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 與民國初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兩條進路及其演變

王江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081）

中國歷史上互動交融、和諧共生、自在演變的“中華族類群體”，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在近代社會政治力量的推動下，獲得了“中華民族”的族體稱謂，并開始自覺，這種由自在的“中華族類群體”到自覺的現代“中華民族”的過程被學術界定義為“中華民族構建”。 中華民族構建的歷程及路徑持久多樣。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理念， 在2021年8 月27 至28 日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1］。 這一系列重要思想開啟了中華民族構建研究及實踐的 “新階段”。 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相關議題在理論與實踐中“熱”了起來，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等進行了諸多研究， 而鮮見對歷史經驗啟示的關照。 回顧中華民族自覺的百余年歷史，有諸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正是基于這種思考，本文從民初提倡的“五族共和”思想①來分析當時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主要理路及其演變。

民國的建立正式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歷史政治過程，民國建立初期提倡的“五族共和” 思想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重要內容。 學術界以往常單獨就“五族共和”思想進行研究，多從五族共和提出的背景、歷史、內涵、意義等某一個側面展開討論，缺乏對五族共和的性質、面相的系統分析， 以及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關聯性研究。 本文基于五族共和的“二重民族面相”②，重點分析民國初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兩條進路”及其演變、影響，并為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可能的經驗啟示。

一、“五族共和”的“二重民族面相”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兩條進路”

五族共和思想是“共和政體觀”③與“中華‘各族’觀”的有機結合。 從民族觀的角度看，它本身呈現出“大民族”與“國內諸族”的二重民族面相。 關于這一點， 從 “五族共和” 正式提出之前的1907年， 立憲派成立的政聞社及政聞社主筆蔣智由在《變法后中國立國之大政策論》中，對“五族”如何走向“共和”作出的闡述中就可窺見一斑，他寫道：“‘建設大國民不是一族為主各族為奴， 而是各族皆為主而非為奴’的新式的統一。 所以可‘以政治權分配于數個之民族， 使人人皆有國家主權之一分，而視國家為己所有之物，則對于國家親切之心日增，即對于民族憎怨之情日減’。 ”［2］這一表述既強調建設整體性的“大國民”，又要求把權利分配給國內各族。

同期，革命黨人為“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作出了重要貢獻。 1911年3 月， 劉揆一在日本散發《提倡漢滿蒙回藏民黨會意見書》，他在《意見書》中表達了幾個觀點：“其一，國家危亡形勢逼人，只有聯合五族人士，實行革命，推翻滿族皇室的專制政府，建立‘共和’，才能達成真正的民族團結，共同‘挽救今日中國瓜分之局’，與列強并立于世界；其二，中國各族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共同保護所生存的整個國家領土。 只要各族團結一致，列強即便有乘革命之機瓜分之舉也難以得逞。 他指出，‘蒙、回、藏者與滿洲同為吾國之屏藩也。 滿蒙失，則東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則西北各省亦難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漢人土地， 尤當保守滿蒙回藏之土地為先務’；其三，要實現前兩個目標則必須首先組建由各族人士共同組成并采取聯合行動的革命政黨類團體——‘漢滿蒙回藏民黨會’， 自覺為之共同奮斗不可。 ”［3］劉揆一的觀點從政體觀上闡明了“共和”與“君主專制”的對立關系，在民族觀上則是對五族共同奮斗、團結一致，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關系作出了陳述。 從“共和政體”的“各族人民平等共治”意涵來看，劉揆一的“五族共和”思想在當時已經較為成熟。

五族共和思想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政體觀、民族觀上相互妥協、逐步調適的結果。 立憲派接受了“共和”的理念，革命派也逐步放棄種族革命的立場。 正是革命派、立憲派等社會政治力量共同推動了 “各族共創共和” 的國家與民族觀念深入人心，并使“五族共和”成為民國的政體設計、政治符號、政治宣示和民族關系原則④。1912年1 月1 日，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當天發表了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窃幻褡逯y一”［4］。正式提出“五族共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五族共和” 思想一面強調五族之統一，通過融合甚至同化構建一個“大民族”或“大國民”；另一面承認國內各族的平等地位，強調各族團結一致。 同時，“五族共和”的這兩種民族面相及兩種層次的民族觀念從其提出開始就是相互依存、相互推進的。 進一步說，這也正是五族共和的重要特征，是一種“復合性民族觀念”。 今天，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構建”的目標看，“五族共和”具有更加豐富的研究價值，它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政治力量處理“中華族類群體”這一寶貴歷史遺產的一個主流思考。 “五族共和”蘊含的“二重民族面相”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埋下了“國族整合”與“各族平等”兩條進路。 從民族與國家的關系看，“整合進路” 從國家來看國內各族及其同中華民族的關系， 追求構建一個包括國內各族在內的整體性的中華民族；而“平等進路”則是從國內各族來認識中華民族和國家， 主張在承認各族的基礎上維護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完整和統一。 無論如何，對“五族共和”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和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初期的路徑平衡， 以及之后的路徑分野及影響。

