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校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研究
——以哈佛大學為例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 郭英劍

贛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 張成文

提 要: 本文通過對哈佛大學近二十年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的考察,發現這些論文在選題方面主要有四大類型,即總括型、描述型、觀點型和思想型,并且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跨領域、跨時空、跨媒介和跨語種等特點。本文分析認為,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美國名校博士生在論文定題時始終堅持開創性原則,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注重選題的創新性、學術性和系統性,這對于國內相應專業博士生在學位論文定題方面很有啟發意義和參考價值。

1. 引言

學位論文的撰寫和完成是博士研究生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培養環節,也是他們在申請學位時的一項主要依據。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學位論文都被視為博士研究生學術水平的反映和學術機構人才培養質量的體現,在學術評價中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歷來備受師生重視。當然,博士論文的撰寫也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個環節密切配合方可順利完成。在這些環環相扣的節點之中,博士論文的定題直接體現了論文的價值所在,并對接下來的工作是否能夠順利開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值得展開深入探討和研究。在查閱近千篇美國名校文學類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本文重點對哈佛大學近二十年的文學類博士論文的定題情況進行了一番梳理和分析,旨在通過考察美國名校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特點和方法,為國內外國文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提供論文選題方面的參考和啟發。

本項考察所涉及的論文均來自于“ProQuest Dissertations &Theses Global: Literature &Language”數據庫,檢索關鍵詞為“literature”,論文撰寫語言為“英語”,時間跨度為近二十年(2000—2020),得到學校限定為“哈佛大學”的檢索記錄共109條。每條記錄主要呈現論文標題、作者、摘要、關鍵詞、主題、學科分類等主要信息。從檢索結果來看,這些題目大體可以分為總括型、描述型、觀點型和思想型四大類;從論文主題分類來看,這些選題具有明顯的跨學科、跨領域、跨時空、跨媒介和跨語種等特點;從研究對象來看,常見的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均有探討,對文學理論、文學史、作品特色和作者本身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也都有兼顧;從研究方法和角度來看,除了常見的文本分析、田野調查等方法,語料庫等現代研究手段也被用于文學研究,并且在論證過程中凸顯出較強的說服力。本文將就論文選題主要類型和典型特點兩大方面展開具體分析,并針對分析結果進行總結評述和提出建設性意見。

2. 選題特點

1) 主要類型

從哈佛大學近二十年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情況可以看出,該校學位論文的選題主要集中在以下類型:

第一類是總括型。這類選題主要將研究對象按照時空分類,集中梳理一個時期或者一個地域內的文學表現整體特征?？偫ㄐ瓦x題主要采用宏觀視角,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把握和描述。如“Latin Literature and Frankish Culture in the Crusader States(1098-1187)”一文,從其標題《十字軍諸國的拉丁文學和法蘭克文化(1098—1187)》即可看出這是一篇典型的特定時間段和特定地域范圍內的文學及文化情況綜述。另一篇題為“Verita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the Hagiography of the Pre-Norman British Isles”的博士論文則主要聚焦于前諾曼不列顛群島圣徒傳記中的真理和文學虛構,在這里“Pre-Norman British Isles”便是將時間和地點定格到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格蘭,將這一時空下的圣徒傳記作為考察對象開展研究。

第二類為描述型。這一類型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主要就某些文學現象或作家創作特色進行描述性分析,并不追求全面總結概括,只抓住某一個或一些典型特點進行探析。這類論文在題目中并沒有明確表明作者的核心觀點,只有通讀全文后讀者才能從作者的諸多描述和最終總結中得出論文主旨要義。如《關于亞洲的黑色筆記: 美國非裔跨文化想象中的亞洲綜合形象,1923—2013》(“Black Notes on Asia: Composite Figurations of Asia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Transcultural Imagination, 1923-2013”)一文揭示了迄今被忽視的美國非裔作家和思想家與亞洲各種文學、文化和藝術傳統之間的某種聯系。該論文認為,亞洲為眾多美國非裔作家和知識分子提供了額外的或替代性的文化資源,使他們從具有限制性的美國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中解放出來,或者至少幫助他們破壞了這些限制。還有一篇博士論文則研究了在懷舊成為一種強大的美學和政治工具、被意識形態斗爭的不同方面所使用的時候,法國浪漫主義文學中吉普賽比喻的演變。其作者在這篇題為《馴服吉普賽人: 法國浪漫主義者如何奪回過去》(“Taming the Gypsy: How French Romantics Recaptured a Past”)的論文中指出,長期以來吉普賽人被認為是一個暫時的局外人,他們不像歐洲人那樣看待過去的時間或特權。而對于法國作家來說,吉普賽人這一比喻有助于遏制和馴服他們感受到的轉瞬即逝,而這種轉瞬即逝使得懷舊無法奪回失去的過去。懷舊和這種浪漫主義的比喻在新千年的黎明回到了法國,而吉普賽人在藝術和政治上又一次因為拒絕停留在過去而被定義為離經叛道者。

