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問題·統系:論王水照先生的蘇軾研究

王友勝

湖南科技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王水照先生的學術研究起步于蘇軾研究。1958年首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集體編寫之紅皮本《中國文學史》及1962年出版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之《中國文學史》兩書,其中“蘇軾”一章均由其編寫。半個多世紀以來,王水照先生始終站在學術第一線,專力于包括蘇軾研究在內的宋代文學研究,“目不斜視”[1],發表與出版了大量高質量的蘇軾研究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的《王水照文集》[2]第三至五卷、第二卷第三章《蘇(軾)門“學士”集團》(含結束語《后蘇東坡時代》)、第六卷前半部分《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均為蘇軾研究內容,集中反映了王水照先生數十年來的蘇學研究成果。本文從史料、問題與統系三個維度,對王水照先生的蘇軾研究視域與研究方法試作解讀。

一、以宋編年譜與宋刊文集整理為重點的蘇軾史料研究

隨著宋人對年譜“知人論世”作用認識的不斷提高,兼之靖康元年(1126)解除元祐黨禁,孝宗御制蘇軾文集序,許為“一代文章之宗”[3]以來,蘇軾文集被大量編刻,所撰蘇軾年譜日漸增多。明萬歷間康丕揚在所刊《東坡先生外集》卷首即謂“譜先生出處歲月者幾十家”[4],然至20世紀末,年譜僅有傅藻編《東坡紀年錄》與王宗稷編《東坡先生年譜》在國內流行。傅譜見明成化刻本《東坡集》附,王譜則見于各種蘇詩類注本附?？地P所列舉的段仲謀《行記》、黃德粹《系譜》今已不存,但傅譜自謂在段仲謀、黃德粹二譜的基礎上“芟夷繁亂,翦截浮辭”[5]而成,故可視作二譜的延續。其他未列書名與作者之六家年譜則僅見于《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及宋人文集之記載。

基于以上情況,王水照先生對宋人所撰三蘇年譜的搜集與點校整理工作十分重視,用功頗多。其中《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1)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入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之《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出版之《王水照文集》第六卷。收錄宋人所編三蘇年譜五種,已囊括現存宋人蘇《譜》的全部,有康丕揚所云“十種”之半數。每種年譜前有敘錄,略論該譜之內容與價值,后附“校補記”,校對年譜文字之異同。各譜因編撰時間均在南宋,距離蘇軾的時代不遠,其記載較為可信,較之清人年譜,有更大的史料價值?！锻跛瘴募匪d三蘇五種年譜中,王宗稷編《東坡先生年譜》、傅藻編《東坡紀年錄》雖比較常見,但王水照先生采用的底本分別為最早之明成化本、南宋黃善夫家塾本,且比對其他相關文獻,校出不少錯字。孫汝聽編《蘇穎濱年表》,名曰年表,實為文譜?！吨饼S書錄解題》卷一七著錄宋刊本《三蘇年表》,三卷。明初編《永樂大典》收此書時,已佚《蘇軾年表》,清代又佚《蘇洵年表》?！锻跛瘴募匪罩短K潁濱年表》,以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本為底本,國內亦較難得。

《王水照文集》所載何掄編《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殘本)與施宿編《東坡先生年譜》,國內久佚,由作者從日本發現,收入《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首次在國內刊行,故其價值較之以上三譜更為重要,可視為蘇軾史料研究與整理的一次重要發現。其中何掄編《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為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合譜,以敘述行歷及家事為主,末附何掄跋語,著錄首見于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宋蜀刻本《三蘇文》附錄。王水照先生所見何譜,為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本施宿編《東坡先生年譜》附,其文字一部分抄在書眉,一部分混入施譜的“記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凡4 500字左右。作者又從《四河入?！匪巫V50余處中,輯得蓬左文庫本所缺30條左右,從《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中輯得少部分,共得《眉陽三蘇先生年譜》凡七八千字。蓬左文庫本系抄本,書眉另有王譜部分文字雜入,足見輯錄之難。施宿編《東坡先生年譜》,《直齋書錄解題》卷二○著錄,2卷,25 000字,附于施元之、顧禧與施宿合編之《注東坡先生詩》后。王水照先生所見施譜為日本倉田淳之助、小川環樹合編,1965年同朋舍刊《蘇詩佚注》附,有缺頁,所缺6頁由蓬左文庫本補入,書末所作“校補記”多達98條,足見作者于此用功之深。該譜以表格的形式,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四欄為蘇軾譜年,較為詳明,其中所設時事、出處兩欄,將人物活動置于廣闊的歷史環境里,是為創例。傅譜、王譜長于考索人物仕履與詩歌系年,但對譜主的交游、唱和等情況缺乏研究,不能反映當時文壇的風氣,故比較而言,施譜更有價值。在整理二譜的基礎上,王水照先生還在《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記蓬左文庫舊鈔本〈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兩文中(2)兩文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3期和《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紀念中國學論集》,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版;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對施譜與何譜的主要構成與學術價值進行過系統研究,解決了蘇軾研究中如“蘇洵不號老泉”等諸多難點與疑點,于蘇軾生平、思想與作品研究具有較大的推進作用。

