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婦女發展：三重實踐路徑
——基于社會性別需求視角的多案例分析

王伊歡 張瓊雨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婦女一直是農村發展的重要主體和重要力量，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實踐亦重視農村婦女的發展狀況，對農村婦女的發展困難和發展需求予以關切并積極探索紓困舉措。立足當前豐富的農村婦女發展實踐，農村婦女的哪些需求被真正滿足，如何理論化呈現和解讀農村婦女發展實踐值得進一步探索。

關于婦女發展需求的研究，英國的卡洛琳·摩塞（Caroline Moser）總結第三世界婦女的發展干預實踐，提出社會性別需求的概念并且將其區分為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前者關注婦女面對其現時生活的需求，包含水的供應、保健、掙錢養家的機會、住房及基本服務的提供、食物的分配；后者強調改變兩性之間權利不平等關系的需求，如挑戰勞動性別分工，減輕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的負擔，取消各種制度化歧視，提供生育保健支持，反對男性暴力（Moser,1989）。摩塞此舉不僅澄清了婦女發展需求有生存問題和不平等問題的區別，還進一步明晰不同的婦女發展實踐，對于有效地實現婦女平等，真正實現發展目標的意義不同。

回顧當前中國農村婦女發展的研究，主要圍繞社會性別理論、生計框架、賦權理論、社會網絡等視角展開，此外還包括一些新興的交叉學科研究視角，如女性主義經濟學、空間理論等，其中既包括“大而全”的定量分析，從宏觀視角、群體視角對婦女貧困的基本特征（杜潔等，2020）、就業特征（潘明明等，2021）、影響因素（許慶、劉進，2015；范紅麗、辛寶英，2019）以及政治參與行為（郭君平等，2016）進行刻畫和測量；又包括“小而精”的定性研究，從微觀視角、個體視角探討婦女減貧路徑（李小云等，2019）、婦女參與鄉村振興的賦權路徑（張歡歡、陶傳進，2020；楊寶強、鐘曼麗，2022）、產業扶貧中農村婦女的行動邏輯（劉繼文、良警宇，2021）、產業扶貧對農村婦女社會空間的再生產（陸繼霞等，2020）、集體產權制度下的婦女權益保障（惠建利，2018）等。

然而，不足之處在于，面對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婦女發展的一系列豐富實踐，其中觀層面的類型學分析卻仍囿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傳統的粗略分類，缺乏基于性別平等意識的專業的范疇區分。若任其混淆，不加以辨析，則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婦女的發展幫扶十分容易陷入“需求滿足陷阱”——對可能抑制婦女發展的眼前之需進行重復建設，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同時延遲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的挖掘和滿足，阻礙性別平等進程。

摩塞的“實用性—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理論能夠提供并補充一個中觀層面簡明的類型分析框架，通過對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婦女發展實踐歸類，區分出當前哪種需求滿足占據主導，敦促政府及時平衡政策重心，規避農村婦女發展陷阱，有效實現發展目標，促進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鄉村振興戰略實踐在婦女就業、婦女醫療健康、婦女素質提升、婦女參與家庭建設等方面為婦女發展提供支持，那么，根據摩塞對社會性別需求的分類，這些實踐具體滿足了中國農村婦女的哪種需求？在本土情境下，如何區分農村婦女的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滿足上述需求的過程中存在何種問題？對此系列問題進行探討，有助于科學地理解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婦女發展實踐的有效性，為未來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政策設計奠定學理基礎，實現更具針對性、可持續的促進兩性平等的婦女發展政策制定。

二、理論基礎及其本土化應用

（一）理論基礎：社會性別需求理論

20 世紀80 年代初，英國倫敦大學發展學院（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 DPU） 的卡洛琳·摩塞與卡林·利維（Karen Levy）在發展干預實踐中探索出一套可操作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Moser Gender Planning Framework），關注婦女的三重角色、社會性別需求以及女性參與發展（WD）/社會性別與發展（GAD）政策路線三項內容，旨在更好地衡量婦女發展狀況、提供改善策略和促進婦女平等發展（馬奇等，2004）。