再如《今年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和對猶太真實性的文學探索》(“This Year in Jerusalem: Israel and the Literary Quest for Jewish Authenticity”)一文,題目本身并未亮出明確觀點,實則探討了以色列如何在當代文學中被視為一種文學空間和背景。作者以以色列為研究案例,結合對文學空間和文化真實性的批評話語,主張文學應當在跨越政治和身份的當代熱點問題的考量中發揮核心作用。描述型的選題在近二十年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中比較常見,在四種類型中占比最高。

第三類論文選題是觀點型。跟描述型選題有所區別的是,這類選題的觀點可從題目中一目了然,作者往往在論文題目中明確提出自己的某種觀點并在文中加以論證。從論文《面具制造者: 弗賴·安東尼奧·德·格瓦拉的偽歷史虛構》(“Maker of Masks: Fray Antonio de Guevara’s Pseudo-Historical Fictionalizations”)的題目中就可以看出作者要探討的是格瓦拉的“偽歷史虛構”。從論文內容可以看出作者認為盡管格瓦拉在1526年被查理五世任命為官方編年史家,但他從未寫過常規歷史,理由之一是他的多產著作中沒有一本帶有歷史或編年史的標題?？紤]到這一悖論,作者指出格瓦拉是一位“面具制造者”,其作為歷史學家的角色需要重新審視,特別是他的作品中無數的典故和當代歷史需要跟真正的歷史加以區分。

在《抒情模仿: 科幻小說研究的新概念框架》(“Lyric Mimesis: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一文中,作者直接在標題中表明自己的立場,認為科幻小說是一種模仿類型,抒情模仿是科幻小說研究的新概念框架,其表現對象是真實的,但無法直接描述。大多數讀者認為科幻小說是一種非模仿的類型,它的表現對象完全是虛構的。對此,論文作者并不贊同,他認為,作為一種抒情手法在文字層面上運作而不喪失其形象力量的文學體裁,科幻小說有能力描述本身既不是純文字也不是純形象的物體和現象。

第四類論文選題可以概括為思想型。這類選題在所有考察對象中占比最少,主要是在文中提出并闡釋某種文藝思想?！痘仡櫭缹W: 歌德、盧梭、莫里茨、凱勒的生命敘事》(“Aesthetics of Retrospection: Life Narratives in Goethe, Rousseau, Moritz, and Keller”)便是這樣的例子之一。在這篇博士論文里,作者探討了“回顧”在生命敘事體例(如成長小說、自傳及二者的雜糅體)的文本和理論建構中的多重作用?！盎仡櫋辈粌H是歷史自傳的一種創作原則,而且構成了小說和歷史生命敘事與讀者之間的故事關系。此外,“回顧”是文學理論話語中的一個核心隱喻,它使小說凌駕于歷史敘事之上,并合法化心理小說的連貫性和封閉性。通過對歌德、盧梭、莫里茨、凱勒等人的生命敘事的考察,作者認為“回溯美學”探討了一般的不確定性、構成的開放性和不成功的教育之間的關系,闡明了這些“失敗”、回顧結構和生命敘事中相互沖突的時間理解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篇題為《敘事、倫理和巧妙的形式》(“Narrative, Ethics, and the Cunning of Form”)的博士論文中,作者把目光聚焦于對敘事倫理的批判。它研究了如何從敘事中提取倫理模型,如何使用這種模型來呈現敘事倫理經驗,以及這種應用如何在調解社會對立時引入一系列倫理問題。通過揭示敘事概念如何支持倫理的關鍵概念,特別是權威、責任和紀律,作者試圖闡明倫理話語的歷史有效性。論文的目的既不是要確定倫理訴諸敘事性是否合理,也不是要提出一種替代的倫理制度。其目的是描述敘事所維持的意識,并考察當敘事倫理在社會話語中的功能得到認可時會發生什么。通過對理論和文獻的考察,論文試圖對倫理在批評和文化話語中的特權提出質疑。

2) 典型特點

就選題的典型特征而言,本研究所考察的論文選題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跨領域、跨時空、跨媒介和跨語種等特點:

跨學科是這些論文選題方面最明顯的特點。大多數的博士論文選題都沒有囿于純文學學科之內,文學跟相鄰學科有所交叉的情況居多,如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神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法學等等。文學與語言學因其天然的內在聯系,自然而然地成了這些博士論文選題中聯系最緊密的兩大學科,很多論文在分析和論證文學現象和觀點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和發現作為支撐。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是《語言的融合: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何塞·多諾索和奧古斯托·羅阿·巴斯托斯著作中的多語言隱喻》(“Tongues Untied: Metaphors of Multilingu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Vladimir Nabokov, José Donoso, and Augusto Roa Bastos”),從論文題目就可以明確知曉該文的研究主要是在語言學框架內討論作家的語言在文本中的存在意義以及試圖開發出一種閱讀多語作者作品的策略。另一作者在論文《十二世紀意大利拉丁語歷史史詩中的講述者》(“Speakers in the Latin Historical Epics of Twelfth-Century Italy”)中主要研究了十二世紀意大利用拉丁語寫成的歷史史詩如何通過言語塑造人物,這也是一個通過考察語言的功能而研究文學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例證。