王水照先生對蘇軾史料整理與研究包括并不限于宋刊年譜,他編定的《宋刊孤本三蘇溫公山谷集六種》[6]收錄北宋蘇洵、蘇軾、蘇轍父子與司馬光、黃庭堅5人的宋刻孤本詩文集共6種,其中就有蘇軾《東坡集》《東坡先生和陶詩》兩種。宋版“東坡七集”在明初已極稀見,至今已無全帙。其中之《東坡集》40卷現存刊刻時間最早的殘本為南宋孝宗時所刻大字本3種,分別庋藏于中、日兩國,不便利用?！端慰卤救K溫公山谷集六種》所收錄之《東坡集》即以日本內閣本23卷本為基礎,配以宮內本16卷、國圖本1卷,玉成全璧,宋槧佳構終得重現于世?！端慰卤救K溫公山谷集六種》所收之《東坡先生和陶詩》為中國臺灣所藏之宋慶元間黃州刻本之影印本,共4卷,為迄今唯一完整之孤本,學術價值不言自明(3)按1922年張宗祥曾集資影刻過宋黃州刊本《東坡先生和陶詩》,但與原本稍有失真之處。。其詳可參見王水照先生為《東坡集》《東坡先生和陶詩》這兩種宋刻孤本所撰之提要。

被錢鍾書先生推許為“卓然優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學”[7]的《蘇軾選集》(4)《蘇軾選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入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之《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及《王水照文集》第四卷。亦有較大史料價值。該書收錄蘇軾詩詞文300多篇,分體編年編排,雖為選注本,但作者遍檢群籍,于歷代學者對蘇軾詩、詞、文作品編年系地、文字異同、典故出處、內涵發掘、藝術闡釋等相關材料旁征博引,實兼有蘇軾研究史料匯輯之功。其中“注釋”部分重點不在語詞釋意,而注重匯錄前人有關作品系年、語詞出處、文句理解之歧見,然后斷以己意。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注一,關于三國時期赤壁之戰所在地,計有黃州、嘉魚、江夏、漢陽、漢川等五說,迄今諸說歧異。作者認為,蘇軾并非三國古戰場在黃州一說的首創者,早在晚唐,杜牧《齊安郡晚秋》一詩即持此說?！霸u箋”一欄,絕大多數作品均有,主要匯輯前人詩話、詞話、文話、選評(注)本、筆記中有關蘇軾作品之品評,尤其于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紀昀批點《蘇文忠公詩集》、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及蘇軾作品歷代注本之資料采輯尤多,有的作品輯錄的箋評材料多達20余條,但詳而不蕪,博而得要。讀者一編在手,省卻諸多翻檢之勞,兼得作品理解之益。作者在20篇詩、詞、文作品的注、評后,另立“附錄”,對一些聚訟紛紜的問題,予以辨析。如《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的主旨問題,歷來歧見迭出,莫衷一是。作者將前人的爭議概括為“為王氏女子作”“為溫都監女作”“影射刺時之作”“以雁自寓感慨”等4種不同說法,在引錄相關舊說后,精要地進行評說,同意自寓感慨之說,認為“此說近是”[8]。對有些沒有十分把握的爭議,作者按而不斷,留與后人繼續探討。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蘇軾資料匯編》《蘇詩匯評》《蘇詞匯評》《蘇文匯評》尚未出版之前,《蘇軾選集》首次對前人評析、探討蘇軾經典作品之資料率先集中匯輯,具有較大的史料價值。

