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尚意書風索隱

摘 要：所謂『尚意』，舊指蘇、黃、米三家所代表的北宋晚期書風。那么，其前近百年北宋書法尚什么？尚意書風如何形成、如何總結概括其理論，以及對后世書法的影響？迄今皆不明確。本文自考察宋代市民生活和思想文化始，首先指出雅俗同趨的新風尚對士人轉變思想觀念和審美價值標準的影響。其次是歐陽修書法觀念的轉變，如學書『不計工拙』而要在『自適』等，把過程和體驗當作目的，以自得自立、自適自足為樂。再次，蘇東坡提出『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的見解，否定了漢唐書法崇尚工夫和技巧的傳統，開啟了書法即人的新命題；其后黃庭堅發揚其說，以書法中的『學問文章之氣』為評價取舍標準；觀察視角一曰韻，二曰雅俗，后世評書重視『書卷氣』，皆祖述于此?！缎蜁V》評價前賢，每每用『文章、字畫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異』、書法『與文章相表里』之類的見解，把文學活動與書法視為一個整體，是意能主文，書法則隨之不期然而然。其說是對蘇、黃觀點的推進和總結，都是傳統大文藝觀支配下的發揮，標志宋代尚意書風在理論上的完善。在書法實踐上，蘇、黃、米三家具有脫離晉唐古法的傾向，或遭受后人的非難，而元明清的復古則使之局促于非主流的狀態，其理論標志之一的『書卷氣』也隨之泛化，失去固有的創新活力。綜理前人書論，當以項穆《書法雅言》所用的『意氣精神』最能反映宋代書法原貌。

關鍵詞：尚意書風 市民生活與思想文化 學書為樂 自適自立 學問文章之氣傳統大文藝觀

北宋書法上承五代凋敝，下歷科舉廢除以書判取士之制后的急劇衰落失序，而士大夫志存高遠，于書法輕忽不為，但敷用度而已。偶有所好，亦出于天性。當書法失去功利驅使，投入即少，無用亦無束縛，為好書者提供了足資想象和發揮的空間，以及寬松的社會氛圍。

北宋書法的復興，盡在蘇、黃、米三家，成就堪比前賢，言史者以是取三家以概括北宋書法。項穆《書法雅言·書統》稱『宋賢求之意氣精神』、董其昌《容臺集·論書》言『宋人書取意』、馮班《鈍吟書要》云『宋人用意』、梁巘《評書帖》曰『宋尚意』。如是，則三家與之前的百年之書勢必混為一談，自非學術所宜，而尚意書風如何形成，如何總結概括其理論，評說其對后世的影響，迄今皆不明確。

北宋書法，早中期延續晉唐，而屬于宋人的書法思想觀念始于中期，以歐陽修、蔡襄為代表，晚期為真正有尚意書風特征的書法實踐和理論建構階段，南宋則是復古晉唐與尚意并行的狀態，然以后者建樹無多，本文不做涉及。

北宋市民思想文化的新生態

北宋定都東京汴梁，南面黃河，東接運河，西望洛陽；洛陽謂之西京，置官留守。汴河斜貫都城，天下供給，多賴漕運，而發達便利的漕運成為市民思想文化的新起點。汴河對角斜分都城，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斜街，打破了唐長安城布局棋盤狀的里坊制度，宵禁亦隨之廢除，進而有了令人陶醉的夜生活。漕運不舍晝夜，持續通行，汴河兩岸亦隨需列滿泊宿碼頭、商賈、餐飲、娛樂等場所，尤能增加夜生活的繁華。傳世《清明上河圖》僅存水西門至州橋一段，行人如織，車水馬龍，河中貨船魚貫而行，橋上熙熙攘攘，令人嘆為觀止，其全貌意想可知。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尤勝，讀來興味盎然，恨不能親見。這種新的都市生活以其獨特的魅力，孕化出與之相適應的市民思想文化，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士大夫參與其中，一種輕松歡娛、自由自足的上流精英群體與世俗大眾和樂若一的社會風氣迅速蔓延開來，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歌樂與詞的興盛。張宗橚《詞林紀事》記柳永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新腔即新曲調，歌辭即詞，依調填詞而歌，故名。葉夢得《避暑錄話》記一西夏使歸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足見柳永詞的影響與廣泛的社會需求。曾敏行《獨醒雜志》記云：『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城內，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于邏卒，召問之，曰：「某稍知音律，夜宿張建封祠，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也?！埂话?，東坡所作樂章，乃《永遇樂》詞，自記云：『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挥?，盼盼，唐徐州故尚書張建封愛姬，白居易《長慶集》有燕子樓詩三首并序，記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贈其詩有『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句。東坡宿其故居，有感，因賦此詞，中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語，感慨系之矣。意外的是，歌詞恰巧被巡夜的邏卒聽到，雖不懂詞意，卻能記錄并迅速傳遍全城。由此可見，名流倚聲填詞，世俗廣為傳唱，已經成為北宋雅俗同趨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彭乘《墨客揮犀》載東坡自言有三不如人，『唱調』即其一，歌詞之謂。東坡詞不盡合于音律，人或短之，實則坡公『不以辭害志』，有意如是，此乃自謙也。俞文豹《吹劍錄》云：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粬|坡為之絕倒。

潘之骃《宋稗類鈔》錄此事幕士作『優人』，當以其為幕士而善歌行若優伶的緣故，抑其入幕本以善歌之能，未知孰是。玉堂，翰林院別稱。于此可以確認者二：一為世俗宴飲笙歌之風頗盛，雖東坡亦不免相與事之；二曰文學見解有異，柳詞迎合時好，為人而作，東坡要在抒情達意，為己而作。其作品時或入俗，或豪邁超越，其代表作皆已開宋詞新風，優人之見頗切斯理。

