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版本流傳及抄寫年代

章華英

近年來，學界對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的關注漸多。日本學者山寺美紀子在其專著《國寶〈碣石調·幽蘭第五〉研究》(2)〔日〕山寺美紀子：《國寶〈碣石調·幽蘭第五〉研究》，徐樑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年。中，曾對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來歷、主要內容、源出文獻做過分析，她認為彥根城本《琴用指法》與琴曲《碣石調·幽蘭》是為姊妹篇，并對其中的文字做了白話解釋。這是有關《琴用指法》最為詳盡的一個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見解。梅強的《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質新證》(3)梅強：《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質新證》，《中國音樂學》，2022年，第3期，第36—42頁。、彭巖《〈碣石調·幽蘭〉與〈琴用指法〉兩卷關系考辨》(4)彭巖：《〈碣石調·幽蘭〉與〈琴用指法〉兩卷關系考辨》，《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主要對彥根城本《琴用指法》卷子抄寫年代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然而，本人對于山寺美紀子和彭巖關于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部分觀點，有不同的看法。有鑒于此，本文在搜集存見不同版本《琴用指法》的基礎上，對其版本流傳、抄寫年代重新進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彥根城本內容缺失、模糊之處較多，相關的文字?？奔爸阜ㄡ屪x，將另文探討。

一、版本流傳

日本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書寫時間與傳入日本的時間，以往認為與《碣石調·幽蘭》相去不遠。至于《琴用指法》是否是《碣石調·幽蘭》卷子本的姊妹篇，一直以來則頗有爭議。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5)德川幕府：又稱江戶幕府，是1603年由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在日本江戶(今東京)所建，共經15代，歷時265年，是日本歷史上最強盛的武家政治組織。之前，琴曲《碣石調·幽蘭》文字譜由誰所藏，不得而知。至后水尾天皇(6)后水尾天皇(1596—1680)，名政仁，第108代日本天皇，后陽成天皇第三皇子。1611年5月至1629年12月在位。退位后，仍以太上天皇身份攝政，同時致力于和歌與佛道。在位時(1611—1629)，將《碣石調·幽蘭》和《琴用指法》二卷子賜予京都伶人狛氏(7)〔日〕林謙三：《林謙三論幽蘭原本》(譯自《東方音樂研究》第二卷第四號)，見查阜西編：《幽蘭研究實錄》第2輯，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內部參考資料，1957年油印本，第43頁。。至享保年間(1716—1735)，日本江戶時代著名學者荻生徂徠(1666—1728)從狛近寬處看到《幽蘭》譜，“借而覽之”(8)〔日〕荻生徂徠：《徂徠集》卷二十三，和刻本。，將其重校整理編撰成《幽蘭譜》和《琴左右手法》。荻生徂徠認為《幽蘭》譜“與明朝琴譜大異”，“乃隋人作，桓武以前筆跡”(9)同注①。。荻生徂徠的《琴左右手法》，實際上是《琴用指法》卷子的合并刪減。而后水尾天皇所賜的《琴用指法》原件，之后則不見蹤影了。

圖1.日本彥根城本《琴用指法》(局部)，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

在1853年左右日本學者澀江全善、森立之等人編撰的《經籍訪古志》中，收錄了《碣石調·幽蘭》譜，題為“影寫唐人書本，寶素堂藏”(10)〔日〕澀江全善、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卷二《經部·樂類》，見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127頁。。并稱“原本京師某氏所藏，……書法遒勁，字字飛動，行間細楷亦妙絕，審是李唐人真跡”(11)同注③，第128頁。。清末光緒年間，考據學家楊守敬在日本訪得《碣石調·幽蘭》卷子的寶素堂寫本，后將其摹寫錄入黎庶昌所刻 《古逸叢書》(12)〔梁〕丘明傳譜：《碣石調幽蘭》一卷，清光緒十年(1884)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刻《古逸叢書》景日本舊鈔卷子本。中，于光緒十年(1884)出版。楊守敬還抄錄了荻生徂徠的《琴左右手法》，保存于清宮觀海堂。北京圖書館因原無書名，其原本抄自界畫墨格卷子，故名《烏絲欄》(13)汪孟舒：《烏絲欄指法釋》，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參考資料73號，油印本，1957年，第2頁。。汪孟舒后據此抄本作?？弊⑨?，編成《烏絲欄指法釋》，汪氏認為“《烏絲欄》為《幽蘭》下卷之彈法說明”(14)同注⑥。。民國時期，觀海堂抄本還被北京琴家鄭穎蓀所抄錄，此即汪孟舒《烏絲欄指法釋》中所提到的鄭本。