二、以論域拓展與問題分析為導向的蘇軾文學研究

20世紀兩位著名學者陳寅恪與錢鍾書對“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看法不同,但他們在論著中強調要注重具體問題研究,“小題大做”上卻有驚人相似。1930年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說,若對今日所見之古代材料“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9]。50余年后錢鍾書出版《七綴集》,對發表在《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的《讀〈拉奧孔〉》一文進行增補云:“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眼里只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只語,甚至陶醉于數量?！盵10]王水照先生重視論域拓展與問題探討的學術研究方法庶幾近之,特別是他曾親炙錢氏之學,受到的影響較之其他學者可能更為深遠。終其一生,王水照先生一以貫之的治學路數,即總在不斷拓展研究領域,由蘇軾研究,而宋代文人集團研究,而宋代文學整體研究,而錢鍾書研究,而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努力提出并試圖解決“真問題”“新問題”,其論著的選題新穎度、問題凸顯度均較突出,多能形成學術熱點論域。

關于拓展蘇軾研究新領域的問題,王水照先生在《蘇東坡的三種文化形象》中以“作為政治家的蘇東坡”“作為文學家的蘇東坡”“作為文化范型的蘇東坡”的“大判斷”[11]39-67,高屋建瓴,既是對蘇軾多樣身份、多重內涵的科學概括,更是對自己多年以來蘇軾研究歷史進程的自我定位與整體把握。作者數十年來正是沿著政治家的蘇軾、文學家的蘇軾及作為文化范型的蘇軾這一研究方向來不斷調整自己蘇軾研究的研究重點。在每一論域,王水照先生都有堪稱經典的論文引領蘇軾研究風向,如從《論蘇軾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詩》到《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再到《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5)論文分別見《文學評論》1978年第3期、《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1期及《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選題日漸新穎,問題不斷凸顯,所論得風氣之先,蘇軾立體的形象隨之不斷豐滿、完整。

在拓展蘇軾研究新領域的具體路徑上,王水照在《王水照說蘇東坡》第一講《永遠的蘇東坡》中,有3句常為人引資的名言:“說不全的蘇東坡”“說不完的蘇東坡”“說不透的蘇東坡”[11]6-34。這3句話既是對蘇學如海闊天高、歷久彌新的推崇與感慨,亦是開拓學術領域,找尋學術話題的方法與路徑。蘇軾儒、釋、道兼容并蓄,在知識結構與文學創作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是兩宋文壇的“全能冠軍”,堪稱宋代文學的代表與宋代文化的縮影,他的作品是歷代作家學習、效仿的范式,是無數讀者閱讀、欣賞的文本,也是眾多學者研究、探討的對象。林語堂在《蘇東坡傳序》中概括蘇軾有散文作家、書法家、畫家、詩人等19重身份(6)詳見林語堂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除此以外,蘇軾還是經學家、美食家、醫生、教育家、文物考古專家,善于養生,精于茶藝、茶道,懂得衣帽制作,喜歡養寵物(7)參王友勝《論蘇軾的飲食養生思想》,《中國蘇軾研究》(第八輯),學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5頁。?；谶@一學術判斷,我們認為王水照先生“說不全”“說不完”“說不透”的學術概括,如老吏斷獄,入骨見髓,精準深刻?！罢f不全”,指示后來研究者在論域上還可開疆拓土,新題新作;“說不完”,我們還可在前人基礎與已有成果上“接著說”,舊題新作;“說不透”,我們還可從史學角度深化、從哲學視域升華,進一步深耕細作,即“老題深作”。

關于“說不全”,要如何“說全”的問題,1993年王水照先生在《中國第七屆蘇軾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我們在選題上,更要注意選擇一些涵蓋面較廣、更能深入闡明蘇軾的人文價值及其文學本體特征的課題,還應填補一些學術空白和加強某些薄弱環節,比如從北宋迄今近一千年的蘇軾研究學術史,比如關于蘇軾散文的研究,都亟待開拓和引起重視?！盵12]蘇軾散文研究姑且不說,“蘇軾研究學術史”方面,他指導的博士論文就先后出版有《蘇詩研究史稿》《蘇詞接受史研究》《蘇軾散文研究史稿》等(8)《蘇詩研究史稿》,王友勝著,岳麓書社2000年初版,韓國新星出版社2002年再版,中華書局2010年修訂版;《蘇詞接受史研究》,張璟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蘇軾散文研究史稿》,江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齊整的系列論文選題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出自王水照先生的精心安排?！锻跛瘴募返谌怼短K軾研究》中收錄的21篇蘇軾研究系列論文,還有第二卷《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第三章《蘇(軾)門“學士”集團》中5篇論文,很好地彰顯了他的治學路數與研究方法。如《走近“蘇?！薄K軾研究的幾點反思》(9)原載《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時,有較大增補。一文,既是頗見功力的學術論文,又可視作一篇蘇軾研究方法論的文章。作者圍繞3個問題展開論述:一是應重視“小環境”與具體事件的實證研究;二是關注對新材料的挖掘與鑒別;三是對文本的正確解讀。首先,作者列舉蘇門文人群體研究中《西園雅集圖》真偽之爭的熱點問題進行分析,如歷史上是否發生過蘇軾等16人雅集西園之事?李公麟是否畫過《西園雅集圖》?今存《西園雅集圖記》是否為米芾所作?目前已有的論文“取材豐贍、梳理細致、考據謹嚴”,但“觀點對立或有差異”。作者認為,16人同時雅集西園雖然不可能,但蘇門文人文酒之會頻繁,則有文獻支撐,李公麟完全可能以此為基礎,進行適度想象而畫成;遲至南宋劉克莊才有李公麟畫《西園雅集圖》的記載,是因為蘇門文人遭元祐黨禁之故;至于米芾作《西園雅集圖記》一說,目前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但仍不失為描述蘇門雅集情景的好文章,即使被證偽,偽作仍有不偽之處。作者此處論而不斷,但有時則直陳己見,直接亮出自己的觀點。如他不同意鮑志成《高麗寺與高麗王子》一書所謂杭州西湖筲箕灣出土之圓雕石像像主為杭州知州蘇軾的說法,認為《鄭虔傳略》所載蘇軾《越江鄭氏序》一文為偽作。其他如確認“雷大使”為雷中慶,“鏖糟陂里叔孫通”中,鏖糟陂乃許昌一地名;鏖糟為“不潔”之意。凡此,皆考辨有據,簡潔明了。

