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適應：紐曼與弗萊克斯納大學理念之比較

龔添妙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說過：“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保?］大學實現了對人類文化的保存、傳播和豐富，像動物和植物一樣向前進化。大學新理念和新形態的出現都像是一個“雜交”的過程，大學根據不同的社會背景使新的理念適應本國的需要。大學既要避免因頑固而偏執不化，也要不使自己成為“順風倒”，這就需要保持繼承傳統與適應環境之間的平衡。因而，大學應避免外力強制下的被動適應，需要主動進行改革并控制改革。理性主義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超越時間和地點，在任何地方和時間都是一樣的，因此大學必須培養永恒理性。紐曼是理性主義大學理念的經典代表，也是英語世界中第一個從理念角度審視大學宗旨的學者［2］；弗萊克斯納是理性主義大學理念的弘揚者，是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的代表。弗萊克斯納教育理念是紐曼大學理念在美國特定社會環境中的適應與改造。我國的現代大學是西方舶來品，但是傳統的經世致用哲學、大學起步時救亡圖存的現實目標以及當代為社會服務的價值追求，無不影響、改造著我國的大學理念。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大學從未真正進入理性主義大學理念所訴求的對知識本體意義的追求［3］。比較紐曼和弗萊克斯納大學理念的異同，其目的不僅在于剖析大學理念所具有的遺傳與環境張力，還在于起到比較借鑒的作用，以期反思我國一流大學建設中的“重實用輕人文”傾向。

一、遺傳基因與外部環境沖突帶來新的大學理念

作為西方大學史上兩位著名的思想家，紐曼與弗萊克斯納所處的時代雖然相差接近一個世紀，但其思想的產生基礎卻有著一致性。在社會、科學和知識的發展給傳統的認識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教學方式等帶來了沖擊的前提下，出于對傳統的捍衛、對改變的適應以及自身的思考，他們的大學理念被催生出來。

1.科學教育對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沖擊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處的19 世紀被稱為“末日、危機、使命和創新雜然并存的世紀”［4］，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發生著巨大變革。其一，18 世紀末法國的大革命和美國的獨立戰爭昭示著封建專制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崛起，大學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不再是超脫國家之外的象牙塔；其二，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人們閑暇時間增多，大學不再僅是有錢有閑階層的特權，普通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其三，自然科學地位的迅速上升削弱了宗教對社會的影響，科學知識精英逐漸取代傳統的宗教精英。為了鞏固階級地位和利益，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高等教育的有力支撐，力求科學知識走進大學并獲得相應的地位。但保守的英國大學固守傳統，將科學知識拒之門外?！靶麓髮W運動”應運而生，滿足英國資產階級需求的、專門實施科學教育的新大學大量出現。新大學帶來了新氣象，同時也帶來了入學和就讀標準低、忽略知識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等弊端。大學就像某種集市，互不相干的貨攤各自兜售著堆在一起的貨品，嚴重沖擊著英國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皩W以致用”的教育價值觀以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思潮席卷而來，動搖著英國傳統教育大學理念的根基。在此背景下，紐曼以人文主義者的身份，在總結傳統大學模式和價值的同時，回應了現代社會對大學的抨擊，捍衛古典教育傳統。

2.有用知識對無用知識的挑戰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Abraham Flexner）成長的年代是美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年代，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期，也是美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工業化、城市化的完成帶來了充盈的物質財富，也強烈沖擊著美國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帶來了諸如經濟秩序混亂、種族沖突、階級分化嚴重等系列問題。與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結構重構相伴而來的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興起與形成。有別于西歐的德國古典哲學，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的本土哲學，它充分反映了美國的思維方式、實踐選擇以及價值觀念。實用主義哲學強調“有用即真理”“任何事物都具有工具性”“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相對意義和價值”等觀點，對同時期的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并最終促使了美國實用主義文化體系的形成。大學在這一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也發生了改變?！赌餇柗ò浮返念C布，使得美國新建了許多專門“講授與農業和機械工業有關知識”的“農工學院”或“贈地學院”，為美國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大量實用型人才?！巴箍敌撬枷搿备菢O力倡導大學為社會服務的理念。在美國大學不斷拓展其功能的同時，弗萊克斯納卻有著自己的擔憂：“有用”知識肆意侵占著“無用”知識的領地，職業性內容大量涌入大學課堂；大學開設“特殊課程”過多，提供廣博精深的學習機會過少；大學淪為職業性培訓機構；科學研究滿足于眼前的急功近利，“當下無用”的基礎研究受到忽視；等等。弗萊克斯納逆勢而上，在實用主義哲學盛行的時代高舉理性主義旗幟，對英美德等國家的大學展開了嚴厲的批判，捍衛大學的內在價值和權利。

