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秦漢篆書史實考論

劉鎮

摘 要：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是北宋金石學發軔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它為后世金石著錄、研究開創了新范式?！栋衔病匪扒貪h古器主要來自劉敞，考論方法、觀點深受劉敞與蔡襄影響。本文認為，歐陽修創造性地采用了實物與文獻互證之法，樹立了敢疑、善辯、求真、重立的學術品格。

關鍵詞：歐陽修 《集古錄跋尾》 金石學

金石學在北宋的濫觴、生成以及繁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宋初禮制綱常亟待修整，經學、新儒學研究促使疑古辨偽之風大興，[1]凡此皆為中期官僚機構空前冗繁背景下的士大夫治學提供了契機。與宋初書壇凋敝窘狀不同的是，中后期金石學研究熱潮中涌現出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擇之，丞相呂微仲等二十余位金石研究私家學者，以及劉敞《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40家、224器）、李公麟《古器圖》（49器）等研究成果。

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是引領當時金石研究風潮的代表人物。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及進士第，后行『慶歷新政』。敗，出知滁州、揚州、潁州等。嘉祐二年知貢舉，排抑『太學體』，使天下文風大變。嘉祐八年，他集思廣益成《集古錄》一千卷，蒐集『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籟2]考慮到聚多終散的自然規律，歐陽修『撮其大要，別為《錄目》』，成《集古錄跋尾》（下稱《跋尾》）十卷，凡四百則。

[3]《跋尾》收錄篆書跋文一百余，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從內容來看，涵蓋范圍廣（以長安為中心）、時間跨度長（先秦至宋）。它『校讎尤為精詳』，雖是『系其后』具有『滯后性』的言說，但卻具有『延續性』甚至『獨立性』的意義。

[4]由此切入，可窺透歐陽修金石研究的范式及學術價值。

《跋尾》所及秦漢古器之來源

歐陽修《跋尾》中秦漢古器及銘文，主要來源于身邊好友：劉敞、楊南仲劉敞是歐陽修金石鑒藏活動中最為親摯的好友，《跋尾》曾屢次『特志之』。

[5]劉敞，字原父（甫），慶歷六年（一〇四六）進士，嘉祐六年（一〇六一）治長安。他藏有青銅禮器敦、尊、彝之屬，另有博山香爐、周亞夫侯印及硯、貞觀刀等甚多，撰有《先秦古器圖碑》（佚），既圖其型，又摹其文，刊刻于石。他與蔡襄、蘇軾、歐陽修等交厚，是宋代金石學的開創者之一。

《跋尾》稱劉敞博學好古，常常寄給歐陽修古器及銘文。在『咸、鎬周秦故都』所見古奇器物，劉敞必購而藏之，『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

[6]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劉敞長安任滿返京，古器物『所載盈車』，送給歐陽修（《見伯冏之敦》《敦銘·張仲》）兩件古器。

劉敞向歐陽修提供古器拓本時，還將考訂結果一并寄送，歐陽修在《跋尾》中一一標出。劉敞『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目的在于『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為能盡之?！籟7]受其影響，歐陽修《跋尾》十分重視銘文考釋之原則。如《商雒鼎銘》中，歐陽修稱劉敞言『古「丁」「寧」通用』，推測『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8]《韓城鼎銘》中，『能讀古文篆籀』著稱的楊南仲在釋文時『闕其疑者』，與劉敞亦『時有不同』。歐陽修最終『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9]蘇軾、文同、陸經蘇軾、文同、陸經等也為歐陽修提供各種古器及銘文?！栋衔病份d，蘇軾為鳳翔府判官時得『終南古敦』，形制與宋初聶崇義所撰《三禮圖》所載、當世所藏皆不同。歐陽修從形制上難以判定為『敦』，因其蓋有銘文『寶尊敦』三字，遂以『敦』名之。

[10]歐陽修曾得文同游歷長安時所獲兩件秦權?！栋衔病贩Q『其一乃銅鍰，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后一銘也?？计湮呐c《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于器物者非一也?！籟11]所及『銅板』，歐陽修在陸經家亦見，『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

[12]于上可知，歐陽修作為當世政治、文學高地上的巨眼人，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展現出他在金石研究上的巨大向心力?！栋衔病分械淖瓡衔淖鳛槿?、物（古器物）之間的『居間』存在，使得拓本成為聯結書法文學形成詩歌酬唱團體的重要載體。

