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路徑探究

黃日涵 姚浩龍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國際場合提及全球經濟治理，強調“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認為“世界各國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拆墻而不筑墻、開放而不隔絕、融合而不脫鉤，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盵1]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難題愈發復雜，加大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力度，需要更加重視全球青年治理人才的培養，完善青年人才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路徑。 本文試圖以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獨特優勢為切入點，探究推動新時代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路徑，助力中國在全球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一、全球經濟治理概念界定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與發展和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一方面，全球化不斷拓展的現實，客觀要求各國進行全球性的合作；另一方面國家等行為主體主觀上希望尋找當前全球發展問題的根源與解決方案。[2]由于全球治理模式超越了以往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政府事務管理模式，在提高國家公共管理效能和維護國內外秩序和平與穩定層面表現突出，該概念與相關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其他領域的分析與應用中，全球經濟治理這一概念由此產生。

具體來看，全球經濟治理的主體包括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諸多參與全球經濟活動運轉的實體。 而全球經濟治理的客體則涵蓋全球經濟失衡、發展問題和貨幣及貿易體系改革等傳統金融問題，以及以能源安全問題為代表的非傳統金融問題，并呈現出覆蓋領域逐步擴大，涵蓋問題愈發復雜的趨勢。 而從治理方式來看，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主體可通過政府間合作、建立國際規范和機制安排、公共和私人部門合作安排等方式達成合作，就全球經濟活動中各項問題的解決方案達成共識。誠然，在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中，主要的治理參與者還是以中年人為主，因為他們是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但近些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技術的發展讓世界變得日新月異，青年一代最能緊跟時代的潮流，最能保持與時俱進的理念，也最能提供開放前衛的解決方案。 因此，青年人在全球經濟治理中逐漸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國內外社會的相互聯結，青年參與國內外事務的頻率和重要性都在逐步提高。 一方面，青年群體占人口比重逐年上升，預計全球青年人數在2030 年達到13 億人[3]，成為參與地區和全球事務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青年擔任重要國家職務及在國際組織中承擔重要職責的案例屢見不鮮，青年在多領域參與實踐，通過不同途徑向其他社會群體與政府呼吁修補全球治理網絡，也有不少青年在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網絡中負責相關工作，踐行治理責任。 作為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經濟治理效能發揮很大程度會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均衡性與穩定性。 因此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當中理應成為中國青年彰顯大國青年素養，推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和階段性目標。

二、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優勢

“當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干的舞臺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盵4]青年群體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存在獨特優勢。

(一)青年群體知識學習能力強，更能適應新時代的挑戰

“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時代的責任賦予青年，時代的光榮屬于青年?！盵5]青年是社會中最具活力的群體，也是新時代社會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工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隨著新媒體與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社會逐漸進入“后喻文化”時代，即隨著科技的革新進步，老一輩的經驗體系因不能得到及時更新發展，其知識傳授的地位被青年所替代，青年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6]同時，數字平臺作為國家公共權力流散的主要客體，在新媒體時代扮演著“私政府”的角色，將政府賦予的部分公共權力傳遞到私營部門甚至是個體身上。[7]而青年對新事物的接受度相對更高，承擔了部分公共權力，不僅一般青年群體能通過多種新媒介就各種議題與社會團體展開交流，青年政治人物也能通過新媒體實現其政治參與的目的。 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將新媒體作為其政黨宣傳的新陣地，在臨近總統大選時通過Tiktok與年輕選民互動中展示出親民形象。[8]

技術爆炸帶來的新知識沖擊了原有的社會權力架構，青年在共享經濟、互聯網經濟領域表現突出，并深度參與全球經濟發展。 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青年群體的這一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一方面，青年群體深度參與新經濟發展。 有調查顯示，青年群體中的“90 后”是當下參與互聯網經濟比例最高的代際群體[9]，這種深度參與使得青年成為經濟問題的“第一接觸者”，青年自身能通過對新知識的充分掌握針對性地研制治理工具，與問題相對更近的實踐距離也給予青年展開實踐的便利，為之后青年參與解決更多樣化的經濟問題提供經驗與事實支撐。 另一方面，青年政治家們得以通過數字技術將不同領域的治理能量統籌規劃、合理布局，逐步解決不同治理機制之間重疊運行與機制碎片化問題，從而構建更合理的經濟治理體系。

