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二心集》中的國民性思想探討

董影

內容摘要：對國民性的探究和思考是魯迅一生的堅持，是魯迅創作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魯迅的雜文集《二心集》創作于特殊的時代環境下，日益緊張的壓迫和強烈的戰斗意識使其國民性思想表現得更加深刻?！抖募费永m了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與批判，將改造國民性與現實斗爭相結合，以對未來文明的試想完成對國民性思想的建構?！抖募窂纳鐣F象入手來揭露國民劣根性，通過查找國民精神衰弱的源頭來表達國民性思想，為改造國民性提出了解決方案。

關鍵詞：魯迅 國民性思想 《二心集》

魯迅從黑暗的封建社會中走出來，飽受世態炎涼，體會人性的冷漠與悲哀，不斷地對歷史進行清算。在動蕩的社會時局中作斗爭，經歷世事變遷，遭受各方的攻擊與壓迫，不斷地對現實進行批露。于新舊文明的沖突中做對比，反思古老文明，接受先進的文化與思想，不斷地對未來進行設想?？梢哉f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是與歷史、現實、未來聯系在一起的，魯迅始終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國民性進行探索與思考。雜文的創作是魯迅對時代環境的深刻體會，國民性思想的表達在雜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魯迅的雜文集《二心集》創作于思想轉變與社會斗爭的關鍵時期，是魯迅1930-1931年雜文創作的結集，通過分析其中的國民性思想，可以挖掘魯迅雜文中國民性思想的內涵與具體表達方式，體會魯迅雜文對改造國民性的重要貢獻，從而激勵當代社會以魯迅的精神為引導，對國民精神的改造與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一.魯迅國民性思想的緣起和發展

魯迅經歷了新舊交替的時代，少時的家道中落使魯迅與時代的接觸更為緊密。在經歷了“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后，魯迅決心“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2]。從紹興到南京求學，這時中國正經歷改良主義運動的失敗，魯迅在求學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是中國的落后，新環境中的“中國人”也并非魯迅心中的“別樣的人們”。在南京求學的過程中，他閱讀了嚴復的《天演論》，在愛國思想的基礎上吸收了進化論，這也成為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的重要武器。在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泥沼里，魯迅要做的是求變的時代新人，于是去日本求學，日本的改造國民性運動深深地影響了魯迅，在弘文學院的學習中魯迅多次思考國民性問題，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在《我所認識的魯迅》提到與魯迅常常討論的三個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3]這個時期，國民的病根問題已成為魯迅的重點關注對象。促使魯迅棄醫從文的轉折是其在仙臺醫?？吹搅岁P于日俄戰爭的影片，影片中有麻木的中國人，影片外則是冷漠的看客，魯迅開始意識到改變國民的精神才是第一要務。在時代變化的巨大洪流中，魯迅體會到封建社會人心的冷漠與愚昧；在求知的路上，魯迅吸收了更多的思想，以強烈的愛國情懷體察中國國民的精神缺陷；在文學實踐的過程中，魯迅一直堅持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與針砭。

魯迅關于國民性思想的文學實踐早在1903年的《斯巴達之魂》中就有所體現，魯迅從愛國熱情出發，試圖激起國人的戰斗精神?！傲⑷恕笔囚斞冈缙诟锩枷胫械闹匾M成，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提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盵4]魯迅批判了中國人的自尊自大、抱殘守缺等劣根性，將改變中國沉淪落后局面與改造國民性緊密聯系起來。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發出“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5]的呼聲，呼吁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魯迅早期的文章深入歷史與科學，宏大的視野中已對國民性有了初步的關注和重視，這為魯迅后期國民性的書寫奠定了基礎。