作者以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為研究導向,在他對蘇軾作品的研究中,均能得到鮮明的反映。他的《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蘇軾的書簡〈與鮮于子俊〉和〈江城子·密州出獵〉》《蘇軾散文藝術美的三個特征》《亦詩亦文,情韻不匱一漫談蘇軾的賦》(10)5篇論文原載《文學遺產》1981年第2期、《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學術月刊》1984年第5期、《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及《文科月刊》1984年第10期,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等論文,探討蘇詩、蘇詞、蘇文及蘇賦等各體文學,能夠緊扣蘇學研究中的焦點與前沿問題,進行深入發掘與闡釋,或“小題大做”,或老題深作,例證豐而不冗繁、觀點新而不蹈空,所論多能引發學界進一步思考,成為蘇軾研究的風向標與晴雨表。

三、以統系勾勒與邏輯建構為目標的蘇軾生平與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王水照先生治學的特點是不追求“宏大敘事”與“龐大體系”,而長于從研究對象的焦點、難點問題入手,深挖深刨。其著重闡明的“宋型文化”“文學群體”“文化性格”“破體為文”“中唐—北宋樞紐論”等命題,已得到學界佳評,并產生廣泛影響[13]。也就是說,作者并不缺乏對大跨度與結構性問題的論述,只是他多在通過具體問題的提出與闡釋中得出事關全局的結論。

王水照先生在《王水照文集》第五卷《蘇軾傳稿》中有段話,可以印證上述判斷:“蘇軾無疑應該有一部百萬字以上的‘大傳’,我上述的《蘇軾傳稿》不足十萬言,只能粗線條地勾畫出他豐富復雜人生的大致輪廓,淺表性地涉及蘇軾的方方面面。我其后所作治蘇文字,其實都可看作這部小傳的補充,有的還是直接的校訂?！盵14]作者十分看重的這份小傳,即第五卷《蘇軾傳稿》,亦即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蘇軾》(11)按王水照先生另有與朱剛合作撰寫之《蘇軾評傳》及與崔銘合作撰寫之《蘇軾傳》,分別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和2000年出版。。作者撰寫此書時,李一冰的《蘇東坡新傳》雖已完成,但尚未出版。曾棗莊先生的《蘇軾評傳》亦于1981年出版,兩書互不提及。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1979年已由宋碧云翻譯出版,其分期按蘇軾生理年齡與政治關聯劃分。王水照先生《蘇軾》一書對蘇軾生平經歷的分期,與學界一般論著的做派迥然不同。他認為除早年初入仕途外,可將蘇軾生平劃分為兩次在朝、兩次外放與兩次貶謫等6個時期,也就是蘇軾經歷了“在朝、外放、貶謫”兩個類似的循環?；谶@一認識,王水照先生在《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中不循蘇軾的自然年序,而按其生活經歷,強調思想與藝術特點,將蘇軾創作的分期劃為兩個階段,即:任職時期(包括在朝與外任,30多年)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追求豪健清雄的風格;貶居時期(10多年)以佛老思想為主導,追求清曠簡遠、自然平淡的風格。分期對一個生平經歷極其復雜、創作作品極其豐富的作家來說,無論怎樣處理,難免會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但我們認為,較之前此以蘇軾謫貶黃州為界的前后期二分法,還是以34歲、59歲為界的三分法,即王說更能接近蘇軾生平、思想與創作的實際,更加科學、合理。

