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敘事視閾下的日內瓦會議中方外交口譯研究*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 人工智能語言研究院 許文勝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 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 昌蘭華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 鄭州科技學院 韓彩虹

提 要: 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1) 日內瓦會議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本文系指1954年4月至7月舉辦的日內瓦會議,通常被稱為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或1954年日內瓦會議。本文從會議歷史照片和影像資料出發,運用視覺敘事理論對中方外交口譯進行研究。通過分析視覺文本,結合檔案記載、紀錄片以及回憶錄等材料中的歷史背景信息,以可視化的視角(visual perspective)對會場內外的口譯活動及譯員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描述。研究發現,緊扣視覺敘事的本質,將視覺文本置于歷史背景之下,能夠更真實地還原口譯場景并探究譯員在歷史進程中的多元角色。

一、引言

外交是通過會議、會談等方式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以及國際爭端和問題(徐亞男、李建英,1998: 3),其中所涉及的口譯活動就屬于外交口譯范疇。外交口譯研究近年來開始受到學界關注,但多數研究關注口譯發生過程(姚斌,2022: 24),對于其他領域研究(如外交口譯史的專題研究)相對較少?？谧g和外交通常交織在一起,歷史年代越久遠,兩者之間存在的界限越模糊(Delisle &Woodsworth, 2012: 274),所以外交口譯史研究通常包含于口譯史研究之中。西方口譯史研究起步較早,1956年德國學者Hermann的文章“Interpreting in Antiquity”討論了口譯職業的起源和譯員在外交活動中的重要角色。(2)此文對后來的口譯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原版德語文章由Ruth Morris翻譯成英文,收錄在奧地利學者Franz P?chhacker等主編的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2002)中。此后,口譯史研究逐漸受到學界關注。Roland(1982)和Kurz(1985)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外交口譯領域。國內口譯史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馬祖毅(1984)的翻譯史研究和黎難秋(2002)的口譯史專著涵蓋了中國古代的外交口譯活動。王宏志主編的論文集《翻譯史研究》(2011—2018)與其著作《翻譯與近代中國》(2014)也都涉及中國近代外交口譯史研究。(3)《翻譯史研究》共出版八輯,主要以中國翻譯史為探究對象,注重個案研究,其中多篇文章涉及外交口譯史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其研究重點逐漸超越文本本身。翻譯研究與其他學科融合交叉,口譯史研究也體現出跨學科的特征。西方口譯史研究視角越來越豐富,繪畫、明信片、照片以及視頻等視覺材料在研究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Delisle &Woodsworth 2012; Fernndez-Ocampo &Wolf, 2014; Takeda &Baigorri-Jaln, 2016; Harrison, 2021),上述研究都包含了對外交口譯的討論。在國內,口譯史研究材料仍舊相對單一(楊華波,2019: 75)。Lung(2011)對中國古代對外交往中口譯活動及譯員的部分研究依賴于圖像史料的挖掘。毋庸諱言,國內口譯史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以中國古代和五四前后為主,鮮有涉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口譯史研究,研究材料和視角也有待豐富。

本研究選取五幅歷史圖片,從視覺敘事的視角研究新中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中的外交口譯活動。通過對視覺文本的分析和相關史料信息(包括檔案記載、紀錄片以及回憶錄等)的梳理,重構會議期間中方外交口譯活動,并對譯員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進行描述,探究他們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二、研究框架——視覺敘事

Pimenta &Poovaiah(2010: 25)認為隨著視覺研究與敘事研究的不斷發展,視覺敘事亟需發展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他們將視覺敘事定義為“一種實質上且明確地在敘述一個故事的視覺內容”(2010: 30),這里的“視覺內容”指呈現具體事件的各類“視覺文本”。Kress和van Leeuwen(2006)將“視覺文本”(visual text)視作與“語言文本”(verbal text)相對的概念,用其指代各類視覺材料。本文中的視覺文本指社會符號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物質化的一種形式(Moerdisuroso, 2014: 90),涵蓋繪畫、照片、視頻和電影等在內的以人類視覺體驗為主導的材料。視覺文本具有敘事功能,如Barthes(1989: 2)所言:“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有聲語言、固定或活動的畫面、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

