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個不遠萬里而來的外國人

榮智慧

1917年，流亡的列寧從瑞典進入芬蘭，坐在破爛的三等車廂里，月臺上到處是士兵。一位同志把頭伸出車窗，大喊：“世界革命萬歲！”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判斷，“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么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沒有希望的”。1919年，他聯合歐洲各國革命黨人，成立“共產國際”，全力推動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同一年，朝鮮“三一運動”和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列寧將目光投向東方。

維經斯基、馬林和鮑羅廷，帶著共產國際的熱望和蘇俄的遠東戰略，先后來到中國。

“信使”維經斯基

1920年4月，春雨霏霏的上海。蘇聯《生活報》記者吳廷康走進了上海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里既是陳獨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編輯部。

27歲的吳廷康，本名格里戈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俄裔猶太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俄共（布）中央遠東局任職。來北京拜訪李大釗、到上海見陳獨秀，是他遠東之行的一站。

陳獨秀向他透露：“我同李大釗相約在南北方聯手共建中國共產黨，您的來訪正是求之不得?！?/p>

邀請了陳望道、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沈雁冰、陳公培、俞秀松、施存統、劉太白、沈仲九、丁寶林等滬上名流，陳獨秀請維經斯基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情況，令社會主義、階級戰爭等概念深入中國知識界。

不光理念宣講，維經斯基在組織上也立刻打開局面。

在上海，維經斯基組建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下設中國部、日本部和朝鮮部，并開始籌備中國社會主義者會議。這一年夏天，中國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陸續聯合。

維經斯基提供了主要的經費，資助包括11月出版《中國共產黨宣言》，發行《共產黨》月刊。當然，經費的資助，遠不止這些。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教授、編輯和小學教師，前者沒有經濟來源，后者收入有限。按照列寧的理論，共產黨員應該是職業革命家，專注于革命，而不分心于賺取收入。維經斯基一開始就向陳獨秀提供經費，幫助印制宣傳品、組織活動、開辦外國語學社和工人夜校。

1921年初，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離開上海時，中共早期組織幾乎癱瘓。上海負責人李漢俊告訴包惠僧：“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干了?！卑萆胭I張車票去廣州找陳獨秀，只能四處跟朋友借錢。7月23日“一大”開幕，參加的代表能拿到100元路費，回程還能再得50元。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教授、編輯和小學教師，前者沒有經濟來源，后者收入有限。維經斯基一開始就向陳獨秀提供經費。

俄共領導人開始并不看好中國共產黨，提供的經費也有限。1921年至1922年，俄共和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均表示，在中國當前政治斗爭中有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只能是擁有十多萬黨員的國民黨，而不是不足200人的共產黨。

俄共內部在中國問題上唯一一致的觀點就是，遠東政策必須有利于反對和孤立日本。因此，在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期間，蘇俄急迫與反日的實力派領袖結盟—孫中山、陳炯明、吳佩孚都在考慮范圍，結盟取決于后者的對日態度和實力高低，和意識形態關系不大。

1922年1月于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勞動者代表大會，和前一年夏天美國召集的“華盛頓會議”針鋒相對。美、日、英、法重新劃分遠東的“勢力范圍”，使蘇俄壓力倍增。

列寧率先考慮用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辦法，推動中國國民黨“革命化”，促使中國掀起反日的斗爭浪潮。

“馬林戰略”

馬林“來頭不小”。

1921年4月，作為著名“赤色分子”，37歲的馬林一路受到密探的跟蹤。他離開維也納，秘密南下，登船經地中海，通過蘇伊士運河，渡紅海、印度洋，向西進發。

他的路線和維經斯基完全不同。維經斯基當時走的是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鐵路，從秋明、鄂木斯克到伊爾庫茨克，再到赤塔、滿洲里、哈爾濱、北京、上海，這條路也被稱為“紅色絲綢之路”—很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如張太雷、楊明齋、俞秀松、瞿秋白都走過。

馬林，荷蘭人，本名亨德里克斯·馬里·斯內夫利特，參與創建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前身之一）。他不是俄共（布）黨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成員，直接受命于列寧，職位遠高于維經斯基。

張國燾回憶說：“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瘪R林說話，頗有雄辯家的風格，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老資格的社會主義者，曾在荷屬東印度工作多年，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

據說，馬林在上海偶遇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他挺身而出，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

促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后，馬林又把列寧的“國共合作”設想具體化了。

此時，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決定與蘇俄聯盟。新的挫折發生在1922年7月，其時孫中山正集結軍隊，意將揮師北伐，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炮轟越秀山，致使一年多的北伐準備再度付之東流，孫也被迫回到上海，考慮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結盟。

距離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已過去10年，中國國民黨與孫中山一直“處境艱?！薄敖洕美А?，以至于“音問梗塞，無從一為紓解”。

蘇俄派負責《布列斯特和約》的著名外交家越飛來華，與孫中山談判。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不滿情緒，和決心統一中國的強烈意志，贏得了越飛的好感。

馬林說話，頗有雄辯家的風格，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老資格的社會主義者，曾在荷屬東印度工作多年，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

孫中山的態度觸動了馬林和越飛，他們迅速起草《我們在殖民地國家特別是在中國工作的有關問題（提綱）》，由馬林帶回，向共產國際陳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必要。越飛兩次向蘇俄政府遞交書面報告，認為今日中國，唯有孫中山與國民黨對革命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1923年初，《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公布。雖然宣言中提到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但對于莫斯科而言，在遠東找到一個真正的同盟更為關鍵，蘇聯的報紙“輕輕”抹去了這句話。

