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字之憶

對于鉛字的回憶，本是塵封在記憶深處的，只是因為看到了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才被鉤沉出來。原來我對于鉛字的回想，竟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情感。那位作家的散文，寫出了作品變成鉛字之后，一種激動與幸福的感覺，以及讀者對文學報刊的尊崇，我深有同感。若再深入一層，我在一家新聞單位干過排字工種，還親眼見到自己的一首詩歌被排成鉛字發表出來，這種經歷不會是人人都有的吧。

我從中學時期喜歡上了寫作并嘗試投稿。那時，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一本期刊叫《革命接班人》，里面有幾個頁碼的文藝作品，是專門面向中小學生的，我曾拿著自己的習作送到編輯部，接待我的負責人，至今我還記得他的名字。稍后，我受電臺廣播小說的啟發，在廢舊牛皮紙裝訂的草稿本上寫了一篇小說，大約有兩萬多字，是仿照中篇小說架構完成的，內容是寫一個小學女生練習體操，被體校錄取后迅速成長，以驕人的成績為國家爭得了榮譽。再后來，我利用學工勞動的間隙，寫出了幾十首詩歌，用鋼筆工工整整地抄寫在雪蓮紙上，裝訂成一冊手抄本詩集，起名《火紅的戰旗》。

這些學生時代的寫作，雖然是奔著發表去的，卻最終都未能轉化成為鉛字，刊印在出版物上，不過我早早就立下了心志，努力實現自己的寫作理想。正是那本鋼筆字抄寫的詩集，給了我難得的機遇，班主任老師向到學校招工的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特別舉薦了我，說他的這個學生喜歡寫詩，并且有“作品”。后來，這中間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我還為此被叫到學校做過一次特殊的面試，之前我不知內情，當我接到分配通知，得知自己被分到天津日報社工作，內心是怎樣一種興奮，如果我沒有那樣一冊“詩集”，班主任老師也不會那樣有底氣。

到天津日報社報到的日子，是一個刻印在心底的時間：一九七五年金秋十月。我穿上的確良綠軍衣（當時的逛衣），騎著自行車來到位于鞍山道上的天津日報社行政樓，到人事處辦理了相關手續，正式走進了這家市委機關報。經過一周時間的集中學習，我們這批共九名學生，被分到了除編輯部之外的不同車間。若干年之后，我才聽說，負責我們入職學習的報社宣傳科科長，曾拿著我那本所謂的詩集，向其他學生表揚我的寫作，還說我的鋼筆字寫得如何好。這些我當時并不知曉，隨著其他三個新同事，邁進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報社排字車間，對外也稱“排字股”，對內叫“排字房”。

排字車間在辦公樓的第二層，寬大明亮。一踏進車間，我立時被眼前的景象鎮住了，我從沒有進入過如此整齊劃一的工作場所，滿車間沒有別的，都是鉛字，簡直就是一座鉛字的森林??！我愕然地看著眼前的一切，隨著車間主任的引領，穿過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鉛字架子，就像置身于一座奇妙的宮殿，待將整個車間轉過一遍，我突然心生奇幻，感覺這排字車間充滿了奧秘，吸引著你用全身心去探尋，只要你有興趣。就是那一瞬間的感覺，讓我喜歡上了這里，并與鉛字產生了某種親近感，排字車間特有的氣息讓人聞過不忘，連同緊鄰的鑄字車間，不斷有機器聲與煙火味傳送過來，這種嗅覺一直留存在我年輕的記憶里。

我對鉛字的熟知，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只是我當時還不了解《天津日報》的創辦史，不知曉曾從《天津日報》走出去那么多新中國新聞史上的名人，特別是文藝副刊的創辦者，郭小川、方紀、孫犁。想當初，我們懵懵懂懂地進到了新單位，身邊的同事都統稱為師傅，既有時代特征，也代表了一種尊重，正是因了這樣的師傅們幫教，我們才逐漸形成了感知。