二、紐曼與弗萊克斯納大學理念的質性共識和時代差異

紐曼與弗萊克斯納的大學理念之間有著某種高度的契合和精微的差異，正是這些契合與差異形成了它們之間聯系又超越的關系。下面從“大學的性質”“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大學的職能”“對待職業教育的態度”等方面分析、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

1.大學的本質論

（1）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機構。對大學性質的解釋以及由此延伸的知識觀是紐曼整個大學理念的邏輯起點。紐曼《大學的理想》前言明確指出，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在紐曼看來，“傳授普遍知識”的特性是大學的本質也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并區別于其他教育機構的典型特征。紐曼認為，人與人之間彼此的交往之所以能實現思想上的交換與流通，正是由于普遍知識的媒介作用。紐曼的“普遍知識觀”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科學知識、神學知識、藝術知識、文學知識、哲學知識等只要能啟發人的心智都可以被納入大學之中；另一方面，知識并不是割裂的、孤立存在的，它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據此，紐曼所認為的“大學本質”有三點特征：其一，大學是非宗教的，“不是修女院，不是神學院”［5］126，不履行道德的責任；大學是理智的，是文學和科學的殿堂。其二，大學是非研究的，以傳播和推廣知識為目的，發現和增廣知識不是大學的責任。其三，大學是非專業的，不為職業做準備，傳授的是普遍知識，不是特殊與具體的知識，當“知識按其程度變得越來越特殊時，知識就越不能成其為知識”［5］33?；谏鲜鰧τ诖髮W本質的認知，在紐曼心目中，大學要堅持為知識而知識的理性，“培養良好的社會公民”是其真正使命。

（2）大學是一個有機體。弗萊克斯納認為“一所真正的大學是一個有機體”，有高尚明確的目標，而且精神與目的相統一［6］157。弗萊克斯納用“行政集合體”來解釋“有機體”的價值：行政集合體多變、復雜，使大學簡化成為安排預算、統計報表、制作廣告等處理煩瑣事物的機構，竭盡全力地擴展，努力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成為中學、職業學校、社會機構、企業等，但唯獨不是大學。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本質上是一個做學問的場所”，大學是能讓師生頻繁交往并無拘無束開展精神和智力活動的樂園，不是一個“公共服務機構”［6］188；公共服務機構讓大學變成了一種新的東西，有功用但肯定已經不是大學的事物了。參照現實，弗萊克斯納認為當時沒有一所符合他理念的大學。他甚至創造了“高等教育學院或研究院”來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學，為的是自動地將與學術無關的低級活動排除在大學之外。德國傳統大學模式對弗萊克斯納影響極大，實質上來說，他心目中真正的大學是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傳統的研究型大學。

由上可知，強調“大學以知識為中心”是兩者的共識，兩者都對同時代的大學進行了批判。相較于紐曼，弗萊克斯納所處的時代大學的數量更多、社會影響力更大，大學逐漸去精英化，因此他需要為此解釋和“自圓其說”的內容也更多。

2.大學與社會關系論

（1）學術獨立與政治保守?！洞髮W的理念》是由系列演講構成的。紐曼關于大學理念的系列演講又是為籌建愛爾蘭天主教大學而作的。因而，紐曼大學的理念與宗教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大學理念具有神學基礎和宗教性質［7］。雖然，在系列演講中紐曼對天主教大學提出了很多好的構想，但其大學理念具有普適性。在紐曼看來，大學具有獨立于教會的特質，大學與教會具有功能的互補性。其依據主要有兩點：其一，大學與教會是一種合作關系。教會的資助使大學運行得更加穩固，宗教在大學教育中不可忽視，但大學依舊是獨立的，學術自由不受任何外部權威的限制，科學在它自身范圍內是自由的［8］。其二，大學教育與宗教教育各司其職，大學重理性教育，宗教重道德教育，二者構成了完整的教育體系。在大學與政治的關系上，紐曼認為大學應該是保守的，政治的普遍參與只會促成大學的平庸而非卓越。此理念來自他保守的政治觀。紐曼認為，民主政府缺乏保護，專制政府缺乏自由，只有既能提供保護又能提供自由的政府才是理想的政府；和平時期的最佳選擇是權力制衡之上的憲政政府，而戰爭時期專制是可備選形式。