除此之外，還有田安德川家舊藏《碣石調·幽蘭》和《琴用指法》抄本，這是據荻生徂徠的《幽蘭譜》和《琴左右手法》的一個轉抄本，現藏日本國文學資料館。

圖2.〔日〕荻生徂徠《琴左右手法》，今泉雄作舊藏本，日本國會圖書館古典籍資料室藏

《琴用指法》卷子在日本流傳過程中，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版本，便是18世紀時日本名門家系花山院藤原常雅所藏的影寫本，此本摹寫十分精細，連祖本的蟲蛀痕跡和殘損部分都被一一摹寫。此本后由日本音樂學家吉川英史所藏。1941年，日本學者林謙三在吉川英史的藏書中發現了這個影寫本，后將其轉抄，送給了中國的學者，現藏中國藝術研究院。林謙三認為，此書“與《幽蘭譜》成為姊妹關系者”，“與《幽蘭譜》約略同時，由后水尾天皇下賜狛氏”(15)〔日〕林謙三：《林謙三論幽蘭原本》(譯自《東方音樂研究》第二卷第四號)，見查阜西編：《幽蘭研究實錄》，第2輯，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內部參考資料，1957年油印本，第43頁。。中國香港學者張世彬的《中國音樂史論述稿》收錄了吉川英史藏本的照片。

1994年，五島邦治從井伊家史料中發現了一個《琴用指法》寫本，現存日本彥根城博物館。山寺美紀子在其專著《國寶〈碣石調·幽蘭第五〉研究》(16)〔日〕山寺美紀子：《國寶〈碣石調·幽蘭第五〉研究》，徐樑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年，第130—143頁。中，經過對彥根城本與吉川本的比較，認為彥根城本即為吉川本之祖本。此外，她通過對彥根城本背后樂譜的考證，認為彥根城本《琴用指法》，即為后水尾天皇賜予狛氏之原本(17)同注②，第142頁。，并認為與琴曲《碣石調·幽蘭》是為姊妹篇。

圖3.《歌樂維譜·琴用指法》(局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

現將《琴用指法》的版本流傳，圖示如下：

圖4.《琴用指法》的版本流傳

二、抄寫年代

關于日本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抄寫年代，以往一般認為與《碣石調·幽蘭》的時代相近。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是日本學者林謙三(18)〔日〕林謙三：《林謙三論幽蘭原本》(譯自《東方音樂研究》第二卷第四號)，見查阜西編：《幽蘭研究實錄》第2輯，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內部參考資料，1957年4月油印本，第43頁。，山寺美紀子也持相同觀點。但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琴用指法》收錄了兩個版本的《彈琴右手法》，其中第二個版本題為“五不及道士趣耶利撰”，此處“趣”字當為“趙”字之訛。對此，彭巖在《〈碣石調·幽蘭〉與〈琴用指法〉兩卷關系考辨》中提出：“《琴用指法》卷子無論是原創者還是抄寫者，都具有很高的琴學修養，不可能把琴學大師趙耶利的姓氏寫錯。那么‘趣耶利’這一別字寫法，最大的可能就是出于避諱原因，將與‘曌’字同音的‘趙’字改為‘趣’字?！?19)彭巖：《〈碣石調·幽蘭〉與〈琴用指法〉兩卷關系考辨》，《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第115頁。彭巖還認為，“《碣石調·幽蘭》卷子插入更改部分與《琴用指法》卷子可能為同一位書手所寫，其書寫時間可以指向武曌時代”(20)同注②，第112頁。。

然而，筆者認為，此本《琴用指法》中誤字很多，此字更大可能還是形近而誤。即使出于避諱原因，可以如前一樣用“耶利”或用趙字缺筆，不可能因此而將其改姓。何況，唐代的避諱，是有一定的規則。武則天的名字是“武曌”，主要嫌諱字是“照”和“詔”(21)陳垣：《史諱舉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05頁。。如武則天規定用“制”不用“詔”，奉旨寫詩稱為“應制”，而不說“應詔”，又如將“李重照”改為“李重潤”，改“鮑照”為“鮑昭”，“劉思照”改為“劉思昭”，從來未聞有改“趙”姓之事。如此，該文認為《琴用指法》抄寫于武則天時的結論也是不可靠的。