進入排字車間后，我們這四個新學徒，統一由一位李姓師傅帶領。在我的印象中，這位李師傅始終熱情、和藹，說話和和氣氣，從未跟我們發過脾氣，不知道是不是車間領導跟他有過什么交代。他身量不高，干活時就系上圍裙、戴上套袖，還要架一副白框眼鏡，顯得有城府又有學問。是這樣的，排字工人大都是識文斷字的文化人，否則怎么能勝任印報、出版的工作呢！

李師傅給我們介紹車間情況，事無巨細，如數家珍，好像整個排字車間的情況都裝在他腦子里。我們跟著這樣的師傅學徒，感到心安和踏實。他特意領著我們站到鉛字架子跟前，具體講解排字工作的要求和要領，聽著他的傳授、看著他親身示范，我們特別感動。應該說，出了學校門，我們就踏進了報社門，也即邁向了人生與社會。李師傅就是我們入門的老師，四個大小伙子每個人都比他高出一個頭，圍繞在他的身邊，好像我們不是他的學徒，倒像是他聽話的孩子一樣。

初次站到鉛字架子面前，我感到一頭霧水。這一面墻似的鉛字架子，有一人多高，上面的鉛字是如何排序的？它們之間有沒有規律？我們多長時間才能夠熟悉它們？李師傅看出我們面露難色，便指著鉛字架子說道，你們不用緊張，車間里的這些鉛字架子都是統一的，現在報紙上的文章正文，用的就是這種五號白體字，10.5磅（后來報紙多次改版，字號多有變化，目的就是為了增加容量）。還另有拼版時要用的標題字，也分字體和字號，與難檢字一起在車間后面的架子上?，F在，你們就盡快熟悉字盤里的字吧，爭取能夠早一天上崗排稿。

接下來，就看我們個人的努力了。每天一上班，我就站在鉛字架子前“相面”，上下左右反復地看、念、記，恨不能只用一天時間，就把架子上鉛字的位置全部記牢背熟。當然，光著急是不行的，要把心踏下來學。感覺到疲憊的時候，我就借著琢磨鉛字架子解乏，發現這一個個鉛字堆積起來很有分量，所以鉛字架子都是呈A字形擺放，使之能夠均勻受力，它們一排排整齊劃一地伸向車間深處；每副鉛字架子都是由十五個規整的方形木盤組成，上面六個，下面九個，中間是標點符號，有兩寸寬的探出部分放置鉛條及排字用的手托；木盤里排列有大小不一的豎格，鉛字就根據字的標識裝在里面；這樣的鉛字架子一溜三組，成若干趟，便于前后左右都能排字；除了常用字的鉛字架子，還有黑體、楷體等的字架子，以及用于制作標題的各種字號、字體的架子，如小初號、大初號，宋體、牟體，等等，包括拼版時必用的種類繁多的鉛條……每天上班八小時，我就在這鉛字的海洋里遨游。

背了幾天的鉛字架子，基本記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這十五個字盤里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一個鉛字，它們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也不是以漢語拼音為序，而是將使用頻率高的字和詞，放置在字架子的上方，伸手可及，這些常用字的字格也略大，用得多，里面裝的字也就多，而不常用的字就相對少些，單獨放在十六個字盤的右側，是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這樣，就只能靠著死記硬背，才能記熟架子上鉛字的位置。我們幾個人也會互相考問，看誰能記得更多、更熟練。雖然還不能指哪打哪，但磕磕絆絆地也能記得一些字時，我就在心里編幾句話當稿子，試著去揀字，致使興趣大增。

