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范思祎　王建民

摘要：以我國30個省份2010～2019年的數據為樣本，通過系統GMM模型研究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并利用面板門檻模型進一步分析了環境規制在其中的門檻效應。研究表明：（1）滯后一期的低碳經濟和綠色金融均能顯著促進當期低碳經濟的增長，而當期的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正向影響并不顯著；（2）環境規制的水平越低，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則越小。因此，可通過完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以及提高政府及居民的綠色意識，強化企業責任感，以此實現“雙碳”目標。

關鍵詞：綠色金融；低碳經濟；“雙碳”目標；系統GMM

中圖分類號：F832.5?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008-4657（2023）02-0046-10

0? ? ? ? 引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面臨的環境約束收緊，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亟待改變，以節能減排為導向、“三低三高”（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應運而生［ 1 ］。低碳經濟指的是以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實現經濟增長的一種發展模式，其實質是利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避免氣候進一步惡化，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的支持必不可少。2016年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中，首次明確定義了綠色金融，指出綠色金融旨在為綠色產業發展提供支持、對非環保行業加以約束以此改善環境、防范氣候變化風險，并提出建立健全綠色金融發展體系，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到金融系統運行過程中，實現經濟綠色化轉型。2020年9月習總書記提出“30·60”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戰略目標，以此應對日趨緊迫的氣候變化，力求后疫情時代經濟的“綠色復蘇”。

然而，在實踐中，我國尚未形成市場主導的綠色金融體系［ 2 ］，金融機構未將環境納入到決策框架中［ 3 ］，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導致經濟的增長需要依靠碳排放［ 4 ］。而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各國封鎖政策導致經濟的停擺，在后疫情時代，提振經濟的經濟刺激政策也可能會驅動碳排放的增加，給“雙碳”目標的實現帶來壓力?；诖吮尘?，在經濟刺激計劃下如何實現節能減排，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加大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實現“雙碳目標”，同時兼顧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1? ? ? ? 文獻綜述

綠色金融最初被叫作環境金融，旨在解決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所以很多學者從環境保護角度定義綠色金融。安偉認為綠色金融是為了使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 5 ］，LABATT則把綠色金融看作改善環境的金融工具［ 6 ］。其他學者則從不同角度定義綠色金融［ 7-9 ］。隨著綠色金融的發展，其內涵不斷被拓展，品種逐漸豐富，出現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綠色投資、碳金融等綠色金融產品，金融工具的發展能夠刺激經濟的增長，學者們開始關注綠色金融對經濟的影響。Francisco? C［ 10 ］等發現創新綠色金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經濟的增長。柴晶霞［ 11 ］通過探究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在消費和投資對宏觀經濟增長影響的作用，分析了綠色金融對宏觀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劉霞等［ 12 ］則縮小了范圍，以中部地區為樣本，實證檢驗了綠色金融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傅亞平等［ 13 ］分區域研究了綠色金融、研發支出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一步探究了環境污染的門檻效應。2017年首次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后，有大量學者研究綠色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14-17 ］。

然而現有關于金融發展與低碳經濟關系的研究還不多，Wara? M［ 18 ］認為綠色金融有助于刺激低碳經濟發展。倪超軍等［ 19 ］與馬大來等［ 20 ］都通過面板模型檢驗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低碳經濟發展的關系，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運用PVAR實證得出金融發展短期會促進經濟低碳轉型，長期技術進步的影響更大，后者通過SBM模型研究中國不同地區低碳經濟增長效率并將金融發展指標進行分解，分析金融發展不同發展水平指標對低碳經濟的影響。綠色金融作為金融發展的產物，必然具有金融發展的特性，然而遺憾的是目前以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為主題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理論層面。李金棟［ 21 ］定性分析了在低碳經濟的背景下，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陸岷峰［ 22 ］基于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的視角，對新階段商業銀行的發展模式進行了分析。汪洪波［ 23 ］通過對我國綠色債券市場的分析，指出綠色債券要助力低碳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目前關于綠色金融、低碳經濟的研究較為豐富，但現有文獻多數還停留于單一視角，少有學者研究環境規制下綠色金融與低碳經濟的關系，對于綠色金融驅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相對匱乏。為了更精確地刻畫我國綠色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動態演進特征，本研究從后疫情時代經濟刺激政策影響碳排放的視角出發，將滯后期的低碳經濟和綠色金融納入研究框架，突破了現有相關研究的界限；為了更加清晰地考察綠色金融影響低碳經濟的作用機制，本研究首次將環境規制這一要素納入研究框架中。

