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

蔣 風/口述 汪 勝/整理

童年詩教

我生于1925 年，家在浙江省金華市的雙溪邊。金華是一座古城，公元907 年，我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越王錢镠就在這里修筑了厚實的城墻，時稱婺州。自唐開元中期以來，金華一直為郡治、州治、路治、府治所在地。在這片婺州大地上，曾出現過許多杰出人物，也曾創造出燦爛的文化。在金華岸的高坡上，舊府學西，有一座元暢樓，盡管建筑體積不大，卻頗具特色。南朝齊隆昌元年（494），文學家沈約為東陽太守，曾題《八詠詩》在此，后人因而改稱八詠樓。

紹興四年（1134），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為避戰亂而來金華客居，寫下《題八詠樓》：“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后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崩钋逭沼脷鈩莼趾甑脑娋滟濏灹税嗽仒?。與八詠樓同為金華名勝的另一處所是雙溪，金華人都習慣叫它婺江。雙溪孕育的這片土地，誕生了宋濂、吳晗、施復亮、艾青、施光南等眾多名人，他們在星光燦爛的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很自豪生長在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蔣蓮僧是有名的畫家，與黃賓虹、張大千、徐悲鴻都有交誼。我的父親是個舊制師范學校畢業的小知識分子，在舊社會到處受冷遇，當過小學教師，也做過小職員，為了養家糊口，長年在外奔波。家里留下母親和我們姐弟四人，全靠母親操勞，雖然生活過得既困苦又艱難，但是母親卻給予了我們無微不至的愛。母親沒有上過學，憑自學識得一些字，年輕時讀過不少詩詞，能脫口而出許多詩篇。她常常觸景生情，隨著不同的情境對我進行詩教。有時候一覺醒來天亮了，聽見窗外悅耳的鳥鳴聲，她會說：“我們一起來背誦孟浩然的《春曉》好不好？”就這樣，母親把我帶進了詩的意境，也讓我對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首首從母親記憶中迸發出來的詩篇，熏陶了一顆稚嫩的心，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生命里播下了一顆文學種子。

啟蒙：愛上閱讀和寫作

1930 年9 月，我到了上小學的年紀。當時去的是一所名叫金華成美的教會學校，學校離家很近。父母讓我在這里上學，主要是為了讓我們姐弟互相有個照應。

蔣風小學讀書時留影，約攝于1935 年

但我的小學教育是不完全的。在金華成美學校只上了一天的課就不去了。當時教我們的是一名外國老師，座位按照身高排，我長得高自然就坐在最后，外國老師很兇，我聽不明白老師講的內容，第一天上完課就堅決不肯去了，氣得父親把我的書包扔向了屋頂。父親的打罵和母親的諄諄教導都對我不起作用，我就在家自學了兩年，然后跟隨在義烏教書的父親在稠城繡湖小學直接上二年級，讀了一個學期。

1933 年，在祖父的介紹下，我到金華中學附小插班讀三年級。在金中附小，我遇到了一對夫妻恩師，他們是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徐德春和他的夫人數學老師斯紫輝。徐老師是一位愛書如命的書迷，他愛書但并不把書當作寶貝來珍藏，而是盡力發揮書的作用。我到他班上不久，他便把高爾基《我的童年》借給我，接著，他又介紹我讀《在人間》《我的大學》。當時，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剛剛被翻譯成中文，在一家雜志上連載，徐老師就是從雜志上將小說剪下來自己裝訂成冊的。我如癡如醉地沉浸在這三部自傳體小說中，后來走進文學的殿堂，是與徐老師的教導分不開的。

徐老師特別重視寫作，他每天都會布置一項特殊的作業：讓學生寫日記。也因此，我從三年級開始便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這個習慣持續了幾十年。我覺得寫日記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天天寫日記，堅持一輩子都寫下來就是一個人一生的歷史，也是最詳盡的傳記。