魯迅回國后的社會環境也并非平靜，革命的失敗使魯迅意識到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性，他提道：“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6]對國民性的關注逐漸成為魯迅的重要精神構成。對國民性的批判在魯迅加入新文化運動后更加顯現出來，在文字上對國民性思想的構筑更加清晰。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魯迅揭露在所謂“圣人之徒”影響下的中國人的凋敝萎縮，對中國人發出這樣的呼聲：“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7]在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中，魯迅呼喚著中國人的覺醒，對于國民性的挖掘在其小說實踐中不斷深入，在《吶喊》中魯迅通過挖掘國民性來進行戰斗，其中對于國民性的探討在《阿Q正傳》中達到了高峰，阿Q的精神勝利法包含了中國國民的諸多劣根性。在對諸多形象的塑造中魯迅的國民性思想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在之后的《彷徨》中繼續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揭露與針砭，表達他對中國國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皯撜f，魯迅小說書寫了國民非成長的命運變遷及病態的時間觀念，由此也呈現了一個‘停滯中國的形象”[8]，老中國兒女們在歷史的惡性循環中坐穩了奴隸，魯迅用經驗和經歷書寫了這樣的國民思想現狀。在小說的書寫中魯迅將國民性的整體批判轉向個人、家族和社會生活中，更清晰地展現國民劣根性。魯迅在其小說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國民性思想，在戰斗的過程中逐漸完成對改造國民性的建構。

魯迅的一生都在求索，對于國民性的探究也不曾停歇，在經歷了時事的不斷變遷后，魯迅的戰斗力量猶在，小說之后，魯迅又迎來雜文的創作高潮。在短小、戰斗意味強烈的雜文中，魯迅筆下的國民劣根性也無處遁形，“劊子手主義和僵尸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賴皮的冒充虛無主義，無恥，卑劣，虛偽的戲子們的把戲，不能夠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9]。在前期的雜文寫作中魯迅與封建主義作斗爭，其中不乏對文壇現狀和當局的諷刺，也有對青年們的建議，在這些議論中，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成為論證的重要支撐。同時魯迅雜文作為進行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工具，不斷地解剖國民性，尖刻而犀利的批判國民劣根性。在戰斗的過程中，魯迅關注的不是個人、不是群體，而是整個中國社會，致力于用國民性思想去改造中國社會。

魯迅用雜感不斷地抒發改造國民性的熱情，“據不完全統計，在魯迅后期雜文集從（《而已集》到《且介亭雜文末編》）中，就有40余篇雜文論述了中國國民性問題”[10]，魯迅在后期創作中是代表無產階級戰斗的，對國民性批判在其雜文中也逐漸加深?！抖募穭撟髟隰斞讣尤胱舐摰臅r期，這時候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加強，但魯迅仍在艱難環境中揭露他所看到的國民劣根性，在此后諸多雜文的寫作中于黑暗的社會現實中挖掘劣根性，在國民劣根性沉積的現狀下尋找解決方案?？梢钥吹?，在魯迅從一個寫作高潮轉到另一個寫作高潮的過程中，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一直貫穿始終。

二.《二心集》中魯迅的國民性思想

在寫作《二心集》之前，魯迅已經經歷了思想上的變化，逐漸由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盡管世界觀發生了變化，但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始終是魯迅進行戰斗的一個前提。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官僚主義、復古政策等無一不影響著中國國民的生活，國民劣根性在黑暗的社會環境中不斷地暴露出來，改造國民性的任務日益緊迫，可以說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促使魯迅轉向了無產階級陣營。左聯是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爭取戰斗陣地的組織，魯迅在加入左聯后有了明確的戰斗任務，在其雜文書寫方向上擔負起更多的責任?！抖募分械碾s文寫于左聯剛剛成立的時期，其中的戰斗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同時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在更大范圍的展開，在《二心集》中魯迅開始用多種筆名寫作，可以看到社會局勢的緊張、國民黨當局對左聯的壓迫。魯迅在階級斗爭激烈的環境下，仍然堅持揭露國民性，在雜感中用國民性思想來宣傳無產階級文藝思想，通過對國民性的批判來進行階級斗爭，國民性思想更加豐富。