(二)青年的可塑性強，對合作觀念的接納度更高

青年作為未來社會階層的中堅力量，在國內作為社會榜樣能夠影響年輕團體和其他決策者，引導良好社會風氣的傳播；在國際上則能作為合作的發起者和治理的參與者，為建立系統性的國際治理合作打下基礎。 目前全球經濟治理遭遇的難題之一就是過往的冷戰思維和對抗思維仍在作祟，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國家集團仍持有結盟對抗非西方國家的共識，刻意忽視了當下經濟發展全球化的不可阻擋性，意圖將維護自身經濟霸權地位的思想凌駕于全球經濟發展之上。 從思想理念的角度來說，青年決策者自身較少受歷史冷戰包袱和對抗思想的影響，更聚焦于當下的經濟發展情況，更傾向于找尋維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路徑，對合作觀念的接納度更高。 從建構主義角度出發，共享合作觀念的青年決策者可搭建遵循共享共治理念的治理網絡，超越當下決策者秉持的狹隘的“唯國家利益”論，通過搭建不同經濟治理機制之間合作的橋梁，破除當下區域經濟治理機制并行局面，從而推動更大范圍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建立。 這也是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進一步向更公平公正方向改革發展的可行之策。 因而青年作為未來國家的決策者和主要行為者，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并理解當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艱難運行的觀念原因，是塑造其合作理念的必要之舉。

(三)青年具有創新精神和活力，是持續推進全球對話和多邊合作的重要力量

青年是持續推進全球對話和多邊合作的重要力量，是解決全球問題方案中最活躍、最生動的創新力量。[10]以中國青年為例，面對當前的經濟發展態勢，中國青年不斷表現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青春擔當，在金磚國家、G20 等國際機制有關青年合作領域的文件制定上，中國青年積極貢獻智慧。[11]在現實發展中，中國青年身體力行推動著國際經濟合作。 比如在中非經濟合作中，中國青年在中非基礎設施建設、創新創業交流和中非貿易往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2]中國青年一方面與來自非洲各國的青年創業者和企業家通過中非青年創新創業論壇、中非青年圓桌會議等對話平臺，圍繞國際貿易、創新創業政策等主題展開充分交流，通過主旨演講等方式共享發展理念和創業靈感，另一方面，中非青年在農業發展、減貧脫貧、產能升級等重要領域開展直接合作，通過人才培訓與援助、技術支持、企業投資等方式實現非洲經濟的復蘇與勃發，中非電子商務合作正在幫助非洲提升創新技術競爭能力。[13]除了深度參與中非經貿合作之外，中國青年的身影也出現在其他經濟治理與合作平臺之中，青年層面的合作間接促進國家間經濟合作效能。 這些都表明青年在全球性和地區性經濟治理方面發揮著強盛活力，助力提高全球經濟治理效能。

三、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現狀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處于世界前列，中國青年逐漸成為經濟大國的青年，意味著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中對世界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主動、自覺地承擔國際經濟發展的責任。[14]從現實來看，中國青年的國際視野尚不夠開闊，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途徑的多樣化程度較低。

(一)中國青年在傳統經濟治理領域的參與程度不足

隨著中國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事務，中國青年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愈發深入，但同比于西方國家青年參與全球治理的狀態，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深度和主動性仍相對不足。 一方面，與西方國家在國際組織的人員占比相比，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人數仍然相對較少。 盡管這些年中國人已經進入一些國際組織的高層，如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等，但人員總數相對較少，導致中國國際話語權受到制約。[15]以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人員組成為例:中國2020 年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人員總數為545 人，僅占總人數的1.45%[16]，與聯合國費用繳納的15.254%占比相去甚遠；從具體職位來看，中國籍的專業人士和中高層管理人員嚴重不足。[17]在三大經濟治理機構之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官員中，目前僅有一名中國官員，其他中國職員則主要從事以中文翻譯為主的基礎性工作，參與形式更多是“被動參與”，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進行決策和事項管理的人員數量不多，參與深度不足。

(二)中國青年參與數字經濟等新經濟領域的治理仍處在起步階段

目前，全球數字經濟治理面臨治理原則日趨緊張、治理方式難有共識、治理主體協調困難等困境。[18]中國作為數字經濟等新經濟蓬勃發展的國家，已誕生出以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為代表的頭部數字平臺，青年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參與者與消費者，享受著新經濟帶給他們的便利。 然而，目前中國青年對數字經濟治理參與深度不足，政府仍然發揮最主要作用，有關數字經濟平臺的治理仍主要依靠來自政府層面的督促、監管與審查，數字經濟平臺的“自查自糾”與使用主體的監督治理相對缺失。 青年作為數字經濟的主要使用者和數字信息的主要來源，一定程度上也應該承擔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義務。 但如今青年群體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與政府和平臺之間溝通和協同治理的渠道較少，權責更多集中在青年企業家個人身上。青年群體一方面應該嚴格規范自己在數字經濟具體應用上的行為；另一方面，也負有對數字經濟發展建言獻策的義務，幫助該領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三)全球經濟治理人才培養機制不完善，青年人才素質有待提升