看到我們這樣用功，有一天，李師傅告訴我們說，你們可以試著排一排稿了，看看自己揀字的熟練程度、時間快慢。于是，我們學著師傅們的樣子，像模像樣地拿起手托，走向鉛字架子。那時報紙的鉛字排版都是按欄數劃分，一塊整版分為九欄寬，每欄十三個字，欄與欄之間有一個字的腰欄，所有預發稿件統一按兩欄文發排，拼版時再根據編輯板式變化欄數。有意思的是，僅有一寸來高的鉛字上面，都有一個小凹槽，排字時只需對齊了這個凹槽，就不會出現歪字、倒字的情況。排稿前，這樣的常識都是要知道的。我用左手握住手托，里面放上兩欄寬的鉛條，食指和中指夾著稿紙，騰出右手去揀字，一般都是看一眼稿，揀幾個字，看多了怕記不住，還容易有誤，標點符號也不能出錯。師傅們可不是這樣，他們經驗豐富，快手每小時可排三千多字，看稿和揀字幾乎是同步進行，有的師傅甚至手里同時能捏四個單字，排字速度奇快。

初次展示身手，顯得有些手忙腳亂，我舉著手托、夾著稿紙，兩只眼睛不夠用的，一會兒低頭看看稿子，一會兒又仰臉瞧瞧鉛字架子，既怕看錯稿、串了行，又怕拿錯了鉛字，遇到一時找不著的字，就在字盤上面來回脧巡，心里一起急，就更是找不到要找的字，只好去請教師傅。一張三百字的稿紙，停停頓頓地排下來，根本無法計算時間，就當是一次實戰練兵吧。

慢慢地，我終于能夠獨立排稿了，幾乎每排一篇稿件，都需要仰脖彎腰、前后轉身，但即使這樣，仍免不了發生稿子看花眼了、手托里排好的鉛字亂了、往盤里掐活兒時鉛字撒了，沒辦法，只好再重新排過。就這樣，經過反反復復無數次的練習、操作，李師傅才點頭答應，讓我們上崗頂班了。每天的預發稿很多，老也排不完似的，編輯部總是喜歡多發稿，長期停用的稿件也是有的。排稿多了，質量就成了關鍵，排好的稿子用墨滾兒打出小樣，連同原稿一起送至校對組，排字車間的樓上就是校對組，在房頂開鑿出一個小方洞，安裝上一副升降滑輪，將打出的初校樣子裝進小鐵桶，上下傳遞起來非常便利。

稿子是排出來了，質量如何？在每份打出的小樣上面，都印有排字者的姓氏，如果小樣回來時變成大花臉，滿是紅筆畫出來的差錯，那是很丟顏面的。慶幸的是，我的排字速度、差錯率，從一開始就都是比較好的，老師傅們拼版時，喜歡用這樣的稿子，不需要怎么改錯就可以直接拼版。排字師傅們的口碑，為我以后的工作贏得了贊譽。

排字車間的工作實行兩班倒，白天要排預發稿和完成預拼版，夜班則主要是為了當天見報的版面，每天都在強調提早出版時間，所以夜班師傅都是個頂個兒的好技術。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車間通知我開始上夜班了，我像領到了新任務一樣地興奮，這是僅僅熟悉排字工作的兩個月之后。夜班是上夜間十二點整，單位里沒有集體宿舍，我只好十一點半從家里騎車出來，一路夜行，街道上寒風襲人，常有野貓、野狗躥出，我從無懼色，更加快速地騎行。

我沒有上夜班的經驗，總是晚上睡一會兒覺再起床上班。排字車間的夜班是實打實的，待排稿、拼版工作完成，當天的幾塊版全部簽完付印，我們還要分字，就是將排空的字架子重新填滿，以備白班時便于工作，并將軋完紙型的鉛字版拆散，標題字放回字盤里可以再用，正文用的五號字送回鑄字車間回爐。此時，已經是凌晨了，天光大亮，在鉛字架子之間來回穿行了一整宿，兩條腿的腿肚子感到了酸脹感，好在我那時年輕，感覺不到什么疲憊。我和師傅們結伴去對過院里的食堂吃早餐，那時“鉛作業”每天有四角錢的營養補貼，照例是要喝一杯牛奶。我從單位回到家里剛好八點鐘，家人都去上班了，我正好睡覺。

