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梁莊》：一場鄉土身份召喚下的必然返歸

賀曉敏

摘要：在《中國在梁莊》中，隱含作者并不能被單純指認為一個無法融入鄉土且帶有明確改造目的的“外來者”。隱含作者努力以“內視角”切入鄉村所經歷的“現代性之殤”，在“啟蒙焦慮”中不斷進行自我審視，其返鄉沖動，來自與同樣遠離鄉土、經受身份焦慮的鄉村人的深刻共情。在回憶——重構鄉村共同體的過程中，隱含作者一方面在“回憶敘事”中保持對“外界勢力”的警惕，拒斥自我身份的外來者化；另一方面借由自身的“外部經驗”，參與到重建鄉村共同體的“夢想敘事”中，改造鄉土中留存的荒誕而壓抑的一面，幫助自我尋獲身份和心靈歸屬。

關鍵詞：《中國在梁莊》；隱含作者；外來者；返鄉者；身份歸屬

《中國在梁莊》作為非虛構文學的扛鼎之作，多被納入鄉土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研究，這些研究多通過專注于文本中“梁莊”這一鄉土場域來探析轉型時期中國廣大鄉村所經受的“現代性之殤”。而對于創作主體的研究，則受制于梁鴻本人非虛構創作中的“介入”及“在場”姿態，因而多從梁鴻的農裔知識分子的身份、成長經歷以及整個鄉土文學、農村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入手，來論證梁鴻之于梁莊的“外來者”①身份的必然，并將之視為隱含作者在文本中展現的身份焦慮和懷疑主義立場的根源。更有論者斷言：“作者與第一人稱之間的身份完全重合，消解了傳統小說敘述中的‘隱含作者’身份?！盵1]這樣的論斷雖然基于非虛構文本對可靠敘事的要求，卻容易陷入對隱含作者的誤讀和漏讀。例如，在《〈中國在梁莊〉：“外來者”視域下的鄉村想象》一文中，論者將作者克服先驗意識形態的努力視為一廂情愿，強硬地疊加作者“城市人”“知識分子”“啟蒙者”等異于梁莊本土的身份，認為梁鴻筆下的“梁莊”不過是經作者主體強勢預設并剪裁而成的“鄉村想象”[2]。這一論斷雖然揭示了隱含作者在文本中難以逃脫的身份困局，但忽視了其身份焦慮的另一層來源，即源自故土離散的精神痛感，以及重建自我身份歸屬的渴盼。因此，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從被較多論及的“外來者”身份入手，重新辨析隱含作者返歸“鄉土故園”的心靈演變過程，探究隱含作者“身份焦慮”的不同表征和深層來源。

一、拒絕被“外來者”化的返鄉者

梁鴻返鄉的根本動機來自其鄉土經驗、鄉土回憶所帶來的深刻共情，即隱含作者與遠離故土者共有的身份焦慮，以及因故鄉衰落而造成的精神痛感。隱含作者并不能被單純指認為一個無法融入鄉土且帶有明確改造目的的“外來者”，其不可磨滅的“鄉土身份”，即隱含作者帶有的鄉村共同體記憶和鄉土經驗，賦予了隱含作者重構鄉村共同體的動機以及重獲身份認同的渴盼。當研究視點由狹隘的“外來者”身份，擴展到鄉土文學脈絡中“懷鄉情調”這一視角，就會發現，這位返鄉者實際在努力以“內視角”②切入鄉村所經歷的“現代性之殤”，時刻保持著對“外界勢力”的警惕，同時拒斥自我身份的外來者化。

