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所載組詩之題名及構成

王 志

【內容提要】《周公之琴舞》應為整篇簡文的題名，其所載組詩則應以《九絉》為題名?！毒沤R》或系周公詩《多士敬毖》與成王詩《敬毖》之合編。其所提及周公詩并不存在亡佚的問題。從《大武》及傳說中的《康樂》來看，此類合編有著悠久的歷史。周公作為冢宰，有納言之責，《九絉》很可能便是周公所編，而其文本則應是傳樂者所傳。在體制上，《九絉》頗可與傳說中的一些上古詩歌相互印證，對它們的價值，宜有新的評估。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記載了周朝初年一組非常重要的樂歌，由于該組簡第1支簡背面題有“周公之琴舞”，所以整理者取以為篇題。另，清華簡《芮良夫毖》的第1支簡的背面曾誤題“周公之頌詩”，雖經刮削，但文字依然可識?！吨芄傥琛匪d組詩，包含了今《詩經·周頌》的《敬之》，在性質上，這一組詩也正可以說屬于頌詩。并且，《芮良夫毖》簡的形制及字體與《周公之琴舞》相同，說明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之，整理者認為，《芮良夫毖》第1支簡背后的篇題，很可能是簡文書寫者原擬的《周公之琴舞》的篇題，只是不小心題錯了地方。①李學勤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32頁。古人寫作，原多無標題。好之者抄寫收藏時，為便檢索，常取其開篇的若干文字作為題名書于竹簡的背面。有時，也會從簡文的敘說對象、內容特點或文體性質出發，擬一題名標于簡的背面。今題《周公之琴舞》屬于前者，原擬而誤書在《芮良夫毖》簡背的《周公之頌詩》屬于后者。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簡文的內容全都是組詩的歌辭，那么，這兩個擬名自然可以看作是為組詩所擬的題名。但事實上，《周公之琴舞》的簡文內容并不如此，其開篇就交代說：

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元納啟曰：“無悔享君，罔墜其孝。享惟慆帀，孝惟型帀?！?/p>

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元納啟曰：“敬之敬之，天惟顯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監在茲?！眮y曰：“遹我夙夜不逸，敬之，日就月將，教其光明。弼持其有肩，示告余顯德之行?！雹倮顚W勤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33頁。

其后，才是對組詩其他內容的抄錄?？梢?，在組詩內容之外，簡文至少還交代了與組詩相關的作者、立意以及樂舞狀況。所以，這兩個擬名，疑應視作《周公之琴舞》這篇簡文的題名，而不當視為簡文所載組詩的題名。其情況可以與清華簡《耆夜》相較?！吨芄傥琛酚浀氖侵芡跖c大臣的樂歌，《耆夜》記的也是周王與大臣的樂歌，并且也有類似詩序的文字交代君臣樂歌創作的緣起。但《耆夜》并不是其所載樂歌的題目，《周公之琴舞》應與之類似，也是整篇文獻的題名，而不是所載組詩的題名。況且，如果是所載組詩的題名，則淵源有自，怎么可能一會兒題為《周公之頌詩》，一會兒題為《周公之琴舞》，竟然如此隨意呢？

目前，學界還多將“九絉”當作音樂術語來理解，以為指奏樂九曲。李穎雖然也將“九絉”理解為樂有九章，但同時又認為：“‘九絉’雖不是篇名，但‘琴舞九絉’下統領九首短詩，實際上也具有篇名的性質?！雹诶罘f：《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楚辭“九體”》，趙敏利主編：《中國詩歌研究（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1頁。這一理解極有啟發性。只是以“琴舞九絉”為組詩的題名，不如以“九絉”為題名；而且“九絉”所概括的，也不是周公與成王各自的詩篇，而是作為他們詩篇合編后的題目來使用的。李穎指出，“琴舞九絉”之前與之后都有許多以“九”為名的樂歌。不過，文獻中還很少有將“琴舞”之類的術語放在“九”之前也作為題名來使用的。李穎之所以不愿直接用“九絉”為組詩題名，是因為她還接受“絉”指樂章而為言的一般說法。其實，“九”雖然可能是表明樂章數目的，但“絉”卻未必一定是“終”“成”等樂章之意。如《玉篇》說：“絉，繩也?！倍对娊洝ご笱拧は挛洹芬辉?，《毛詩序》認為：“繼文也。武王有圣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痹娭性澝牢渫酰骸罢哑潄碓S，繩其祖武?！泵珎鹘忉屨f：“繩，戒?！编嵐{曰：“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跡?！笨梢?，“繩”是可以訓為戒慎的。又，《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耐醺ピS。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笨梢娭苋俗髟?，也確常有“以繩文王之德”的用意。既然如此，《周公之琴舞》所載“九絉”之“絉”解為“戒慎”又有何不可呢？更何況，這一組詩的內容，無論是周公詩，還是成王詩，原本就以敬毖為主，因而合編在一起，名為《九絉》，意取戒慎，不正是十分合適的嗎？