詞曲之盛，在酒肆茶樓樂坊之地，只有唱聽之娛，或以俚俗者為多。文人唱酬，則以雅作居多。葉夢得《避暑錄話》記晏殊『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飲宴，每有嘉客必留，留亦必以歌樂相佐』，其風之盛可知。其子晏幾道亦工詞，其《臨江仙》為歌姬小蘋而作，詞云：『夢后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恍√O，晏幾道在友人家做客時所識，而夢繞魂牽，惟付小詞長憶，可見其時風氣對士大夫的影響。又蘇東坡《青玉案》詞中『作個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也是記憶猶新。周頤《蕙風詞話》云：『「曾濕西湖雨」，是清語，非艷語，與上三句相連屬，遂成奇艷，絕艷，令人愛不忍釋』，可謂知音。若文人士大夫宴飲，每有即興新作，以助酒興。

徐釚《詞苑叢談》記云：歐陽永叔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惟演）公為西京留守，梅圣俞、尹師魯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園，客集而歐與妓不至。移時方來，錢責曰：『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覺，失金釵，猶未見?！诲X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女?！粴W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處），只待（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墜（墮）釵橫?！蛔該艄?，妓滿斟送歐，而令公庫償錢。

王琳《野客叢談》記此事稍簡，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所載近同。擊節，坐客熟知詞牌曲調，故能倚聲擊節，風雅可比賦詩唱和。阮葵生《茶余客話》述『東坡平生不耽女色，而亦與妓游。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數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則屏妓銜杯，坐談累夕?！凰卓偷⒂诼暽?，則東坡盡量滿足，『不接一談』，是談無可談，而俗客樂之；若得佳客，則銜觴坐談，竟日不倦。此似可說明，東坡大雅，為迎合時尚，亦不得不備歌樂虛與委蛇，情非得已，心底實則不屑。至于與佳客晤言小酌，則盡其本色，出真性情。呂本中《軒渠錄》述云：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客飲酒，必云：『有數個搽粉虞候，欲出來祗應也?！弧翰坏⑴欢顦反?，足見入時隨俗，而以歌舞詢之于客，乃依俗禮讓，以博客歡。

又，王明清《揮塵后錄》記東坡佚聞云：姚舞（舜）明庭（廷）輝知杭州，有老嫗（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假（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飲）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后，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內（中）士女云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寔一時（之）盛（勝）事也?！弧端伟揞愨n》所記并同，惟用字或異，詳見括號內標記。此中情景，正與歐陽修《醉翁亭記》『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仿佛。依宋世風俗，東坡此舉亦在風雅之列，故爾親歷之老嫗猶念念不忘，榮樂與共焉。

同時，這種開放的市民生活，對人心靈的發散會有直接或潛移默化的助益。楊偍《古今詞話》記云：『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亭高會。群妓皆集，獨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曰：「沐浴倦臥，忽有人叩門，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箷r府僚多屬意于秀蘭，見其不來，恚甚，曰：「必有私事?！剐闾m含淚力辨，子瞻亦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然。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獻座上。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挥纱丝梢?，歌姬地位卑下，承顏歡歌，多有不易?！顿R新涼》，亦名《賀新郎》，東坡以新詞為秀蘭緩頰，足見厚道，善為主事者也。又，另有一宴，足可與此場景為對比。何薳《春渚紀聞》云：『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少而慧，頗知書，時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領取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辜磾S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估^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挂蛔鶕艄??！贿@種燕集歡謔，離不開賢主嘉賓，復以名流詩詞書法為助，其樂可知。其中歌姬樂舞侑觴，亦不可少，而彼等一經名流品題，立即身價倍增，若由四海同欽的文壇領袖蘇東坡題贈，其增價何止百數。

袁文《甕牗聞評》記云：『坡倅杭日，與劉貢父兄弟游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而來，自敘：「景慕公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為民妻。聞公游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愿獻一曲?！蛊履藶橘x《江神子》詞?！淮伺右跃澳饺站?，愿獻歌于東坡以慰平生，東坡感之而賦詞與之，洵屬千古佳話。又，楊萬里《誠齋詩話》有云：『東坡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東坡曰：「卻留我吃草?！怪T妓立東坡后，憑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客一笑而散?！粬|坡善謔，引眾人大笑，竟然壓壞東坡所坐交椅，害得東坡摔落地上，也算自討苦吃了。又，高成勛《豪譜》記云：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諭所親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吃齏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齏飯是為甚底？』大宋，宋庠，時官宰相；小宋，宋祁，庠弟，文學家、《新唐書》主要作者，先后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以其《玉樓春》詞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因呼之紅杏尚書，卒謚景文。兄弟出于貧寒，某年元宵日同在州學吃菜粥過節，更力學不輟，及貴，祁乃盡情享受生活，以彌補昔日之虧，類似情形在北宋官場并不少見，當有所啟示。陸游《老學庵筆記》亦云：宋景文好客，令賓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啟幕視之，已是二晝，名曰不曉天。

這種極盡豪奢的夜生活，其靡費奢華可知，在放縱享樂的同時，也會帶來人性的解放，對文學藝術的助益，似不難想見。又，王明清《揮塵后錄》記張耆宴客云：『愿畢今夕之樂，幸勿辭也?！弧河谑橇_幃翠幕，稠迭圍繞，繼之以燭，列屋娥眉，極其殷勤，豪奢不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愒，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其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易晝夜矣?！话?，張耆官歷真宗、仁宗二朝，宋祁顯于仁宗朝，與歐陽修、蔡襄同時，皆一時顯貴，其影響不言而喻。晏幾道《鷓鴣天》有『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拼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語，已令人慨嘆其奢靡，然比之宋祁、張耆的『不曉天』，誠小巫之見大巫矣。

