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小說創作生態審美探析

胡曉燕

（大理大學文學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小說”是指20 世紀70 年代開始，云南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創作的以描寫云南的風土人情、民俗生活、邊地人生及原始自然生態為內容的小說創作。云南地處我國西南邊陲，地質形態屬于典型的高原山地，高山、雨林、峽谷、江流、草甸、平壩多樣化的地質形態造就了云南險峻壯麗、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觀，形成了極其獨特的多元自然生態圈。云南境內的25 個少數民族有著別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元的自然生境與文化樣態賦予了本土少數民族女作家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靈感和異彩紛呈的文學想象。少數民族女性小說創作代表有白族的景宜、彝族的黃玲、納西族的和曉梅、佤族的董秀英、哈尼族的黃雁、拉祜族的娜朵等。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產生的不同的生存體驗，在共同的“人與自然的契合”的生態審美旨歸中新時期少數民族女作家小說創作呈現了多元的生態審美觀念，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生態思考，為擺脫生態危機帶來了更為可行的可能性方案。

一、生命意識與自然的融合

云南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造就了多姿多彩的自然風光的同時也鑄就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自然審美感受，天生敏銳纖細的感受特質使她們能與自然進行毫無障礙的溝通，在創作中明顯地體現為感官體驗與情感溝通統一的自然生態審美特質。在小說創作中她們總是情不自禁地贊美身邊的自然，自然在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心中是原初的、寧靜的、野性的美，這是一種荒野的美?！啊囊啊诋敶鷳B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著作中是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的代名詞，指原生態的環境，‘荒野’不是被人類實踐所中介過的自然，而是‘受人類干擾最小或未經開發的地域和生態系統’”。[1]和曉梅在《賓馬拉焚燒的心》中說：“我喜歡森林，森林讓我覺得安全，……我在高大的山核桃樹上午睡，啄木鳥誤把我當成樹的一部分，不停地啄我的腳板心；一棵云杉和另一棵云杉之間有漫長的藤連接，如果猴子霸占了我的秋千，我就會沖著它們兇惡地大叫‘讓開’；豐富的野板栗隨處可見，就算你對它厭惡得要死，它還是會殷勤地砸在你頭上?！盵2]在這里自然回歸了“荒野”之位，獲得了獨立性，她不可征服而又友善包容，給予人類安全的呵護、無私的贈與。女作家們對自然懷抱最樸素的邏輯，以自然為友，親近自然，愛護自然，贊美自然，與自然保持了一種最純粹的和諧關系。

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在小說創作中自然的表現不只是背景，或是起到烘托作用的景物描寫，而是刻骨銘心的自我體驗的投影，是少數民族女性心靈史的書寫。景誼《騎魚的女人》中的“我”做了新娘之后依然不“安分”地戴上火焰般的山茶花，依然愛美。主人公對這種美的執著不僅來源于對山茶花燦爛絢麗外表的吸引，更是來源于對自然生命的自由、率真的生命感悟。但這一舉動使她如臨滅頂之災，因此有了主人公與花的對話：“誰讓你開的呀，你這不懂人間事理的茶花！滿世界都是寒風、冰雹，誰聽說過十二月還開花？”[3]主人公內心遭受到了來自世俗的壓迫、欺凌，只能與在暴風雨中經受世俗偏見的山茶花傾述，尋求撫慰。小說的主人公在精神上和大自然交流溝通，在自然的撫慰中感受著自然之美，感悟著自然之理。

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在與自然的交互中，自然就是女作家心境中的自己，自然與作家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女性意象的生態書寫

云南少數民族女性作家與男性作家相比，有更多的生態化思維特質與情感特質，她們對萬物的寬容、對萬物的愛，被不公正的對待，都使她們更加渴望和珍惜人世間生命的平等，她們鐘情于女性的書寫，不約而同地展現了女性意象的生態隱喻。黃玲在《母性的土地》深情的表達，“‘媽媽——，’單是這一聲呼喚，就足以讓我感動得淚水四溢。雖然迎接我的永遠是一片青草覆蓋的土堆，我還是那么依戀那么信任地撲上去。這片母親用血肉之軀養育著的紅土地，肥沃豐厚，以無邊的溫暖和愛意擁抱著我，容納了我的痛苦和淚水。我緊緊擁抱這片溫情的母性土地如同擁抱母親復蘇的心靈?！盵4]作為母親的蘭嬸是為了生育兒子而死，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小說作品中，集體為本民族女性吶喊命運的不公與殘酷，深情地書寫著女性在不適于生存的環境和狀態中，努力尋求擺脫生態困境的出路，發出了現代女性追求生態化的生存境遇的呼喊。

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在小說中展現了過去令人觸目驚心的女性生態困境。黃雁的《天火》中麻四老倌的兒子與桑帕拜堂時，因腿腳不靈便，腦袋也木，只好由幾個男人扶持著，硬是生拉活扯地從桑帕的頭上跨過去，嚇出的尿順著新褲子流在桑帕繡著相思鳥的包頭上。舊時代的制度、民俗的規約殘酷地對少數民族女性的精神和身體進行了封鎖和壓制，女性的婚姻、情感、行為以至整個人生受到了壓迫，女性被扭曲、被異化，生活在悲劇之中。