在政治家的蘇軾研究中,有王水照先生在《文學評論》1978年第3期發表的《論蘇軾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詩》一文。作為當時第一批為蘇軾“辯污”正名的代表性論文(12)此類論文另有:朱靖華《論蘇軾政治思想的發展》,《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劉乃昌《試談有關評價蘇軾的幾個問題》,《開封師院學報》1979年第2期;匡扶《蘇軾的政治思想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西北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作者徹底摒棄過去強加于蘇軾頭上“兩面派”“投機派”的惡名,還蘇軾以真實面目。該文雖不以蘇軾生平研究為重點,但仍對蘇軾的政治道路進行深入探討,并將其具體劃分為4個階段:嘉祐二年(1057)考中進士走上仕途至治平三年(1066)返蜀服喪(變法前醞釀時期)、熙寧二年(1069)從蜀返京至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推行變法時期)、元豐八年(1085)被詔回京至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元祐更化”時期)、元祐八年(1093)哲宗親政至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基(“紹圣”時期)。我們認為,即使在蘇軾生平與思想研究比較充分的今天,這一學術判斷仍然符合蘇軾政治經歷的實際而具有時效性。另一文《關于蘇軾〈與滕達道書〉的系年和主旨問題》(13)見《文學評論》1981年第1期,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是對學界有關蘇軾《與滕達道書》一文寫作時間與政治態度商榷文章的回應,進一步深入探討了蘇軾政治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完全可以與前文對讀。

在文化范型的蘇軾研究中,王水照先生的《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辛退居時期心態平議》《蘇軾臨終的“終極關懷”》(14)3文收錄于《王水照文集》第三卷《蘇軾研究》,原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文學遺產》1991年第2期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水照自選集》。等論文,仰觀俯察,縱橫捭闔,視域寬廣,舉重若輕,將蘇軾居官、退居與臨終時的思想與心態置于古代傳統文化大背景下考量,既闡釋其與古代文人心性之共性,又發掘其獨特的個性及其典型意義,周全而精準,其說多為蘇學研究者引資。如:前文探討蘇軾的思想性格,過去以朱熹為代表的學者長期以來認為,蘇軾雖文辭華妙而義理不純,思想很雜,如雜糅佛老,是典型的“雜學”;20世紀以來,又有不少學者普遍認為,蘇軾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充滿了積極入世的精神與社會責任感;后期雖仍以儒家為底色,但參入大量佛老思想,外儒內佛,以求逆境中的精神解脫。王水照先生則以更整體的文化眼光進行分析,指出蘇軾對人生價值的多元取向直接導致他文化性格的多樣化。作者就蘇軾在生死、出處兩大人生課題所做的自主選擇與自我設計進行剖析,將蘇軾多樣的文化性格界定為曠、狂、諧、適等4端,認為它們組成一個完整的性格系統,統一于人生思考上。在分析蘇軾的曠達時,作者指出他一生貶居黃州、惠州、儋州三地,都曾經歷過“喜——悲——喜(曠)”的變化過程,“蘇軾三貶,貶地越來越遠,生活越來越苦,年齡越來越老”“‘喜——悲——曠’的三部曲過程卻越來越短,導向曠的心境越來越快”“第一步‘喜’中,曠的成分越來越濃,第二步的‘悲’,其程度越來越輕,因而第三步‘曠’的內涵越來越深刻”[15]。作者連用8個“越來越”組句,將蘇軾在貶居地的心路歷程勾勒得異常清晰,又用具體案例很好地詮釋了他提出的蘇軾生平歷經兩次“在朝——外放——貶居”循環的觀點。

由上分析可見,王水照先生在數十年的蘇軾研究過程中,始終以史料發掘與整理、問題探討與分析、統系勾勒與建構為中心與重點。其研究方法與特點主要表現在,重視蘇軾研究早期資料與海外資料的整理,但開風氣,不求宏大敘事與龐大體系,不斷拓展研究面向,聚焦熱點問題,緊跟前沿問題,著力重要問題,解決難點問題,以還原蘇軾多重社會身份、多樣文化性格與多種創作風格,追求學術原創性為首務。他的諸多蘇軾論著堪為標桿與樣本,已經并將繼續引發學界進一步探討,為后來者開啟諸多法門,具有示范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