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民權運動的監控

謝國榮

(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241)

在20世紀中期,美國黑人通過合法的途徑,以美國社會能夠接受的非暴力斗爭方式,訴諸美國憲法等傳統的政治資源,并結合國際形勢,以種族問題損害國家形象、聲譽、國家安全和利益為由,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爭取平等。民權運動迫使美國政府改變不干預各州內部事務的傳統,保護黑人的公民權利,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美國社會的成果,從而達到社會的整體性進步。然而,在20世紀50—60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民權組織和領袖進行監控,亦是美國政府應對民權運動的重要手段。民權運動被監控的這段歷史,反映了美國民主的悖論。

聯邦調查局對民權運動監控的歷史,受到學界重視?？夏崴肌W賴利指出,聯邦調查局以“共產主義滲透”為幌子,監視民權領袖,不僅沒有履行職責,保護民權運動參與者免受暴力威脅,反而與南部地方警察局密切合作,破壞民權運動。(1)Kenneth O’Reilly, “Racial Matters”: 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 1960—1972,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Kenneth O’Reilly, “The FBI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from the Freedom Rides to Alban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4, No.2, 1998, pp.201-232.戴維·加羅考察了聯邦調查局對馬丁·路德·金的監視和誹謗,他不僅詳細地敘述了聯邦調查局是如何監視金,而且解釋了該機構為何要監視和誹謗金。聯邦調查局對金的監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監視和指控他及其領導的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有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活動”;二是監視他的私人生活并讓他蒙羞;三是監視他的反戰活動和領導窮人進行的反貧困斗爭。(2)David J. 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From “Solo” to Memphi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Co., 1981, p.208.朱爾斯·博伊科夫分析了聯邦調查局如何利用監控來壓制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民權活動空間。(3)Jules Boykoff, “Surveillance, Spatial Compression, and Scale: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tipode, Vol.39, No.4, 2007, pp.729-756.查爾斯·瓊斯揭露了美國對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政治迫害的三個重要特征:一是基于對法律的尊重,二是符合一定的規范和程序,三是不同層級政府的共同參與。(4)Charles E. Jones,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1966—1971: The Case of the Oakland Bay Are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18, No.4, 1988, pp.415-434.沃德·丘吉爾也研究了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的破壞。(5)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Agents of Repression: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8.國內方面,有少數學者對聯邦調查局打壓新左派運動和監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進行了細致的研究。(6)謝文玉:《美國聯邦調查局與新左派運動的衰落——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中心》,《世界歷史》2019年第6期;謝國榮:《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民權組織的監控——以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為中心》,《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國政府對公民自由權利的損害,但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深入探討。本文著重考察聯邦調查局在民權運動的黃金時代,以“共產主義滲透”為由開展“反諜計劃”,對民權運動、民權領袖和組織進行監控、打壓和破壞,分析特定歷史時期美國政府如何處理公民自由和國家安全問題,為全面了解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提供一個重要的維度和視角。

一、民權運動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

1945年5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我們不需要蓋世太?；蛘呙孛芫?。聯邦調查局正在向這個方向蛻變。他們的職責本應是對付犯罪分子,但現在他們熱衷的卻是搜集名人丑聞并以此為把柄進行訛詐。他們對地方執法官員的蔑視已達到無法容忍的程度?！钡珗陶蟛痪?杜魯門就進一步了解到,羅斯?？偨y曾通過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胡佛(John E. Hoover)進行竊聽,掌握政敵活動情報的內幕。(7)凱恩·博斯特爾:《聯邦調查局檔案》,徐慧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42—143頁。冷戰開始后,胡佛對國內的監控變本加厲。他不放過任何一個“立功”機會,大肆宣稱“共產主義滲透”到了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正在竭力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美國面臨“共產黨可怕陰謀”的威脅。這一做法得到美國國會支持。1946年11月27日,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主席約翰·托馬斯(John P. Thomas)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表示:“我們應該考慮這個事實:在最近10年中,共產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在美國發展起來了。我們最近兩年的任務,就是要徹底根除共產主義。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采取揭發、解釋、追查的手段。第一種和第二種手段包括在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職能內,而追查手段是聯邦調查局的職能?！?8)凱恩·博斯特爾:《聯邦調查局檔案》,第146頁。

隨著美國民權運動的興起,特別是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方式由法庭訴訟轉向街頭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聯邦調查局對調查白人種族主義者針對黑人民權活動家的血腥暴行缺乏興趣,而對監控民權組織、民權領袖情有獨鐘。聯邦調查局不僅企圖挖出任何共產主義者參與和影響民權運動的蛛絲馬跡,而且跟蹤和監控黑人領袖的私生活,對之加以政治利用,以敗壞民權領袖和民權運動的聲譽。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成立于1909年,是為黑人等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利的重要組織。但聯邦調查局以“共產主義滲透”為由,從1941年起對這一組織進行監視。該組織的主要斗爭方式是在國會展開游說活動,以及在法院進行訴訟,以推翻“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實現種族融合的目標。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起初以反私刑斗爭著稱,但從40年代中后期開始轉向取消種族隔離的司法斗爭。雖然該組織的斗爭方式比較溫和,目標亦非激進,但聯邦調查局認為它在本質上是“顛覆性的”,并據此斷定“共產主義滲透”到了這一組織的內部。聯邦調查局的理由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參加了抗議侵犯公民權利的斗爭,而共產黨利用這一點獲得政治力量。因此,在20世紀40—50年代,該組織的民權斗爭受到聯邦調查局嚴密監視。(9)FBI File 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Roll 1, Seciton1, Microfilm,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1.

