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演化邏輯、自我構建與消解路徑
——基于“個人—情境”分析框架

高鵬飛 趙賀賀 張健明

一、問題的提出

非體面工作是指那些維持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但不能得到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甚至被貶低的職業（王紅麗等，2022）。盡管這些職業群體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與社會普遍的“正?；驖崈簟钡穆殬I認知相左，其時常要面臨主流價值觀的質疑和污名（Ashforth& Kreiner，2014）。

公眾對非體面工作的刻板印象給社會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從個體層面來看，從業者往往會被貼上“臟”或“低等”的標簽，其自尊感和職業認同感不斷削弱；從群體層面來看，年輕群體不愿從事這些非體面工作，導致我國陷入“就業難”與“技工荒”的兩難困局。這些不利影響的根源在于職業污名。職業污名是一種對于某些職業負面的社會評價（張光磊等，2022）。

二、文獻綜述

目前，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社會公眾對非體面工作的客觀認知與主觀偏見?？陀^認知是非體面工作本身存在的客觀不足，如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回報與勞動付出不成比例，從業門檻低等（Siegrist &Marmot，2004；王紅麗等，2023）。這些特征使非體面工作者難以“體面”地生活，影響身心健康。主觀偏見是社會公眾受部分負面案例或非事實性說法影響，產生對非體面工作的刻板印象（孟威，2020）。以街頭攤販為例，盡管其可以為社區經濟增添活力，但是部分攤販在公共場合經營可能會導致公共空間短暫不便的問題，而且少量攤販也會游走于合規與違規的“灰色地帶”，未能全面遵循相關管理規定，給城市管理和部分市民帶來一定不便（Smith，1998）。

其二，關于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消解策略，探討較多的仍是基于非體面工作者“污名身份”的自我消解層面（Manchha et al.，2023），從政策層面解構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研究不多見。從個體層面看，非體面工作者可以利用“規范性資源”（Tracy &Trethewey，2005）和“認知性資源”（Petriglieri，2011），建構“積極的自我”（Benoit et al.，2020），試圖減少污名標記的負面影響。然而，政策是形塑公眾對特定職業認知評價的重要因素（Miller，2013），既可以通過完善現有法律制度確保非體面工作者的公平待遇，也可以通過積極的政策宣傳改變社會公眾對非體面工作者的負面形象。未來可以從政策視角提出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消解對策。

盡管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問題已經得到一定關注，但當前研究存在三點不足：第一，國內相關研究仍處起步階段，且多數研究借鑒西方學術視角，然而中國與西方在社會情境方面存在一些差異，過度依賴“外來視角”可能使得研究的正確性和科學性產生一定偏差（周曉虹，2019）。第二，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類職業（張志斌，2020；馮承才，2021），盡管特定職業與整體非體面工作的職業污名研究存在共通性，但也具有差異性，使得整合性總結較為缺乏。第三，目前關于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演化邏輯研究成果不多見，而演化邏輯是理解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如何生成”“怎樣固化”“如何消解”的關鍵，這為本文的研究留有一定空間。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是：立足中國實際社會情況，深入分析社會公眾對職業污名認知的演化邏輯，以及職業污名下非體面工作者的自我構建。對該問題的探討，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理論上，不僅為理解非體面工作者“污名身份”的產生機制和應對特點提供新的理論視角，還揭示了非體面工作者“污名身份”的個體反應和社會機理，有利于全面評價他們面臨的困境，提出消解污名的可行路徑；實踐上，既可以幫助和引導從業者構建有尊嚴的職業身份，也可以讓公眾認識到職業價值的多元性，消解職業層級之分，改善我國結構性失業問題。

三、理論基石與分析框架

（一）理論基石：污名化理論

1963 年，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首次提出“污名”（stigma）的概念，認為“污名”是社會對某些個體或群體的一種主觀性負面評判，往往被貼上不符合社會期望的“他者”標簽，而使得這些個體或群體的社會地位和自尊受到傷害（Goffman，2009）。戈夫曼提出“污名”概念后，迅速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為分析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出現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Link &Phelan，2001）。此后，學術界不乏出現“偏見”“歧視”等新概念（Stuber et al.，2008），然而本質上與“污名”并無二致。