宗教神學相關題材也是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在學位論文選題時的首選項之一,其中跟基督教及其相關教派有關的占了絕大多數。如《愛爾蘭人與化身: 布拉特馬克的愛爾蘭古詩中的基督形象》(“The Irish and the Incarnation: Images of Christ in the Old Irish Poems of Blathmac”)、《虔誠的騎士: 十字軍理想、煉獄和圣杯傳奇》(“The Pious Knight: Crusading Ideals, Purgatory, and Grail Romances”)和《前諾曼不列顛群島圣徒傳記中的真相和文學虛構》(“Verita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the Hagiography of the Pre-Norman British Isles”)等論文選題直接關注基督形象、圣杯傳奇以及圣徒傳記等與基督教義密切相關的研究對象;還有些論文則重點考察宗教帶給文學和社會等方面的影響,如《新教制度主義: 國教之后的宗教、文學和社會》(“Protestant Institutionalism: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fter the State Church”)的關注點為國家教會帶來的諸多影響和后果;《“盡你所能”: 大衛·洛奇小說中的肉欲和天主教良知》(“‘As Far As You Can Go’: Carnality and the Catholic Conscience in David Lodge’s Fiction”)則主要探討大衛·洛奇四部小說在跨越四十年的時間里哲學思想的演變,以及對性和天主教的描寫;還有一篇題為《赫伯特的博舍姆的〈自由經〉: 12世紀的文學和神圣科學》(“Herbert of Bosham’s ‘Liber Melorum’: Literature and Sacred Scienc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的論文考察的是赫伯特的作品,他是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在其大主教生涯中最親密的顧問之一,在研究大主教生平和時代的歷史學家中廣為人知。論文旨在考察他的作品(特別是《自由經》)中的一些細節,以期對十二世紀文學和知識傳統的研究有所貢獻。

雖然對跟基督教及其相關教派的探討和研究在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的選題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但是有關其他宗教和文學之間密切聯系的選題也同樣成為博士生們關注的對象,比如論文《佛法之悅: 密宗與日本文學中世紀早期的轉型》(“The Joy of the Dharma: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則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另一大宗教派別: 佛教,重點研究佛教密宗在日本文學中世紀早期進行轉型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除了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宗教等常見的跨學科選題之外,文學與法律、文學與政治科學等選題也引起了哈佛大學文學專業博士生的關注。論文《表演歷史: 蘇珊-洛莉·帕克斯、安娜·迪維爾·史密斯、娜奧米·華萊士和查爾斯·米作品中的歷史和政治》(“Performing History: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s of Suzan-Lori Parks, Anna Deavere Smith, Naomi Wallace, and Charles Mee”)探討了新一波美國劇作家——蘇珊-洛莉·帕克斯、安娜·迪維爾·史密斯、娜奧米·華萊士和查爾斯·米——是如何把戲劇作為研究歷史的實驗室的。四位藝術家的年齡、種族、性別和地域歸屬各不相同,他們在寫作訓練和審美風格上也有所不同。然而,他們都致力于揭示歷史和歷史哲學是如何在當下活起來的。作者指出,戲劇的形式不同于傳統的非虛構作家和歷史學家使用的形式。這些藝術家通過戲劇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物質上和非線性上理解歷史。最終,每個作家的案例都表明,歷史既存在于書頁之中,也存在于身體之中。因此,戲劇所提供的那種歷史意識對于更全面地理解我們的過去、現在和可能的未來至關重要。

而另一篇題為《錯綜復雜的民主: 霍布斯、埃里森和亞里士多德關于不信任、修辭和公民友誼的論述》(“Intricate Democracy: Hobbes, Ellison, and Aristotle on Distrust, Rhetoric, and Civic Friendship”)的博士論文則對當代語境下的言語理論進行了思考,并試圖從霍布斯、埃里森和亞里士多德那里尋求一個歷史性問題的答案: 堅持民主的人民必須走向完美的一致和團結,這一主張究竟從何而來?還有一篇代表性論文以《勸服: 血仇、浪漫和被剝奪權利的托爾米》(“Persuasion: Blood-Feud, Romance and the Disenfranchised Tolmie”)為題,對比探討中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和日耳曼傳統中的“女強人”與法語和英語的中世紀浪漫小說中的“女英雄”,展現這些文學中女性例外的制度化的現實啟示意義。該論文還借鑒了很多非文學范式的來源,如法典,現代家庭暴力研究等,理論文本來自于語言學領域、性別研究、酷兒理論和心理學等學科領域或者話語體系。

不只是相鄰學科,其他一些與文學分野比較大的學科也是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選題的關注點,如在論文《園林作品: 1850—1930年美國文學的園藝形式》(“Garden Work: The Horticultural Form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850-1930”)中,作者就把園藝學同文學研究結合起來,通過考察分析認為美國文學的形式感是在與花園設計領域進行的理論對話中發展起來的。