事實上，不但“九絉”應理解為詩歌的題名，就是“多士敬毖”與“敬毖”也應該看作是詩歌的題名。簡文的這兩句話正不妨標點為：

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

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

這樣標點，也就是說周公和成王分別有稱為《多士敬毖》和《敬毖》的詩歌，后來被合編為琴舞而名之曰《九絉》。古人編排詩歌，小題在前，大題在后，也是有例可循的。如《毛詩正義》卷一之一，先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后題“毛詩國風”?！吨芏Y》一書先題“周官冢宰第一”，后題“周禮”。孫詒讓指出：“漢以前經本，并小題在上，大題在下?！雹伲矍澹輰O詒讓：《周禮正義》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頁。

又，《周公之琴舞》簡文在“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下僅附有周公半首詩，而在“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后則附有完整的九首詩，這種文本狀況使不少學者相信周公名下的“琴舞九絉”亡佚了八首半。但這種理解實際上頗有些武斷。其實，“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下的半首詩，與“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后所附的九首詩，實際正可以看作關系緊密的一組詩。因為周公的“元納啟曰”，是沒有亂辭的；而成王的“元納啟曰”及“亂”又緊接著周公的“元納啟曰”，形式上正可以視為完整的一首；兩首詩歌的內容也正可以很好地銜接。這一點，基本上已屬學界的共識。它證明，《周公之琴舞》中，周公詩與成王詩并不是分散不相關的兩組詩，而是有機的一組。蔡先金便認為“按照目前文獻記載狀況推斷，該詩應該是周公與成王合作完成”②蔡先金：《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文本與樂章》，《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33-41頁。。

李學勤也有類似意見。他率先提出，不能輕易認為《周公之琴舞》中周公詩亡佚了八首而成王詩全都保留下來了。其根據，主要是“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下所附九首詩歌并不完全是成王的口吻，不大可能全屬成王的作品。他以為：“《周公之琴舞》全詩十篇，如以內容實際來說，以君臣口吻劃分，是這樣的結構：所謂‘周公作’：元入啟（臣）；所謂‘成王作’：元入啟（君），再啟（臣），三啟（君），四啟（臣），五啟（君），六啟（君），七啟（君），八啟（臣），九啟（臣）?！睋顺霭l，他“作一大膽的推想”，以為：“《周公之琴舞》原詩實有十八篇，由于長期流傳有所缺失，同時出于實際演奏吟誦的需要，經過組織編排，成了現在我們見到的結構。雖然我們只能讀到詩文部分，《周公之琴舞》本來一定是在固定的場合，例如新王嗣位的典禮上演出的?！雹劾顚W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59頁。

李學勤說簡文“成王作敬毖”之后所載九首詩篇中雜有周公詩作，大多數學者還是認同的?？墒?，如果此說成立，則“九絉”也就只好理解為題名了。因為，如果將“九絉”理解為“九成”，則“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就意味著此“九絉”所指九個樂章全然是成王所作了。而這顯然與“九絉”中四首以臣的口吻出現的詩篇內容相矛盾。就這種情況來看，“九絉”也不宜理解為關于組詩樂章數目的敘述語，理解為組詩的題名比較合適。

