瑤族文化研究：時空分布、熱點趨勢與未來進路
——基于CSSCI數據庫（1998—2022）的可視化分析

■楊小君

瑤族作為一個國際性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國廣西、湖南、廣東、云南、江西，也有一些瑤族遷居海外，分布在東南亞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及歐美的美國、法國等?，幾鍤v史悠久，有豐富的文化，因不斷遷移形成了內部相對穩定而與外部關聯復雜的社會結構，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并且相關研究已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學界對瑤族文化研究也不乏綜述性的文獻研究。覃乃昌先生詳細闡述了20 世紀下半期瑤學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族源與歷史、語言文字、歷史上瑤族農民起義、社會形態和社會組織、民間宗教信仰與神話、哲學思想與倫理道德、民間習慣法、文化藝術、經濟、人口、教育、風俗習慣、體質形態、醫藥等領域[1]。玉時階先生回顧了瑤學文化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起60 余年的研究熱點，包括瑤族族源、瑤族語言、盤瓠與盤古傳說、千家峒、“漂洋過?！闭f考證、瑤族遷徙等[2]。陳敬勝概述性回顧了21 世紀初期（2002—2012 年）學者較為關注的瑤族地方文獻再版、宗教、教育、變遷與發展、國際化研究等主題[3]。此外，張錄文和龍宇曉從族源遷徙、經濟、文化認同等方面梳理回顧了國內學界海外瑤族文化研究成果[4]。由此可知，瑤族文化研究主題多樣，但這些闡述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研究者們過往豐富的研究經驗和學術敏感。如能結合量化分析，或許能更為客觀全面地了解瑤族文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現代科技工具能夠豐富研究者的數據分析手段。作為處理海量數據的一種可行方法，可視化能將規模龐大的抽象信息通過視覺方式直觀地呈現出來，并通過人們的視覺感知能力去觀察和處理這些信息，從而發現信息之間的關聯及背后隱藏的模式[5]。運用可視化軟件對瑤族文化研究相關文獻數據進行可視化分析，繪制知識圖譜，有助于相對直觀、科學地呈現研究現狀，為嘗試解決瑤族文化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的量化分析提供可能性。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為檢索內容，通過高級搜索界面，輸入“瑤族”或者瑤族相關名稱（如“過山瑤”）為篇名和關鍵詞，時間段為1998—2022年，共檢索出文獻573 篇。為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度，通過數據篩查，剔除了書評、會議綜述、人物訪談及重復文獻，最終獲得518 篇有效文獻。

CiteSpace是在科學計量學、數據和信息可視化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款引文可視化分析軟件，著眼于分析學科中蘊含的潛在知識，通過獲取科學知識圖譜呈現學科知識的結構、規律和分布情況[6]。本文運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對CSSCI數據庫中25年里與瑤族文化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本研究主要使用陳超美教授開發的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ce 6.1.R6 軟件。參數設置中，時間切片設置為1 年，裁剪方法選擇關鍵路徑算法，閾值選擇將根據不同的節點類型進行設置。在數據分析中，網絡類型分別選擇發文量、作者、機構、期刊、關鍵詞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科學分析25 年里瑤族文化研究在CSSCI 來源期刊中的時空分布、熱點趨勢與未來進路。

二、瑤族文化研究的時空分布特點

（一）瑤族文化研究的時間分布特點

年度發文量是分析瑤族文化研究熱度與發展趨勢的重要參考，可以通過不同階段的文獻數量了解該主題的動態發展過程。如圖1所示，以2010年為分水嶺，明顯展現了前12年與后12 年的載文變化。1999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要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文化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文化事業發展[7]。2000年我國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要加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利用，扶持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化[8]?，幾遄鳛橛兄凭脷v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文化特點鮮明，因此在此背景下，瑤族文化研究在1998—2009 年期間持續開展，發文量總體上呈上升態勢，并在2002 年達到一個爆發點。2011 年，我國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其中明確指出要扶持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因此，通過政策鼓勵和前期研究積累，瑤族文化研究掀起新一輪的熱潮。2011—2022年發文量起伏較大，存在多個爆發點和轉折點，其中2014 年達到峰值（33篇）。近年來相關研究有所下降，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如何突破單一民族研究局限，成為當下瑤族文化研究的關注點?？傊?，瑤族文化研究在25 年里發文整體呈波浪狀發展趨勢?，幾逦幕芯侩m一直為學者關注，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不同時期的發展也曾遭遇停滯狀態，亟待出現新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研究。