污名化理論強調社會公眾對個體或群體的認知與評價在“污名”形成和固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具體來說，社會層面的整體價值取向和個人主觀看法都可能導致某類群體被視為“他者”而貼上負面標簽。這種認知與看法能通過復雜的社會傳播機制在社會公眾的內部產生約定俗成的影響，并通過各種社會制度和規范進一步加以固定和強化。同時，群體互動（如個體負面印象的傳播）也會推動社會對“污名”的認識和擴散。最終，“被污名化”的個體或群體難免會受主流社會認知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內化和接受這些“負面標簽”，導致其自我認知和心理結構產生偏差。

（二）分析框架：在“個人—情境”互動中審視職業污名

科學地分析職業污名不能僅聚焦于非體面工作者的自身視角（周曄、黃旭，2018），需要從多個維度出發，綜合考慮?；谖勖碚摵图扔醒芯?，結合調研觀察，筆者提出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個人—情境”的分析框架（見圖1）。

圖1 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個人—情境”分析框架

1.社會公眾對職業污名認知的演化邏輯

（1）從非體面工作的負面認知到職業污名形成

在社會公眾的認知里，從事非體面工作的勞動者可能是“有問題”的（Thompson &Harred，1992），負面認知本身只是“貼標簽”的開端或過渡階段，不足以構成深層次的“污名”。職業污名的形成不僅要將“標簽”貼附于非體面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負面標簽”需要在個體與社會情境的互動場域中得到傳播和確證。

（2）非體面工作的職業污名在個體與社會情境互動中逐漸穩定

社會心理學者認為，職業污名形成是一個由“標簽”到激發刻板印象，再到身份吞沒的過程（Link & Phelan，2001）。在此過程中，職業污名通過個體和社會層面的互動逐步形成和固定。具體來說，“污名標簽”一旦產生，就可能通過個體間的交流互動得到傳播，進而激發更廣泛的刻板印象和誤解。隨后，這些認知會在社交隔離、地位損失、職業歧視等社會實踐層面得到加強和鞏固。

（3）非體面工作職業污名的消解與轉移

在本質上，對非體面工作加之負面“標簽”和“污名”源于這些工作的屬性（如工作條件、報酬等）被公眾較為片面地理解為影響從事這類工作人員的個人尊嚴和社會地位。從這一理解出發，公眾可能會形成某些固定和過于簡單的印象與判斷，從而產生職業污名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公眾價值觀轉變，職業污名也可能由于個人因素，也可能由于外部因素（社會態度）發生轉移和消除。在應對職業污名的態度上，目前大多從個人角度進行分析，由于能力較為薄弱，非體面工作者面對職業污名標簽，只能依靠采取“被動防御”的策略加以消解。某些驅動因素（如經濟收入）也可以改變社會公眾對職業污名的認知態度（Casale et al.，2023），然而這些因素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2.非體面工作者個體與群體的自我構建

在充斥著職業污名的社會情境中，非體面工作的個體或群體如何對“自我”進行重新構建，以保持積極的身份認同和心理狀態，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議題。這里的“自我”不僅是個體層面的“自我”，也是社會情境中的“關系自我”和“集體自我”（Brewer & Gardner，1996）。筆者認為，在職業污名情境中，非體面工作者可以從個體和群體兩個層面進行自我構建，重塑對身份的認同與平衡。

個體層面上，非體面工作者需要從形象與情感兩個方面進行構建：在構建個體形象時，非體面工作者會遵守大部分法律規則和社會規范，然而他們也不會完全承認現有的公序良俗，而是保留一定的邊緣界限，這種邊緣以“行為整體上不會給社會公眾帶來實質損失”為界限（寧娜、劉慶華，2022）。在構建情感形象時，非體面工作者通常會選擇一些可以進行對比的標準，將自身與社會公眾進行對比。