客觀地講,聯邦調查局的關切并非完全沒有任何根據。在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中,黑人領袖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創立者之一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以及著名歌唱家、演員和民權活動家保羅·羅伯森(Paul Robeson)都是左翼人士。因此,盡管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領導人不斷發表聲明,反對共產主義,但聯邦調查局堅持認為,共產主義者正在努力接管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各個分會,以及從分會負責人手中奪取權力。事實上,“共產主義滲透”的情況極少發生,但聯邦調查局毫不手軟,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每一個分會都進行嚴密監控。(10)FBI File 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Roll 1, Seciton1, Microfilm,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1.

隨著20世紀50年代中期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衰亡,美國國內所謂“共產主義滲透”的真實性受到質疑和挑戰。但胡佛局長依舊把共產主義當作“必不可少的敵人”,將“共產主義威脅”最大化。他辯解道,盡管美國共產黨的人數有所減少,但共產主義的威脅一直存在,并已滲透到美國關鍵性的政府部門和產業。胡佛還指控稱,共產黨正滲透到民權事業這樣的領域。在他看來,共產黨人數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主義影響確實存在于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爭取種族融合的斗爭“受到了共產主義宣傳和煽動的影響”。(11)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pp.105-106.

1956年,聯邦調查局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了一份關于美國南部“爆炸性的”種族形勢備忘錄。胡佛把黑人民權活動家新的戰斗精神歸因于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布朗訴訟案中做出的判決。與此同時,他還著重批評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通過鼓吹“種族仇恨”加劇了美國的種族緊張局勢。胡佛把黑人的民權活動與所謂的“共產主義滲透”聯系起來,其依據是“共產黨通過利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召開民權大會,讓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支持他的南部民主黨人難堪,從而迫使他對目前在國會中討論的民權法案進行表態以及采取行動”。胡佛宣稱,共產黨正在聯邦政府與南部民主黨之間制造矛盾,這將影響1956年的總統大選。(12)Athan G. Theoharis, The FBI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 Brief Critical History,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p.123.

在布朗訴訟案判決結果的影響下,美國黑人的斗爭精神更加高昂。1955年12月,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黑人在馬丁·路德·金和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人的領導下,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抵制公共汽車中的種族隔離運動,并最終取得了勝利。蒙哥馬利聯合抵制公交車運動不同于過去的民權斗爭,它運用非暴力戰略,采取直接行動爭取民權。美國黑人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達獲得自由和成為一流公民的決心,反對種族隔離制度。他們寧愿選擇有尊嚴地步行上班,也不愿意乘坐實行種族隔離的公共汽車。在聯合抵制公交車運動中,美國黑人接受了金的領導,也接受了非暴力抵抗戰略。該運動證明,非暴力不僅是一種有效的抗議方法,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方式。(13)Martin Luther King, Jr., “Pilgrimage to Nonviolence,” in James Melvin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n Francisco: Harper &Row, 1986, p.38.此外,通過參加聯合抵制公交車運動,美國黑人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在該運動初期,許多參加抗議的黑人沒有想到他們的斗爭能獲得成功。然而,抵制運動的成功,培育了新的黑人思想。(14)Martin Luther King, Jr., “Our Struggle,” in James Melvin Washington, ed.,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p.79.

與此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最高法院在一次判決中限制了聯邦政府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及其組織的權力,這有利于民權運動的開展?；谶@種情況,聯邦調查局以“阻止危險組織發展、危險思想傳播、保衛國家安全和制止暴力”為由,在1956年秘密實施“反諜計劃”(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15)U. S. Senate, 9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Vol.III,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3.這項“反諜計劃”持續時間長達15年。在此期間,聯邦調查局實行了一個頗為復雜的監控計劃,目標是針對人們行使第一條憲法修正案中的自由結社權利,防止美國出現所謂“顛覆性”和“危險性”的社會組織,阻止此類組織的增長和“危險性思想”的傳播,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16)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2, p.220.然而,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在執行過程中大大超出上述目的的活動范圍,其對自己權限的定位是,可以做一切必要的事來對付想象中的針對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制度的各種威脅。隨著1965年之后“黑人權力”(Black Power)運動的興起和城市騷亂在全美的爆發,聯邦調查局加大了對黑人領袖和民權活動的監視,配合聯邦政府打壓民權運動。

從1956年起,聯邦調查局對民權運動的監控重點逐漸從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轉移到新興的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等民權組織。也就是說,開展直接行動的民權組織和領導人,取代主張法庭斗爭的民權組織和領導人,成為聯邦調查局的重點監控對象。從解密檔案來看,聯邦調查局針對馬丁·路德·金的監控材料,公布的部分有17 000多頁。1962年,當聯邦調查局安插在美國共產黨高層中的高級線人報告,金的親信、紐約律師斯坦利·利維森(Stanley Levison)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后,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對金進行密切監控,竊聽其成千上萬次的電話通話。這種近乎全天候的監控使得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對金的言行了如指掌,并以備忘錄形式把其民權活動計劃報告給肯尼迪總統和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17)David J. Garrow, ed., 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FBI File, Roll 1, Microfilm, Frederick, MD: 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84.

在監控民權組織和民權領袖方面,聯邦政府高層與胡佛局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分歧。羅伯特·肯尼迪把工作重點放在打擊有組織的犯罪上,而胡佛則把工作重點限定為打擊共產黨。在羅伯特·肯尼迪正式就任司法部長前,胡佛局長給他發了一份備忘錄,稱“美國共產黨對國內安全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大”。羅伯特·肯尼迪對此嗤之以鼻,認為:“費時費力地再去揭發什么共產黨的威脅,不是太無聊了嗎?共產黨的勢力日漸式微,還能構成什么嚴重威脅?也許,碩果僅存的共產黨中,大多數已經是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特工了吧!”(18)凱恩·博斯特爾:《聯邦調查局檔案》,第157頁。在對待民權運動上,肯尼迪總統與胡佛局長亦存在不同的認識?？夏岬峡偨y認為:“舊的時代已經終結,舊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已不再適用?！倍鹁珠L更感興趣的是調查馬丁·路德·金等黑人領袖的私生活,從中找到在政治上加以詆毀的證據。(19)凱恩·博斯特爾:《聯邦調查局檔案》,第158頁。