轉眼到了一九七六年。這一年，經歷了一些國內大事件，這是一個應該被記住的年份。周總理、朱德、毛主席先后病逝，人們的心情無比悲傷，新聞單位肩負著繁重的宣傳報道任務，排字車間是出報的重中之重，又是極敏感的工作區域，不容有任何閃失。那一時期的排字車間，師傅們仿佛都置身在無盡的哀痛之中，盡心盡力地完成好本職工作，避免出現任何紕漏。每當有了重大新聞，車間里就會及時做出部署，師傅們都是從白天就開始緊張工作，全力以赴。我記得清楚，有幾位公認的技術最好的王、鄭、馮等幾位師傅，每次頭版的重大新聞，他們好像都輪流“主拼”，大家均以他們為中心組版，協調有序。有一次，車間接到緊急任務，趕拼一塊轉天見報的整版新聞，這塊版需要制作通欄標題，肩題、主題、副題加起來多達好幾行，這類通欄標題的字號也大，厚度起碼要有多半尺，做題的難度很大。在操作臺前，王姓師傅將通欄標題一絲不茍地調整好，試了試，一雙手剛好能夠抓起來，他稍加用力，就聽“咔嚓”一聲，便知道做好的標題已穩穩地裝進了版心里，這一聲重重的脆響，使大家懸空的心瞬間落了下來，關鍵時刻還是老師傅，還要靠過硬的技術。

后來，我經常聽人稱呼王姓師傅為“萬能”，這其中有多少含義我說不清，但僅就技術、認真和工作態度，我是認可這樣的稱呼的。我也慢慢看到了，這種鉛字通欄標題，不同于鋅版標題的制作，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多一根鉛條都裝不進去，少一根鉛條便會在版里晃蕩，還有可能錯位或亂行。另有一位極細心的李姓師傅，每每簽好付印的鉛版在上輪轉機前，他都要用特制的T字形鑰匙鎖緊版心，然后橫豎吊線般地檢查，就怕影響印刷質量。

如此高超的技術能力，著實令人羨慕。車間里的每個職工，都是黨報的成員，報紙上的一個標點、一個字、一篇稿，直至每塊版面，都灑有排字師傅們的辛勤汗水，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新人，為此而懷有一種榮譽感。一天早晨我下了夜班，將當天的《天津日報》夾在自行車后衣架上，這天的報紙一版刊有朱德委員長逝世的重要消息，在停車等紅燈時，路人紛紛向我行注目禮，似乎在問：報紙這么早就印刷出來了？

特別難忘的還有唐山大地震。地震當天我是白班，車間里的震況我沒有經歷，聽說鉛字架子震損得不多，基本沒有影響后來的正常工作。震后轉天我去上班，馬路上已滿是磚頭瓦塊，路面阻塞，自行車都難以騎行了。報社行政院里的樓尖頂掉了下來，深深地斜插進地面。這里曾是一所名人府邸，稱作張園，現今已成為文物保護單位。報社辦公樓的第五層原只是一個帽頂，起著裝飾作用，地震后成了危頂，砸掉后便名副其實地成為四層樓的報館。

排字車間里有位孫姓師傅，愛好寫詩，被稱為“工人詩人”。我關注他，發現他的詩就是寫在廢舊的新聞紙上，字體很大，每有重大活動，比如抗震救災等，他都會寫詩參與，寫好后就交給來發稿的文藝組編輯。這引起了我的興趣，也想要像他那樣寫詩投稿。粉碎“四人幫”后，舉國歡慶。我利用晚上時間趕寫了一首詩歌，用稿紙抄寫出來，上班時，就送到了編輯部文藝組。當時，報社辦公樓因震后有危情，編輯部便臨時搬到相鄰的一所中學辦公，我將詩稿交給了文藝組的哪位編輯，現在已然記不得了，但那是我的第一次給報紙投稿，那首詩歌是否能夠發表，卻成了我的心病，天天惦記著文藝組發排的稿件中，會不會有我的那首詩。