（2）適應與滯后并行不悖。弗萊克斯納在《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開篇中闡釋，之所以在書名中插入“現代”一詞，一方面是為了在時序上有別于紐曼的《大學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直接表明大學一直處于特定時代社會結構之中，是社會進化的產物。弗萊克斯納所描述的大學，已不是象牙塔，也不是紐曼的“居住僧侶的村莊”，而是“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城鎮”。而且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是民族靈魂的反映”［6］2，德國的大學有別于英國的大學，美國的大學也有自身的特色，大學的形態正是對時代和國家需要的“適應”；但大學直面現實也扎根于過去，傳統讓大學具有保守性，讓大學對社會的反映不夠迅速、不夠深刻，甚至不夠明智，表現出對社會發展的“滯后”性。

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與社會關系的“適應”與“滯后”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滯后”并不是無益的?！皽蟆弊尨髮W始終有自己的價值堅持，保持了對社會的批判性和價值判斷能力，能讓大學免于盲目地迎合現實需求，從而成為抵制“喧囂社會”的有效力量。其次，“適應”與“滯后”的關系是辯證的。大學缺乏“適應”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大學缺乏“滯后”會隨波逐流、逐漸平庸；大學不能遠離社會，應該與現實社會保持接觸；但大學不承擔行動的責任，大學應保持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客觀立場”，堅守科學的態度，不參與實際的事物。最后，大學不是風向標，更不是溫度計。大學可以滿足社會的需求，但不滿足社會的欲望，大學只有在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基礎上，根據社會需要做合適的調整，才能正確認識自己該做的與不該做的。

大學的世俗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在不斷下降，紐曼大學理念的宗教色彩以及保守的政治觀也常常為后人詬病。相較于紐曼，弗萊克斯納更加強調大學對社會的適應與改變，他在處理大學與社會的關系上表現得更為中庸和客觀。

3.大學的功能觀

（1）教學為主，教研平行分離。大學的基本職能包括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這是現代大學理論普遍認可的觀點。紐曼所處的時代是西方興起民主、科學的時代，道德哲學開始被科學取代，教學開始被科研取代，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尚未引起大學的高度關注，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大學職能沖突的關鍵所在。紐曼好似并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觀念上的本質變化，他始終堅持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機構”，大學應以教學為主，教學與科研是平行分離的關系。紐曼的依據是：其一，大學與研究機構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大學的關注對象是學生，大學一切圍繞學生；科學研究是研究機構的主要關注，研究機構比大學更適合作為科學研究或知識提升的制度工具。其二，大學與研究機構雖然宗旨不同，但不存在對立，二者是平行且相互獨立的關系，發生聯系的可能性限于研究機構附屬于大學之時，且“把科學自身而不是學生作為主要考慮對象”［5］4。其三，從職業角色分工來看，同一個人不能集教師與研究者二重身份，教學職能和研究職能是相分離的，這是因為發現知識和教授知識是兩種不同的能力。教師將主要時間用于向學生傳授現存的知識，沒有更多閑暇發現新的知識，而真正的研究者如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等需要寧靜與沉思。從事實層面來說，紐曼列舉了化學和電學的例子，認為大學很難出偉大的發現，研究成果與大學不存在直接的關系，大學難以成為研究的基地，所以應該將研究從大學中剝離。

（2）基礎研究，教研二元統一。弗萊克斯納設想：如果將現有大學打碎，因民族傳統和性格差異，人們隨心所欲重建的大學肯定是不一樣的，但學者和科學家們對大學的關注是超越國界和地域的，主要關心“保存知識和觀念、解釋知識和觀念、追求真理、訓練學生以繼承事業”四件事情［6］4。雖然，保存知識和觀念從古至今均是大學的職能，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保存知識這個職能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且逐漸成為大學“從屬性”的工作。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最重要的職能是深入研究各種現象，包括物質的、社會的、美學的現象，并且發現事物之間的關系。弗萊克斯納還是一個“純研究”或“基礎研究”的忠實捍衛者，其主要觀點有：研究是獲得真理的努力，是高層次的智力活動和精神追求，收集未經分析和無法分析的資料不是研究，報告不是研究，檢查不是研究；大學是證實真理或檢驗理論的場所，大學不關心真理的效用和用處，注重思想變革和注重生活變革是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本質差別；追求科學和學術的工作屬于大學，大學不是垃圾場，實用方面的重要性不足以獲得學術上的承認。同時，弗萊克斯納也提出，在有限的生命中沒有一個研究者能研究完所有的問題，大學必須在承擔研究職能的同時肩負起訓練學生的職能，以達到繼承研究事業的目的。在弗萊克斯納眼中，教學與科研是二元統一的關系。在教學活動中，弗萊克斯納主張視學生為能對自己學習負責的、成熟的個體，主張“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強調發展學生智力的重要性。此外，對于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弗萊克斯納持保留與批判態度。他認為，如果過度追求短期利益和需要從而使社會服務超出一定范圍，則容易模糊大學的職能的邊界，淡化大學的身份標識，容易導致精力和資金的浪費。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他主張的是一種有邊界的、學術性的社會服務。

