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視域下閩西蘇區時期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研究

莊 穎

（中共龍巖市委黨校黨性黨風黨紀教研部，福建 龍巖 364000）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粉碎國民黨數次“圍剿”、組織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設的同時，還針對政權內部的腐敗現象展開了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在腐敗治理中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反腐，在實踐中構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有效預防了閩西蘇區的各種不良作風和腐敗現象的發生。

一、閩西蘇區時期反腐敗社會參與的緊迫性

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和行為，它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背景。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閩西蘇區時期的腐敗是一種社會失范現象，即隨著土地革命的開展，舊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不斷受到沖擊并逐步瓦解，而新的社會規范體系尚未形成，各方面存在失范的現象。法治的落后、“小農意識”以及封建官僚政治的余毒等，使得腐敗開始滋生并在閩西蘇區政權內部蔓延開來。

（一）貪污公款、私吞公物

例如：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廖增德“濫用閩西政府的公款，如多做衣服，使政府財政困難”[1]；閩西蘇區總工會代理委員長陳日興在汀州工作時“私人用過工會大洋27 元，在虎崗時私人沒收社黨熊炳華兩個金戒指”①；還有寧化縣蘇維埃政府貿易分局文書梁某和局長項勝沆瀣一氣，私生活極其腐化，梁某“私賣白鹽十四斤，私取去洋襪二只”[2]。

（二）以權謀私、生活腐化

例如：閩西工農銀行行長、會計科長做起了高利貸剝削的勾當，工農通訊社“臨時向閩西工農銀行借了二百元應用，內有一百元只借得四天即行歸還，閩西工農銀行就算他一月的利息”[3]；長汀縣蘆竹壩鄉蘇維埃政府主席“用很巧妙的方法向工農群眾每天支二毫小洋為做主席工資”[4]；長汀管前區勞動科長“對失業工人不介紹做工，而介紹富農，豪紳地主，并取介紹費小洋三毛”[5]。

（三）官僚主義，強迫命令

長汀縣水口區露潭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劉興元不但不保護木船工人的利益，反而站在船老板利益立場上，“公開地反對蘇維埃勞動法的執行”[6]；上杭大拔區蘇維埃政府對于擴大紅軍工作表面上好像很積極，實際上馬虎塞責，“擴大紅軍的有16 位同志，內中多半是老兵”[7]。

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腐敗行為的滋生與蔓延，給閩西蘇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不僅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還嚴重威脅到紅色政權的穩固與發展。反腐敗是閩西蘇維埃政府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但為了鞏固和發展紅色政權，閩西蘇維埃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了軍事和對外斗爭上，僅靠黨組織和政府的力量很難發現和打擊隱蔽的腐敗行為。此時，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到反腐敗斗爭中來，成為閩西蘇維埃政府治理腐敗的重要補充。

二、閩西蘇區時期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的構建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認為，腐敗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其本質就是一種社會關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腐敗治理就是反腐敗的必然要求。閩西蘇維埃政府作為民主的人民政權，在推動反腐倡廉工作時高度重視引導社會多元力量參與到腐敗治理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包括社會認同、政府引導、制度保障和監督落實在內的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

（一）重視社會動員，培育反腐敗的社會認同機制

社會認同集中體現了社會成員共同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本質上是一種集體意識和觀念，體現在反腐倡廉中，即公眾在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等方面對反腐敗斗爭的認同與支持。為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閩西蘇維埃政府首先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社會動員。

1.強化教育，提升素質。為了在全社會形成反腐倡廉的輿論氛圍，閩西蘇維埃政府進行了全民反腐倡廉教育活動，深入開展了包括理想信念、權力意識、作風建設和廉潔自律等內容在內的教育，通過榜樣教育和警示教育正反結合的教育方式，提高公眾的法制意識，激發他們反腐敗的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

2.強化宣傳，營造氛圍。為了提高黨員干部群眾拒腐防變的能力，閩西蘇維埃政府高度重視報刊的輿論引導作用，通過在《閩西紅旗》《紅報》《紅色中華》《斗爭》等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大眾喜聞樂見的紅色歌謠、漫畫等文藝形式呈現，營造了濃厚的對腐敗零容忍的輿論氛圍，增強公眾的廉潔意識。

3.領導帶頭，以上率下。閩西蘇區時期，涌現出了一批如張鼎丞、鄧子恢、羅明、丘樹南等以身作則的模范干部，他們從不使用公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作出了表率，堪稱廉潔自律的典范。同時，反腐敗的社會動員創造了廉潔、文明的社會風尚，獲得了公眾對反腐敗斗爭的認同和支持，從而使反腐敗這一議題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和認同聚合。