首先，在《二心集》中延續了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與批判。中國人的自私、虛偽、保守、奴性、自欺欺人、善于做戲等劣根性在魯迅的筆下展現的淋漓盡致。自社會環境動蕩以來，中國一直面臨如何改革的問題，在《習慣與改革》中魯迅深刻批判了阻礙國家進步的國民性：“體質和精神都已僵化了的人民，對于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的極其公正而且堂皇”[11]，短短幾句剖析了國民的僵化、自私、虛偽，諷刺意味強烈。在對“一些人”的批判中，魯迅挖掘出存在于他們背后的國民劣根性，例如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中魯迅諷刺了頹廢者和毫無立場之人，他們正是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這種個人主義的論客實際上正是代表了善于自我滿足、安于現狀、折中的一類人；《以腳報國》中在對楊縵華的批判中，諷刺了中國人的自欺欺人，進一步揭露了不愿正視現實而善于粉飾太平的一批人；在《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中魯迅批判“青年援馬團”，在論述中結合中國人“中庸”的老例來說明中國式的“堂·吉訶德”，對那些善于做戲之人進行了批判。中國人身上一直存有奴性思想，這也是魯迅一直以來深惡痛絕的，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中提到勞苦大眾受到壓迫之后，只能默默地等待滅亡，借勞苦大眾歷來的奴性說明黑暗的現狀，以更好地宣傳為勞苦大眾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魯迅進一步揭露了中國人的奴性：“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2]，而奴才始終只是奴才，不能與主人“同存共榮”，中國的奴才一直都是“永含著戀主的哀愁”[13]。中國人的奴性也體現在對洋人上的諂媚上，“但所說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們蒙古王孫即使國內如何戰爭，紛擾，而對于洋大人是極其有禮的”“驕和諂相糾結的，是沒落的古國人民的精神的特色”[14]，魯迅諷刺了中國人的驕諂相。中國人一直是善于做戲的，在《宣傳與做戲》中魯迅以多種現實例子來諷刺中國人的“善于宣傳”，挖掘出中國人的虛偽。魯迅一直關注女性解放問題，反對中國幾千年來不合理的倫理綱常，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提及《申報》上報道的男子反過來控訴女人是誣告一事，認為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是常見的，但是對于魯迅來說，挖掘社會現象中所暴露的國民性問題勝過很多。

其次，在《二心集》中魯迅將改造國民性與現實斗爭相結合。作為無產階級文藝的宣傳者，要時刻認清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鑄到創作里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15]，在如此緊張的創作環境中，魯迅通過雜感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政治立場、進行改造社會的戰斗。暴露國民性是與當時黑暗的社會環境聯系起來的，在中國國民的種種表現上可以看到改造國民性的迫切。例如在惡劣的環境中國人所表現出更令人痛心的奴性，中國人只是看到國外的戰爭巨片，就“不意中也會覺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16]，面對侵略也只求安逸、從不反抗，中國人的奴性思想實質上是另類的投降。魯迅在《二心集》中與各路敵人進行斗爭，諷刺他們在特殊環境中暴露的本相，為改造國民性奔走疾呼。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時代，在日本侵略的“國難聲中”，中國社會的表現是“沉滓泛起”，各路人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有明星、文藝家等等，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現象在魯迅的筆下無處遁形：“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運命，也還是依舊沉下去”[17]。在革命的發展中，魯迅善于尋找教訓，直言有些革命文學者身上存有沉積的病根：“在中國，去年的革命文學者和前年很有點不同了。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變，但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里，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18]，以此來呼吁這些學者去正視、去改造自身的病根。經歷時局的發展變化，魯迅不斷地將改造國民性思想與時代環境相結合，在與當局、侵略者、社會渣滓、文人走狗等的對抗中，改造國民性思想成為魯迅批判與諷刺的武器，可以說魯迅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人。

最后，在《二心集》中魯迅以對未來文明的試想完成對國民性思想的建構。除了對過去、現實中國民性的批判，魯迅在《二心集》中也展現了對中國未來文明的憧憬：“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19]，在與傳統、落后的歷史文化的對抗中，社會科學是促進中國人向前發展的力量。社會上存在著自以為大的藝術家，但是魯迅站在時代發展的角度上，認為：“然而時代是在不息的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里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20]。魯迅基于愛國熱情，在文藝發展困難的時代中揭露歷史和現實，表達出對中國文明生存前途的擔憂，以這樣的精神去激發國人的精神，是其在雜文書寫中的重要貢獻。

