員群眾，中央蘇區堅決反對千篇一律的“黨八股”式的演講。如果“無論什么問題來的時候，我們就那么一套話來應付”，背誦“黨八股”，那么，就沒有法子爭取到廣大的群眾，而且這種背誦只會使群眾離開我們[39］。1932年11月，贛東北省委一常委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批評之前很多講演“是革命的八股，首先說一說意義，接著說一說政治形勢，結果就是幾句大家起來打倒打倒，千篇一律，令人生厭”，“現在是大部份轉變過來，能夠反映群眾的意見，而且特別注意通俗”[40］。

（四）注重演講形式的多樣化及演講環節的規范化

中央蘇區群眾大部分不識字，為提升演講宣傳實效，必須注重演講形式的多樣化靈活化?；瘖y演講繪影繪聲，畫報演講直觀生動，問答演講受眾同參，集會演講鼓動性強，四種宣傳方式靈活多樣、生動形象，宣傳效果顯著。蘇維埃政府還從微觀上主導了講前、講中、講后各個環節的設計安排，為演講宣傳提供規范尺度。俱樂部主任按照工作日程，預先設計好每月的演講宣傳次數和題目，明確演講宣傳的主要內容并及時予以公布，使群眾可以預先準備材料以便演講集會時能夠發表意見。為使演講宣傳本土化，演講前要做好調查研究，考察當地情形，充分利用當地材料。幾個人的演講，要提前分配好各自的題目、內容、順序、時間，商定好演講宣傳方式和態度，避免相互重復、時間過長、方式雷同的缺點。演講中，要抓住中心問題，講到重要地方或熱烈精彩處，可帶領群眾呼口號以提高情緒，集中注意力，然后再繼續講演[41］，演講宣傳過程中可運用啟發式、問題式方法促進現場互動，實現聽演合一。演講后，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并將批評記錄交給俱樂部集會委員會審查，以糾正偏差，督促改進。兒童俱樂部組成演講組，每星期至少舉行演講宣傳一次。演講前，教員會將《紅色中華》《青年實話》等報紙上的重要消息、論文、命令等講給演講員聽，讓他們記住要點，以便演講時能準確傳達給群眾。蘇維埃政府通過頒布指示性文件，既可指導演講宣傳的各個環節，提高演講宣傳的組織水平，又可提升演講宣傳的質量和效果，從而更好地喚起工農大眾。

（五）重視激發群體情感共鳴，點燃革命熱情

中央蘇區的演講宣傳很重視激發群體情感共鳴。開講前通過“打鑼或吹喇叭，吹哨子，或放留聲機，或唱歌曲、呼口號”[42］等活躍氣氛，營造群體情感環境。俱樂部充分利用自身娛樂優勢，將演講與文藝表演相結合，組織山歌隊、音樂隊、雙簧、戲劇等小規模晚會活躍演講氣氛，這種“講演合一”的方式以強烈的視聽沖擊營造氛圍，激發聽眾的革命情緒，強化宣傳效果。演講員要抑揚頓挫，適時引導調動群體情感，“講到最悲痛時，使全場變成一種凄慘的景象，講到熱烈時，提高聲調，甚至跳躍幾下”；演講時間也要根據群眾情緒進行調節，群情熱烈時，延長時間，群情渙散時，則縮短時間[43］。講到熱烈精彩處，通過呼口號、唱歌等激發現場聽眾的情感共鳴，制造情感高峰，鼓動士氣，壯大聲威，燃燒起群眾革命的熱情。演講宣傳是點燃革命情感的“擴音器”和“催化劑”，通過調動引導群眾情緒引起情感共振，凝聚為革命的共同體，促進群眾從情感自發走向情感自覺，進而起到顯著的情感動員效果。

四、結語

動人耳目者易入人心。中央蘇區演講宣傳有效彌合了工農開蒙教化的緊迫性與普通教育周期長、見效慢之間的張力，將蘇維埃的價值理念以更便捷的方式有效普及到革命的鄉村。微觀上，演講宣傳對工農進行科學啟蒙，幫助其擺脫蒙昧落后，起到開民智的作用；中觀上，演講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啟發階級覺悟，使“階級斗爭”“革命”“馬克思”等政治話語轉變為工農的日常生活話語，蘇維埃的價值理念、政策導向慢慢深入人心，塑造了工農的政治認同、國家民族認同；宏觀上，演講宣傳喚起工農對革命主張的呼應，動員組織起工農大眾，為革命積蓄力量，亦為鞏固擴大革命根據地作出積極貢獻?？傊?，中央蘇區演講宣傳工作具有濃厚的革命色彩，呈現出鮮明的時代印跡。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承載著為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的重擔，這使演講宣傳工作的政治功能居于主導地位，這也是革命年代演講宣傳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演講宣傳在中央蘇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積累了有效的蘇區經驗，為提升當今演講宣傳工作實效提供了歷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