（一）隱含作者的歸鄉沖動：身份焦慮的同等投射

梁鴻本人曾被指認為一個進入鄉村的“外來者”。諸如她“離去—歸來—再離去”的返鄉路徑，以及隱含作者表現出對鄉土不自覺的疏離態度，都被歸納為梁鴻不能擺脫的“外來者”身份的例證。有論者說：“梁鴻的歸鄉沖動，更多源自對城市文明的厭棄，欲回應自己現代知識分子的強烈干預意識和民間情懷?！盵3]誠然，隱含作者所帶有的外來經驗，諸如其價值立場、認知方式等，都是“外來者”身份的表征。但被忽略的是，隱含作者并未以“進化論的時間指向”[4]來表現自我與鄉土的對立，亦沒有自詡為帶有優越現代經驗的啟蒙者或救贖者，也未曾如純粹的“外來者故事”③一般，表現“一種異質性的文明沖突”[5]。隱含作者的歸鄉沖動，是出于對“鄉村異質化”傾向的反對，對當代話語中鄉村處境產生的懷疑④，尤其是對具有共同鄉土經驗的農村人的共情。正因如此，隱含作者才將自己的身份焦慮，同等投射到在城與鄉之間漂泊輾轉的農村人身上。

當隱含作者真正進入梁莊，發現承載自身鄉土記憶的景象面目全非，自身的鄉土記憶失去了負載物：從原先的“收糧種地，安土重遷”，到后來的“改革開放，進城賺錢”，農村勞動力主動或被動地擠壓進城市，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疏遠，廣大農村人從“農民”變為“流民”。正如作者為哥哥毅志開辟的幾頁日記獨白，原汁原味地表達了一個離鄉打工者的感受：“在這個城市里，我簡直像一個螞蟻，沒有人關注，被隨意踐踏、蔑視。沒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沒有人知道你還有親人，還是一個有著愛情、思念，有著悲歡離合的人！……明明有親人，有朋友，有愛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卻感覺是千里之遙，不僅僅是距離的遙遠?！盵6]一個離鄉打工者在城市中經受著全景式監控下被規訓、被驅逐的生活，一種被冠以非法身份的“異己”的生活。隱含作者通過毅志的日記，切入一個鄉村文藝青年的內心，讓他傾吐身在城市中的疲憊與虛無，面對歲月流逝的傷懷、凄涼；使之重述自己旅途在外時顛沛流離的無根之感，乃至被他人蔑視、踐踏、毆打的屈辱經歷。在這里，毅志的身份意識，呼應隱含作者一直經受的身份焦慮。

因此，面對鄉村生態損毀的現狀，處在身份焦慮中的隱含作者便迅速進入對現代化進程的反思之中。當看到記憶中屋舍連綿、戶戶相通的鄉村，被橫亙在鄉村原野上的高速公路分割的景象時，作者慨嘆，這條不容涉足的高速公路“與村莊的人們沒有任何關系，反而強化了他們在這現代化社會中的‘他者’身份”[7]。這里的“強化”意味著鄉村本就是現代化社會中的他者，村莊始終被占用、利用、攫取，人們把鄉村視為現代化的改造對象，卻忽略了它被圍困、掏空和遺忘的本質。村莊被切割，人際關系受到阻隔，鄉民生命在愚昧和不守規矩中獲得“血的教訓”而被囿于規范之地……這些是隱含作者所挖掘的“現代性之殤”。隱含作者將回憶中自然健康的鄉村視作世外桃源，將當下的現實視作災難，因而作者眼中的故鄉斷裂為兩個不同的存在：一個是記憶中未經工業經濟沾染的、家族血緣式的、有著牢固鄰里關系的鄉村；另一個是現在被開發中的、在工業污染下瀕臨死亡的、空心化的、陌生的村莊。在隱含作者這里，前者的逐漸消亡意味著梁莊的兒女——無論是浸潤于城市文明的梁鴻們，還是輾轉于城鄉的候鳥式農民，抑或是在留守中長大的“新生代農民工”——陷入無可挽回的身份困局中。

（二）懷戀鄉村共同體，拒斥“外界勢力”

“‘共同體’是‘身份認同’的鳳凰涅槃，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瓦解之后人們才需要創造出一種身份認同，以此彰顯自己對共同體的深厚感情，或者共同體的特殊意義?！盵8]隱含作者對鄉村共同體的懷戀，一方面源自對外部力量撕裂鄉土的沉痛反思，另一方面源自隱含作者對記憶中鄉土所提供的身份認同的懷戀。隱含作者在重構鄉村共同體的過程中，將侵入性的開發者或現代文明視為鄉村“外界勢力”，對之持警惕乃至拒斥的態度。