宋詞之盛，可與唐詩分席。新興的市民生活與思想文化，極大地促進了宋詞的蓬勃發展，以其平實暢曉，便于傳唱，擁有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是為唐詩所不及。換言之，宋詞貼近生活，不別貴賤而雅俗共賞，遂成風氣。宋詞之真，在于觸景生情，興懷言事，悲歡得失，自然坦露，不避瑣屑，意真情切，皆為生活與性情寫照。所以，觀宋詞如觀北宋市民生活，亦如見其人，易得其精神風貌。當然，士大夫也不會滿足于一己之私和一時的快慰，于是感悟人生和家國情懷逐漸滲透其中，詞的格局乃大。相較于詩文，宋詞不僅尤為貼近市民生活中士大夫的真實狀態，也貼近尚意書風的美感本源，李之儀《跋魯公題記后》『文詞字畫、入人易深』之語，即透露出個中消息?；蛘哒f，在宋詞與尚意書風之間，觀念的轉變與人性釋放是最大的契合點，是市民思想文化的結晶，技之與道，闌入一種更具普遍意義之新的內涵。

書法觀念的轉變與趣向

北宋科舉廢除以書判取士之制，工書與否遂與仕途不涉，人皆輕忽不為。另一方面，太宗好書，因得王著，翰林侍書輩皆效其書，號曰『小王體』，此則被視為以工書為業者。智者既有廢書之慨嘆，也有視學書為事業的累憂，作為文壇泰斗的歐陽修，以獨到的感悟和實踐，表達了與前人頗不一樣的見解，直接影響到蘇東坡，乃至于北宋晚期書法的趣向。歐陽修《試筆》自述學書體會云：

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歐陽修宦海沉浮，閱盡冷暖，而能達觀且洞明事理，移之于書，頓見超然物外，有益于人生體驗。此以學書為樂，與其學書『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的感悟一致，把過程、快樂當成目的，故云『何用較其工拙』。其《筆說·夏日學書論》述云：『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案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是樂在其中，身心以之，故能不為外物所移。其后復云：『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后世，要于自適而已?！灰庵^不必趨時媚俗，亦不求工書而垂名后世，但求自適，亦即自娛自足。這種超然自適的心態，排斥世俗的輕忽不為，摒棄學書成一役之勞的累心和功利，在精神世界，找到一種輕松快樂的慰藉和寓寄。在儒家，是修身怡性；在道家，是物我如一，得魚忘筌。其自適，可以給學書留下更多的自由想象和感悟體驗的空間，有市民思想文化的痕跡。于此，也可以視為一種感悟生活、感悟人生的真誠與智慧，設非達人大觀，焉能臻此境界。其《集古錄跋尾·虞世南〈千文后〉》云：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不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

矜持，猶用心、有意，不用意則與之相反，是隨意，是任情恣性，也是心無掛礙，自由輕松，全憑一時興懷，心之所達，則筆鋒隨至，妙合自然物理，亦大美之所形也。蘇東坡《評草書》云：書初無意于佳，乃佳耳。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于學，此弊至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師生觀念，出于一轍，要在自適，而東坡善書，其說尤能予人以啟發和影響。在東坡看來，草書欲速，乃出于天然、本色，緩異即為刻意，乃循楷則程式，為學草陋習。周越、仲翼入古極深，而終身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不能自振自立。所謂『無意』，乃從《蘭亭序》《祭侄文》草稿之美悟得，有意則先橫成見，預置程式，則與天然大美不涉矣?！翰慧`古人』，并非不學古法，而是銜上文為言，謂己書不落古人窠臼，無意求工而能自適，與古人工書的觀念和書寫狀態有別。黃庭堅《跋蔡君謨書》云：『君謨渴墨帖，仿佛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淮藢徝浪门c歐、蘇二家是同一邏輯認知，有意則困于規矩，無意乃能發于天真，率性之謂道者，盡在于是矣。以歐、蘇、黃三家觀念相踵，必然會對士人產生極大影響，而風氣扭轉，尚在言外。又，歐陽修《試筆·風法華》有云：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驊?，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風法華，亦作『言法華』，京師開寶寺僧，好誦《法華經》，其言語荒誕不經，人呼風（瘋）法華。

『初無倫理』，謂風法華好書成癖，偶至他人家，不顧人情常理，『見筆即書』，故以瘋癲名之，福禍亦隨當事者遷就而應之。歐陽修居然也有『見筆輒書』之習，被人比之風法華。實際上，好之既深，時或情不自禁，乃真性情之流露，格于物有感而作書興懷，亦讀書人本色。黃庭堅《書家弟幼安作草后》述云：『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圣之聲，欲滿江西?！豢梢?，風法華的肆意做草，并不是孤立現象，彼等皆效仿張旭，其中也可以窺見世人的好尚與寬容。東坡亦有此好。朱弁《曲洧舊聞》記云：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后，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弧稌V》以『時和氣潤』『紙墨相發』『偶然欲書』為五合之三，歐陽修《試筆》亦云『蘇子美嘗言，明窗凈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淮藙t智者所見，前后相望，皆合書法義理，自然也是人生的一種快樂。東坡此言格物興懷，作草書逞極縱之勢以發散所感所樂，以東坡胸次量之，不僅足以『適吾意』，而且堪為后世知音同好者?？?。黃庭堅《跋〈贈元師此君軒詩〉》自言：『江安城北灘上作小茅亭，尉李相如為余開兩窗，極明煥，故作戲弄筆墨，可意?！挥帧稌肿鞑莺蟆纷允鲈邳S龍山中『得草書三昧』，『若得明窗凈幾，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謂條件佳利，興致亦高，雖多書而不覺倦累，但與此時感悟草書三昧尚存差異。又，何薳《春渚紀聞》記東坡事云：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欲探公行游之所，多設佳紙，于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患皻w，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東坡平日好書佳紙，人或求書而不得，輒備佳紙放于公必至之處，若公室、宴飲、寺廟等。公至，見佳紙必書之，紙罄乃罷。所謂『適吾意』者，于此亦可以換言快意、盡興，故不覺其為勞。然此類事頗夥，不贅。