1985 年，英國社會學家馬克辛·莫利紐克斯（Maxine Molyneux）提出“婦女利益”（women's interests），并將其區分為——實用性性別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和戰略性性別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Molyneux,1985），首次對婦女的不同利益進行區分和澄清。摩塞認為，與作為目標和結果的“利益”相比，“需求”更加關注利益的過程，是實現利益的手段。摩塞從發展規劃的應用視角出發，將“利益”和“需求”進行分離，將莫利紐克斯指出的“優先關注的利益”轉化為“滿足利益的手段”，提出社會性別需求的概念，并將其區分為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Moser,1989）。這一轉化將結果導向的“利益”具象為可觀測的“需求”，為第三世界婦女發展干預提供實踐工具，并推動性別分析向性別規劃轉變。

需要說明的是，莫利紐克斯并沒有對兩種“利益”進行直接定義，而是援引尼加拉瓜政府改善婦女生存狀況的官方行動中關于衛生、教育、住房和食品補貼等基礎性保障的條款來呈現實用性利益；同時，從女權主義的內核舉例說明戰略性利益的內容（Molyneux, 1985）。摩塞在分析框架指出，在大多數低收入家庭中，婦女承擔生育照料工作、涉農生產性工作和社區管理工作（組織和分配有限的資源），為婦女提供綜合戰略時需要考慮婦女的這三重角色（Moser,1989）?；诖?，摩塞對第三世界低收入婦女進行觀察后，總結認為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是回應婦女在特定環境中顯而易見的需求，包含：水的供應、保健、掙錢養家的機會、住房及基本服務的提供、食物的分配這五項基本內容。摩塞結合莫利紐克斯對女權主義內涵的理解，認為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包含：挑戰基于社會性別的勞動分工；減輕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的負擔；取消各種制度化的歧視，比如偏袒男子的法律條文及法律制度；提供生育保健，給婦女生育選擇權；反對男性暴力的措施（Moser,1989）。

除了提出并分辨社會性別需求，摩塞還強調了兩種需求之間的關系：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是傳統性別不平等結構之下的需求，因而它的滿足不一定能夠推進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的滿足，反而有可能加深和固化當前的性別不平等結構，使得婦女沉浸在實用性需求之中，無法察覺自身的戰略性需求（Moser,1989）。簡而言之，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并非線性發展的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亦相互分離。摩塞對社會性別需求的辨析，恰是筆者認為當前中國農村婦女研究應當關切和警醒之處，亦是本文借助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審視中國鄉村振興實踐滿足婦女何種需求的出發點和旨趣所在。在中國鄉村振興場域，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亦和鄉村振興建設及可持續發展契合。

一方面，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是立足發展中國家婦女生存現狀提出的分析方法，兩類需求的衡量指標均源自摩塞對第三世界農村婦女生產生活所需的最基本要素的觀察與統計，其指標建設具有一般性，同樣符合中國欠發達地區農村婦女的基本特征和發展需求；另一方面，摩塞的“實用性—戰略性”二元分析視角能夠梳理已有的農村婦女發展實踐，明晰不同實踐發揮的差異化作用，為婦女發展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切口，真正落實鞏固農村婦女發展成果，提升婦女發展能力。

（二）本土化應用：鄉村振興戰略情境下的社會性別需求識別表格

在本土情境中援引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應當率先考慮中國農村實際發展狀況及此背景下的農村婦女需求特征，進而改編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需求特征表格，回應如何區分鄉村振興戰略下的中國農村婦女社會性別需求這一問題。

1.中國持續性減貧實踐下的基本公共服務完善

與摩塞考察時“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日漸短缺”的背景不同，21 世紀以來，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指導下，中國政府致力于解決城鄉發展差異下的“三農問題”，對農村進行了接續性建設。從2005 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入。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做到基礎設施到村到戶和農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戶。2017 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覆蓋并強化道路、飲水、通信、垃圾和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上述農村建設成果已基本覆蓋摩塞當時提出的除“掙錢養家的機會”以外的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內容。