還未進入梁莊這一實體場域時，隱含作者便已在理念層面上，通過記憶構建了理想的鄉土形象——維系童年、親情、生命源頭的鄉土“烏托邦”。在隱含作者看來，不同于城市中自然景色的稀缺，鄉村中未被損毀的大地、平原、河流、月色等壯麗的風景，“能給人帶來如此莊嚴的思考”[9]，它們是構成鄉村生命力的基礎。那么，只是因為一種“懷舊”和“鄉愁”的保守思維導致作者如此抗拒現代化的到來嗎？并不是。面臨故鄉被損毀的景象，隱含作者的精神痛感和生態關懷的本質來源，是其生命關懷意識，在文本中表現為對鄉村實體生命和精神生命瀕臨“死亡”的恐懼。面對空心化的鄉村，隱含作者以一種悲觀的論調斷言道：“就內部結構而言，村莊不再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經有過的話，已經到了老年，正在逐漸失去生命力與活力?！盵10]候鳥式生活的打工夫妻、留守在空洞房子里的老人孩子、被荒草廢墟統治著的房屋……家庭的離散、村落的破敗，都昭示著留存于隱含作者心中保存著傳統鄉土格局的鄉村共同體已然崩塌。

正因持有對記憶中的鄉村共同體的懷戀，面對梁莊的種種變化，隱含作者的眼睛總是流轉于那些“死亡”場景：傳統鄉土生存方式的消亡，以血緣宗族為核心的村落文化的凋零，工業經濟盲目推進下自然生態的逐步損毀……在隱含作者那里，現代化的行進不是進步的表征，而是象征著無可挽回的淪落。此種“問題意識”和“苦難焦慮癥”也是作者本人受到諸多批評的地方，批評者認為梁鴻把農村視為一個病灶場，用一種審視的問題之眼形塑了千瘡百孔的鄉村。誠然，隱含作者的“苦難焦慮癥”，一部分來源于其知識分子的強烈干預意識，但是必須訂正一點，隱含作者真正警惕和批判的對象，并非鄉村本體，并非那個呈現了諸多病與痛的鄉村“病灶場”，而是滋生種種病與痛的“外界勢力”。這層外界勢力不僅包含那些沒有把“鄉村的生態破壞、內在機體的被損傷”[11]納入考慮范圍的建設者、決策者和那些勢頭正猛的利益至上的開發者，也包括從城市歸來探索鄉村的作者自己。當一種近乎自殺式的發展方式在鄉村大行其道，而村民們對之默然時，一向強調要警惕知識分子啟蒙審視意圖的隱含作者，便轉而以一種充滿感傷和絕望的眼光來看待和總結這些變化?！爱斠砸环N‘內視角’進入鄉村，才會發現在當代改革過程中，對傳統文明與傳統生活的否定性思維被無限地擴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對鄉村的想象也大多與這一思維同質?！盵12]這樣一種對鄉村內在機理的關注，表現了隱含作者對自我“外來者”化的拒絕。倘若從這里回看隱含作者以鄉土記憶對抗現狀的努力，就可以發現，那并不是隱含作者因自我記憶遭到破壞而表露出的私人憤怒，它更多表達著對不負責任的外界勢力的批判，以及對民族共同體未來的擔憂。

二、陷入自我懷疑：過度的自我審視和“啟蒙焦慮”

對自我身份的過度關注，以及問題意識與非啟蒙立場相抵牾所造成的“啟蒙焦慮”，使得隱含作者頻繁陷入自我審視和自我懷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隱含作者與梁莊人的隔閡，也導致了隱含作者話語的感傷泛濫以及表達立場的曖昧不明。