群體層面上，一方面，非體面工作者主要依靠社會網絡關系搭建的“大家庭”進行群體的自我構建。在“大家庭”中，非體面工作者們通過日?；ブ涣魇侄?，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和實質幫助，以消弭職業污名帶來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非體面工作者群體還會形成一些生存規范，例如從行為上團結和規范“大家庭”的成員，增強非體面工作者的適應性。

在個體和情境的共同作用下，非體面工作者可以依靠自我和小型的社會互動系統實現職業污名的消解。這表明，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污名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非體面工作者通過內部交往和外部資源整合，成功地應對職業污名，實現了自我價值的發掘和社會角色的認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如何消解職業污名的思路。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地點與對象選擇

為了深入了解非體面工作者在應對職業污名過程中的實際狀態，研究團隊對上海市S 區W 社區和S 社區的非體面工作者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追蹤調查。通過團隊成員熟悉的3 名外賣騎手結識到W 社區和S 社區內的其他從事非體面工作的群體，共計50 人，以這50 名非體面工作者為研究對象。

選取W社區和S社區作為本文的研究地點，主要基于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因素考量。

理論層面上，非體面工作與最低生活水平密切相關（Stiglitz et al.，2010），是實現勞動者生活條件的關鍵經濟因素。由于從事這些工作的群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行為素質參差不齊，導致他們極易被貼上“收入低”“素質差”“工作臟”等標簽，遭到社會排斥，為了保護“自我”和“群體”，非體面工作者們往往采取“抱團”的方式加以應對（王美英，2018）。

現實層面上，由于生活成本低、交通便利等因素，S 區備受外來人口青睞。2010 年以來，該區外來常住人口占比均超過55%①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年鑒(2010—2022 年)，https://tjj.sh.gov.cn/tjnj/index.html.，根據W社區和S 社區居委會提供的資料，2022 年W社區和S 社區外來常住人口占比分別為72.07%和76.48%，同時，W 社區和S 社區均位于S 區老城區的西南邊緣地帶，社區周邊有基本生活配套設施，根據團隊對租房中介的走訪，兩個社區的房屋租金在整個S 區范圍內均處于較低水平，吸引了諸多非體面工作者。他們相互抱團，形成自己的“工作圈”或“生活圈”，與當地居民互動較少，導致他們“被污名化”現象嚴重?？梢哉f，W 社區和S 社區已經成為一座城市社會公眾與非體面工作者矛盾集中暴露的典型區域。

（二）社會情境

為了解社會情境下各個群體對非體面工作職業污名的認知情況，團隊對政府工作者、W社區和S 社區的本地居民、居委會工作者、體面工作者4 個群體抽樣②“體面工作者”是相對于“非體面工作者”而言的，是從事正規、合法且受到社會認可的工作的人員，其工作環境較好和工資待遇較為豐厚，能夠獲得社會保障和福利。通常從事教育、醫療、金融、科技等行業的工作，有一定的職業發展前景和社會地位。，共計45 人。運用指導語激活法進行訪談，即通過提供一些簡短、開放性的指導語，激發被訪者的回答（孟威，2020），引導談話方向。本文使用“軸心式編碼”對受訪者的回答進行編碼，通過“受訪類型+編號”的方式記錄訪談內容（見表1）。

表1 社會情境下的各個群體樣本情況及編碼①考慮到政府工作人員、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與本地居民之間存在交叉重復的可能性，團隊在實地調研過程中已剔除重復部分，只保留能夠顯示群體特性的敘述。因此，所列出的訪談內容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不同群體的觀點和看法。

（三）非體面工作者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成員文化、認知等方面存在差異，非體面工作的認定和分類難以通過官方文件形式進行詳細說明?；诖饲闆r，團隊采用了目前學術界的通用方法：根據“非體面工作”概念，總結出4 個主要特征：工作環境較差、報酬較低、彈性較大和風險較高，然后對滿足這些特征的工作進行列舉。根據前期調研，W 社區和S 社區的非體面工作者主要是外賣員、快遞員、廢品收購員、垃圾處理工、裝修工、保安、“黑車”司機②根據團隊的調研，由于W社區和S社區離地鐵站較遠，一些人會提供助力車（兩輪、三輪）載客服務，但這些服務并未經過正規營運制度的認可和規范，故稱之為“黑車”司機。、小吃攤主等。根據不同職業，筆者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按比例隨機抽取樣本，進行深度訪談，直到獲得信息飽和為止。與對其他社會群體的訪談類似，團隊采用指導語激活法獲取非體面工作者的詳細信息（見表2）。