至于李學勤說《周公之琴舞》可能是“新王嗣位的典禮上演出”用的，學界也基本接受，并大多認為《周公之琴舞》最初乃是周公還政成王典禮上所使用的樂歌。至于他的“大膽的推想”，目前還缺乏相關文獻的有力支撐，尚難取信。并且，《周公之琴舞》所載詩歌，在內容上，前后關系緊密，也不像有所亡佚后才被混編在一起的樣子。

從傳世文獻來看，周公和成王名下都有詩歌流傳。當然，無論是《詩經》中，還是《周公之琴舞》中，成王名下詩篇皆不排除有臣子代作的可能。但即使他人代筆，也已在實際生活中為成王應用過，被人當作成王詩來記載和編排，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周公之琴舞》中，周公與成王的詩歌都以“敬毖”為主題，但周公諸作是以大臣的口氣談敬毖，成王諸作是以王者口氣談敬毖，且周公所作又主要是訓誡眾臣，所以，二人所作，一稱《多士敬毖》，一稱《敬毖》，并不是沒有緣由的。

此外，說周公、成王君臣各有所作，而后被編成一組詩歌，這種事情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并且還與周公有關，事在成王之前。這就是周初《大武》樂的制作。如《莊子·天下》謂：“武王、周公作《武》?！薄秴问洗呵铩す艠贰氛f武王克商后，“命周公為作《大武》”?！段洹芳础洞笪洹?，為周公奉武王之命所作。周公制作《大武》是如何作的呢？是憑空創作一組詩歌嗎？不是的。他的做法是將已有的相關詩歌合編在一起而搞成《大武》。如班固《白虎通·禮樂》談到周公、武王各有詩樂曰《酌》和《象》：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樂，示以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文中說周公之樂曰《酌》，“言周公輔成王”，這可能是因為周公雖受命制作《大武》，但《酌》作為《大武》的一部分，實完成于武王死后成王當政之時?！断蟆穭t不然?！赌印とq》載：“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后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笨梢娢渫跎啊断蟆窐肪鸵阎谱魍瓿?。清華簡《耆夜》載，武王曾即興作詩兩首。據此，武王是有一些詩才的，他生前能“因先王之樂”而制作出《象》，是有其可能的。從《禮記·文王世子》說：“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來看，《象》也的確是《大武》樂的一部分，所以管吹《象》樂之時，跳的是《大武》中的舞蹈。不過，《白虎通》說《象》樂象太平，不太準確，而應說象伐紂以獲太平?！段耐跏雷印粪嵭⒅^：“《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边@就是一證。又，《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孔穎達注《象》舞時引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睋私钥芍断蟆凡皇俏奈?，而是表現戎事的。這又是一證?！栋谆⑼ā氛f《象》為“象太平”，雖不準確，但指出《大武》由武王和周公君臣二人的詩作編排而成，對我們研究琴舞《九絉》也是有啟發的。

與《大武》相類似的還有傳說中的《康歌》?！秴问洗呵铩す艠贰份d：“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逼渲小堵暩琛?，《太平御覽》《路史》俱引作《唐歌》。陳奇猷以為唐與康同，“唐歌”即“康歌”。此歌名為《康歌》，其內容有《九招》《六列》《六英》，共二十一章，下文云“以康帝德”正與《唐歌》之名相應。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304頁。

另，《山海經·大荒西經》載：“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倍赌印し菢菲芬段溆^》曰：“啟乃淫溢康樂?！睂蓜t材料相比較，《墨子》所言“康樂”也不妨理解為樂歌《康樂》。所謂“淫溢《康樂》”或即指“開焉得始歌《九招》”而言。至于《九招》與《九辯》及《九歌》的關系，或以為因樂歌有九次歌唱，故名《九歌》；有九次變化，故名《九辯》。②劉再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又，《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彼^《韶》音，一般認為就是指《九韶》，亦即《九招》?！毒耪小肥恰犊蹈琛返囊徊糠?，《史記》不言聞《康樂》，而言聞《韶》，說明《韶》樂本身可以獨立成樂?？鬃釉邶R學之三月，亦可見《韶》樂本身體制已甚大，不可遽成也。