雖然美國政府高層與聯邦調查局在監控民權運動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胡佛局長對馬丁·路德·金身邊有“可疑的危險助手”的擔憂,迫使美國政府高層必須予以重視。因此,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秋授權聯邦調查局進一步擴大對金的監控。聯邦調查局對金的住所和辦公室的電話安裝竊聽器,并密謀損害他聲譽的方法,在政治上對其造成破壞性的影響。最為惡劣的是,聯邦調查局對金的私生活進行竊聽和錄音,在金下榻的旅館安裝竊聽器。(20)David J. Garrow, ed., 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FBI File, Roll 1, Microfilm, 1984.此外,聯邦調查局還對金領導的民權活動進行監控,如1963年的伯明翰運動和向華盛頓進軍運動、1965年的塞爾瑪進軍運動、1966年在芝加哥改善黑人貧民窟的斗爭、1967年的反對越戰運動,以及1968年領導窮人向華盛頓進軍運動等。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比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更為激進,其影響力和取得的民權成就并不亞于后者。1960年,在該組織成立后不久,聯邦調查局便對其進行監視。聯邦調查局聲稱,共產黨正在滲透到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層中。隨著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演變,聯邦調查局在1967年的一份備忘錄中指控,該組織“已演變為鼓吹暴力和黑人種族優越論的仇恨組織”。(21)FBI File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Roll 1, Microfilm,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1.隨后,聯邦調查局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調查集中在“種族事務和國內安全”,而不是“共產主義滲透”方面。聯邦調查局將“反諜計劃”的監控重點放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造成的“真正和潛在的對美國國內安全的威脅”上。聯邦調查局相信,該組織的領導人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和赫伯特·布朗(H. Rap Brown)的煽動性言論,點燃和助長了城市騷亂。然而,沒有證據支持聯邦調查局這一說法。在具體實施中,聯邦調查局并不直接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進行迫害,而是編造情報,進行不實指控,用于敗壞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名聲。(22)FBI File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Roll 1, Microfilm, 1991.

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聯邦調查局把監控的重點轉向更激進的民權組織和領袖。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及其領導人外,像黑豹黨等民權組織也遭到聯邦調查局的殘酷打壓。黑豹黨主張武裝自衛,以及試圖監督白人警察的執法活動,特別是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是否濫用暴力。該組織甚至主張使用暴力和游擊戰等方法來推翻美國政府。此外,它還在黑人社區中推出一系列社會改革計劃,如免費兒童早餐和社區健康診所,因而在黑人青年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23)Hugh Pearson, The Shadow of the Panther: Huey Newton and the Price of Black Power in America,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94, p.152.

1968年,聯邦調查局給黑豹黨貼上標簽,視其為國內安全的“頭號敵人”,打算采取一切方式對付這個組織。在紐約市,黑人民權激進者還受到警察嚴密的監視。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丹尼·庫爾森(Danny Coulson)負責跟蹤和監控黑豹黨的領袖。他表示,這種監控意味著“我們知道他們的一切,包括其女友、非婚生子、吸食毒品和喜好的T恤”。(24)Ivan Greenberg, The Dangers of Dissent: the FBI and Civil Liberties since 1965,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0, p.260.1969年6月15日,胡佛局長對外聲稱,“毫無疑問,黑豹黨是美國國內安全的最大威脅”。在他看來,黑豹黨的“兒童免費早餐計劃”而不是它的槍支,“將是美國國內安全的最大威脅”。胡佛擔心黑豹黨的這項計劃將在黑人社區制造一大批黑豹黨的追隨者,并贏得黑人社會的尊重。他決心予以打擊,并向政府高層承諾,1969年是黑豹黨“存在的最后一年”。(25)“Hoover and the FBI,” Luna Ray Films, LLC, PBS.org, http://www.pbs.org/hueypnewton/people/people_hoover.html, 2016年6月26日。

胡佛局長利用“反諜計劃”對黑豹黨及其領導層實施廣泛的監控、滲透、騷擾,并利用偽證和其他的方法破壞黑豹黨的領導層以及控告該組織的成員,從而敗壞黑豹黨的聲譽,消耗其人力和物力資源,甚至暗殺該組織的領導人及其重要成員。1967年8月25日,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備忘錄顯示,“反諜計劃”將重點針對黑人民族主義者。它聲稱,該計劃在這一時期的任務主要是,“通過揭露、瓦解、敗壞、毀謗以及其他的方法來壓制黑人民族主義者,打擊充滿仇恨的民權組織及其領導人和發言人,反擊他們的暴力行為和導致社會失序的活動。對于他們努力吸收新成員和鞏固自己實力的做法,我們一定要予以挫敗”。(26)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221.

起初,聯邦調查局針對的民權組織是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以及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等,防范的民權運動領導人物主要是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赫伯特·布朗、伊萊賈·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和馬克斯韋爾·斯坦福(Maxwell Stanford)等。1968年3月4日,“反諜計劃”發展為針對“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 (Black Nationalist Hate Groups)的打壓計劃,其目標是防止“戰斗性的黑人民族主義者組織聯盟”。為此,該計劃決定對相關的民權組織及其領袖進行詆毀,讓他們在黑人和白人社區中變得聲名狼藉,從而失去美國民眾的支持。1969年7月后,黑豹黨成為聯邦調查局監控和打擊的重點對象。(27)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221.