小學四年級時，我參加了由上?！秲和s志》舉辦的全國兒童作文比賽，我的作文《北山游記》得了第十名。這是我第一篇印成鉛字的文章，也極大地激發了我的寫作興趣。

真正讓我愛上閱讀并走進書中奇妙世界的，是斯紫輝老師。她教我們數學，卻每周安排一節故事課。她給我們講意大利亞米契斯《愛的教育》里的很多故事，這讓我第一次在美妙的童話故事中找到了童年樂趣。斯老師發現我特別喜愛童話，后來就把《愛的教育》這本書贈送給我，并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要永遠記?。鹤屪约耗穷w平凡的心，時時刻刻閃現出不平凡的光彩來?！睆拇?，這本書成了我最心愛的讀物。每當想起我與兒童文學結緣時，我常常想，如果我身上有值得肯定的一些性格和品德，這或多或少都得益于這本書。

不完整的教育

1936 年，我小學畢業后考進了金華中學讀初一。隨著抗戰硝煙的燃起，讀了不到一年就無法正常學習了。

1937 年，抗戰全面爆發后，我們就開始了躲避轟炸的日子。留給我最早的印象是9 月26 日，敵機侵入金華上空，空襲預警警報剛剛播完尾聲，急促的緊急警報接踵而至，一時間敵機的盤旋聲、俯沖而下的吼叫聲、重磅炸彈的爆炸聲此起彼伏，建構成一曲死亡交響樂。那天是休息日，同學魯兵正好在我家玩。當他聽到第一聲撕心裂肺的爆炸聲后，便驚慌地鉆到我家堂前那張大方桌下，滿臉驚恐的神氣感染著我，我也跟著他躲起來，一直到解除警報響起，才從方桌下鉆出來。

隨著日本侵略者的氣焰越來越囂張，敵機轟炸越來越頻繁，天上的飛機就像布下一張恐怖的網。那些飛機用機槍追在逃命者的屁股后面不停掃射。在亡命的奔跑中，那飛機的嘯叫與路人的呼號、那橋斷路斷的凄涼景象、那失子母親撕心裂肺的哀聲，在我心靈深處刻下了深深的傷痕。

我們一家的生計問題也接踵而至，父親在外謀生，母親一人拉扯我們姐弟四人，又是戰亂年代，生活舉步維艱。當時城里的學校遷到鄉下后，我本想回到中學繼續讀書，但是因為要寄宿在學校，需要置辦一套被褥，家里沒有錢，我只能放棄這個念頭。正在這時，母親聽到玲瓏巖村要找個小學老師，她來不及和我商量，就接下了這份并不簡單的差事。村長急于找個教師來頂替，他也沒摸清底細，不大了解我還只是個12 歲的孩子，僅看到我高高的個子，是個文質彬彬的初中生，就滿口同意了我母親的推薦。

我也由一個乳臭未干的還待受教育的孩子，一夜工夫變成了教育別人的“小老師”。這所小學只有五十多個學生，分成六個年級。每個年級有八九個學生，一個年級坐一行，進行六復式教學。這六行學生就構成了一個小學，不僅語文老師是我，數學老師是我，自然、歷史、地理、音樂、體育、美術老師也是我，而且除了教師，我還身兼校長和校役。

這段特殊的“小老師”經歷持續了半年。我隨家人又回到金華城內居住。此時，我結識了租住在我家的進步人士湯遜安，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給當時從杭州遷來金華的報紙《東南日報》副刊《壁壘》和在金華創辦的《浙江日報》副刊寫稿，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不久后，我到紹興稽山中學讀初二，當紹興淪陷后，我又回到了金華。1940 年下半年，我考進金華戰時動員委員會下屬的金華戰時服務團工作。不到一年，我以同等學力考進已經搬遷到武義明招寺的原紹興稽山中學讀高一。1942 年2 月，我又轉學到常山臨中繼續讀高中。

在五年半的學習中，我實際上初中只讀了兩年，高中只讀了一學期半。其間，當小學教員半年，在金華戰時服務團工作不到一年，休學一年多。因為戰爭，我的整個少年時代都是在腥風血雨中度過的，因此失去了自己按部就班接受教育的機會，六年時間讀完十二年才能完成的基礎教育，于是留下了許多知能上的缺陷。

戰火中的大學

我到常山臨中讀高中兩個多月后，日寇便發動了浙贛戰役，氣勢洶洶，妄圖打通浙贛鐵路。常山臨中不得不宣布解散，我帶著滿腔的悲憤回到金華城。令我沒想到的是，此時，金華已一片兵荒馬亂，我家也鐵將軍把門，人去樓空。

