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人羊》中羊的象征意義

沈駿楠

大江健三郎（1935-）是日本戰后社會派作家的代表，也是當代日本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大江在大學中廣泛接觸法國文學，并在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影響之下對存在主義產生濃厚興趣。借由怪異的性表現形式，大江深刻描繪了戰后日本社會的封閉與日本民眾的恐慌情緒。繼第三新人之后，他與石原慎太郎（1932-2022）、開高?。?930-1989）并稱為日本“新世代作家”。

《人羊》是大江健三郎批判戰后日本社會的代表作。戰后空間中的監禁狀態和美軍霸權下的身體政治在小說中得以凸顯，這些關鍵詞也反映出中日學界對《人羊》研究的重心。史忠秋（2014）以大江健三郎小說《飼育》和《人羊》為中心對小說中的身體敘事的深層含義和小說主題進行分析，因此含有大量關于小說《人羊》中身體政治的分析。高橋由貴（2011）通過小說中的身體、言語描寫分析公交車中日美之間權力關系不對等的狀態以及公交車中象征戰后日美關系的表現。陳汝倩（2022）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軍占領日本期間以及安保體制構筑為背景，運用多重理論并嘗試從身體規訓、精神管制的視角切入小說《人羊》，并借此揭露美國對日本的政治權力操控。董悅（2020）主要圍繞小說主人公“我”上車與外國士兵下車兩個敘事結構為核心，探究歷史視域下日本戰敗后美國霸權主義暴行和日本戰后空間及其國家隱喻，探究了小說中美軍權力凌駕于日本社會的現象。

另一方面，《人羊》的先行研究中，還有不少對“羊”這一動物意象的含義進行過探討的內容。比較典型的研究有，江口真規（2015）總結了明治時代以來日本人觀念中“羊”的詞匯意義的變遷，并提出“羊”在小說中象征了男同性戀或獸交行為中的被支配者，具有弱勢地位。除此以外，霍士富（2013）認為，以“我”為代表的戰后日本人如同“羊”一樣溫順地忍受著美軍士兵的飛揚跋扈的行徑，并提出“‘羊那‘溫順有余的、任人宰割的奴性”實際上是暗示了“現代人生存狀態的另一弱點”。

通過梳理先行研究可以得知，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對《人羊》文本中體現的空間敘事與身體政治的分析。雖然其中也有關于小說中“羊”的意象的討論，但是關于這一意象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說中明確出現的“羊”的意象當中，沒有深入挖掘小說中未明示的“隱羊”。因此，本文以小說中“羊”意象的象征意義為核心，通過考察小說中明確出現和未明示的“羊”的意象以及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成立的特殊慰安組織，從權力構造、精神管制以及身體規訓等不同角度，揭露在日本的政治權力受到美國占領軍操控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政治家妄圖犧牲國民、成全自身利益的野蠻行徑。

一.小說中三次明確出現的“羊”

通讀整篇小說，我們可以得知，“羊”這一意象在小說中明確出現一共有三次。

“羊”這一意象第一次出現是在外國士兵對以“我”為首的后排乘客施以暴行的時候，外國士兵口中的“羊”。

打羊，打羊，啪，啪！

他們用地方腔調很重的外國話勁頭十足地反復唱著。

打羊，打羊，啪，啪！

一個拿著刀的外國兵朝車廂前部走去。其他幾個外國兵也去給他助威?！?/p>

打羊，打羊，啪，啪！

這樣一來，每當汽車晃動的時候，我的腦袋就和前面職員那有著褐色斑點的凍得僵硬的瘦屁股撞在一起了。（大江健三郎，2000：7）

在外國士兵的話語描述和視線中，日本乘客如同基督教中容易迷失、需要信仰的力量來感化的人。外國士兵把日本乘客視作“羊”的舉動，是一種夾雜著身體規訓和精神管制的“凝視”，充分反映了美國占領軍對日本人支配和改造的野心。（劉瑋瑩，2018：61）在這里，溫順的“羊”與強大的外國士兵形成鮮明對比，并且“羊”與士兵們的力量反差也構成了一種權力不對等的圖示，被壓縮進了公交車這一象征戰后日本的權力空間中。

“羊”這一意象第二次出現是在小說主人公“我”敘說故事時提到的“羊”?！拔摇痹诠适聰⑹鲞^程中多次用“羊”來稱呼被外國士兵扒下褲子的日本人。例如：

被當成了“羊”的人們都慢吞吞地提上褲子，系上皮帶，又返回到座席上?！把颉眰兇怪^，咬著沒有血色的嘴唇渾身顫抖。于是，沒被當成“羊”的人們，反過來卻用手指托著血往上涌的臉頰看護著“羊們”。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

