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稅率下調與勞動收入份額的研究

朱晴

勞動收入份額（Labor Income Share）又稱勞動報酬份額、勞動報酬比例，是指在收入分配過程中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所得到的收入比例，能夠體現出國民收入中勞動者所獲得的收入具體情況。勞動收入也稱為勞動報酬，是勞動者通過其勞動行為所獲得的收入。一般來說，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貨幣工資、社會保險以及實物報償。我國國民工資總額和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能夠體現出勞動收入份額的具體情況（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李稻葵、劉霖林和王紅領，2009；呂冰洋和郭慶旺，2012）。

一、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趨勢

國外學者較早開始關注勞動收入份額問題，20世紀西方的生產要素分配理論認為，在國民收入中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所占比重較為穩定（Kaldor，1961），這便是著名的卡爾多事實之一。后來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驗證。因此，直到20世紀末，卡爾多事實都被認為是正確的。然而，之后學者研究發現，卡爾多事實描述的似乎并不準確，要素收入份額并不像之前那樣穩定不變。Harrisson（2002）在研究之后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Glyn（2006）對法國、西班牙等OECD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進行了研究和觀察，1980年至2005年的整體情況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Karabarbounis等（2014）的研究指出，20世紀80年代之后，大多數國家各行業的勞動收入占比明顯降低。這是由于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時代的進步，誘使企業從勞動力轉移到資本。Van Treeck等（2020）運用國民核算數據并查閱社會核算矩陣測度了90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到2011年的勞動收入占比情況，得出結論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下降情況較為明顯，從約2/3下降到約1/2。Akaev等（2021）基于對因素增強的CES函數參數的評估，預測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將使得G7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由此可見，世界各國勞動收入份額都已呈現并有可能持續下降的趨勢。

對于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體同樣呈現出下降趨勢，但是在近幾年有上升的趨勢。李稻葵、劉霖林和王紅領（2009）等學者對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結合理論對勞動收入份額U形變化規律進行了說明。呂光明（2011）經測算指出，我國勞動份額由1999年的66.97%持續下降至2007年的60.56%。劉亞琳（2018）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開始上升，中間雖然有波動，但到2014年仍然恢復到0.51左右，也就是說，以金融危機為轉折點，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呈現U形趨勢。

二、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

（一）宏觀層面

國外學者大多從宏觀經濟層面研究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Jayadev（2007）的研究表明資本賬戶開放可能通過增加資本相對于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來降低勞動力在企業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從而在宏觀經濟層面上降低勞動力在國家產出中所占的份額。Hogrefe等（2013）運用動態異質性面板模型發現資本產出率、全要素生產率和貿易開放是OECD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一直下降的重要驅動因素。Petra（2017）通過對13個國家從1986年到2007年的時間序列橫斷面數據的分析，指出非金融企業增加股息和利息支付與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下降之間確實存在關系。AlvarezCuadrado（2018）通過建立模型分析，表明跨部門技術變化的資本偏向程度的差異與資本與勞動替代可能性的差異是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關鍵決定因素，并且對制造業的影響更明顯。Ergul等（2020）使用包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方程的DSGE模型，發現生產過程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都在下降的重要原因。還有學者從一些社會問題入手分析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Schmidt等（2013）研究指出，人口結構的變化可以通過改變國內資本密集度、通過引起偏向因素的技術變革或在小型開放經濟框架內通過在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制造差距來影響勞動收入占比。Seguino（2019）使用1991—2015年期間的一組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認為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重要原因，大量婦女從事低質量的工作，限制了相對于勞動力供應的高質量工作的擴張，降低了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對整體勞動者產生了負面影響，削弱了勞動力的議價能力。

我國學者也從宏觀經濟層面出發探討了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原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收入份額會產生重要影響，李稻葵、劉霖林和王紅領（2009）等研究之后發現，經濟發展狀況能夠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具體情況。經濟的快速發展能夠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改變，隨之勞動力也會發生變化。在此期間，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出U形的變化趨勢。

