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探索

□程 華 黃楚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在中國近代史上，香港與廣東往來密切，中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港澳的中共黨組織，粵港澳三地聯合開展了眾多革命活動?？梢哉f，香港和廣東一樣擁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紅色基因。然而，由于歷史、社會思潮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等因素影響，香港地區歷史教育一度缺失，導致香港青少年歷史認同、國家認同相對淡漠。因此，引導香港青少年構建集體紅色記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國家認同問題，對于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具有重要意義。

一、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研究狀況

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一直是黨和國家乃至學界關注的焦點，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通過借助CiteSpace(6.2R3 版本）可視化分析軟件，以抗日戰爭為例，分析學界對這一特殊時期的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狀況的研究，啟發當下如何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本研究以CNKI數據庫作為文獻數據來源的主要選取庫，分別以主題設定為“抗戰時期+國家認同”，共檢索出論文105 篇。主題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共檢索出學術期刊120 多篇。而將主題限定為“抗戰時期+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檢索結果為0篇。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針對抗戰時期香港地區的研究數量很少，以此來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為主題的研究則處于空白。運用CiteSpace 工具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能夠清晰呈現抗戰與國家認同的研究現狀、熱點主題，凸顯建構香港青少年集體紅色記憶進而增強國家認同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首先，相關文獻發表時間、數量與作者情況分析。根據抗戰時期國家認同以及香港青年相關的年度文獻數量（圖1）可知，2015 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這一極具紀念意義的年份喚醒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國人深處的家國情懷和國家認同，也激發了廣大學者們肩負起促進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責任擔當，因此學界對抗戰時期的主題研究明顯增多，發文量顯著上升。2020 年6 月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使港澳地區與國家認同研究主題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當前對該領域進行研究的作者主要有朱桂蓮、趙佳佳、吳玉軍、潘麗文、龍柏林、郭輝、孫揚、夏泉、陶俊怡等人。學界充分認識到，抗日戰爭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經歷，香港的愛國青年們堅持“祖國領土與主權不可侵犯”，為抗日戰爭取得最后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的歷史時期，要深入挖掘歷史資料建構共同的歷史記憶，學者之間可以進一步合作整合研究資源。

圖1 文獻發表時間及數量

其次，關鍵詞聚類分析。圖2顯示了該研究的關鍵詞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其中數字越小表示包含的關鍵詞頻率越高，多個關鍵詞通過聚類分別聚焦不同的研究主題。運行CiteSpace 軟件得到8個關鍵詞聚類圖譜，分別是#0 國家認同、#1 集體記憶、#2 抗日戰爭、#3 抗戰時期、#4 抗戰、#5 新華日報、#6政治意識、#7建黨百年。

圖2 關鍵詞聚類圖譜

從相關文獻分析，抗戰時期香港青年以國家主權和人民解放為共同目標，最大程度地團結政治力量，體現出強烈的政治意識。中國共產黨與香港同胞先后建立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和回鄉服務團開展抗日活動，以及港澳同胞抗日救國團體為中共東江黨組織的恢復、重建與發展提供了合法掩護，為東江縱隊提供了主要經濟資助、大批干部和兵員等等?？偨Y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的工作經驗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為提高粵港澳地區愛國青年的思想覺悟、軍事技能和政治工作能力做出了巨大努力，增強了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

最后，研究前沿分析。借助CiteSpace 軟件中的突現分析（Burst Detection），可以對學科發展的新興趨勢和研究轉向進行研判。圖3呈現了該領域研究的12個突現關鍵詞及其突現強度、突現時間。根據突現詞表，2000 年至2012 年，民族主義、認同、愛國主義是該領域的熱點主題；2013 年至2019年，香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抗戰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記憶是該領域的熱點主題；2020年至2023年，紅色記憶、歷史虛無主義、紅色文化是該領域的熱點主題。

圖3 關鍵詞熱點突現圖譜

學界對香港青年參與抗戰的歷史活動研究成果較多，但對這一時期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研究還處于空白。為此，學界需要加強香港地區紅色記憶、紅色文化相關內容的研究，用“同一個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身份激發廣大香港同胞的心靈共鳴，用共同的歷史經歷喚醒并構建集體紅色記憶，為新時代增強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提供更廣闊的理論視野。

