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的CBPR模式轉向研究

李子君,胡石清

(1.安徽大學 社會與政治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師范學院 電子信息與集成電路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數據顯示,我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平均每戶不足3人,較之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的3.10人,平均每個家庭戶值驟減了0.48人［1］。這一數值的變動,意味著家庭規模繼續小型化趨勢難擋［2］、家庭養老功能減退。隨著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家庭戶規?？s小的境況還將持續［3］,應當引起廣泛重視。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高品質養老需求,優化養老服務體系顯得極為必要。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城鄉社區服務體系建設規劃》［4］(以下簡稱《規劃》)指出,應立足新發展階段,優先發展社區養老等服務,聚焦標準化管理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絡建設,開發養老等網上服務項目應用;強化為民服務功能,推進社區公共設施適老化改造,滿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規范養老等社區服務信用管理體系。同時,《規劃》還提出,應當完善村(居)民自我服務機制,引導村(居)民廣泛參與社區服務。伴隨著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家庭戶規模小型化這一現狀,將在以老年人群為主導的回遷社區之中顯得更為嚴峻。2022年,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5］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居家養老服務成績斐然,但仍在老年人參與、多元主體合作等方面存在短板,應當創新養老服務形式、優化升級養老服務供給和設施布局。本研究聚焦J回遷社區,探討回遷社區在養老服務進程中的短板與模式轉向,以期為優化回遷社區養老服務體系提供支持。

一、回遷社區日益凸顯的養老服務問題

區別于一般城市社區的老年群體,回遷社區中的老年群體呈現出顯著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回遷社區之中的老年人口比重偏高?！捌咂铡睌祿@示,截至2020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達2.6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7%。截至2013年,H市S回遷社區人口已接近4萬,其中老年人口的數量占社區人口的20%［6］。第二,回遷社區家庭的子女多外出務工,家庭條件有限,對于機構養老往往可望不可求,因此,社區養老的訴求較為迫切?；剡w社區中的老年群體受以往生活慣習的影響,與周邊商品房小區中老年群體的生活習性、交往方式存在一定差異。第三,回遷社區中的老年人在生活質量層面的評分比長期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人低?！吨袊青l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8)》顯示,農村失能老人在農村老人群體中的占比為4.3%,城市失能老人在此方面的數據為4%［7］;董寶等［8］認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從評估結果來看要高于農村老人;張敏等［9］對T市城鄉老年群體的生存質量進行多維度評估后得出結論,T市農村老年人生存質量評分低于城市老年人?；剡w社區中老年群體的前身份為農村老人,雖自我照料的能力較強,但自我照料能力突出并不等同于較高的生活質量。

在回遷社區參與式養老訴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回遷社區內部養老服務體系和模式的優化升級顯得尤為必要。目前,學界已有大量文獻對于養老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是關于“醫養結合”模式和“智慧養老”模式的討論。不同于單純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傳統養老服務模式,“醫養結合”模式旨在將老年群體的身體健康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置于顯著地位,為老年群體整合出一系列多元化的養老供給方式,但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服務對象的參與訴求,致使主體參與程度低下。黃佳豪等［10］認為,當下我國的“醫養結合”模式仍舊存在主體參與度不高、管理機制不全面、服務方式亟須完善等困境;鄧大松等［11］認為,服務對象收入水平較低與機構服務收費水平偏高之間的矛盾,導致“醫養結合”供求失衡悖論的出現,即購買服務的數量與“醫養結合”的社會總需求不相稱,前者數量遠低于后者?！爸腔垧B老”模式,大多是利用互聯網等多重信息化手段打造綜合服務平臺,其“智慧性”是否與“以老年人為本”的目的和理念密切貼合,還尚待考證。此外,該模式還面臨著技術難關：一是模式與技術的發展滯后于服務對象日益增長的需求,且在信息技術層面存在著信息安全問題;二是模式覆蓋面窄,受一定條件限制,在部分地區難以推廣［12］。張雷等［13］認為,“智慧養老”模式往往忽視了服務對象精神層面的需求,老年群體在人際交往互動等方面的迫切需要無法被滿足,該模式在多數情況下仍處于一種“孤掌難鳴”的境地。以上模式雖在健康、前沿性層面為老年群體提供了優質的服務方式,但從各方參與和專業化水平來看,其維度略顯單一,可持續性也稍顯薄弱。