“視覺敘事歷史悠久,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但對視覺敘事的關注與研究卻是較為晚近的事”(馬全福,2018: 135),其發展與視覺文化研究緊密相連。匈牙利電影理論家Balzs(巴拉茲,2003)于1945年首次對視覺文化進行了論述。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得視覺敘事進入了黃金發展期(馬全福,2018: 138),在此基礎上,視覺敘事研究不斷深入,其理論不斷發展,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Kress &van Leeuwen(2001,2006)的研究等。Kress &van Leeuwen(2006: 1)認為“語言語法描述詞如何組成分句、句子和語篇,而視覺‘語法’則描繪視覺元素(人物、地點和事物)如何在視覺‘陳述’中有機組合”。他們把圖像作為社會符號來分析,指出圖像涉及的“再現參與者”(圖像中描述的人物、地點和事物)和“互動參與者”(圖像的制作者和觀眾)之間存在三種關系,即“再現參與者”之間、“再現參與者”與“互動參與者”之間以及“互動參與者”之間的關系(Kress &van Leeuwen, 2006: 114)。本文聚焦視覺圖像中“再現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并以此對口譯活動場景,特別是特定歷史背景下“再現”的譯員角色進行分析。

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將視覺敘事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中,包括兒童繪本不同語種的敘事結構比較(陳冬純、陳芝敏,2019)和多模態翻譯策略研究(吳赟、牟宜武,2022;陳靜、劉云虹,2021)等方面。對于視覺文本解讀的另一熱門研究領域是歷史學研究。圖形圖像作為視覺文本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于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在史學研究中,“圖像也占了一席之地”(Burke, 2001: 9)?！皥D像所傳遞的視覺語言是一種理解世界和歷史的認知模式?！?李明哲、陳百齡,2014: 73)當然只有對圖像進行合理解讀,才能重構視覺圖像所蘊含的敘事內容。龍迪勇(2007: 42)指出圖像敘事的本質首先必須使空間“時間化”,即把圖像重新納入到歷史時間背景之中,從而為瞬間凝結的圖像提供有關聯的時間線索。Toury(2001: 53)認為翻譯不只是“生成話語(generation of utterances)”,它應被視為具有文化意義的活動,顯然翻譯研究離不開產生翻譯活動的社會文化背景,這與圖像敘事研究的本質相契合。

三、日內瓦會議中方外交口譯活動

國際會議以國際化為其主要特征,需要提供包括會議口譯在內的完善的語言翻譯服務。1919年巴黎和會使用的英法交替傳譯被視為會議口譯的開端(Phelan, 2001: 2)。二戰后,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相繼成立,會議口譯經歷了空前的發展(許文勝、程璐璐, 2020: 122),成為國際交流互通的重要途徑。日內瓦會議與其他國際性會議一樣對快速有效的語言轉換有著巨大需求,因此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便是擔任口、筆譯任務的譯員。新中國在國際舞臺初露頭角,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批合格的譯員來筑起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橋梁。

1. 譯員的選拔

選拔翻譯人員是為參加國際會議進行準備工作的重要環節。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和翻譯人員主要由當時外語院校的外語人才及原中央外事組懂外語的干部組成(徐亞男、李建英,1998: 19),但這兩類人才數量嚴重不足。隨著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穩步提高,與中國建交或半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翻譯力量匱乏的問題突出,甚至會出現派不出駐在國語言翻譯的情況(徐亞男、李建英,1998: 20)。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從各方面調集和選拔翻譯人才參加涉及多邊外交的國際性會議,這從譯員群體的構成可以得到印證?！对谌諆韧邥h上——熊向暉工作記錄解讀(一)》(2022)中提到了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詳細名單。在最后確定的人員名單中,翻譯人員歸屬秘書組,王炳南任組長,共 26人,包括“俄文翻譯李越然(政務院專家工作室資料組長)等 4 人;英文翻譯章文晉(天津外事處長)、浦壽昌(政策委員會科長)等4人;法文翻譯陳定民(北大教授)、董寧川(聯大駐維也納秘書)2 人”(傅頤,2022: 49-50)。名單顯示,翻譯人員是從各個崗位上抽調而來。同時,這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國際多邊會議,周總理非常重視翻譯的質量,對翻譯的選拔慎之又慎。曾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室”主任的徐永煐被邀請對初選的十幾位參加口筆譯的同志進行測試,對翻譯速度和準確性進行評定,并分別確定了口筆譯的人選,以及中譯外和外譯中的人選(傅頤,2022: 50)。俄文翻譯李越然回憶道,“總理提出每個環節都要認真準備,甚至還組織了一次模擬會議,搞翻譯練兵”(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2000: 195)。