二、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必要性

集體記憶理論最早由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他認為集體記憶是由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本文認為，集體紅色記憶是指中華民族的各個成員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對本民族紅色歷史的記憶建構與意象體現。殖民統治與歷史教育缺失等問題，使香港青少年的紅色記憶呈現式微，給國家認同、歷史認同、民族認同帶來了嚴峻挑戰。

首先，后殖民主義對香港與內地的分化與消解。在后殖民時代，西方文化和民族優勢論演變轉化為西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信仰體系和政治制度優勢論。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港英政治體制出現了著名學者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即“將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團體吸收到行政決策結構之中，從而形成了港英政府和華人精英共治的局面”。[1](P6)該統治方略的重點在于培養英式的地方精英，使其接受并認同英國文化或西方文化。在港華人通過接受西式教育，能夠進入港英當局決策層，發揮咨詢作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部分華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但此舉卻對香港社會造成階層分化。香港回歸后，英國的自顧不暇讓香港呈現出“英退美進”的態勢和格局，2019年的“修例風波”則徹底暴露美國主導的局面，香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眼中無疑具有了新戰略價值，西方基于自身利益通過控制香港媒體強化這種結構，這些被西化的媒體站在西方價值立場，對中國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進行曲解或橫加指責，造成部分香港民眾對內地政治制度和“一國兩制”的片面認識與“刻板印象”。香港激進本土勢力和反對派鼓吹“文明等級論”等。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反對派提出“一國”不能干預“兩制”，特別行政區長官無須遵守“愛國標準”，以美式民主政治標準推進香港政改。此舉造成了國家認同的差異和偏見，以及“固化”的歧視觀念。一個時期以來,受外部勢力蠱惑以及所謂“本土主義”錯誤思潮影響下，“亂港反中”活動猖獗，而且青年參與者眾多。2020 年到2021 年，中央從國家層面推動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引領香港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從法理上加強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之路。香港回歸后的復雜狀況說明，部分青年人并沒有在思想上完全實現回歸，可見培育香港青年的國家情懷和認同，任務緊迫且意義深遠。

其次，香港青少年作為紅色歷史非親歷者的記憶代際遞減。青年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決定和影響著未來，其觀念和價值觀對下一代會產生直接影響。隨著時光流逝、時代發展，老一輩參與革命的親歷者逐漸離世，新世代香港青少年成長在和平與發展時期，是獨立解放戰爭這一段紅色歷史的非親歷者，其記憶大多源于長輩的講述或學校教育。但是，在港英政府統治時期，國民教育缺失，學校不設專門的中國歷史課，為弱化民族國家觀念，將中國歷史被編入亞洲史，致使香港學生對中國近代史了解不夠，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均存在缺陷。香港回歸后，由于“去殖民化”不夠徹底，歷史教育遭到抵制。通識教材充斥著不良觀念，甚至攻擊“一國兩制”，丑化內地，嚴重導致港人尤其青少年缺乏對本土文化和本國歷史的認知，導致部分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出現偏差。原生家庭對香港青年的成長影響最為直接，許多“港二代”大多為特殊歷史時期的“逃港者”后裔，這些父輩們對內地的落后認知，讓新世代青年自幼形成負面刻板的印象。特殊的歷史造成有些人甚至并不清楚自己的國籍應該是什么，出于生存壓力或利益等考量最后選擇加入英籍，這樣的環境不利于形成國家認同。另外，因時空場域的極大差異，香港青少年難以獲得親歷者般的切身體驗，難以從情感上獲得與親歷者般的共識與堅定的價值追求，青少年群體的紅色記憶總體上呈現代際遞減和漸趨消解的特點。因此，隨著世情港情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要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壯大統一戰線，讓港澳臺與內地高度融合、共同發展、實現祖國統一。