2.中國農村婦女需求新特征

伴隨鄉村的持續建設，農村婦女需求并不止于滿足“眼前之需”，其需求呈現多元化（王金玲、姜佳將，2013）、升級（張琦、李順強，2021）、關注自我發展（寧夏回族自治區婦聯，2022）和社會參與積極性上升（李娜、東波，2020）等特征。在產業振興號召下，創新創業融入市場經濟已成為婦女增加經濟收入、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

這一過程中，婦女面臨兩方面現實困境，一方面，多維賦權不足，如農村婦女在創新創業中往往面臨行業資本和技能門檻（王伊歡、任彤，2021），需要針對性的金融支持和智力支持。通過調研發現，當前農村婦女所需的政策支持依次為小額貸款項目、提供創業與就業信息、提供實用技術培訓（陳健、吳惠芳，2020）。同時，男性對農村婦女創業主導權的爭奪也亟須社會文化的改觀支持（聶召英、王伊歡，2021）。另一方面，“走出家門”的同時，絕大多數婦女依舊承擔繁重的家庭照料任務，處于雙重剝奪境地，需要相應的家庭支持和社會政策支持（熊瑞祥、李輝文，2017；周佳民，2020）。

對于鄉村振興場域內的婦女發展困境，眾多學者一致認為，整體社會從立法、政策制定與執行、社會環境優化（陳寧，2020）、婦女能力建設（張歡歡、陶傳進，2020；段塔麗等，2020）等環節創造性別平等發展的條件，是從根本上解除社會性別關系對女性發展的束縛的有效辦法（蔡生菊，2016；陸杰華、汪斌，2020）。

3.鄉村振興戰略情境下的社會性別需求識別表格

考察中國農村建設成效以及農村婦女的需求現狀，本文對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的部分指標進行變更，形成符合鄉村振興情境的社會性別需求表格（見表1）。

對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進行擴充?！八墓睌U充為“農村基礎設施全覆蓋”，主要包含通水、通電、通路這三個基本生活要素；“保健”擴充為“農村基礎醫療服務全覆蓋及針對性項目支持”，在立足醫療保險全覆蓋和使用的基礎上，為農村婦女提供“兩癌”（乳腺癌和宮頸癌）檢查、治療的機會；“賺錢養家的機會”擴展為“增加就業機會”，強調實現就業以及獲得技能培訓；“住房”擴展為“改善居住環境”，涉及危房、廁所及其他居住設施的改造升級；“食物的分配”擴展為“提升生活標準”，這一生活標準并不做定量的衡量，但是應當包含食物、衣物、生理用品及其他婦女生活必需品。

對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進行改編。原始指標依舊能夠提供堅實指導，因而本文僅對關鍵詞進行改編?！疤魬饎趧有詣e分工”強調對婦女自主創業的相關支持以及領導力培訓等能力建設；“減少家庭照料負擔”關注婦女在家庭照料方面的負擔減輕；“消除制度性歧視”聚焦于土地流轉過程中凸顯的“外嫁女”土地所有權歸屬問題以及婦女參政的問題；“完善生育保健，提升婦女生育選擇權”關注婦女生育相關醫療保健設施提供和婦女生育權的宣傳；“反對男性暴力”聚焦于反家暴的宣傳等制度性支持。

綜上所述，社會性別需求識別表格立足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的“實用性—戰略性”二維要義，結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擴充盡可能基礎和全面的指標，可以用于初步區分鄉村振興實踐中農村婦女的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和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

三、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婦女發展的三重實踐路徑

鄉村振興戰略通過各級政府和婦女團體等社會組織投入大量性別資源，在婦女就業、政治參與、素質提升、健康與生育、權益保障等全方位予以支持。余文通過典型案例回顧鄉村振興中豐富的婦女發展策略及實踐，并對這些差異化策略實踐進行類型化建構，認為當前鄉村振興戰略主要通過三重實踐路徑滿足婦女的社會性別需求：實用高效型、戰略應答型及混合提升型。