《九招》本身已是體制較大的組詩，《康歌》包含了《九招》以及其他樂章，其內容之復雜，規模之宏大，不難想見。這樣宏偉的詩樂，出自一人之手，難以想象?！痘茨献印R俗訓》載：“《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其中《六英》高誘注曰：“帝顓頊樂?！钡垲呿溤诘蹏壳?，這也可見帝嚳命咸黑制作的《康歌》，并不是純然自造，也是前有所承的。換言之，《康歌》的編者是咸黑，但其作者并非一人。

從《大武》以及傳說中《康歌》這種制作情況來看，將若干首不同人創作的詩或組詩再編成一組大型詩樂，是周以前源遠流長的一種藝術傳統。所以《九絉》為周公詩與成王詩的合編，既有前例可循，也就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并且在詩體性質上，《九絉》與《大武》《康歌》也是一樣的?！毒沤R》中，成王的一首詩以《敬之》為題被收入《詩經·周頌》，說明這一組詩歌也應屬于頌詩?！洞笪洹芬彩赵凇吨茼灐分?，屬于頌詩，自是不必多說了。而言及《康歌》，劉勰《文心雕龍·頌贊篇》曰：“帝嚳之世，咸黑為頌，以歌《九招》?！薄毒耪小芳葹轫?，《康歌》自然也應屬于頌之體?！犊蹈琛放c《大武》作為大型組詩，其所包含的詩篇可以單獨使用，《九絉》也是如此，《敬之》被單獨收入《周頌》就是明證。

與《大武》相比，《九絉》的構成狀況或許更近于《康歌》，因為《大武》還只是若干單篇詩歌的合編，傳說中的《康歌》則是若干組詩的合編；而從《周公之琴舞》所載來看，周公語氣的詩不止一篇，成王語氣的詩也不止一篇。這就不排除它們原是兩組詩歌?！吨芄傥琛吩跀⑹鰰r，只在所列周公第一首詩歌前，標以“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同時，也只在所列成王第一首詩歌前標以“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而不在后面其他首詩歌前標以類似的說明，這也正可能是因為后面所列詩歌分屬于周公的《多士敬毖》與成王的《敬毖》，并且詩中作者的身份語氣較為明顯，也就沒有必要再一一加以標示了。當然，《九絉》的混編，是將兩組詩歌有機混編在一起，而《康歌》雖是若干組詩的混編，但從現有文獻的記載推度，其各部分組詩應還是作為獨立的單元而存在的。

將《九絉》與《大武》相較，我們還可以獲得一個啟示，即《大武》樂包含了周公的作品，而且是周公奉命將其與武王的詩樂編排在一起的，那么，《九絉》會不會也是周公本人編排的呢？周公這樣有文藝天賦，而且還是原作者之一，由他來編排，顯然是最為合適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公在周王朝初年很可能肩負著納言的職責。

納言是我國上古王朝很早就設置的一種職官。據《尚書·堯典》，帝舜曾任命“龍”為“納言”，偽孔傳謂：“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薄兑骛ⅰ芬噍d，帝舜指出“工以納言”，并要求樂官“出納五言”時，輔佐大臣禹要負責“聽”，也就是為其把關。這里的“五言”，孫星衍解為“五聲之言”①［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5頁。，金景芳以為是五聲配上言辭形成的歌詠②金景芳、呂紹綱：《〈尚書·虞夏書〉新解》，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2頁。，甚是。