2? ? ? ? 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及理論假設

白欽先等［ 24 ］將金融功能劃分為基礎、核心、擴展和衍生四個層次，彭珊［ 25 ］據此將綠色金融功能分類為資金融通、資源配置、投資儲蓄轉化和風險管理四個方面，本文在此基礎上，從綠色金融的功能出發，分析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綠色金融的核心功能。一方面，綠色金融通過發揮資源配置功能，引導資金流向環境友好型企業，為其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擴大生產規模提供資金支持，吸引生產要素向環保行業聚集；另一方面，綠色信貸提高污染型企業的貸款門檻，減少污染行業資金的流入，使其外部成本內部化，限制其生產規模的擴大，倒逼“兩高一?！碑a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的轉型能夠刺激經濟的增長［ 26-27 ］。此外，綠色金融還可以通過資金融通功能推進產業集聚，經濟低碳化轉型。綠色金融系統可以為環保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為綠色產業發展提供動力，有助于環保企業擴大經營，提升經營收益，進而產生規模效應，形成產業集聚，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環保行業，不僅能夠促進自身的經濟轉型，還可以帶動鄰近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產生空間溢出效應［ 16，18 ］?；诖?，故可提出假設1：綠色金融政策對低碳經濟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我國目前綠色金融市場發展不成熟，體系不健全，基礎薄弱，以政府的干預和引導為主。綠色項目一般具有風險高、回報周期長等特點，在不發達的綠色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可能會由于這些原因，不愿為綠色項目提供融資，而環境規制政策的出臺促使綠色金融發揮信號傳導功能。金融機構在政策的要求下，為了獲得綠色聲譽和社會效益，會積極開展綠色金融相關業務，支持對環境更友好行業的發展，有效緩解綠色金融市場失靈［ 11，29 ］。

但是，目前我國經濟還沒有根本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弊端，仍需依賴工業企業助其增長。環境規制政策會加緊對工業企業的約束，融資懲罰效應不利于工業企業的發展。同時我國地方官員的任期大多較短，綠色意識淡薄，故更傾向于鼓勵傳統行業的發展，吸引高污染行業的入駐，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綠色發展動力不足［ 30 ］?；诖?，故可提出假設2：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門檻效應。

3? ? 研究設計

3.1? ? 模型設定

3.2.2? ? 核心解釋變量

綠色金融為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在我國屬于新生事物，融資結構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即綠色信貸。據2021年7月銀保監會的報道，我國綠色信貸規模居世界第一，央行發布的《2021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中指出，我國2021年綠色信貸同比增長33%，高于其他各項貸款增速。以綠色債券為代表的直接融資還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相比于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等數據的匱乏，綠色信貸信息披露更充分，數據更易獲取，故本文借鑒趙軍等［ 33 ］的做法，采用綠色信貸數據代表綠色金融。

3.2.3? ? 控制變量

根據前人的研究，產業結構、城鎮化率、財政支出以及地區開放程度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34-37 ］，故本文使用產業結構、城鎮化率、財政支出以及地區開放程度作為控制變量。

3.2.4? ? 門限變量

環境規制強度（REG）的度量的方法有很多，目前有學者通過污染治理投資成本占比衡量［ 38 ］，利用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的排放量以及產業結構構建環境規制綜合指標［ 39 ］，將排污費征收額作為代理變量［ 16 ］等方法確定環境規制強度。借鑒以往文獻，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反向衡量，二氧化硫作為工業排放的典型污染物，是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具體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門限變量的指標說明如表1所示。