目前盡管多所高校已經開展培養全球經濟治理人才的國際項目，但相對西方國家早已建立系統性的“項目宣傳—經費支持—國際實習—校外合作”的“一條龍”模式仍有不足。 中國高校的相關培養項目仍然存在人才培養意識片面，未能建立跨學科思維培養體系等問題。 以語言培育體系為例，當前對國際人才的外語教育缺乏精確規劃，復合型外語人才培養效率低，更關注外語教育的工具性而非應用性，缺少對學生在專業學習中外語思維的培育[19]，造成外語人才流失和作用發揮較差的情況。國內高校人才培養多集中于某一專業領域的知識和能力，多學科知識的培育未能引起廣泛重視，對人才素質的培養更集中在執行與溝通能力上，創新與決策能力的培養相對薄弱。 同時，相較于西方國家出臺完備的政策法律法規，通過國家背書的形式建立各種青年協作網絡，為青年參與國際事務提供便利與幫助，中國政府與高校在推動青年參與全球治理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四、促進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策略

當代青年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和戰略性地位，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青年肩負起責任。[20]“打鐵還需自身硬”，推動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必須從提升青年自身素質、拓寬參與渠道等方面入手。

(一)加強青年能力建設，提升青年自身素質

進入全球化時代，對全球經濟治理人才素養的要求日益提高，多語種語言交流能力、面對不同文化背景人員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較高的專業知識水平都成為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必備素養。 而作為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和決策者，青年在日常學習與工作中應當注重國際視野的開拓與治理思維的培養，積極參與國家與高校建立的多方交流機制，提高對外交流特別是與國際經濟組織人員的交流頻率與學習質量，強化自身國際交流能力，學習與鍛煉工作技能，同時注重對多學科、跨學科知識的學習與應用。 全球經濟治理涵蓋貿易領域、金融領域等多領域，因而參與經濟治理的知識需求很高，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應當養成建構完善知識體系的能力。 青年要提高對全球經濟發展狀況的了解，做到理解政策方針、了解經濟治理具體狀況，成為通曉治理規則和事務規范的復合型人才。

(二)拓寬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渠道

青年單一群體的能量和知名度相對較低，直接參與經濟治理的途徑較為有限，因而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時的思考主要借助政府搭建的平臺和渠道充分表達。 推動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政府拓寬和創新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渠道、提高中國青年對外交流頻率至關重要。 目前以中國國際青年交流中心為代表的政府職能組織已經著手搭建不同國家間青年企業家的溝通渠道，通過青年群體這些較小“齒輪”之間的互動運轉，推動國家這個“大齒輪”在經濟治理等方面進行更深層次合作。 如國際青年企業家協會聯盟、中國—東盟青年企業家協會等將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和發展作為運作目標，通過推動青年主動參與全球經濟重塑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進程來實現全球經濟產業鏈的穩固。[21]這些官方渠道為青年參與經濟治理提供便利與背書，讓青年聲音被更多群體“聽見”。 不同國家青年群體間依托政府平臺的交流不僅提高了全球經濟治理網絡溝通效能，還能通過外溢效應推動更高層次主體進行深度合作，解決更復雜的治理難題。 未來還可以通過政府出面建立長效的青年互訪機制，讓更多青年能夠到不同國家，特別是處于發展困境的國家中實地觀察與開展研究，通過青年視角挖掘目標國家發展中的問題及原因，為減少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建言獻策。

(三)完善人才培育機制，培育全球治理青年人才

隨著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與經濟治理全球化，對中國青年參與經濟治理的需求越來越迫切，青年人才的培養要求相應提高，因而需要各方協同運轉，構建更完善的青年人才培育體系與輸送模式，以培育出更多善治型、復合型經濟治理人才。中國目前的青年人才輸送模式仍然是“政府輸送為主、高校推薦為輔”的人才輸送模式。 未來政府可以探索與高校一同構建多元多方式的新型經濟治理人才培育與輸送模式，以助于實現人才培育、輸送效能多方面提升。