由于對自我身份的過度關注，隱含作者急于通過審視自我來證明自己努力融入的狀態。與此同時，隱含作者也對同鄉人的否定性話語或神態過度敏感，“我也不知道該如何重新回到話題之中，幾乎處于失語狀態，對于她們，對于我本人來說，我已經是鄉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維和他們的思緒總是處于錯位之中?！盵13]有論者認為，隱含作者在強烈的使命沖動下，有意無意地將梁莊放置于被審視的位置上，從而造成與梁莊人的隔閡。但筆者認為，隱含作者對自我身份的過度關注、過度審視，才是造成彼此隔閡的更確切的原因。作者曾回憶兒時的一段經歷：“當我走進縣城，在縱橫交錯的馬路上尋找大姐單位時，我開始驚慌，害怕，我也不敢問路，那些悠閑的行人身上有一種陌生的東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盵14]隱含作者時刻關注到“階層與距離”帶給人的隔膜感。從由鄉進城的陌生與慌亂（童年時）到由城進鄉的忐忑與迷失（成年時），表現出隱含作者自我防衛、自我審視的一面。當隱含作者下意識喝止兒子去臟污的坑塘玩時，其第一反應是詰問自我何以“無法摒棄自己的優越感和城鄉生活的差異而帶來的某種嫌棄感” [15]。并且，隱含作者通過表現村民芝嬸臉上“明了的笑容”[16]，來凸顯自己心思被揭秘的窘迫。這種細微情緒的捕捉和內化反饋，正是隱含作者審視自我身份的表征。這也使得隱含作者頻繁詰問自我，時時陷入自我懷疑之中。

除了對自我身份的過度關注，隱含作者陷入自我懷疑的另一層緣由，就是其問題意識與非啟蒙立場相抵牾所造成的“啟蒙焦慮”。魯迅在《吶喊 ·自序》的“鐵屋子寓言”中奠定了“外來者故事”的基本結構原型，這一原型的敘事核心是“外來者”的啟蒙立場[17]。雖然《中國在梁莊》的敘事不乏對魯迅話語資源（如“救救孩子”“成年閏土”）的借用和重構，但隱含作者并未意圖延續這一結構原型的核心，而是明確提出，不愿“陷入魯迅的《故鄉》的啟蒙模式里面”[18]，不希望因為自己的身份立場與被敘述者之間產生隔閡。

但是，隱含作者“試圖準確把握他們的疼痛和黑暗的點位在哪里”[19]這一明確目的，卻不可避免地帶有介入、審視和改造的欲望。一方面，隱含作者懷疑自己的啟蒙資格。隱含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離開鄉村、生活穩定且相對優越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面對生活在種種苦痛中難以脫身的村里人時，其會羞恥于一種局外人似的評說姿態。另一方面，隱含作者試圖做一個能夠改變現狀的拯救者，讓自己經驗中的人文關懷、平等博愛等思想資源為村民所理解運用，卻發現自己的話語不被接納和理解。隱含作者試圖通過更多的自審、自我否定來換取平等的心靈溝通，但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化解心靈的隔閡，反倒使隱含作者的話語走向了曖昧不明、感傷泛濫的境地。

例如，當隱含作者目睹鄉村中的種種病痛，如教育問題、性壓抑問題、農村道德觀以及養老問題，試圖論證“這種生活狀態是不合理的”時，卻陷入“無物之陣”的困境，“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否應該還有別的路，歷史他老人家規定了他們的生存之路，他們以為這就是全部。他們忍受并努力從中尋找幸福的感覺”[20]。隱含作者剝奪了自己評說啟蒙的資格，通過一種低姿態的自剖和妥協，來應對自身返鄉知識分子話語資格所遭受的質疑和挑戰。又如，面對鄉村留守者的處境，隱含作者從一開始對“家庭割裂給孩子帶來的痛感”的反思，很快轉為自審和自責：“這種處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種極其自然、日常的狀態，何來悲劇之感？所謂的悲劇與痛苦只是我們這些‘參觀者’和‘訪問者’的感受?！盵21]