沒過幾天，我在文藝副刊的預拼版里，赫然發現了自己的那首詩，我抑制住心臟的急跳，快速地讀過一遍，又看了看署名，心里無比高興。這首只有四節、十六行的小詩，如愿以鉛字形式出現，其意義非同尋常。那時候，我已經關注報紙的文藝副刊了，排過文藝類的稿子、拼過文藝副刊的版面，知曉了一些經常見報作者的名字和作品，我向往這塊園地。這期文藝副刊版很快就簽付印了，然后是軋紙型、上機器印刷……我目睹了這首詩歌見報的全過程。多少年過去，那首鉛排的小詩，還總是在眼前浮現，閃著鉛字所特有的光暈和墨香。

冬天時，我被從排字車間抽調出來，加入報社組織的搶修隊，跟隨理論部一位正在等待落實政策的老編輯，去修繕一處報社職工宿舍，這種活我們都沒有干過，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每天穿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登高爬梯、搬磚遞灰、綁扎鋼筋……后又跟隨廣告處一位同志，到行政院的后院去倒騰燃煤堆，今天運進，明天拉出，一直干到當年年底。

一九七七年元旦過后，我回到排字房上班。剛走進車間，車間主任就迎住我說：小宋，你去一趟人事處吧。我即刻來到了行政辦公院，此時，整個院落里已經建起了若干排臨建棚，我找到掛有人事處牌子的簡易小房，推門進去，向一位老同志打招呼。后來我才知道，這位老同志即是人事處處長張啟明，是一位資格很老的進城干部。他笑著對我說：好啊，小宋同志，你被調到文藝組工作了，現在就去那里報到吧。我當時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有些木訥，又有些緊張，還有一些激動，但張啟明同志那張和藹的笑臉，卻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里。

我喜愛文學，尤愛詩歌，能夠到報社文藝組工作，曾經是我的夢想。那天報到的時候，我見到了文藝組組長王干之，這位從報社編委崗位上離休的老編輯，至今仍然健在，已經是九十多歲高齡了。我當年的那首詩歌，就是由他簽發的吧。那天，他介紹了文藝組的情況，讓我多讀書、多向老同志學習。他還特別提到了《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創辦者孫犁，問我是否讀過孫犁的《荷花淀》。我非常敬重這位王組長，看到他每日伏案看稿、改稿，有時也寫隨筆和詩歌。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兒童小說。我還知道他曾和孫犁一起工作過，同住在一處報社宿舍。很多年過后，當我主持《天津日報》文藝副刊工作后，每到春節都去看望他，還專門約請這位老主任寫過懷念孫犁的文章。

這些都是后話。到文藝組報到后的當天下午，我回到了排字車間，向師傅們告別，從他們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不舍和羨慕，我感謝這些曾經帶過我的工人師傅，雖然僅有一位師傅是專門負責帶我的，但工作中有了問題，無論問到哪位師傅，他們都是毫無保留地傳授，讓我這個學徒難忘春風。隨后，我走到那副自己經常排字的架子前，撫摸著整齊的字架子，瀏覽著字盤上已經相當熟悉的鉛字，心里不禁升起留戀的情愫。在更衣室，我取下工作服，將套袖卷起來，關上了衣櫥門。遺憾的是，我沒有從車間取走一個手托、一把鑷子、一把字尺。我想，我沒有帶走任何一件物品，是想把自己對這段生活的念想留在這里吧。

我進入報社排字車間的時間不長，既沒有拜師，也就沒有出師一說。后來才知曉，報社是想從我們這屆學生中，繼續培養自己的編輯記者。上一屆招工之后，就選拔出幾個表現突出的苗子調進了編輯部，我們這屆招工仍然如此，先分在車間，是為了讓我們熟悉整個的印刷流程?？稍诋敃r，我哪里會知道報社領導的意圖啊，只能無條件服從調動。