二、聯邦調查局對馬丁·路德·金的監控

馬丁·路德·金是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領袖。1957年,他和其他民權活動家一起組建了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長期擔任該組織的主席,利用黑人教會的力量開展非暴力運動,反對種族隔離和歧視。之后,金領導或參加了大量的直接行動。1963年,他與倫道夫等黑人領袖共同發起向華盛頓進軍運動,為黑人爭取工作機會和自由權利,并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迫使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從法律上廢除種族隔離和歧視。1965年,他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選舉權法》,使得黑人獲得了夢寐以求的選舉權利。不久,金把社會抗爭轉向反對黑人的貧困和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1968年4月4日,他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領導環衛工人罷工時遭到暗殺。1986年,馬丁·路德·金紀念日與華盛頓和林肯紀念日一樣成為美國的法定假日。金是唯一的一位非美國總統而又享有如此殊榮的人。但在生前,他卻長期遭到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控。

1962年1月,南方地區理事會(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發表一份報告,批評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在保護奧爾巴尼民權運動的黑人活動家中毫無作為,對三K黨暴徒襲擊他們的場面熟視無睹。據稱,馬丁·路德·金認同南方地區理事會的這份報告結論。聯邦調查局的高層人士知悉金的言論后,指責他受到共產黨的影響并任其控制和擺布。聯邦調查局局長助理威廉·沙利文(William C. Sullivan)證實,“胡佛局長對金的批評十分惱怒,因為他在好幾個場合批評胡佛?！艺J為,這背后有胡佛的種族偏見,他對黑人頗為反感,并反對民權運動”。(28)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91.

從1962年10月起,在“反諜計劃”下,聯邦調查局對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進行正式調查,以確定該組織及其領導人馬丁·路德·金是否受共產黨的影響。此前,聯邦調查局已對該組織和金進行密切的監視。例如:1962年1月8日,聯邦調查局向司法部長遞交了一份關于“共產主義滲透”到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材料,指控馬丁·路德·金的一位顧問A曾經是一名美國共產黨員。數月后,聯邦調查局指控他的另外一位顧問B以前是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的成員。聯邦調查局以此為由,加強對金的監控,但并未從中找到“共產主義滲透”的確切證據。雖然聯邦調查局以“共產主義滲透”為名展開調查,但更在意的是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成立宗旨,以及與種族問題相關的信息。1962年,聯邦調查局強調,任何與該組織民權活動相關的信息,“必須以種族問題的名義報告上級部門”。(29)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88.

聯邦調查局不斷向司法部和白宮提交有關馬丁·路德·金的民權計劃和活動的報告。盡管該機構從未找到金是共產黨員或受共產黨控制,以及損害美國利益的證據,但沒有任何政府官員要求聯邦調查局馬上停止對金進行調查。在美國政府高層人士看來,對國家安全來說,實施調查比起停止調查更為可取。而聯邦調查局對金顧問A“嚴肅和嚴重”的指控,給肯尼迪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夏岬险m然在民權問題上猶豫不決,但口頭上表達了對金的支持。然而,如果肯尼迪政府干預聯邦調查局的行動,致使其無法調查民權運動中的“共產主義滲透”問題,則會承受較大的政治風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認為,金顧問A“受共產主義滲透”的事件性質十分嚴重,不利于國家利益和民權運動。盡管相關指控證據不足,但司法部長仍然把聯邦調查局的報告當作“正確的”而予以接受。(30)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92.

1963年,在馬丁·路德·金發起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前,胡佛局長和助理沙利文就民權運動中“共產主義滲透”的程度交換意見。他們認為,“金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黑人領袖,也是最危險的黑人”。隨后,聯邦調查局在一份提交給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的備忘錄中警告說,金的一位顧問有共產主義背景,而金不顧勸阻繼續與其保持聯系。同年6月,肯尼迪總統和司法部長相繼向金發出警告?？夏岬峡偨y對金說,聯邦調查局將根據“共產主義滲透”的情況來打擊民權運動。他警告道,“你很清楚自己處于嚴密的監控之下”,但金不予理會。(31)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p.299.

1963年7月16日,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和聯邦調查局駐司法部聯絡員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討論了對金進行竊聽的可行性。此前,聯邦調查局的報告認為,竊聽是可行的。胡佛局長要求司法部長同意對金的住所和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辦公室安裝竊聽器。但司法部對竊聽一事存在質疑,擔憂此事一旦泄露,將引發嚴重的民意反彈,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7月24日,司法部長決定反對這一竊聽計劃。然而,聯邦調查局不斷就竊聽一事施加政治壓力,并向司法部長提供有關金的秘密報告。7月29日,胡佛局長向司法部長遞交一份來自聯邦調查局紐約辦公室的報告,即《馬丁·路德·金:與共產主義運動交好》。雖然該報告并沒有提供金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新情報,但倘若以這種形式公開的話,則會給司法部長和肯尼迪總統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32)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03.

隨著1963年“我有一個夢想”演講的發表以及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取得成功,馬丁·路德·金的社會影響力如日中天,民權運動的聲勢不斷壯大。面對民權運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胡佛局長愈發認為,金是美國“最為危險的黑人領袖”。(33)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p.300.為了因應這一局勢,聯邦調查局采取了一系列詆毀金以及削弱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行動,涉及金的方方面面。聯邦調查局審查他的稅收憑條,監控其財務狀況,甚至試圖“發現”金在國外的“秘密銀行賬號”。聯邦調查局還設置重重障礙,阻止美國重要的宗教領袖和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對金的支持。此外,聯邦調查局將金的負面材料泄露給特定的傳媒,并把這些材料提交給司法部和白宮。

盡管聯邦調查局沒有提供新的證據,但有關馬丁·路德·金顧問A和顧問B的共產黨身份問題繼續困擾著司法部。1963年10月7日,胡佛局長正式請求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同意對金的住所和辦公室安裝竊聽器,其理由是“共產主義在種族形勢中的影響”。司法部長同意實施為期30天的竊聽,但聯邦調查局對金住所的竊聽持續到1965年4月,長達一年半,而該機構對金辦公室的竊聽時間更長。(34)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pp.300-301.之后,聯邦調查局將這一授權擴展至對金下榻的賓館進行竊聽。聯邦調查局認為,其權力來源于1954年司法部長赫伯特·布勞內爾(Herbert Brownell)的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提到,考慮到國內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問題至關重要,為順利完成情報任務,聯邦調查局可以無限制地使用竊聽器進行監控。(35)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p.112-113.