此外,即使在同一學科內部,被考察的博士論文在選題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論文主題涉及不同領域的交叉和互證,并沒有將視角固定在純文學研究上面。這些選題有的聚焦“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波蘭意第緒語文學運動的文化史”(“Yung-Viln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 Yiddish Literary Movement in Interwar Poland);有的關注“小說的閱讀、教學和十八世紀英國小說中的天真理想”(Novel Instruction: Reading, Pedagogy, and the Ideal of Innoc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有的探討“國家資助在美國文學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State-Funded Fictions: The NEA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1965),認為聯邦贊助的文學作品證明了20世紀及以后美學和政治之間的親密關系;有的從出版自由的角度出發研究“中世紀晚期英國的閱讀和寫作”(“Freedom from the Pres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指出對印刷行業的監管賦予了審查立法新的生命,而審查立法的目的一直是阻礙讀者,而不是作家;有論文《1360—1440年倫敦市民儀式的詩意愿景》(“Poetic Visions of London Civic Ceremony, 1360-1440”)在中世紀儀式語境下對夢幻詩展開研究,探討中世紀晚期英國詩歌與倫敦市民儀式的互動關系;還有的論文《〈我們周圍的間諜〉: 20世紀60年代情報的公眾形象》(“The Spy in All of Us”: The Public Image of Intelligence in the 1960s)則把文學作品同英美兩國20世紀60年代的情報工作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檔案資料、公開出版的書籍和刊登在報刊和雜志上的文章,通過大量的案例研究來檢驗對間諜和間諜活動真實或虛構的描述,重點分析這些間諜故事如何向大眾描繪間諜及其作品,以及英國人和美國人如何根據自己的政治、道德、社會和文化關切來回應和解釋這些描繪。

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選題的第三個特點是跨時空。從近二十年的選題所涉及的時間維度來看,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情況均有涉及,傳統和現代的文學選題都被囊括其中。但是通過細察可以發現,這些論文對于中世紀情有獨鐘,有多篇論文的選題都與中世紀的文學表現密切相關: 論文《勸導: 血海深仇,愛情和被剝奪公民權的托爾米》(“Persuasion: Blood-Feud, Romance and the Disenfranchised Tolmie”)對比探討中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和日耳曼傳統中的“女強人”與法語和英語的中世紀浪漫小說中的“女英雄”,展現這些文學中女性例外的制度化的現實啟示意義;論文《虔誠的騎士: 十字軍理想、煉獄和圣杯傳奇》(“The Pious Knight: Crusading Ideals, Purgatory, and Grail Romances”)提出了中世紀圣杯傳奇故事的起源,以挑戰十字軍東征期間改造后的神職人員所宣揚的虔誠觀念;《叛徒、作者、文本: 中世紀晚期的四種背叛敘事》(“Traitor, Author, Text: Four Late Medieval Narratives of Betrayal”)一文直接通過考察四種中世紀晚期關于背叛的敘述,結論指向了語言與背叛的關系理論,將背叛假設為一種語言斷裂,并提出了閱讀第一人稱歷史敘事的新策略;《群島: 中世紀和現代早期西班牙的島國和小說》(“Archipelagoes: Insularity and Fic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一文則研究了西班牙騎士文學中奇妙的島嶼母題,時間范圍限定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在《視覺翻譯,可見神學: 中世紀晚期法國和英國精神教誨簡編》(“Visual Translation, Visible Theology: Illuminated Compendia of Spiritual Instruction in Late Medieval France and England”)中,作者的考察對象便是一系列典型的十三和十四世紀的法文和英文插圖手稿,其中包括盎格魯-諾曼、古法語和中古法語的精神教誨論著。

除了以上直接將中世紀相關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之外,還有些論文間接使用了中世紀或與中世紀有關的事物及方法來幫助其開展研究。如論文《1360—1440年倫敦市民儀式的詩意愿景》是在中世紀儀式語境下對夢幻詩的研究,探討中世紀晚期英國詩歌與倫敦市民儀式的互動關系,試圖通過使用中世紀的儀式來重新想象城市生活。另一篇題為《日?；旌? 美國混合形式》(“Everyday Mixtures: American Mixed Form”)的論文通過考察中世紀的“混合形式”概念,對美國詩歌的“混合形式”進行了界定、定位和考察。作者研究認為中世紀的“混合形式”(prosimetrum)概念傳達了哲學的嚴肅與個性、理論與情感的變化、純潔與粗魯(而不是與視覺藝術相聯系)的混合,這種特殊的形式有助于詩人呈現出“經驗的混合性質”,具體考察對象從沃爾特·惠特曼的晚期作品開始,到現代主義者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格特魯德·斯坦因,最后到當代詩人約翰·阿什貝里。

