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過云彩的憂郁小城

我們永遠不會拋棄它，追求真理和真實性的同時，永不會忘記給它一個打動我們心靈的外貌。不管任何景象和物體，我們都順從第一印象。如果我們的心靈真正被觸動了，那么，我們的真摯情感就會傳達給其他人。

——柯羅，轉引自克拉克《風景入畫》

雖然我是一個詩歌的叛逆者，也不喜歡現代主義的詩歌，但是，我還是喜歡現代主義文學鼻祖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尤其是開篇的第一首詩《異鄉人》，結語的最后一句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靈，也改變了我對風景畫的一些成見。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祖國美人和黃金，都不重要，云彩才是詩人的靈魂故鄉：“——唉，不尋常的異鄉人，那你喜歡什么？/——我喜歡云……飄過的云……那邊……多美的云??！”

我是那個小城鄉村里的“異鄉人”，還是“同鄉人”，叩問我的靈魂，我已弄不清自己“夢里不知身是客”，還是“夢里不知身是主”了。

作為一個古城，寶應縣曾經隸屬過吳，隸屬過越，還隸屬過楚，始名東陽，后稱平安、安宜，公元762年，縣境獻“定國之寶”，故唐肅宗改年號為寶應元年，賜安宜為寶應，倘若李白不是歿于此年，說不定他還會來此仙游。寶應名號一直沿用至今，皇恩浩蕩，即便是大革命時期，也沒有改除這封建王朝帝王的賜名。

然而，天子賜名之古城，卻并不顯赫，皆因貧窮。同是里下河地區，比起鄰縣的高郵、興化、淮安來，顯然，即便如今，城市建設和市民生活水平，都是略遜一籌的。這從其歷朝歷代的轄制就可見一斑：唐以后的五代十國到北宋時期，寶應屬于楚州；南宋時期因戰爭升格為寶應軍；元朝改寶應軍為安宜府，府廢，改隸高郵府；明朝沿前制，仍隸屬高郵州；清朝直屬揚州府；民初又改屬淮揚道?？梢?，南面的高郵和北面的淮安，都是壓在寶應頭上的兩座大山。

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運河大堤上，也就是沙石子路面的公路上，你便可俯視深陷古城的一片烏瓦青磚老宅屋脊，很不情愿地跌落在并不繁華的小城的全景中。洪水滔天也好，細雨霏霏也好，陽光燦爛也好，總是給人一種憂郁陰沉的感覺，那是陰柔的浪漫呢，還是古典夕陽的反照呢？

看了英倫電視劇《百年鄉情》，我倒是也想從鄉村寫到鄉鎮，再寫到縣城的風景畫和風情畫來的，驛路梨花，農業文明的風景畫讓人垂憐不已。而影片里那個百年前一輛紅色的大客車開進村莊的鏡頭，就把工業革命帶來的浪漫喜劇效果刺痛了我的心靈，回眸小城鄉鎮中浪漫的憂郁，讓我改變了初衷，頓感不用非虛構的寫實筆墨，是不可能真正找回那個時代真實的生活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的，于是，在泛黃的舊照夕影里，我撿拾歷史的碎片，試圖拼貼出一幅幅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的素描底稿，因為我知道，許多大師的風景畫的速寫素描，在線條的勾勒中都充分表現出活的思想，也就是克拉克所說的“沉思者的消遣”美學效應。

其實，早在1958年，寶應縣的各個鄉鎮已經掛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到了我們插隊的1968年，古樸的鄉鎮有的已經更名了，比如，望直港鄉改成“紅衛公社”，小官莊鄉改成“東風公社”，獐獅蕩鄉改成了“紅旗公社”。