二、五族“統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民族融合進路”

民國初期提出“五族共和”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國家之統一”“民族之統一”，具有明顯的“統合”取向。 五族共和思想的這種統合取向在 “南北議和”⑤之后，逐步演變出“五族同化”“民族大同”“大民族”“大國民”， 以及具有各民族共同體內涵的“中華民族”等觀念。 強調五族“統一”甚至融合同化是五族共和思想在民國初創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征。

革命派和南京臨時政府對“五族融合同化”孜孜以求。 孫中山對五族共和的宣傳主要集中在民國元年。 從相關研究及民國初期的史實背景看，孫中山主要是居于“融合同化”來理解五族共和及其實踐方向的。 這相比革命派早期的種族革命論和漢族單一建國論已經是認識上的重要躍升， 其立場是想通過“五族共和”的政體設計和民族觀念來維持“五域之地”的完整統一。 關于孫中山與五族共和的關系，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其一，孫中山在宣揚‘五族共和’時更多指向滿、蒙等少數民族，其用意在于安撫少數民族。 并且，他在關注‘五族’問題時多使用‘五族一家’的提法；其二，孫中山在發表“五族共和”的相關演說后不久，既在同盟會內部電文和《國民黨宣言》中明確要求‘勵行種族同化’。 可見，孫中山內心并未認同‘五族’的劃分。 ”［5］無獨有偶，民國成立不久，1912年3 月19日，黃興、劉揆一等革命黨領袖發起成立包括滿人恒鈞等參加的“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特別強調五族“意識之感通”的緊迫性，主張和推動“民族同化”［6］，“該會”后改稱中華民族大同會，這一改稱標志著一種超越五族的整體性的中華民族觀念開始在革命黨人的意識中出現。 并且，在當時，五族融合同化的聲音還見于地方。1912年年初，上海的地方官員就曾發布《化除種族見解之文告》［7］，禁止使用“大漢”字樣，以示民國“大同主義”。

袁世凱掌權后，堅持和延續了五族共和思想，在積極宣傳五族共和的過程中，也非強調“五族”的劃分，而更多是主張“五族一家”“五族大同”，并由此引申出“五族”融合為一個“大民族”的思想，以“中華民族”來指稱這個“大民族”⑥。 在《袁世凱致庫倫活佛書》（回復外蒙獨立集團1912年3 月12 日來電的電文）中，袁世凱強調“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 現在時局阽危，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保?］這應該是北洋政府當政后，首次使用具有 “大民族”（包括國內各族） 內涵的“中華民族”概念。 1912年4 月13 日，北洋政府頒布《豁除五大民族婚姻禁令文》［9］，提出五族一家、五族通婚的“融合”倡議。

這一時期，具有官方背景的社會政治團體也紛紛倡導五族融合同化。1912年4 月10 日，以內務總長趙秉鈞為總理的“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在北京成立，該會的宗旨便是“化除‘五族’畛域，謀一致之進行。 ”主張“融化五族，成一堅固之國家……”［10］；1912年5 月12 日，“五族國民合進會” 在北京成立。 該會在《申報》上發表的“會啟”分析了五族“同源共祖”的歷史。 強調民國建立后，正好“……舉漢、滿、蒙、回、藏五族國民合一爐以治之，成為一大民族”。 將來五族“合進”收效之日，也就是“漢、滿、蒙、回、藏”之名詞“消弭而渾化”之時，故“今日所稱為‘五族國民’者，猶不免為贅語”云云。［11］該“會啟”明確提出了五族融合、同化、歸一的大勢。 由于“五族國民合進會”吸納了當時社會上重要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 因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影響力， 其內容和主張與北洋政府的態度十分契合。 另外，在官方話語的影響下，當時出版的教材、圖書也在傳播“國家統一”“民族統一”的觀念。1912年秋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高等小學用的歷史課教材——《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其中，從“民國統一”的角度分析了我國的民族構成及其族際關系的整體性。［12］