從空間維度來看,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選題并不僅限于英美兩國,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學題材均在考慮范圍。這些論文中除了選題與英國密切相關的《貝奧武夫的起源: 考證與文學史研究》(“The Origins of Beowulf: Studies in 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和直接以美國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國家資助的小說: 國家教育協會和1965年后美國文學的形成》(“State-Funded Fictions: The NEA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1965”)這類論文之外,還有大量論文把研究目光投向了法國、德國、意大利、中國、日本、韓國、非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如《無聊的工作: 早期法國現代主義中的注意力研究(波德萊爾、福樓拜、休斯曼)》“The Work of Ennui: Studies on Attention in Early French Modernism (Baudelaire, Flaubert, Huysmans)”一文便是通過考察波德萊爾、福樓拜、休斯曼等人的作品來探討作家將文學創作視為腦力勞動的理論和結晶。論文《夢想帝國: 法西斯時代的歐洲作家》(“Dreaming Empire: European Writers in the Fascist Era”)更是探討了來自西歐和中歐——即德國、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的文學家在試圖與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妥協時,如何援引歐洲帝國和殖民主義的遺產。在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學現象展開探討的論文中,涉及中國的既有研究中國唐代詩歌的傳播的《中國唐代詩歌的流傳》(“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也有通過考察郁達夫、郭沫若、周作人的古典風格詩歌來研究前現代詩歌體裁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辯證關系的《前現代曲調中的現代性: 郁達夫、郭沫若、周作人的古體詩》(“A Modernity in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Yu Dafu, Guo Moruo, and Zhou Zuoren”)。涉及亞洲其他各國的學位論文中,有的研究佛教密宗與日本文學中世紀早期的轉型之間的關系,如《佛法之悅: 密宗與日本文學中世紀早期的轉型》(“The Joy of the Dharma: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Early Mediev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有的致力于分析韓國1960—1987年的文學創作,透過細讀詩歌,探討美學與政治的關系,關注詩歌與社會政治場域的互動,以及韓國美學是如何通過這種交流發展起來的,如《審美政治化: 二十世紀末詩歌創作的辯證法》(“Politicizing the Aesthetic: The Dialectics of Poetic Production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有的論文重點探討印度小說中的責任與叛逆,譬如《受寵的女兒與解放的母親: 三部印度小說中的責任與反抗》(“Beloved Daughters and Liberated Mothers: Duty and Rebellion in Three Indian Novels”)。關注地區文學發生情況的論文也有很多,如《孩子們所言: 法屬安的列斯群島、北非和西非法語文學中的童年》(“What Children Say: Childhood in Francophone 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Antilles and North and West Africa”)一文通過研究北非和西非法語國家以及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的大量文學作品中對于在殖民統治或后殖民社會中成長的土著兒童的痛苦和快樂的描述,提出回憶童年的文學項目必須面對法語世界的殖民壓迫,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邊緣化的人沉默;《今年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和對猶太真實性的文學探索》、《迷失方向: 東亞的拉丁美洲小說》(“Disorientations: Latin American Fictions of East Asia”)等論文都是以某一地區或者大洲作為文學想象的空間和背景。

跨媒介是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另一大特點。在這些選題中間,對于文學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文本范圍內,與文本有一定關聯的影像、景觀,承載文本的書籍、雜志,乃至于合唱腳本和公共標識都被用于文學研究。論文《拉丁美洲文學與電影中的兒童回聲》(“Echoes of the Child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Film”)通過對童年修辭的探討,來理解拉美文學和電影是如何象征童年的,并進一步分析了兒童形象在20世紀和21世紀詩歌、敘事散文和電影中作為一種修辭手段如何建構文學和電影意義;《城市景觀: 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性的書寫與地形》(“City Views: Writing and the Topography of Frenchness in the Renaissance”)一文將地形與主體性聯系起來,展示了法國性在早期現代巴黎的地位和表達,以及空間知識如何在文學和視覺表征中構建集體和個人身份;《17世紀伊斯坦布爾的書籍及其讀者》(“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Istanbul”)一文聚焦17世紀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各類書籍的生產和流通過程及其讀者群體,在充分借鑒手稿、統計數據和檔案材料等物證的基礎上,又結合敘事和傳記文本等,分析了傳統社會經濟類型在奧斯曼文化史寫作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奧斯曼文化史寫作的新思路。

論文《回避問題: 語言、政治和肯尼亞文學雜志的生命》(“Dodging the Question: Language, Politics, and the Life of a Kenyan Literary Magazine”)調查了肯尼亞文學雜志“Kwani”在緊張的社會和政治動蕩期間所采用的藝術和語言策略,該文不僅是對非洲語言辯論的干預,也是對過度樂觀描述語言在全球文學和文化中的功能的必要糾正;論文《路易吉·諾諾合唱作品中的文本設置技巧(1956年至1960年)》“Text-Setting Techniques in Luigi Nono’s Choral Works (1956 to 1960)”主要研究了路易吉·諾諾合唱作品中的文本設置技巧;而《中世紀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圣母畫像和圣像》(“Images and Icons of the Virgin and Their Public in Middle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則探討了中拜占庭時期(從公元843年圣像破壞運動結束到公元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君士坦丁堡各種媒體上描繪圣母的非敘事形象的公共角色;論文《時代史: 〈歡愉之園〉中的圖像與文本》(“A Timely History: Images and Texts in the ‘Hortus Deliciarum’”)的研究對象是一部十二世紀的泥金手抄本百科全書,也是同時期比較有名的一部作品。這本為新入會的教徒編繪的供講學用的教材采用文本加圖解的方式,呈現了修道院的教學理念和中世紀對人文素養的系統理解,成了天主教會的歷史作為個人救贖的典范。無獨有偶,另有一篇題為《遠離宮廷的宮廷形象: 家庭圣花、象征和浪漫》(“Courtly Images Far from Court: The Family Saint-Floret, Representation, and Romance”)的論文關注的對象也是附有大量繪畫的文本摘錄,只不過后者是以壁畫的形式呈現,而非繪本手稿。