（二）微觀層面

賈珅等（2016）的研究表明，企業風險與勞動收入份額呈正相關；施新政等（2019）結合股權分置改革的具體情況對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給勞動收入份額帶來的影響作用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和分析，發現配置效率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對非國有企業影響不顯著；羅明津等（2021）的研究表明，企業金融化雖然可以使勞動收入份額上升，但這種提升作用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會對勞動生產率產生持續損害。

三、稅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一）整體稅收政策與結構的影響

白重恩和錢震杰（2010）結合省一級的面板數據對我國稅負水平的變化給勞動收入分配份額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稅負水平上升能夠降低勞動收入份額。郭慶旺和呂冰洋（2011）認為替代效應能夠影響生產中要素相對投入比例，從而對稅前要素收益率產生影響；而收入效應則能夠影響直接稅的變化情況。伍山林（2011）對中國的制度環境進行觀察分析，認為稅負和勞動收入份額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并且勞動力的類型和企業不同的利潤能夠對此產生影響。

（二）具體稅種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就所得稅而言，郭慶旺和呂冰洋（2011）研究之后發現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分配份額之間有直接的關系，并且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政府可以對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從而解決要素分配出現的問題。在李文溥等（2012）認為，企業所得稅兩稅合并能夠改變勞動要素的地位。常曉素（2017）對2000年至2015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觀察分析發現，資本稅和勞動收入份額之間也存在緊密的聯系，能夠利用勞動和資本互相替代的效應改變勞動收入份額。黃怡敏（2020）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對2008年企業所得稅的改革情況進行了研究分析，同時參考2003年至2011年的相關數據對企業所得稅稅率和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了分析，認為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提高對勞動收入份額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但是稅率的下降卻能夠使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出顯著降低的狀況。

就增值稅而言，郭慶旺和呂冰洋（2011）結合理論和實證發現，增值稅和資本分配份額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卻和勞動收入分配比例之間的影響關系較為明顯。伍山林（2011）結合微觀機制模型發現利潤偏向型企業和稅收偏向型企業的增值稅稅負給勞動收入份額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前者和勞動收入份額之間存在反向關系，而后者則能夠起到正向的影響。申廣軍、王榮和張延（2018）也對此案例進行了研究和分析，結合工具變量認為稅率的降低能夠使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有所提高，并且不同類型性質的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情況也有所不同。

四、增值稅稅率下調對企業的影響

2017年，我國對農產品等產品增值稅稅率進行下調，由13%變為11%。除此之外，2018年和2019年我國先后實施了增值稅稅率下調的措施。2018年的稅率下調政策對原來的17%和11%檔稅率分別下調1個百分點。2019年對原來的16%和10%檔稅率下調為13%和9%。在此之后，我國增值稅稅率共有三檔，分別是 13%、9%和 6%。對于此次增值稅稅率下調在微觀企業層面造成的影響，學者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豐富的研究。

首先，從對企業整體稅負的影響來看，方紅生等（2022）的研究表明增值稅稅率簡并能夠達到減稅的效果和目的，同時也能夠減輕大部分行業和企業的稅負壓力，但是對于服務業等行業來說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其次，從對企業具體行為與各項發展指標的影響來看，何振（2019）結合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縣級層面的經濟數據對增值稅減稅給企業帶來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最終發現增值稅稅率降低和擴大增值稅進項抵扣范圍都能夠使企業進入效果更突出。湯澤濤等（2020）利用雙重差分實驗對港股上市企業進行研究分析，發現增值稅減稅會增加企業的價值。谷成等（2021）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了2018年增值稅稅率下調給企業研發投入帶來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增值稅稅率下調顯著促進了企業的研發投入。肖春明（2021）認為，增值稅稅率下調對企業投資規模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文博小知識

鎏 金

一種金屬加工工藝，春秋戰國時已經出現，是把金和水銀合成的金汞劑，涂在銀、銅器表層，加熱使水銀蒸發，使金牢固地附在銀、銅器表面不脫落的技術。其工藝程序有：煞金、抹金、開金、壓光。

（來源：中華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