一定程度上講， 主張各族融合同化已經成為民國初創階段社會政治力量的共識，且有意以“地方”“區域”來淡化“民族”“文化”“血緣”的區分。 就連梁啟超的追隨者吳貫因也在1913年撰寫了《五族同化論》一文，“逐一論析五族的混合性質，說明各族間血統等互相滲透的歷史， 進而主張五族的最終同化。 ”［13］北洋政府則融匯了立憲派和革命派的觀點，在政治上強調共和平等，在文化上強調五族大同， 最大限度的凝合了社會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革命派與立憲派、袁世凱北洋政府在民族觀念與政治立場上的分歧，使得他們在這一時期對如何實現各族的“融合同化”產生了不同看法，并主要存在“以漢族為主融合其他各族”與“融合國內諸族”兩種“融合”形式，但可以明確的是，兩種關于“融合”的觀點都試圖構建一個“大民族”（中華民族）或“大國民”，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大民族的國家。 這個 “大民族”具有明顯的整體性，它強調與國家的互構和統一，進而表現出相應的政治屬性。

三、五族“平等”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各族平等結合進路”

民國初期，在強調“五族共和”思想的“融合”目標中，常常是以承認“各族平等”“國民平等”為前提展開論述并得到認可的。 應該提及的是，革命派在這個過程中的貢獻值得關注。 正如上文所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重要領袖劉揆一就在《提倡漢滿蒙回藏民黨會意見書》 提出了 “五族平等共和”的思想。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年3 月11 日公布） 第5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14］同年9 月， 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歡迎會和在張家界各界歡迎會等演說中，盛贊“今日此會，聚蒙、藏同胞于一堂，實為亙古以來未有之盛舉……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家異于專制國家之要點……共和國家政府為公仆，無貴族、平民之階級，無主國、藩屬之制度”［15］，進一步宣揚“各族平等”“國民平等”的共和思想。

北洋政府在提倡“大民族”觀念或“中華民族”觀念的同時，也承認各族平等。1913年10 月31 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4 條、1914年5 月1 日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第4 條均規定了體現“各族平等”或“國民平等”觀念的內容。 “各族平等” 觀念在北洋政府時期得到一定范圍內或一定程度上的實踐⑦。 第一，重視優待少數民族中的上層。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 以大總統的名義“先后頒布了《勸諭蒙藏令》《蒙藏主權聲明》《勸諭漢、滿、蒙、回、藏聯姻令》《蒙古待遇條例》《恢復達賴喇嘛號令》《待遇西藏條例》等優待‘少數民族’的政令、聲明和條例。 ”［16］從邊疆危機凸顯的現實看，在少數民族社會特定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的長期作用下，是否優待少數民族的上層直接影響到這些民族上層的“民族主義”抉擇，進而關系到少數民族社會的政治走向。 因此，當具有傳統政治思維的袁世凱當政后，自然試圖在“五族平等共和”的框架下，重構中央與地方（疆部）的政治關系。

第二，設立“民族事務治理機構”⑧，專營各族事務。1912年5 月21 日，“袁世凱在內務部下設負責處理蒙、藏等地少數民族事務的‘蒙藏事務處’，后幾經更名、升格，最后發展為蒙藏院”［17］。 而除了設立專門的“民族事務治理機構”之外，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還針對族際關系和邊疆危機特設了一些臨時機構或特使。 比如，蒙疆經略使、蒙番宣慰使、西北籌邊使等。 誠然，上述機構的設立有著更多的政治考量， 特別是要應對現實層面比較突出的邊疆危機， 但民族事務相關機構的設置和運行在形式上承認了“少數民族”的權利訴求及權益保障問題的客觀存在。

