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社群共生與城鄉發展共同體構建
——以社群支持農業為媒介

肖湘雄,冶林扣,呂 艷

(1.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 2.貴州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00)

城市和鄉村是一個互促共生、相輔相成的有機統一體,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依存和互動。受制于二元社會體制的束縛與羈絆,我國城鄉之間存在明顯的權利不平等、資源配置不合理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1]。特別是在城市對農業剩余的不斷攫取過程中,城鄉發展差距擴大,鄉村社會明顯滯后于城市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盡管城鄉經濟面貌均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但城鄉經濟差距、城鄉發展失衡問題并未得到根除,鄉村發展仍較為滯后[2]。破解上述困境的有效措施是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最高樣態——城鄉發展共同體。共同體是建立在有關人員的本能、習慣或共同記憶之上,是一種原始的、天然的人的意識的統一體[3]。城鄉發展共同體是按照城鄉互補、互促、互利、互融的要求形成的多層次、多形式的共同體,是激發鄉村振興內生活力的有效途徑,也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和一體化的重要載體[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5]。在這一過程中,面對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城鄉發展共同體的構建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作為建構城鄉發展共同體的有效途徑之一,社群支持農業能夠促進鄉村地域活性化,塑造互補、互促、互利的城鄉關系。社群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以下簡稱CSA)也稱為社區支持農業,是指由尋求食品安全的消費者和尋求穩定市場的生產者組合而成的一種經濟伙伴關系[6],其本質是生產者和消費者脫離工業化農業、建立安全食品來源的自覺行動[7]?！吧缛骸币辉~原指某種共同價值、目標、規范的社會群體[8],近幾年則已經深入到了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系統的人文范疇。社群支持農業中的鄉村社群是指以鄉村為核心,以滿足城市消費者需求和自身盈利需求為目的,通過自發或人為組織的手段聚合而成的生產者群體。城市社群則是指以城市為核心,以滿足自身對高品質農產品的追求為目的,通過自發或人為組織的手段形成的消費者群體。諸多學者研究發現在CSA發展過程中,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之間呈現一種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公平互信的關系[9-11]。從生物學視角來看,這種關系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共生關系?！肮采笔且粋€用來描述不同種屬共同生活的概念,是指2種或2種以上生物生活在一起,甚至合二為一的一種相互關系[12],其一般性意義是指共生單元之間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關系[13]。綜上,城鄉社群共生可以定義為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城市社群和鄉村社群以農業為紐帶,在某一固定農業模式下相互支持、互促共進、共同發展的一種聯結關系。

基于城鄉社群共生關系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是城鄉發展互促共生的內在要求,也是新發展格局中城鄉治理的必然選擇。正如學者所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首要問題就是治理主體的明確和治理主體間相互關系的確立[14],城鄉發展共同體符合城鄉治理結構的主體指向。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很少有學者關注CSA中的城鄉社群共生關系,更沒有學者基于此提出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的路徑。但有學者指出,城鄉發展共同體具有形成的共生基礎[15],可通過城鄉共生式發展的路徑來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16]?？梢?城鄉社群共生確實可以作為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的切入點?？紤]到現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將共生及其理論遷移到CSA中,對城鄉社群共生的基本內容和構成要素進行理論分析,同時通過模型演化和數值仿真得出結論,基于此提出我國城鄉發展共同體的構建路徑,以期能為城鄉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啟示。

一、城鄉社群共生的基本內容與構成要素

(一)基本內容

城鄉社群共生是鄉村社群的供給與城市社群的需求之間不斷迭代的結果,關乎CSA市場的有序性和買賣的平衡性。如果鄉村社群無法保障農產品的高質量生產,導致城市社群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那么,城市社群也不會支付合理的價格來購買農產品,鄉村社群的經濟需求也同樣無法得到滿足?？梢?城鄉社群共生包含2個基本內容,即質量共生和價格共生,如圖1所示。