3個月后，蘇聯政府正式通知孫中山，他將于一年之內分四次得到200萬盧布的援助，同時迎來蘇方政治和軍事顧問，以及相應的軍事物資。

鮑羅廷縱橫捭闔

1923年10月6日，39歲的俄裔猶太人、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抵達廣州。

3天后，第三次重建廣東政權的孫中山，公開承認國民黨“缺乏組織”，精神渙散，無真正之黨軍，“此后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

再過5天，孫一反過去強調軍事謀略的態度，轉而宣傳“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隨后，他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幫助改組國民黨。

國民黨此時“注名黨籍之黨員，為數二十余萬”，不過，除了冊籍上的名字，“實不知黨員在于何所”。國內只有廣東、上海、四川分布一些上層骨干，剩下就沒什么有形的組織了。國民黨從來沒開過代表會議，也沒有重大決議，黨綱也是寥寥幾條。最開始要注冊“按手印”時，一些同盟會元老大感不滿，認為此舉有“賣身”之嫌。

既然“以俄為師”，鮑羅廷大刀闊斧進行革新。國民黨黨章，除了總理一職專門為孫中山保留，其他都照搬了蘇聯模式—黨員資格、各級黨部設置、上下級的金字塔形式、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紀律處分、黨團組織規定等，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等中央機構設置和議事程序，甚至“全國代表大會”。

鮑羅廷很注意把工作重點放在影響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政治傾向”上。根據1923年11月共產國際發布的決議，鮑羅廷的使命就是讓國民黨按照共產國際的方式闡釋“三民主義”—國民黨一大確實這樣做了。

由鮑羅廷草擬、經國共相關人士討論、孫中山最后審定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及政綱，明顯套用了以上的決議內容。宣言將民族、民權、民生的概念擴充開去，增加了反帝國主義、平均地權等提法。

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對這一結果十分滿意。他在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信中表示，國民黨一大的所有文件，從黨的宣言、綱領到章程，“幾乎都是按照我們的意見形成的”。

而鮑羅廷的希望不止于此，他想讓國民黨接受得更多。但是，孫中山最終沒有同意。宣言中不僅沒寫以工農為革命主導的字樣，也沒接受全面國有化、沒收地主土地的條件。

當時，國民黨完全倚仗鮑羅廷的支持，鮑羅廷有理由相信，通過援助國民黨，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然后借以擴大蘇聯的影響力。1924年之后，國民黨每月收到固定經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蘇聯提供的270萬元資助下成立，中央銀行也從蘇聯處拿到1000萬元的準備金。

從海參崴到廣州，海上運輸線運來了蘇式飛機、大炮、機槍、步槍和石油，廣州日益擺脫對香港的依賴，使港英每天損失25萬英鎊的收入。港英支持的商團與陳炯明部聯合，借機攻打孫中山。在鮑羅廷的建議下，孫中山成立“革命委員會”，自任會長，以鮑羅廷為顧問，汪精衛負責政治部，蔣介石負責軍事部，一舉平息商團事變。

鮑羅廷的“人事安排”預示了國民黨的命運。

幾年間，中共從1923年的400多人的小集體，壯大為近6萬人的力量。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忽然逝世，國民黨群龍無首，鮑羅廷巧妙地施展了政治手腕。他親自指定了在國民黨內幾無勢力、只能依靠蘇聯力量的文人汪精衛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又借助廖仲愷被刺一案，發動“政變”，“流放”了中間偏右的元老胡漢民和粵軍領袖許崇智，扶助一度與蘇聯過從甚密的蔣介石作最高軍事領導人，不動聲色地改造了國民黨的上層政治結構，從而深刻地影響了此后20年中國革命的進程。

鮑羅廷一度設想，國民黨即將完全控制在左派和共產黨人手中，變成真正的“工農政黨”。然而，自“西山會議派”自立門戶，廖仲愷被暗殺，蔣介石發動“320事變”，炮制《整理黨務案》，國民黨擺脫蘇聯和共產黨、彼此反目成仇的結局已經隱隱浮出水面。

1923年《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到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從一個弱小疏離的組織，發展成國內上萬處分部、近百萬名黨員的全國性大黨，從依靠地方軍閥的搞革命，發展到擁有40萬兵力的武裝力量，并有能力北伐而問鼎中央政權，這些都得益于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

同樣地，中共從1923年的400多人的小集體，壯大為近6萬人的力量，成為五卅、省港、兩湖等工農運動的主體，一度左右國民黨的政治發展方向，離不開國共合作。

很難說蘇聯在這一階段的種種努力，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自己—剛成立沒多久，經濟恢復也很艱難，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承認它的外交地位，正常的貿易都無法展開。為了援助中國革命等各國革命運動，蘇聯不得不把沒收得來的沙皇和貴族財產，偷偷拿到歐洲市場變賣，換回貨幣，再交給共產國際去分配。如果僅僅為了自身的安全，它也可以不這么做。

列寧的革命理念起到了最明顯的作用：俄國革命只有與世界革命結合起來，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對于列寧來說，革命者當然總是以實際行動來掌控當前的事件，進而左右未來的發展。如果這個發展超出了預期，那真的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