納言之事，周人依然沿用而不廢。如《大雅·烝民》，據《毛詩序》，是“尹吉甫美宣王”之作。詩中贊美宣王任用仲山甫，謂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仲山甫的時代，已是西周晚期，彼時仲山甫還可以“出納”王命，則周初當然更不會沒有納言的職事。事實上，琴舞《九絉》中已明白無誤地將《九絉》為納言官整理而成這一事實標示出來了。因為簡文交代這一組詩歌的開始部分時很特殊，不像后面各首詩，提示為“通啟”“三啟”“四啟”等，而是連說了兩個“元內，啟曰”（周公作），“元內，啟曰”（成王作）。這里的“內”，學界一般理解為“納”的古字，解為獻納?？墒侨绻f周公作詩獻納給成王，這還說得通，但如果說成王作詩獻納給周公，這就有些不合乎尊卑之常了。所以，這里的“納”，宜指納言官的納言工作。元納，就是首納，指納言時將某些詩句首先陳示給大家賞鑒。其后的“通啟”“三啟”等則是承前省略了納字。這個納字只是對樂工工作的提示，本身并沒有什么其他含義。在傳世文獻中，“元納”一語雖然罕見，但與之類似的言語也不是完全沒有。如《論語·泰伯篇》載：“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孔子的這句話，今人一般在“始”字后斷句，但鄭玄注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③［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05頁。，據此注來看，鄭玄顯然是以“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為句讀。鄭玄大概沒有見過《周公之琴舞》一類的文獻，所以還將師摯之“始”具體解為“首理”，而今將其與《周公之琴舞》所謂“元納”相較，則所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應是說師摯陳詩奏樂之時，是將整治男女夫妻之道的《關雎》作為開端加以獻納的?？傊?，師摯之“始”與《周公之琴舞》所謂“元納”，都不過是指樂工獻納詩樂時詩篇演奏順序而言。王國維《漢以后所傳周樂考》曾指出，周詩的流傳，有傳詩者和傳樂者之別。①王國維：《觀堂集林》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18-122頁?！吨芄傥琛窇撌怯蓸穾焸鞒械?，所以才有這樣的標識。就此來說，《周公之琴舞》這篇文獻是極其珍貴的，因為它直接向我們呈示了樂師傳詩的文本狀況，而此類文獻以前是極為罕見的。

可是，即便《九絉》確實為納言官編排而成，那又與周公有什么關系呢？這關系當然是有的。譬如，《烝民》將出納王命者說成是王之喉舌，毛傳：“喉舌，冢宰也?！倍渡袝げ讨僦份d：“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薄蹲髠鳌范ü哪贻d，祝佗也說過：“周公為太宰?！本痛藖砜?，周公佐成王時，周公正與其前的大禹、其后的仲山甫一樣，本身就是君主的喉舌，直接掌管著納言的工作。就這種情況來說，琴舞《九絉》即便不是周公親手編排而成，周公也一定是進行了指導，并最后加以審訂?！吨芄傥琛分灶}以周公而不是別人，也應該是因為這組詩歌是由周公負責制定的緣故。

需要說明的是，《周公之琴舞》文中提到“周公作”，如果是周公編排的《九絉》，他會這樣行文嗎？我以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周公之琴舞》與《九絉》不同，前者只是樂師所傳詩樂文獻，行文自然是后世樂師的口氣。一是，即便認為《周公之琴舞》就是周公編訂的《九絉》的樂章文本，其行文言“周公作”，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這一文本并不是周公自己編來私下里看著欣賞的，而是要交給樂工們演奏，用于王朝典禮活動的。因而說“周公作”，并沒有什么不合適的。

琴舞《九絉》與《大武》樂的聯系，學界早就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而除了《大武》樂，還有些相傳是源自上古的詩歌，亦可以與《九絉》的體制加以比較。

一是《尚書·益稷》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p>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蹦烁柙唬骸肮呻畔苍?！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

《益稷》是偽《古文尚書》從今文《皋陶謨》中分離出來的，因而這一篇今古文皆有，是較為可信的上古文獻。其所載詩歌，古人常視為一組。其內容與《九絉》至少有兩點相類。一是，其內容都是君臣間以詩歌相勸勉；一是，在詩歌內部結構上，同一首詩有前后兩個部分。在琴舞《九絉》中，一首詩基本由“啟”和“亂”兩個部分構成。而《皋陶謨》所載，同是帝舜的歌，卻先曰“作歌”，又曰“乃歌”。皋陶的也是，既曰“乃賡載歌”，又曰“又歌”。這種記錄看似啰唆，但顯然應該是事出有因的，至少說明，前后兩“歌”，應該看作是一首詩的兩個部分。并且，從內容上看，無論是帝舜所歌，還是皋陶所歌，詩歌的前后兩個部分內容都明顯具有相互承接的邏輯關系。這種狀況，也正與《九絉》相類。所不同的是，帝舜與皋陶的這一組詩歌對答，當時似乎并沒有被明確編排為一組詩并加以擬名。后人尤其今人談到這組詩，往往籠統地名之為《股肱歌》《元首歌》，這兩個名稱對言的話，往往是指帝舜與皋陶各自的詩歌。若單言《元首歌》或者《賡歌》，則包括了“股肱喜哉”以下的詩句內容，這就又有點像是編排在一起的總名了。