秦漢銘刻與文獻互文共闡

（1）厘定先秦器物名狀與銘文風格。按照考古學的器物分類，《跋尾》所見先秦古器至少分為四類。樂器類：鐘（《古器銘》）；食器類：敦（《敦銘》《終南古敦銘》《古器銘》《毛伯敦銘》）、鼎（《韓城鼎銘》《商雒鼎銘》）、甗（《古器銘》）、簋（《叔高父煮簋銘》）；酒器類：盉（《古器銘》）；量器類：度量衡（《秦度量銘》《秦度量銘》）。另有不詳者甚多（如《張仲器銘》等）。以上可見歐陽修所及古器數量之豐贍。但需要指出地是，《跋尾》所及古器可能名同實異：呂大臨《考古圖》中，曾明言歐陽修至少接觸過四種不同形制與銘文的『敦』。

至于銘文之書法風格，歐陽修在《韓城鼎銘》中曾專門標舉蔡襄所題，贊同蔡襄『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的論調。

[13]究其原因，是因為歐陽修『不能書』篆，僅『稍識字法』[14]，『所得三代器銘，必問于楊南仲、章友直?！籟15]所以，對先秦文字的『陌生』『敬畏』，終使歐陽修《跋尾》篆書跋文中屢次出現『重復記述』的現象：『贈送人→器物形制→略論（無關文字內容）』，也即模式化傾向較為明顯。

[16]另一方面看，歐陽修撰寫跋文始終所秉承的是史學家的嚴謹作風與求實品格，如《跋尾》『隨其所得而錄』劉敞、楊南仲、章友直、勾中正等考釋文字，基本『述而不作』，?！翰⒅宜?，以俟博識君子』。

[17]如《商雒鼎銘》中言劉敞稱古『丁』『寧』通用，但卻無法回答蔡襄『十有四月者何』的追問。

[18]再如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二月所撰《秦昭和鐘銘》跋文，歐陽修據《史記·秦本紀》梳理司馬遷在《本紀》中云襄公始列為諸侯與《諸侯年表》中以秦仲為始的相悖之處。后依《年表》始秦仲之說，推斷此鐘為共公時作。又言『故并列之，以俟博識君子』。

[19]（2）『二重證據法』：文獻與實物互證。相比之下，歐陽修對秦國及其之后的篆書銘刻較為熟悉，原因是可供互證的傳世文獻較多?！吨ヮ飞娇淌分?，歐陽修先將其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的文字內容作了比對，認為雖然言語相同，但是銘刻文字的點畫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在《秦︿嶧山刻石﹀》《鄒︿嶧山刻石﹀》的跋文中，他認為世間所傳《嶧山碑》內容，《史記》不載。碑雖為鄭文寶所摹，但與自己『《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摹本相較，『見真偽之相遠也』，最終斷定《泰山刻石》為李斯真正的篆書作品。

[20]歐陽修屢屢以《泰山刻石》佐證其論的底氣，源于好友江鄰幾豐富的田野考察經驗：余友江鄰幾謫官于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才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

[21]《泰山刻石》之『真』，不惟風格，還在內容。

歐陽修將其與《史記》所載印證，稱『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

[22]《集古錄》成書之后，歐陽修曾再次借助文獻考訂《泰山刻石》的相關史實。如此，從田野考古到文獻稽核，展現出歐陽修文獻與實物并重的金石研究范式。

在《石鼓文》《詛楚文》的考證中，同樣鮮明地展現出他對歷史真實的孜孜矻矻。首先他質疑岐陽石鼓『不見稱于前世』而『唐人始盛稱之』的史實，評介韋應物『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宣王之鼓』的觀點，然后提出疑問。首先，從時間上推論，漢桓、靈時碑刻，『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摩滅者十猶八九』，反問已存千有九一四年的《石鼓文》『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次，將其內容與同時期文本進行比較，嘗試確定其成文下限。他坦言《石鼓文》『古而有法』，文辭特征與《雅》《頌》同，斷言《詩》《書》之外，三代確有文章。但吊詭的是，自漢代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緣由或是隋唐書籍粗備、學術風氣不夠濃厚所致。所謂『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

與以上有同工之妙地，還有歐陽修對《詛楚文》的考證。跋文伊始，歐陽修拈出其中的『熊相』一詞，搜羅《史記·世家》，發現『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又據《世家》考索，『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再考《秦本紀》與《世家》：自楚平王娶婦于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后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楚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

