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研究

霍艷梅

(河北工程大學,河北 邯鄲 056038)

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新時代法學教育被賦予前所未有的使命和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法治人才培養是其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明確指出,法學教育承擔著為法治中國建設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的光榮使命,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法治人才的培養就是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的培養。將一個社會人、普通人培養成為一個專業化、同質化、高素質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既是法學教育的意義之所在,也是每一個法學教育工作者持之以恒的目標。

法治人才的培養須臾離不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支持。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加強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實踐工作者之間的交流”。自2018年起,教育部先后印發的《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關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以及與中央政法委聯合印發的《關于堅持德法兼修實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下稱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2.0)均就協同育人機制提出明確的建設要求,支持高校組建校企、校地、校校聯合的協同育人中心[2]?！蛾P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推動法學院校與法治工作部門在培養方案、課程、教材、實習實訓等環節深度銜接[1]。結合高校所在區域實際,與法律職業共同體銜接呼應,規范化建設法學區域協同育人體系,創新法學協同育人模式,深入研究和實質性培育平臺化、制度化的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方能真正建立以“五共同”(涵蓋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材、教學團隊、實踐基地五方面的共同建設)為內容的全方位全過程深融合的協同育人機制[3],方能切實回應新時代法學教育關于“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問題。

一、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涵義

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2.0明確提出法學教育要“主動適應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新任務新要求,找準人才培養和行業需求的結合點”,要“強化法學實踐教育,完善協同育人機制,構建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2]?？梢?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與適應法治建設和行業需求(呼應法律職業共同體)、強化實踐教育和完善協同育人機制(呼應法學教改)等要素緊密聯系。

公開文獻顯示,法治(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一詞,最早見于2003年霍憲丹所著《試析法律職業共同體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之間的互動》一文[4]?？傮w上,以法治(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為題的文章寥寥,但對于法治(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含義卻存在多種認識,每種認識各有側重角度。

霍憲丹[4]認為,“把一個社會人培養為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以及保持作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高素質所涉及到的教育、考試和培訓制度視為一個整體,即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主要包括法學學科教育、法律職業教育、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法律職業培訓以及終身化的法律繼續教育五方面”。該認識建立在法治人才培養的宏觀體制方面,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理解為將相關法律教育制度、考試培訓制度予以整合的法律人才宏觀培養模式,主要定位于制度。但一般認為,共同體是由某種共同的特質維持或形成的群體,其成員因政治、信仰或職業等社會因素共識而具有同質性[5]。顯然,該認識與共同體系同質性群體的屬性不夠契合。

付子堂[6]認為,“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是以學校為核心,實務部門及相關高校共同參與,科學分工、深度合作、優勢互補的法律人才培養的師資群體”。該認識雖然契合共同體的群體屬性,但將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局限于師資群體,不免有失全面。筆者認為,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需要建立在機構、制度的基礎上,如果沒有一個組織體或平臺的建構,群體的組織性匱乏,難以實現全方位全過程的深度協同。

另有學者[3]認為,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提出“高校+法律實務部門”聯合培養機制,并具體化為“五共同”,其實質是法律實務部門深度參與法律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涵蓋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材—教學團隊—實踐基地),以此搭建了一個高校與法律實務部門共同參與的卓越法律人才培養共同體。該認識雖凸顯了聯合培養這一協同育人要素,但僅將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簡單定位于培養機制或實施模式、實施內容,亦不夠準確全面。

筆者認為,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建設,必須也只能仰賴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支持?！拔迓反筌姽脖挤ㄖ巍?徐顯明[7]提出“法治建設雖是全民之事,但以立法者隊伍、執法者隊伍、司法者隊伍、以律師為主體的法律服務者隊伍以及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者的隊伍為核心的法律職業人員是法治建設的關鍵群體,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基礎力量”。因此,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應當是由立法、執法、司法、法律服務、法學教育與研究“五位一體”的法治人才的開放式聯合培養體,既要有共同體的組織架構,亦應有協同育人的機制確立。二者之間通過兼職行業教師管理規范等相關協同制度予以有效銜接和深度融合,通過貫穿法科生的學習—實習—見習—就業的全過程路徑,實現對法科生的法律倫理、法律思維以及法律技能的全方位培養。換言之,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應著重實現平臺化和制度化的培育,以便作為一個整體從法律職業共同體中常態化地引出師資、案例和資金等實務資源,支撐高校法學教育培養出合格乃至卓越的法治人才,進而反哺法律職業共同體,從而以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同質性為標準培養同質性法治人才,進而保障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同質性,從共同體來,到共同體去,實現兩大共同體的銜接共榮,參見圖1。