身負強烈責任感的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們在為民族女同胞的悲慘命運疾呼吶喊的同時，執著地思考和探索著民族女性如何走出困境，尋求生態的生存環境。哈尼族女作家黃雁筆下的鳩是反叛者的代表，他們反抗著婚姻的暴力，蔑視著傳統的禮俗，追求自由、平等。作為反叛女性有著沖出非生態生存境遇的優秀品質，她們勤勞善良、溫順忍耐、堅韌頑強、勇敢執著，但是這些優秀品質往往又被利用，民族女性對被壓榨、被凌辱默默忍受，成為女作家筆下一個又一個忍辱負重的悲劇女性。董秀英的《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和曉梅的《水之城》、黃雁的《天火》等都塑造了這樣沒有尊嚴、屈辱活著的女性。在這樣的歷史悲哀中，女作家們都將希望寄托在女性意識的覺醒，景宜《騎魚的女人》、白山的《冷月》、黃雁的《落葉的情節》、和曉梅的《有牌出錯》、明追《僾尼野丫》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她們追求個性的自由，純潔的愛情，獨立自主，身上有著蓬勃的生命力和博愛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性的光輝，也是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對女性走出生存困境，走向和諧人生的生態審美方案。

三、生態家園的民族守望

在云南蓋房起屋、創建家園是人生必須經歷的頭等大事，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的小說中家園作為重要的意象在文本中頻頻出現。但家園的書寫不僅僅限于家屋的建蓋，她還是人類的生態家園。蔡曉齡的《種植神話》“云鶴懷著最后看一眼完整的白海螺雪山的心愿來到了綠雪坪?？墒且呀浲砹?，這里有修柏油路的施工隊，……有著純金屬的軀體。綠雪坪沒有了，像風一樣消失了?！盵5]作家哀傷地書寫了人類生態家園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遭到了無情地摧毀，揭示了即使是偏遠的山區也無法幸免于“人類中心”觀念導致的自然生態家園被破壞的現實。

“家園意識”從淺層次上看，旨在傳達人類應通過保護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來最大程度的保留生存家園，而深層次上看，“家園意識”旨在將人本身的存在意義的回歸與解放作為最終歸宿。[6]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的小說創作淺層次上倡導了人們賴以維生的生態家園，深層次上指向了人的心靈，從價值觀念、精神層面去尋找生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蔡曉齡的《在你的城市里飛》中主人公放棄了教書，從山里來到都市，她需要“逛商城，進超市，買最時髦的化妝品，坐車，喝茶，交朋友，看別人好戲?！盵7]主人公在都市的欲望中沉迷，無法自拔，在物質、金錢的誘惑下，她失去了人的尊嚴，精神世界一片荒蕪。女作家們用作品揭示了人類在強權話語中、在現代技術中，人性遭到了異化，心靈變得扭曲，人們失去了自我，在環境危機和精神危機的雙重作用下，現代人丟失了曾經詩意生存的家園。

如何返鄉，建構我們的生態家園，這是新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小說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它蘊含了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三個維度的豐富內涵。首先是保持自然生態之美，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妒钦l失去了記憶》中的老婦人斷斷續續回憶了曾經生活過的風輕云淡、青磚白墻、粉花綠柳、河水潺潺的古城；古城中褐色的核桃木餐桌和雕花門欞，院落里蘭意闌珊、緬桂飄香的家園。和曉梅在這里詮釋了家園的意義是與自然和諧共生，尋求心靈純凈的歸宿。其次是保持社會倫理生態之美，建構人與人的和諧。女作家們用平等的視角，提出用博愛、開放的心胸去容納多元文化，建立平等的男女兩性關系，健全人性，尊重生命。再次是保持精神生態之美，建構人類詩意棲居的生態家園。李納的《刺繡者的花》中“女的都穿著青布衣裳，飾以繡花的邊，背上披張羊皮。男的穿著磨面背心，也裝飾著粗獷大膽的圖案。這些稚氣天真的圖案，閃耀著樸素的生命力?！盵8]服飾呈現了彝族文化的符號，讓五巧感受到了生命之美，獲得了一種生命之力，這是因為獨具彝族審美意蘊的民族服飾凝聚了彝族人對自然和諧共生的觀念和對生命敬畏。作家采用服飾的描寫將抽象的生態觀念轉化為文學的生動表達。女作家們從哺育了本民族的神話、史詩、歌謠、傳說、民俗中尋找精神力量，在馬幫文化、畢摩文化、東巴文化、木鼓文化、梯田文化等民族文化中探尋生態文化的智慧，建構詩意棲居的生態家園。

四、結語

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都擅長在自然中發揮想象力，將生命意識融入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進行思考。女性生命體驗使她們更容易破除人性的偏見，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思想，反思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對邊地女同胞給予了深切的人文關懷，通過女性的書寫，表達著強烈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理想的內心訴求。云南少數民族女作家從民族文化的根系上尋找擺脫生態困境的出路，在文學作品中追求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真善美高度統一的自由人生境界，建構人類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