表2 非體面工作者的樣本描述及編碼

五、社會排斥：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情境生成

（一）社會群體對職業污名的感知敘事

結合既有研究，通過整理社會群體的職業污名感知敘事內容，筆者將其分為5 個一級指標，10 個二級指標，17 個三級指標。根據表3，盡管個體之間存有差異，但整體社會情境下對非體面工作存在普遍的負面認知。

表3 社會群體的職業污名感知敘事內容

（1）無論從被訪者的敘事內容，還是從團隊對受訪者情緒、表達等方面的觀察，均可發現本文探討的職業污名現象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公眾對于非體面工作者的評價往往帶有負面色彩；（2）盡管各個群體對非體面工作者的評價存在群體和職業差異，但仍然存有一些基本規律：子女或父母的職業地位、收入條件是影響社會公眾對非體面工作者負面認知的關鍵因素；（3）地域偏見激化了職業污名的公眾感知，不同地域的外來人員的負面評價不同①W 社區和S 社區的非體面工作者主要來自外省地區，其中以江蘇、安徽、河南、湖南等省份居多，亦有來自山東、四川等省份，盡管亦有部分本地居民從事非體面工作，但不在本研究范圍內。；（4）盡管存在一些對特定疾?。ㄖ饕獮閭魅静。┑钠缫?，但并非影響公眾對職業污名認知的主要因素；（5）在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之間存在著社會隔離現象，彼此之間的交往意愿不強烈。

（二）社會情境下的職業污名演化邏輯

1.認知形成階段：從個體“負面評價”到群體“負面標簽”

“負面標簽”是社會群體對非體面工作者施以職業污名的前提條件。個體某些行為可能造成社會群體的不滿，導致社會群體對這些個體產生負面評價，而這種負面評價一旦固化，便很難移除（Bernburg，2019）。調研發現，由于個別非體面工作者的負面行為，受訪者會對其產生諸多負面評價。

在我們執勤過程中，最怕碰到一些送外賣的、送快遞的，他們騎車速度又快，還不戴頭盔，甚至逆向行駛。罰他們的錢，他們可憐巴巴地求你，不罰他們，他們危險騎車，這周圍是居民區，太危險了。（G1）

這些負面評價在社會情境中不斷累積、流傳，使得從事特定非體面工作的職業群體被貼上了“負面標簽”。如：垃圾處理工和門衛被貼上“惹人厭惡”和“工作不負責”的標簽；“黑車”司機被貼上“詐騙”“犯罪”“壞人”的標簽。

誰敢坐他們的車??？男孩子我不知道，我估計女孩子都不敢坐吧。雖然從地鐵站到家有6 公里，他們要10 塊，是很便宜。但是我寧可花30 元叫“滴滴”，也不可能坐他們的這種車。萬一他們是壞人，還有團伙，把你騙到什么地方，敲詐你怎么辦？（SD2，SD3）

2.認知深化階段：從群體“社會隔離”到“職業污名”固化

這些非體面工作群體被貼上特定的“負面標簽”后，隨之而來地便是被社會情境“回避”和“疏遠”，甚至“排斥”。通過調研，可以感知到在W 社區和S 社區的社會情境中已經產生了一種無法觀察，但客觀存在的“社會隔離”的分界標準，即“疏遠”那些從事“臟亂差”“惹人厭惡”“素質差”的非體面工作者。盡管一些非體面工作者試圖通過自己的良善行為拭去這些“負面標簽”，但成效微乎其微。