在我去過的寶應鄉鎮中，一南一北兩個重鎮算是最繁華的了，南有氾水，與高郵搭界；北有曹甸，與淮安相鄰。但比起蘇南水鄉的古鎮，卻有云泥之別。其緣由就是在這個海拔不足兩米的蘇北鍋底洼水天澤國里，我幾乎跑遍了各個鄉鎮，竟沒有見過一座中國制造的石拱橋，皆為柳樹棍釘起來的簡陋橋梁，與電影《柳堡的故事》黑白鏡頭下的橋頭風景毫無二致，即便是到了七十年代逐漸有了水泥橋，此地仍非中國傳統建筑的拱形橋梁——直挺挺的幾根水泥橋樁上，鋪上幾塊水泥預制板，連護欄都沒有，那就算是最好的鄉鎮橋梁了，同樣是水鄉城郭，與蘇南小橋流水的詩意畫面，以及威尼斯水城的浪漫洋氣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思量很久，終于悟出了一個道理，一馬平川的蘇北水鄉，連一座丘陵都沒有，哪里有建筑石拱橋的石料呢，連寶應縣城里也沒見到一座像樣的石拱橋，大運河的水陸交通倒是方便運輸石材，然而，連飯都吃不飽的窮縣，哪有錢去買石材搞浪漫的橋梁城建呢？所以里下河水鄉的“五匠”中，是沒有石匠這個行當的。這樣的風景能否入畫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可那是一幅具有悲劇審美效應的風景畫。

直到我后來看到了光影大師倫勃朗的那幅《有石橋的風景》時，才無限感慨地嘆道：倘若當年我們鄉間有這樣一座橋，望著它，苦難中生出的浪漫，也是平添出了一絲淡淡憂郁的美呀。

1959年至1962年間發生了餓死幾萬人的“寶應事件”，省委書記江渭清震怒，將此事件定性為嚴重浮夸風造成的后果，萬戶蕭疏鬼唱歌，各個鄉鎮風景也就更加蕭條了。即便如此，作為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來說，能夠歇上一天，去鎮上一趟，也是看風景的奢侈休閑娛樂了。

當年我插隊的下舍公社屈舍大隊河南生產隊，一條小河之隔，河南河北方言就有了些許差異，對面河北人的口音有點“侉”，帶著淮安腔，其文化的歸屬感明顯偏向于淮陰專區下轄的淮安縣。我們距離原來行政區劃曾經是淮安的曹甸鎮也就不足十里地，所以，村里人寧愿多跑幾里路也要去曹甸鎮，那里的集市顯然要比下舍甸大得多，飯館就有好幾個，還有澡堂子；關鍵是那里的水碼頭講究，還是用青磚砌的；農具廠的農具品種又多又好，那鐮刀的鋼火淬得要比下舍農具廠的結棍多了，磨出的刀鋒犀利耐磨，割麥割稻咔嚓咔嚓作響，身后一片金黃；尤其是送“月子禮”，曹甸鎮上的馓子不亞于淮安城里麻油茶馓；還有那里的女人禁看，豐乳肥臀能生養，誰家娶上曹甸的姑娘，也算是攀上了高枝，光耀門庭了。更令人景仰的是，曹甸中學是完中，除了縣城，這里是唯一有高中的鄉鎮。尤其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曹甸鎮通上了一天一班去縣城的汽車，雖然汽車在土路上揚起漫天飛塵，卻也是一道鄉村現代化的壯麗浪漫風景了。貧窮時代的貧窮，限制了一個人的腳步行程，同時也限制了他們對外面世界風景的想象力。

倘若能夠去一趟縣城，那就是許多社員勞碌一生的無憾之旅了，當然，每年秋后到入冬季節，去河西“砍草”，說白了就是去偷擼湖灘上沒有割盡的蘆葦，以此解決一年的燃料柴火短缺之憂，因為田里收割的麥秸和稻草根本就不夠燒，人們往往去湖蕩里裁蕻（蘆葦的根須），以救燃料之急。而去河西“砍草”，各家只能選派一人，那條水路必經寶應縣城中港閘或是新開的寶應船閘，那就是人們趁冬閑時節去逛世界的好日子。要知道一年到頭在水洼里生活的農民，能夠去瞻仰一下縣城的儀容，瞧一瞧大商店里稀奇的商品，瞄一瞄城里的女人，看一看公路上四個轱轆的汽車，望一望大運河里行駛的輪船，嘗一嘗魚市口飯店里大廚師的菜肴，那也算不枉來到人世一回。

