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探析

王 飛,張 敏

(陜西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21)

陜甘寧邊區(1937—1949)作為一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行政區域,有著特別的歷史地位和政治意義。為了鞏固發展政權、增強自身力量、提高抗擊日寇的能力,中國共產黨在建立陜甘寧邊區政權后便一直著手于轟轟烈烈的大生產建設。長達13年的大生產建設多以農業生產為主,對其他方面的建設有所欠缺。同時,長期的開發建設不可避免地對邊區的森林生態產生了較大規模的破壞。而森林作為農業生產的組成部分之一,相當一部分科研人員逐漸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性也日益凸顯。

一、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的背景溯源

據史料記載,陜甘寧邊區所處地域在很久以前擁有大面積的森林,當時的高原生態系統平衡穩定、雨水豐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勝地。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人口數量的增加,許多移民涌入這片土地,森林逐漸被開墾,再加上連年不休的征戰,森林破壞日益嚴重,面積逐年減少。到了明清時期,這片區域已經大多荒漠化,水土流失嚴重,生態十分脆弱。

(一)邊區生態環境脆弱

近代的黃土高坡千溝萬壑、黃土覆蓋、地形支離破碎,土質疏松,干旱少雨,風沙天氣較多,氣候惡劣。清末民國時期,人口增加、亂砍濫伐又加劇了這個地區的氣候惡劣情況,導致當時的黃土高原時常經受旱、澇、水、凍等災害。到了建設時期的邊區,森林面積已不足全區面積的十分之一,且分布不平衡。加之林中多是中幼林和灌木、雜草混生,對于氣候的調節作用微乎其微。邊區境內氣候變化多端,四季分明,自然災害頻發。春季多干旱,伴有冰雹,夏秋季則易發洪澇災害,尤其三邊等地接近沙漠、氣候干燥,易形成旱災,“雨量很少,四五月間常實感雨水缺乏,谷物不能播種,或種了也不能出……七八月間雨水最多,川地因河水突增,往往成災”［1］92。這種惡劣的氣候極易導致水土流失,“1934年,據陜州水文站所測,陜北各河流每年輸出的土壤為871165200m3。這幾年更多……”［2］92流失的田地面積更是不計其數,令人震驚。水流沖刷、切割地形,使本就平整的地形變得坑坑洼洼、溝壑縱橫,導致農田數量日益減少,田地里有益物質被沖刷帶走,良田被毀,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

對此,為了改善陜甘寧邊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提高生態質量,開展森林保護工作成為一項勢在必行的任務。保護森林對于改善生態環境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森林能夠調節降水量,調節氣候和局部環境,樹木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形成巨大的蒸騰作用,再將水分蒸發到空氣中來,平衡空氣濕度,降低水澇旱災的形成率,其對于氣溫的調節有利于降低晝夜溫差,便利農作物的生長;森林能夠涵養水源、蓄積水分,由于邊區氣候不穩定,夏季時有暴雨,水土流失嚴重,若有一定規模的森林保護,降雨時便可以通過樹冠的截留和地面上枯枝落葉的緩沖避免過多水流沖擊地下,提高地表的抗沖刷能力,從而避免過多的水土流失,形成比較穩定的生態環境;森林能夠有效阻擋各種風力,起到防風固沙的作用,當強風吹過,樹葉和樹干便能抵擋氣流,從而減弱風力、降低風速。森林內眾多樹木盤根錯節、深埋地里,又能起到盤固沙石的作用［3］4。從多個角度來講,在生態環境脆弱的陜甘寧邊區內進行森林保護運動刻不容緩、意義重大,只有擴大森林規模、提高生態質量,才能擴大森林對氣候的調節力和抵抗力,更好地改善邊區生態圈。

(二)大生產運動破壞森林生態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兩萬五千名紅軍戰士在陜北革命根據地落腳扎根。之后陜北革命根據地進一步發展擴大,到1937年邊區政府成立時,人口已達200萬?？谷諔馉帟r期,陜甘寧邊區逐漸成為抗戰“模范”基地,獲得國內外人民的一致認可和稱贊。隨著邊區地位的不斷提高,外來人口也急劇增加,許多接受過國外先進教育思想的年輕人、認可共產黨理念的先進分子前來投奔中國共產黨,各地難民也大批來此。從1937年到1945年,從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逃難至此的難民人數高達266619人……邊區脫產人員數量從1937年的1.4萬人到1941年的7.3萬人,在最盛時期,非生產人口最多達到了10萬人［4］45。