1963年12月23日,聯邦調查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詆毀馬丁·路德·金的方案, 長達9個小時。該會議強調,在獲取金的信息時必須謹慎,在恰當的時機用“反諜”的方式使其名譽掃地。會議達成以下幾項決定:(1)確定并審查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所有成員;(2)查找并監督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資金;(3)辨認并審查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捐贈來源;(4)密切監視馬丁·路德·金的私人活動;(5)將在合適的時間揭露他是個“投機者”,毫無誠信可言,只是利用種族問題追求個人利益,并確保這一詆毀行動及時機不會讓聯邦調查局陷入難堪和困境;(6)繼續探索利用其他特殊手段監控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辦公室。(36)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p.133-134.

聯邦調查局除與美國白宮、國會、大學、教會、出版機構、國際組織等展開合作或向他們施加壓力,打擊馬丁·路德·金的個人聲譽外,還向聯邦調查局在美國各地的辦事處下令,進一步采取措施,把金污名化。各地辦事處也積極響應,紛紛采取行動。例如,1964年,聯邦調查局亞特蘭大辦事處提出了有效摧毀金個人聲譽和社會影響的幾點建議:(1)確定金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執行秘書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之間是否存在“裂痕”。如果有,將利用與聯邦調查局交好的媒體在兩人中間制造矛盾,造成民權領袖之間的分裂;(2)以匿名方式給報刊提供特別渠道,使他們能夠得到必要的信息,進而撰寫批評性的新聞故事;(3)暗中調查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中的12名關鍵人物及其交往者的背景,找到他們的一些弱點,以便實施“反情報活動”,努力發現“共產主義滲透”該組織的蛛絲馬跡,并搜尋相關證據;(4)有意向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內部不滿者提供虛假信息;(5)給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捐款者寫信,信件使用聯邦調查局偽造的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信紙,并附上金的簽名,提醒捐贈者注意美國國內收入署(即美國國稅局)正在對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稅收記錄進行審查;(6)找借口給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捐贈者打電話,給對方留下該民權組織陷入財政困境的印象;(7)檢查金的活期存款和信用卡賬戶,獲取他的個人財務信息;(8)調查是否需要在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亞特蘭大辦公室安裝竊聽器。(37)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38.

1964年,聯邦調查局進行一項名為“種族事務”的調查,進一步評估共產主義在美國種族事務中的影響。它假定共產黨正在利用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機會,滲透和插手民權運動。聯邦調查局對馬丁·路德·金及其領導的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尤為警惕,下令對其進行大規模的監控,包括對金的住所、辦公室、下榻的酒店以及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總部進行竊聽。聯邦調查局通過監控和竊聽獲得金和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政治計劃和公共關系戰略,以及關于金的婚外情的情報。聯邦調查局計劃曝光他的婚外性行為,敗壞其個人聲譽,同時把相關情況泄露給他的夫人,甚至還利用金的這一污點阻止他前往挪威領取諾貝爾和平獎。(38)Athan G. Theoharis, The FBI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 Brief Critical History, p.124.

1965年后,馬丁·路德·金把目光轉向黑人的就業和住房問題,積極為黑人爭取平等的經濟權利。此外,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金對美國政府把大量的資源用于這場非正義的戰爭,而不是用于國內的“向貧困宣戰”計劃和改善黑人等少數族裔以及貧苦人口的社會經濟問題深感不安。與此同時,金在政治和思想上日趨激進。他雖然不贊同“黑人權力”這一口號,但始終不愿意配合美國政府出面公開抨擊“黑人權力”。此外,金還打破沉默,對外公開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金的思想和行為的轉變,引起了約翰遜政府和聯邦調查局的恐慌。

聯邦調查繼續向與之合作的新聞媒體散布馬丁·路德·金的負面信息。1966年10月,聯邦調查局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一篇文章,對金進行譴責,批評他在“黑人權力”問題上沒有堅持立場,并將之歸因于他身邊的親共顧問。文章認為,只要金振臂高呼反對“黑人權力”,他是有能力消解“黑人權力”運動,限制其社會影響。文章還批評馬丁·路德·金之所以反對越南戰爭,也與他身邊的這些親共顧問密切相關。(39)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76.1967年4月,金的反對越南戰爭的言論徹底激怒了聯邦調查局。同年10月,胡佛局長同意把金描述成是“美國和黑人種族的背叛者”,將他污名化,以削弱其資金募捐能力。1967年底,當金計劃發起窮人向華盛頓進軍運動后,聯邦調查局更是提醒美國政府高層注意,金是一個“聲名狼藉”之徒。(40)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p.218.1968年3月8日,金在孟菲斯市領導的環衛工人罷工運動發生了暴力,聯邦調查局利用這一事件,發動與之交好的媒體,對金大肆攻擊。

鑒于馬丁·路德·金崇高的社會聲望和巨大的影響力,以及他公開聲明反對越南戰爭,聯邦調查局在“反諜計劃”之下啟動了一項新的計劃,對金等民權領袖和民權組織進行打壓。1967年8月,聯邦調查局發動了一項針對“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的“反諜”行動。這項新行動是“為了揭露、擾亂、誤導、詆毀黑人民族主義者、仇恨類型組織和團體的活動,及這類組織和團體的領導人、發言人、成員和支持者,防止他們帶來暴力和擾亂公民秩序”。該項行動要求必須注意以下組織: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革命行動運動、爭取防衛和正義執事(The Deacons for Defense and Justice)、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和伊斯蘭民族。1968年2月,聯邦調查局擴大“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的“反諜計劃”范圍,目標是“阻止那些能團結和激發黑人民族主義暴力運動的救世主的出現”。(41)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80.在聯邦調查局實施的這一計劃中,金是調查和打擊的重點目標。對胡佛局長而言,金是“傲慢自負”和“趾高氣揚的”,必須予以打壓。聯邦調查局的高層十分擔憂,金將成為美國黑人心中的“摩西”,故必須敗壞其個人聲譽。(42)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p.299.