最后，歷史虛無主義對集體紅色記憶的解構。歷史虛無主義以西方的邏輯和價值觀念解構篡改中國歷史，顛倒史實，不斷消解青少年原有的歷史認知，使其歷史記憶出現混亂。它打著解密檔案的旗號，以“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為噱頭，滿足了青少年群體的獵奇心理；它把真實的歷史事件進行碎片化解構，對其中某一行為或要素又無限放大，再歪曲拼湊成所謂的研究成果，借助信息化的便利傳播方式，迎合青少年的閱讀習慣。西方媒體勢力和香港黃媒“港獨”利用社交媒體和網絡輿論,蓄意制造新的歷史記憶，解構“紅色故事”污蔑革命烈士，企圖割裂與祖國內地的關系，消解香港人紅色集體記憶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傳承,逐步實現其政治訴求。對于歷史觀和價值觀尚未成熟的香港青少年來說，極易被加工渲染過的材料所迷惑，從而形成紅色記憶的式微與偏差。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既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盵2](P2-3)歷史傳統是根，立足現在對過去的歷史進行真實的再現與書寫，挖掘體現本民族意志的悲壯素材與光輝事跡，重構集體記憶以揭露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

三、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可能性

當代香港青少年的集體紅色記憶式微，其直接后果便是歷史認同、民族身份認同乃至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問題。以抗日戰爭為例，在抗戰中全國上下形成了同仇敵愾的同心抗戰局面，民族成員間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不斷凸顯出來，成為青少年國家認同的重要支撐。因此，共同的民族身份、共同的斗爭經歷以及蘊含其中的情感積淀為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提供可能。

首先，中華民族及其孕育的文化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精神根基?！艾F代社會催生了民族國家的形成，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必須要靠分享以及承擔共同的情感積淀和文化共識來支撐”[3](P212)。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經歷，香港處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和集合地。多元文化思潮的匯集，使香港青少年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更容易被其他文化左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浉郯拇鬄硡^包含了諸多紅色文化資源，從近代中華民族的認知覺醒與共同抗擊外國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解放，這些與集體命運息息相關的記憶內容，可以帶來強烈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理論維度來看，共同的嶺南文化底蘊是“各具個性”的香港青少年的粘合劑，是促進粵港澳青少年交流互動增強國家認同、提升其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基礎。

其次，中國人民尋求獨立解放的偉大斗爭史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記憶紐帶。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國家認同生成的載體，紅色記憶正是中國革命史、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歷史“筆錄”，記載著面臨民族危機、國家危亡時，廣大香港愛國青年為國家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而斗爭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固本強基的史實回憶。[4](P55)在中華民族尋求獨立解放、反抗侵略的偉大斗爭中，香港始終與國家、民族站在一起,成為援助中國抗戰的海外基地?？谷諔馉帟r期，香港不僅曾是我國南方重要的抗日據點，也是國共兩黨向海外采購各種抗戰物資的聚集地和轉運地。香港各界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為抗擊日本侵略者不斷奔走呼號。中國共產黨乘勢發動群眾，發展了一大批香港青年加入黨組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革、民盟、民建等許多民主黨派也以香港為據點，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一大批香港愛國青年心懷家國民族，追求思想進步，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救國救亡運動；他們堅毅勇敢，用先進的思想，果敢的行動，積極融入祖國的民族身份、文化思想、政治目標，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歷史記憶建構國家認同必須保證歷史記憶的真實性，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是滋養香港青少年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資源，共同的斗爭經歷有利于構建香港青少年的“集體紅色記憶”，促進香港青少年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認同。

最后，蘊含于民族發展史中的情感積淀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心理基石。集體記憶是劃分他者與我者的關鍵，人們通過共同的歷史記憶在心理上建構與他者相區分的集體身份，也是認同的重要標志。發揮歷史記憶的作用增強國家認同的建構很重要，人們透過歷史記憶，與從未謀面的祖先建立文化心理上的關聯，把我們的命運與我們的前輩同時代的人以及后代連結在一起，從而形成持久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共同的民族發展史是凝聚共同體成員整體的情感紐帶，同時也是共同體成員相互認同的心理基石。僅基于共同利益而沒有共同記憶形成的情感認同，注定難以為繼。紅色記憶是基于心理認同、價值認同和情感共鳴的集體記憶范疇，是所有中國人特有的共同情感記憶，展現著中華兒女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頑強抗擊外敵、不屈不撓尋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面貌，以及為祖國富強而不懈團結奮斗的堅強斗志。傳承紅色記憶必將喚起和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向心力和情感認同，夯實國家認同的心理根基。