圖1 文獻年度分布情況

（二）瑤族文化研究的空間分布特點

1.文獻作者分布

為直觀了解作者之間的合作情況，可以利用CiteSpace 軟件生成作者網絡共現圖譜（如圖2 所示）。通過數據統計分析，N=466，E=210，其中N代表節點，即作者的位置節點，其字體越大，表明該作者出現頻率最高；E代表連線，代表作者之間的聯系。根據普萊斯定律可分類出“高生產能力作者”，即，其中M代表核心作者數量，Nmax代表發文最多作者的發文量[9]。通過計算可知：，即發文量在4 篇以上的有19 位高生產能力作者。其中，馮智明（18 篇）、玉時階（17篇）、莫金山（14 篇）、何紅一（11 篇）、張澤洪（9篇）、高其才（8 篇）、徐祖祥（8 篇）等作者是瑤族文化研究成果中比較高產的專家。但大多數作者發文量總體偏低，因此對瑤族文化研究的關注度還需持續提高。同時，在作者合作方面，圖譜網絡密度為0.0019，僅形成了以胡寶清為核心的小團隊，研究更多以個人形式開展，還未形成有效的協作團隊。

圖2 作者網絡共現圖譜

2.文獻期刊分布

論文發表的期刊具有唯一性，因此不做進一步共現分析。在分析前，先將期刊名稱有變更的按照最新名稱進行合并。通過對期刊來源進行數據統計，共檢索到107 種期刊刊載以瑤族文化研究為主題的文章，本文呈現載文量排名前12 位的期刊及其數據。載文量最多的期刊為《廣西民族研究》（105 篇），之后依次為《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1篇）、《貴州民族研究》（41 篇）、《宗教學研究》（23 篇）、《裝飾》（16 篇）、《中國音樂》（16 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5篇）、《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 篇）、《民族研究》（12 篇）、《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 篇）、《民族藝術》（11 篇）、《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0篇）。從期刊類型來看，民族類期刊對瑤族文化研究的關注度最高，逐步形成瑤族文化研究熱點的期刊群。

3.研究機構分布

通過研究機構網絡共現圖譜可以了解機構實力及各機構之間的合作情況。操作前，先將名稱有變更的機構按照當前命名進行合并。通過數據統計分析，N=176，E=56，其中N代表結點，E代表連線。從機構合作方面看，圖譜網絡密度為0.0036，分布較為零散，聚類較弱，只有少數機構之間存在協作關系（如圖3 所示）。例如，廣西民族大學與14 家機構存在合作關系。這表明該領域研究雖然得到了學術團隊的關注，但是合作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未來應加強研究成果和知識的共享與互通。

圖3 研究機構網絡共現圖譜

本研究518 篇論文涉及研究機構176 家，選取發文量前14 位的機構進行比較，進一步了解各研究機構實力。從機構發文量來看，廣西民族大學發文量最高，發文82 篇，中心度0.02；第二是廣西師范大學，發文34篇，中心度0.01；第三是中山大學，發文23 篇，中心度0.01；第四是中南民族大學，發文量23篇，中心度0.01；隨后是四川大學（22篇）、賀州學院（20篇）、中央民族大學（13 篇）、廈門大學（11 篇）、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11篇）、中國社會科學院（10 篇）、廣西藝術學院（10 篇）、云南大學（8篇）、清華大學（8 篇）、南寧師范大學（8 篇），但中心度均為0。從整體來看，發文機構分布有偏重，高校為該領域研究的領軍機構，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區。結合發文量和中心度可知，廣西民族大學在瑤族文化研究領域中處于更加關鍵的地位。