有時候，那個倒垃圾的女的還不錯，我晚上擺在門口的垃圾，早上就被她主動收走了，但是你也知道，這個垃圾車氣味實在太大，現在還好，到了夏天，味道太難聞，蒼蠅蚊子都來了，而且這個女的又不會說普通話，我也聽不懂她說什么，沒有辦法交流。（SL1）

不僅如此，“社會隔離”的發展也迫使非體面工作群體之間不得不“抱團”加以抵抗，而小團體又加深了社會群體與非體面工作群體之間的互動溝壑。長此以往，二者溝通越來越少，了解越來越片面，誤解越來越多，造成社會公眾對非體面工作的職業恥感愈發加深，最終導致其“地位喪失”。

那些送外賣的，天天在小區門口等著，拉幫結派的。有一回，我們幾個同事中午出去吃飯，在路上走成了一排，他估計趕時間送外賣，就因為沒有及時避讓他，他電瓶車就不停地按喇叭，嘴里還在罵臟話，我們就說了他兩句，沒想到好幾個人圍上來，像要打我們一樣。我們現在基本都會繞著門口那些送外賣的走。（WC1，WC2，WC3）

發展到職業“地位喪失”后，社會公眾往往采取主動與非體面工作群體“疏遠”或“排斥”方式，保持優勢地位，同時，還會根據自己獲取到的片面信息，經過社會化學習后，對非體面工作加以“負面渲染”，在對其“歧視”的長期過程中，將“職業污名”固化下來。

那些年紀大的沒辦法，不識字，又是窮地方來的，只能做這些活，年輕人來上海打工，但凡自己有一點本事，上過學，或者家里有點能力，都不可能做這些工作。你看看，干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沒前途，沒出息，素質差，又被人們瞧不起。（SL6，SL10）

3.認知轉變階段：社會情境中“職業污名”的消解和轉移

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固化后，并非無法根除。在社會情境中，一些外部的驅動因素也可能使得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得到消解。根據團隊的調研，發現了兩類因素影響社會公眾對非體面工作者的“職業污名”的認知態度。

其一，代際職業流動，即兩代甚至多代之間（一般為父母和子女之間），由所從事職業的不同造成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吳曉剛，2007）。調研發現代際職業流動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職業污名”的認知態度，具體來看：當子女在社會上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父母的職業可能會受到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公眾可能會認為其為子女的成功作出了犧牲，其工作不應被視為“非體面”，反之，若父母從事“非體面”工作，子女繼續從事該工作，公眾可能認為其沒有追求更高的職業地位或實現自我價值的潛力，加深對子女職業的負面歧視。

老趙也真不容易，靠著幫人家做保安、收廢品，把兩個兒子供養出來了，現在人家一個是上海公務員，一個是復旦的研究生。房子也買在我們小區。他閑不住，非要來做保安，待人接物都很客氣。（SC2，SC3，SC4）

我們小區是老小區，很多家庭需要重新裝修，經常能在小區里面看到那些裝修工，那些裝修工基本都是一家人一起來干。就我們對面那一棟402 的裝修工，估計兒子沒有上過什么學，被父母帶出來干裝修，沒啥出息。父母沒啥本事，也讓他們的孩子學個手藝。（WL10）

其二，經濟收入條件。當今社會，經濟因素被廣泛視為衡量成功的重要指標。在經濟壓力下，個人可能會被迫選擇從事一些被社會認為“非體面”的工作。然而，如果其通過這些“非體面”的工作實現了經濟上的成功，也可能會獲得社會的尊重和接納。

我們小區門口那個快遞點，那些送快遞的，風雨無阻地送快遞，確實苦，但是人家賺到錢啊，一年這個快遞點估計能弄到二三十萬呢，可比我們賺得多。（WD4，WD5）

六、有限認可：職業污名下非體面工作者的自我構建

（一）形象與情感：非體面工作者的個體構建維度

1.“正常的越軌者”：非體面工作者的個體形象構建

“正?！币暈橐环N由互動儀式維持的集體表征，評判“正?！弊詈梅绞绞欠治鋈藗冊谏鐣毫ο率欠窨梢宰駨囊巹t的情境（王晴鋒，2018）。戈夫曼認為，在特定的社會互動中，個人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或適應特殊情境，可能會暫時性地違背社會規范，但這種行為被視為“正?！焙涂山邮艿模℅offman，2009），即“正常的越軌者”。調研發現，一些非體面工作者對于社會公眾指控的認可度是有限的，他們能夠在“正?！迸c“越軌”之間自由穿梭。