凡是到過縣城的人，都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那要比阿Q的描述精彩多了，吃了縣城里的“油扁擔”，滿手都是油，舍不得啊，往頭發上使勁地揉搓，用木梳梳成二分頭，面目頓時便油光锃亮起來，打著飽嗝，走過縣革委會的衙門前，猶如走過天安門廣場，腳底下都有了非凡的氣力。而那些小伙子形容縣城里的年輕女子，則是模仿她們走路時風擺楊柳的姿勢，夸張地扭動著屁股，指著身旁的一群婦女，道出了一句極為精彩的詩句：人家城里的女人連屁股都會說話，哪像你們撅著屁股都放不出一個騷屁來！立馬，婦女們蜂擁而上，去扒小伙的褲子……然而，無論男女老少，都真想去縣城瞧一瞧城里的女人，她們的儀態為什么會吸引男人的目光。

從下舍進寶應城，水路旱路都是四十多里，如果沒有重負，走旱路要快得多，當然，騎自行車更快，可是，田埂溝壑縱橫，一不小心就會翻進田里，尤其是夏天，掉進水田，滿身泥淖，也是晦氣，無顏進城了。

最讓我難忘的一次進城，就是那年為公社團委送團員花名冊去縣革委會，因為是午后才接到的任務，所以奔襲四十多里路也是夠趕的了。擦黑時分，天上下起了牛毛細雨，路過一個墳場，便遇上了“鬼打墻”，怎么都走不出墳圈了。我天生就是一個無神論者，獨居慣了，倒是并不怕鬼，因為我睡覺的床下，就是昔日的一座墳塋，但是，第一次看到了熒熒的磷火在風雨飄搖中晃動，我開始緊張起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與孤獨，讓我不能自已。我大聲呼喊，大聲歌唱，以緩解心中無法排解的恐怖，那可不是浪漫的憂郁，而是恐懼的憂愁布滿了心靈的空間。

我在想，身邊哪怕就是有一個麻風病人陪伴也是好的，沒有人，有一只狗也就足矣，再不濟有一只雞鴨同行也可以啊。然而，寂靜漆黑的曠野里，連自己的影子都不見，我就想著自己也變成一個鬼，這樣就不會受到驚嚇了，可惜我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干脆，我就一直朝著南面走，不找路，遇墳跨越，見溝騰越。

終于，看到了河流，看到了行船上搖曳的馬燈，聽到了船夫的吆喝聲，看見了逶迤的大堤，狂喜之下，一切饑寒交迫便煙消云散。夜半，抵達寶應縣城，在東大街的縣委二招接待室里，四十瓦的白熾燈光將屋子照得雪亮，睡眼蒙眬的女服務員用一口純正的寶應普通話詢問我，我絲毫沒有覺得她夾帶方言的土氣，反而感到無比親切，恨不能上前擁抱她一下，方才有回到人間的歸家真實感。

當年，并無什么“賓館”“酒店”這種住店的稱謂，除了民間國營和大集體開辦的小“旅社”外，地縣一級的政府住宿場所皆為官辦的“招待所”，作為各級官員下榻的場所，那是一般老百姓平常無法進駐的官辦館所，一旦入住，心情是極其復雜的。

寶應縣有兩個政府招待所：第一招待所，簡稱“一招”；第二招待所，簡稱“二招”?！耙徽小笔钱敃r最大的接待場地，床位有一百多張，餐廳好像有兩三個，一般大型的三級干部會議，縣里局級以上干部和公社正職干部，住在“一招”，公社和大隊干部住在“二招”。會議期間是不接待外埠旅客的，當然，你若能夠亮出縣級以上高官的紅派司，那就另當別論了，因為招待所里是留有高規格的房間的。

