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基、理論基礎、歷史邏輯

韓 露,孟芝晴

(武漢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0)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華各民族在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福禍相息、守望相助、命運相關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對本民族作為一個歷史上形成的在現實中發展的共同體的認同[1](P4),其是基于社會歷史條件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的歷史范疇,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社會實踐的產物。唯有厘清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基、理論基礎、歷史邏輯,才能對其有根源性認識和深層次認同,才能更好地協調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好地兼顧各民族的部分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更好地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發出的“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2]的偉大號召,匯聚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力量之源。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基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華大地這片土壤中得以孕育,其生成歷史受到了眾多優秀文化的浸潤與洗禮,這些文化都是中華各族人民在實踐中積累沉淀的精華標識,成為滋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養分。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慢慢發酵釀造“沉淀成穩定的文化基因融入人們的血液里”[3],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大一統”思想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理念。在中國多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人們飽嘗于戰爭徭役的摧殘,苦于食不果腹的困擾,憊于顛沛流離及痛失至親的絕望。人們時長處于統一與分裂的更替之中,由此,極度渴望國家統一帶來的和平安寧。在“大一統”思想灌溉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共同體的習俗及道德的變化中不斷孕育,進而成為“包含政治、思想、制度、文化、禮俗等要素”[4]的社會成員的共同意識。其次,中華民族自古講求“和而不同”,這一理念在對于中華各民族保持各自風俗習慣,在尊重各民族差異性、多樣性的基礎上,追求各民族和睦相處、攜手共進、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具有重要影響。所謂的‘華夷之辨’也只是文化認知水平與文化觀念差異的體現,絕非本質性的區別[5]。再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已成為歷代統治者重要的政治理念。在民本的思想影響下,統治者采取眾多仁政措施,不僅利于各民族享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益處,而且利于統治者實現政治目標、維系政權穩定。如今中國共產黨對根本執政理念的踐行,即是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滲透到中華民族基因中的活化因子,成為涵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素材,在維系民族關系、保障民族利益、共創民族未來等方面發揮著不容小覷的作用。

(二)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既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在保持中國特色過程中借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是中國人民在探索治國救民道路過程中形成的重要的文化形態和寶貴的革命遺產。

中國革命文化克服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封建落后的愚昧思想,打開了國人的眼界,沖破了保守的思維模式,蘊含著共產主義崇高理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其增添了深層次實踐意義。革命文化以革命精神為內核,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精神品質。從建黨早期形成的建黨文化中孕育產生的五四精神、紅船精神開始,到如今的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革命精神一直延綿不絕,眾多革命精神凝注成內涵豐富的革命文化,成為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參與的革命事業中最可貴的遺產之一,凝聚著中華各民族以血肉之軀鍛造前進步伐的精神品質,展現著中華民族英勇頑強、堅韌不拔的民族氣節。革命文化形成的強大精神力量,深深融入中華兒女的基因中,成為激勵各族人民不斷前進的精神導向和方向引領。

革命文化不會在歷史中擱置而與我們漸行漸遠,其一直是黨和人民的優良傳統和中華各民族共同的高尚品格,是今時今日我們保持文化自信的堅實支柱,是持續激勵中國人民奮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文化相結合而孕育出的新的文化形態,其既根植于于人民群眾,又引領人民群眾全面發展、全面進步,代表時代進步潮流和發展要求[6]。

首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核心與精髓便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根本使命也是對其的弘揚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明了文化建設的方向,“為全國各族人民開展實踐活動確立了精神主基調”[7]。其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彰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時代特色。在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共同灌溉下,中國夢把國家、民族、人民三者的追求與期盼融為一體,既是整體利益的體現,又是個人利益的表達。中國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是民族歷史傳承的夢,也是民族現在、未來竭力追求的夢。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美好的社會制度則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以來的最高理想,是其付出慘重代價仍永葆初心的最終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遠大理想,是中國共產黨努力為中華各族兒女實現的理想,彰顯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想引領和信念凝聚。最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繼承中華優秀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始終做到了根植于當代中國實踐去吸納借鑒世界優秀文化。其具有強大的思想引領力及精神感召力,是中華文化在當代的最新演化和發展,更是中華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情感追求和價值取向的集中顯現,充分彰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代文化涵養的科學性、先進性。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弘揚民族精神、激發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層次思想支撐。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基礎