三.魯迅雜文中國民性思想的表達方式

魯迅一直致力于改造國民性，創作前期多以小說來表達自己的國民性思想，并形成了多種表達方式。到了雜文寫作時期，對于國民性思想的表達更加成熟，對比小說，在雜文這樣具有戰斗性的文體中，國民性思想的表達方式具有獨特性。同時，雜文本身作為可以直接反映社會動向的文體，在挖掘國民性方面可以與諸多社會現實相結合，加之激烈的社會斗爭和魯迅強烈的戰斗精神，使改造國民性思想多放在對歷史的回顧和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關注上，因此魯迅雜文中國民性思想的表達方式更具內涵、更加深刻。以《二心集》為例，挖掘魯迅雜文中國民性思想表達方式的獨特性。

首先，魯迅雜文從社會現象入手來揭露國民劣根性。魯迅小說通過塑造國民的典型代表來挖掘國民劣根性，不論是孔乙己、阿Q、祥林嫂，還是高老夫子、四銘等人，魯迅對他們的形象進行了全方位的塑造，通過他們與社會生活的接觸、他們自我的心理斗爭來暴露他們身上的國民劣根性。而雜文沒有小說中所虛構的典型代表，雜文文體的特殊性使其從社會上的真實人物和事件入手，諷刺社會現象，挖掘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國民性。如在《以腳報國》中以楊縵華用腳“征服”外國人的事件入手，諷刺社會上如楊縵華的一類人不正視國內的現實，粉飾太平，揭示中國人善于自欺欺人的劣根性。雜文作為能夠迅速反映社會事件的文體，能夠展現整個社會的風貌，因此在魯迅的雜文中多舉現實社會中的例子來挖掘國民性。例如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諷刺從古至今的流氓，其中就以上海的流氓為例，分析他們的做派：假如他們看到一男一女在走路，用中國的理論則說他們因有傷風化而犯法，假如他們看到一個人在路邊小便，用外國的理論則說他應該被抓到捕房去。在論證的過程中，魯迅深入現實，以現實為依托。

其次，魯迅通過查找國民精神衰弱的源頭來表達國民性思想。查找國民精神衰弱的源頭是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重要一環，在雜文中魯迅直接指明國民劣根性來源于舊文明。例如在《習慣與改革》中提到保守的國民的態度取決于中國的“老例”：“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后援”[21]。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中提及做古文的立意時沒有明確的傾向，如同一張白紙，聯想到做人，正與舊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關。魯迅也借用對歷史的清算來諷刺國民劣根性，例如在《宣傳與做戲》中直接說明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陋習，以此來諷刺善于做戲者：“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么？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22]。

最后，魯迅雜文中為改造國民性提出了解決方案。在創作前期，魯迅國民性思想的表達多集中在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上，但在雜文中針對國民性問題則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將改造國民性與中國未來的發展相結合，是對未來國民發展的關注。例如對于民眾的保守和精神僵化所導致的拒不改革，魯迅提出：“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23]，對于改變國民身上的“老例”，魯迅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在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時，魯迅提到：“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清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24]，在文化發展方向上指出挖掘病根的重要性，為文藝工作者提供了思路。

對于魯迅來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25]，在雜文中魯迅書寫諸多社會現實，以這些社會現象揭露中國人沉積多年的精神痼疾，同時以雜文的方式去批判和諷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國民劣根性，對改造國民性的意識更加強烈。魯迅在用雜文表達自己國民性思想的過程中，不忘對歷史的清算，并結合社會現實對國民發展前景展開探討，可以看到魯迅對中華傳統文明的關切和開拓新文明的熱情。不論是在挖掘國民性的決心上還是在國民性表達的內容上，魯迅的雜文都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這也使得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得以傳遞下去，對后世文學創作和社會文明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魯迅的雜文體現著其精神追求，這些精神追求為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帶來諸多啟發，其中改造國民性的精神追求使魯迅雜文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雜文中魯迅書寫出一個現實中國，中國國人的劣根被魯迅無情的挖掘出來，表達的是對中國國民深切的關愛，啟示中國社會改造國民性任重而道遠。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具有跨時代的力量，在當今社會，魯迅雜文中所挖掘出的國民精神痼疾仍然存在，需要以魯迅的精神為指引，不斷剖析與反思自我，不斷提高國民精神，促進國家與社會文明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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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魯迅全集.6》，魯迅著，第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