本文采用文獻研究的方法，通過網絡資源獲取研究素材，包括政策文本、新聞報道、期刊論文等。主要對全國婦聯和相關政府部門網站進行檢索，尋找全國性公開案例。案例選取的標準，一是要盡量多地覆蓋表格指標內容，如廁所改造、技能培訓、創新創業等，確保反映某類“婦女需求滿足情況”在鄉村振興戰略實踐場域中發生的普遍性；二是為保證案例的代表性，采取“詳略得當”的原則選取案例，力求突出案例所示類型的內在邏輯。例如，就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而言，指標“基礎設施全覆蓋”“基礎醫療服務全覆蓋及針對性項目支持”對應的實踐具有整體性、同質性，以匯總形式歸類。而戰略性需求的五項指標具有復雜性、異質性，挑戰性別不平等權力結構，則拓展為案例進行典型展示。

（一）實用高效型：創新形式下的實用性需求滿足

實用高效型實踐是基層政府或婦女團體基于上級政策要求形成的績效追逐下的一種需求滿足類型。創新形式意味著上級政府對解決婦女問題的目標較為明確，聚焦于生產生活的特定領域，執行主體只需要根據績效目標去統合資源，進行形式創新來引導村莊婦女參與。因而此類實踐路徑雖然具備創新能動性，但是往往以實用性需求為主，其特征可以總結為三點：政策要求的實用性導向，執行主體的績效化操作，婦女實用性需求的滿足。

引導婦女參與“鄉村治理”是實用高效型實踐呈現的重要場景，一個重要的形式就是積分制。積分制是近年來鄉村治理的創新形式和推廣模式，通過民主商議將村莊事務標準化，引導村莊多主體執行任務獲得積分，參與獎勵兌換和村莊評比，激發村民等主體參與鄉村治理。2021 年，為鼓勵婦聯組織更加充分發揮作用，中央農辦協同全國婦聯等4 部門發布《關于推介在鄉村治理中推廣運用積分制第二批典型案例的通知》遴選7 個典型案例①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農村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全國婦聯關于推介在鄉村治理中推廣運用積分制第二批典型案例的通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JJTZ/202104/t20210425_6366580.htm.，供各地學習借鑒。在政策要求上，積分制強調“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的身邊事入手，將勤勞致富、庭院干凈整潔、家風好等量化為積分指標，鼓勵群眾和家庭以自強、善行換積分”，致力于滿足婦女在村莊中的實用性需求。在明確的積分制形式以及治理方向指導下，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府要求，圍繞文明家庭、人居環境以及脫貧增收三大主題開展積分活動，并以物資和榮譽兩種形式激勵婦女參與（見表2），高效達成績效的同時也回應了婦女的“眼前之需”。

表2 部分積分制典型案例主要項目內容

積分制突破傳統的治理模式，將村莊事務細化分配和管理，基于婦女的現實需求分配資源，回應婦女在村莊生產生活的現實需要，的確調動了婦女參與村莊事務的積極性。然而，通過整理案例也可以觀察到，雖然地方移植積分制，但是主要內容并沒有超越實用性需求內容，長期來看，存在形式創新溢出效應遞減的風險。

（二）戰略應答型：性別制度下的戰略性需求回應

戰略應答型實踐是挑戰當前社會性別制度回應農村婦女長遠需求的一種需求滿足類型。因戰略性需求呈現歷史性的性別不平等與發展中的性別不平等交織的特征，兼之地域生產生活實踐和性別文化的差異，滿足戰略性需求所涉議題復雜、挑戰難度大、攻克周期長?；貞獞鹇孕孕枨?，往往需要借助公共權力和強制力推進，例如法律修訂、政策法規改革、意識形態宣傳。