“一招”我住過兩三回，那是因為沾了全縣的知青勞模大會和一個下放到縣里的省委宣傳部官員的光，才住進去的，這里是新式的瓦房，床鋪干凈整潔，另有公共浴室，服務員穿著是一水的白色工作服，上面印著紅色的毛體“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就像電視里看到人民大會堂上為首長倒茶的服務員那樣神氣，個個苗條漂亮，她們往往是縣城里最有競爭力的男青年追逐的戀愛對象，倘若不是穿著四個口袋綠軍裝的小軍官，抑或是入職的小公務員，最不濟也是穿著大工廠工作服的領導階級，基本上是無法近身的。住在這里是一種身份的象征，而像我輩這樣的“小插子”，偶爾混跡于此，便有了一種惶惶不可終日之感，沒有工作證，每到查房之時，只能掏出蓋著鮮紅印章的公社介紹信，如履薄冰，猶似戰戰兢兢遞上良民證那樣惶惑。八十年代，當我讀到高曉聲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被縣委吳書記請進縣委招待所入住的陳奐生，繳上了五元人民幣后，心理不平衡，在沙發上跳坐，穿著鞋子睡在雪白的被窩里的細節描寫時，我笑不出來，那不是幽默揶揄，而是一種悲哀。想起那個歲月，即便是我輩這樣從城里下鄉的卑微知青，也是故意不洗臭腳，就在雪白的床單上亂蹭的貨色。直到1986年我赴京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研討會”，住在了“國務院二招”（亦稱“國誼賓館”）時，且不說那里的伙食非同一般，尤其是那黃澄澄的巨大油條，讓我一口氣就吃了五大根。單那漂亮的服務員就讓人心情大悅，更令人驚訝的是，服務員竟然如田螺姑娘那樣，把我換下來的內褲都洗了，感動之余，我才懂得了對她們的尊重，這是人性平等的起碼素養。

其實，我更喜歡住在這個憂郁小城里的“二招”，那里的審查并不像“一招”那樣嚴格，只需交出證明，胡亂填寫一下登記簿即可入住，更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更有住家的煙火氣。這里也有幾位漂亮的服務員，當然，更多的是一些半老徐娘和年老色衰的中年婦女，騷客與她們調笑幾句，她們也不惱。每天清晨和晚飯后，她們都會輕悄悄地用竹殼水瓶送來兩瓶開水放在門口，客人一開門就會心一笑，愉悅地拎回屋子里。這樣的服務讓我感到親切，直到1992年，我住在北京京西賓館后，發現中央首長們也是享受這種同樣的待遇，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種高規格的接待禮儀，“嘟嘟嘟”三聲不輕不重、不徐不疾的敲門聲，那是一種禮貌的暗示，是一種無言的尊重，比閃進了一個面容姣好、身材苗條的田螺姑娘來，更有一種從聽覺轉換為視覺的通感審美享受，預留下的想象空間似乎更有綿長的意境與回味。

“二招”雖沒有“一招”那般氣派，那是不知誰個地主老財留下來的幾進舊式老宅，青磚瓦屋，屋子倒是蠻高蠻大，那沒有油漆的杉木寬地板，踩上去還有點吱吱作響，卻有一種古意的快感。那個年月，不是首長，都只能享受三人間，兩人間就算是高規格的了，認識的朋友同事住在同一間房子里，可以海闊天空地聊天，而不相識的人住在一起，就不免尷尬，如果碰上鼾聲如雷者，那就是一場失眠的災難，你咳嗽，你擊掌，你拍桌子，鼾者也就迷迷糊糊地嘟囔兩句，翻身又呼將起來，夜半，招來值班服務員，叫醒對方，批評幾句，讓他注意影響，待她打著哈欠出門去，呼聲又起，旋律節奏更加高亢。

“二招”只有大小兩個食堂，食堂里的菜雖然不甚精致，卻也比公社食堂要好得多，吃起肉來，卻沒有在小鎮供銷社食堂里瀟灑，一般都是小炒，當然也是不錯的下酒菜肴，倒是這里的魚蝦很新鮮，既便宜又可口，有一次竟然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生嗆醉蝦，與友人們杯觥交錯的情形，盡管過了半個世紀，似乎就在昨天。

上文提到我從一片墳場的“鬼打墻”中突圍出來，直奔縣城的二招，登記完畢后，當那個年老色衰的中年服務員提著兩瓶開水送我進屋時，從恐懼和孤獨陰影中走出來的我，再一次想緊緊擁抱她一下，獲得一種歸家的感覺，可那個年代擁抱女人是流氓行為，只有不停地道謝，連手也沒敢握一下。