戰火連連，家人離散四方，無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常山。經過多番考慮，我決定逃難去福建。一方面閩北多山，日軍進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想報考東南聯合大學，圓自己的讀書夢想。當時，東南聯大與其他大學相比，算是離浙江最近的。我約了四五個同學，把所有家當能賣的賣作流亡途中的旅費，賣不掉的則送給當地農民，結伴步行去福建報考東南聯大。

我和相約的同學一起徒步而行，白天經常有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在上空盤旋，不時會扔下一枚枚炸彈、毒氣彈，或低空掠過向行人掃射。為了安全，我們只得改變策略，日出而息，日落而行。6 月初冒著暑氣從常山出發，途經玉山、上饒、廣豐、浦城、水吉，路上歷盡艱險：有冰雹突然襲擊，野獸呼嘯從身邊而過，土匪用槍口頂著要買路錢，還遇到缺水少飯陷入饑餓的困境……真是禍不單行，我的左腳骨在路上碰破一個創口，也許是被日本侵略者從飛機里擲下的毒氣彈感染了，左腳腐爛開來，未到建陽已爛成一個大洞，在逃難途中又身無分文，無法求醫，只得一拐一拐地走。在困難中，我沒有丟失理智，還是在追求理想的鼓舞下走著人生的泥濘小道。在漂泊和困頓中，我調整身體，一邊學習一邊認真備考，終于在1942 年9 月正式考入閩北建陽童游東南聯合大學先修班。

東南聯大先修班的復習，為我考取暨南大學奠定了基礎。1943 年，我順利考入暨南大學文學院。暨南大學的前身是1906 年清政府創立于南京的暨南學堂，后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暨南大學。學校以培養華僑學生為主?？谷諔馉幤陂g，設立臨時校址在福建建陽的童游鄉。

對我而言，考進暨南大學是一件快樂而滿足的事情。暨南大學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樹，每一處景色無時無刻不透露出濃濃的詩意。我每天都會對著校園內的景色獨自沉醉，對文學特別是詩歌的興趣，在大學的環境里變得活躍起來。我從圖書館及老師那里借閱詩集和其他文學讀物，對當時胡風所編的《七月》尤為鐘愛，還讀了許多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的詩篇。讀著這些抗戰時期的詩作，我激情澎湃，也嘗試創作詩歌。

正當我沉醉在詩歌創作中時，又遇到了新的難題，當時暨南大學文科公費名額只占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而我沒有進入百分之十的范圍。作為一名流亡學生，我舉目無親，與淪陷了的家鄉親人失去了一切聯系。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正當我焦慮失學的時刻，英士大學于1943 年11 月到建陽招生。其農學院的公費名額比較多，占入學學生人數的百分之八十。為解決眼下的困境，我報考了英士大學農學院，不久后，被英士大學農業經濟系錄取。

此時，抗日戰爭進入無比艱難的相持階段，中國人民懷著對勝利的信念，面對兇殘的敵人，浴血反抗。我們作為大學生，雖沒有棄筆從戎，拿槍與敵人戰斗，但決不當順民做亡國奴的信念始終如一，學知識報效祖國的信念牢不可破。正因為此，我們都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當時，英士大學本部設在云和縣小順鎮。學校借用了云和鐵工廠的一個大車間當宿舍，那個大車間里放了三百多張高低鋪，這也成了英士大學六百多名男同學共臥的大寢室?？墒?，正當英大擬在小順大展宏圖，校方積極在當地尋找土地建造校舍時，因日本侵略者侵擾，規劃落空。小順也不再是世外桃源。在戰火的逼迫下，我隨學校大部隊開始了流亡的生涯，我們從云和出發，跋山涉水，走在崎嶇的山道上，背著鋪蓋，唱著悲慘的“流亡三部曲”，過景寧縣城，到東坑，再到泰順司前……