以“取消制度性歧視”為例，農村集體利益分配主要圍繞土地和集體成員身份展開，而外嫁女因農村重男輕女思想及婚嫁遷移等因素，受到新老集體的雙重排斥，常需訴諸法律維護其集體權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土地流轉成為村莊轉型發展的新動力，婦女土地權益保護亦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婦女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項權益，任何村（居）民自治條例、決議等地方性政策規定，都應當依法制定，不得違法剝奪婦女合法權益”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定，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30/content_5353493.htm.。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則要求細化和完善婦女集體成員資格確認保障原則及成員身份被侵害的救濟途徑，均為今后更好地開展農村婦女維權行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支持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21220/15.。

例如，2022 年，最高檢會同全國婦聯聯合發布的婦女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中，公布了一起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案例。

B 市W 縣甲鎮政府依據其制定的《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實施“五統一”服務的意見》，收回本鎮X 村兩名外嫁女（戶口遷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嫁入”村鎮亦未向二人分配土地。因案件爭議復雜，且W 縣其他鄉鎮也存在類似“外嫁女”百余人，2021 年11 月，B市人民檢察院針對上述可能侵害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情形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辦理。在聽證會上，B 市婦聯依據相關法律強調，婦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對“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予以保護。聽證代表合議后，也一致認為收回“外嫁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侵害了婦女的合法權益，應予糾正。最終，B 市人民檢察院建議甲鎮政府糾正違法行為，建議B 市農業農村局開展專項調查，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做好婦女權益保護工作。經協商，甲鎮政府返還申訴二人原有承包土地，并逐年支付該土地統一發包的承包費用，其間土地由X 村實行規?；B片經營管理，申訴二人享有土地的收益和流轉等權益。同時，甲鎮政府廢止《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實施“五統一”服務的意見》。

上述案例表明，由于歷史遺留等復雜原因，地方政府在土地相關權益分配方面依然存在侵害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的現象。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法律規范的革新與細化為農村婦女權益保障帶來了新依據、新章法和新行動，體現公共權力對農村婦女戰略性需求的回應，推動難題解決的同時彰顯重要示范作用。

（三）混合提升型：經濟參與下的能力建設把握

混合提升型實踐是基于農村婦女參與鄉村經濟發展的一種需求滿足類型?！盎旌咸嵘笔侵皋r村婦女通過就近上崗和創新創業實現就業增收的同時獲得能力提升，主要表現為以就業增收為核心，以能力建設為輔助，實用性需求滿足和戰略性需求滿足混合的特征。在社會性別需求表格中，涉及農村婦女參與經濟的內容分別包括實用性“增加就業機會”和戰略性“挑戰勞動分工”，余文將圍繞四個農村婦女參與經濟的案例進行辨析。

長久以來，農村婦女承擔家庭再生產角色以及農業及相關副業的生產角色，這一傳統家計生存框架不僅束縛婦女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同時抑制其發展潛力。針對這一情況，黨和國家堅定性別平等基本國策，通過一系列政策指示引導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振興。例如，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巾幗行動”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 ent_5263807.htm.。同年，全國婦聯下發《關于開展“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實施意見》，實施“農村婦女素質提升計劃”提高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振興的素質和能力，同時持續深化“巾幗脫貧行動”充分發揮婦女特色產業的帶動作用②全國婦聯下發意見要求：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貢獻巾幗力量，http://www.women.org.cn/art/2018/2/13/art_19_154401.html.。2021 年，全國婦聯印發《“十四五”時期婦聯事業發展規劃》，進一步將農村婦女培訓納入政府普惠性培訓、制定專門的培養計劃、鼓勵支持女企業家、女大學生、女農民工等返鄉創業等行動措施③“十四五”時期婦聯事業發展規劃，http://www.cnwomen.com.cn/2021/08/19/99230336.html.。從現實案例來看，在上述政策號召下，圍繞婦女就業創業，農村婦女有四種混合需求滿足路徑（見表3）。