由此可見,雖然翻譯人員緊缺,需要調集各方人才,但是選拔和培訓工作一絲不茍,非常嚴格。新中國政府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首演做了充分準備,從譯員的選拔工作也可管窺一二。

2. 外交口譯活動

日內瓦會議中的中方外交口譯,可分為大會口譯和會場外各類外交活動中的口譯。會場內的中方口譯活動離不開會議的整體安排。日內瓦會議討論的是朝鮮和印支問題,涉及多國代表參會。關于正式會議中的語言與翻譯,在討論朝鮮問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做出如下規定:

正式語言有五種——法文、俄文、英文、中文及朝鮮文。每日輪換翻譯。第一天,就是今天,用法文;第二天,就是明天,用俄文;第三天用英文;接下去用中文與朝文。今天的演說將連續譯成法文,與法文同時,則譯成其他三種文字。今天用法文所做的演說則將首先譯成俄文。用五種正式語言以外的發言者,必須提供自己的翻譯,將發言譯成五種正式語言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2006: 31)

從上述信息判斷,大會所采用的翻譯方式是接力同傳(relay interpreting),即通過第三方語言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Shlesinger, 2010: 276),它是“會議口譯的一種特有形式”(Setton, 2010: 69)。中文是大會五種正式語言之一,因此中方代表發言時無須提供自己的翻譯,由大會提供同傳。會場內多國代表出席,中方譯員在會場為代表團成員與他國代表的臨時交流提供口譯,也為代表團成員提供意見或咨詢。據俄文翻譯師哲回憶,譯員浦壽昌隨代表團參會,“不離周恩來左右”(師哲、師秋朗,2001: 422)。師哲在回憶錄中也提及了自己的工作任務:“開會時,我每場必到,即使不在翻譯,也要一字不落地聽其他人翻譯,如發現差錯,必及時糾正”(師哲、師秋朗,2001: 421)。

除正式會議外,中方在會場外的各類外交活動也涉及大量的口譯任務,包括與其他國家主要領導及各界人士會晤、中方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以及代表團成員與記者的會見等等。據檔案記載,會外的重要接觸和磋商都有詳細的談話記錄,并注明了會談的時間、地點、主要參與成員,包括雙方或中方譯員的姓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06)。另據熊向暉(2019: 95)回憶,“當時有許多國家(主要是法國)的人民團體拜訪中國代表團,先后來訪的各國人民團體有505個,共3800多人”。

綜上所述,在日內瓦會議這種國際重大外交場合,口譯活動無處不在。中國代表團在會場內外參與各種外交活動,積極宣傳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并為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做出努力和貢獻。