圖1 城鄉社群共生的概念模型

1.質量共生。質量共生是城鄉社群共生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以農產品的高質量為基礎的共生節點。正如學者所言,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城市消費者加入CSA的主要動機,消費者參與CSA的意愿受到農產品質量安全程度的正向影響[17-19]。一方面,鄉村社群的生產行為決定了農產品的質量?；谟邢蘩硇耘c風險規避的本能,鄉村社群會綜合考慮核心理念、稟賦條件、長遠效益和外部環境等各個因素,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的行為模式。而且,CSA規避了農產品流通的中間環節,鄉村社群可以專注于農產品的生產,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另一方面,城市社群的質量需求決定了農產品的質量。在CSA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的博弈由傳統的短期性的一次博弈轉變為長期性的多次博弈。為了鎖定城市社群,鄉村社群必須生產優質和安全的農產品來滿足城市社群的需求。如果農產品質量滿足了城市社群的需求,帶來質量溢價,那么鄉村社群就會產生較強的高質量生產動機。由此可見,在農產品質量上,質量共生為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的共生關系創造了基本的共生節點。

2.價格共生。價格是重要的共生節點,價格共生也是城鄉社群共生的主要內容之一。在CSA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的價格共生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1)鄉村社群通過預付款制度使得農產品價格的協商成為可能。預付款制度除了有效規避未來生產過程中鄉村社群的自利性動機和不可預測的風險,也破解了農產品的時間差和市場的滯后性問題。(2)農產品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雙方意愿的影響。隨著健康意識的不斷提升,如果鄉村社群生產的農產品確實是高質量的,那么城市社群會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來購買,從而使農戶獲得更多的溢價效益[20]。(3)鄉村社群通過提升農產品質量來提高農產品價格。如楊波研究認為,由于資金限制,生產者無力進行綠色認證是CSA發育的主要原因[21]。這是因為CSA能夠通過生產高質量的農產品來提升農產品的價格,增大農產品的附加值和溢價能力,進而實現鄉村社群盈利的目的。由此可見,鄉村社群通過價格共生獲得經濟收益,城市社群通過價格共生獲得高質量的農產品。

(二)構成要素

在共生理論中,質參量、共生能量和共生環境等各個要素都對共生關系進行了生動詮釋。在CSA中,城市社群與鄉村社群的共生同樣包含了這3個要素。

1.質參量。質參量是指2個共生主體之間的某種內在聯系或內在機理,其相互表達的特性稱為質參量兼容,是二者共生識別的基本依據[22]。共生關系的形成要求共生主體之間至少具有一組兼容質參量,且共生主體之間質參量的匹配性越強、關聯度越高,共生關系越穩定[23]。在CSA中,為了對主流農產品市場進行批判和抵抗,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自發建立了巢狀市場,滿足了二者各自的需求[24]。因此,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的需求可以看作二者的質參量。從鄉村社群角度來看,鄉村社群的需求是自身現實性的利益需求。這種需求指向CSA模式本身的務實性,不斷強化鄉村社群的生產行為。經典農戶行為理論中的形式經濟學派認為,農戶是理性的個人,會根據自身的需求或偏好進行合理的決策,以期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從城市社群角度來看,城市社群的需求是自身的價值需求。隨著消費的質量和水平逐步提高,城市社群對安全、健康、優質的農產品需求逐步增強。根據以上分析,發現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在需求上呈現高度的互補性與兼容性,當二者的需求快速涌現并相互碰撞時,城鄉社群共生關系的發展就具有了內在的源動力。

2.共生能量。共生能量是共生主體之間通過共生界面作用所產生的物質結果,是共生主體質量提高和數量擴張的前提條件[22]。因此,共生能量是CSA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理性行為的出發點,是發展二者共生關系的現實驅動力。共生的根本目的是共生主體通過合理分工產生新的能量和物質結構,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增殖能力[25]。在城鄉社群共生關系中,這種共生能量主要體現在以下2個方面。(1)經濟效益。生產者行為理論認為,農業生產者期望的經濟效益是判斷其行為選擇的關鍵要素。CSA中鄉村社群的行為動機和目標大多帶有盈利性的期望效益,這種效益既是其行為的出發點,又是其行為的終點。如果城市社群對鄉村社群供給的農產品質量感到滿意,他們就愿意接受支付高于一般農產品的價格來購買,甚至增加本應支付的數額以增加鄉村社群的生產者剩余。因此,CSA的農產品的市場均衡價格會高于其平均成本而帶來的經濟效益。(2)價值效益。CSA的價值效益表現在社會、生態和娛樂等3個層面。其中,在社會層面,CSA以生態建設為根本宗旨,提供優質的有機農產品,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在生態層面,CSA倡導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反對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過分的逐利行為,反對過度利用自然資源[26];在娛樂層面,CSA逐漸將農產品種植發展為一種可供人們娛樂的休閑模式,通過發展農園的休閑功能來拓展社區活動的寬度,實現農業種植的多功能性。