第三， 推動各族的政治參與， 并主要體現在參、眾兩院中“各族”議員的選舉、議席的分配，以及參與國家事務等方面。 與此相關，民國初期公布了一些具體的組織辦法和條例條令，如《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蒙古西藏青海眾議院議員選舉施行令》《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西藏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施行法》等。 正是通過上述及其他諸多選舉規定的實踐，蒙古、西藏、青海地方，以及蒙古族、藏族都有名額及代表參與國家政務，表達政治訴求，一些 “少數民族” 的政治精英充任國家和政府要職。 并且，袁世凱和北洋政府還很注重聽取“少數民族” 上層的建議。 在看到駐邊官員多有措施不當，使“少數民族地方”心生怨恨，進而影響中央政府權威的問題后，袁世凱特批“王公喇嘛組織‘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希望他們在中央和地方重大事宜上能夠各抒己見，毫不保留”［18］。

除政府層面對“各族平等”的直接推動之外，這一時期的社會團體、 出版物在宣傳 “國民”“國語”等有關國家建設內容的同時，也在傳播“各族”及其平等的觀念。 上文提到的“五族國民合進會”不僅提出各族融合同化的目標， 也強調聚各族智慧共謀合進的過程。 在該會的“簡章”中，特別提到在“我五族國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薩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瑤各族， 俟求得其重要人員， 隨時延入本會。 ”［19］在出版物方面，1912年10 月，潘武編輯的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中學歷史教科書·本國之部》中對“民族”進行了解釋，寫道“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位， 其他各族更起迭仆， 與漢族互有關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20］。

在“各族平等”“國民平等”觀念傳播和實踐的過程中，民國初期人們對中華“各族”或國民成分構成的認知進一步提升。 相對于中華“各族”的多樣性，“五族”只是一個泛稱，“各族”并不局限于五族。 五族共和對“各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在遙遠的新疆， 伊犁起義的領導者并沒有采取種族革命的策略，而是提倡“保國何分種族，舉動最重文明。 漢、蒙、回、纏、哈，均應一視同仁。 ”［21］在西南邊陲，1911年11 月3 日， 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發布了《布告全省同胞文》，聲稱“各省義軍旨在廢除專制政體，建造良善國家，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種族結合一體，維持共和”［22］，提出了“七族共和”的思想。

重要的是， 民國政府及其地方勢力對國內諸族或中華“各族”的承認和關注，從政治和文化上保持了“五域之地”的完整和族際關系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一。 誠如有學者所言：“‘漢、滿、蒙、回、藏’咸于共和，才是‘五族’共和的完整含義”［23］。 置言之，由五族共和引發的“各族平等結合進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國共兩黨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進路的分野及影響

五族共和思想蘊含的 “民族之統一”“國家之統一”的目標與“各族平等”“國民平等”的價值及相關實踐是相互依存，相互推進的。 為實現“統一”或“一體”目標而主張的“融合同化”進程是以承認各族在歷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平等地位為前提的，而強調各族平等、優待少數民族上層、設立專營少數民族事務的機構、 推動少數民族參與政治等，則是以改善中央與邊疆地方的政治關系、經營邊疆政治行政事務、 推動少數民族融入國家等為根本目標的。 但相互依存的“兩條進路”在“大、小民族主義”⑨的牽引下常常此消彼長、此強彼弱，在民初政治社會失序及其不同社會政治力量的推動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野。 特別是在此后國共兩黨的政治角逐中， 這種民族觀念上的分歧或民族構建路徑的分殊進一步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并隨著國共兩黨斗爭的加劇而更加清晰。

討論國共兩黨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路徑還需追溯到孫中山的民族思想。 以1919年為界，孫中山的民族觀念又出現了新變化，即由五族同化論向民族（國族）同化論轉變。 這一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國內爆發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列寧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 外加受到美利堅民族構建的影響， 在革命屢戰屢敗的情況下， 孫中山開始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出路問題，并把中國四分五裂的現狀歸結于民族（國族）主義的丟失，歸結于國族整合的不足，其“矛頭”直指“五族共和”。 是年在上海，孫中山重新闡釋并撰寫《三民主義》一文，提出民族主義的消極目的和積極目的。 文中說道：“夫漢族光復，滿清顛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 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 積極目的為何？ 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 ”［24］1920年11月， 孫中山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講演中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保?5］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文章演說明顯表露出 “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大民族”或“國族整合”思想。 同時，必須提及的是， 孫中山在闡述大中華民族主義思想的進程中，蘇俄（聯）和共產國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對其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認識到中國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勾結， 并造成中國四分五裂且處于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的尷尬處境后， 孫中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并在已有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自決” 中加入了反對本國封建軍閥壓迫剝削的內容⑩，而這也成為國共合作達成的重要政治基礎。

