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對新時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啟示

吳 珊

（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州 350117）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是恩格斯晚年深入研究民族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以完善歷史唯物主義所作，其中所包含的兩種生產理論、婚姻家庭、女性地位的變遷、女性地位提升等，對于現當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義。

一、《起源》的概述

在唯物史觀創立之前，唯心史觀在歷史觀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論證和闡發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標志著唯物史觀的創立，但是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僅停留在假說層面，后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科學地用唯物史觀的觀點闡釋了文明時代及其以后的一切社會形態領域的發展規律，但由于史前資料的匱乏，唯物史觀對于原始社會的闡釋尚未得到驗證。因此，當恩格斯發現了馬克思閱讀摩爾根《古代社會》所作的摘要筆記時，為了完成馬克思的遺愿，用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來闡釋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成果，恩格斯寫下《起源》一書。國內外學者曾對恩格斯研究人類學的目的有過重要討論。英國學者莫里斯·布洛赫認為恩格斯研究人類學有兩個目的：其一，是確證在史前社會的歷史原則與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現的歷史原則具有一致性，從而得出整個社會發展具有統一性；其二，是為了人類學給他們提供一些與資本主義制度習俗完全不同的例子[1]。國內學者把這兩個目的概括為：一方面，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中所闡述的社會發展規律具有普遍性意義；另一方面，以此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并不像資產階級學者所鼓吹的那樣是一種永恒制度，而只是一種歷史現象[1]。

《起源》全書由兩篇序言與九章正文組成。首先，在第一版序言中系統闡述了兩種生產理論，這一理論也是在《起源》出版后成為最受爭議焦點之一。而在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主要闡述了家庭史發展的觀點，這一考察對于回擊資產階級辯護士所認為的“從原始社會開始就是父權制社會，即認為資產階級家庭是一個永恒范疇”這一觀點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從正文第一章開始，恩格斯重點從“生活資料生產”這一角度來談人類社會從蒙昧時代過渡到野蠻時代再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而正文第二章，恩格斯從“人自身的生產”角度論述了四個方面：家庭發展史，從原始社會存在的雜亂性交時期入手，闡述家庭如何從中產生及發展；家庭形式的發展，即家庭形式從群婚制發展到對偶制最后過渡到專偶制，并對未來社會的家庭圖景進行了展望；研究家庭發展的動力是如何從自然選擇過渡到以經濟關系為主導這一問題；闡明婦女地位隨著家庭變遷而發生的變化。正文的第三章至第八章主要敘述氏族制度及國家產生的三種形式；正文的最后一章主要論述野蠻時代的氏族制度是如何遭到破壞及過渡到文明時代的經濟條件，并繼而論述了國家的起源及發展等內容。

本文主要從《起源》第一版序言的兩種生產理論出發，以文本所論述的私有制和女性地位的變化為依據，以恩格斯所指出的婦女解放第一個先決條件為指導，來闡釋這一文本對我國人口政策的啟示。

二、關于《起源》的主要觀點分析

（一）社會制度受兩種生產的制約

馬克思的兩種生產理論經典表述出現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社會制度，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又受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與此同時，兩種生產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系，在恩格斯看來，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在較大程度上受血緣關系的支配?！盵2]因此，在史前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的生產起著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出現，物質資料的生產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這表明兩種生產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是存在于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制度的演變發展同時受到兩種生產的影響。

基于上述觀點，國內外部分學者錯將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對立起來，認為這是典型的二元決定論。恩格斯在致瓦爾特·博爾吉爾斯的信中曾明確指出，“我們把經濟條件看作……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而種族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因素”[3]。人的生產作為兩種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作為經濟因素的存在，正因為有了人的生產才有了勞動力的接續產生和社會關系的全面延伸，才形成人類社會與物質生產，因此人自身的生產不是置于生產力之外的其他因素。恩格斯在《起源》中把人自身的生產納入社會生產系統中，使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貫穿原始社會與階級社會，證明了人類社會具有統一性原則。早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形態》中已經形成了兩種生產理論的雛形，《形態》指出，“物質資料生產為人的生存和創造歷史提供第一個歷史條件”[4]。這使得人自身生命的生產和他人生命的生產得以可能，使物質的獲得與種族的延續成為可能。與此同時，人作為物質生產的主體，通過源源不斷創造具有勞動能力的人以推動物質資料的生產進步。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將社會生產劃分為物質生產和消費生產,人既作為生產者創造財富又作為消費者消耗財富，如果人自身的生產不能很好得以實現就會制約物質資料生產，如果人的生產及需要超過了社會物質資料生產范圍就會使兩種生產無法均衡發展，阻礙社會進步[5]。因此，作為社會發展決定力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必須同人自身的生產保持合適比例。