不同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有其更為現實的實踐要求,但是不同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仍具有重要的價值意蘊,為我國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基本立場、思想啟迪,成為武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共同體思想

共同體是人社會性這一本質的體現,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共同體有其演進過程。首先是“自然共同體”。人類與猿揖別之后,為滿足生存、發展需求,需要借助群體的力量來填補個體行為的局限,因而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氏族、部落等形式的“自然共同體”。但這類共同體受血緣關系的影響,具有很大的自然局限性。其次是“虛幻共同體”。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及分工的出現,個體從自然共同體中得以解放,成為無人身依附關系“自由的人”。但分工和私有制使得階級的“特殊利益”和共同體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國家成為協調利益所選擇的形式,但國家是統治階級利益的代表并不能維護共同體成員的利益,因此具有很大欺騙性和虛假性。最后是“真正共同體”。當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滿足時,使人異化的階級壓迫消失后,人們能夠真正享受到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獲得自由而全面發展時,這樣的共同體便是“真正共同體”。

馬克思共同體思想時至今日仍是本民族在進行共同體建設、共同體意識凝聚等方面的重要依據來源。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聚焦并保障共同體內每位成員生存和發展的現實需要,在具體實踐中保障中華各民族一律平等,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偉大榮光,便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也是對“真正共同體”的踐行推進。

(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民族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民族理論,為世界各民族研究民族理論、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思想啟示和經驗路徑,其對民族產生、發展、消亡一般規律的深刻闡釋,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來源之一。

馬克思與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表示,民族的生產力、分工以及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決定著各民族之間的關系[8](P147),并認為物質利益和物質關系決定民族利益,民族自身發展也是由物質生產水平決定的。于《共產黨宣言》等著述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肯定了其積極作用,但也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資本主義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閡均是在民族壓迫的條件下進行的,手段是殘酷和血腥的。其明確指明“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8](P313),即認為民族問題產生的根源便是因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的存在,唯有消滅民族壓迫才能夠實現民族平等。列寧根植于俄國具體實際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推到了新的階段,創立產生列寧主義。他強調“承認國內各民族都有自決權”[9](P195),“任何一個民族不得享有特權,不得侵犯少數民族的權利”[10](P60)并主張實行“廣泛的區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10](P61),強調保護一切少數民族的權利。他要求壓迫民族要“處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償在生活中事實上形成的不平等”[11](P352)。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列寧在俄國多民族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創舉,也是其在國家建設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于俄國實際而提出的民族理論、制定的民族綱領和政策的最好驗證”[12](P235)。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贊許民族平等、批判民族壓迫、鼓勵民族獨立等相關立場、觀點、方法的闡述為中國根植于具體實際增進民族情誼、解決民族問題、推進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礎條件。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推進民族工作過程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方位舉措實施中,持續增進民族情誼,妥善處理民族問題,不斷推進我國民族工作開創新局面。

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民族事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民族工作指導思想和理論體系,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南。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指明了當前和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方針與實踐路徑。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寫入黨章。2019年,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深刻剖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豐富內涵、價值意蘊、戰略路徑,并提出了“四個共同”這一民族歷史觀。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來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及政策舉措,成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2022年,黨的二十大更是重申這條主線,引人深思如何做到扎根實際、貫徹落實好這條主線來推進民族工作的改進。黨中央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其漸進、深入的歷史過程,從共同體到共同體意識再到鑄牢共同體意識,不僅是若干年來中國特色民族理論不斷完善的折射,而且是黨中央民族工作努力方向縮影的呈現,為進一步開展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方向指引。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黨和人民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深刻的經驗積累和重要遵循,是對歷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繼承與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最新最具時代底色的新鮮血液。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13](P17)。中華兒女和衷共濟,推動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再向“自為”發展階段轉變,也在這一過程中促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形成、發展與強化。

(一)“自在”的中華民族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萌芽

在舊石器時期得以孕育和起源,在秦漢時期到1840年這漫長的兩千余年則是中華民族自在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華各民族共同活躍在中華大地上,共同繁衍生息,在交往交融中建立起緊密聯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這一階段得以孕育和萌芽。