我們有時候確實騎車很快，主要是平臺有時間限制，超過時間被顧客投訴，我們要賠錢的，我們從外地跑到上海送外賣，無非是多賺一點錢?！挛绲臅r候，單子少，我們也不可能回家休息，也沒有其他地方去，只能停在小區門口，玩玩手機，消磨時間，而且警察也沒有規定不讓停在這里，我們又沒有犯法。（SME4）

2.社會比較：非體面工作者的個體情感構建

個體通常在與他人進行社會比較的過程中，實現自我評估和自我認知。和成功者相比，個體可能會感到自卑；而和失敗者相比，個體的自尊心可能會得到提升。在這種自我比較過程中，個體會把現實生活中遇到的情境過濾掉，選擇一種“比較之后的現實”評判自己。調研發現非體面工作者會通過經濟收入、職業特點和家鄉優勢實現對職業污名的突破。

其一，經濟收入。相較于一部分社會其他群體，非體面工作者擁有更高的物質回報，而這種優勢也強化了他們對職業污名的容忍度。

我們在S 區這邊送外賣，只要你肯吃苦一點，一個月工資絕對不會低于一萬二，現在很多白領一個月也賺不到這么多錢吧。（WME1）

其二，職業特點。盡管非體面工作者可能受到職業污名或社會偏見的影響，但其也可以通過自己的職業特點來增強自信心和自尊心，以更好地應對職業污名。

像很多打工的晚上下了地鐵，沒有公交車了，又舍不得打的，一些人也坐我們這個車，又快又便宜。（STD2）

在調研過程中，一個樣本甚至表現出了強烈反應：

別說他們瞧不起我們，我們還瞧不起他們呢。就拿去年上?！胺獬恰眮碚f，他們出不來，哪天不是我們爬到樓上給他們收垃圾。沒有我們，他們關在家里，出不來，垃圾早就堆成山了，還能這么舒服？（SSW3）

其三，家鄉優勢。不同地區間存在經濟發展、文化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使得家鄉成為一種有利于非體面工作者構建身份認同和自我價值的重要來源。因此，對于從事非體面工作的外地人而言，他們喜歡將工作地與家鄉進行比較，試圖在現實或想象中找到優越感。

我們做小本生意的，這里進價就實在太高了，就像這種臍橙，我們進價就要9 塊一斤，在我們那里，這種橙子進價一半都不到。（WVS1）

（二）“大家庭”與適應性：非體面工作者的群體構建維度

1.“大家庭”：非體面工作者群體構建的社會網絡

中國家庭的邊界是“模糊”和“不確定”的（彭希哲、胡湛，2015），它既可以指涉狹義的家庭單位，也可以指涉更廣泛的社會網絡。對于非體面工作者而言，“家”不僅是他們離開家鄉在他鄉生活得以庇護的“小家”，也是其在中國社會差序格局觀念中承載地緣關系網絡的“大家”（譚同學，2020）。作為非體面工作者群體構建的主要社會資本，他們與同鄉組成的“大家庭”發揮了重要的鏈接作用，幫助他們在陌生的工作環境中，建立情感紐帶和互助關系，共同抵御職業污名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