不可否認， 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達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國共兩黨的政黨屬性及其所秉持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兩黨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分殊的某種必然性。

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和國民黨關于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的重心仍是‘國族’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獨立和自由。 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公布的三天后，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的連續演講（學界主流觀點認為這一系列的講演是孫中山晚年國族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 因為“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 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 完全是一個民族。 ”［26］并認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 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 不能及于國族……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 結合四萬萬人組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來救中國”。［27］又因為“中國人對于國家觀念，本是一盤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所以， 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而這也被認為是蔣介石中華民族 “宗支論”的源頭）［28］。 與此同時，國民黨承認國內各民族之自決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達成‘國內諸民族之諒解’，積蓄革命力量，其最后的目的是要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 （即始終堅持建立單一制統一國家）”［29］。 并且，國民黨的民族觀念中還伴有體恤國內各民族（核心是少數民族）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就有體現，《大綱》規定：“對于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持之，使之能自決自治。 ”［30］而對于此處“弱小民族”的表述，有學者認為，孫中山的“本意是指出漢族在人口數量、文化程度等方面，皆為革命主要力量，漢族不能蹈襲帝國主義壓迫手段，而應幫助弱小者，從而建立相互協作的關系。 ”［31］

共產黨方面，1922年7 月，黨的二大上就明確提出“各民族”自治和“自由聯邦制”的思想，即主張在民族自決、自治的原則下，建立“中國本部”與“疆部”平等聯合的中華聯邦共和國。1923年1 月，李大釗在論述“平民政治”時專門解釋了“聯邦主義”。 他講到：“譬如中國的國旗，一色分裂為五色，固然可以說他是分裂， 但是這五個顏色排列在一面國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成了一個新組織，也可以說是聯合。 ……今后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32］。 針對國民黨內部一部分黨員關于“共產派主張民族自決，首先就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的誤會、攻擊，1924年9 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就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一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主張自求解放，同時卻不主張解放隸屬自己的民族，這可稱作矛盾的民族主義；一種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主張一切民族皆有自決權，主張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壓制，同時也主張解放隸屬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壓制他，這可稱作平等的民族主義”［33］。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對于“建國”目標以及對待國內各民族的態度取向，與共產國際要求的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聯邦制國家中對各民族（政治）自決的強調，以及和共產黨提出要解除我人對于一切弱小民族的壓迫等表述和意圖仍有著結構性的區別。

孫中山逝世以后，國共合作很快出現危機，國民黨右派進行著反革命活動。 國共合作破裂使兩黨對于民族構建的認識更加疏遠。 囿于筆者研究論域的設置， 故不再對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路徑的分野進行詳細論證。 大體上看，國民黨“回歸”到孫中山“大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道路上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國民黨繼承了孫中山的國族主義思想，力行國族同化，并把其發揮到極致（即否認“各民族”、中華民族“宗支論”等）。 同時，淡化族裔觀念，轉換治理范式，從“邊地”“區域”的角度來看待蒙、藏地方；而共產黨則深受蘇聯和共產國際影響， 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觀，從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主義立場出發，關注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 強調被壓迫民族的自決（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自決出來，并與無產階級聯合）。 同時，根據國內階級斗爭的需要，積極爭取、聯合受到本國封建軍閥、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壓迫的“國內各民族”，回應各民族的訴求，堅持各民族的自決。 如果從國共合作破裂之后的政治走向來看， 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闡述的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方面，即“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

實際上，推動“融合”與“平等”兩條進路的相向而行、 相互依存是民國初期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可行方案。 值得思考的是，國共兩黨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路徑的分野，打破了由“五族共和”引發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兩條進路的互動依存格局。 國共兩黨把民族觀念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斗爭的高度而使“兩條進路”越走越遠。歷史證明，國民黨推行的國族同化政策滑向了“大漢族主義”的泥沼，遭到少數民族的反對，反而刺激了少數民族的情緒； 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十分靈活， 一套圍繞少數民族形成的民族觀念在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進程中具有積極的政治效果， 進而實現預期治理目標，推動了少數民族的發展，贏得了少數民族的認同。 但也使“中華民族”在一段時間里被虛置，“中華民族” 建設的任務懸而未決［34］。因此，割裂的堅持“民族融合”的進路，或是一味的強調各民族的平等權利都可能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陷入偏廢的境地。