（二）搭建反腐平臺，構建政府支持機制

一般來說，在反腐敗斗爭中，政府行政部門需要承擔民眾參與的正式社會支持功能，為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注入強大動力。閩西蘇區時期反腐敗的社會參與，主要指的是由民眾自發的個體參與和以群眾性組織為依托的團體參與。閩西蘇維埃政府通過搭建個體參與及團體參與反腐敗的平臺，為反腐敗社會參與編織起了一張龐大的社會支持網絡。

1.設立控告局，為個體參與提供舉報渠道。為了貫徹群眾路線，閩西蘇維埃政府為個體參與反腐敗提供了制度支持，不僅設立工農檢察部和工農控告局，還在工農群眾聚集的地方懸掛控告箱，蘇區人民群眾一旦發現政府工作人員存在不正之風的苗頭或腐敗現象，都可以隨時投遞控告書或者當面進行口頭控告，使各級黨政干部都置于蘇維埃的法制監督之下。

2.建立外圍組織，為團體參與提供組織依托。為了提高反腐敗的效率，閩西蘇維埃政府還專門建立了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信員、群眾法庭等群眾性監督機構。突擊隊是“人民在工農檢察部指導之下，監督政權的一種方式，凡有選舉權的人都可以加入突擊隊”[8]，它以公開檢查或暗中調查的工作方式監督和檢查蘇維埃機關和國家企業是否有官僚腐化、貪污受賄等腐敗問題；輕騎隊是在共青團組織直接領導下的一種青年群眾監督方式；工農通訊員組織是由工農檢察部設立在各機關、團體、鄉村、街道的通訊員組成的反腐敗群眾團體；群眾法庭是由工農檢查部召集當地機關、群眾團體、居民、選舉審判委員會組成的，群眾可以在法庭上發言和表決，最終處罰由多數群眾決定。閩西蘇維埃政府通過搭建個人與團體反腐平臺，充分發揮政府的社會支持功能，有力地拓寬了工農群眾的監督范圍。

（三）制定制度規范，構建社會參與的保障機制

社會學理論認為，腐敗是一種社會越軌行為，要使社會處于一種良性運行狀態，則必須通過相應的社會控制機制來規范相關行為。而法律作為一種強制性控制，無疑是社會控制的主要工具。閩西蘇區時期，為了健全和加強閩西蘇維埃政權的建設，閩西蘇維埃政府通過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群眾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權力。1929 年7 月，中共閩西一大制定并通過的《蘇維埃政權決議案》指出：“蘇維埃不是群眾大會，也不是少數委員會而是代表會議，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政權形式，是被壓迫工農群眾自己管理政事鎮壓舊統治階級的政權組織，因此它要吸引廣大群眾參加管理政事與群眾發生密切的聯系?！盵9]由此可見，閩西蘇維埃政權的革命性質內在決定了其民主選舉原則是保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929年8月，中共閩西特委頒發了《蘇維埃組織法》，再次明確指出，“工農兵蘇維埃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政權機關……凡年滿十六歲的男女，而非剝削勞動者（資本家地主重利盤剝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9]。這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民主地位及政治參與的權力，工農群眾不僅可以選舉出自己心目中表現較好的、真正廉潔的干部，還可以對代表進行民主監督，時刻糾正政府工作人員貪污腐化的傾向和錯誤。實踐證明，通過構建制度規范，為工農群眾參與反腐敗提供了法律保障，大大提高了他們參與反腐敗的勇氣和決心，有力地打擊了蘇維埃政權的腐敗現象。

（四）注重信息公開，形成反腐敗的監督落實機制

透明政府不僅是社會公眾參與反腐監控的重要前提，也是引導社會反腐機制理性化、有序化的必要措施。閩西蘇區時期，為了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反腐敗斗爭，閩西蘇維埃政府建立起法律法規，對貪污腐化官員進行了較為嚴厲的懲治，并采取登報或公審的形式對案件信息進行報道。例如：在處理長汀縣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劉春榮的腐敗案件時，為了嚴明紀律、警示黨員干部，國家政治保衛局福建省分局毅然決定將劉春榮撤職查辦，“并登報公布以儆效尤，同時特呈委任闕初茂同志為長汀縣分局局長”[10]；此外，代英縣鄉蘇維埃政府文書張天云“私帶長金條逃跑……壓迫群眾收繳土地稅大洋八十余元”①，代英縣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楊春豪“自首交繳蘇維埃的豬油一矸白鹽四包又繳出槍六枝”①，經群眾法庭公審后，他們均被當庭判處死刑。群眾法庭的每一次公開審判,既是對官僚貪腐分子的清算懲處，也是對蘇區全體黨政干部和工作人員的警示教育。對腐敗案件的登報或公審，都使信息公開透明，讓人民群眾看到閩西蘇維埃政府嚴厲懲腐的決心，從而在群眾當中形成一種對腐敗零容忍的認同聚合。