圖1 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內涵解讀

二、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意義

無論學者們對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內涵有著怎樣的不同認識,對其培育意義都持明確的肯定態度。

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首要也是最基礎的意義就是實現協同育人。協同論認為,系統屬性雖然不同,但各系統之間存在相互影響與合作的關系。協同育人就是通過系統內多主體、多因素的相互協助與配合,實現共同育人[8]。法學專業的特點決定了法科生培養的特殊性。作為實踐性突出的學科,法科生的培養須臾離不開法律實踐,而法治工作部門作為協同單位輸出的師資、案例乃至資金等各類法律實務資源,是實現協同育人的基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在實質上就是協同育人機制的組織架構或載體。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2.0關于“完善協同育人機制,構建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實施思路,顯然是將協同育人確立為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基礎。

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培育的現實意義在于實現就業聯動。法學專業面向立法、執法、司法等部門的就業受限于“逢進必考”的制度要求,高門檻的法律職業與法科生的就業期待存在鴻溝。從法學院到法院,一字之差,卻意味著身份、角色的根本改變。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意義,恰在于通過法律倫理、法律思維以及法律技能的錘煉,給予這種身份、角色的順暢過渡?；诖?通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在專業學習的基礎上拓展實習—見習—就業渠道,可以有效實現就業聯動。

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意義還在于提升法學專業的社會適應度。法學專業建設的任務之一即是提高社會需求適應度。人才培養首先需要明確社會需要什么人,才能確定怎樣培養人[9]。法治人才培養亦然,需要時刻關注社會需求,確保法科生成為社會需要的法律人。實質上,法治人才的需求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傳統典型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職業領域,還是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復議、行政處罰、仲裁等法律部門,抑或企事業單位的法務崗位,都需要高素質的法律專業人才。只是因為社會適應度不夠,法學專業一度被社會詬病。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建設,就是將需求側前移,使法治工作部門的角色從法治人才的未來使用者轉變為法治人才的協同培養者。因此,就提升法學專業匹配度、社會適應度,實現法治人才培養與行業需求的銜接而言,非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莫屬。

變革法治人才培養理念,也許是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最高端、最深遠的意義。新文科、新法科的建設,需要重新審視法學教育,進一步革新法治人才培養理念。相關文獻及調研顯示,無論是高校法學教師還是法律實務人員,普遍認為法科生的培養固然要注重法律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的學習,但絕不能忽略其法律邏輯思維和職業倫理的培育。龐德強調,法律教育不是教授法學知識,而是涵養法律思維。因為無論講授了多少法律知識,也無法追趕上修法速度。法學教育必須著眼于法律思維的訓練和運用[4]?！皩W習能力比專業知識更重要,思維方式比專業技能更重要,職業倫理比執業能力更重要”。[6]項目組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法律邏輯思維(25.91%)、法律專業知識(23.73%)和法律職業技能(19.85)是法科生培養最應該加強的方面,特別是法律邏輯思維方面的認同度最高。而受訪者對高校法科生素質的期許,雖然包含了專業素質、邏輯思維、職業技能、職業道德、社會責任感、自主學習能力、法治理想信念等方方面面,但普遍認同職業信仰、職業道德為首,認為法科生認同法律職業的神圣是一切的前提。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蛾P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明確提出,法學教育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健全法律職業倫理和職業操守教育機制,培育法科生崇尚法治、捍衛公正、恪守良知的職業品格[1]。法律職業者是公平正義的守護者,絕不能僅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而必須具備法律信仰和職業倫理。[4]沒有對法律的真正敬畏與信仰,不具備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無法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培養法科生的法治精神和職業倫理,是法學教育的應然之道[10]。故而,當下及未來的法治人才培養需要樹立“法律價值引領”理念,注重法科生的價值塑造[11]。公平正義等法治價值、法治信仰應該貫徹落實到法治人才培養的每一個環節,如果法科生在校期間沒有感受到公平規則的意義,甚而被不公平同化,就是法學教育的失敗。就此而言,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借助優秀行業師資、典型實務案例的引入,通過法律援助等各類實踐活動,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法科生的法律價值觀和法律人格的養成。