但需指出的是，隨著生產力發展及科技的日新月異，要使兩種生產保持一致，就需將人的生產與科技水平是否相適應納入考慮范圍，即考慮人口數量及構成與隨著科技發展更新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是否相適應。為此，人的生產不能只等同于數量的增長，相應地也要關注人口生產的質量。人的自身生產是一個完整的系統有機體，作為生產主體的人而言，所處生命階段不同，所需及內涵就不盡相同。因此，人的生產不僅是數量上的生產，更是包括提升科學文化知識與道德修養，即質量上的生產[6]。

（二）私有制是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本質根源

恩格斯在《起源》中闡明了女性處于男性的附庸地位并不是一種永恒狀態，而是一種歷史現象。從對偶制進入專偶制時期，實質上是女性地位的不斷惡化，以女性為主導的“母權制被推翻，是女性具有世界性歷史意義的失敗”[2]。恩格斯把女性地位的下降歸咎于私有制的出現，男性對財產的私人占有，進而形成對女性的占有，女性開始依附和從屬于男性，并使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得以建立，“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了淫欲和生育的簡單工具了”[2]。私有制的出現，人類進入專偶制時期，這不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是以財產關系為基礎的，即男性在家庭經濟中占統治地位所帶來的結果，“這種只考量經濟因素的專偶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在這樣的婚姻制度中，只有男性對女性單向度的專偶[2]。這一時期的女性地位與母權制時期形成鮮明對比，隨著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掌管著主要財富的男性開始有了產品剩余，由此男性對財產繼承的關切程度使其產生推翻母權制社會的原動力?？梢?，女性地位隨私有制的出現開始一落千丈，受制于私有制未能復歸。只有在共產主義時期，婚姻和愛情才能真正實現統一，只有建立在愛情上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才真正不以政治經濟因素為考量而有別于資產階級的愛情，它不是在“父母安排下的，權衡利弊的婚姻”[2]，女性真正與男性處于平等地位。同時，恩格斯也強調如果有一方或是雙方不存在愛情時，那么離婚對于雙方甚至是對于世界來說都將是幸事。兩性平等絕不能只停留在法律層面，而要深入到事實層面的平等。正如資產階級法律規定人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僅僅是資本家可以自由剝削雇傭勞動者，而在工人階級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層面，這種法律規定的自由是明晃晃的有產者的幫兇。這種將字面上規定或記錄的雙方平等自愿等同于事實上的雙方平等自愿的做法是極其虛偽的，因為它不關心“法律幕后的現實生活發生了什么事，這種自愿是怎樣造成的”[2]。因此，要使兩性平等突破法律層面，轉向事實上的平等，只有通過變革生產資料所有制，將財產私有轉為社會公有，才能打破作為固化階級的財產可繼承性因素存在的可能，發展大工業；只有培育和提升社會道德，才能真正實現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專偶制。

（三）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是提升女性地位的先決條件

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業中去，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于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么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2]。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2]。根據恩格斯的觀點，女性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須重新回到公共事業中去，通過依托大工業發展可以為女性提供大量參與公共勞動的機會以彌補男性勞動力的不足，而男性參與分擔家務則成為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根深蒂固的分工模式并沒有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相反地，這種分工模式具有了歷史連貫性，女性仍然從事著輔助男性工作的崗位。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機器使操作簡單化這一轉變吸納了大量女性參與公共勞動，這一事實使得男性受到女性勞動力的競爭。19 世紀中葉，技能嫻熟的英國男性工人呼吁要通過立法來保護女性和童工，然而這實質上是在虛偽人道主義關懷粉飾下赤裸裸的尋租行為。資本家正因為看到了兩性之間的分裂和情緒對立，便借此機會獲得了通過廉價女性的價格換取具有豐富經驗的男性勞動力的機會。女性由于在參與公共事業中經常碰壁，便產生了希望能夠繼續從事家庭事務的想法，這也更進一步契合了男性渴望維護父權制社會的目的[7]。就當下我國家務勞動社會化的現狀而言也不容樂觀：一方面，女性陷入兼顧家庭與工作的雙重困境，面對出臺的人口新政，生育多個子女意味著女性更無法擺脫家庭而去從事公共勞動；另一方面，兩性收入差距日漸擴大，女性的家務勞動和生育事務被當作無償私人勞動對待，使女性在經濟上依附于男性，長此以往，女性地位不但無法提升，反而愈加依賴男性，由此惡性循環。針對女性無法兼顧家務勞動和公共勞動這一矛盾，恩格斯提出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推動家務勞動社會化，這一方式能夠為婦女沖破家庭勞動的束縛創造條件，同時也能夠為繼續留在家庭中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的私人勞動社會化提供解決路徑。