四、視覺敘事視閾下的口譯活動分析

對于日內瓦會議的現有研究主要聚焦會議的過程(側重歷史記載)、會議目的和意義,以及主要參會者的歷史貢獻,而對于會議中涉及的口譯活動及其譯員的貢獻鮮有關注。有關口譯活動的描述及譯員信息散見于檔案材料和與會人員特別是譯員的回憶錄中,研究者能參考的文字材料有限,因此“照片圖像無疑是很好的切入點”(李瀾,2018: 76)。隨著口譯史研究視角的多元化發展以及圖像史料研究的興起,我們可以從歷史留存的攝像和攝影等視覺文本中獲取并解讀更多關于歷史上的口譯活動及譯員信息。日內瓦會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據記載,“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和記者前來報道”(李云禮,2022)。中方負責新聞報道的除了代表團相關成員外,中國新聞單位組織了精悍的記者團遠赴日內瓦,他們在新聞報道中也留下了寶貴文字材料、攝像和攝影資料。(4)據《1954年日內瓦會議追記》一文記載,新華社的劉東鰲是攝影記者,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也選派了蘇河清、龍慶云兩名攝影師前往日內瓦(楊翊,1999: 29)。

1. 視覺文本概述

由于年代久遠,能獲取的新聞圖片有限,本文的五幅圖片分別來源于thelocal網站上一篇關于日內瓦的文章(圖1)、(5)詳見https://www.thelocal.ch/20181010/in-pictures-geneva-the-worlds-incubator-for-peace-and-policy-since-1920/(2022-07-12)。解密檔案(圖2、圖3和圖4)(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自2004年起逐步解密開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檔案,本文所參考的主要檔案材料來自于2006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一集)》,圖2、圖3和圖4來自本書插頁第3、4頁。和央視紀錄片《1954日內瓦風云》中的影像資料(圖5)。(7)詳見《1954日內瓦風云》系列第五集——和平之聲https://tv.cctv.com/2016/11/11/VIDEfPnHLUuFyPxjNjOkasmH161111.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24)。圖1、圖2所定格的是中方在大會會場內參加正式會議的場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圖3、圖4展示了周恩來在會場外與英、法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會面,它們是中方利用日內瓦會議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見證;圖5中周恩來與文化名人卓別林的會見則表明中方利用公共外交的渠道增進世界對新中國的了解。所選取的五幅圖片見證了中方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的各類外交(口譯)活動,也為譯員在場提供了證明。

圖1. 日內瓦會議局部會場照片

圖2. 日內瓦會議局部會場照片

圖3. 周恩來會見艾登

圖4. 周恩來會見孟戴斯-弗朗斯

圖5. 周恩來會見卓別林

本次會議在日內瓦萬國宮(又名國聯大廈)舉行,圖1和圖2分別拍攝于討論越南問題和印支問題的會議會場。圖1的文字說明記錄了照片的拍攝時間為“1954年4月27日”,日內瓦會議開幕的第二天。除此之外,關于照片中的人物,只提及了“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以及“莫洛托夫率領的蘇聯代表團”。圖2配文中提供了照片拍攝的大致時間為“1954年4月”,該圖載于檔案文件中,一一列出了中方參會人員的姓名。兩幅照片展示的皆為會議的局部會場。圖1中的中方代表,前排就坐的是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兼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從左至右),而后排從左開始依次是英文譯員章文晉、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和代表團顧問喬冠華。圖2中前排左起分別是李克農、周恩來和張聞天;第二排左起分別是章文晉、法語譯員陳定明、英文譯員浦壽昌、代表團顧問陳家康和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

圖3和圖4攝于花山別墅的會客室。圖3下方的文字說明是“周恩來在駐地會見英國外交大臣艾登(1954年5月)”,交代了會談的參與人、地點和拍攝的大致時間。圖4下方的配文寫道“周恩來在駐地會見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1954年6月23日)”,同樣交代了會談的參與人、地點和拍攝的時間,不過記錄的拍攝時間更為精確。頗為巧合的是,這兩張照片不僅拍攝角度、背景基本一致,照片的文字說明模式也非常相似,同樣都沒有提及照片中的“第三人”——譯員的信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一集)》(以下簡稱《檔案選編》)中“會外接觸和磋商”的談話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2006),可以確認圖3位于中間的是英語譯員浦壽昌,圖4位于相同位置的是法語譯員董寧川。

圖5是《1954日內瓦風云》中影像資料的視頻截圖。它是這五幅圖片中唯一一個室外會談場景,展現的是一次非正式會見。1954年7月18日晚上,周恩來在駐地宴請喜劇電影大師卓別林及其夫人。圖中聚焦的是前排三位人物,從右至左分別是周恩來、章文晉和卓別林,而位于后排的是喬冠華。