三、閩西蘇區時期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的啟示

閩西蘇區時期的反腐實踐證明，腐敗治理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不僅要鼓勵社會各層面積極參與反腐敗斗爭，而且應通過構建反腐敗的社會參與機制，使人民群眾合法、有序地參與腐敗治理。相信群眾、為了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是黨取得各項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新形勢下，探索反腐敗的社會參與機制應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反腐敗社會參與的制度化建設、完善反腐敗社會參與的信息公開制度等方面進行加強。

（一）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是閩西蘇區時期社會力量得以順利參與腐敗治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根本保證，反映在反腐敗社會參與實踐中，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參與的有機統一。閩西蘇區時期，正是因為始終堅持黨組織在政策制定、社會動員、監督落實等方面的全方位正確領導，人民群眾參與腐敗治理工作才能夠始終沿著正確的前進方向，有序有度，從而最大程度地凝聚政府與公眾雙向互動的反腐合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盵11]堅持黨的領導是反腐敗斗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新形勢下，構建起了黨統一領導反腐敗斗爭的體制機制，形成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黨委統籌協調、紀委監委組織協調、職能部門高效協同、人民群眾參與支持的工作體制和格局。因此，發動人民群眾參與支持反腐敗工作，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筆者認為，探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建設的社會參與路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頂層設計，在社會動員的基礎之上，通過制度和政策制定，有序引導各方參與反腐敗斗爭。

（二）加強反腐敗社會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從本質上來說，反腐敗社會參與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這種監督方式具有參與面廣、監督力度大等特點，但也存在自發、分散、無組織和隨意性等問題。這就需要具有穩定性、根本性、長遠性、規范性的制度建設加以規范和引導。閩西蘇維埃政府非常注重社會力量參與腐敗治理的制度化建設，一方面用法律制度的形式，從內容和程序上規范了公民個人以及突擊隊、輕騎隊、群眾法庭等社會組織的反腐參與行為；另一方面閩西蘇維埃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民主決策都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得到鞏固，并向社會公布，便于閩西人民群眾了解和參與，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新形勢下，如何使反腐敗社會參與真正制度化，是我們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課題。一是要建立公眾反腐和社會參與的權力保障機制。在反腐敗斗爭中，要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構建人民群眾參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機制，通過建立健全相關法律、規章制度等確保人民群眾參與監督的權利，使人民群眾能夠通過多種媒體形式和渠道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為其參與腐敗治理保駕護航。二是要注重制度的落地執行。抓好制度執行既是制度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是檢驗制度建設成效的重要標準。在吸收社會力量參與腐敗治理的過程中，也要注意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真正落實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的保障機制，讓人民監督權力運行。

（三）完善反腐敗社會參與的信息公開制度

腐敗發生，一個重要原因是權力過于集中，權力行使不夠透明，缺少制約機制，容易產生暗箱操作或權錢交易。因此，要增強人民群眾參與腐敗治理的意識，就必須要解決反腐敗過程信息公開的問題。閩西蘇維埃政府暢通反腐敗社會參與的各個環節，對工農群眾所反映的問題，各級工農檢察部都會及時督促工作人員對案件進行落實調查，不僅做到件件有回音，還注重將案件信息及時登報或采取公審的方式向人民群眾進行反饋，充分保障社會公眾對腐敗治理工作的知情權。

借鑒閩西蘇區經驗，新形勢下推進反腐敗社會參與機制建設，應該在群眾參與反腐敗的溝通環節、反饋環節、知情環節上建立健全制度，做到信息對稱?；诖?，要緊盯各類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積極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管住公權力，使群眾在整治身邊腐敗中發揮力量；同時，應規范信息公開，緊盯公開程序的合法、合理性，使行政機關的職責權限、辦事程序、辦事結果、監督方式等信息能夠為人民群眾知曉，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有利于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部門正確地行使行政權力，實現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權力被濫用，從而形成反腐敗社會參與的完整閉環，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縱深推進。

注釋：

①引自2008年林衛里主編，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古田會議紀念館合編的內部刊物《閩西蘇區法制史料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