梅強的《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質新證》(22)梅強：《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質新證》，《中國音樂學》，2022年，第3期，第36—42頁。，則認為彥根城本在抄本異體率和用字習慣方面，與唐人抄本《碣石調·幽蘭》差異比較明顯，“更像是平安后期以來日本抄手的傳抄本”(23)同注①，第42頁。。本人對此觀點基本認同，以下再做進一步的論證。

從彥根城本的字體來看，該本錯訛字、異體字均較多。其中，有的和書寫習慣有關，有的是屬于明顯的錯字。舉例如下。

緩卻轉：假令稍卷食、中、無名三指，先無名排過武著文，無名即摘文，中指仍排過武，亦著文，即摘文，食指即排過武著文，即挑文，大隨后即約煞武……

摘：假令無名排角，即向外撥角為摘。

挑：假令食排角，仍向外撥角為挑。

摘歷：假令無名排角，食排武，無名先摘角，食指即歷武、文，大指約煞武。

山寺美紀子沒有發現“桃”字之誤，但她亦發現了“排”和“挑”的問題，對此，她在書中設了專門章節做了討論。她認為“排”有“安放、排列”之意，具體到譜中，她認為就是安放在某弦的意思(24)〔日〕山寺美紀子：《國寶〈碣石調·幽蘭第五〉研究》，徐樑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年，第188頁。。因此，她認為“這與《幽蘭》譜中所見‘挑間拘’的彈法并無矛盾”(25)同注③，第188—189頁。。她還認為，書中不少原為“挑”的地方，也應當為“排”。如《趙耶利指法》第19條“歷”，原文為：“假令食挑武，仍依次向前挑過武文，大即約著武?！彼J為這句話中的兩個“挑”字，“極有可能就是‘排’之誤字”(26)同注③，第190頁。，即原文當為“食排武(手指放置在第七弦上)，這可理解為對彈奏前手指位置的說明”(27)同注③，第191頁。?；谶@樣的認識，她的書里，除了保留原有的“排”字之外，還把很多“挑”也改成了“排”。如她在《附錄二》的釋文中，像上述“挑間勾”指法的文字便是“假令大約徵，食排角，中安商上”(28)同注③，第370頁。，作“排”。她的書中類似這樣的地方很多，皆一一做了說明。

然而，本人不這么認為，這是明顯的錯字，并非排列之意。

首先，《彈琴右手法》中的“排”字之誤，是可以用?？睂W中的本校法給予?？?。因彥根城本收錄了兩個版本的《彈琴右手法》，用第二個版本予以?？?，便可以發現，在《彈琴右手法》之“又一本”中，“排”字皆作“挑”字。

再則，還可以用他校法。諸如上述關于“挑間勾”的釋文，其實可用《楊祖云指法》互校?！稐钭嬖浦阜ā逢P于“挑間勾”的釋文是“大指著徵，食指挑角，中指按商”(29)〔明〕明成祖敕撰：《永樂琴書集成》卷八《指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影印版，第610頁。，可見，應當是“挑”而不是“排”。關于“歷”的指法，同樣也可參?！稐钭嬖浦阜ā罚骸皻v，食指歷武向前過文?！?30)同注①，第609頁?！皻v”的彈法就是食指挑七弦(武)，向前又挑過六弦(文)，即連續挑七弦和六弦的意思。當為“挑”，非“排”。書中其他地方皆然。

《琴用指法》中另一個明顯的錯字是右手指法“摘”。在彥根城抄本中，“摘”皆被誤寫成“樀”(音dí)了。而日本《歌樂維譜·琴用指法》中，則所有的“挑”皆作“桃”，“摘”皆作“樀”。而這樣明顯的錯字，在《碣石調·幽蘭》寫本中則是沒有的。如《碣石調·幽蘭》寫本中的“挑”和“摘”的寫法，顯然都是正確的。

關于《琴用指法》中的錯訛字，筆者另文再做?？辈⒃斒?。這里需要關注的是關于《琴用指法》中一些比較特殊的字體，即“倭俗字”問題。

在漢字的歷史演變中，尤其是在紙本書寫年代，存在著不少“訛俗字”的現象。而有些漢字，僅在日本古代寫本文獻中多見，稱“倭俗字”。日本江戶時代學者近藤西涯在《正楷錄》(1750)中曾提出“倭俗訛字”的概念：