秦漢至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采取的民族政策和實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萌芽產生了深刻影響。如北魏孝文帝望以華夏正統之名實現統治穩固而遷都洛陽,并下令改變鮮卑族的風俗習慣、獎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改換漢姓以及仿效漢族政治制度等等。如十六國時期,劉淵建立漢國時便自詡為劉邦的后人,以正統身份自居逐鹿中原?！拔酎S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盵14](P1)便是少數民族政權華夏認同的體現。如隋文帝曾言:“溥天之下,皆曰朕臣”[15](P211)“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15](P254)。清朝統治者也因自身少數民族身份而倡導以儒學為主導、儒釋道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借此樹立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形象,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16](P461)。表面上各民族統治者為爭奪政權而掀起對正統身份的追逐,實際上也隱含著各民族“對華夏傳統歷史文化的認同”[17]。當然,其中不乏統治者采取消極的民族政策。如元朝統治集團曾采取“四等人制”,其根據民族和政治面貌的不同把各民族劃分為四等,帶有嚴重的民族壓迫性質,但是反言之也是對各民族實體性存在的承認。明代統治者也曾提出過“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但更多的是作為爭取更多漢族人民支持的一種政治手段。

統治者采取或積極或消極的民族政策,均未阻擋中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趨勢,未能遏制各民族共創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然而,這一階段中由于民族內部矛盾和沖突的存在,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關聯性和一致性并未發展成為自覺意識,各民族仍停留在“自在”發展階段。但是,這一階段為這一意識的孕育和萌芽奠定了歷史條件。

(二)“自覺”的中華民族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發展

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華民族遭受資本主義列強侵略沉重災難歷史的開端,更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意識的覺醒、從“自在”到“自覺”轉變的開始。

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各少數民族加深了與漢族人民福禍與共、休戚相關的情誼,對共同的敵人進行英勇的斗爭。1902年,梁啟超首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并于次年提出“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18](P215),組成中華民族。此后,更是據理力證中華民族為眾多民族融合的歷史事實,積極建構新民說,振奮民族精神,鼓勵青年主動承擔民族責任。孫中山主張“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平等,其認為“合為一國,合為一人,才是民族之統一,國家之本”[19],并強調國民共享“共和之權利”[20](P451)。之后,更是把民族平等的范圍由五族擴展到中華民族,即“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20](P105)。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并逐步成為革命事業的主心骨,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社會各族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提出外求民族之解放,內求民族之平等的民族主義[21](P752)。中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黑龍江流域到天山南北,從西藏高原到云、桂邊界,從海南島到臺灣,各民族以血肉之軀鑄成最堅強的防線,用沉重的代價抵抗著外來侵略。最終中華民族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一百多年中華民族的屈辱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功創建中國民族關系歷史新紀元。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得以創建并獲得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各族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黨中央基于民族地區發展現狀,制定民族發展戰略,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等多個維度支撐民族地區的發展建設,推進民族地區的發展繁榮,中國歷代領導人為此不斷努力。毛澤東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參與到各級政府機關中,扶持民族地區社會改革,促進這些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發展。鄧小平歸納當時我國的民族關系為“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22](P186),并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民族歧視”[23](P246),要“加速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23](P407)。江澤民指出民族問題最重要的一是繼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二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三是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24]。胡錦濤強調當時民族工作的主題為“共同團結奮斗, 共同繁榮發展”[25],并對其內涵及辯證關系做出了闡釋,倡導“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眾”[26]。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發展的現實基礎更加牢固。

(三)“自為”的中華民族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化升華

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的揚帆掌舵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持續努力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華民族“自為”發展階段持續高漲,不斷強化與升華。

黨中央深刻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創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者相得益彰,前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鑄就了總體框架和基本途徑,后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確立了行動綱領。此外,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將其納入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中,統籌謀劃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的發展,持續提高各民族社會主義現代化水平。國家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有效整合民族地區資源和生產要素,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黨和政府因地制宜發展民族特色經濟,大力促進民族地區優勢產業發展,努力把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此外,黨中央以持續穩定的差別化政策支持民族地區發展,在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其他保障等方面給予民族地區政策傾斜,不斷完善各項規章制度,促進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在黨中央的部署實施及全國各族兒女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2],中國八百余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地區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民族地區風貌相較以往,更是發生了掀天揭地的變化。十八大以來民族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亮出年均增長10.2%的可賀成績[27]。邊疆地區融入新發展格局中,努力發展富民產業,生產總值持續突破?！笆濉逼陂g,在“一帶一路”等重大項目帶動下,“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共實現進出口總額近6 300億元、年均增長9.2%,實現就業18.5萬人?！盵28]我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隨著民族地區現代化的推進將更加深入和廣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也隨之有更加堅實的基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將持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