接著，所有坐在前部座席上的被興奮燒紅了臉頰的男人們也都走了過來，和教員們站在一起。他們擁擠著俯視著我們這些“羊們”。

……

站著的乘客圍著我們義憤填膺地說著，就像圍獵時追趕野兔的一群獵狗。我們這些“羊們”溫順地垂著頭坐著，一聲不響地聽憑他們數落。（大江健三郎，2000：8-9）

在“我”口中的“羊”表達了對占領期間臣服于美軍士兵的日本人的無奈。當麥克阿瑟帶領的美國占領軍踏上日本領土之時，日本人展現出了高度順從的態度。這種恭順態度既有戰后日本民眾希望利用美國的庇護保障日本的自身安全的私心，又有和平主義者希望借美國的力量遏制日本戰爭狂熱傾向和殖民擴張野心的考量。（董悅，2020：80-81）因此，在公交車這一微縮的戰后空間里，無論是一開始外國士兵對“我”施以暴行之前抑或是施以暴行之時和之后，日本乘客們大多保持了這種不反抗的態度，平靜地接受了這一現實。前兩次出現的“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在戰后日本和美國權力關系構圖之下所形成的“羊”。第二次“我”口中的“羊”，也是美軍身體規訓和精神管制延續的象征。

而文中第三次出現的“羊”卻有所不同，是外國士兵離開后的“羊”，即日本人同伴口中塑造出來的“羊”?！把颉钡谌纬霈F是在教員口中。

喂，你怎么了？教員焦急地問，你怎么不吭聲。

我想就那么埋著頭走出派出所，可教員卻叉著腿堵住我的去路。

喂，你聽著。他用起訴一樣的聲音堅定地說。得有一個人為這個事件做出犧牲。你是想在沉默中遺忘掉它吧，我看你還是下決心為此付出點兒犧牲吧，做一頭犧牲的羊！

做羊？我對教員的話很氣憤，可他還是努力熱心地注視著我的眼睛，并且露出了懇切與和善的表情。我還是固執地閉口不說一句話。（大江健三郎，2000：15-16）

教員口中的“羊”有別于前兩次出現的“羊”，是一頭為起訴美國肆意妄為行徑這件具有革命意義的事情而做出犧牲的“羊”?！盃奚难颉敝须[含著教員強迫受害者“我”為反抗美國霸權而甘愿犧牲的道德意義。在考察文中第三次出現的“羊”的意象時，有必要結合說話者教員這一形象的象征意義來展開。任雅萱（2019：107）認為“教員這一人物形象是《人羊》這部小說中最為矛盾且復雜的”。在不同讀者的理解中，教員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惡，但總之教員這一形象的政治色彩濃厚。通過對小說中空間象征及權力關系的分析可以得知，教員起初是旁觀者中的一員、是臣服順從于車上外國士兵的乘客之一，并且與外國士兵和“羊們”形成了一種“旁觀/加害/被害”的關系；等到外國士兵下車以后，教員逐漸從旁觀者中脫離，成為帶頭引導反抗的人；等“我”和教員前往派出所以后，教員逐漸替代先前外國士兵的加害者地位，反而與警察和“我”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加害/旁觀/被害”的關系；到了最后“我”和教員離開派出所時，教員一直尾隨跟蹤“我”，目的是要將一切公之于眾。公交車上事發之時教員的不作為與事發后教員執意要反抗的轉變可以看出，教員從事發之初就沒有和以“我”為首的“羊們”處在同一位置上。外國士兵離開以后，教員一直強迫以“我”為代表的“羊們”告發外國士兵，與“羊們”想要忍氣吞聲的訴求相違背。于是，“羊們”產生了反抗教員的沖動。同時，教員的這種以“鼓勵”為幌子的強迫是一種言語暴力和過度干涉，這實際上與外國士兵們的暴行如出一轍。他為了達到自己心中反抗美國的目標不擇手段，甚至不惜犧牲受害者“我”來成全這種目的。