在文本中，盡管隱含作者在努力擺脫啟蒙者身份，努力克制自己“先驗的意識形態”，避免自己有居高臨下的敘述姿態，但此種強勢的主觀審慎卻加深了隱含作者的“啟蒙焦慮”，并且使得文本對某些復雜事件的評述“回避了深度思考，走向了淺顯的自我安慰”[22]。比如，在“救救孩子”這一章中，面對王家少年這樣一個有殘忍犯罪行徑的年輕生命，隱含作者表現出對生命的惋惜和憐憫，擔憂村民們信奉的原始正義——一種單純粗暴的善惡認知和價值判斷——會將個體心靈的創傷、鄉村文化的失效、家庭功能的喪失等問題遮蔽起來。但當其試圖探討“愛的缺失”這一重要且被鄉村視為“幼稚且站不住腳”[23]的問題時，面對同村人的義憤填膺，面對當下處于普遍性家庭離散狀態的農村處境，隱含作者在“實然與應然”的割裂中陷入對自我立場的懷疑?！拔以撘允裁礃拥那榫w去面對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憤怒？心痛？當面對這樣一個罪犯時，這些都是太過簡單的詞語?！盵24]由此可見，隱含作者并未如己所述真正做到全然以“內視角”切入鄉村，但其在“進入”過程中始終保持與自我的外來經驗對話，并在對話過程中超越了對記憶中鄉土“烏托邦”的追憶，進入主體重建的領域。

三、鄉土外部經驗參與身份歸屬的重建

隱含作者在鄉土之外積累的外部經驗，從未缺席過其尋求身份歸屬的過程。在感性回憶驅使下的“溢美”傾向退潮后，隱含作者呈現出現代理性經驗參與下“非烏托邦”敘事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經驗”支撐隱含作者的知識分子話語體系，在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搭載對話的橋梁；另一方面，“外部經驗”參與到隱含作者重建鄉村共同體的“夢想敘事”中，被借以改造鄉土中留存的“古老的”壓抑人性的舊思維，幫助隱含作者尋獲身份和心靈歸屬。

（一）外部經驗參與構建多層話語系統

文本主要構建了三層話語體系：知識分子話語體系、民間話語體系以及官方話語體系。隱含作者在鄉土之外的現代城市積累的外部經驗，支撐了其知識分子話語體系。不同于帶有強大破壞意味、為利益所驅動的“外界勢力”，“外部經驗”負載于隱含作者的思考認知中，具備治愈和更新鄉村生命機體的力量。其帶有的諸如法治、平等、人性關懷等話語資源，支撐隱含作者不自覺加強了對話語權力的把握。有批評者提出，隱含作者主體的過度張揚，“使得復調的曖昧性與多義性陷入單一觀念之中”[25]。的確，敘事主體的過度介入無疑是對梁莊主體言說的一種損害，但文本中不同話語系統的對話張力，以及話語背后隱含作者的言說動機，還有可細究的空間。

首先，隱含作者的知識分子話語，在縣志、官員采訪（官方話語）與村民訪談（民間話語）之間搭載了對話橋梁，或者說，面臨著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的雙重夾擊。隱含作者一方面不能無視權力所有者宏觀規劃下的諸多考慮，另一方面無法代替經受著一切的村民進行“更好的選擇”，因而持懷疑主義的隱含作者放棄了基于自我經驗的確定性表達，讓步給更具權威性和現實效力的官方話語。

在《學者與作家“非虛構”寫作的“異質同構”——從梁鴻、孫惠芬的兩部新作的歷史敘事說起》一文中，論者認為諸如《穰縣縣志》、政府工作報告、口述訪談資料的加入，使得文本的歷史維度得以確立，但是隱含作者的敘述中明顯可見巨大的政治權力話語對文學話語的擠壓，論者批評此為隱含作者陷入“俯就現實與權力規訓下的價值迷失”[26]。雖然這個論斷非常準確地指出了隱含作者在評述鄉村的過程中立場曖昧、自我懷疑的一面，但隱含作者對官方政治話語的借用和默認，恐怕不能歸咎于對權力規訓的俯就，而是隱含作者在見證現實鄉村分崩離析的圖景之后，轉而尋求能夠抵抗盲目推進的經濟浪潮的力量即政治權力來參與鄉村共同體的“重建”，以抵抗“現代性之殤”。

