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感：書寫與閱讀中意義生成的重要中介

文/王琦

任何有意或無意的書寫，總會有某種意義發生。圍繞書寫這個源初的動作或行為，身體、觸感、閱讀、生存等環節始終纏繞在書寫意義的“發生”之中。書寫和閱讀既是人及其身體的行為，也是人及其身體存在的方式，其間交織著觸感、意義和存在等諸多問題。但是，傳統觀念中的書寫往往被當作某種工具性的存在，或者是語音的模仿，或者是理念的再現，或者是意義的呈現。這種觀念沒有把書寫本身當成一個有意義的對象進行思考。事實上，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中，書寫都既表征著人的主體性生成，又顯現著意義的生成機制，同時還是現代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如果不對書寫本身進行思考，書寫的意義及其生存論價值就無法得到彰顯。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理論和德里達的書寫思想的基礎上，當代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2021）看到了書寫本身的獨立價值，從生存論的維度重新思考了書寫、閱讀跟身體及其觸感的關系，為我們揭示了意義的生成機制以及其間身體觸感的中介作用。

書寫中身體問題的凸顯

歷史化、經驗化的書寫觀念，激活了書寫與語言之間的聯系，但也很輕易地就將書寫行為中身體的作用、書寫結果中感性的意義、書寫活動中潛在的閱讀經驗等問題擱置起來，以至于我們似乎必須經過語言的中介才能理解書寫本身。德里達的《書寫與差異》《論文字學》等著述將這種理解視為傳統形而上學的偏見，并將它命名為“語音中心主義”，而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構”，使書寫成為哲學思想的重要范疇。作為德里達的好友和“解構哲學”的傳人，南希進一步在意義的世界化、書寫的觸感化、生存論的重構等方面重新思考了書寫；他將書寫理解為意義溢出身體之外的“外銘寫”（excription），將書寫與身體的關系問題引入對書寫的思考，在生存論的高度上重建了書寫的哲學框架。

南希書寫理論的超越之處是打開了書寫理論的身體維度。西方哲學中的身體理論都將身體理解為具體的物化實在。梅洛-龐蒂試圖通過“通感”將這種物化的身體轉化為活的、生成著的身體，他的身體現象學揭示了身體的始源性作用，以及“身體圖式”在世界實踐中的展開。德里達則是將“通感”細化為“觸感”，并通過對觸覺敘事的延異，呈現了身體作為在場的可能性。南希的身體理論實現了梅洛-龐蒂和德里達的統一，澄明出身體作為實體觸覺和作為虛體的“意義‘外銘寫’”，并以此激活了書寫理論的身體向度。南希通過內在邏輯的貫穿和具有典型南希色彩的綜合創新，使得書寫與身體成為一體之兩面，在彼此深化的過程中顯現自身，形成了“‘書寫—身體’辯證之弓”的獨到鏡像，重建了書寫理論和身體哲學的形而上學，在身體理論的激活下，書寫理論成了當代法國理論的顯學。

書寫既是身體的行為，也是身體之為身體的體現，二者互為生成、互為存在基礎。如果我們把書寫理解為刻下痕跡的行為或動作，把它與人類獲得自我主體秘密的過程聯系起來，把它與人本身和人的身體的存在方式聯系起來，書寫便具有了深刻的生存論意義。南希正是從生存論的維度對書寫與身體的關系展開其原創性思考的。他的突出貢獻在于，進一步將“書寫”從概念史的邊緣位置移到中心，通過“書寫”將梅洛-龐蒂所主張的身體與世界互惠、融合和交織的感觸關系深化為意義溢出自身之外的“外銘寫”，也將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書寫”路向從內在轉化為外在，從德里達認為意義的流動性、生成性本身即為書寫轉化為身體、觸感、書寫、意義四維的“共在”“共織”。

書寫的觸感化生成

在對現代性進行考察的過程中，南希發現一個特別突出的現象，即現代性的發展使身體越來越多地布滿整個世界空間。如果說梅洛-龐蒂是通過身體的統攝性和身體的“通感”來展開語言的討論，那么南希則是從身體本身出發、從身體的“觸感”出發來闡釋書寫何以可能。與梅洛-龐蒂立足于身體的統攝性不同，被南希發展為“外銘寫”概念的書寫，已經不是關于身體的書寫了，不是關于身體的符號、圖像或編碼的書寫，而是身體本身的書寫，是實質上的身體書寫。