聯邦調查局的監控和打壓,極大地削弱了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籌資能力。該機構在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捐贈者中散布不實之詞,聲稱金在瑞士有個人銀行賬戶,把籌集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的部分資金挪作私用。實際上,相關指控完全是子虛烏有,但對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打擊效果十分明顯。據金的助手安德魯·揚(Andrew Young)所述,聯邦調查局的抹黑行動令支持者對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感到“寒心”。(43)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83.此后,該組織的募捐收入急劇減少,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這對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產生了嚴重影響,大大削弱了其領導和活動能力。

三、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的打壓

除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外,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黑豹黨也是聯邦調查局和美國政府重點打壓的民權組織。前文提到的聯邦調查局在1967年8月發動了一項名為“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的“反諜”行動,黑豹黨就名列其中,是受監控的重點對象。20世紀60年代末,多位美國政府高層人士的公開聲明,亦可證實黑豹黨曾遭到美國政府強有力的壓制。美國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把黑豹黨視作“一群完全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的和不法之徒組成的團伙”。胡佛局長聲稱,黑豹黨是“美國安全的頭號威脅”。尼克松總統執政時期的助理司法部長杰瑞斯·萊納德(Jerris Leonard)持相似的看法,認為黑豹黨成員“只不過是一群流氓”,并表示“我們已經逮到他們”。而地方的執法人員對黑豹黨也是十分敵視,一位曾擔任克利夫蘭警察兄弟會主席的官員說,“這個國家不需要黑豹黨,依我看,他們都應該被消滅”。(44)Charles E. Jones,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1966—1971: The Case of the Oakland Bay Area,” p.416.

為什么黑豹黨的出現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高度警惕?這與黑豹黨的政治主張和民權活動密切相關。在“黑人權力”運動的激發下,1966年10月底,休伊·牛頓(Huey P. Newton)和博比·西爾(Bobby Seale)成立了黑豹黨。該組織并不滿足于一般意義上的平等的公民權利,而是實際上的平等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黑豹黨提出了10點改革計劃:(1)黑人必須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2)黑人需要充分的就業;(3)結束白人對黑人的掠奪;(4)有體面的住房;(5)在教育領域進行改革,揭露美國社會墮落和美國衰落的本質,了解黑人真正的歷史以及黑人在日常社會中的地位;(6)免除所有黑人男子的兵役;(7)結束警察暴力和警察對黑人的謀殺;(8)給目前所有關押在聯邦、州和城市監獄中的黑人男子自由;(9)黑人在法院接受審判時,必須有由黑人社區成員組成的陪審團;(10)黑人不僅需要土地、面包、住房、教育和衣服,而且也需要正義與和平。到20世紀60年代末,黑豹黨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和革命性的黑人民權組織,在幾十個州成立了分會。1968年,黑豹黨的成員大約有5000人。(45)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in Black American, 1945—1982,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pp.121-122, p.123.

成立伊始,黑豹黨要求給黑人失業者工作,給黑人窮人提供住房,讓黑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政府決策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黑豹黨從1967年開始在黑人社區給黑人兒童實施免費的早餐計劃,為黑人提供免費的健康服務。黑豹黨的工作是圍繞黑人社區進行組織,而不是從事政治選舉。到60年代末,黑豹黨有所轉變,不僅把武裝力量作為黑人的武器,而且也把選舉權看作黑人的武器。與其他主張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不同,黑豹黨愿意與白人激進派建立聯盟,以及相互競爭在同一組織中的職務,他們都反對階級和種族剝削。

在“黑人權力”運動中,黑豹黨主張在爭取和捍衛黑人權利時可以進行自衛,而不是一味地使用非暴力。這與之前的民權斗爭策略相比有了顯著的變化。黑豹黨用《獨立宣言》為自己辯護,并以北美殖民地白人爭取獨立為例,聲稱既然白人在獨立戰爭中使用武器和暴力來捍衛自己的權利是正當的,黑人在美國使用武器和暴力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利同樣是正當的。黑豹黨指出,種族主義的壓迫者對武裝起來的黑人感到害怕,對黑豹黨提出自衛的意識形態感到恐懼。黑豹黨認為,3000萬沒有武裝起來以及愿意順從的黑人,與3000萬武裝起來、有著自由思想和捍衛自由的槍以及具有解放方法的黑人是完全不同的。(46)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186.

黑豹黨進一步指出,當黑人準備爭取自由時,他們一定要有基本的解放工具,那就是槍支。只有握住槍支的力量,黑人才能結束對白人種族主義者恐怖行為的恐懼。黑豹黨表示,在某種意義上,只有握有槍支才能使整個世界得到改造。黑豹黨對毛澤東所說的“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深以為然。(47)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186.實際上,黑豹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影響。但這種影響被溫和派民權領袖詬病,也在白人社會中引起了恐慌,更讓聯邦調查局頗為忌憚。

1967年發生的兩大事件讓黑豹黨廣為人知。第一起發生在5月2日,29名黑豹黨成員破壞了加利福尼亞州的立法機構。他們抗議一項正在討論的法案,該法案規定,在城市中攜帶武器是犯罪行為。倘若此法案獲得通過,黑豹黨的街頭巡邏行為則是非法的。該組織強調黑人巡邏的權利,主張在巡邏時攜帶錄音機和相機,以防被白人警察攔街問話。其成員在巡邏時攜帶武器,以便在遇到白人警察采取報復行動時進行自衛。第二起發生在10月28日,一名黑豹黨巡邏成員射殺了一位白人警察,黑豹黨領袖休伊·牛頓也在此事件中受傷,并以謀殺罪被捕。之后,黑豹黨成員集結一起,進行抗爭,此事讓黑豹黨名噪一時。兩年內,它從一個地方性組織成長為全國性組織,在15個州有32個分會,數千名會員。(48)Charles E. Jones,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1966—1971: The Case of the Oakland Bay Area,” p.417.