人口數量的劇增必然造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壓力增加。為了解決邊區內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決定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業生產運動,主要內容就是開墾荒地。在大生產運動中,各個機關部門、學校積極響應黨的政策,動員大批群眾加入開荒運動,鼓勵各界人士積極參與。這場運動成效頗佳,“據資料分析,1937年末邊區的耕地面積是826多萬畝,1944年抗戰結束時為1520余萬畝,據建設廳統計,全邊區已耕地1500萬余畝”［5］10-11。尤其在皖南事變之后,黨中央決定實行屯田政策,派駐軍隊前往南泥灣開墾荒地,1944年開墾荒地累計達到26.1萬畝,是1941年初始時期荒地面積的20倍之多［6］332。

總體來看,這場農業大生產運動有利也有弊。從現實問題來看,它切實解決了邊區人民的基本溫飽問題,緩解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后備壓力,幫助邊區度過了發展過程中的艱難時期,為抗日戰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然而,從長遠角度和生態環境方面來看,這場大生產運動使得農業過多地擠占了大自然的發展空間,改變了邊區的自然生態環境,使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生態系統壓力倍增。大面積毀林開荒讓森林的分布更加不均衡,亂砍濫伐使得邊區的水土流失更為嚴重,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注意到這一現象,開始了保護森林的探索。1940年,中共中央針對邊區生態的情況組織了一個森林考察團,進行了一個半月的考察任務,并將結果所得匯編成書。書中頗為痛心地描寫了人們對于森林的破壞力度之深：“在洛河……等地,因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進行著掃蕩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數量的大,而是砍伐的不平均——集中于一點……砍伐的特別殘酷(不留種樹)?！保?］123-127如此雜亂無章的亂砍濫伐,已然侵占了森林的生存面積,導致風沙頻襲人們的生活領域,造成的局部氣候不調更是“助長”了惡劣氣候的“威力”。長此以往,邊區的森林及生態只會變得更加脆弱。

(三)開發利用森林資源需求大

森林是一個較為完備的生態系統,內含豐富的天然資源。據考察,邊區森林中有著松楊、樺樹、橡樹、槐樹等十幾種優良的樹種,富含多種林副業資源。據當時預估,每年可產板材37.7萬立方尺,圓木1560萬根,有用果實1380擔,有用種子690擔,藥材31700擔,獵皮4萬張,造紙原料44.5萬擔,薪炭60.6萬擔等［7］157-158。陜甘寧邊區建立以來,人口不斷增加,林木用途頗多,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對于林木的需求也大大增長。

在日常生活中,林木的主要用途是燒炭和軍民醫藥。陜甘寧邊區冬季寒冷漫長,家家戶戶都需要燒炭取暖,當時延安常住人口中享受生活供給制的“公家人”大約3萬～4萬,“4斤柴可燒1斤炭,延安政府單位全年用炭就達到248萬～331萬斤,要燃燒約莫1250萬～1650萬斤的樹木”［4］326,每年僅是冬季取暖就要消耗2000多立方米的木材。此外,修建窯洞、制作家具、生火做飯,也需要用到木材,光是這幾項用處就足以說明所需林木的數量之多了。再加上正逢戰爭年代,邊區的軍民用藥也消耗頗多。當時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邊區的西藥一直無法供給,為了解決醫療問題,只能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當地的藥材自己制藥。邊區森林內廣泛生產著豐富的藥材,如甘草、地黃、柴胡、車前子、蒼耳、黃芩、杏仁、菖蒲等,為醫藥自給自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光華制藥廠在1939年到1940年初一年多的時間內,利用中藥材制成特效藥品14種,其他藥品60萬包。八路軍制藥廠中藥部從1939年到1942年制成中藥27700磅［8］125-126,為保障邊區軍民的健康做出了極大貢獻。