2. 口譯活動的視覺敘事分析

圖像資料記錄下歷史的瞬間,它們“像文字和口頭證詞一樣也是歷史證據的重要形式”(Burke,2001: 14)。以上所選取的視覺文本,一方面描繪的是一幕幕的會議(會見)活動(包含口譯活動)場景,而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中的人物(包括譯員)成為構建這一歷史活動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1) 會場內外的口譯活動

圖1和圖2拍攝的是包含中方參會人員的局部會場照片。圖1中,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縮寫“P. R. O. C.”的席卡后坐著周恩來總理,而他的正后方是英文譯員章文晉,圖2中三名中方譯員緊鄰而坐于總理身后,這樣的座次安排方便譯員為總理及時提供意見和咨詢等相關信息。日內瓦會議的討論采取閉門方式,記者不能入內旁聽或采訪,只有在會議開始之前才允許記者進入拍照(何理良,2013: 63)。在第一次討論越南問題的全體會議上,會議主席一開始就說道,“今天第一件事是給我們照相。這需要十分鐘?，F在我將請攝影記者進來照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2006: 29),10分鐘后記者們離開會場。同樣,在討論印支問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一開始也有大致相同的流程。由于照片拍攝的角度問題,我們難以看清圖1中周總理桌上擺放的其他物品,但是可以看見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面前的桌上擺放的是話筒和耳機,顯然是分別用于發言和收聽同聲傳譯的信息?！度諆韧邥h與對外宣傳》中刊載了一張同一位置的照片,(8)姚遙,2011,日內瓦會議與對外宣傳,《對外傳播》第9期: 28-29。能看見位于總理后排的王稼祥的手腕上掛著耳機,從中可以推斷,此刻正式會議尚未開始,代表們在接受記者拍照的同時也在為會議做準備。

圖3和圖4的拍攝地點是周總理接待其他國家代表以及各界人士的花山別墅會客室。兩幅照片中背景一致、座次安排相似,身后的櫥柜中擺放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瓷器、工藝品等?！?954日內瓦風云》中提到,“周恩來總理未雨綢繆,臨行之前特地從故宮博物院,借了十二件國寶裝飾別墅”,(9)詳見《1954日內瓦風云》系列第四集——會場內外https://tv.cctv.com/2016/11/10/VIDEklcQDdASJALjvn6x7wwC161110.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20)以此展現中國濃厚的文化底蘊,這也是周總理的文化外宣策略之一。兩幅照片中,外賓和周總理相鄰側身對坐,整個談話的氛圍看上去輕松自然,照片記錄的這一刻每個人臉上流露著笑容。圖3中周恩來與艾登談笑正歡,而譯員浦壽昌目光注視在照片之外,似乎在與艾登身旁的隨行人員(或為英方譯員福特)互動交流。(10)據《檔案選編》記載,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英會外接觸與磋商時英方陪同出席譯員名為福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2006: 235)。浦壽昌右手握筆,左手拿著筆記本,與圖4中譯員董寧川相比,前者的手勢更加放松,似乎也正沉浸在會談的輕松氛圍之中。圖4中周恩來和董寧川同時注視著法國總理孟戴斯,董寧川同樣右手執筆,左手拿著筆記本,目光專注在法國總理孟戴斯身上,很顯然他在認真聆聽或正在翻譯。孟戴斯此刻注視著董寧川,但同時也似乎在與周總理進行眼神交流。三人并沒有直視鏡頭,而是相互注視,給人一種“過程感(a sense of process)”(Kress &van Leeuwen, 2006: 55),這一“動態”的互動交流仿佛呈現給觀眾口譯的實時發生過程。