跨語種文本作為研究對象也是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論文在選題方面的一大特點。在本次所考察的近二十年的論文中,盡管論文本身都是用英文撰寫的,但是文中所描述分析的對象并沒有局限于英語一種語言,有相當一部分作者的研究對象都是用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寫就。如論文《書寫美利堅: 阿拉伯文學中與美國的文學邂逅》(“Writing Amrīk: Literary Encounters with America in Arabic Literature”)借助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一世紀以阿拉伯語寫成的虛構散文來考察這種跨文化文學邂逅;論文《孩子們所言: 法屬安的列斯群島和北非、西非的法語文學中的童年》中的文本對象均由法語寫成;《美學政治化: 二十世紀后期詩歌創作的辯證法》(“Politicizing the Aesthetic: The Dialectics of Poetic Production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一文通過分析1960—1987年的韓語文學創作,關注詩歌與社會政治場域的互動,以及韓國美學是如何通過這種交流發展起來的;《群島: 中世紀和現代早期西班牙的島國和小說》和《利伯贊美詩的古愛爾蘭贊美詩: 中世紀愛爾蘭方言贊美詩研究》(“The Old Irish Hymns of the Liber Hymnorum: A Study of Vernacular Hymnody in Medieval Ireland”)等論文所研究的對象分別是用西班牙語、愛爾蘭語創作的;《前現代曲調中的現代性: 郁達夫、郭沫若、周作人的古典風格詩歌》和《中國中世紀的四音節詩》(“Four-Syllable Verse in Medieval China”)等論文所研究的文本自然是中文作品;《佛法之悅: 密宗與日本文學中世紀早期的轉型》考察的則是中世紀早期的日語文學。除此之外,作家用德語、拉丁文、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威爾士語、意第緒語等語種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也引起了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生的注意,并被選做論文研究對象。例如,論文《夢想帝國: 法西斯時代的歐洲作家》所涉及的文本分別來自西歐和中歐國家,且用德語和意大利語寫成;論文《海上話語: 當代加勒比和拉丁美洲文學中的海洋探索》(“Sea-ing Words: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ritime in Contemporary Caribbean and Latino/a Literature”)的考察對象包括來自使用西班牙語的島嶼作家及其海外離散者的作品;《亞馬遜地圖: 秘魯和巴西文學中的領土、身份和現代性: 1900—1930》“Mapping the Amazon: Territory,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the Literatures of Peru and Brazil (1900-1930)”則涉及西班牙語(秘魯)和葡萄牙語(巴西)作品;論文《作為抄寫員的作者: 〈特雷森妥〉中的物質性和文本性》(“The Author as Scribe: Materiality and Textuality in theTrecento”)的考察對象包括用希臘文和拉丁語寫作的中世紀文學語篇;論文《中世紀威爾士語翻譯: 以〈薩洛莫尼斯與馬爾科菲的爭論〉為例》(“Medieval Welsh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Ymddiddan Selyf a Marcwlff’”)通過考察兩度翻譯成威爾士語的單一文本《薩洛莫尼斯與馬爾科菲的爭論》,探討了中世紀的威爾士語翻譯;《青年維爾納: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波蘭意第緒語文學運動的文化史》是第一部針對意第緒語文學群體“青年維爾納”(1929—1941)的綜合研究,它探討了語言、血統和軌跡的交叉,及其對東歐最重要的猶太文化中心之一的新一代意第緒語寫作的影響。

3. 主要啟示

通過對哈佛大學近二十年文學類博士論文選題情況的考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這些論文在主題選擇方面各有側重,研究對象和思路方法互不相同,但是它們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共性特征還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首先,這些博士論文選題都有非常鮮明的問題意識。一篇優秀的學位論文必然要體現出明確的問題意識,沒有了問題意識,學位論文就失去了生命和靈魂,也很難收獲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在所考察的這些博士論文中,選題的目的性都非常明確,論文都旨在分析或者解決一些或宏大或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理論問題,有的則是實踐問題。舉例而言,有的論文對比探討中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和日耳曼傳統中的“女強人”與法語和英語的中世紀浪漫小說中的“女英雄”,展現這些文學中女性例外的制度化的現實啟示意義(《勸導: 血海深仇,愛情和被剝奪公民權的托爾米》);有的論文則通過研讀多語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何塞·多諾索和奧古斯托·羅阿·巴斯托斯的主要小說,試圖找到論據證明多語主義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作者的語言策略,進而開發出一種閱讀多語作者作品的策略,如《無限制的語言: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何塞·多諾索和奧古斯托·羅阿·巴斯托斯作品中的多語隱喻》(“Tongues Untied: Metaphors of Multilingu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Vladimir Nabokov, José Donoso, and Augusto Roa Bastos”);有的論文對亞馬遜河流域的文學和文化政治進行了全面研究,關注亞馬遜河橡膠繁榮(1879—1912)及其帶給秘魯和巴西的后果,并以此為基礎,探討了亞馬遜河流域如何成為政治和情感辯論的焦點,引發了對20世紀之交國家認同、種族、主權和現代性的重新審視,如《亞馬遜地圖: 秘魯和巴西文學中的領土、身份和現代性: 1900—1930》。