看著同屋鼾聲如雷的旅人，那高亢的不規律的節奏，似乎也成為一曲優美的交響樂。

小時候，聽母親講述寶應縣城里朱、劉、喬、王四大家族聯姻關系的種種故事，一點興致都沒有。說到外祖父曾經入京教館云云；見我和父親都喜愛書法，就說趙樸初也是寶應女婿，與她家有親戚關系；又說到日本鬼子要來寶應掃蕩時，她們臉上被涂上鍋灰去“跑反”；家里把一缸銀圓埋起來了，日本人走了，歸家后，竟然找不到了，便有了兄弟姊妹七八家相互猜疑的過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二招”改造拆遷，小報上登出了“二招”挖出了一缸袁大頭的消息，活著的幾個兄弟姊妹面面相覷，一個都未敢去認領。至此，我才知道，那“二招”就是我外祖父的房產，是我母親生長的家。我很訝異，在那里插隊六年，母親竟然守口如瓶，隱瞞了許多年，都沒有透露過一個字的信息。改革開放以后，雖然高成分的家庭出身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幾十年的運動或恐受到歧視的慣性思維，當然，也包括對子女前途的擔憂，讓他們這一代人帶著花崗巖的腦袋度過余生，然而，在他們的心底里留下的深刻鄉情和眷戀，是無法釋懷的。

前年去寶應，我特地去了“二招”遺址，那里的舊屋早已蕩然無存，一個公司在那里蓋了一幢三層樓房，院落縮小了，夕陽斜照在沒有古意的樓宇間，沒有海市蜃樓將它從時間的隧道中拽回來，已是一抹歷史的余暉灑落在街巷陌里，我的心里升騰的卻是無盡的憂郁。

于是，我回寧后，寫下了那篇《老屋手記：夢里不知身是客》的散文，我想叩問的是，究竟是下舍甸那個墳塋堆上的老屋是我的家，還是“二招”那些旅人借宿的老屋是我的家？

那片水鄉土地都是我的家，那里有我灑落下的汗水和血水，我已經不再是夢中客了。

其實，進了寶應城，河道里就有了并不顯眼的石拱橋和磚拱橋了，雖然破舊不堪，卻仍然有些憂郁的情調，有了一絲古意，一抹古典小城的憂郁浪漫。

插隊六年間，我去過縣城不下二十幾回，除了開會和遞送文件的公差，農閑時節，我就會約朋友相伴逛縣城，小小的城郭，不用個把小時就逛遍了；還有幾次是單獨一個人奔襲近百里，就是為去購買一本新書，那是精神口糧的供應站。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那紙張泛黃的《李白與杜甫》《金光大道》《西沙兒女》《棗林村集》《紅花滿山》等書籍還靜靜地躺平在我的書架上，遙望著舊日時光里的歷史塵埃。

我的青少年時代的足跡，留在了寶應古城唯一貫穿南北的石板小街和東西大道上：那淅淅瀝瀝的春雨，將光滑可鑒的路面涂抹成了一層淡妝；那空氣燃燒的烈日下，店鋪外撐起的白篷，猶如停泊港灣的白帆；那蕭瑟的秋風隨著陰郁的夜雨，溫柔地游弋舔舐在街頭巷陌，親吻著青磚烏瓦的老屋；那冬日里的一抹斜陽，慵懶地跌落在小街深處，讓憂郁的店鋪有了穿破時空的活氣。這些進城的歷史長鏡頭，如今仍然像一幕幕電影敘述那樣閃回在我的似真似幻的夢中。

前年，我回到寶應縣城，舊日時光里的鏡頭已蕩然無存了，那貫穿魚市口的南北青石板小街，只剩下一段柏油水泥路面的小巷，影影綽綽的記憶從這里起錨，那略帶陰郁惆悵的古意和浪漫，乘著詩帆遠去了，留下的卻是一片心靈的哀怨與憂郁。

鏡頭切換，時空騰挪。

和朋友去東風飯店撮一頓，兩個炒菜，一盤花生米，一人兩瓶二兩五裝的寶應“荷花牌”大曲，圓的是知青時代酒事江湖的一簾幽夢，那是因為我們屋里的門簾皆是蘆葦編織的，而思想的蘆葦是對美食眷戀；酒足飯飽，去偌大的“寶應理發店”剃個頭，享受一回豪華的理發程序，那是必須的，因為那下舍鎮只有一爿理發店，那油嘴滑舌的年輕剃頭匠，也和許多鄉間剃頭匠一樣，只會剃鄉下“二哥”的“馬桶箍”頭型，進城剃頭才算是正式理發，要的就是把鬢角留得越長越好，像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主角瓦爾特那樣。迷迷糊糊躺在放平了的理發椅上，蒙眬中只聽到剃刀刮胡子時的咔咔聲，就像農人在割麥秸時發出的豐收回聲，待到散發著上海檀香皂的熱毛巾擦完臉，理發師用空掌在你肩頭噼里啪啦一陣拍打，如夢初醒的我，頓感渾身通透。