如何思考身體和書寫的關系？南希認為，二者都是與生存論意義上的人密切相關的，因為是人的身體和人在書寫。南希這里所理解的人，是活生生的、變動不居的、并不具有決定性中心地位的生存論意義上的人。以這個人為中介，身體與書寫才能建立起必然的聯系。人的中介性首先是通過身體和身體的向外觸及來實現的，這意味著書寫及其意義的生成首先都必須從觸及身體開始。何謂觸及身體？南希解答道：“觸及身體，觸摸身體，觸感——始終發生于書寫?；蛟S，身體并不完全地發生于書寫之中，如果書寫事實上具有一個‘內部’。但沿著身體的邊界，在它的極限，它的末端，它最遠的邊緣，只有書寫發生。如今，書寫在界限上獲得位置。因此，如果書寫遭遇了什么，那么，它遭遇的就只有觸感。更確切地說，是用意義的虛體來觸摸身體。因此，讓虛體成為觸感，用觸摸來構成意義?！憋@然，南希堅持了現象學的基本立場：只有在書寫的行為或進程中，在觸及身體之外的其他實體的過程中，身體才得以出生。

南希這個觀點事實上是在強調從“外部”而非“內在性”的角度去理解身體與書寫之關系的可能性。換言之，只有在觸感中，書寫及其意義才能展現出來，書寫與身體都隱秘地聯通著人的觸感經驗。這一觸感經驗首先落實到一種源初語言和生命觸感上。而且，它帶來了明顯的理論轉向：因為觸感的介入，書寫的目的發生了轉移。書寫與身體的關系也得以重構。所以，任何一次不斷敞開和越界的書寫，都是捕捉觸感足跡的嘗試，是身體自我與他者相互感發的生命活動，是在知識、理性、話語、權力等形式被取消之后的生命觸感。這樣，書寫就與界限、觸感、外在性、他異性等結合起來了，書寫成了一種揭示界限、觸及界限的方式。在書寫中，意義需要經由身體及其觸感的中介，才能生成出來；生成出來的意義之中也必然包含著身體觸感的因素，一切意義必然原初地包含著身體觸感的感性因素。

可以看出，南希在書寫與意義、書寫與觸感之間建立了本質性的多維關系：觸感作為身體的外展，是更為根本的感官機制，它是意義的發生方式，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世界意義的起點；書寫始終發生于界限之上，在對身體的觸及和身體的感觸之中生成意義。書寫不僅僅是建立一種聯系或關系，這種聯系或關系仍然意味著交流、翻譯或交換的理念，書寫還在于將意義發揮到極限，也在于將身體發揮到極限。每一次書寫都是陌異的書寫，都是一種離散、打斷和碎片化，都是打開某種間隔化空間的外展。在這個意義上，書寫其實就是一種打斷和間隔，它不是對過去或當前在場的再現，而是在其專有的在場中追蹤生存的他異性，通過蹤跡的差異來銘寫差異的蹤跡。

閱讀和觸感的本質性聯系

書寫與閱讀，在觸感的意義上本身就是一體兩面、互為條件的。閱讀在南希那里首先也不是作為理論或定義而出現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最真切、最獨一，因而也最本真的感性經驗。南希首先在書寫與閱讀的交互中，發現了它們跟觸感的本質性聯系。對于書寫與閱讀來說，它們都是發生在表皮或者說紙頁之上的，正是通過這一表皮或紙頁，書寫的身體與閱讀的身體彼此觸摸，而且如此的觸摸總是無限地間接和延遲的。書寫與閱讀在觸感維度上的本質聯系，并不能解釋也不能掩蓋書寫與閱讀之間的差異性。無論如何，兩個身體（書寫的身體和閱讀的身體）無法同時占據同一個位置，身體是不可滲透的，書寫與閱讀之間永遠不是同一的，永遠處于差異化過程之中，處于錯位和間隔之中。

如何解決書寫與閱讀在觸感維度上的本質聯系跟二者事實上的非同一性之間的矛盾？南希的方案是：把書寫和閱讀“非實體化”，即書寫和閱讀并非某種實然的、意指的、有特定目的和歸宿的“實體”，而是向著尚未來臨的在場無限敞開的“虛體”；重要的不是書寫和閱讀在意義維度上如何實現同一，而是它們都在打開那個“非實在性場域”時所形成的意義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閱讀即外展——既是身體的外展、書寫的外展，也是閱讀自身的外展。閱讀首先是身體的外展。但是，身體本身并不是一個固化的預設和意指，而是一個非實在性場域的敞開。在我們的閱讀和書寫中，始終有某種東西不被閱讀和書寫，這個不被閱讀和書寫的東西，就是永遠在場又永不在場的東西——這就是身體。這樣，很大程度上，我們的閱讀與書寫總是遮蔽了作為二者之本質或本己特征的身體的在場。