在注重教學以及大學活動的非功利性上弗萊克斯納與紐曼高度一致，但弗萊克斯納對社會需求的反應更加敏銳。弗萊克斯納的大學理念繼承了德國研究型大學的傳統，尤其是對“純研究”的重視，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4.對待職業教育的態度

（1）好的就是實用的。為批判洛克和愛丁堡評論派的實用與功利觀點，紐曼論述了自由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關系。首先，紐曼認為自由與職業相對的。自由以其自身為目的，不附加外在目的，不考慮活動結果，唯一目的在于自我的完善；職業活動主要追求外在目的的實現，不考慮活動的本身。其次，紐曼認為“自由教育是智力培養的教育”，智力的培養沒有特定的或偶然的目的，不指向具體的職業，只以智力的自身追求為目標；職業教育強調結果，旨在培養職業技能的專業型人才。最后，紐曼認為二者并不是沖突型的二元模式，而是融合與共處的關系，甚至是自由教育統攝職業教育的關系。他通過“好”和“實用”闡釋了兩者的整合與共處關系：“好”是價值層面的概念，“實用”是工具層面的概念，“好”與“實用”是目標與工具的關系，“有用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但好的必定是有用的”［5］84。智力文化是好的，智力的培養本身就是好的，以智力培養為主要目標的自由教育是好的，也是有用的，可以說，自由教育也是一種實用的教育。紐曼用“工具”與“價值”闡述自由教育統攝職業教育這個問題。其主要觀點是：職業教育容易讓人的思維能力及智力習慣萎縮，“他就像是功率強大的機器的一個部件，在其所在位置上是有用的，一旦離開了這個位置就變得微不足道、一文不值了”［5］88，但受過自由教育的人能“可靠的勝任任何職位，使他靈活熟練的掌握任何學科”［5］98；當工具受價值的支配并為價值服務時，好的、居于價值層面的自由教育和有用的、居于工具層面的專業教育也就實現了統一。

（2）大學實行真正的專業教育。弗萊克斯納認為美國對文明的貢獻，取決于少數有天賦、真誠、具有凝聚作用的人，并不取決于整個民眾。由此觀之，弗萊克斯納持精英主義人才觀。即大學是培養精英的主陣地，精英的培養應該推行專業教育。弗萊克斯納眼中的專業不是職業性的，而是學術性的，是指“學問高深”的專業［6］23。這樣的“專業”具有利他性，獻身于普遍、崇高的目標，不為滿足個人私欲。弗萊克斯納運用界定專業的標準將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區分開來：專業教育是學術的、重理智的、具有利他性的；側重技藝的傳授，不以高深學問為基礎的是職業教育；大學教育是專業教育，職業教育不屬于大學教育；提供充滿功利色彩的職業培訓的機構是職業學校，而不是大學。進而，弗萊克斯納認為真正的專業教育是博雅教育，大學提供的應是廣博而高深的學問，不是各種具體的技術與技巧，在于培養青年的能力和智慧，使他們有品位、有文化。弗萊克斯納還主張專業化和通識化的統一，認為僅有人才的專業化不夠，只有專業與通識相結合，專業人才更易取得大的進展。

不考慮知識的功利性、對純粹知識的追求、注重智力培養，以及將職業教育排斥在大學圍墻之外，是紐曼與弗萊克斯納共同之處。與紐曼相比，弗萊克斯納在博雅教育基礎上重視專業教育，提升了專業教育在大學中的地位，特別是通識與專業結合的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