4.作者共被引分析

為了解某個領域中高被引作者的分布，確定該領域有影響學者，可以進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即從論文參考文獻題錄中提取作者信息進行分析。因論文參考文獻較多，為更準確選取高質量的作者共被引信息，閾值設定為g指數，將k值設置為25，可以更加直觀地展現研究領域的真實結構。剔除如著作名、調查組等無關信息，通過LLR 聚類分析，得出N=642，E=2448，S=0.8873，Q=0.7937。過往研究表明S值大于0.5說明聚類合理，大于0.7說明聚類令人信服；Q值大于0.3 說明聚類結構顯著[5]。本研究中S值和Q值均大于0.7，表明本次聚類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根據聚類結果，這些被引作者的研究領域主要形成14 個聚類：#0 中心與邊緣、#1 少數民族教育、#2 美國瑤族文獻、#3水龍祠、#4 全球記憶、#5 民族史詩、#6 瑤族師公、#7 社會身份、#10 兩性平權、#14 田野調查、#15 婦女生計、#16 國家通用語言、#19 人工營林、#23 花瑤民俗。結合作者共被引頻次和中心度可知，張有雋、胡起望、費孝通、奉恒高、玉時階、彭兆榮、張澤洪等研究者的學術觀點在瑤族文化研究領域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詳見表1。

表1 共被引數大于等于10的作者情況

三、瑤族文化研究熱點與趨勢分析

研究熱點是指在某個領域中一個或者多個話題被學者們共同關注，具有明顯的時間特征。關鍵詞代表一篇文獻的潛在概念，對其進行分析可為理解研究主題增加更豐富的解釋。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瑤族文化研究的熱點，因此對“瑤族”及其支系等相關詞匯進行合并，同時對“研究”“綜述”等無效詞匯進行刪除處理。

（一）關鍵詞突顯分析

在分析中，可以使用突顯詞來反映瑤族文化某一階段研究的熱點，即該階段被引頻次突然增多的關鍵詞。與僅考慮關鍵詞出現的累積次數相比，研究突顯詞能夠為理解瑤族研究領域中的新興趨勢增加更豐富的解釋。因此，為進一步了解我國瑤族文化的研究熱點，進行關鍵詞突顯分析（見表2）。表中描述了在特定時間段內最受關注的10 個關鍵詞，根據突顯的開始年份對關鍵詞進行排序，以便確定時間模式。通過分析關鍵詞突顯表，我國關于瑤族文化研究熱點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表2 關鍵詞突顯表

第一個階段為1998—2007 年，突顯詞以“千家峒”“都龐嶺”“文化變遷”“和諧社會”“習慣法”為主。例如，通過分析史書、縣志、地名、出土文物、碑文等，嘗試論證千家峒、都龐嶺與瑤族發祥地之間的關聯[10]。費孝通先生曾說，“瑤人尋根千家峒，史實有待百家爭”。關于千家峒的確切位置，學界抱有不同看法。尤其是瑤族支系繁多，不同支系起源不同，難以清晰論證瑤族發源地。因而，該時期學者們更多關注其文化變遷問題，為此“文化變遷”突顯時間持續8 年。這一時期學界關注生計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關系，并且涉及對美國、泰國、越南等國家的研究。例如，廣西大化布努瑤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改變以傳統的玉米種植為主的生計方式，轉向養殖業和經濟作物種植業，使其文化特質由定居轉向流動[11]。而越南老街省沙巴縣紅瑤依托越北高原的旅游優勢發展瑤族村寨特色旅游，成為當地瑤族的生計方式，但在功利性增強的社會中傳統紅瑤文化的延續和傳承也面臨“失真”危機[12]。此外，隨著東南亞地區部分瑤族移居到美國，為了適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生活，他們改變以農為生的生計方式轉而進入各類公司、政府部門從事體力或智力方面工作，從刀耕火種的山地農業民族演變為從事現代化生產的都市民族[13，14]。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瑤族作為一個遷徙民族，無論是身處國內還是國外，其在遷徙過程中不僅能根據環境進行自我調整，也能保存傳統文化，對不同的環境和文化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自我調適能力。少數民族習慣法對保護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秩序，鞏固民族團結等方便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這一階段，研究者們也關注瑤族習慣法與社會和諧構建之間的關系，如石牌制[15]、瑤長制[16]在推動民族地區和諧社會構建中的作用。