在美國政府高層看來,黑豹黨勢力快速壯大、社會影響不斷提高,以及主張免費兒童早餐、免費醫療診治的社會主義計劃和武裝自衛,將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構成嚴重威脅。1968年9月,胡佛局長指控,“黑豹黨乃美國安全最大的威脅,其成員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已參與多起襲警事件,并全國范圍內與警察進行暴力對抗。黑豹黨領袖及其成員散布仇恨理念,其目標群體不僅包括貧民窟居民,還有高中和大學的學生”。(49)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p.187-188.可想而知,黑豹黨成為聯邦調查局“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中的一員,并受到該機構的嚴密監控和瘋狂打壓。

1968年后,隨著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以及卡邁克爾領導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日趨衰亡,黑豹黨及其領袖休伊·牛頓便成為聯邦調查局“反諜行動”最主要的打擊目標。聯邦調查局認為,黑豹黨“嚴重依靠國外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確立自己的目標”。然而,該機構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50)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p.221, p.265.盡管如此,在聯邦調查局295次針對“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的“反諜計劃”行動中,233次是針對黑豹黨,占其中的大多數。(51)“COINTELPRO” A Huey P. Newton Story, http://www.pbs.org/hueypnewton/actions/actions_cointelpro.html, 訪問日期June 22, 2016。盡管聯邦調查局聲稱,其目標是遏制暴力,但在策略上卻是激化和制造暴力。例如,聯邦調查局寫匿名信給相關民權組織的領導人,誤導他們認為黑豹黨要對其進行襲擊,從而使其反對黑豹黨及其領袖。在南加州,聯邦調查局還在黑豹黨內制造各種矛盾,其手段包括寫匿名信、制作諷刺性的卡通和漫畫。這種方法非常奏效,導致多名黑豹黨成員傷亡。(52)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88.

為達到破壞黑豹黨的目的,聯邦調查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分化黑豹黨和同樣主張武裝自衛的黑人組織,在黑豹黨和聯合奴隸組織(United Slaves)之間制造矛盾,也在黑豹黨與黑石流浪者組織(Blackstone Rangers)中間挑起沖突。1968年10月,聯邦調查局挑撥圣地亞哥市的黑豹黨與聯合奴隸組織之間日趨緊張的關系,致使二者相互謀殺和報復。之后,胡佛局長向14個辦事處散布二者“匪戰”的資訊。他要求各辦事處運用強有力的反情報手段來削弱黑豹黨。1969年1月17日,兩名黑豹黨成員在參加完一個會議后,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被聯合奴隸組織成員殺死。一個月后,聯邦調查局圣地亞哥辦事處向總部請求允許其向該市黑豹黨辦公室和黑豹黨領袖發送誹謗性漫畫郵件,并讓他們誤以為是聯合奴隸組織發的。擬發郵件的內容是詆毀黑豹黨的辦事效率低下,不能勝任黑人民權的組織和領導工作,且貪污腐敗盛行。聯邦調查局的行動收到了一定效果,其備忘錄顯示,黑豹黨認為聯合奴隸組織應對此負責,其郵件是對黑豹黨的攻擊。(53)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90.

聯邦調查局多次采取類似的行動,激化黑豹黨與聯合奴隸組織之間的矛盾,導致兩個組織的對立和相互的報復。此外,為了離間黑豹黨和另外一個大力提倡“黑人權力”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關系,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匿名給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導人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的母親打電話,捏造了黑豹黨企圖謀殺卡邁克爾的陰謀,并恐嚇她讓卡邁克爾盡快離開美國,躲避風險,防止發生意外。這兩個都主張“黑人權力”的組織,其建立起來的聯盟因此而解體。(54)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p.220.

與此同時,聯邦調查局在黑豹黨和黑石流浪者組織之間挑起沖突。黑石流浪者組織是一個全副武裝的、有著暴力傾向的組織,聯邦調查局試圖利用該組織來對付黑豹黨。1968年12月,聯邦調查局獲知黑石流浪者組織的領導人杰夫·福特(Jeff Fort)反對黑豹黨征募其成員的信息。為加劇兩個組織的摩擦,聯邦調查局芝加哥辦事處提議給福特寫匿名信,捏造黑豹黨芝加哥分會的領導人詆毀他的信息,并控訴其對黑人不守承諾。不久,該辦事處了解到福特已獲知這則流言,但不知道是誰散布的。因此,該機構便打算告訴福特,是黑豹黨芝加哥分會兩位領導人干的。在聯邦調查局官員看來,一旦福特知道他們的名字,勢必會拒絕黑豹黨給黑石流浪者組織的任何提議,以及導致他對黑豹黨采取報復性措施。(55)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195.

為達到破壞黑豹黨的目的,聯邦調查局采取的第二種手段是通過制造內部分歧來瓦解黑豹黨。寫匿名信并在黑豹黨內部撒播不信任的種子,是聯邦調查局常用的手段。此外,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還打匿名電話,在黑豹黨內部制造矛盾。聯邦調查局圣地亞哥辦事處給當地黑豹黨領袖打匿名電話,惡意中傷另一名黑豹黨成員是“警察臥底”。該辦事處在一份報告中說,這些匿名電話誘導許多黑豹黨成員相信,他們中間有3名成員是為警察服務的臥底,其中1名成員因害怕遭到報復而逃離了圣地亞哥。聯邦調查局還嘗試通過破壞婚姻來摧毀黑豹黨成員的士氣。1名黑豹黨領袖的妻子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說其丈夫與好幾個十幾歲的女子有婚外情,出差時常常帶上她們。有黑豹黨領導人向其組織報告,反映聯邦調查局特工試圖拜訪其妻子,把偽造的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照片交給其妻。(56)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p.199-200.