三、理性主義大學理念的當代啟示

紐曼和弗萊克斯納的大學理念同屬于理性主義范疇，雖然時代久遠，但其價值和意義卻并未因此磨滅，反而熠熠生輝。

1.現代大學建設需要重申知識的理性價值

觀念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軌跡，正如哲學家馬爾庫塞所言“觀念形態的東西是不能改變世界的，但是他們能夠改變人，而人可以改變世界”。一個民族的成熟首先是思想的成熟，社會高度文明的標志也是理論成熟并指導社會實踐，民族如此，教育亦然。大學是思想發源地，更需要理念的指引，而大學的理念就是大學的價值觀。理性主義大學的理念在我國卻一直受到“屏蔽”和干擾。一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注重知識的工具性，知識本身的價值卻被忽略。如荀子推崇“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9］，認為只有產生實際功效的知識才是值得肯定的。經世致用的思想、讀書與功名的結合等無不體現了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知識實用主義”價值取向。另一方面，我國的現代大學屬于舶來品，興起于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時期，大學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適應軍事和經濟的需要，肩負著救國救民的重任，大學的實用功能被無限放大，而追求知識理性價值的大學理念被過濾。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國并沒有移植完整的西方大學理念。到了當代，我國的大學仍然在功利主義中迷失：在科研方面，易取得短期效益和直接收益的研究項目更容易獲得資助，基礎研究越來越難以獲得資助，原創性成果和創新型成果缺乏；在人才培養方面，大學以就業為導向設置專業，過度市場化，對明確指向職業的知識高度青睞而忽視人文知識，導致學生培養的片面化與精致的利己主義傾向等。在“雙一流”大學建設的當下，我們更需要重申知識的理性價值，注重基礎性的、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及其所支撐的育人能力；更需要擺脫商業與職業意識的綁架，讓學術回歸自由；更注重“完人”的培養，借助豐富的人性關懷，培養有品位、會生活的人。

2.理想與現實間的張力是大學發展的動力

大學的理想是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大學都必須追求的東西，它超越了時代、個體、民族、國家，是一種普適的、永恒的價值［10］。在大學世俗化過程中，大學從象牙塔演走向了社會中心，被遺忘的是組織和制度的理想性，取而代之的是工具性甚至是自利性。從表面上看，大學與社會的距離越來越近，大學服務社會的能力越來越強，但實質上，大學失去了理想的彼岸，價值觀只會越來越單一和單向化，大學的辦學體制非常容易僵化。理想強調永恒，現實注重變化，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矛盾的統一體。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是大學發展不可或缺的兩翼，人的發展包括人力的生產和人性的培養，社會的發展包括經濟與文明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不僅要關注人力資本，更需要注重人的德性；大眾不僅要關注知識的有用性，更要追求真理。當前大學需要的是以遠大理想超越現實困境，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就是大學發展的動力。大學的理想所標識出的使命和方向，其所肩負的教化責任，所充當的社會良心，可以讓大學獲得人類的尊重和依賴，使大學具有不可替代性。大學的理想就是彼岸，可以對大學發展中的現實不良傾向起到規范和制約作用，保證大學的變革發自內源而不至于受功利主義的驅動越走越偏。但大學不能只有理想而不顧現實，大學對社會的適應是其合法性的基礎。缺乏現實的功用，大學將無法獲得政府的資助與社會的認可。

3.大學的理念在于整合多元價值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大學，我們無法用亙古不變的眼觀去審視和建設大學。大學在古老與年輕之間、守正與創新之間轉換。大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從未停止“變以圖存”的步伐，每一次的轉換帶來的都是大學理念的發展與超越。從最早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到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到德國的柏林大學，再到美國的威斯康星大學，大學理念接受著本土社會與文化的過濾與改造、選擇與取舍。德國大學所推崇的“研究自由”和“學的自由”在美國扎根，“教”的自由卻被英國所接受。從教授普遍知識到教學與科研并重，再到大學應該為社會服務，大學理念不斷拓展，在當代更是形成了多元化的景象。大學的確需要整合多元價值，大學的理念價值就在于有效地整合和放大多種價值。正如伯頓·克拉克所說：“就高等教育而言，任何重大事業的成功都是各種互相矛盾的價值觀念彼此妥協的結果?！保?1］將某一種價值觀過于放大，大學會因為缺少正常的妥協而陷入混亂。任何一種理念的價值，既在于自身也在于為其他理念預留表達的空間。因此，不存在唯一的大學理念，而過于強調一種價值，很難成就大學的理想，反而容易導致大學走向混亂。甚至說，在某種程度上秉持大學理想的中庸之道，往往比堅持一個極端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