雖然調離了排字車間，但編輯工作卻離不開排字工種，除了平日與排字師傅們打頭碰面，拼版時還是要去排字車間的。我當了文藝編輯后，就經常拿著畫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拼版。在排字車間，我對師傅們自然會有一種親切感，有些活兒我還幫著一起干：有的文章出現頂頭點，我就搶著換成對開標點；改錯時，我先到鉛字架子上去拿好字，盡量不讓師傅來回跑；版面拼好了，我主動準備好墨滾兒和紙張打樣子……每次畫版式時，我尤其認真仔細，在小樣上精準計算，我知道如若字數計算不準，就會給師傅帶來麻煩，還會耽誤拼版時間。鉛字印刷時期的報紙，講究合欄合行，差一點都不行。當年，華北五報（《天津日報》《北京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內蒙古日報》）定期舉辦報紙質量評比，其中有一項就是用尺子量報紙版面，有對不上行的情況便會減分。在后來改用計算機拼版時，年輕的操作者不再顧忌什么欄的概念，想怎么走文就怎么走文，編輯也無須提前畫好版式，只需告知拼版者一個大概就可以了。我對鉛字的懷想，從那時候開始，就只能借助于舊報紙所散發出的油墨香了。

災情后期，排字車間從辦公樓里搬到馬路對過的搪瓷廠原址，原先的排字車間還是因為地震受到了影響，從此便再也沒有搬回，被我視作鉛字森林的奧秘之所消失了，永遠找不回那種魂牽夢縈的感覺了。我的師傅們也開始先后退休，在我的記憶里，他們都是和藹可親的，從來沒有指責或批評過我們，他們大都有熱情，有急活時都是搶著上，每當這個時候，架子之間都是穿梭的身影，師傅們排字都有自己專用的手托，最普通的是木質的，不如金屬的得心應手，最講究的是黃銅質地的。一篇急稿往往被分開來排，大家分散在各自的架區間，金屬手托里同時發出有節奏的嗒嗒嗒聲，那是熟練的排字師傅在排稿時的習慣動作，鉛字隨著拇指的帶動而跳躍，在萬家燈火的靜夜里，很像是某種樂器在彈撥奏鳴曲，動聽極了……當我回憶起這個細節的時候，耳邊似又響起那熟悉的鉛字聲，手指也感應似的在微微點動，當年那情景真的讓人動情。

排字車間給了我最初的勞動之樂，有了認真、仔細、嚴謹的概念。排字車間是報紙出版的第一道工序，差錯有時就是從排字到校對再到付印一路下來的，如果從排字就干凈無誤，那么出錯率就會降低很多。在那個時期，有些敏感的字詞、政治術語、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等，都是連鑄在一起的，就為了避免出錯，排字時倒也很方便，一伸手就是好幾個字。報社主管的《文藝增刊》，就曾將一位元帥的名字排錯一個字，那期雜志被全部收回，粘貼上正確的文字后再發行出去，雖然費時費力，但避免了負面影響。錯植、誤植鉛字都是非常危險的，白紙黑字就是證據。

排字車間與鑄字車間是姊妹車間，它們的位置就如同房屋的里外間，我經常到鑄字車間去，聯系鑄字之事。有一次，鑄字工人推著一車新鑄好的鉛字，剛進排字車間，不知何故，沉重的手推車歪斜了一下，傾倒出了小半車的鉛字。新鑄好的鉛字都是裝在特制的木盒里，一字一盒，撒出來的新鉛字堆在地上，銀光閃爍，卻是不能再收回去了，萬一有一個半個的鉛字放錯了，就極容易揀錯字，沒辦法，對生產隱患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只好將撒落的鉛字鏟起來重新回爐。