項目組認為,對法學教育的性質,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乃至顛覆性改變傳統認知。以往很多人認為,法學專業的就業困境是“產品”不能“適銷對路”所致,但“產品”的性質定位意味著將教育等同于工業,忽略了法科生的個性化和教育的人文性,必然損害教育的靈魂。有學者認為,按照國民產業分類,教育屬于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本質意味著應該滿足客戶需求,不能單純考量教育者的期望。教育家呂叔湘則認為,教育的性質更類似于農業。傳統農業的特點,是播種—澆灌—完成自我成長周期—結出同種不同規格的果實,現代化農業則通過技術保障規格的統一性。但是無論傳統還是現代,自我成長周期既不能取代亦不能逾越。所以,法科生的法治理想、法治思維以及法律知識與技能的培育,需要教育者完成好播種和澆灌的環節。河北大學提出“滴灌式”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或許正是出于此種考量。作為承載公平正義價值的專業,法學具有雙重乃至多重屬性,需要以專業知識服務于紛繁復雜且瞬息萬變的法治實踐。新法科不僅意味著法律應注重價值塑造,也意味著法律應關注社會實際,為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12]。一個實質性的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旨在與法律職業共同體攜手建構全方位全過程深融合的協同育人培養模式,這無疑會對法治人才培養帶來深刻的、開創性的理念變革。

三、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

(一)培育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需要與法律職業共同體充分銜接

法律職業共同體,在狹義上對應三種最具典型性、同質性最突出的法律職業,即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我國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即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確立,標志著專業化、職業化和同質化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4]。法學教育本身具有教育和法律雙重屬性,法治人才的培養既屬于高等教育工作又屬于司法工作,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規律,亦應遵循法律職業的特殊要求。如前述,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旨在為法律職業共同體培養后備人才提供支撐,其培育路徑是從法律職業共同體中輸出師資、案例等法律實務資源,支撐法學教育產出合格乃至卓越的法治人才,再反哺法律職業共同體,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良性循環。這在根本上決定了兩大共同體之間相互協作配合的基本關系。

顯而易見,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水平,直接影響法治人才的培養質量,決定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的專業性和同質性;而作為法治人才未來使用者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是法治人才培養質量的最終檢驗、考評者,影響甚而決定著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4]。因此,由法治工作部門、法律行業組織對法學教育進行行業管理,是可予借鑒的做法。例如美國對法學教育進行行業管理、對法學院進行評估與考核的組織為全美律師公會。法律職業(作為實踐范疇)與法學教育(作為理論范疇)的充分銜接,可以促使后者不斷豐富和發展[13]。

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在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之間搭建了銜接的橋梁。通過從法律職業共同體產出教育資源(人、財、物),形成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可以實現對高校法學教育的有效支撐?！蛾P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明確提出,法治工作部門要“加大對法學院校支持力度,積極提供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做好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之間的有機銜接”[1]。通過將法治工作部門的行業需求與評價前移以及實務資源的引入,使之從法治人才的需求方、使用者轉變為法治人才的協同培養者,從而實現法治人才培養與法治工作部門需求間的無縫對接[7]。依托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支持,法學教育對法科生進行培養,產出合格法治人才,可以進而反哺甚至重塑法律職業共同體[4]。如前述,將一個社會人、普通人培養為一個合格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成員,就是法學教育的意義之所在。法學教育對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反哺及重塑,不僅體現在對法科生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的培養,更體現在對其法律信仰和職業倫理的培育,以此保證法律職業的同質性,構建法律職業者對法律的內心確信,塑造伴隨法律職業者一生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從而形成精神紐帶,提高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職業認同感。

(二)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路徑

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2.0提出“深協同,破除培養機制壁壘”“拓渠道,發展互聯網+法學教育”,將法治實踐的最新經驗和生動案例及時轉化為教學資源[2]。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需要從平臺架構、制度建設等層面入手,以期整體性、規范性、常態化地引入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實務資源,推進協同育人機制實際落地,支撐法學教育。

1.關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組織架構

我國70年法治建設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立法者隊伍、執法者隊伍、司法者隊伍、以律師為主體的法律服務者隊伍以及法學教育和研究者五支法治隊伍。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培育,旨在通過平臺化的設計,籌建或改組成立區域法治協同中心,將立法、執法、司法(包括準司法)、法律服務等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實務資源與法學教育資源加以整合,實現“五位一體”,通過雙向輻射高效產出協同育人效果,支撐法學教育,實質性改革高校法治人才培養現狀,參見圖2。