3.3? ?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綠色信貸數據來自《中國工業統計經濟年鑒》，低碳經濟中的碳排放、產業結構、城鎮化率、地區開放程度以及環境規制的有關數據來自EPS數據庫，財政支出有關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低碳經濟中的GDP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其中，碳排放量測度方法借鑒朱婧等［ 40 ］的做法，通過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消耗量以及各自的碳折算系數和碳排放系數測量，具體公式為：

C = α1 β1 E1 + α2 β2 E2 + α3 β3 E3

碳折算系數α1、α2、α3為0.7143、1.4286、12.1430，碳排放系數β1 、β2 、β3分別是0.7520、0.5845、0.4465，數據來源于IPCC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對于缺失值和異常值通過SPSS軟件采用回歸法和EM法處理。所有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4? ?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 基準回歸結果

為了探究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通過系統GMM方程估計動態面板數據，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AR（1）的值小于0.1，AR（2）的值大于0.1，表明隨機擾動項存在一階差分，但不存在二階差分；而Hansen的檢驗結果顯示，其值處于0.25左右，說明不拒絕原假設，工具變量有效。綜上，可以采用系統GMM模型估計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根據表3的結果，在模型（1）中，滯后一期的低碳經濟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即滯后一期的低碳經濟能夠顯著促進當期低碳經濟的增長，反映出當期的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慣性，其發展程度與前期的低碳經濟密切相關。

對于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綠色金融系數顯著為負，當期的綠色金融系數為負，但不顯著，故綠色金融能夠促進低碳經濟的增長，假設1成立。同時也反映出當期的綠色金融雖然能促進當期低碳經濟的增長，但其系數僅為 - 0.0163，作用效果并不明顯，反而上期的綠色金融能夠有效提高低碳經濟的發展水平，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低碳經濟產生正向影響，說明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也具有滯后性。其原因可能是，首先，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尚不成熟，流向環境友好型企業的金融資源還不多，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有限。其次，綠色項目的長周期性以及收益的隱形化使得綠色金融短期效果不顯著，而從中長期來看，金融機構投資綠色項目的收益逐漸顯現，良好口碑的樹立能夠吸引一大批客戶，同時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金融機構會加大對綠色業務的投資力度，持續為環保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助力低碳經濟的增長。

對于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帶動低碳經濟的發展。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生產要素的集聚，提高企業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居民消費的增長，綠色消費意識的提高也會帶來低碳經濟正效益。產業結構的升級能給低碳經濟的增長帶來正向影響。產業結構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有利于能源結構的調整升級，減少污染的排放，促進節能減排類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經濟的低碳發展。

從表3中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低碳經濟產生正向影響，財政支出的增加，對綠色公共物品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拉動社會總需求的擴大，產生低碳經濟正效益。地區開放程度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是因為進出口產品不具有“低碳”特征，相對于國外來說，我國低碳意識尚未普及，對國外低碳產品消化不足，所以對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用不大。

4.2? ? 穩健性檢驗

為了提高實證結果的可靠性，通過替換核心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目前已有文獻采用綠色投資指標衡量綠色金融發展程度［ 41 ］，所以本文將綠色金融的測度指標替換為綠色投資，即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與GDP比值衡量。重新進行系統GMM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滯后一期的低碳經濟系數變化不大，且顯著性水平不變，核心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項以及當期對低碳經濟的影響程度變化不大、方向相同，其他控制變量系數符號也未發生改變，顯著性水平變化不大。這表明本文構建的系統GMM模型穩健性良好，可靠程度高。

4.3? ? 進一步回歸

4.3.1? ?面板門檻模型的設定

龔斯聞等［ 9 ］通過實證檢驗出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對環保企業投資支持作用的門檻效應，那么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中是否也存在門檻效應？本文基于Lanoie P等［ 38 ］的面板門檻模型，以環境規制為門檻變量，構建如下模型：

LCE = α + β1GFit I（REG ≤ γ） + β2GFit I（REG ≥ γ） + β3Conit + μit + εit（4）

其中，γ是待估門限值，I（·）表示示性函數，當括號內的值滿足條件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4.3.2? ?門檻回歸結果