五、余論和啟示

清末民初國家或民族之統一目標與國民或各族平等的互動糾葛催生了五族共和思想，是近代社會各政治派別斗爭、妥協、互動的結果。 作為國家轉型關鍵階段提出的旨在繼承和維護中華文明國家歷史政治文化遺產的政體觀念和民族觀念，“五族共和”格外重要。 五族共和思想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和意義。 首先，“五族共和”思想提出的過程中伴有明顯的政治考量。 五族共和除了是民族觀念之外，更是建立民國的制度安排及政體選擇，其背后仍有諸多史料、歷史事件等待挖掘，相關史實中的政治人物、政治派別、政治互動等十分有趣，對五族共和的研究有助于把握那個時期相關人物和派別的政治思想，以及當時的政治狀況；其次，“五族共和”中的“五族”包含有“民族”與“區域”二重因素，正所謂合諸族為一人，合五域之地為一國，從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角度來看，“五族共和”是推動民族與國家結合的重要民族政治思想；最后，“五族共和”之“五族”并非固定的民族構成，“五族” 的內部邊界和外部邊界都不清晰， 而由近代構建的 “五族”“七族”“諸族” 等指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56 個民族，研究者應能客觀的看待民族群體的動態發展變化， 特別是正確理解民族的構建性，進而從國家的視角、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角來認識各民族。

今天再來回顧五族共和思想，對于當前開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五族共和思想在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辯證關系對于歷史的把握中國現實的民族議題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階段，特別重視處理“一體”與“多元”的關系，并在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的觀念中建立起統一多民族國家，實現了多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 今天，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既要看到五族共和在創建共和民國的過程所體現的政治象征意義和追求政治一體的目標及努力，用好“中華民族”這一寶貴的歷史政治遺產，有效構建起整體性中華文化，建設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提升中華民族認同，也要關注到五族共和在對各族認知上的平衡與把控，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文化聯系、近代演變及現實情況，學會在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性目標中更好地促進民族團結， 實現統一與團結的良性互動。第二，五族共和思想蘊含的“中華民族”與“各族”觀念，在近現代中國逐步醞釀和演繹出中國民族結構的二重性和中華民族的結構性，其產生的影響持續至今。 而由五族共和引發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兩條進路及其分野不應成為后人的“負擔”，相反需要通過更大的智慧去消化和吸收。 誠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 ”［35］但在實踐中尚未真正構建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機制，僅靠加強民族團結的“平等進路”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不夠的。 還需要在“整合進路”上下功夫，構建國家民族機制、國民化機制等。 在2021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把“整合”與“平等”或“一體”與“多元”的關系進一步朝著互動依存、以合為主的方向進行了論述，既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又特別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并著重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 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動走向深入，中華民族的結構性始終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如何處理共同性與差異性的關系，需要進一步從制度層面、法律層面、宣傳教育層面等進行思考和推進。 第三，正如前文所述， 五族共和思想并非單純的民族觀念，其更是實現特定階段國族整合目標的政體設計，進一步講，民族議題在國家轉型及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具有突出的政治屬性，對“民族”的認知需要放在國家或國民的視野中進行思考。 而“五族共和”便是那一時期試圖維護國家完整統一、重振全民精神和認同的主流政見。 從“五族共和”在國家轉型及建構中的政治意涵來看，今天，黨和國家強調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動超越了一般性的民族范疇， 它是中國崛起階段的國家政治工程，需要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國家發展、國家治理、國家現代化結合起來。

注釋：

①關于“五族共和”思想的專門研究，可參見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潘先林教授的系列成果，他對“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內涵、實質和影響作了系統性分析。

②有關“五族共和”民族觀的“二重性”的研究，作者已經發表了相關文章， 可參見王江成：《國家認同建構：從“五族共和”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術界》，2022年第9期。 該文討論了“五族共和”與中國現代國家認同建構路徑的關聯，并重點分析了新時代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所蘊含的國家認同建構價值和對“五族共和”開啟的二重國家認同建構路徑的整合作用。