在工業生產中,林木主要用作原料和燃料。邊區政府成立之后,工廠數量倍增,手工業、私營工業等諸多行業有了充足的發展,對于木材的需求也與日俱增,修建工廠、生產產品等各個環節都需要用到林木。大量生產工具,如镢、鋤、便桶及褸等農業用具和制革廠的夾板、載案、轉槽、火柴廠的火柴盒和木梗、卸桿器、圓鋸機、壓鐵葉工具等,都是用木料制作的［9］125,提煉鹽酸、冶鐵以及軍事用品的制造等也要以林木作為燃料。在國民黨重重的經濟封鎖中,邊區難民紡織廠的酸性染料問題遲遲解決不了。經調查了解,工廠同志用當地一種叫黑格蘭的植物根作為染料代替了外來用品［9］455。

總之,開發林產品對于保障邊區軍民生活、促進邊區生產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邊區生活生產用材需求量大,當時現有的林木數量難以滿足生活用度的需求,因而亟需合理規劃、開發資源,填補林木的需求缺口。

二、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的實踐策略

面對邊區如此脆弱的森林生態系統以及不斷增加的日常林木需求量,森林保護成為一項刻不容緩、亟需推進的工作。邊區政府基于生態保護的考量,實施了制定保護政策、成立林業機構、廣泛發動群眾等措施,推進了較為嚴密切實的森林保護策略,收到較大成效。

(一)制定森林保護政策法規

1940年,樂天宇在《陜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團報告書》中提出了保護森林的八條實施方案,其中包括要收回林權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林業生產、合理規劃、科學管理、進行森林教育等等。這八條方案得到了邊區政府的重視,并在森林保護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實踐應用。

從1937年到1949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森林的相關政策法規,具體如表1所示(1)本表依據：(1)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二編)——農業［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2)武衡主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第1輯［M］.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3.(3)艾紹潤,高海深主編.陜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匯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4)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輯［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表1 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的政策法規

從表1中可以看到,政府對森林保護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政策法規的完備程度也不斷深化。這些政策法規為邊區的森林保護工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為之后的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極具意義的借鑒。然而,由于這一階段戰爭不斷,一些政策法規的實效性受到了限制。

(二)成立機構管理邊區林務

1937年9月,邊區政府成立農業廳。10月,邊區政府建設廳下設農牧科,各分區、縣、鄉政府也分別設立農牧科和林業委員會,分別管理所屬地區內的林務工作。1939年1月,政府發布《陜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條例》,設置了建設廳,下放其計劃監管農林工商事項、交通道路建筑事項、移民新村建設事項等職權,主管實業行政事務。1940年12月,邊區政府成立林務局,隨后頒布了組織規程,規定林務局要加強林業生產與管理工作,主要負責宣傳愛林護林思想、指導所轄各縣林業生產建設等工作。1942年6月,邊區政府將農業局和林務局并入建設廳,設為第一科(也可以稱之為農業科)。1949年2月,政府將原建設廳更名為農業廳,由政府直接領導,一并管理林業的相關事務,包括研究農業相關政策,指導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修建水利設施、管理牲畜繁殖等。1950年1月,中央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下設農林部負責管轄邊區林業事務［4］421。

陜甘寧邊區政府設置專門的林業管理機構,用科學手段組織管理林業事務,足以見得政府對于邊區森林保護的重視,完備的管理機構、專業的林業人才也為邊區林業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為今后進行生態機構設置提供了借鑒。

(三)加大宣傳帶領群眾植樹造林

造林運動是邊區一以貫之的活動,它為邊區的森林保護做出了極大貢獻。政府很早就意識到要進行森林保護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專門的機構,要想使森林保護工作取得實效,必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通過宣傳來帶動群眾共同參與植樹造林,也是森林保護的重要策略之一。

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就已十分重視植樹造林活動。邊區建設廳長劉景范曾呈文主張積極廣泛地發動群眾開展造林運動。這一主張引起政府的積極討論。1938年3月,建設廳發出要“大量培植森林資源”、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帶頭開展植樹造林的通知。這一號召取得了成效,僅1938年,全邊區青少年就植樹約9萬株［3］10。1939年后,建設廳強調要在大生產運動的同時開展全民義務植樹活動。1941年1月,邊區政府公布的《陜甘寧邊區三十年經濟建設計劃》要求實施有計劃的開發與保護,以改善森林分布不均的狀況。為此,政府投資了10萬元,集中力量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森林資源管理活動。1942年,江心發表了《植樹和護林》一文［10］,總結了植樹效率不高的原因,提出要栽“有成果”［10］的樹、要安排專人負責集體所植樹木、群眾要提高護林意識等建設性意見。