以環境規制為門限變量進行門檻效應顯著性檢驗，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復1000次得到結果。結果顯示，雙重門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單一門檻在5%的水平下顯著，故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助推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僅發揮單一門檻效應，門檻值為14.1513，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根據檢驗結果，可以得出95%的置信水平下門檻估計值的似然比函數圖，如圖2所示。

當似然比統計量LR趨近于0時，此時的值就是門檻估計值，即在似然比函數圖中LR的最低點為門檻值。由圖2可知，LR統計量最低點約為14.15，虛線表示的臨界值在門檻值之上，因此回歸得出的門檻值是真實可靠的。

表6為門檻回歸估計結果。

由表6可知，當REG ≤ 14.1513，即環境規制水平高于門檻值時，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當REG ＞ 14.1513，即環境規制水平低于門檻值時，綠色金融能夠顯著促進低碳經濟的增長。這反映出當環境規制水平較高時，綠色金融不利于低碳經濟的增長，環境規制水平較弱時，綠色金融反而有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門檻效應，假設2得證。對于這一現象其可能的解釋是，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以粗放方式為主，當環境規制程度弱時，工業企業受到的約束相對較少，對經濟的推動較大，而且當污染排放加劇時，政府為了治理環境問題，會加大環保行業的投資，宣揚綠色、低碳的理念，反過來又驅動低碳發展。

5? ? 結論及政策建議

生態文明建設時期，在“雙碳”目標的指引下綠色金融如何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亟待研究。本文以2010～2019年30個省份為例，通過系統GMM模型和門檻模型探究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得到如下結論：第一，低碳經濟的增長是一個動態過程，具有慣性，滯后一期的低碳經濟能夠有效促進當期低碳經濟的增長；第二，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也具有滯后性，當期的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有正向影響，但作用不顯著，而滯后一期的綠色金融可以有效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第三，環境規制在綠色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門檻效應。環境規制力度越大，綠色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越弱。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可以提出如下針對性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進一步擴張綠色金融規模。綠色金融能夠促進低碳經濟的增長，故應該加快綠色金融的發展，完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使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和資金融通功能，引導資源流向環保行業，改善產業結構。金融機構也應創新綠色金融工具，使環保企業能夠從多渠道獲得金融支持，提升居民綠色消費意識，從而實現經濟的低碳發展，實現后疫情時代的“綠色復蘇”。

第二，鼓勵更多金融機構投資環保產業，吸引長期民間資本參與到綠色金融市場中。由于綠色項目的長周期性使得綠色金融短期內難以發揮效用，需要加大對環保行業的投資力度，加快污染治理、綠色低碳等設備的研發，縮短綠色項目的收益周期。同時，引導社會閑散的長期資金注入綠色項目，緩解綠色項目的資金壓力，解決環保企業“短融長投”問題。還可利用發揮投資者的監督功能，降低重污染企業的綠色代理成本，驅使“兩高一?！毙袠I也需要積極響應“碳達峰 碳中和”目標的號召，向綠色制造、高端發展的方向轉型，以此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低碳發展。

第三，提高政府官員及居民的綠色意識和企業責任感，完善配套低碳經濟綠色金融法律法規。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以及經濟復蘇的要求下地方政府官員可能更少運用環境規制政策手段，因此，應該將官員政績與當地環境狀況相掛鉤，減少地方政府在環境規制方面不作為情況的發生，鼓勵地方政府出臺相應的獎懲政策，加強企業的環境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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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許立群］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Green Finance on the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Study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N Siyi， WANG Jian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as s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green finance on the low-carbon econom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GMM model，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y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both low-carbon economy and green finance lagging one period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current low-carbon economy， whil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urrent green finance on low-carbon economy is not significant; （2） the lower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greater the support of green finance on low-carbon economy， and vice versa. Therefore， the "double carbon" goal can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the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ing the green awaren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green finance；low-carbon economy；“double carbon” goal；systematic GMM

收稿日期：2022-12-0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BJY116）

作者簡介：范思祎（1999-），女，安徽安慶人，安徽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綠色金融；

王建民（1978-），男，河南泌陽人，安徽理工大學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綠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