再去“寶應浴室”洗把澡，那才是最后的享受，下舍鎮除了供銷社、糧管所有自己的小浴室外，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共浴室，曹甸鎮倒是有一個規模甚微的澡堂，十個人擠在里面就滿滿當當的了，好幾天都不換水，其乳白色的肥皂水堪比奶汁，被戲稱為奶湯水澡堂，鄉下老農說，那個渾湯水才養人呢。

沒有想到的是，坐落在東西大街的“寶應浴室”，竟然并不比南京的“健康池”“三新池”和“大明湖”差多少，當然也是分等級的，頭等座是帶翻蓋的臥榻，二等座是長木條座椅，三等座便是站座，亦如孔乙己站著喝酒一樣，洗完澡便穿衣走人。

新華書店也是坐落在小城的東西大街上，算是大門面的店鋪了，去那里的人當然是那個讀書無用論時代里渴望讀書的文化人了，我每次去那里，三百多平方米空空蕩蕩的店鋪里沒幾個顧客，倒是有幾個漂亮的姑娘在交頭接耳、嘻嘻哈哈，看到上衣口袋插著兩三支鋼筆的顧客，就會馬上笑臉相迎，那些人不是干部，就是中小學教師，尤其是見到縣城最高學府里的寶應縣中老師，那恭敬有加的神情，比百媚生的回眸還要生動。

1972年的冬天，我去縣城買郭沫若那本新著《李白與杜甫》時，要求那個拖著李鐵梅式大辮子的姑娘拿書給我，她斜睨著我曬黑了的臉龐和一手老繭，立刻轉身，媚笑著把這本書遞給了旁邊那個戴著眼鏡、刷著二分頭的文化人，任其翻閱起來。少年輕狂的我，一拍柜臺，理論起來，那姑娘說，怕你把書弄臟了，我頓時怒火中燒，明明就是五六毛錢一本的書，我故意狠狠地將十元人民幣拍在柜臺上，罵了一句：“狗眼看人低！我是農民，我就不能看書？”她聽出我的口音后，立刻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當時南京知青的名聲不是太好，在小城里打架斗毆的事件經常發生，估摸旁邊那位是個中學語文教師，連忙過來打圓場，說我也很喜歡這本書，于是，掏出一支墨綠色的花桿“關勒銘”牌鋼筆，看著那支筆和藏在我褲兜里的鋼筆竟是一模一樣，那是我上初中時，祖父給我買的鋼筆，心中不免一動。那位教師立馬在扉頁的左下方簽上了購買日期和地點，并簽上了名，這與我當年購書的習慣是相同的。如此這般，我倒是對這位教師有了幾分好感，同是天下讀書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雖遭輕蔑怠慢，也就不與那大辮子計較了，拿書走人。

那個年代能夠買的文學書籍的確太少了，每次進城，我都準備了一些省下來的銀子去購書，青少年時代讀古詩悲觀陰沉，朗誦新詩激情澎湃，除了賀敬之外，還暗自看不起工農兵詩歌，拜倫的看不懂，倒是雪萊和普希金的容易懂，可惜地下流通版本甚少，家里原來是有的，還是精裝本的，可惜“破四舊”時送到廢品收購站里去了，偶爾在縣城的新華書店里看到了李瑛的新詩《棗林村集》和《紅花滿山》，覺得詩不太一般，就立馬掏錢，那時的書很便宜，也就三四毛錢一本，然而，去哪里能買到好書呢？在寶應，新華書店是我每一次進城必去的地方，雖然有過不愉快的購書經歷，卻也是那個歲月里我心中的文學殿堂。想起那個大辮子姑娘，想必早已兒孫滿堂了，如今她在小城哪里呢？