縣志作為史料，站在大局視角表現農村“光明”的發展前景，村民口述實錄站在個體視角傳達農村在發展過程中被遮蔽的真實隱痛，在二者之間，隱含作者顯然偏向后者。在文本中，隱含作者對待如父親這樣的“反抗者”“刺頭”“批斗對象”，持贊頌和敬佩的態度；對于梁清道這樣的鄉村政治家，隱含作者發掘了他身上如趙樹理筆下“李有才”那樣的幽默和斗爭精神。對于鄉村權力結構中村民、村干部、政府之間遠未達成的平等關系，隱含作者也作了深入分析；面對在鄉村權力結構欺壓下精神失常的農村青年清立，隱含作者批判了非理性的鄉村權力體系對生命意志的摧殘。因此，在“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體系之間，隱含作者的價值立場清晰地偏向后者。

其次，在“民間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體系之間，的確顯現出明顯的分歧和沖突。當隱含作者提到那個“身體萎縮、神情漠然”的光武叔家的兒子，便決斷地認為這是“典型的農民形象”，這種對“典型”的先驗認定，說明隱含作者并未如己所愿穿越魯迅的思想幽光，沒有脫離一種文學性的隱喻。隱含作者在面對共同談論梁莊命運的家人們時，一面先驗地認定：“對于他們來講，日常生活只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柴米油鹽，吃喝玩樂，好像沒什么大的追求?！蓖瑫r又以一種努力融入的態度來對自己先驗的觀念進行糾偏：“但一旦出現某種契機，他們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夠理解其中的意義，并試圖進入這一境界之中?！盵27]知識分子話語中的兩種意識，隱藏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對話和補充中：一方面是外部經驗占主導的先驗觀念，即本質主義上對農村及農村人的先驗認知；另一方面，則是隱含作者以鄉村立場進行認知糾偏的自審意識。

（二）外部經驗參與鄉村共同體的重建

“如果重溫的回憶在于對往昔世界的復現，而夢想的敘事則是對理想世界的想象和重構?！盵28]隱含作者在鄉土之外積累的外部經驗，參與到了對鄉村共同體重構的“夢想敘事”中。在此，隱含作者為梁莊設立了兩個對照，一個是顯性的，留存于作者溫暖回憶中，充溢著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的鄉村；另一個則是潛在對照，即貫穿于隱含作者的思維始終，已然實現現代化的世界。如果說前者幫助隱含作者留存記憶中的鄉土本色，使之抵達心靈故園；那么后者則幫助作者改造鄉土中留存的“古老的”壓抑人性的舊思維，使隱含作者的“外部經驗”得以被鄉村更好地接納。

文本中呈現的“梁莊”，是一個未完成現代化、正在遭受現代化侵蝕而失去本來面目的鄉土場域，同時，它又被隱含作者賦予蛻變的期待，這使“梁莊”成為一個被多重話語分割、具備多重對照的場域。一方面，隱含作者以梁莊的線性發展為軸，縱向對比梁莊內外的變化，稱梁莊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他者”——“村莊的潰散使鄉村人成為沒有故鄉的人，沒有根，沒有回憶，沒有精神的指引和歸宿地”[29]。對于隱含作者來說，重建鄉村共同體的努力符合其找尋身份認同、恢復心靈家園的愿望，隱含作者對于鄉村“差序格局”下的“親密社會”的眷戀態度亦解釋了這一點。但是，另一方面，隱含作者又多次強調“古老的鄉村故事”這樣神秘而含有批判意味的抽象能指，在懷戀傳統鄉村格局中的團結、穩固、積極一面的同時，也發現了鄉村內部“古老的”壓抑人的生命與心靈的陰暗一面。通過對這一面的剖析，隱含作者的外部經驗得以參與到鄉村共同體的構建中。