此外，在江戶時代學者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32)〔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太宰春臺的《倭楷正訛》(33)〔日〕太宰春臺，「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松本愚山的《省文纂考》(34)〔日〕松本愚山，「省文纂攷」，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5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中，都曾對這些問題進行總結和探討，并收錄了大量的“倭俗字”，體現了江戶學人的漢字規范意識以及文字國別觀念。太宰春臺在《倭楷正訛》中提道：

予每見今人所作楷字，惡其無法，因指摘其失之大者，以示兒輩，且告以楷法，暇日輯而錄之，得二百八十余字，名之曰“倭楷正訛”。又俗書工有好作奇字異體者，雖非訛舛，然為大雅之累，則猶訛之屬也。童子輩不可不戒也！(35)〔日〕太宰春臺，「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第20—21頁。

一般認為，俗字的產生源于書寫者的任意性。但張涌泉認為(36)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4頁。：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約定俗成的交流工具，這些表面上看似雜亂無章的俗寫文字之能夠流傳并為社會所承認，自有淵源所在。對此，他將俗字分成13種基本類型(37)同注②，第44—113頁。，如增加意符、省略意符、類化、簡省、增繁、音近更代、變換結構、全體創造等。新井白石則將日本俗字分為國字、國訓、借用、誤用、訛字、省字等類。其中，國字是日人所造之俗字。從彥根城本《琴用指法》來看，也存在著使用“倭俗字”的問題。梅強稱“國別俗字”，他提出主要有“角”“拘”“發”“樣”“抑”5個字(38)梅強：《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質新證》，載《中國音樂學》，2022年，第3期，第39—40頁。。然筆者經仔細比勘，并參閱《同文通考》《倭楷正訛》等日人文獻，認為比較典型的有“樣”“煞”“左”“律”“發”5個字，分析如下。

(一)“樣”作“”

様サマ、タメシ樣也。檨，同上。(39)〔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巻四，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第293頁。

(二)“煞”作“”

(三)“左”作“”

(四)“律”作“”

(五)“發”作“”“”

不過，相較江戶時代以后的寫本，彥根城本《琴用指法》的字體還是比較規范的。以至于不少學者一直將其視為“唐人寫本”。但《碣石調·幽蘭》不僅書法遒勁有力，剛健秀拔，字體風格也較為統一，和《琴用指法》顯然不是一回事。

太宰春臺在《倭楷正訛》一書中曾寫道：

古人楷書之工，如多賀城碑，直可以參晉人矣，豈不善哉！中世雖不及古，然國字猶未盛行，而法書猶未失華人規矩，可以示華人而無慚矣。晚近以來，國家盛行，俗書鋒起，而法書寢廢，以予所見，數十年來，世之書工為小學師者，略知效華人而不得其實，措楷字而習行草，行草未善，而兼學篆隸八分。彼其所學如是，而其教人亦如是。(51)〔日〕太宰春臺，「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65，第18—20頁。

太宰春臺是江戶時代人，當時的倭俗字已十分盛行。他在文中說早期日人的“楷書之工，如多賀城碑，直可以參晉人矣”，主要是在日人早期抄經時，基本照唐寫本摹寫，其字體比較規范，倭俗字很少。但到了日本平安后期，日本文字中的假名文字已經產生，經生書寫也逐步形成自己的書寫特點，便有了具有國別特色的倭俗字。這以后，這樣的倭俗字便逐步趨于普遍。鑒于《琴用指法》整體書寫雖比較規范，但已有少量倭俗字。由此推斷，彥根城本的書寫時代，或在平安時代(794—1192)的中后期。又因《琴用指法》中的部分內容，為鐮倉時代的《歌樂維譜》所轉抄，由此可以知其抄寫年代，亦應當在鐮倉時代(1185—1333)之前，大體相當于中國的北宋時期。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彥根城本字體風格與《碣石調·幽蘭》差異明顯，抄寫時代當晚于《碣石調·幽蘭》，并非《碣石調·幽蘭》的姊妹篇。而從彥根城本存在的大量錯字和頗具日倭風格的書寫習慣來看，應當是出自日人之手。但鑒于譜中的指法與解釋，與明代《永樂琴書集成》《太音大全集》等書所錄的《楊祖云指法》《陳拙指法》等文獻可互為印證，因此，此指法材料并非日人所偽制，而是源自日人的轉抄。但其抄寫年代，大體在日本平安中后期，鐮倉時代之前。盡管如此，彥根城本《琴用指法》保存了文字譜時代的指法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