又，潘之骃《宋稗類鈔》記云：元祐末，（米芾）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

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這種朋友間的敘舊暢懷，復有酒助興，自然意氣風發，無拘無礙，得《書譜》『五合』，『神融筆暢』，『暢無不適』，勝于平日，也在情理之中。蘇、米同為性情中人，書法新風氣的典范，米芾深知妙書所由，所需皆備，二人互以對方共飲共書為樂，筆下如有神助，非諳個中三昧者難以為之?！端伟揞愨n》又云：黃山谷與王立之柬，有云：『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紙，于清涼處設幾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簧焦壬钪獤|坡，故為友人設想，投其所好，以便獲取東坡書法。而東坡放達，從不計較，抑彼之樂本在于佳紙遣興也。又，《東坡題跋·跋草書后》云：仆醉后，輒作草書十數行，但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作書非書，惟求快意，快意之余，復歸于酒，是則心中塊壘，盡隨酒氣而于指間發散，莊生夢蝶之境，不過如是。然則其樂率由草書，筆鋒攪動酒氣，酒氣轉成意氣，書畢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正斯人寫照，而所感仍在酒中。昔者顛張狂素，盡皆好酒，酒助神威，意在乎字；東坡好酒，意在其樂，形在人生。相較言之，東坡境界尤高，好書而不為書累，真遺世獨立之高士也。如為綜合比較，唐賢歐、虞、褚、徐、顏、柳之書皆有教化之功，亦皆由帝王雕刻出來的盛唐氣象而生；宋代自東坡始，人活得真實，字亦隨之自適自足，所謂尚意者，莫過于此。張邦基《墨莊漫錄》有云：『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仿佛。公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

今碑四字是盼書也?！粬|坡書賦，居然容忍馬盼捉狹代筆，可見在東坡心目中，其并非鄭重之事，與蔡襄書《晝錦堂記》的必守規矩準繩大不相同，是知東坡能導源尚意書法風氣而襄不能，關鍵在其為人耳。又，黃庭堅《題東坡字后》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

人在醉余，運筆自出天然，而『謔弄』中的放浪肆意，也能調動平日所有，縱為享受筆墨之樂，而『義味』流于筆端。所謂自適快意，皆由性情，瀟灑風流，盡顯英雄本色?！稏|坡題跋·跋王荊公書》有云：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仆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此自評近于為實，或謂稍勝。東坡楷法，有意求工，可比蔡襄，而自出機杼和渾穆大度勝之；東坡行草不輸楊凝式，當其無意于佳，亦能勝之；『更放』的狀態當屬酒后，自詡似言法華，當其以胸次才華出之，又不知勝于言法華多少矣。能依心意、性情、即時的感受與作品的美感風格區分開來，表明書畢后的理性和客觀分析，不僅有助于理解蘇東坡作品，而且有助于理解古人在不同狀態下書寫的審美指向和原理。此雖不能一一確指，但大體如是。又，《跋所贈曇秀書》云：『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物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嶺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去，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里頭有災福?！粫r坡公謫惠州，依舊豪情不改，以謔言隱之，藉言法華以為自嘲，可謂風采依舊。又，山谷晚年自評，與東坡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書草老杜詩后與黃斌老》云：『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

顧異于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恢^年老書亦老，用筆皆出于天然，與時書的扭捏作態不同。竇蒙《述書賦·語例字格》釋云：『無心自達曰老』，山谷書法正當其意。其《李致堯乞書書卷后》有云：『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熟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幌妊詴夂陀霉P，皆非世人所尚的繩尺法度，是對己書『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幾十年努力做出首肯，然只限于自得，不必強為庸人俗子棒喝以令其醒悟。后謂酒后作書，有『龍蛇入筆』，如同神助，亦即得鰲山入道之境?！段鍩魰肪砥哂浹┓辶x存禪師鰲山悟道后所得，盡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山谷正用此意。元符三年，山谷五十六歲，在戎州，經幾番自我否定之后，終于進入化境。由此可見，尚意之難，若無矢志不渝之精神，百折不回之求索，豈易到哉。

從觀念轉變到理論建構，歐陽修都是一個先行者，直接影響到蘇東坡，后者許多言論，或相同，或相近，都可以溯源于歐。歐陽修在《筆說·學書靜中至樂說》中記云：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于他事爾。

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直所謂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性情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學書要做到『不害性情』，在游心書法的過程中享受『靜中之樂』，并非易事，東坡于此頗有會心。其《題〈筆陣圖〉》云：筆墨之跡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茍不至于無。而自樂于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于博弈也。

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內者，圣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法有形，其弊在法；學書循法，得失在人。君子寓心于書，其益在于能得靜中之樂；營營矻矻，困于法度，成一役之勞，則『伐性汩情』，本末倒置，失去人生意義，故『為害』者，乃『愚惑之人』；所謂『至人』，乃圣賢，如亞圣顏回。所以，端正學書態度，以成就人生快樂，即須循君子的價值觀，拔于世俗，脫出古法，以自適而快意的書法比類人生和人格，以期得到精神上的愉悅，以是開啟『心畫說』『字如其人』『人品即書品』等具有典型宋代審美與批評的風氣之先。山谷論書，亦多從歐、蘇見解引申，或孑然獨立，以是時為自出機杼之語，而骨子里仍與歐、蘇大旨相合。黃庭堅《以右軍書數種贈邱十四》詩中有『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句，既為勸勉對方，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例如，王安石作字逸逸草草，并無高韻，然以身居相位，士大夫投其所好，競相仿效。東坡《跋王荊公書》謂其書不師古法，流于自任，與今所見傳世作品相合。黃庭堅所見截然不同，《山谷老人刀筆》建議他人學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自不為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是也』。蘇才翁兄弟，即蘇舜元、蘇舜欽，名重當世，歐陽修《試筆》稱『自蘇子美（舜欽）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謂其能紹承晉唐古法，有升堂入室之能，或謂其兄尤勝，黃庭堅以王安石與之并列，足見推譽之高。又《跋王荊公陶隱居墓中文》云：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