時常會想到，戰爭年代條件異常艱苦，印刷出版都是刻版油印，像孫犁前輩編輯《冀中一日》時，就是將二百多篇稿子油印出版，選好一篇刻寫一篇，編成了四集，約三十萬字。孫犁將看稿心得寫成《區村連隊文學寫作課本》一書，油印了一千本。孫犁說：“在那種條件下，這本小書的印刷，簡直是一個奇跡，那種工秀整齊的鋼板字，我認為是書法藝術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筆畫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油印工作被孫犁看得如此神圣，以至于用了這樣帶有感情的文字來描述。從油印到鉛印已是屬于先進技術，但數字印刷又急速地改變了人們的認知，這是人類生活的進步。

我還憶起，在排字車間時，稿件中如遇到疑難字或異體字，便沒有字模子，也就無法鑄造出鉛字。這樣，排字車間就專門配有三位刻字師傅，兩位盯夜班，一位上正常班，遇有偏僻字就請刻字師傅操刀刻字，刻刀刻出的字也是反字，這就要求熟悉字體、字形，還要刀工嫻熟，特別是在夜班，不能延誤拼版時間。我有時喜歡到刻字師傅的那個小工作間觀摩，在燈下看師傅的刀法，心里曾揣摩：以刻字師傅的工作性質、意義，是夠得上“鉛字工匠”之稱吧。

大約是在一九九〇年，《天津日報》終于告別了四十余年的鉛與火，改鉛字印刷為膠版印刷，排字車間宣告解散，那些具有純熟技藝的老排字工人，全部解甲歸田，報社成立了計算機操作的激光照排車間，將黨報印刷出版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我有幸經歷了鉛字和數字兩個印刷時期，經歷了新舊交替的轉型期?？蛇z憾的是，關于鉛字的記載，文字的與圖片的均告闕如。當年，我還曾建議撰寫一部天津日報社社史，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天津日報》的創辦、成長及發展，都可稱為中共黨史的一部分，但后來終因多種原因而未能如愿，像老報人口述史這樣的寶貴史料，也沒有及時留存下來，甚是可惜。當今天的年輕的副刊編輯，在電腦上設計自己的文藝版面時，是否會想到他們的老同事們，曾經是與鉛字打交道，提著用粉筆畫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排字車間拼版呢？

我是忘不了的，過去、現在忘不了，將來也是不會忘記的。鉛字帶給我的是一種緣分，記憶得那么牢靠、那么清晰，那么有煙火味。在人生的長途上，有關鉛字的記憶，已經像刻刀一般地刻印在了腦海里。

不久前，在報社退休群里，得悉又一位老排字師傅去世了，令人傷感。這位盧姓師傅曾任排字車間副主任，當過騎兵，雙腿有些O字形，他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卻很認真，行止都是軍人作風，雷厲風行。有一段時間，每天下班后都要政治學習，都是他組織大家念報紙、讀文件，極是負責。像他一樣的老排字師傅，都是對黨報的新聞事業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的相繼離去，既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更是后輩心中永遠的痛。

像鉛字這樣微小的物什，在我的工作經歷中，實際只出現過短暫的一年多時間，今天能夠重新回到眼前，確是一件幸事，別具意味。那是青春的時光，青春的年齡，青春的向往，它們在生命的記憶里，屬于閃光的時間段，哪怕僅是留有一點點記憶，都是無比珍貴的。人生中，畢竟流失得太多，像這樣零散、細碎的回憶，如果不是偶然間被鉤沉出來，恐怕真的就會遺忘掉了。如今，這些近五十年前的記憶，哪怕是有些許的模糊、誤記，也仍然讓我感到熱血升騰，倘若能從中找到幾組鏡頭，穿越回到那些畫面里，無疑便是生命中最生動的色彩了。

責任編輯 徐晨亮

作者簡介：宋曙光，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原《天津日報》文化專副刊中心負責人。著有詩集《遲獻的素馨花》《穿越時空的情感》，散文集《憶前輩孫犁》，策劃、主編“我與孫犁”叢書。所編發和創作的作品曾獲中國新聞獎、孫犁報紙副刊編輯獎、天津市新聞獎、全國冰心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