那事我想你不會忍氣吞聲吧？教員很謹慎地說。別的家伙都不吭聲，只有你不想忍氣吞聲，要和他們斗一斗吧？

斗？我吃驚地注視著教員的臉，薄薄的皮膚下潛藏著重新燃燒起來的情感。那一半是撫慰一半是強迫。

我幫你和他們斗。教員向前跨了一步說。不管到哪兒我都去給你做證。

我曖昧地搖了搖頭謝絕了他的建議，教員充滿了激勵的手腕挎上正要走開的我的右臂。（大江健三郎，2000：12）

這一段教員口中提到的“斗”已經失去了本意，這已經不僅僅是為了達成“查明你的名字”這個目的，更多的是為了讓“我”和外國士兵無地自容。即為了不屈服于一方而使另一方屈服。所以，在文中教員用到了“犧牲的羊”這一表達。這種行徑其實和戰后日本右翼強迫民眾的行為相一致，因此教員的形象其實是在諷刺日本右翼政府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于日本國民的政治手段。操控民眾的野心被披上伸張正義的外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權力者反而站到了道德制高點，在美軍士兵走后成為新的“加害者”。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一頭沒有明示的“羊”。下一節，筆者將就這頭隱秘的“羊”做進一步分析考察。

二.小說中的“隱羊”與戰后慰安婦

小說中沒有明示的“羊”，即外國士兵身上坐著的女子。雖然小說中沒有明確提到女子的來由，但是結合故事背景可以推測，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二戰后日本街頭出現的專門為占領軍提供色情服務的吉普女郎（パンパン）。

日本戰敗以后，政府為了防范占領軍強奸婦女等暴力行為，著手準備建立面向占領軍士兵的“國家賣淫組織”。時任大藏省主稅局長池田勇人在撥出籌建組織的資金時就表示：“如果僅靠這點錢就可以挽救日本女子貞操的話真是物超所值?！保ㄇ锵墓?，1988：214）在這種官方支持的和“官民一致”的推動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成立。1945年8月，首個特殊慰安所“小町園”開業。特殊慰安設施成立之前，日本政府在皇居前宣讀了建立聲明：“在‘昭和阿吉幾千人的人柱之上筑起力挽狂瀾的防波堤，力爭在此后百年守護民族純潔之同時，鑄就戰后社會秩序之根本的地下支柱?！保ㄓ绻热材?大野木克彥，1972：1357）

建立聲明中提到的“昭和阿吉”本質上是將這些女郎和唐人阿吉聯系在了一起。唐人阿吉（1841-1890）是日本幕末時期伊豆下田的造船匠之女，后成為美國首任駐日本總領事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之妾。唐人阿吉的故事代表了安政元（1845）年日本開國以來嫁給外國人做妾的“綿羊（らしゃめん）”。在日本開國之初，日語中“綿羊（らしゃめん）”一詞多用以蔑視嫁給外國人做妾的女性，但在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的小說和戲劇中卻掀起了一股“阿吉熱潮”。此時，唐人阿吉的經歷在小說和戲劇中成了膾炙人口的故事。這種將特殊慰安設施協會賣淫者與唐人阿吉聯系起來的舉動，為特殊慰安設施的成立蒙上了一層悲壯的色彩。

在東京和日本各地方招募慰安婦的時候，政府都以“報效國家”和“效忠天皇”為由勸說曾經的色情從業者加入。勉為其難成為慰安婦的人之中，有不少受到美軍士兵的虐待，輕則弄瞎一只眼睛或是打斷一條腿，重則在慰安所被殺。這樣的情況也不是個例，所有服務于美軍的慰安婦們都豁出了性命。（臺東區史編纂専門委員會，1997：544）特殊慰安設施中的慰安婦分為兩類，一類是像小說中的女子那樣為不同美軍士兵服務的吉普女郎，另一類是只為特定美軍士兵服務的專門娼妓（オンリー）。盡管像這類慰安婦在同行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她們在日本國內遭人唾棄，在美軍士兵離開日本后又被拋棄，因此，她們和吉普女郎們一樣，說到底也不過是為了“有秩序地投降”和“有秩序地接受占領”而被日本政府所利用的棋子。此后，由于性病泛濫加之美國國內社會的道德譴責，特殊慰安設施逐漸被取締。解散之時日本政府始終未對其五萬多慰安婦做補償，這些慰安婦逐漸淪為日本街頭的洋娼。