東坡謂其『無法』，此言『奇古』而『似晉宋人筆墨』，不知何以相差如此之巨？又《題王荊公書后》稱『荊公書得古人法，出楊虛白』，實際上，王書與楊凝式風格相去甚遠，如何學而化出，也令人不解。又《論書》云：士大夫學荊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風氣，不復仿佛……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為絕倫。比來士大夫惟荊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

謂士大夫競學王安石書，惟求表面的『橫風疾雨之勢』，而王書的『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風氣』，卻未能學到。不知『無法之法』中的『魏晉風氣』，山谷如何得見？若以『筆間甚遒』這種中性的評語為說，則宋世書家亦不乏其人，何以不得斯評？而『不端正』何以有『古人氣質』，亦難詳其妙處所在，若脫離形質，則虛泛難征，似亦不能服人。抑山谷獨具慧眼，心有別屬？

黃庭堅《書家弟幼安作草后》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曾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嘆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凰寡员砻?，山谷作書中的歐、蘇風氣，已身心以之。木人，即傀儡，由人設定機括以操控其動作，山谷取之以喻己書，率由本心，心動意生，以心意馭筆，不由繩尺，故爾不計工拙，也不計較世人觀感和風評如何。若此，山谷與王安石書法心有戚戚也在情理之中。又，無名氏《硯山齋雜記》卷二記云：『山谷草書青蓮《秋浦歌》一卷，后自跋云：己所作草書舉世并謂佳，獨錢穆父以為俗，反自思省，盡改去俗，則世人見之則又謂不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責俗人賞識？

此政宜世人不識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哪得知。誠然矣?！挥诖瞬浑y體味，山谷之于書法，有意特立獨行，荊公正其楷模。張邦基《墨莊漫錄》稱『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黄洹呵鍎徘桶巍?，正如荊公其人，故曰『天然』，山谷所愛，或亦在此。又，黃庭堅《題絳本法帖》云：『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發無遺恨者。王荊公嘗自言學濛書』云云，顯見張氏誤記。

黃庭堅評書高視荊公，臨習亦頗深入，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稱『魯直晚喜荊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贗』，是山谷學王意在筆勢，脫去前人一律，有取它山之石的意味；達到亂真的程度，足見用心，設非真心愛之慕之，焉能至此。李之儀《跋山谷書摩詰詩》又云：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為得王荊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為成特之語。至荊公飄逸縱橫，略無滯礙，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李氏與山谷共推荊公書法，認為山谷學荊公而自視最佳的作品，也不過得其行筆，而精神意氣全無。其實，依山谷學識胸次和書法水平，推重王安石并非落入趨時貴書的俗套，而是別有用心。其一，相對『二王』古法，而以個性出新為尚意書風的理論支撐，顏真卿、楊凝式、王安石都是較前賢而求巨變者，是以個性的脫俗達意為宗。其二，王安石書法不佳，而筆勢遒勁，足以自抒胸臆，脫略常情，山谷習之，或取其放縱，以實己缺，意在借鑒，并非取法。其三，推重王安石書，有現實的社會基礎，可以藉之寓己之意，使其成為反傳統的階梯，打鬼的鍾馗，而在理論上的離形擬意、遺貌取神，也可以為己之追求奇崛張目。黃庭堅《題晁無咎書后》云：聞吾友廖明略譏評晁無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是非特未定也。

晁無咎為山谷好友，依志同道合之意推之，亦當有個性圖新之舉，故得『不古不今』之譏。實際上，山谷雖然尊尚『二王』、顏、楊古法，但本意在于自張旗幟、堅持走『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路，同為『不古不今』，自然要為晁無咎辯說。好，美貌；姝，美女。美女沒有一定的標準，要在賞心悅目，書法新風的價值取向亦當如是?！菏欠翘匚炊ā?，從翰林侍書輩譏評東坡，到好友譏評晁無咎，說明時尚中的新舊妍媸之爭，固一直存在，只是信者要自樂自適自足，不必媚俗，故言是非成敗尚未定論。就此而言，歐陽修、王安石、蔡襄三人有意無意、不同程度地為北宋尚意書風做出鋪墊，亦時勢使然。

宋代尚意書風與傳統大文藝觀

歐陽修的許多見解，頗有助于宋代書法的轉型，但其主張的『自適』，只是解決倡興書法藝術個性的觀念、心態問題，并未為書法的創新找到出路，也未能為轉型做出理論探索，而這一任務，就落到蘇、黃二人身上。