③從政體觀的角度看，“五族共和”與“五族君憲”（五族大同、五族合一）具有本質區別。 何為“五族共和”？ 學界多關注其提出的歷史背景而鮮有直接的定義， 黃興濤則對其內涵進行了界定，認為：“‘五族共和’可以說是推翻以滿清皇室民族壓迫為標志的君主專制政權， 建立以五族為代表的國內各民族平等相處的‘民主共和’國家而不是‘君主立憲’國家，這就是‘五族共和’論的基本特征。 ”參見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4 頁。簡言之，“共和”與“君憲”是兩種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前者強調“民主平等”，后者強調“文化一統”或“合一”。

④辛亥革命爆發后，社會各政治派別對“五族如何參與國家政權”的問題漸趨于主張“共和”。 1911年12 月4日，在上海召開的包括各派政治力量（革命派、立憲派）在內的各省都督代表會上，“五族共和被真正議決，并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 ”參見《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6 頁。 當時參會的章太炎、陳其美、蔡元培等多數代表，以及黃興、程德全、湯壽麟等認為，五色旗“既可以表明革命之改造國家政治的目的，也可緩和國內他族的民族主義心理，實現五族共創共和。 此議提出，參會的各派政治力量皆給予肯定”。 參見《辛亥革命回憶錄（八）》，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 頁。

⑤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爆發之后，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斗爭博弈之下， 清政府被迫派出袁世凱同南方革命軍議和，最終以《清帝遜位詔書》的頒布而得以實現，并達成了一系列政治妥協。 史稱“南北議和”。

⑥袁世凱較早使用了具有“大民族”內涵的“中華民族”概念。 “法國漢學家巴斯蒂就認為袁世凱率先用‘中華民族’的名稱來涵蓋（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 見法國漢學家巴斯蒂在2001年10 月給 “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辛亥革命與20 世紀中國的民族國家》 中， 后該論文收入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20 世紀的中國》（中），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974 頁。

⑦這一時期“各族平等”的實踐是有限的、不廣泛的。一方面，廣大少數民族沒有真正體會到政治平等，他們受到多重壓迫，“各族平等” 在一定意義上主要針對 “少數民族”的上層，“五族共和”被演繹為“袁世凱等軍閥集團與‘少數民族’的上層集團的共和”；另一方面，各種優待條件， 議員名額分配更多傾向于未設行省的蒙藏地方及蒙古族和藏族。而這種有限的平等、不廣泛的平等也激發了 “受到不公正待遇” 之民族的政治參與意識。 特別是“五族”中的“回”，這里的“回”實際上是一個泛稱，包括新疆“回部”（即纏回）和內地“回回”（即回族自稱）。

⑧除重視各族的平等權利之外，“民族事務治理機構”和特設機構的設立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一是推進邊疆與內地的政治和行政一體化；二是處理邊疆事宜，客觀上增進了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注和認知。 相關機構的設立為加強“少數民族地方”同中央政府的聯系搭建了官方平臺，特別是為“少數民族上層”同中央政府保持積極溝通發揮了一定作用，因而北洋歷屆政府均設有這一機構。同時，需要明確，北洋政府時期設立的“民族事務治理機構”與傳統的“理藩部”有著本質區別，前者具有現代民族（國民）國家官僚機構的性質。

⑨1903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38-3 號刊登《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主張在“小民族主義”之外，實行“大民族主義”，提出“大、小民族主義”學說。小民族主義為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認為，只有以漢族為中心吸收滿族，合漢、滿、蒙、回、苗、藏為一大民族，才能實現大民族主義的目的。梁啟超更多是把漢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小民族主義”，而實際上，漢族之外的一些群體也存在從本民族出發的意識和情緒， 本文把各族的這種意識和情緒統一概括為“小民族主義”，與其相對的是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即“大民族主義”。

⑩1924年，由孫中山主持制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了民族主義的兩個含義：一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主張反帝反侵略；一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同時，正式提出“少數民族”概念。 在“一全大會宣言” 的原文中寫到，“辛亥以后， 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毀無余， 則國內諸民族宜可平等之結合……于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瓏顸h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當組織自由統一（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參見《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7—118頁。

?因蘇聯—共產國際和孫中山的影響，不僅是共產黨關注“各民族”，而且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影響的新疆盛世才政府，以及繼承了孫中山先生承認“各民族一律平等”思想的國民黨內部派系（孫科一系、馮玉祥等）皆承認國內各民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