小說中寫道，坐在外國士兵身上的女子挑逗“我”的舉動遭到“我”的反感，而“我”不小心將女子推倒在地的舉動惹怒了外國士兵，因此導致了兩者的對立。女子是小說前半部分事發的導火索，也是有別于小說中明確出現的“羊”以外的隱藏著的“羊”。通過女子的社會地位以及行為舉止我們可以推斷，她很有可能就是“吉普女郎”，即一頭從“綿羊（らしゃめん）”嬗變而來的“羊”。當外國士兵對車上乘客施以暴行之時，下述關于女子的細節描寫耐人尋味：

女人自暴自棄般地放開嗓子和外國兵們合唱起來。

打羊，打羊，啪，啪?。ù蠼∪?，2000：7）

從這一段描寫中可以得知，女子將自己與加害者外國士兵們擺在了同一權力位置上。按照松枝誠（2007：57）的歸納：“她（女子）不單單是一個占領期間被美軍支配的形象，在美軍面前她是‘羊，在‘東洋人面前她又拒絕承認自己是‘羊，反倒是把自己想成了擁有權力的支配者?！边@頭“羊”有別于美軍暴行下被統治的“羊”，她與外國士兵的關系和公交車空間中日美之間單純的“支配/被支配”的權力構造明顯不同。女子與外國士兵們的視線融為一體，與“羊們”形成一種復雜三元結構下的“支配/被支配”關系，權力構造因此發生改變。

自然，從小說中“我”被挑逗那一刻起，女子的“特殊地位”已經凸顯出來。盡管女子也是“東洋人”，但她卻和外國士兵一樣在權力空間中分配到了較大席位，并且將自己與外國士兵置于同一地位上，如同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專門娼妓一樣。但這些為外國士兵服務的慰安婦最終還是逃脫不了罵名，成為世人唾棄的對象。因此在外國士兵下車離開公交車這一“戰后空間”以后，她也因此失去了生存空間并被迫離開。川島高峰（1998：12）提到：

她們（慰安婦們）為了保護民族純正血統而賣身。如果這樣的行為都能被稱作是“謹遵天皇之命”的話，這和戰前所倡導的“日本婦道”、“家的本義”大相徑庭（中略）這樣的行為與其本質相背離，如果硬要說與之有什么共同點，那就是這樣的決策仍然暗含對自己民族同胞的虐待以及欠缺當事者意識。

作為戰后日本國家策略的犧牲者，這些吉普女郎們很可悲。她們被政府所謂的“為國效力”的口號欺瞞，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犧牲的羊”。因此，作者在此借用吉普女郎的兩難境地再度諷刺了日本右翼政府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不惜犧牲國民的野蠻行徑，與教員口中“犧牲的羊”形成呼應。

本文從小說《人羊》中出現的“羊”這一意象的象征意義入手，考察了小說中三次明確出現“羊”這一詞匯的文本以及小說中沒有明確指明的“隱羊”。

通過分析文本中不同文段里出現的“羊”一詞的不同含義可以得知，小說中第一次明確出現的“羊”象征著二戰結束后美國占領軍對日本的變態管控以及對日本民眾的身體規訓。而第二次主人公“我”在敘述事件過程中提及的“羊”，和第一次出現的“羊”一樣，也是美軍身體規訓和精神管制延續的象征。同時，文中第三次出現的“羊”這一意象與前兩次略微有所不同，是由同樣身為日本人的教員塑造出來的“犧牲的羊”。這里的“羊”暗含對日本右翼犧牲國民換取自身利益的諷刺。

另一方面，小說中沒有明確提到的“隱羊”隱喻了占領期為在日美軍提供色情服務的特殊慰安組織的吉普女郎。這些吉普女郎作為戰后日本國策指引之下的犧牲者，被政府提倡的“報效國家”和“效忠天皇”等表面上的積極思想所欺瞞，并被迫將自己出賣給在日美國占領軍士兵，從而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犧牲的羊”。作者在此處再度披露了日本政治家們不惜犧牲國民成全自我的野蠻行徑，這種行徑與教員口中“犧牲的羊”構成呼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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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學院）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作家。1935年出生在日本南部四國島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7年5月，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獲《東京大學新聞刊》“五月祭獎”，1958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短篇小說《飼育》發表于《文學界》，獲得第39屆芥川文學獎，以職業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壇。1965年《個人的體驗》獲第11次“新潮文學獎”。1967年發表《萬延元年的足球》，獲第3次“谷崎潤一郎獎”。1989年，榮獲歐洲共同體設立的“猶羅帕利文學獎”。1992年，又獲得意大利的“蒙特羅文學獎”。1973年，長篇小說《洪水蕩及我的靈魂》，獲第26次“野間文學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