[23]碑文內容確與《史記》所載不合。歐陽修推斷文中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但以十八世數之，當是楚懷王之子頃襄王。按常理，相之名，不宜繆，他推測《史記》所載『相』或傳寫為『橫』。綜上可見，歐陽修堪稱是自覺運用『二重證據法』的第一人。

《跋尾》所及秦漢銘刻研究的學術價值

歐陽修認為先秦銘文的載體——古器材質（銅），是承擔『為后世想望』的先決條件?！抖劂憽贩Q『欲存乎久遠者，必托于金石而后傳，其湮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因此，在論證《石鼓文》時，歐陽修的著眼點首先在于『金石』，其次才是『文』：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

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耶！

[24]再如《敦銘》：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復若此之煩也？其于一用器，為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茍。

[25]『丁寧重復若此之煩』、古人之『慮遠』，是對垂于后世的『操修施設』——『人』的看重。正如蔡襄認為劉敞在扶風所得《叔高父煮簋銘》可正當世禮家之繆一樣，[26]歐陽修對秦漢古器的體認遵循著『字書之法』→『學者余事』的先后順序。這一過程，其載體『金石』既是幸之所托，又是有助以『傳』的重要保證。歐陽修對書、文漸次重視的背后，是一種為禮、為道衡諸『君子』修為的呼喚。

[27]由是言之，歐陽修對唐代李陽冰篆書格調以及當世蔡襄、徐鉉『一點一畫皆有法』的推舉，看似篆書史觀的文獻梳理，其落腳點卻在『人』『稱于當時』『慮于后世』之上。

[28]顯然，歐陽修認為金石之『不朽』，與其說是對『子子孫孫永寶用』『存乎久遠』的『后世想望』，倒不如說是借助古器對『君子』品質的一種訴求。在《敦銘》中，歐陽修基于君子修為的角度，發出長嘆：

『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為之書，且以為贈我之報』。

[29]故而，圍繞『遇』與『幸』的探討，成為貫穿于《跋尾》所及秦漢篆書史實考論始終的一條主線。當然，從學術價值的角度看，這種『人』與『物』的彼此依存、互文共闡之考辨，也內在地契合了歐陽修金石研究為『政治家衛道』的學術立場，呈現出一種深刻地穿透力。[30]

注釋：

[1]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1）.

[2]脫脫等.宋史：卷三一九[C].北京：中華書局，10381.

[3]集古錄目序[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3.

[4]今人題跋研究成果繁多：《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中國歷代書畫題跋精粹》等。王曉驪.中國古代題跋文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1.認為從行為方式看，題跋具有兩大特征：滯后性、附屬性，本文茲作擴充。

[5]劉原父帖[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37.

[6]毛伯古敦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

[7]先秦古器記[A].劉敞.公是集[C].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15.

[8]商雒鼎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6.

[9]韓城鼎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6.

[10]終南古敦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11-12.

[11]秦度量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5.

[12]秦度量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5-26.

[13]韓城鼎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6.

[14]唐玄靜先生碑《大歷七年》[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347-353.

[15]古器銘《綏和林鐘寶盉寶敦二》[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11.

[16]衣若芬.復制·重整·回憶：歐陽修《集古錄》的文化考察[D].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30-40.

[17]鄭超.歐陽修治學品格瑣議[D].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18]商雒鼎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6.

[19]秦昭和鐘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6-27.

[20]之罘山秦篆遺文[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9-30.

[21][22]秦泰山刻石[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32.

[23]秦祀巫咸神文[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27-29.

[24]之罘山秦篆遺文[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

[25]敦銘[ A ] .歐陽修.六一題跋[ C ] .北京：中華書局，1985：18.

[26]叔高父煮簋銘[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12-13.從當時書壇來看，歐陽修對蔡襄的『推舉』主盟，不僅僅出于政治上一定得勢之后的意氣風發，可能還在于蔡襄在很大層面上影響了歐陽修對篆書的認知。

[27]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G]//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七冊：1 6 8 .歐陽修提出蔡襄應在書壇『主盟』，其寫作背景在于慶歷新政當時得勢之后新政主將之間的相互汲引、推重。

[28]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A].歐陽修.六一題跋[C].北京：中華書局，1985：352-353.

[29]敦銘[ A ] .歐陽修.六一題跋[ C ] .北京：中華書局，1985：19.

[30]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50.本文為『二〇二一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第四十四號招標課題：「中國歷代書法資料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項目批準號：21JZD04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

本文責編：張莉 蘇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