為達到破壞黑豹黨的目的,聯邦調查局采取的第三種手段是暗中破壞黑豹黨的支持力量,并敗壞黑豹黨的社會形象。這既包括使黑豹黨的領導人和成員身敗名裂,以挫傷黑豹黨支持者的積極性,也包括利用大眾媒介批評黑豹黨,并阻止黑豹黨及其同情者發表意見。聯邦調查局在黑豹黨中安插內線,例如:線人威廉·奧尼爾(William O’Neal)是黑豹黨芝加哥分會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奧尼爾按照聯邦調查局的指令,騷擾黑豹黨成員,甚至迫使他們從事犯罪活動。他敦促黑豹黨成員參加武裝搶劫和炸彈襲擊活動,以敗壞黑豹黨和民權運動的形象。(57)Ivan Greenberg, The Dangers of Dissent: the FBI and Civil Liberties since 1965, p.40.

此外,聯邦調查局著重攻擊黑豹黨的兒童免費早餐項目,敗壞其社會聲譽。因為該項目是黑豹黨最成功和最有影響的社會計劃。兒童免費早餐項目的成功,凸顯出約翰遜政府的失敗,未能解決好兒童的貧困和饑餓問題,直指其“向貧困宣戰”計劃的局限。(58)Joshua Bloom and Waldo E.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186.因此,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的組織能力和這項兒童免費早餐項目十分警惕。它批評黑豹黨把該項目當作一個工具,迫使黑人兒童接受其宣傳。(59)“Histor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art Two,” http://www.civilrightsteaching.org/Handouts/BPPhandout.pdf, 訪問日期June 22, 2016。聯邦調查局也擔心該項目的成功將有利于黑豹黨的反白人宣傳,以及“教唆”黑人兒童憎恨白人警察。該機構甚至聯合當地警察,騷擾和恫嚇兒童免費早餐計劃的參與者、支持者和黑豹黨成員。聯邦調查局經常以匿名方式撰寫煽動性的郵件,發給黑豹黨的捐贈者和地方教會,以阻止他們對黑豹黨這一項目的支持。

聯邦調查局還鉗制黑豹黨向社會出版刊物。1970年5月,聯邦調查局命令芝加哥、洛杉磯、邁阿密、紐瓦克、紐黑文、紐約、圣地亞哥以及舊金山等地的辦事處拿出摧毀《黑豹報》的方案。該報是黑豹黨最主要的宣傳渠道,發行量達到13.9萬份。聯邦調查局要求各地辦事處在5月6日前提交“反諜”措施,阻止黑豹黨的宣傳。聯邦調查局圣地亞哥辦事處很快就找到了辦法。它提出有三項加州的法令可以用來對付《黑豹報》:第一是對印刷設備征收州稅;第二是對該報使用已經不再通行的交通稅;第三是有法律規定禁止在居民區從事商業活動。(60)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214.

為達到破壞黑豹黨的目的,聯邦調查局采取的第四種手段是和當地警務部門合作,對其進行分裂。聯邦調查局與圣地亞哥警察局頻繁合作,為其提供線人情報,鼓勵對黑豹黨成員進行襲擊。對黑豹黨不利的是,通常沒有明顯證據表明這種行為違反了聯邦法律。1969年,聯邦調查局圣地亞哥辦事處得知,黑豹黨總部有5名成員每晚“縱欲狂歡”。該辦事處希望當地警察對此地進行一次合法的突擊。2天后,聯邦調查局圣地亞哥辦事處向總部報告說,11月20日,當地警察局對黑豹黨總部進行突襲,6名黑豹黨成員被逮捕,另在現場發現3支短槍、4個防毒面具和1罐催淚瓦斯,黑豹黨總部的一些機密文件也被警方繳獲。此外,圣地亞哥警察局還經常對黑豹黨進行檢查,搜查其成員私藏毒品的證據。(61)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III, p.221.

在聯邦調查局肆無忌憚地監控和破壞黑豹黨等民權組織的過程中,美國社會中的有識之士擔憂聯邦政府參與了其中的非法活動。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提出質疑,為什么聯邦調查局不讓社會大眾知道,其如何判定哪些組織被“共產主義滲透”,以及如何決定監控哪些組織,具體的標準是什么?然而,即便是表達質疑的社會精英,也大體上認同聯邦調查局實施監控的理由,可以不惜代價捍衛美國,監控激進分子。在他們看來,對黑豹黨進行監控和安插內線進行滲透,對美國政府來說,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事情”。(62)Ivan Greenberg, The Dangers of Dissent: the FBI and Civil Liberties since 1965, pp.79-81.

結 語

聯邦調查局指控民權領袖和民權組織受到 “共產主義的滲透”,通過這種指控敗壞其聲譽,削弱民權運動的正當性和美國民眾對民權活動的支持。由于募捐收入的銳減,民權組織和民權領袖的抗爭活動無法正常運轉?？梢哉f,這種無孔不入的監控,包括對民權組織的辦公室、民權領袖的住所和參加活動時入住的酒店的監控和電話竊聽,極大地干擾和限制了美國黑人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美國政府通過聯邦調查局的監控,能夠提前獲悉民權組織和領袖所有的活動方案、策略,進一步壓制了他們發起民權斗爭的活動空間。此外,聯邦調查局對民權領袖的詆毀、對其家人的恐嚇,以及挑起民權運動內部的矛盾,讓他們身心備受煎熬,承受了來自政府機構、社會、媒體、組織內部和家庭的巨大壓力,其傷害難以估量。事實上,以愛國的名義打壓社會抗爭者,以崇尚人權標榜的美國也不例外。聯邦調查局利用冷戰反共的大環境打擊民權運動,深刻地揭示了美國民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