第二個階段為2008—2013 年，突顯詞以“瑤族民歌”“身體裝飾”“文化表達”為主。該階段更多關注瑤族更為細微具體的研究內容，包括瑤族民歌的表達與演變特點、身體裝飾對著裝者社會身份和文化的表達。例如，紅瑤服飾的形制、紋樣和穿戴行為表達了對社會身份的認同，并通過身體實踐的方式代代傳承和“再現”，這是紅瑤集體意識的重要來源之一[17，18]。值得關注的是，“瑤族民歌”突顯的持續時間有5 年之長，集中探究瑤族的文化內涵、音樂特點、表達形式及文化認同。例如，賀州瑤歌的外在形式有祭祀歌、情歌、儀禮歌，表達了瑤族人民在日常生活、生產勞動、節慶活動中共同的歷史文化和情感記憶[19]。同時，民歌作為情感表達的重要形式，在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存在不同民族山歌融合的趨勢，展現民族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比如，有研究者在對紅河州河口瑤族自治縣進行調查研究時發現，苗族、壯族的民族音樂文化也對瑤族音樂產生影響[20]。在近期研究中，關于民族在文化融合中的歸屬問題也引發人們的關注。例如，湖南的“嗚哇山歌”以花瑤身份而聞名，其音律雖有個別過山瑤的元素，但歌詞、表演皆為漢式，雖然體現了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語境下其身份認同的歸屬仍存在爭議[21]。通過這些細微具體的研究，可知瑤族在文化形成與變遷中，不僅通過各類表征表達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特點，也在長期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調適和融合他民族的文化內涵。

第三個階段為2014—2022 年，突顯詞以“南嶺走廊”和“傳承”為主。該時期不僅關注諸如瑤族的長鼓舞、密洛陀史詩、祭祀文化等傳承問題，也將目光持續聚焦在“南嶺走廊”上?！澳蠋X走廊”作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是費孝通先生在長期對南嶺瑤族歷史社會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因其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豐富，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22]?！澳蠋X走廊”不僅是我國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瑤族歷史上由北往南遷徙的重要通道之一，因此瑤族在“南嶺走廊”上通過長期的生活、生產、遷徙，形成了豐富獨特的民族文化。近年來，人們對“南嶺走廊”瑤族文化的相關興趣日益濃厚。例如，有研究者認為，南嶺特殊的地理空間格局，南嶺人與人、人與物的持續互動，以及時間與記憶在南嶺沉淀等諸多因素共同孕育了“瑤族”，使之由“多元”的“瑤化”，再到以“南嶺化”為特征的“一體化”，最終形成瑤族共同體[23]。有研究者以“南嶺走廊”瑤族的民間信仰為研究對象，認為瑤族的宗教信仰通過空間想象、性別模式及分類系統體現“中心與邊緣”作為一種認知結構的辯證過程，以及作為一種跨地域想象使某一民族跨越地域與民族性局限，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24]。此外，在對“南嶺走廊”瑤族文化的研究中，學者們也關注生計模式、度戒儀式、梅山教、婚姻習俗、就業扶貧、盤王文化等方面，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研究取向。