2.適應性：非體面工作者群體構建的生存法則

在構建的“大家庭”中，非體面工作者與其他“成員”建立合作關系，通過工作支持和資源共享，不斷增強其在工作過程中的生存能力以及面對職業污名時的心理韌性。

我們建了一個群，我們有什么事情也會在群里說，……哪些小區好走，哪些小區單子多。大家都是一個地方的，互相幫個忙。（WME4）

七、運作共識：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消解路徑

公眾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會依據對他人污名的認知和社會期待進行評估和判斷，這種評估和判斷是在對污名的共同理解和共識下展開的（Goffman，2009）。因此，非體面工作者和社會公眾之間需要達成一種“運作共識”：對于非體面工作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維持“個體—情境”之間正?；雨P系的條件下，試圖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提升群體價值，獲得社會認同和尊重。對于社會公眾而言，一方面，需要超越傳統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正確認識和理解非體面工作者的價值和貢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與非體面工作者合作，推動社會環境的改善和公平待遇的實現?；诖?，筆者從“主體—行為—環境”維度提出了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消解路徑。

（一）“個體—行為”：職業信息管理與多元化對抗行為

1.加強對職業信息的主動管理

非體面工作者可以通過對自身職業信息進行主動管理（包括信息隱藏和信息披露），以提高社會情境互動中對其職業的接受程度，減輕職業污名。一方面，非體面工作者可以采取信息隱藏策略，選擇不透露或避免涉及可能引發負面評判的職業信息，以規避職業污名所導致的歧視或對其人格和能力的否定性看法，減輕社交互動中的心理壓力。例如，在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時，可以避免透露自己的職業身份或工作相關的特定細節，將話題引導至中性領域。通過這種信息隱藏策略，非體面工作者可以減少對自身職業污名的直接暴露，降低負面情緒。另一方面，非體面工作者也可以采取信息主動披露策略，向公眾傳達積極信息，這類信息不僅僅是職業信息，還可以是個人身份相關的信息（如子女職業地位等），以消除對其職業的固有成見。信息的有效披露有助于消除公眾對其職業的負面刻板印象，獲得情感支持和認知認同，從而減輕職業污名。

2.采用多元化的手段對抗污名行為

面對職業污名時，非體面工作者可以運用多元化的手段進行積極應對和反制。其一，可以通過強調自己職業的社會價值和意義以及展示自身的專業技能和貢獻，爭取公眾的尊重和認同。如前文提及的那名垃圾處理工人（SSW3），上海疫情“封城”期間，堅守崗位，保障居民生活；其二，可以運用事實與邏輯論據，反駁公眾對其職業的成見與歧視；其三，幽默自嘲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消解策略，非體面工作從業者可以通過自嘲的笑話，以輕松的方式化解外界的否定評價，并鼓勵外界以更積極的態度看待他們。相較于前兩種較為直接的策略，幽默自嘲具有較低的威脅性，更容易被公眾接受。

（二）“個體—認知”：獨特性認知與情緒化管理

1.加強自我獨特性認知

面對職業污名，非體面工作者可以加強自我獨特性認知，即轉變自我的認知觀念，從所屬的職業群體身份轉向個體自我認同。盡管他們從事非體面工作，但其不再認同該職業群體，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例如，當感知到較強的職業污名時，非體面工作者會表現出對職業角色認同的不一致，強調自我與所屬職業群體的分離，以維持對自我的積極認知（Schaubroeck et al.，2018）。與直接面對職業污名相比，獨特性認知策略的優勢在于不會內化負面職業身份為自我認同的組成部分，因而是一種更積極的消解方式。

2.提高自我情緒管理能力

非體面工作者可以運用情緒化管理策略來消解職業污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將職業污名引發的消極情緒轉化為積極情緒。例如，保安人員可以通過培養工作熱情和職業自豪感，而非漠不關心或難以認同等消極情緒態度來積極看待自己的職業。不僅如此，情緒化管理策略還可以處理工作過程中社會公眾的情緒反應。例如，“黑車”司機可以與乘客進行良好的情感互動，維持服務質量與客戶關系。通過轉變對工作的消極情感認知，非體面工作者可以培養積極的職業態度。這種策略可以幫助他們維護自我形象與尊嚴，更好地應對職業污名帶來的各種挑戰。