對作者而言,本身就需要對該領域的持續關注,并且經過深入思考才可以提出這些問題,繼而將這些問題提煉為理論命題后加以分析論證。這些選題成功避免了對于研究對象的泛泛描述和特點羅列,取而代之的是堅持問題導向,以一條邏輯主線貫穿始終,去分析或逐一回答作者開篇預設的問題。這樣一來整個論文顯得針對性強,結構緊湊且邏輯性強、論證效果佳?！兑环葆пЭ晌５倪z產: 20世紀法國文學中禮貌的衰落(馬塞爾·普魯斯特、皮埃爾·德拉·羅謝爾和米歇爾·維勒貝克)》“An Imperiled Inheritance: The Decline of Politeness in 20th 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Marcel Proust,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and Michel Houellebecq”)即是這樣的例子。

其次,論文的選題非常注重開創性。不管論文涉及的選題有多廣泛,研究對象有多繁雜,這些論文的研究視角總是不落窠臼,展示出作者的心思縝密和獨具匠心,通過知識的原創性來提高論文的質量。比如中世紀文學是所考察的論文選題中比較受博士生青睞的研究領域,事實上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發掘新的視角和切入點的難度不低,但是涉及這類選題的論文還是堅持深入挖掘,并成功找到了合適的角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譬如論文《現代中世紀文學: 加斯頓·帕里斯、宮廷愛情與現代性要求》(“For a Modern Medieval Literature: Gaston Paris, Courtly Love and the Demands of Modernity”)研究和評述了現代主義思潮植根于19世紀晚期法國中世紀學術的方式。論文著重分析了法國中世紀主義的奠基人加斯頓·帕里斯的形象以及他最偉大的發明——宮廷愛情,而后者通常被認為是中世紀的愛情理想,同時也是中世紀學術界最有爭議的概念之一,該文作者則在頹廢的文學和哲學語境中對這個概念做出了重新評價;而另一篇論文則以《出版自由: 中世紀晚期英國的閱讀和寫作》(“Freedom from the Pres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為題,考察發現中世紀的讀者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們復制的文本,手稿文化鼓勵讀者自由地編輯或改編他們寫出來的任何文本,或者用注釋來重新塑造他們讀過的文本等情況。作者認為,假設文本是可變的,任何人都可以改編,這不僅是普通讀者日常生活的基礎,也是那個時期偉大的經典著作的基礎。而對印刷行業的監管一直對讀者形成阻礙,讀者失去了大量創造性的接受方式;還有一篇論文是在中世紀儀式語境下對夢幻詩的研究,探討了中世紀晚期英國詩歌與倫敦市民儀式的互動關系。在這篇題為《1360—1440年倫敦市民儀式的詩意愿景》的學位論文中,作者考察了對市民生活愿景的詩意運用以說明和協商個人在社區中的地位,以及中世紀晚期詩歌使用市民儀式元素來批判倫敦生活的方式。在每一個案例中,作者都試圖建立這樣一個論點: 通過使用中世紀的儀式來重新想象城市生活,其所考察的每一個文學文本都在協商個體與城市秩序和社區和諧的關系。以上論文在選題方面雖然都從中世紀文學入手,但是在視角和立意方面都頗有創新性,因而讀來并不覺得陳舊和老套,更非低水平的自說自話。

第三,論文選題具有明顯的多樣化和系統性特點,彰顯論文作者扎實的學術功底,體現了論文較大的取材范圍和較寬的研究視野。在重點考察的109篇博士論文中,純文學方面的選題占比非常少,而大多數的選題都具有跨學科、跨領域、跨時空、跨媒介、跨語種等特征,這反映出哈佛大學文學類博士生在學位論文選題時不拘一格,學術視野非常開闊。當然在這些各方面跨度比較大的選題背后,彰顯的是論文作者扎實的基本功和廣博的知識面。尤其是在跨學科方面,需要作者對文學學科領域的知識熟練掌握的情況下,對其他相關學科的一些理論和方法了如指掌。否則,作者是很難擁有學術激情和獲得學術靈感的,更不可能找到一個比較有創新性的選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熟悉相關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獲取大量學術資料,并且進行有效篩選和分析,必要時結合田野調查等實證方法,這樣才會使得選題具有研究價值,才能保證相關研究的順利開展和學位論文的質量。而學生研究興趣的廣泛性和選題的多樣性和跨躍性并沒有沖淡文學類論文的主體性。在這些研究當中,作者首要解決的依然是文學學科內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研究對象以文學相關現象為主,其他學科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了文學研究并不常用的,或者其他學科所特有的理論支撐和研究方法。文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研究范式的重點依然是文學,并沒有大幅偏向甚至徹底淪為其他學科的研究。論文《平面論文、學術設計(平面設計、現代詩歌和學術寫作)》“Graphic Dissertation, Academic Design (Graphic Design, Modern Poetry, and Academic Writing)”借鑒詩歌和平面設計的技巧來討論以下問題: 平面設計、學術寫作和詩歌有什么共同之處?它們什么時候會互相抵觸?這種阻力的來源是什么?作者認為平面設計師對我們閱讀的書籍種類有著不為人知的影響,而我們作為學術界人士,對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知之甚少。作者指出,就阿波利奈爾、特里斯坦·扎拉和埃茲拉·龐德等人的作品而言,關鍵不僅在于批評能揭示這些作品的相關意義,還在于它能從文本的圖形技術和印刷歷史中學到什么。