書寫和閱讀的本己性似乎將它們永遠區隔了起來，使它們無法在意義的共同顯現中同時在場。然而，南希的共在思想將一切存在都理解為處于共同存在狀態之中的共在，雖然保持著獨一性，但也永遠向著多樣性保持開放。書寫和閱讀的本己性存在本身，也是這樣一種共在意義上的存在，也只有在共在之中它們才是共同顯現和自我外展的，否則它們便是無意義的。書寫與閱讀總是在身體的“觸”和“觸感”之中發生的。書寫與閱讀中的這個身體，雖然也是一個“意義的身體”，但被剔除了意指重負和神秘象征，被還原到如其本然的本己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閱讀就被南希賦予了重新發現身體之意義的使命，身體成了書寫與閱讀在觸感維度上得以交互發生的關鍵環節，如同書寫一樣，閱讀因而也被南希提升到生存論的高度。

意義生成的四維關系結構

書寫與閱讀都以身體及其觸感為基礎，因而都可以從生存論的角度進行解釋。問題在于，生存本身的多樣性、差異性和相對性又使這種解釋潛藏著虛無主義的風險。需要確立一個既能避免虛無主義陷阱又能將生存論的特色凸顯出來的樞紐，才能在身體和觸感的意義上有效地解釋書寫與閱讀的生存論意義。南希找到的這個樞紐是“意義”。在南?？磥?，在實踐層面上，人首先是在他者中的存在，而人與意義—世界之關聯的發生，永遠只能與人的身體的物質性聯系在一起。聯系對身體及其觸感與書寫和閱讀的關系，南希認為，只有通過書寫才可以實現身體的外在性，才能實現世界的意義化，才能完成世界多樣化的展開。書寫的過程其實也就是身體經由觸感走向意義中心的過程，但通往意義中心的途徑，是需要與他者的觸及和身體的觸及的。書寫和意義的關系就在于它始終表達意義，又使意義總是處于未完成狀態。在每一次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書寫中，身體及其觸感在給出自身的同時，也超越了自身，激發并分享了存在本身的意義。這樣，南希實際上超越了德里達的書寫和原初書寫的概念，在建基于身體的生存論的高度上，以意義為樞紐把握書寫與觸感的關系。

對意義的領會是閱讀的首要目的。在《存在與時間》里，海德格爾曾經談到過一種閱讀，那種閱讀被視為以“常人”方式進行的“閑談”之接收，這構成了“常人”的“平均領會”。也是在這個“平均領會”的基礎上，海德格爾將“閑談”向“套話”進行了擴展，把言談的普遍性擴展成書寫的普遍性。海德格爾在源初領會與平均領會之間作出了區分，后者不過是對前者的關閉、障礙、抵制或者固化，決斷將穿透平均領會的封閉性而通達生存所特有的領會。領會給出又撤回、打開又關閉自身的情態，以及源初領會與平均領會的這種生存論關系，也同樣適用于閱讀的情形。如果我們在閱讀中忽視兩者的差異，或者執著于這種差異的打開，都可能使我們因為“常人”的“平均領會”而失去對作為源初的書寫的占有，失去對作為生存者之專有和本己的存在的占有。正如我們所知的，閱讀往往倚靠領會來獲得一種“收獲”或“收成”，但這種“收獲”既是專有的，同時也是分有的，是對那源初的書寫/文本之中的東西的共有和分享。

由此，南希重建了觸感—書寫—閱讀的生存論關系。圍繞著意義的生成，書寫、身體、觸感和閱讀被重新建構為不可分割、四維一體的緊密關系。存在之為存在的本己性，此在作為獨一多樣的共在，作為共同生存的共同顯現，只有在出離自身的外展、綻出、微偏、分享、共通之中，才是有意義的，也才能作為意義給出自身。在這個意義上，書寫本質上正是對生存者的此在的外銘寫，是對身體及其邊界的觸及和擴展。于是，書寫不再可能只被理解為“語音的替補”“文字記錄的工具”或“意指行為的表達媒介”，它必須獲得自己“本己的”“專有的”語言。書寫必然成為一種姿勢、一種關系、一種身體的存在方式，歸根結底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書寫的目的也不只是傳遞或承載給定的意義，而是在意義—世界、身體—書寫的關系中去描繪關系的無本質性，去超出任何本質主義的意指行為而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回響。意義的生成也不再是簡單的能指—所指間的對應或滑動，而是在書寫—身體—觸感—閱讀的四維關系結構中永不可遏地外展。在后結構主義的語境下，南希的書寫思想重新揭示了意義的生成機制，呈現了對人的存在的哲學思考，極大深化了對書寫的觸感化、意義的世界化、人生在世與創世的多維化等問題的理解，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多元化寫作和身體化創造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