（三）“情境—制度”：改善工作環境與薪酬權益優化

1.改善工作環境

一方面，工作環境惡劣是非體面工作者不被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甚至避而遠之的重要客觀因素。因此，改善工作環境是消解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重要方式。如今，數字化和智能化變遷正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全面擴張和蔓延。對于非體面工作而言，國家可以加大對這些行業的技術改造投入，提升技術含量，減輕非體面工作者繁重的體力勞動，逐漸形成健康、安全和輕松的工作氛圍。例如，在垃圾清理崗位，國家可以引入智能機器人協助工人進行垃圾分類和清理，從而減少工人的體力勞動強度。另一方面，由工作環境引起的非體面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問題必須引起重視。非體面工作者可能面臨危險、不衛生的工作環境，這對他們的身體健康構成威脅。國家可以加強監管力度，確保工作場所符合安全衛生標準，并提供必要的防護設施和培訓，保障非體面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此外，建立健全的勞動法律法規也是必要的，確保非體面工作者享有合法權益，如合理的工作時間、休假制度和工資保障。

2.優化薪酬權益

一方面，需要推動薪酬公正。上文研究表明，經濟收入是影響社會公眾對職業污名認知態度的重要因素。相關部門應建立科學的薪酬評估機制，使其薪酬能夠與其工作貢獻和市場價值相匹配。不同部門可以共同參與薪酬評估，確保評估過程公正透明。根據評估結果，合理調整非體面工作者的薪酬，提高其待遇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福利正義。健全非體面工作者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其提供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必要支持是化解非體面工作者職業污名的必然制度舉措。此外，國家還應積極推動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促進非體面工作者之間的互相支持和交流。通過建立社區、網絡平臺或組織相關活動，非體面工作者可以分享彼此的工作經驗和生活技巧，互相支持和鼓勵，形成群體性組織和資源共享機制。

（四）“情境—文化”：重構職業意識形態與促進社會化合作

1.重構職業意識形態

一方面，可以進行典型職業角色模范的塑造和宣揚。通過樹立積極的職業角色模范，改變公眾對非體面工作者的看法。政府、媒體和社會組織可以選擇在非體面工作領域中表現出色、有杰出成就的個人或團體，將其故事和經驗分享給大眾，例如在中央電視臺主辦的“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事跡”頒獎典禮中，已經多次對一些從事非體面工作的勞動者進行頒獎。模范人物榜樣是打破社會公眾對職業污名認知態度的“利器”，可以向公眾展示非體面工作者的能力和價值。另一方面，需要加強職業意識形態的教育和引導。國家需要在各層次教育體系中加強職業平等的講授工作，鼓勵學生尊重和理解不同職業的重要性。教育課程可以包括非體面工作者的故事和成功案例，激發學生對這些職業的興趣和尊重。此外，媒體和文化產業也應該承擔起責任，通過正面的描繪和呈現，讓人們意識到“勞動工作無高低貴賤之分，均是體面工作”。例如，社會主流媒體可以增設非體面工作者的宣傳專欄，定期制作宣傳教育視頻等，向社會公眾弘揚非體面工作者的正面事跡和社會貢獻等積極信息。這些積極信息既可以是職業信息（如整體職業素質提升），也可以是個人身份的相關信息（如見義勇為事跡），從而有助于打破公眾固有偏見，增強對這部分群體的情感支持和身份認同。

2.促進社會化合作

非體面工作者可以與社會公眾之間展開合作交流，達到相互理解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拓展非體面工作者與公眾之間互動的渠道，增進雙方的聯系和理解。例如，社區可以招募一些非體面工作者擔任志愿者，參與社區照顧服務。通過公益活動的參與，促進非體面工作者與公眾的交流和了解，減少隔閡。另一方面，應利用好各類社會組織作為紐帶，加強非體面工作者與相關社會組織之間的交流，比如，企業聯合會可以加強與各行業內的企業、雇主、招聘機構等合作，為非體面工作者提供職業規劃指導、職業培訓和就業機會等資源，促進其職業發展。行業協會可以組織開展心理輔導活動，幫助非體面工作者紓解職業壓力，提高心理韌性。這些組織為非體面工作者發聲，提高公眾對他們的關注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