（二）關鍵詞時區圖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我國瑤族文化研究的發展趨勢，CiteSpace軟件的分析結果以時區圖方式呈現，將時區分割設置為1，代表1 年為1 個時間間隔，繪制瑤族文化研究關鍵詞時區圖，如圖4 所示。從1998 年到2022 年，瑤族文化研究在年份上都沒有形成很大的中心節點，大多數節點大小差不多，表明在每個時期瑤族文化研究主題都較為分散，還未形成比較集中且特色鮮明的主題。通過關鍵詞時區圖可知，瑤族文化的研究趨勢主要經歷三個階段。

圖4 我國1998—2022年瑤族文化研究關鍵詞時區圖

1998—2006年為第一個階段，時間軸上集中大量瑤族文化研究的關鍵詞，“瑤族”關鍵詞年輪相對較大，連接時間較長，說明這一時間段研究主題多為宏觀主題。20 世紀80 年代，我國在已有的瑤族歷史文化與現狀研究的基礎上，借鑒了西方人類學的理論、方法，逐漸形成瑤學學科。學者們對瑤學文化的關注日益增多，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成為學術界的“顯學”，促使更多學者投入到中國與東南亞瑤族的田野調查中去，推動了瑤學學科體系的構建[25]。因此，在這個階段以瑤族為對象的學術活動空前活躍，涉及瑤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多關注歷史文化、語言文字、宗教、藝術、婚俗等方面，研究取向具有多元性，但研究多屬于“白描”階段，較少涉及更為深入的理論剖析。

2007—2014年為第二個階段，時間軸上的關鍵詞更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說明研究開始轉向微觀而具體的領域展開。進入21 世紀，瑤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受到極大的沖擊。因此，廣西瑤族文化保護與發展促進會、廣西民族大學瑤學研究中心相繼成立，以期能為瑤族地區傳統文化傳承與保護提供智力支持。例如，玉時階先生在2008 年牽頭主持廣西民族大學與越南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越南老街省文化體育旅游廳的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中越跨境瑤族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變遷”，探究越南瑤族旅游業開發[12，26]、中小學教育[27]、生活需求[28]等問題對當地瑤族文化的影響。此外，也有部分學者關注瑤族教育問題。例如，袁同凱探討土瑤傳統文化習俗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系及其對土瑤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包括酒文化、婚俗、“勉切”等，從文化層面探究土瑤學校教育失敗的根源[29]。玉時階和胡牧君從瑤族教育歷史、傳統性別文化、現行應試教育等方面探究瑤族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原因，認為通過系統的社會工程才能進一步提高瑤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30]。通過該階段研究可知，新時代背景下瑤族人民的生計、生活、教育等現實問題成為研究者關注重點，由此帶來的文化沖突也必然對其身份認同、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帶來進一步影響，這也是瑤族人民應對時代潮流所要做出的回應。然而，當前研究更多的是從國家、社會層面去剖析問題對策，雖然有提及瑤族人民面對現代化沖擊的文化自覺與反省，但是較少從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上討論應對策略。

2015—2022年為第三個階段，該階段的研究趨向于對瑤族文化的地方性記憶與全球性記憶的探究。該階段主要圍繞宗教信仰，形成以“南嶺走廊”為中心的地方性記憶研究。例如，梅山教在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傳統宗教中最具典型性，有著廣闊地域和多元族群影響，從湘中向西南地區輻射并傳承至今，是適應“南嶺走廊”文化生態的民間宗教[31]。通過研究平地瑤的梅山信仰文本體系“梅山圖注”和“瑤族梅山經校注”這類地方性知識文本體系，表明地方感可與地方文化環境相適應，使得梅山記憶變得豐富的同時也讓這些地方性的集體記憶在文化實踐中發生意義的疊加和內容的改變[32]。同時作為典型的遷徙民族，中國瑤族在向境外遷徙的過程中，必然攜帶對其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經籍，如“過山榜”“盤王大歌”“家先單”“評皇券牒”等。但隨著這些具有地方性的經籍離開原生環境被海外著名圖書館、博物館或高端收藏機構收藏，會通過地方記憶全球化，融入全球共享的記憶格局體系，成為世界開放的文獻遺產資源，成為全球記憶[33]。因此，有學者試圖通過呈現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瑤族文獻題記的書寫形態和自身特點，進一步加強學界對海外瑤族文獻的認識，拓展海外瑤族文獻研究領域，豐富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的材料和視野[34]?，幾遄鳛閲H性民族，不僅在多民族共居的“南嶺走廊”中通過生產、生活、交往形成地域鮮明的地方性知識，也在不斷向海外遷徙中努力保留與故土緊密聯系的傳統文化，引發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但當前研究更多的是從瑤族主體本位去闡述瑤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堅守與韌性，而忽視瑤族文化在記憶全球化過程中給其他民族文化帶來的影響。