3.共生環境。共生環境是城鄉社群共生的基本環境。在CSA中,良好的、穩定的共生環境,輔之以合理的內外部治理結構,可以有效規避主體間的機會主義行為,擴大其共生度。具體來說,可以從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來分析城鄉社群的共生環境。從外部環境來看,政府通過鄉村振興戰略和質量興農戰略的實施為發展CSA共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較好的政策環境。如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在土地規劃與使用方面為小毛驢市民農園提供了許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浙江省麗水市和遂昌縣的CSA也是由政府主導發起的。從內部環境來看,大多數CSA農園選址于大中城市的邊緣地帶,利用自然稟賦和地緣優勢為城市社群提供高質量的有機農產品和農耕體驗,成為連接城市與鄉村的重要紐帶。同時,CSA不斷促進人才、信息、技術、社會資本等各類要素向鄉村流動,為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生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與發展主義時代勞動、土地、資金等要素不斷流出農村,農業成為發展主義的下落者形成鮮明對比[27]。

二、城鄉社群共生的模型分析與數值仿真

(一)模型分析

1.條件設置。Lotka-Volterra模型是研究種群間共生關系及其動態演化過程的經典模型。對CSA來說,該模型可以準確闡釋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的共生關系,明確二者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效應。因此,本文借助該模型原型構建CSA中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共生演化的Lotka-Volterra模型。

在模型構建之前,先假設以下條件成立。

條件1: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兩個社群的規模X是時間t的函數,時間t抽象表示所有影響規模X的因素。

條件2: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方向性,可以通過共生系數Kij的變化來表示2個社群共生關系的變化。當Kij>0時,2個社群之間的影響呈現積極效應,獲取和創造的共生效益多;當Kij<0時,2個社群之間的影響呈現消極效應,獲取和創造的共生效益少。

條件3: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相互獨立并相互依存,同時受到質參量、共生能量、共生環境等基本因素的影響,其規模不會無限增長,存在最大值N,且社群規模越大,N值越大。

2.模型構建。Lotka-Volterra模型的初始微分方程為:

(1)

其中,X表示某一周期的種群規模,R表示自然增長率,N表示種群規模最大值。

類似地,基于上述條件構建的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生演化的Lotka-Volterra動力模型為:

(2)

其中,X1、X2分別表示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的規模;R1、R2分別表示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的自然增長率(R1>0、R2>0);N1、N2分別表示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在因素制約下的最大規模; (1-X1/N1)、 (1-X2/N2)分別表示對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規模增大的阻滯作用;K12表示鄉村社群對城市社群的共生作用系數,K21表示城市社群對鄉村社群的共生作用系數。

同時,K12和K21的大小變化決定了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之間表現為不同的共生關系,如下所示:

當K12=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無共生關系,二者獨立發展,一方的規模變化不會影響另一方的規模。

當K12>0、K21<0或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寄生關系,即一方受損、另一方受益。

當K12>0、K21=0或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偏利共生關系,即一方受益、另一方發展不受影響。

當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互利共生關系,即雙方都能受益。

3.穩定性分析。CSA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演化的平衡點和穩定狀態隨共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共生關系,均衡點和穩定狀態各不相同。

根據均衡條件可知,當X>N或X0或dx/dt<0,為不穩定狀態;當X=N時, dx/dt=0,為穩定狀態。

為進一步探討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的動態演化,對式(2)進行穩定性分析。

(3)

(4)

可以得到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生關系的4個局部平衡點,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城鄉社群共生的局部平衡點及其含義Table 1 Partial equilibrium poi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ymbiosis and its meaning

同Kij取值組合下的共生關系對應不同的局部平衡點,如表2所示。其中,點A、B對應偏利共生關系,點D對應互利共生關系。

表2 城鄉社群的共生關系及平衡點Table 2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equilibriumpoi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在平衡點將式(2)展開,取一次項,可得到該式的Jacobian矩陣:

(5)

求解Jacobian矩陣的行列式Det(J)和跡Trace(J),并將4個局部平衡點帶入J進行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城鄉社群共生演化的平衡點及其穩定性分析Table 3 Equilibrium point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ymbiotic evolution