1947 年7 月，蔣風的大學畢業照

當年國弱，但民氣不可被征服，這是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當時，生活十分困難，整整一年就是吃三樣菜。春天吃毛筍，早點是鹽巴煮毛筍，中餐還是毛筍，晚餐也是毛筍，連油花也見不到一兩朵。吃到夏天，毛筍都已長成嫩竹，啃不動了，就換成番薯絲，三餐清一色一個樣，吃到秋天芥菜上市，又是早餐芥菜、中餐芥菜、晚餐芥菜，一變也不變。我們的學習條件也極其艱苦，每人一盞桐油燈，學校發給每個學生的桐油僅夠點一支燈芯，否則油就不夠用。桐油不及其他植物油，火苗下會結皮，如不時刻撥動燈芯，火光就會暗下去，每天夜晚看書寫作業時，大家都得用左手不停地撥動那支點燃的燈草，右手用來翻書頁或執筆寫作業。

在艱難的歲月里，我沉浸在文學的世界，找到了自己喜歡和適合的閱讀書目，并開始創作。1943 年，我發表了兒童文學處女作《落水的鴨子》。畢業后，我擔任了《申報》駐浙江記者并繼續兒童文學創作。就在此時，我從《申報》上看到一則消息：三個少年看了荒誕的連環畫，結伴到四川峨眉山修仙學道，最后跳崖“飛升”而喪命。這一慘劇震撼了我的心，我深感兒童文學對塑造少年兒童的人格和心靈實在太重要了。

從這時起，我暗暗下決心要為兒童工作。在走上兒童文學之路時，童話大師安徒生所走的“光榮荊棘路”成了我向往的道路。我沒有像安徒生一樣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而是走上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之路。從20 世紀40 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就認準這條安徒生口中充滿光榮和荊棘的道路，一條路走到黑，最終柳暗花明。

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兒童文學界滿眼寂寞，我幸運地成為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拓荒者之一。從1956 年開始，我先后在浙江師范學院（后改名為浙江師范大學）、杭州大學等地任教，這為我從事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機緣和廣闊的平臺。

20 世紀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高等學校開設了兒童文學課程，但在許多人的觀念中，總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搞“古”和“洋”才算有“大學問”，而搞兒童文學不過是“小兒科”，因而對這門課程問津者寥寥。我頂住壓力，始終沉浸在這門學科中，沒有現成的教材，就白手起家，從中外文學遺產中點點滴滴搜尋、整理、積累。

三載寂寞講臺，我的講稿匯成《中國兒童文學講話》一書，1959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并馬上被華南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列為兒童文學參考書目。短短兩年，此書一版再版連印3 次，印數達4 萬余冊，被學術界認為是“一本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雛形”。著名兒童文學家魯兵評價說，該書是我國兒童文學的“史略”。

接著，我又與人合編了一本《兒童文學資料》于內部發行。為了研究魯迅對兒童文學的貢獻，我把《魯迅全集》中有關魯迅對兒童文學的論述一一摘錄下來，做成卡片，最后編成《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一書，于1961 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當我想把兒童文學當作一門學問來作時，卻因高校推行“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的政策，大學里的兒童文學課被精簡掉了。我開始轉教民間文學，后來民間文學也被精簡，我不得不改教現代文學和寫作。

但是，我仍利用業余時間作兒童文學的研究，先后發表論文百余篇，后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兒童文學叢談》，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兒童文學漫筆》?！拔母铩逼陂g，我已經完稿的《中國兒童文學簡史》被抄毀。但我并不灰心，在牛棚偷偷建構了《兒歌淺談》一書，“文革”結束后得以出版。

1978 年，改革開放的大潮開始洶涌澎湃地滾滾向前，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年深秋，我應邀參加了在廬山召開的全國首屆兒童讀物出版工作會議。從廬山回來，我在浙江師范學院領導的支持下，在全國高校中第一個恢復兒童文學課；創建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室，并招收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吳其南；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專業資料室。

1982 年，我的專著《兒童文學概論》出版，被評為“這是解放后第一本系統的兒童文學專著”，“填補了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教材的一項空白”。此書接連再版，還獲得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全國首屆兒童文學理論優秀專著獎。作為教材，它把一代代學者引入兒童文學理論的殿堂；作為理論專著，初步構建起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框架。此后，由我主持的一系列兒童文學理論成果陸續出版：《兒童文學教程》《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外國兒童文學史概述》《世界兒童文學事典》。