表3 混合型需求滿足的四種路徑、特征和效應

在產業就業方面，一種情況是開發就業崗位，結合農村婦女無法外出就業的現實困難以及企業、社區、產業基地的生產特點與用工需求開發彈性崗位，為有家庭照料需求的婦女提供時空自由的靈活崗位。例如，安徽省黃山市各區縣借助“媽媽崗”引鳳還巢，回引在外帶娃寶媽陪讀群體返鄉，讓她們好就業就好業，助力鄉村振興。另一種情況是進行生產技能培訓，通過生產技能培訓實現婦女就業增收，提升其發展自信心。對此，貴州凱里市婦聯召集知名繡娘開展苗繡“傳幫帶”培訓活動，為易地扶貧安置點有就業需求的婦女帶去技藝，并推薦技術熟練的繡娘到企業工作。

在創業就業方面，一種情況是推動金融賦能，通過金融幫扶解決農村婦女創業融資困難。例如，山東省日照市婦聯聯合多家金融部門和銀行機構，推出“魯擔巾幗貸”“巾幗創業貸”“木蘭貸”等系列產品，為婦女提供資金支持，并配置鄉鎮“金融輔導員”開展創業婦女融資需求調查和咨詢等服務，以幫助更多農村婦女實現創業夢想。另一種情況是進行能力建設培訓，隨著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愈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對創業者的能力要求不斷提升，特別是“互聯網+”等電子商務經濟在農村興起，農村婦女創業面臨能力瓶頸。對此，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啟動“巾幗電商培訓”，根據“不同人群、分層次、分階段”培訓電商運營技能，進一步拓寬婦女創業就業空間，實現個人增收和事業發展。

綜上所述，農村婦女在經濟參與過程中實現混合需求的滿足。一方面，婦女通過產業發展創造的便利崗位或者創新創業實現就業增收，滿足實用性需求；另一方面，婦女向生產者角色轉變，在參與生產活動中學習生產技能，實現能力建設，挑戰了傳統勞動性別分工，進一步滿足其戰略性需求?？傮w來看，鄉村振興戰略帶動的社會全要素參與為農村婦女就業創業和綜合發展提供契機，有重要的溢出效應。

四、三種需求滿足路徑的比較和挑戰

基于社會性別需求視角，前文呈現了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婦女發展差異化的實踐路徑。而進一步比較上述三重實踐路徑的短期和長期效益可以發現，當前婦女發展需求滿足進程還存在如下特征與挑戰。

首先，從短期效益來看，實用高效型實踐和混合提升型實踐在指標上容易實現，戰略應答型實踐較難實現“數據突圍”。一方面，實用性需求與農村婦女的物質需求聯系緊密，容易被政策制定者捕捉量化，也更容易被地方操作執行，獲得數據績效；另一方面，相比于實用性需求強調公共服務供給，戰略性需求構因復雜，其滿足通過挑戰傳統性別制度以回應現實阻礙，政策執行牽涉多方利益主體博弈和協調，重在推進法律法規和社會觀念的革新?？傮w來看，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村婦女需求滿足，政策注意力分配不同，但易聚焦于實用性需求的滿足。

其次，從長期效益來看，實用高效型實踐溢出效益遞減，戰略應答型實踐和混合提升型實踐效益存在不確定性和反復風險。實用性需求依托形式創新與指標細化獲得明顯短期效益，但也表現出指標單一，指標重復實現以及指標內容與婦女長遠發展關聯不足的特征。長遠來看，一方面，潛藏著創新能動性溢出效應遞減的風險，難以調動后續婦女的參與積極性；另一方面，容易異化婦女需求，使得農村婦女卷入“形式治理”，同時掩蓋其能力建設、全方位賦權和長期發展等深層次需求的表達與滿足。而戰略應答型和混合提升型實踐雖然均涉及挑戰性別制度，通過法律革新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但是也存在效果的不確定性和反復風險。這是因為，農村地區不平等的性別文化依然盛行，變革并非一時之功，現有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雖然起到示范作用，但是在具體應用上還面臨的挑戰，因而農村婦女權益保障依舊充斥著不確定性。除此之外，雖然上述戰略提升型實踐案例并未詳述提升婦女生育自主權、反男性暴力、減少家庭照料負擔三項內容，但家庭場域內的性別不平等依舊普遍且具有隱蔽性，家庭內部分工對婦女的壓迫依然未得到妥善監管，需要依靠國家法律完善和社會觀念進步來推進。