(四)合理規劃管理、科學研究

合理進行管理規劃、科學研究是森林保護的前提。為了摸清森林及其資源的基本狀況,邊區政府建設廳多次組織考察團進入林區調查,詳細分析了森林的實際狀況,為之后的林業建設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資料。1940年3月,邊區成立光華農場,派駐了許多農科專業人才進入農場,依托科學技術發展農業科研事業,設立了林業、農藝、園藝畜牧和獸醫四個組保障戰時的農業物資供給,同時,為群眾推廣普及涉及畜牧、農藝、林業、水利等專業的知識。該農場經營取得豐碩的成果,成為邊區乃至以后農業科技發展的典范。1941年初,邊區政府成立林務局,負責邊區森林的生產管理工作。后又設兩個試驗林場和一個苗圃歸其管理。林場成立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并管理好原有森林,第一試驗林場將林區劃分為保護禁伐區、撫育更新區、薪炭供應區,分類管理;第二試驗林場負責研究和實驗山丘地帶營造人工林的技術措施;苗圃則負責培植油松、青岡、山杏、楊、柳,并引進落葉松等樹苗,以滿足邊區生產生活的日常需要。1945年,邊區政府還建了兩個小型森林公園,可同時作觀光旅游、保護林業資源以及豐富群眾生活之用［3］16。

(五)重視教育培養林業人才

陜甘寧邊區的林業教育基地主要有延安自然科學院、邊區農業學校和光華農場。1939年5月,為了提高生產力以應對捉襟見肘的財政經濟困境,邊區政府在南門外杜甫川成立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設立生物系以教學自然科學知識,同時成立生物研究所,開設農業、畜牧學、林業相關的11門課程,開展了耕種方法、植物病蟲害防治、新品種引種等領域的研究試驗,取得了良好的成績［3］18。1939年7月,邊區政府開辦了農業學校,組織部分政府工作人員學習農林相關知識,設農藝、園藝、畜牧三部和邊區農業試驗場,培養一大批工業、農業及商業技術人員,這些教育工作和學校為政府用近代科學開發邊區農林提供了人才儲備。

邊區政府開辦林業教育基地不僅是為了培養農林業經濟建設的相關人才,同時也是為了向群眾傳播普及林業保護的相關知識。政府通過教育科研機構、報刊媒體等傳播機制為邊區進行森林保護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進行的林業教育和林業知識傳播工作,不僅促進了當時森林保護工作的開展,而且為新中國的林業工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和人才保障,可以說,這一時期進行的林業教育事業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三、陜甘寧邊區森林保護的成效及啟示

在當時抗戰背景下對邊區森林進行保護是一項難得而又意義非凡的工作。當時的黨和政府同邊區的人民群眾一起努力,針對森林采取了一系列保護策略。這些措施產生了一些成效,但由于諸多原因限制,這一時期的森林保護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足之處。但作為生態建設的初步探索,陜甘寧邊區的森林保護工作還是存在很多積極成效,對之后及當今時代生態建設有著許多啟示。

(一)邊區森林保護的成效

陜甘寧邊區的森林保護經過幾年的努力,產生了些許成效。一些領導人和部分林業工作者認識到護林的重要性并多次發出號召,邊區也確實在抗戰時期采取了許多行動,例如制定法律法規、設立林務機構、廣泛發動群眾、科學規劃研究等。據統計,1937年植樹300190株,1938年植樹457190株,1939年植樹1390116株,1940年植樹514887株,1942年植樹259772株。從1937年到1942年,邊區政府發動群眾共植樹290余萬株［11］156-157。1943年到1946年,僅陜北張家畔荒灘就共植樹500余萬株［12］11。此外,1941年,林務局還設立了兩個林場和一個苗圃,共計34000余畝［13］128-129,數量可觀。以上舉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每年所植的樹木數量都有所增長,樹木生長狀況也有所好轉。這些成果增強了邊區人民的自信心和抗戰斗志。同時,改善了邊區的生態環境,減輕了風沙、干旱等自然災害帶來的危害,增強了生態系統的抵抗力和穩定性。