比如，隱含作者通過梁莊一位留守婦女春梅的命運軌跡，窺見了鄉村文化中的壓抑性對人的戕害，“中國的鄉村文化仍然是一種務實文化，踏實地生活，這是第一要義。個人精神需求、夫妻情愛往往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嘲笑、戲謔、回避是通常的相處方式，很少從容、正面、嚴肅地去敘說或交流?！盵30]面對自我隔絕于村落之外、被村里人視為“異類”“道德污點”的昆生，隱含作者評價道：“在我們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錢，除非你在文化系統之內找到價值的對應，才被賦予尊重和肯定?！盵31]隱含作者期待的是生命的自由舒展。如同梁莊婦女巧玉生命樣態的轉變，從一個沉默溫柔的女性到勇敢地逃離家暴，獲得新的感情、新的陪伴。一個苦難的鄉村生命由枯萎走向新生，這才是作者情感凝聚之處?？傊?，一種生命的舒展、自由、幸福，無比吸引作者去贊美和推崇?！肮爬系泥l村故事仍在延續，即使現代之風已經吹了幾十年，仍沒有改變鄉村內部的生存結構?！盵32]盡管隱含作者痛惜鄉村所經受的“現代性之殤”，但其并沒有走向保守的復古主義，對帶有新生力量的“現代之風”依舊認同且推崇。這些經過隱含作者“內視角”過濾下的“外部經驗”，參與到了重建鄉村共同體的“夢想敘事”中。

總之，通過《中國在梁莊》，我們得以窺見一位痛惜故土所經受的“現代性之殤”而陷入身份焦慮的返鄉者的精神世界，以及隱含作者以“內視角”進入鄉村，試圖重建鄉村共同體的期盼。不能否認，隱含作者在過于充沛且敏感的主體意識影響下，陷入感傷泛濫、自我懷疑的精神困境中，沒能平衡好自身的情感沖動與理智評介。但是，此種略顯傷感的情感狀態以及問題意識，并不能被簡單地認為是隱含作者“外來者”身份使然。隱含作者不能被單純指認為一個無法融入鄉土、帶有明確改造目的的“外來者”，而更多是一個在不斷自我審視的過程中努力尋獲身份歸屬、身份認同的返鄉者。在回憶——重構鄉村共同體的過程中，隱含作者一方面在“回憶敘事”中保持對“外界勢力”的警惕，拒斥自我身份的外來者化；另一方面借由自身的“外部經驗”，參與到重建鄉村共同體的“夢想敘事”中，改造鄉土中留存的荒誕而壓抑的一面，幫助自我尋獲身份和心靈的歸屬。而對于《中國在梁莊》這樣一部非虛構鄉土文學的先鋒之作，只有重返文本，重返當下的寫作者——隱含作者在返鄉過程中復雜的心靈演變過程，才能認識到返鄉書寫中農裔知識分子創作觀念轉變的根由，才不會武斷地將隱含作者的“返鄉”沖動歸根于所謂的現代文明的產物，而是意識到這是一場鄉土身份召喚下的必然返歸。這場返歸絕不是“離去—歸來—再離去”那樣沉痛而不忍回首的臨別一瞥，而是永遠回響著鄉土記憶的心靈召喚。

注釋：

①景興燕在《〈中國在梁莊〉：“外來者”視域下的鄉村想象》中引用了代璐對于“外來者”身份的定義，即“帶有啟蒙目的、作為他者進入鄉村，最終離去”這樣一種文學人物類型。

②此處的“內視角”不同于敘事學中“敘述者以人物的眼光觀察世界、透視生活”這一敘事視角，而是梁鴻在文本中提及的“不以外在的、先驗的想象進入鄉村，而是從鄉村內部發掘其殤痛和生命力”。

③王寧在《另類現代性：時間、空間與性別的深度關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外來者故事”模式》中清楚地歸納了“外來者故事”中的外來者與“還鄉敘事”之間的不同，準確地指出后者抵達的鄉土，即“故鄉”，帶有獨特的個人回憶和鄉土經驗，本文將基于這一闡釋，來與其他“外來者”理論進行對話。

④梁鴻在《梁莊的疼痛》中寫道：“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面？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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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