最后，從性別平等來看，三重婦女需求滿足路徑均在物質、精神和制度層面推進了性別平等，但仍需警惕現有成果固化勞動性別分工的風險。摩塞指出，雖然實用性需求較為緊迫且容易滿足，但實用性需求的滿足亦可能抑制婦女的戰略性需求成長，兩種需求的非線性發展依然挑戰當前的性別平等成果。特別是實用高效型實踐和混合提升型實踐中，實用性需求的滿足依然存在固化婦女的社會性別角色的現象，例如，積分項目圍繞“文明家庭”“美麗庭院”等家庭場域展開工作，積分兌換中的榮譽評選刻畫“好婆婆”“好媳婦”“好妯娌”等形象，不斷強調婦女的家庭角色和倫理關系，加劇了“女性氣質”認同，固化傳統的勞動性別分工。與此同時，在混合提升型需求滿足中預防婦女陷入家庭照料和生產活動雙肩挑的壓力疊加困境以及收入“補貼家用”的經濟窘境。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依據摩塞社會性別需求理論的“實用性—戰略性”二維視角，制定符合本土情境的社會性別需求表格，進而又通過典型案例類型化構建鄉村振興戰略實踐滿足農村婦女需求的三重路徑，研究表明：實用高效型實踐發揮主要作用，戰略應答型實踐發揮重要示范作用，而混合提升型實踐是鄉村振興過渡階段重要的實踐類型。最后，本文亦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不同實踐類型的長短期效益和潛在風險挑戰。

未來，為了更好推進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迎接不同需求挑戰，亟須在政策實踐中融入如下幾點考量。

首先，夯實實用高效型政策實踐，并進行動態化調整。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圍繞農村基礎公共服務展開，滿足農村婦女的基本生存需求。而農村婦女自我意識覺醒、需求升級還在成長階段，這意味著要密切跟蹤農村婦女的需求變化，動態化調整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的指標和內容，積極回應農村婦女現時需求，引導農村婦女逐步發展。

其次，把握混合提升型政策實踐，推進農村婦女賦能?；旌咸嵘托枨鬂M足是一種重要的過渡類型，通過發揮經濟活動全要素參與的優勢，為農村婦女進入生產領域，融入市場經濟，提升競爭能力創造條件。未來，應當抓住這一需求滿足類型的窗口期，在鄉村產業升級背景下，注重婦女復雜勞動技能培訓和能力建設培訓，推進農村婦女綜合賦權，提升農村婦女提升競爭能力，開發農村婦女戰略價值。

再次，重視戰略應答型政策實踐，自上而下優先示范。當前農村發展并不十分充分，滿足農村婦女戰略性需求的條件不足，特別是，當前農村婦女依舊面臨農村傳統性別文化束縛，自我覺醒進程緩慢，沒有意識到或者顧不上個人的發展需求。因而，需要關注農村婦女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自上而下加強法律法規建設，重視婦女參與鄉村建設機制的培育，有序引導農村婦女參與到農村社區建設、經濟發展等議題中來，破除性別壁壘，鍛煉婦女領導力，將農村婦女從沉重的家庭照料工作中解放出來；維護農村婦女生育權，反對男性暴力，切實保障農村婦女在生育和婚姻中保持自由、平等的狀態，促進農村婦女健康發展。

最后，審慎實用性需求固化勞動性別分工風險，增強戰略性干預視角。培養一批具有社會性別視角，擁有專業素質和專業能力的發展干預工作者具有重要意義。發展干預工作者應當秉持社會性別視角來看待農村婦女的發展需求，兼顧農村婦女的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提供相應的專業支持，幫助農村婦女開發資源以提升其在個人、社會及政治層面上的能力，而非局限于眼前的特定歷史階段和現實環境的幫扶或者干預任務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