2.關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人員構成

區域法治協同中心各協同部分別設置校內外負責人員。校外負責人員由來自各對口協同單位的法律實務人員(聘為高校兼職行業指導教師)擔任,以充分汲取法律實務資源(人、財、物),實現行業指導教師常態化參與高校法學教育的課程講授和實習實踐指導,持續獲得來自實務部門的資金和真實案卷捐贈。校內則由師生合力配合,共同開展法治實踐。專任教師擔任法律實務部門的法官助理或人民陪審員、檢察官助理或檢察院聽證員、仲裁員、兼職律師等,積累法律實務經驗,進一步形成“雙師型”師資隊伍,提升課程實務性;法科生亦可以依托法律維權協會等校內社團,與各協同單位進行對接,廣泛參與普法宣傳、法律援助等各類社會實踐活動,參見圖3。

3.關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制度設計

區域法治協同中心聯合各協同單位,制定兼職行業指導教師遴選聘任與考核辦法、學生實踐管理與考核辦法(包含轉科實習、項目式學習、調研實踐、創新創業等各類實踐形式及實習積分換算學分制度)、實務課程開發方案、案例教材建設方案、畢業論文實務選題與指導辦法等系列配套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協同單位的反饋與建議,輔助高校法律院系進一步優化法學專業培養方案,設置特色法律實務課程,調整實習實踐環節設置,形成進階式實踐教學體系。

4.關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協同育人機制建設

區域法治協同中心通過校內外協同,共建“仲裁學院”“律師學院”等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基地,以實習—見習等實踐活動為基礎,就協同育人模式進行各具特色的深入探索;圍繞“五共同”,就實務課程、案例庫、案例教材等方面展開拓展,實現法律職業技能的“外包式”培養,以期充分發揮協同單位的優勢;學生通過轉科實習、項目式學習等方式,自主獲取法律實踐知識,積累實習實踐積分,早日明確職業目標,確立就業崗位。

區域法治協同中心可以依托高校法律院系作為地方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基層聯系點,協調師生共同參與地方立法評估、委托立法等項目,開展立法實踐;可以與法院、檢察院對接,深入開展法校合作、檢校合作,行業教師在法院、檢察院開設“第二課堂”,專任教師以法官助理或人民陪審員、檢察官助理或檢察院聽證員等身份,學生以實習生身份共同參與司法實踐,實現“課內外結合、校內外銜接”;可以充分借助高校法學教師擔任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的途徑,側重探索項目式、案件式的協同育人模式,使法學師生全方位、常態化融入仲裁工作(教師擔任仲裁員、學生擔任仲裁秘書或仲裁員助理實習或見習),并與律師仲裁員、退休法官仲裁員、行業背景仲裁員在此平臺交匯,打通頂崗實習—見習—就業的渠道;可以與有意愿的律師事務所接洽,側重探索師徒式的協同育人模式,律師與法科生進行雙向遴選,以期“一對一”充分錘煉法科生的職業技能和職業倫理;可以與破產管理人資質單位合作,打造破產事務實驗室,師生深度參與企業破產、重整等法律實務,側重建設團隊式的協同育人模式;可以與市司法局進行契約式合作,進一步建設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組織學生志愿參加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值班,常態化參與法律援助案件評估,使法科生真正面向社會公眾。在點點滴滴中,潛移默化地涵養法科生的法律思維,培育法科生的法治信仰和職業認同感,養成其崇尚法治、捍衛公正、恪守良知的法律人格。

5.關于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的線上平臺建設

為滿足新時代法學教育需求,線上平臺及數字化法治實務資源的建設亦應加速。區域法治協同中心可以通過高校法律院系網站、微信公眾號發布協同單位的實習實踐與見習就業信息;組織兼職行業指導教師成立虛擬教研室;建設教學實習虛擬平臺,聯合協同單位建設案例庫、庭審錄像庫等線上實務資源,為師生提供線上虛擬教學與實踐環境,打破高校與法律實務部門間的時空屏障。

“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既是法學教育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亦是其使命;“知行合一、協同育人”既是法學教育教改的目標,亦是其舉措。在習近平總書記法治思想指引下,圍繞法學教育與區域立法、執法、司法、法律服務等法律實務資源充分融合的“五位一體”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開展實質性培育,以期培養德法兼修、知行合一的高素質應用法治人才,不僅緊密契合法學教育教改的目標,亦助力實現法學教育的歷史使命,適應全面依法治國建設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