第四,論文選題都具有很強的學術性?？v觀所有考察對象,這些學位論文的選題呈現出高度專業化的特征。雖然選題來源本身無從知曉,但是這些選題都表現出很強的學術性,所研究的并非我們業已掌握的常識或者論述價值不高的問題,也不是像一些學科的研究那樣注重實用性。這些研究大都是通過觀察和分析以作者為代表的文學創作者或者以文本為典型代表的文學作品以及某種文學現象,來集中探討某個問題,描述研究對象的典型特征,揭示出現某種現象或者趨勢的原因,厘清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研究它們存在和發展變化的規律,進而提出某個新的概念,或是闡釋某種新的思想,最終為推動本學科研究向前邁進一步做出貢獻。而上述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未曾描述、闡釋、證明或者預測的基礎之上,在本學科內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論文《海上話語: 當代加勒比和拉丁美洲文學中的海洋探索》分析了來自使用西班牙語的島嶼作家及其海外離散者是如何超越難以理解的泛安的利斯團結追求的,這一追求根植于對一種基本創傷的接受。論文指出,這些作家通過對海洋的運用,把海洋變成了一個舞臺,從中產生了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文學的新視角,并借此闡明了海洋在當代西班牙語和拉丁美洲文學的審查和解釋中的重要作用;另外一篇論文《第一關注尺度: 小說的語言形式和審美體驗》(“The First Scale of Attention: Linguistic Form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Novel”)旨在調整對小說形式的分析,闡明形式的作用: 它們如何塑造注意力,以及注意力結構如何產生審美體驗?作者指出我們認識到形式在音樂和建筑中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沒有參考內容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然而,當談到現實主義小說時,其豐富的參考內容很容易掩蓋形式創造的經驗動態,該論文則對這些動態進行了細致考察。

最后,就選題本身的語言表達而言,這些論文的標題都力求簡潔明了,論文的研究對象和要解決的問題一目了然。論文標題大都采用帶有后置定語的名詞短語作為主標題,這部分將問題意識進行濃縮和凝結,如《簡·奧斯汀的〈艾瑪〉和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成長小說和真實性主題》(“The Bildungsroman and the Theme of Authenticity in Jane Austen’sEmmaand J. D. Salinger’sTheCatcherintheRye”);很多論文題目還帶有副標題,作為對主標題的進一步限定、強化和說明。如《受寵的女兒與解放的母親: 三部印度小說中的責任與反抗》、《確定的寧靜: 大西洋兩岸浪漫主義中的斯多葛主義沖動》(“Confirmed Tranquility: The Stoic Impulse in Transatlantic Romanticism”)、《消失的自由職業者: 戰后文化產業的文學史》(“The Vanishing Freelancer: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Postwar Culture Industries”)及《“少數專家”: 閱讀現代主義之困難》(“‘A Handful of Specialists’: Reading Modernist Difficulty”)等。如此一來,通過主副標題的使用,作者可以將論文的核心問題呈現出來,將其明確化,并讓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論文的核心內容。這也體現了作者對所研究領域的熟悉程度,對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的準確理解和把握。例如,《對歷史的沖動: 塞巴斯蒂安·瓦薩里小說研究》(“The Impulse to History: The Novels of Sebastiano Vassali”)這篇論文的選題明確說明這是對意大利新生代歷史小說家塞巴斯蒂安·瓦薩里(1941—)作品的專題研究。

4.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美國名校哈佛大學近二十年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的考察,發現這些論文在選題方面主要有四大類型,即總括型、描述型、觀點型和思想型,并且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跨領域、跨時空、跨媒介和跨語種等特點。這充分體現了論文作者扎實的專業基本功及開闊的學術視野。論文作者在掌握大量資料和跨學科知識的基礎上,對于研究領域和具體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非常熟悉。在定題時始終堅持開創性原則,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注重選題的創新性、學術性和系統性。最終在題目的表述方面也是遵循簡明扼要的原則,名詞性短語為主的標題對論文主旨、研究方法和相應結論高度概括,使論文要義一目了然。這些特點對于國內高校和科研單位外國文學類博士生在學位論文定題方面很有啟發意義,對于博士生的學術素養的養成和研究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當然,對于美國名校哈佛大學近二十年文學類博士論文定題的考察,還可以有更多的觀察點和分析路徑,這里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便一一展開,但這方面的探討意義重大,值得進一步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