圖5中的這次會面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典范。定格的這一刻,卓別林正注視著鏡頭,臉上露出的笑容很顯然在向攝影師和潛在的觀眾傳遞關于此次會面積極、正面的信息。雖然截取的靜態圖片無法傳遞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是從圖中可以看出雙方暢敘甚歡?？偫砼c卓別林的順暢溝通,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譯員章文晉。再者,由于這是一次非正式會面,雙方的交流所涉及的口譯也無需筆記,章文晉并沒有像圖3、圖4中的譯員一樣手握紙筆。因此,對于觀眾來說,圖中譯員的身份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作用卻在雙方輕松愉悅的溝通中顯現出來。

2) 聚焦譯員多元角色

Pym(2014: ix-x)提出翻譯史研究“四原則”,強調了譯者作為譯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姚斌(2012: 73)認為,與筆譯史相比,口譯史研究更應以譯者為核心。視覺敘事則為研究譯員及其重要作用提供了更為直觀的視角?！罢掌峁┝艘环N容易被忽視的了解翻譯行為的途徑,特別是對于譯員的角色以及他們的重要意義的了解”。(Edwards, 2014: 25)對于特定事件,照片和影像等視覺文本是歷史拼圖中不可缺少的一角。照片和影像中記錄的人物(包括譯員)仿佛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展現于觀眾面前,同時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多角度探究譯員在特定歷史進程中的貢獻。

在譯員的諸多角色中,最基本的是語言協調者。沒有譯員,會談中的雙方就無法交流下去。一些比較私密的會談只有核心人員參會,其他人員會被暫時排除在外,但是譯員一定在場。譯員因而具有很顯性的特征,他們從實體上來說是顯著的“第三方”。

根據座次安排和相關資料梳理比對不難確定圖1和圖2中譯員的身份信息。圖3和圖4則記錄下口譯活動的瞬間,譯員浦壽昌與董寧川皆處于照片中更加凸顯的中間位置,這體現出譯員在雙方溝通交流中的顯性作用。頗有意思的是,以上周恩來與英、法領導人的會晤中,譯員位置突顯;而中方在駐地與蘇聯外長、印支三國代表團團長的會見中,照片里只有各國領導的身影,譯員并不在其中。(11)詳見《檔案選編》插頁第3、5頁照片。這固然與現場會見的座次安排有關,但從歷史背景考察,譯員微妙的溝通作用便顯露無疑。Kress和van Leeuwen(2006: 47)認為,“視覺結構并不只是對‘現實’結構進行復制。相反,它們生成的現實世界的各種圖像,與那些生成、傳播和閱讀這些圖像的社會機構的利益緊密相連。它們是表達意識形態的。視覺結構絕不只是形式上的,它們蘊含重要的語義維度”。這意味著“視覺圖像和語言一樣,對社會現實和心理現實既具有復制作用,又具有重新建構的作用”(朱永生,2018: 22)。實際上,當時只有少數西方中立國家如挪威和瑞典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而英、法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國家尚未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度嗣袢請蟆吩浴杜e世矚目的日內瓦會議》為標題,(12)詳見《人民日報》1954年6月13日第5版。用整個版面的照片報道了日內瓦會議取得的成就,其中位于版面中間的正是周恩來會見艾登這張照片(圖3)。這也反映出,新中國期望利用日內瓦會議這一契機與英國等其他國家嘗試建立聯系,為日后與這些國家的關系進一步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在這種情況之下,中方和英、法領導人的會見更要注重交流溝通的過程,因此譯員的角色在這一政治背景下就顯得尤為重要。王炎強(2020: 14)認為,譯員顯身與隱身需要從“人際關系、機構導向和社會因素等溝通的多個層面分析”。從中方對外宣傳的角度而言,作為溝通紐帶的譯員,其形象在這兩幅照片中被凸顯出來。

譯員作為中間方,保證不同語言的交談雙方得以進行順暢的交流,這是他們最基本的職責。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譯員角色的多元性已經得到學界普遍認可。譯員的多重身份是由社會工作分工的復雜性所決定,也是由不同口譯類型對譯員的特定要求所決定。外交譯員的政治身份突出,因為外交翻譯關乎國家利益(施燕華,2009: 10),譯員承擔了外交和政治工作的使命(許文勝等,2021: 12)。