1984 年，我被任命為浙江師范學院院長，兒童文學取得了長足發展。至此，我基本完成了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構建：開設兒童文學課程、編寫兒童文學教材、培養兒童文學師資。因此，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浙師大受到國內國際兒童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并被國際兒童文學界譽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重鎮。

與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密切相關的是兒童文學教學科研隊伍的形成。從招收第一個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開始，我一生僅指導了20 位碩士研究生，但研究生的質量很高，吳其南、王泉根、方衛平、湯素蘭等都是當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

讓學術“走出去”

學術研究要有廣泛的交流，有交流才能進步，有交流才會發展。早在1988 年，東京書籍株式會社出版的《兒童文學事典》收入了我的《兒童文學概論》，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著作的代表，《兒童文學概論》與法國保羅·阿扎爾的《書，兒童與成人》、英國史密斯的《兒童文學論》、蘇聯馬卡連柯的《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韓國李在徹的《兒童文學概論》并稱具有世界影響的五部兒童文學理論著作。

20 世紀90 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兒童文學的國際交流也變得越來越頻繁。我考慮要將中國兒童文學更多地介紹給各國，而且要將各國的優秀兒童文學介紹到中國來。1986 年，應IBBY（國際兒童讀物聯盟）邀請，我參加了第20屆IBBY 東京大會，首開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國際交流之旅，同時還應大阪國際兒童文學館邀請出席在大阪召開的一個僅20 人參加的小型兒童文學國際研究會議，在此期間還應日本兒童文學學會邀請參加了兒童文學懇談會，作《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主題演講。

1987 年，我收到巴黎國際兒童文學學會執委會秘書長珍妮·科蒂戈德弗雷的來信，成為國際兒童文學學會的第一位中國籍會員。這之后，我陸續擔任亞洲兒童文學研究會共同會長、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顧問、國際格林獎評委等世界兒童文學學術組織的重要職務。

我一直認為，兒童文學是人生最早的教科書，也是一個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標尺。然而，兒童文學這一學科卻缺少一本詳細的工具書。于是，在長期的兒童文學教學研究中，我于1992 年主編出版了200 萬字的《世界兒童文學事典》，希望為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起一個架橋、鋪路的作用。此后，根據時代的變化，我一直在補充、完善，并于2016 年以91 歲高齡成功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重點科研項目《世界兒童文學事典》（修訂本）。

1988 年10 月，蔣風先生（中）與研究生吳其南（左二）、王泉根（右二）、方衛平（右一）、鄒亮（左一）共同出席在煙臺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趨勢研討會

2006 年，我應邀出席在韓國首爾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兒童文學大會暨第八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被授予“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2011 年，我榮獲國際格林獎，是獲得這一國際獎項的首位華人。拿到格林獎主辦方寄過來的獎金后，我便想辦一個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推動中國的理論研究。2014 年，終于在浙江師范大學設立國內第一個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獎——“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每兩年一次，獎勵全國范圍內在兒童文學學術研究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兒童文學理論家。

在頻繁的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中，我還寫下了大量的介紹論文和在各國考察兒童文學的文章，1998年1月我將這些文章收集成冊，出版了《海外鴻爪錄》，由希望出版社出版。如今，我即將邁步百歲，但仍想為兒童文學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2022 年，我在《光明日報》看到征集新的非洲研究各系列叢書的編寫通告，就想申報編寫一本《非洲兒童文學概貌》，填補國內非洲兒童文學研究的空白。

“一個人的大學”

1994 年，我已經69 歲，根據組織部門的安排，辦理了離休手續。離休后，我心想自己身體健康、思維敏捷，總不能坐享清福過養老的生活，我應在自己有生之年，再為社會奉獻一點余熱。

我當時想，在培養兒童文學人才方面，我積累了一些經驗，何不再招兒童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呢？也是在這個時候，從外地來金華的一位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小學教師找到我，她希望能跟我學習一些實用的兒童文學理論，并不追求正式的碩士學位，只要學到實際的兒童文學理論，并能在創作上得到具體指導，就心滿意足了。

1990 年11 月，蔣風先生（右二）應邀出席由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組織召開的兒童文學國際研討會，與中川正文（左一）、鳥越信（左二）、王泉根（右一）合影