蘇東坡《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之一有『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句，可以視為對漢唐書法重技術工夫傳統的一種否定，也是對充溢著社會功利性的秩序精神的否定。米芾《海岳名言》遍斥唐賢，若柳公權『為丑怪惡札祖』『自柳氏始有俗書』，若唐玄宗、徐浩之『肥俗』，『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顏書『真便入俗品』，『柳與歐為丑怪惡札祖』，徐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歐、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傳世』，等等。馮班《鈍吟書要》評米芾論書好為『快口語』，觀此則知所言不為厚誣，但忽視宋代書風轉變的時尚影響，則不能無偏。歐陽修好書而不善書，雖然富文采、有思想，但其以學書自樂、自適的體驗功在修身，僅能完善自我，尚未能找到具有時尚新風價值的、有益于文化群體持續努力的有效方法，亦即如何寫好字的途徑，或許是過猶不及使然。蘇東坡倡導多讀書，以學養胸次來提升藝術個性，既是為使讀書人回歸初衷和本色，開豁書法審美新境界并為之溯源，也是對王著、周越等人的書法時弊有感而發，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黃庭堅《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做出響應：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嫵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從多讀書，到進一步明確為『學問文章之氣』，是學以致用，包括識見超絕、格調高雅、文采爛然之類，足以激發靈感，抒散懷抱，恢擴豪情，外溢而為筆墨，其氣流貫于字里行間，此即山谷所言之『發』。發謂發散，是自然而然、由內向外的文學藝術品質，可與其學問文章相表里。后世所謂『書卷氣』，強調『字外功』，樹立『腹有詩書氣自華』的觀念，均導源于此。

相反，如果讀書少，胸次識見不免低下，人俗作字亦俗。黃庭堅《跋周子發帖》云：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建中）、林和靖（逋）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王著書宗『二王』，周越師法唐賢，皆功力深厚，學古有成，為一時俊彥，而以其少變化、乏新意，不能自立，故曰『病韻』。黃庭堅《跋法帖》《題楊凝式詩碑》均言『王著如小僧縛律』，謂其為家法所困，不解通變之理。由此可見，書法是表象，而歸結在人，善否不盡在于得古法多寡，要在自適自立，個性脫俗。這種價值觀念的轉變，對守成者而言是一大挑戰，從中不難看出市民思想文化對傳統審美價值標準帶來的沖擊，風氣所及，逐漸形成旨在突出個人意志，展現個人審美價值觀念的尚意特征，因而更加趨近于藝術的本質。依黃庭堅個人的體會，讀書能陶冶襟懷、增益審美感受，對激發靈感、性情，不可或缺。其《跋與張載熙書卷尾》云：『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愊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沆、瀣生于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真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墨瀋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在手不在筆哉?！簧焦却搜砸庠谡f明讀書有開豁胸次之功，文學之美催化書法審美，有與陶淵明、謝靈運同游之感，雖以宿墨劣筆為之，亦有佳書稱心、合作入手。這種切身體會簡潔生動，足以發人深省。又其《跋法帖》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辉谏焦瓤磥?，宋儋劣于文詞，縱有『筆墨精勁』的工夫，而以其缺少文學的助力，字亦不會動人。

狡獪，指文學有助于書法的妙諦，是決定書法成敗的關鍵。由此可見，蘇、黃在審美原理上完全一致，但對宋儋書法的取舍則微有不同。又，黃庭堅以『韻』評書，一則出于時尚風氣，二有蔡襄和東坡的影響。蔡襄《論書》云：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梢跃窠忸I，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蔡氏此評，已經觸及書法根本，直接與人的社會生活、精神風貌對應，視之為決定性的因素，可謂振聾發聵。以魏晉風度、玄學與宋代市民思想文化相較，則晉之超邁，宋之真率，情趣迥異，各得其妙，但從人性解脫、放任自我的角度看，二者頗為相似。在『宋四家』書論中，對他人或有歧義，對『二王』則推崇有加，并取之作為審美參照系，用以量說其余，反觀己書。風韻，晉人用以品藻人物的風姿氣質與精神流露處，蔡襄借來評論書法，屬意近似，也與王安石詠王昭君《明妃曲》『意態由來畫不成』的意態近似。周輝《清波雜志·冷茶》記王黼《明節和文貴妃墓志》『六宮呼之曰韻』之語，釋云『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為韻』。黃庭堅《題絳本法帖》云：『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仿佛?！灰浪问里L俗，賞悅婦人之貌美動人用韻，其他凡物之佳者，事之入時者，亦皆可以韻言之。從觀人到觀書法，市民思想文化的影響清晰可見。自蔡襄『風韻』說出，其后論書，若格韻、觀韻、得韻、韻勝、病韻、余韻、逸韻、氣韻、勝韻、有韻、俗韻、韻俗之類，多見于兩宋書論，而以山谷最為重視。在蔡襄，其韻本指晉人書法的『風流蘊藉之氣』，是人書合一的靈性與生動，是充溢著魏晉風度的自在與灑脫。惟其韻與宋代時俗相關，遂轉化為具有時尚特色的新意。東坡《評楊氏所藏歐蔡書》評李建中『格韻卑污，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題魯公書畫贊》以為『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則為形上之見。韻是一個多見于正面評述的標準。在人，意謂美而動人；在書法，則重在個性新意和格調，黃庭堅《李致堯乞書書卷后》所謂『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即是。

『拙』非拙鄙、丑拙，應理解為『大巧若拙』之義，『烈婦態』勝在思想品格，美在令人尊之畏之，與形式上的美丑無關。前引黃評『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均先拈出其優勝處，而之所以『病韻』，乃其人俗字也俗。是韻字之用，在于判定雅俗，與張懷瓘《評書藥石論》的『與眾同者俗物，與眾異者奇材』的觀點近同。山谷重韻，同時也力主去俗，既要時時自省己書，也會涉及他人。在山谷看來，書法是君子之藝，故不能只觀書而不論人。其《論黔州時字》云：『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后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凰寡砸c在于自適和無意于佳，心動手均，筆出天然，諸名家經驗皆可證成己書。若有意求工，成一役之勞，即與善書為業的工史輩無異。顯然，山谷之于書法，力求精進，而志在提升人格境界，實現自我理想，不媚人隨俗，正是尚意書風的品質與精神所在。其《題王觀復書后》云：『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壘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淮藙t與東坡人品即書品的價值觀相同，故其《書繒卷后》有進一步的論說：『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贿@表明，宋代的尚意書風，已進入倫理道德層面，兼有勸世和自高位置之義。