值得指出的是，上古歌詩，多被疑為偽托，而《益稷》所載者則頗受后人的認可。如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談到這一組詩，也認為“可征信”，只是他沒能看到身后出土的琴舞《九絉》這樣的文獻，所以還和前人一樣，沒有將帝舜的“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算在組詩之內。其實，無論從《尚書》所謂“作歌”來說，還是從內容上來看，這兩句也應當算是組詩的內容。

當然，與《九絉》相較，帝舜與益稷的對答詩雖然各自也都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部分，但畢竟缺乏“亂”字作為明確的標識。不過，詩歌文本缺乏“亂”字，而實際卻含有“亂”的成分，因而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部分的詩體形式，確實是早就有了。如《國語·魯語下》曾記載魯人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逼渲凶鳛椤捌漭嬛畞y”的所謂“自古在昔”云云，正都是《那》中的詩句，而《那》是十二篇《商頌》的首篇，所謂“其輯之亂”顯然不會是指十二首《商頌》的“亂”，而只能指《那》這首詩的“亂”?！渡添灐?，學界以前受疑古思潮影響，多認為是春秋時代宋人所作，現在則普遍認為這組頌詩是殷人遺作了。另，屈原《遠游》以“重曰”為標志分成前后兩個部分，也有學者認為這里的“重”與“亂”略同。這也可見，《九絉》每首詩一啟一亂的詩樂結構，恐非新創，很可能與《遠游》共同擁有悠久的歷史來源。

一是《尚書大傳》卷二載，帝舜將禪位夏禹時，有卿云出現：

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钡勰溯d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于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圣，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雹伲矍澹萜ゅa瑞：《尚書大傳疏證》卷二，清光緒二十二年刻師伏堂叢書本。

與《元首歌》比，《卿云》顯然更近于《詩經》四言詩的藝術形式，因為是漢初伏勝《尚書大傳》所傳，前無所見，也就更不能蘧然信為是帝舜時代遺留的原始歌謠，不排除經過后世的筆削潤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歌的結構體制對研究《九絉》亦有啟發。一者，《卿云》歌非是一人所作，乃是帝舜與其大臣圍繞共同的歌詠對象所作。這與《九絉》中周公與成王圍繞“敬毖”作歌是一致的。二者，與《益稷》所載不同的是，《益稷》所載詩歌是君臣各有兩章歌詞，彼此構成應答，而《卿云》歌的結構則是君作了兩章，臣作了一章。而我們前文曾談到，《九絉》中周公的半首詩與成王“元納”之詩應屬于一首詩歌。其中，周公的半首詩可視為首章，成王所作“啟曰”“亂曰”則可視為后兩章，從結構上說，也正是臣一章君兩章。這至少說明，上古君臣為某事相互詠和，未必一定要各有二章。三者，《卿云》三章歌詞思想上聯系緊密，先是帝舜因卿云出現，感慨“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進而是大臣強調“日月光華，宏于一人”，最后是帝舜結合“日月有?！?，表示自己“菁華已竭”，應當“褰裳去之”?？梢娖浣Y構關系是層層遞進的。而《九絉》中，周公的半首詩作為首章，強調的是臣工們若想“享惟慆帀”，就要“罔墜其孝”，“孝惟型帀”。而成王“元納啟曰”作為次章，強調的是“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亂曰”作為終章，強調的是“不逸，敬之”，“弼持其有肩，示告余顯德之行”。很顯然，這三章的意思也是層層遞進，與《卿云》歌無二。

通過上述比較可知，《九絉》中一些詩歌的結構方式或類于《益稷》所載，或類于《卿云》所歌，因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上古君臣相和而歌的一些結構方式與藝術特點；同時，《卿云》等詩歌的結構特點既與出土文獻所載者相類，也就說明它們很可能淵源有自，不大可能完全出于后世之偽托與虛造，應給予充分之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