“大眾電影院”是寶應縣城里最豪華的娛樂場所。1972年，朝鮮寬銀幕彩色影片《賣花姑娘》在這家電影院里放映，可謂盛況空前，各個鄉鎮里有頭有臉的人物都不遠幾十里，帶著毛巾手帕去這里觀看。這部影片不僅賺足了中國的人民幣，而且更賺足了中國人民的眼淚，因為看夠了“樣板戲”和“三戰”（《地雷戰》《地道戰》和《南征北戰》）審美疲勞后的中國觀眾，審美的觸角一旦被這悲劇的人性力量所感動，就一發不可收。我和兩個朋友是騎著借來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奔赴縣城里的“大眾電影院”的，那是有翻板座椅的電影院，雖然不是沙發椅，但也算是夠豪華的了，比那寶應大會堂十分簡陋的長條凳要高級舒適得多了。不過，那次看電影可是破了寶應城這家電影院的放映歷史紀錄，連續許多天不間斷放映，讓鄉下人都趕進城看電影，每個場次的后排空地上都站滿了觀眾。

隨著劇情的發展，那個演花妮的朝鮮功勛演員洪英姬一出場，電影院里就開始稀里嘩啦哭成了一片，當然，我也流淚了，只有同去那個上海知青不流淚，后來問他何故，他很不介意地說了一句：電影都是假的呀！我們認為他沒有人性。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作品的原作者和編劇竟然是金日成，導演是樸學和金正日，方才明白了這部影片真正的含義在哪里，可是，那個歲月里，我們什么都不懂，尤其是悲劇的審美效應應該建立在什么樣的價值立場上。

電影散場后，我們蹀躞在北大街那憂郁的青石板的小巷里，來到了當年小城著名的“震豐園餃面館”，一盤牛肉，一盤花生米，每人一瓶二兩五的荷花牌“寶應大曲”，喝著悶酒，誰也不說話，幾口喝完，每人匆匆吃了兩碗餃面，一抹嘴，便去了寶應船閘。

夏日的船閘雖然喧囂，但在運河之上，清風徐來，河水涼爽，亦無蚊蟲亦無燈，我們把上衣一脫，鋪在澆過水的水泥地上，找了一塊磚頭做枕，似乎比住旅館舒服多了。幾人無語，也不知道他們入睡了沒有，我望著那天上的星星和一彎新月，又想起了電影里的故事情節，花妮一家的悲劇，與我們的處境相比，當然更加悲慘，可是，我們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再想想，那些生產隊里勞作了一輩子的貧下中農，他們有人連縣城都沒有來過，我們只想著自己的命運，是不是有點自私了些？然而，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思想又占據了我心田。

望著那一彎新月和無數的星星，文曲星是哪一顆？我是立志做一個作家的青年，我的文學夢早已啟航，可是，我能夠寫出像《賣花姑娘》那樣的悲劇故事來嗎？我一臉迷茫，不知前途在哪里，浩瀚的宇宙空間里，有沒有容納一個夢想做作家的小小空間呢？

在劉禹錫的“星星仙語人聽盡，卻向五云翻翅飛”的夢想中，伴著大運河汩汩流淌的河水，我在努力掙脫賣花姑娘的悲劇命運中，騰云駕霧地睡去了。

那一年，離開下舍去揚州師院中文系上學，我抑制住眼淚，一一告別鄉親，一一告別朋友，打開那個絲綢封面的日記簿，又一遍抄錄下了自己最喜愛的那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鞭D而我故意將它改成不合規矩的拙劣仿古詩：“城闕臨四水，蘆蕩望八鄉。與君離別意，同是帆遠方。海內皆知己，天涯路更長。無為在歧路，搏命在維揚?！?/p>

路過那憂郁的寶應縣城，作為一個并非再是異鄉人的我，撕下一片水鄉天邊的云彩，權做擦拭人生旅途奔波勞碌汗水的毛巾，最后帶到另一個世界里去，心情便不再憂郁。

責任編輯 徐晨亮

作者簡介：丁帆，1952年生于江蘇蘇州，南京大學教授。1979年起在《文學評論》等刊發表論文五百余篇，出版論文集十余部；發表散文隨筆兩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十余種；主編各類教材、專著百種，逾千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