從視覺敘事的視角,我們也可以探究譯員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圖3、圖4的會談中,譯員與總理著裝一致,都是中式服裝——中山裝,而艾登和孟戴斯身著西服。中方代表團為每位成員定制了中山裝和西服。關于著裝,外交部剛成立時規定中山裝作為正式禮服用于重大正式場合,而一般外交場合可以穿西裝(徐京利,2005: 252-253)。據譯員管震湖回憶,臨行前做預演時,李克農也和代表團成員交代了相同著裝要求。(13)詳見《日內瓦1954》第一集——臨行之前https://tv.cctv.com/2016/11/07/VIDECIo2iOxNqXFMAix9viZg161107.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16)。雖然后來會議期間關于著裝的要求沒有嚴格規定,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山裝仍然是大部分團員的首選。(14)同上。圖3、圖4中的小型會談涉及人數有限,著裝可幫助區分政治身份,圖像中的西裝和中山裝作為文化標識將“再現參與者”之間的身份明確區分開來?！?954日內瓦風云》中提及,當董寧川順利成為日內瓦代表團翻譯時,他感到非常興奮,這次成功入選實現了他“跨入政壇的夢想”。(15)同上。這說明董寧川對自己的這一政治身份有強烈的認同感?！吨袊舴▽W者傳》也提到在日內瓦會議期間董寧川“努力學習,掌握情況,面對尖銳復雜的斗爭,力求翻譯準確通順,充分表達了周總理既堅持原則又靈活的會上發言”(呂章申,2008: 407),這些都體現了外交譯員的政治身份。

圖5中的會見被稱為一次天才的外交行動(劉國新,2000: 80)。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在駐地舉辦了許多會外活動,使得花山別墅成為中國對外宣傳的陣地?？偫碓谔幚碚饨还珓盏陌倜χ?還時時刻刻想著通過人民外交的途徑(《我們的周總理》編輯組,1990: 310),在國際上廣交朋友,爭取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了解、支持中國。借助于譯員的橋梁作用,“通過與外國文化名人互動交流,此類人民外交活動既增進了外界對新中國的了解,也是對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輿論妖魔化新中國的有力回擊”(國際在線,2019)。會議期間,總理要求“全體代表團成員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交朋友”。(16)詳見《周恩來誕辰120周年特輯(四)》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Fd7xDs1n3Ht55mEtyg-_c1NiOC0PiA1ZJAxhQTTz----ntMR5UCZ--nho9UxhgRB6s9eZclT5auWEoRNgXczXmJX4g____(2022-08-27)。圖片定格的這一瞬間,譯員章文晉已超越了“中立”的語言協調人的角色,在觀眾眼中他也是一名對外展示中國新面貌的宣傳員。外交譯員“不只是一個傳聲機器,……(還是一名)革命干部”(施燕華,2013: 46),他們是有明確政治身份和任務的外交人員。

五、結語

文中選取的照片和視頻截圖展示的是日內瓦會議中方外交口譯活動的縮影,為研究即時性的口譯活動提供了可視化的素材,為通常被視為“隱身”的譯員提供了顯性的在場證明。視覺文本對于口譯史研究已不是單純的輔證材料,作者通過視覺敘事分析并結合歷史文字信息重構了日內瓦會議中方外交口譯活動場景,并挖掘了在特定歷史背景與意識形態下的口譯活動本質,凸顯了中方譯員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譯員承擔的不僅僅是語言轉換的角色,他們積極參與到口譯活動的構架和信息意義的共建中,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同時他們也是有著明確政治身份的外交人員。

由于口譯的特殊性,早期口譯活動的記錄手段有限、內容不完整,口譯史研究通常較為間接地依賴于史料記載和回憶錄等材料。視覺文本描繪了包含譯員在內的口譯活動場景,為以譯者為中心的口譯史研究帶來更直接的證據和更直觀的視角。歷史照片和影像資料的挖掘以及視覺敘事研究的不斷發展為探索口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路徑。借此,口譯史研究也將取得新的提升和更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