四、以集體紅色記憶增強香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的路徑探索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提出：“記憶不僅重構著過去，而且組織著當下和未來的經驗?！盵4]集體記憶不僅是存在于某個共同體中的個人記憶，也是被社會成員共享且可獲取的符號系統。尋找紅色記憶再生的介質，通過聲音、圖像等符號喚起“集體紅色記憶”，以歷史情節的刻畫與人物塑造建構、共享記憶情感鏈接，以行為參與、場域復歸、話語溝通刻寫記憶，進而培育和建構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

首先，基于符號塑造的集體紅色記憶喚起與重塑?？ㄎ鳡栒J為人是“符號的動物”，只有人才具有“符號化的想象力和智慧”[5](P35)。符號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媒介，是抽象事物具象化的重要載體?！胺柣乃季S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6](P46)隨著時間的發展，非革命親歷者逐漸成為紅色記憶的傳承主體，由于年代感和距離感，紅色記憶承載的精神價值在一定程度被時空差異所遮蔽。尤其是抽象的記憶難以實現人際傳遞和代際傳承，而記憶再現或記憶表述本質是符號化的建構過程。當代香港青少年的紅色記憶遭遇的消解與遺忘，可以通過符號喚醒他們的記憶，在有意無意間重溫歷史，感悟政治選擇與政治發展，從而激發他們的政治認知。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21 年香港總人口約741 萬人，其中15-34歲的青年總人口占總人口的21.9%。彌補這部分人缺失的歷史實現代際傳承尤為迫切和重要。

符號系統包含多維要素，通過篩選與整合多維符號形式對歷史事件進行復原，使歷史史實轉換為顯性的符號體驗，讓人們直觀感知和理解紅色歷史的生成過程，進而增強認同意識。一方面，可以通過視聽符號喚醒歷史認知，激發歷史想象。這類符號主要包括紀念建筑、影像、徽章、數據、文字、歌曲、戲劇、影視劇等，比如在一些紅色革命老區或城市都有刻寫著革命歷史印記的紀念建筑、博物館等。視聽符號可以使紅色記憶生活化和具象化，比如一些紅色音樂歌曲是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下形成，像《保衛黃河》《太行山上》等承載著不在場的“過去”，通過傳唱聲入人心，在聲音和旋律的共同熏陶下，激發人們對歷史的想象。另一方面，還要對符號進行重塑與再輸出。紅色記憶的傳承，就是要實現紅色歷史的代際傳遞和認同，屬于長時記憶的范疇。紅色記憶作為一種價值記憶，最終留存下來的是它的意義和價值，并非扁平化堆積的材料?？旃澴嗟纳罘绞郊靶畔⒓夹g的發展使受眾即時獲取信息的需求得到實現，也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習慣，符號的即時生動高效的傳播與互動喚醒了青少年紅色記憶。但也可能因此形成思維惰性，碎片化的信息容易導致注意力難以集中，不能有效進行體系性、整體性的思考。紅色記憶是一種需要情感催化的心智印象，需要經過系統的建構重塑后再輸出，否則“可能造成紅色記憶淪為情感缺位的資源信息”[7]（P79）。

其次，基于情節刻畫與人物塑造建構記憶情感鏈接。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是對集體共享過去的記憶建構。在集體框架下，記憶不僅僅是歷史的復現，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進行記憶意象重構。[8](P71)記憶不僅僅是歷史的復現，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進行記憶意象重構。紅色記憶建構主要通過事件敘述刻畫情節編織記憶網，以人物活動塑造構筑群體共享的情感鏈接，通過歷史事件與人物的選擇和呈現，將過去與現在相連接，實現紅色記憶在群體間的共享與延伸。一方面，歷史事件能夠準確地標記紅色記憶的具體情節，以豐富生動的敘事場景復現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階段的具體情節，進而構建人們對紅色記憶的情感認同并形成身份認同和政治認同。另一方面，選擇塑造參與歷史事件的典型人物，復現紅色歷史情節，使群體成員被榜樣人物的情感所感化，構筑紅色記憶的回憶氛圍，形成群體身份認同。據史料記載，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同胞設法營救民主和文化人士，并三次開展大規模南遷，包含作家、畫家、教育家、電影藝術家等一千余名，如宋慶齡、郭沫若、茅盾、蔡元培、何香凝等；在內地遷徙而來的文化名人協助下，香港青年推動本地抗戰文化繁榮，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國全國木刻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以及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等多個進步文化團體，并創辦了《大眾生活》《青年知識》《光明報》《世界知識》等多個報紙刊物。在講述這些史實的基礎上刻畫榜樣人物的內心情感，賦予紅色記憶真實感，激發人們的情感共鳴，有效形成長久記憶。