經過分析,最終發現,點A、B、C均無法穩定,只有點D滿足Det(J)>0且Trace(J)<0,因此只有D點才是穩定均衡點。由此可見,共生系數K12、K21和最大規模N1、N2決定了CSA共生演化的均衡穩定性。

(二)數值仿真

基于上述分析,按照Lotka-Volterra演化模型的穩定性條件設置初始參數值: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的自然增長率分別為R1=0.1、R2=0.05;初始時間為0,仿真周期為1 000單位時間;初始規模X1=X2=100,最大規模N1=N2=1 000。結合CSA發展的實際情況,對不同參數組合形成的共生關系進行仿真分析。

1.寄生關系。根據上述分析可知,當K12>0、K21<0或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寄生關系,即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損。

設K12=0.2,K21=-0.4,如圖2所示。城市社群規模增長快,且最終大于其獨立發展時期所能達到的最大規模;而鄉村社群規模增長緩慢,且無法達到其獨立發展時期的最大規模。這是因為,在共生系數的影響下,鄉村社群受損,城市社群受益。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消費者推動型的CSA中,城市規模能夠迅速發展壯大,但鄉村社群發展往往滯后于城市社群,特別是在發展前期,沉淀成本大且盈利少,鄉村社群發展更加困難。

圖2 城市社群主導的寄生關系

設K12=-0.2,K21=0.4,如圖3所示。鄉村社群規模增長快,且最終超過其獨立發展時期所能達到的最大規模;而城市社群規模增長緩慢,且低于其獨立發展時期所能達到的最大規模。在共生系數的影響下,鄉村社群受益,城市社群受損。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小農和合作社發起的CSA中(如山東濟南我家菜園、國仁綠色聯盟),雖然鄉村社群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但由健康飲食需求誘致的發展背景,一開始便決定了CSA的發展面臨較突出的市場需求限制[28],城市社群規模難以擴大。特別是在CSA市場尚未完全打開時,農場知名度低,城市社群參與程度不高。如果城市社群不接受預付款制度,其規模增長速度會更加緩慢。

圖3 鄉村社群主導的寄生關系

2.偏利共生關系。根據Kij取值組合可知,當K12>0,K21=0或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偏利共生關系,即一方發展受益而另一方發展不受影響,受益一方所增長的規模量即為共生作用系數產生的共生效益。

設K12=0.2,K21=0,如圖4所示。城市社群的規模最終增長超過其獨立發展時期的最大規模,而鄉村社群規模為其獨立發展時期所能達到的最大規模。在共生系數的影響下,鄉村社群對城市社群起促進作用,但城市社群對鄉村社群沒有影響。因此,城市社群獲得全部的共生效益,其增長的規模量即為鄉村社群對城市社群發揮共生作用所產生的共生效益。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CSA發展中期,這時鄉村社群規模逐步穩定,并在市場中占據一定的份額,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使得城市社群的規模逐漸超過其獨立發展時期的最大規模。

圖4 城市社群主導的偏利共生關系

設K12=0,K21=0.4,如圖5所示。鄉村社群的規模最終超過其獨立發展時期的最大規模,但城市規模為其獨立發展時期所能達到的最大規模。在共生系數的影響下,城市社群對鄉村社群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鄉村社群對城市社群沒有影響。因此,鄉村社群獲得全部的共生效益,其增長的規模量即為城市社群對鄉村社群發揮共生作用所產生的共生效益。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CSA發展后期,這時城市社群規模逐步穩定,推動鄉村社群規模不斷擴大,最終超過其獨立發展時期的最大規模。

圖5 鄉村社群主導的偏利共生關系

3.互利共生關系。根據Kij取值組合,當K12>0、K21>0時,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為互利共生關系,雙方都能受益。

設K12=0.2,K21=0.4,如圖6所示。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的規模都超過了各自獨立成長時期的最大規模。在共生系數的影響下,二者都促進了彼此規模的增長。因此,二者共同獲得共生效益,且共生效益達到最大,增長的規模量即為共生系數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共生效益。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CSA發展后期,鄉村社群為城市社群提供高質量的農產品,城市社群規模不斷擴大,同時城市社群為鄉村社群提供技術、人才、信息和資源等,帶動鄉村社群發展。如廣州神農田園,該田園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雙方共同投入到農產品生產中,目前已經形成一套較穩定的生產系統,生產流程成熟、經營活動穩定,因此規模較龐大。