我帶研究生時有過兩個遺憾：一個遺憾是，一個專業課成績都在90 分以上的學生，因為英語不過關而被擋在門外，而這件事的過錯在我，因為我不知道對方學的外語是俄語；另一個遺憾是，我一生帶過十屆研究生，但一共只培養了二十多名學生，數量太少了。這兩個遺憾更加堅定了我要辦一所不受任何條條框框限制的“大學”，不管什么國籍、什么年齡、什么職業，只要熱愛兒童文學，都可以來學，只要能通過考核標準，都是研究生。

就這樣，1994 年下半年，在有關部門領導的支持下，我創辦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免費招收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至今已經三十屆，一千多名學員參加，學員不僅遍及中國大陸地區，且逐步延伸至港臺地區，又擴至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國。

我的這所“大學”實行寬進嚴出，三十年來，一千多名參加學習的學員中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人拿到了結業證書。我給前來學習的學生布置的作業是：兩年內，每月讀一本兒童文學作品、寫一篇評析、每年寫一篇年度論文；兩年后，寫一篇結業論文并通過答辯，自學完6 門課程，完成24 篇作業和3 篇論文。這些條件，缺一不可。而且，作業和論文的質量要達到全日制研究生的標準。

蔣風先生編著的兒童文學著作

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班辦起來后，我變得異常忙碌，每天都會接到十多位學員的來電來信，咨詢有關兒童文學方面的問題。學員所提的問題一致的，我也要一一答復，實在有些力不從心。于是，我又自費創辦了《兒童文學信息》報，每期印3000 至3800 份，它不僅是學員們的輔助讀物，而且給全國各地兒童文學研究者、工作者和愛好者們提供了兒童文學動態消息和作家作品、評論文章；其中有500 份寄往中國港臺地區及海外，成為中國兒童文學交流的一個窗口。

我的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平時都以自學為主。每年暑假，我會舉行一次兒童文學講習會，給學員們面授。三十多年來，我邀請了國內兒童文學界的專家、教授及作家為學員講課。專家們的講學各有側重：理論家側重在宏觀上歸納、預測創作的規律，兒童文學作家們側重從擅長的創作領域并結合自身的作品進行講解、分析。三十多年來，讓我欣喜的是，一大批兒童文學愛好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了兒童文學創作、教學等領域的優秀代表，湯湯從一名小學老師成為國內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就是一例，現在她是浙江師范大學教授。

有人說我太傻了，這么大年紀了，有福不知道享。按照我的年齡，也完全可以不理一切，安享清福。但兒童文學是我一生的夢想，更是我的生命，我還要一直廣播兒童文學的種子，培養更多的兒童文學苗子。

在反思歷史和現實中推動兒童文學理論發展

時代在進步，兒童文學在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建設卓有成就，一方面進行了必要的學術整理與發掘工作，一方面發揚了“五四”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兒童文學優秀傳統。兒童文學發展最主要的是創作，理論研究是對創作發展的歷史總結。我一生的研究論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兒童文學史，另一部分是兒童文學教材。史學是總結規律，教材是為了培養人才。文學研究是對創作的總結，總結過程中會得出文學發展的規律。如果能夠將正確的規律運用到兒童文學事業中去，必然對創作起到好的作用。

2003 年10 月，第六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在北京揭曉，本屆增設“特殊貢獻獎”，授予蔣風、任溶溶、束沛德、浦漫汀四人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兒童文學理論界對兒童文學的趣味性與教育性、成人化與兒童化、少年小說與少年心理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探討。經過不同聲音的交鋒，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有了新的變化，就是文學性的回歸。而到了90 年代，一批兒童文學理論著作的出版，又帶來了兒童性回歸這一新變化。文學性與兒童性的回歸讓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走上了科學的大道，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繁榮的一個標志。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還需要不斷加強和重點關注。孩子是祖國的未來，為孩子工作就是為未來工作。今天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依然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需要反思以往的歷史，向歷史中尋找資源,始終堅持在反思歷史和現實中不斷推動兒童文學理論發展。時代需要像《愛彌兒》《麥田里的守望者》這類關注兒童生存狀態的作品，我希望我的呼喚不會像沉入大海的石子，拋下后無聲無息，我也期盼中國兒童文學一定會繼續走向繁榮。

2022 年，蔣風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世界兒童文學事典》（修訂本）順利結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