綜上所述，根據恩格斯所提出的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出發，需將關注點放在如何使家務跳脫出被捆綁著的私人屬性而轉化為社會勞動。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原始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女性家庭勞動的重要性正如男性獲得食物的勞動一樣，是社會勞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此確立了女性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從現實層面來看，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個體家庭的產生，女性的家務勞動變成了私人服務，女性的家務勞動由于沒有產生交換，并沒有被人們視為社會勞動。此外，由自然分工所形成的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兩性勞動特點。因此，在秉承恩格斯所指出的通過發展現代大工業及購買服務的方式來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的前提下，社會也應該從觀念層面真正去承認家務勞動本身的社會價值，即認可家務勞動也是與男性提供的社會勞動同等必需的勞動，只有分工的不同，并沒有性質上的差異。這是基于兩性生理上天然屬性及當下現實來提升婦女地位的應有之義。

三、《起源》對新時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啟示

（一）均衡兩種生產發展，注重人口質量提升

一切社會形態受到兩種生產的制約，均衡兩種生產是社會進步發展需把握的重要準則。當下的人口政策需要將人的生產從量的增長逐步擴展到質的提升，這是基于當下國情對兩種生產理論的拓展。對于新生人口而言，不僅需要注重撫養、教育，還需要注重貫穿其生命全過程的情感、技能、素質等方面的培養。此外，“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也要求提升現存勞動力的質量，通過學習新的技能，加強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并通過發展老齡產業，以應對人自身的生產未能良好適應物質資料生產的局面。未來的競爭是高新人才的競爭，人自身的生產的作用將越來越突出。

（二）深化社會性別教育，推動性別平等實踐

當下中國仍未跳脫出父權制社會框架，因此對于兩性平等問題，在兼顧法律層面平等的同時還應推動兩性事實層面的平等。一方面需要繼續完善公平的法律制度，消除所有形式的性別歧視；另一方面還需從批判父權制入手，從批判以男性為中心、男性為統治地位的社會現象入手，剔除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兩性不平等觀念，加強社會的性別平等教育，提升社會公眾道德認知水平。與此同時，推動事實層面的性別平等還需通過性別教育喚醒女性自身主體意識，在經濟因素層面上擺脫對男性的依賴而后在精神層面上贏得獨立，才能真正實現女性自我價值，這是打破父權制社會的關鍵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需防止制造性別對立，兩性應聯合起來共同變革父權制社會，真正實現兩性事實上的平等，深入推動性別平等實踐，促進社會關系良性發展。

（三）推動家務勞動社會化，促進兩性平等

在恩格斯看來，婦女家庭地位低下是因為女性所從事的勞動在傳統目光審視下是一種與男性勞動相比相形見絀的勞動，因此推動家務勞動社會化是恩格斯談到的提升女性地位的社會現實條件。人口政策制定過程中要充分注重如何幫助女性擺脫兼顧家庭與參與公共勞動的兩難困境。盡管國家也在完善家務勞動價值補償制度方面做出了相應努力，但這樣的制度構建僅是權宜之計，會進一步讓女性群體與家務勞動更加緊密捆綁在一起，反而固化了家務勞動是女性專屬品的刻板印象，“如果立足于消除生理差異形成的性別分工來審視父權社會中‘家務勞動社會化’的結果，那么必須承認的是：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本身甚至也許會讓性別分工從家庭內部進一步擴展蔓延到公共領域，進一步固化低質的家務勞動是女性專屬品的印象。因此推動家務勞動社會化應在恩格斯所提出的購買服務的前提下進一步改變社會大眾對女性家庭內部勞動非生產性的看法，承認家務勞務的不易程度，而不存在何種勞動更為低質的區分”[7]。

（四）完善生育配套措施，促進人口均衡發展

國家出臺三孩政策，旨在均衡兩種生產的關系。當前，人自身的生產制約物質資料生產，人自身的生產應當成為社會公共領域事務，女性的生育不僅與個人和家庭掛鉤，還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由此應該明確政府和社會是提供生育保障的主體，以推動保障機制體制可持續運行。此外，在父權制社會下，女性在婚姻中處于弱勢地位，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更是如此，恩格斯提到一夫一妻制的確立只是對女性單向度的束縛，女性在專偶制家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充分的結婚自由只有在把一系列影響選擇配偶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后才能實現”[2]。因此，為提升女性面對未來家庭不可預知因素的應對能力，國家應進一步完善婚姻法制度，尤其是保障多孩女性離異的財產權問題；同時應完善生育保障配套措施，健全生育保障制度為“想生不敢生”女性兜底，完善托育市場服務；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改變福利保障制度與企事業單位捆綁現狀，發揮財政保障困難家庭多孩生活和教育的補助作用，在健全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中關切和保障婦女的特殊權益和需求，縮小社會保障的性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