圖6 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互利共生關系Fig.6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rural and urban communities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不同的共生關系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所獲得的共生效益各不相同。只有在互利共生關系中,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產出的共生效益最多且二者都能受益,才能實現規模的共同增長。由此可見,互利共生關系是CSA發展的高階互動關系,是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生關系發展的最佳方向和最終趨勢。

三、基于城鄉社群共生的城鄉發展共同體構建路徑

(一)保障城鄉共生的交互性

通過對城鄉社群共生進行分析,發現城鄉社群共生的基本內容和構成要素是城鄉交互共生的基礎。要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就要保障城鄉共生的交互性,即保障城鄉社群共生的基本內容和構成要素。具體來說:(1)優化城鄉共生的基本內容。農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會影響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的規模,較高的價格也難以吸納城市消費者的參與,容易陷入“優質不優價、優價不優質”的困境。因此,應該在提高農產品質量的同時降低農產品價格,有效拓寬鄉村社群的增收渠道,盤活鄉村經濟發展活力。(2)完善城鄉共生的構成要素。根據理論分析可知,質參量、共生能量和共生環境等要素能夠幫助人們深刻理解CSA共生關系生成的內在邏輯。因此,應致力于滿足鄉村社群的利益需求和城市社群的價值需求,提高二者共生的經濟效益和價值效益,解決土地撂荒、農民失業和快速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問題,以完善城鄉共生要素。如福建的參與式保障體系(PGS)建立在城市社群和鄉村社群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共同參與的基礎上,是一種典型的、生動的城鄉互動形式,有效促進了城市社群和鄉村社群之間的交互共生性,對于城鄉發展共同體的構建具有實質性的作用?？偟膩碚f,城鄉共同體的構建需要通過保障城鄉共生的交互性來予以實現。

(二)提高城鄉共生的穩定性

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的迫切性折射出社會生產的日漸擴張與城鄉關系承載力失衡的矛盾,而其中深層次根源在于城市與鄉村關系的脆弱性。根據構建的Lotka-Volterra演化模型可知,CSA共生演化的均衡穩定性受到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生系數和最大規模的影響。因此,可以通過提高城鄉共生的均衡穩定性來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1)增大城鄉共生系數。馬克斯·韋伯曾指出, 在共同體中,社會行動的指向應建立在參與者主觀感受到的互相隸屬性基礎之上[29]。共生系數能夠充分體現這種互相隸屬性,增大共生系數能夠增強這種隸屬性,從而擴大城鄉之間相互的正向影響,降低二者行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在關系構建上應當通過農產品的高質量生產增大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之間的共生關系,建立二者之間的穩固關系。同時,應該激勵鄉村生產者的生產行為,滿足城市消費者的農產品需求,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和積極融合。(2)擴大社群規模。對于生產者推動型的CSA,要重點吸納城市消費者入會;對于消費者推動型的CSA,則要將重心放在鄉村社群上。只有如此,才能提高鄉村社群和城市社群規模的匹配性,推動城鄉互補互促和均衡發展,從而構建城鄉發展共同體。

(三)鑄造城鄉共生的互利性

共生效益是建構城鄉發展共同體的內在動力,共生效益的配置與否取決于城市社群和鄉村社群各自的地位和能力。根據數值仿真結果可知,互利共生是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獲得共生效益最多的高階互動關系,是城鄉關系演變的最佳方向和最終趨勢?？梢?互利共生能夠產生正向乘數效應以促進配置均衡,避免共生效益的配置失衡問題。因此,在城鄉發展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應盡可能地避免寄生狀態和偏利共生狀態,轉而鑄造城鄉共生的互利性。一方面,應該共同獲取共生效益,即通過規避鄉村社群的道德風險和城市社群的逆向選擇,促使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銜接、交流、協調,從而彌合城鄉經濟收入差距,形成合作剩余最大化下的互利共生秩序。另一方面,應該均衡分配城鄉共生效益,通過減小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之間的非對稱分配因子,增強共生效益的分配對稱性。例如,福建佳美合作社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促進城市社群和鄉村社群的互動互助,謀求二者的共同利益,為城鄉可持續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偟膩碚f,只有當鄉村社群與城市社群共同捕獲共生效益并實現均衡配置時,城鄉發展共同體才能找到一條真正的長久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