四、瑤族文化研究批判性思考與未來進路

利用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軟件，對瑤族文化研究進展進行全面的文獻計量分析，有助于人們進一步了解瑤族研究的現狀，更多地關注瑤族文化研究相關問題。當前瑤族文化研究一直保持較為傳統的研究主題，內容主要涉及宗教信仰、習慣法、族源、語言、藝術、認同、生計、習俗、教育等方面，成果較為分散，沒有形成具有較強中心性的研究主題，并且缺乏有效的合作團隊，近幾年成果產出呈下降趨勢。此外，本文數據主要從CSSCI 數據庫中獲取，研究結果也表明瑤族作為全球性遷徙民族在越南、泰國、美國等國家也引發諸多關注，但沒有涉及這些國家研究者的文獻，還需更廣泛的文獻搜索和數據分析。同時，未來仍需將定量分析的結果與文獻內容的閱讀相結合，對瑤族文化研究提供更全面、準確的理解，幫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該領域的主題、發展和前沿。因此，在文獻計量學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發現未來瑤族文化研究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一）加強研究機構間的合作

通過文獻的計量分析，我們可知在瑤族研究中研究者、研究機構之間均未形成有效協作和產出代表性主題成果。因此，未來研究應加強不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注重建設高效的研究團隊，這樣才更有利于研究成果的形成與共享。新冠疫情期間，民族學田野調查活動受到極大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科研產出?，幾遄鳛榭缇扯拥膰H性民族，開展跨國比較研究對于深入了解瑤族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后疫情時代，邊境地區及海外民族志調查難以開展，更是突顯了跨地區、跨地域機構或研究者之間合作的重要性。同時，歷史上遷居世界各地的瑤族，其文化受到遷居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影響而產生流變，既具有多樣性，也保留民族的獨特性?，幾褰涍^歷史上長期、復雜的民族交流和社會文化交往后所形成的新文化格局跨越了民族、區域、國家，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新的研究路徑[25]。此外，瑤族作為國際性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僅要關注其在跨國遷徙中的文化變遷，也要將視角聚焦于其在國際環境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究其在與其他族群互動中的“主人翁”作用。因此，在瑤族研究上應加強國際學者之間的合作與學術交流，進一步尋找相互合作的興趣點，互通與共享研究成果。

（二）注重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費孝通先生在《瑤族調查五十年》提出：“希望能從近年來的大瑤山調查開始，發展成為以南嶺山脈的民族走廊為主的綜合性調查。這里面有作為山居民族的瑤族的各方面問題；有瑤族和與其接近的苗族與畬族的關系問題，這并不僅僅是歷史上的淵源問題，也是對相類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較問題，包括了苗、瑤、畬族與壯族、侗族、布依族及土家族等在歷史上的關系問題，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與有什么差異的問題，以及長期歷史上漢族在這個地區的作用問題，漢族與上述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南嶺山脈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僅有助于上述各族歷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豐富中國通史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對當前各民族情況的深刻了解?！盵35]費孝通先生關于“南嶺走廊”的學說也為研究民族遷移、發展的歷史及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路。同時，流動性是“南嶺走廊”這一區域重要的地方性傳統，使得走廊內的多民族在區域中互動與共生[36]。例如，江永勾藍瑤水龍祠壁畫的“漢化”[37]、龍勝紅瑤稻作技藝的習得[38]、排瑤宗族的“非典型性”[39]，均揭示瑤族與其他民族在社會經濟文化上的交流與互鑒，體現“南嶺走廊”區域內多族群互動、共生交融的現象。費孝通先生提倡區域研究超越單一民族研究限定，但目前這方面研究成果仍不夠豐富?，幾宓男纬蛇^程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一個縮影[40]，深入挖掘瑤族民族記憶蘊含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基因對于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41]。因此，未來瑤族文化的研究應進一步突破單一民族研究的局限，更為注重探究瑤族與其他民族、與整個中華民族之間的關系，為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多的理論與實踐依據。