蘇、黃提倡多讀書，是因書及人，以及書中所包含的必備的積極意義；重視『韻』字，是由人及書，移人的精神風貌于書法，角度不同，實質為一。如欲明其原委，當出于蘇東坡的大文藝觀。

[1]蘇東坡《南行前集敘》云：『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恢^詩文皆出于感物興懷，『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且以為得于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文也』，是有動于心，發之而為詩文，與《詩經·大序》所論一致，其淵源可知。東坡《書吳道子畫后》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雖在言畫，卻似自況其書。又《石蒼舒醉墨堂》詩題其草書『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雖評他人，實則心有戚戚，與自況不異，可與其《評草書》的『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作連類比觀，而詩文書畫被統一在傳統大文藝觀的理論框架之內，對各類藝術的理論建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又，周輝《清波雜志·坡教作文》述云：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諭之。又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

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淮蟮终撐?，以意為主，今視坡集，誠然。

先有意，指先存感悟，明于大旨，必欲吐之而后快，其間遣詞造語，隨用而經書史籍之哲理、典故之類，皆自奔于筆下。其中意為全篇統攝，無感則無意，勉強作文，何以動人。

又，何薳《春渚紀聞》記東坡語云：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矣。

快意，謂樂如所想；盡意，謂曲盡所感，容不得絲毫矯揉造作，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惟其如是，始能稱心快意。移之于書法，其《跋蔡君謨飛白》云：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世人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余意，變為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所謂『通其意』，一在明了各種書體的古今關聯和審美的內在規律，二在諸體兼善與眾美畢集，三在學古取法和變化義理，而后以『遺力余意』變為飛白。如果做不到蔡襄的『通其意』，則心無所主，意無所適，故曰『不可學』，蓋言工夫在字外也。東坡《次韻子由論書》有『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句，屬意并同。這表明，從文意到書意，東坡一以貫之，與其『物一理也』之言契合。從淵源上看，也與《書譜》的『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傳衛夫人《筆陣圖》的楷法之外，須通六種用筆的『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飏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郁拔縱橫如古隸』觀點有關。

對上述內容，黃庭堅等名家在其各自的書論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揮，足見一時之盛。例如，朱長文《續書斷·神品》評顏真卿楷法『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米芾《海岳名言》評顏行書《爭座位帖》『有篆籀氣，顏杰思也』，又《寶章待訪錄》評晉武帝、王戎書『有篆籀氣象，奇古』，等等。如果評他人書或存主觀差異，而審美與觀察視角的拓展，無疑代表了宋世書法新風氣。又，黃庭堅《跋〈贈元師此君軒詩〉》云：『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蝌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余碌碌耳?！簧焦纫宰陨淼捏w驗，詮釋了對『通其意』的獨到理解，生動地證明了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及難度所在。山谷此類見解尚多，筆者曾有專文論及，可以參看。

[2]如果論及學術價值，當以《宣和書譜》最有代表性，也可以視之為對蘇、黃等名家書法大文藝觀的推進與完善?！缎蜁V》評薛道衡書法稱『蓋文章、字畫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異耳』，這是在大文藝觀的觀照下，把文學和書法統一起來，詩文因感而發，假書法以成之，而好詩妙文能更好地激發筆墨，二者皆由心意而生。其在評陳叔懷時云：大抵昔人為文肆筆，莫不因感而發，既得于心，遂應于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在抒情達性的原理和功能上，文學與書法實現了統一。又以二者均須發慮于衷，作者但注思為文，手則與心意相應，從性情表達的抑揚起伏而自然走筆，故曰『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歷史上的名作如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蘇東坡《黃州寒食帖》等，都是文學與書法實現完美結合的代表作。如果把二者剝離開來，書法即失所養及助力，遂成一役之勞，沾染俗弊，如王著、周越然。又評元稹云：『其楷字，蓋自有風流蘊藉，挾才子之氣而動人眉睫也。要之詩中有筆，筆中有詩，而心畫使之然耳?！伙L流蘊藉，與蔡襄評晉人書用語相同，屬意亦或近似，而其以詩、書合觀，相互發散，正心畫所固有、士人才子所能，以此『動人眉睫』。又評張籍書曰『觀夫字畫凜然，其典雅斡旋處，自當與文章相表里』，凜然謂其筆勢斬斫生動，凜然可畏，而使轉巧妙，奄有古法，『自當與文章相表里』，是熟悉其文章風格而后為此結論。又評沈約書『以謂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無俗氣』，與其評李蹊書『其書見于楷法處，是宜皆有勝韻。大抵飽學宗儒，下筆處無一點俗氣，而暗合書法，茲胸次使之然也』，二評屬意近同，皆自蘇、黃觀點延續發揮，惟其敘論尤詳，以此稍勝。又，鄧椿《畫繼·論遠》稱『畫者，文之極也』，正出一時風氣和理論時尚，是詩文書畫統歸于傳統大文藝觀旗下，自是書畫各開生面，各循其途發展。諸如此類，宋人論言尚多，不一。

綜上，考察宋人書法的尚意問題，歸結應在文學、書法義理的同一性上，是傳統大文藝觀在書法上的具體實踐和理論闡釋，而基礎誘因則始于市民思想文化與生活體驗。此外，還有一點須引起關注。蘇東坡《又跋漢杰畫山二則》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

士人畫，后世名曰文人畫；『意氣所到』，謂士人發乎天趣的寫意，無須面面俱到，與畫工的工筆寫實相對；『意氣所到』，則精神發越，生動感人，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也是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的『損，謂有余』之意。又，東坡《雜評》云：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