首先，對于政府來說，必須釋放出堅定支持經濟治理人才培養信號，為各主體的共同行為樹立統一目標，并提供堅實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助力其他主體放手施為。 當前，眾多國際經濟治理組織都要求實習生在線下參與工作，這意味著青年人才本身就要承擔眾多的簽證、交通等費用，給青年人才參與投身全球治理造成阻礙。[22]政府可以通過出臺系列政策文件，加大對于公派出國、公派進入國際組織實習的資助力度，通過級別劃分、專項補貼等方式降低青年的后顧之憂，激發青年人才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熱情。 更進一步，政府可出面與國際經濟組織進行磋商，通過人員交換等方式建立固定化的青年人才輸送模式，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參與機會。 同時政府應當加大全球經濟治理人才培養政策的宣傳工作，通過到校宣講、媒體推送等形式打破信息壁壘與閉塞，讓更多有志青年了解到基本信息和支持政策，營造鼓勵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社會氛圍，為中國提供充足的經濟治理人才。

其次，高校需要繼續維持既有經濟治理人才培養項目的開展，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吸引中國青年投入到經濟治理人才培養系統當中。 已有多所高校設立并完善經濟治理人才培養項目和交流渠道，例如外交學院設立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作為經濟治理人才培養的重地。 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該研究中心對內與國際經濟學院等學院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開展實地經濟調研等活動；對外則與其他高校搭建“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經濟外交研究分會”，通過設立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分組論壇，為青年經濟治理人才提供交流平臺。[23]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也在培養青年學生成為國際公務員，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通過雙語教學以及加大實踐力度等方式為培養復合型的人才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由復旦大學主持的“榮昶學者”項目則系統性建立了對經濟治理人才的“吸納、授權、參與和鼓勵”等四個關鍵環節的建設，推動實現我國的人才培養模式由政府輸送模式向人才導向模式的轉化。[24]

最后，全球經濟治理人才培育項目內容需要與時俱進。 經濟發展形態日新月異，經濟問題層出不窮，從推動青年參與經濟治理的角度出發，高校需要增加個性化培養內容，周期性更新知識框架與內容，打通不同專業之間的學科壁壘，通過設立分類標準針對性地設計人才培養計劃，建立一人一策、復合化訓練、全鏈條追蹤三者為一體的綜合型培養與人才輸送體系，為中國青年特別是高校學生提供更具效率的培育方式。 與此同時，高?？膳c其他國際經濟組織一同展開更深層的對外聯絡與信息交流，對外拓寬交流渠道，建立更多主體參與的合作網絡，為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更方便、更系統的路徑。 現有國際組織已然就青年層面的交流建立合作平臺，如二十國集團在框架內設立青年領袖峰會、金磚國家組織設立青年部長會等，為中國青年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可行路徑。 中國高?？梢酝ㄟ^區位優勢，與目前中國政府主導的國際組織和經濟治理網絡直接對接，依托中國主導的經濟治理機制，提升青年對國際經濟現狀的了解，提高青年的決策能力、思辨能力和與來自全球各國青年的溝通交流能力，建立起“本土化”青年經濟治理品牌。

(四)激發青年發揮獨特優勢，推動經濟治理良性發展

當前經濟形態變化迅速，許多新行業依托科技發展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傳統行業則相應拓展出不同的新模式，經濟生態進一步復雜化，事實上降低了經濟治理機制的針對性與治理效能。 對于對新生事物更具敏感性與行動力的青年群體來說，能較快適應新興經濟業態的挑戰，所以無論是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措施，還是高校開展的人才培育項目，都應把青年主體性的培養和全球經濟治理參與意識的激發放到重要位置。 青年參與的積極性和能力優勢的發揮，對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良性發展至關重要。

從經濟發展結構來看，愈發壯大的數字經濟成為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卻出現地域間數字鴻溝加大、數據孤島現象增多等問題。 青年作為未來社會價值的主要創造者，有能力也有責任在新時代借助數字經濟發展這股“東風”參與到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當中去。 青年應充分發揮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熟練掌握和應用，對現有經濟形態進行“迭代更新”。 作為數字產業發展的主力軍，青年群體有能力也有責任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賦能，挖掘傳統產業在新時代的發展潛力，實現傳統產業在新時代的轉型與快速發展。 而對于以直播帶貨、數字貨幣投資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新產業，青年群體應利用自身在新產業發展的中堅地位和橋梁作用，通過投身于行業建設和推廣運營，加快數字技術與產業體系的結合，推動建設更高效、更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數字經濟產業深度發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讓數字經濟發展服務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 青年團體也可基于對數字技術的充分掌握，幫助數字賦能后的新老產業向更廣處發展，甚至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將這些產業“運”出去，進而構建和完善覆蓋廣、層次多的新經濟體系，在實現優質資源共享、減少全球地區貧困和數字鴻溝等方面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