（三）關注跨物種民族志研究

跨物種民族志將人與非人置于更為宏大且具體的社會關系、文化背景和政治經濟體系中，從制度、體系、文化、價值上探尋多物種共存的可能未來，為彌合人與非人、人與自然兩分提供了啟示[42]?，幾遄鳛槲覈戏降湫偷纳降孛褡?，大多數聚居在山脈之間，有“南嶺無山不有瑤”的說法，因此其日常生活、生計活動等必然與所處的自然環境緊密聯系。例如，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七百弄鄉的布努瑤改變以種植玉米為主的傳統生計方式，發展養殖業，不僅促進農民增收，恢復石山生態，也使其文化特質由定居轉向流動，體現作物、生計與文化的共變規則[11]。當前全球面臨生態危機，包括氣候異常、生態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銳減等諸多問題，需進一步審慎思考人類與非人類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系，在人類學研究中持續推進跨物種民族志，構建全球生命共同體[43]?，幾迦嗣裨陂L期與自然相互適應的過程中發展形成豐富的生態知識和文化自然，關注其在跨物種民族志領域的研究也尤為必要。例如，瑤浴是瑤族民間重要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手段，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諸多植物，然而珍貴藥浴植物種群規模因過度采挖和生態環境破壞而減小[44]。在跨物種民族志視域中，所有物種共同形塑一個生活的世界[45]，學者嘗試探究人、植物、自然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尋求多物種合作共生的可行路徑。因此，采用跨物種民族志的共生規則重新審視瑤族人與其他物種、與自然之間的共生，有助于突破瑤族文化研究的傳統視角，進一步豐富該領域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構建。

（四）強化多視角跨學科合作

田野調查方法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方法，通過觀察、參與觀察、訪談、觀看影像志與紀錄片、問卷調查等方式獲取一手資料。然而，瑤族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單純依靠某一門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難以滿足現實需求，還需打破學科界限，與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傳播學等進行跨學科合作，形成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例如，有研究者嘗試將心理學前沿理論和方法引入人類學經驗研究，將其田野調查經驗與心理學實驗數據進行綜合分析，探究兒童道德發展特點[46]。另外，可以嘗試探究瑤族在長期生活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特定偏好對其行為的影響。例如，顏色是人類感知的基本方面，不僅蘊含美學，也蘊含心理上的含義和關聯。西方研究者通過行為實驗表明，當將道德行為描述呈現在綠色背景而不是紅色背景下時，人們對道德行為評估得更積極；當不道德行為描述呈現在紅色背景而不是綠色背景下時，人們對不道德行為的評估更加嚴厲[47]。也就是說，紅色通常與危險或錯誤關聯（如停止信號、警告信號），讓人們更加警惕和規避風險；綠色通常在心理上與趨近動機相聯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紅色和綠色的效價聯結可能與特定的文化有關。廣西龍勝紅瑤因上身外衣的花紋圖案以紅色為主色而得名，在他們看來紅色代表快樂吉祥、興旺發達，既好看又顯眼[48]。為此，我們可以嘗試引入心理學實驗法，探究瑤族人民的顏色偏好是否會影響他們對事物的認知判斷。未來，我們應在更廣闊的跨學科研究中理解瑤族文化對其行為、認知的影響，這對于探究人類認知與文化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