然而,由于這段森林保護工作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環境下展開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由于戰爭原因,這一保護工作難以一以貫之、持續開展。1942年,僅設立一年的林業局便被裁撤,相關的林業后續活動被削減。邊區群眾也往往將樹栽好以后便不管不顧,不成系統,難以收效。1940年,政府巡視員發現有人隨意砍樹,問之則答：“管理科的命令叫我們砍,不是我們要砍?！保?］3191942年4月,政府聯合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發出一封關于《禁止拆毀廟宇和砍伐樹木》的布告,其中指責道“近來竟有一部分人,對于舊有廟宇,任意拆毀,對于樹木森林,任意砍伐”［14］23?？梢?在政策落實中也存在盲目求成、形式主義的弊端。且當時邊區政府各單位每年都要伐木燒炭,樹木生長周期長、速度緩慢,趕不上人們日常需求的增長速度,導致盡管人們就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護做了很多工作,森林保有率卻仍急劇下降。由此看來,這一時期森林保護的成效并不理想,以至于在歷史上長期處于被人們忽視甚至遺忘的狀態,總體看來,這一時期對于森林是“破壞大于保護”的。

(二)邊區森林保護的啟示

盡管這一時期對于森林保護的艱難探索收效甚微,但是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生態環境建設的初創階段,對于后續的林業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現實啟示。

其一,樹立正確的生態理念。綠色可持續的生態文明理念是生態建設實踐的指向標。從當時多條有關保護的法規條例中可以看出,已有一部分領導人和行政人員形成了初步的生態文明理念。然而由于歷史原因,當時人們的生態觀念還停留在實用和追求短期快速的階段,缺乏可持續的觀念指引,因而在實際中對于森林保護工作沒有更加長遠的規劃。在當時,普通老百姓為了生計掙扎度日,只能做到盡力而為,不能產生生態保護意識、承擔保護森林的后續工作。這就要求政府在啟發民眾環保意識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今天,我們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理念的系統觀念指引下,加大對群眾愛林護林的教育力度;以“兩山”理論為引領,在全社會范圍內,自上而下形成生態保護的良好氛圍,推動實現生態建設可持續發展,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觀念保障。

其二,廣泛動員群眾參與。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在所有的社會實踐中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箲饡r期的邊區政府積極發動當地的人民群眾參與森林保護的實踐活動。1937年,林務局推出了要求各縣人民栽樹的辦法。1938年,邊區建設廳發出“關于發動黨政軍民工作人員植樹造林的請示報告”,號召政府人員勇做表率并廣泛發動群眾參與。1941年《陜甘寧邊區植樹造林條例》中,政府對“熱心造林而有成績者”進行獎賞鼓勵［15］114?？梢娺厖^政府對于人民群眾的重視程度。在今天,要想獲得生態建設的佳績,仍然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取向,生態為民、生態利民的價值理念。在宣傳教育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全民性、大范圍的生態環?；顒?倡導人們養成綠色環保的生活生產方式,形成全社會環保合力,爭取做到森林保護全民動員、久久為功。

其三,堅持科學的育林方法?？箲饡r期的邊區在森林保護方面一直踐行著科學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在邊區森林保護工作開展的初期,政府就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組織了科學考察團赴林區進行實地考察,收集并整理了第一手翔實的森林信息。在成立林務局時,政府培養并選拔了一批實踐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進行科學規劃、普及林業知識、推廣林業相關的科學技術。1941年,邊區還建設了實驗林場和實驗農場,用于探索更加科學完備的樹木培育技術,解決林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優化技術手段。因而,在今天,我們仍然應承襲當時的科學態度和實踐方法,推動各林業科學機關通力合作;始終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繼續加大對于林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優化對于森林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永續利用,創新林業發展新業態、構建生態建設新格局,用科學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高質量發展。

總之,陜甘寧邊區的森林保護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獨立自主進行的一次頗具成效的活動。面臨艱難處境,黨和邊區政府發動并領導人民進行大生產運動,開發并保護森林資源,與人民共同度過了艱難時期。通過出臺政策法規、設立專門機構、植樹造林、培養專業人才等方式保護森林、改善生態環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但是它作為中國共產黨對森林保護的初步探索和實踐,對今后的生態建設仍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新中國成立以后,許多保護措施也得到了沿用,例如植樹造林活動、綠色發展理念、建立生態森林公園等。正是因為前人在革命奮斗的路上不斷勇于實踐、艱苦奮斗,所以才有當下可以借鑒的寶貴經驗。森林保護永遠在路上,我們應借鑒前人啟示、結合當下實際,才能走出獨具中國特色的生態保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