蘇舜欽、蘇舜元兄弟之書皆學古有成，名重海內，從前者補書懷素《自敘帖》前六行來者，可謂實至名歸。太俊，言其傳承古法可以升堂入室，惜乏個性和新意，是謂不足。有余，杜甫《八哀詩·故右仆射相國張公九齡》中有『詩罷地有余，篇終語清省』句，是知在東坡審美旨趣中，以十足為不足，以不足為有余，惟求作者『意氣所到』，書畫皆然。米芾《答薛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詩有『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句，是以筆意足己之意，以游戲解脫的心態放筆為書，有睥睨古今之概。若以蘇、黃、米三家書為論，開拓新境界，倡導新觀念，足以抗衡唐賢，沾溉后昆，取項穆《書法雅言》的『意氣精神』為評，當矣。又，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有云：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于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

斯言要義有三。一曰『精神為上』，猶傳王僧虔《筆意贊》之『神彩為上』，而此言使書法的人格化特點尤為清晰；二言楊凝式書法超越唐人，全在『主于精神』，不為法度所囿，故有黃庭堅《跋楊凝式帖后》『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的推譽，謂真我之精神也；三謂柳公權、徐浩之書備于規矩，不求筆勢舒展開拓，以此精神有虧，正代表宋人尚意相對于唐人尚法的短長盈虧，審美價值觀有異，標準自然不同。李之儀與黃庭堅友善，所論尤切實際，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又，董逌《廣川書跋·為張潛夫書官法帖》云：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后形色氣骨可得而知己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故神明潛達，成于心而放乎技矣。其見于書者，托也。

相家，看相說命的術士，觀書須仿佛其術，得乎作者之心意所屬則其形色氣骨均可知曉，古人書法的核心美感不在形質，而在于未形之前的心意，如是則有『神明潛達』于筆端，亦即成于心意而表現于技法，其見于書跡者，實寓寄于形質的心意也。托跡于形，寓寄其心，正是宋賢之于書法的可貴之處，通變之始，故有心畫說生焉。又，沈作喆《論書》云：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后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故當以古為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斯論合書法、文章、禪意于一，正是銜蘇黃觀念與宋代士大夫禪悅之風而來。通變之論從張懷瓘《評書藥石論》『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圣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語發揮，取之以概宋人尚意之風所由，近似。又，山谷說書時取禪語為喻，與宋代士大夫的禪悅之風關聯甚密，若以禪宗思想云『頓悟』、顛覆傳統的『不立文字，直接人心』等觀念為說，亦頗與尚意書風有契合之點。如果視之為錦上添花，或有可說，視之為本源則非。

歷史地看，由蘇、黃、米倡導的尚意書風，是對晉人風流的一種推進。所不同的是，晉人處于書體演進的終端，所有的名家成就自然會轉化為社會化楷模；宋人所為在于顛撲晉唐古法和觀念，個性風格、成就已無轉化為社會化楷模的歷史機遇，而只能停留在少數人的仿效和欣賞層面。所以，后人視『二王』如仙如圣，視蘇、黃、米為賢者高人；對仙、圣皆禮之尊之，對賢者高人或出于立場之異而時有譏評。朱熹《晦庵論書》之言很有代表性：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自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愨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黃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朱熹是南宋理學大家，核心思想在于『存天理，滅人欲』，于書法則視晉唐傳統為天理，視蘇、黃、米個性為人欲，是在從根本上否定尚意書風。又，《性理會通》記程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家論書言論，有『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一段，語義與前文相類，疑此亦或出于朱熹。對于任何新鮮事物，或存在瑕疵，或有所不足，總會有褒有貶，本屬正常，但如朱熹的否定攻訐，則已超出藝術的范圍，回到文字之社會化功用的故轍之中。在今天看來，所言自不足取，而其在歷史上的消極影響，卻不可低估。例如，元、明皆以程朱理學為治國綱領，思想趨于禁錮，趙孟頫的復古，并能統攝有元一代、兼及明清帖學，蓋出于此。而此消彼長，尚意書風則局促于元明清三朝，雖有名家振起，卻難為主流，亦不同程度受到排斥，如《書法雅言·資學附評》評祝允明、豐坊『初范晉唐，晚歸怪俗，竟為惡態，駭諸凡夫』之類。他如徐渭、倪元璐、張瑞圖、王鐸、傅山等人，皆自造妙，但比之董其昌生前身后之隆譽及仿效，相去甚遠，正情隨事遷、世殊事異使之然也。就此而言，宋代尚意書風的出現，應視為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短暫輝煌，盡管其思想觀念和審美價值標準對后世頗有影響，卻無法與晉唐正統抗衡；其『書卷氣』雖得到普遍的認同，卻已失去固有的自適通變能力，或被抽掉核心內涵，或失去靈魂，成為一種泛化的新標準，如文人字、學者字之類。更有甚者，就連被人詬病的館閣體，亦或取書卷氣為評。在書法史上，蘇、黃、米三家地位尚無可取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蘇、黃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響，早已深入人心，彪炳史冊，足以雄視千載，無人可與比肩；米芾雖然道德文章俱不足稱，而于書法感悟之深，筆勢之妙絕，自可與蘇、黃鼎足而三，嘉惠后學無數。有鑒于此，無論三家身后評論有多少微辭，都不能動搖其歷史地位，而尚意書風也因以不可顛覆，乃至于不朽。對當代書法而言，北宋尚意書風的形成與三家實踐，尤具啟發意義，如能善為索隱借鑒，對汰除時弊將大有裨益。

注釋：

[1]詳叢文俊.蘇東坡與傳統書法大文藝觀[J].中國書法，2022（1）.

[2]詳叢文俊.關于黃庭堅書法的幾點臆說[J].中國書法，2021（5）.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本文責編：張 莉 蘇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