再次，以行為參與與場域復歸刻寫集體紅色記憶。儀式操演可以使操演者以親身行為在特定時空場域親身體驗“歷史在場”，以“事件親歷者”的個人記憶是歷史再現的重要形式，而集體性的文字記載、紀念儀式、影視媒介等是這一再現的實現和存續的基本保證。通過對紅色歷史事件以生動豐富的敘事場景復現，構建紅色記憶的集體體驗或個人體驗?？导{頓認為，紀念儀式“以具象的外觀，常常包括重新體驗和模擬當時的情景或境遇，重演過去之復歸”[9](P90)。當記憶意象成為了習以為常的對象，那么建構群體成員共同記憶的認知內容和價值導向便“水到渠成”。場域復歸既可以再現歷史事件，也是以現代形式傳承歷史的重要方式。還原歷史故事和歷史場景的體驗活動、大型文藝展演等等，這些生動有趣、形象直觀的實踐活動將青少年帶入歷史的現場。青年一代善用互聯網和數字新媒體，要善于發揮他們的特長特點，將這些活動利用新媒體宣傳陣地，用其熟悉且樂于接受的形式制作講解真實正確的歷史，內化為個體的記憶。同時營造香港清朗網絡空間和輿論環境，必須站在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堅持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和依據，構建起科學的歷史觀話語體系，多渠道、全方位地建構紅色文化記憶，不斷強化青少年的集體記憶以形成共識。

最后，加強歷史教育，深化兩地融合發展。香港回歸25 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方針，并對香港青年寄予厚望。關于如何增強提升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感，近幾年學者從香港與內地的融入體制機制和國民教育等多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顯而易見，香港特區政府推進學校的國民教育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但是如何有效解決推進香港的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本文認為，總結借鑒內地經驗，香港境內各大中小學校教育系統要“補短板”。全面深化香港通識教育體系改革，充實和完善香港青少年國民教育尤其是歷史課程內容?；浉郯拇鬄硡^給予香港青少年提供了認識祖國的窗口，也為香港青少年進行家國情懷培育提供了更多資源。香港可以借鑒內地“五史”教育等課程建設經驗，實現香港歷史文化教育與內地思想政治教育相銜接，進行以通識教育、國情認知、法治教育為主線的教材改革，教材同步跟進國內版本。香港可以和內地共享課程資源，完善并強化國史國情、民族精神、傳統文化、國家安全、法治意識等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從源頭上淡化香港殖民色彩，阻斷“西化”“分化”苗頭，引導香港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民族觀、文化觀，幫助青少年更好地建立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成為捍衛祖國統一、維護香港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香港特區政府仍需明確界定“愛國者”標準，充分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的主導作用，堅持“愛國愛港者”育人，通過通識教育課程培訓，全面審核提升教師隊伍素質。教師必須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真心熱愛教育事業，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具有深厚的家國歷史情懷。還可以借鑒澳門在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成功經驗。比如，澳門的大多數中小學每周一都要舉行升國旗儀式，每年會舉行《基本法》知識問答比賽、短片拍攝設計比賽、話劇比賽等，通過喜聞樂見的形式，讓青少年和社會大眾了解澳門《基本法》的內容和歷史。這些舉措加深了澳門青少年對祖國歷史的了解，增強了澳門青少年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自豪感。

紅色記憶的刻寫是價值記憶滲透于人們的行為選擇與判斷中，再通過行為進行傳播與保持。作為一種行為與場域體驗，以紀念活動或紀念儀式的方式使青少年參與其中，是建構集體記憶以及形塑信仰的重要途徑。青少年在儀式場域中既有個體的感官體驗，同時又實現了紅色記憶的內化。記憶需借助語言或行為才能成為一種能被人們所認識的確定的形式。而行為參與正是一種人們在經歷對紅色記憶政治認知、情感共鳴后的身體在場的記憶符號解碼，使紅色記憶成為在新時代被人們所認識的確定形式。學校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又將這些形式加以強化，貫穿整個學習教育生涯，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