針對老年人的相關理論,已在老年社會工作和老年服務領域展開了深入探討,如社會撤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等,但這些理論依然存在不足之處。例如,社會撤離理論認為,隨著老年人身體機能的逐漸衰退,他們希望擺脫生產和競爭的社會期待。然而,這個理論忽略了一個事實：老年人之中還存在著不愿卸下角色的群體,“撤離”并不意味著解脫,這部分老年人對社會參與的期待和個體差異在該理論中被忽略;活動理論主張老年群體以中年人的生活方式進行活動,忽視了老年人身體衰弱的客觀事實,可能會帶來身體損害等消極后果。

二、CBPR(社區參與研究方法)模式的理論框架

社區參與研究方法(community-basedparticipatoryresearch)簡稱CBPR模式,該模式強調充分利用社區內的優勢和資源,在研究過程中打造公平的協作關系,包括權力的賦予和分享、促進合作伙伴之間的學習和能力建設,以此達成共同目標,進而實現合作伙伴間的互惠互利。同時,關注影響問題的多重因素,將周期性和迭代性概念引入其中。在研究的最后階段,向所有合作伙伴傳播研究成果,讓他們參與更廣泛的成果傳播［14］。

筆者對上述CBPR原則進行解讀后歸納為如下三項基本要素：第一,打造一種平等的合作關系;第二,多方合作產生更全面的研究和實踐,合理利用社區內的優勢和資源;第三,注重結果評估及迭代性和可持續性。該模式在推動養老社區老年服務發展進程的具體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CBPR模式框架圖

(一)公平的伙伴關系：突破自上而下的參與正義

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繼承和再發展,自下而上的社區治理模式則是對于群眾路線的生動闡釋。CBPR模式倡導在研究與合作中促成公平、協作、包容的伙伴關系,從而達到善治的目的。社區在CBPR模式的實踐之中相當于一個聯結的紐帶,在該模式中,讓服務對象參與規劃和決策過程是至關重要的基石,使得公平、正義、民主在規劃和決策中得以充分體現,實現雙方關系的平衡與平等,而非“主動”地單向輸出和“被動”地接受決策。

(二)有機的跨界合作：彌合知識性割裂的空白

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合作形式,是由團體共同作出一致的決策,注重制定方案的過程,這種參與形式有利于各方主體對于治理模式的認同［15］。涂爾干［16］在社會分工論的討論中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結合形式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增長體現出的是一個社會的進步。這種依賴度由低向高的轉變以及交流合作密度的提升,使得社會所賦予的任務能夠高效完成,更有利于社會的整合。因此,各領域應緊密合作,激發民眾參與熱情、激活資源配置,以點帶面,塑造穩定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區共同體。

(三)發展的可持續性：評估、傳播與迭代

為確保項目的推進情況和完成效率,評估也是CBPR模式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對于后期“服務模式是否能夠達到傳播推廣的標準”以及“服務模式在整個服務過程是否能夠呈現出可持續的作用”產生極大的影響。如上文所述,CBPR模式將傳播也納入其原則之中,旨在強調模式的長期推進和規模性推廣。迭代性層面,為追求即時效益以及穩固現有成效,我國現有的治理機制大多存在靜態化治理傾向,可持續性和迭代性的治理思路匱乏。以評估促進治理模式的轉變和治理水平的發展,對沖破傳統治理模式、打破桎梏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CBPR模式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架構,將研究和行動結合,讓擁有不同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合作伙伴平等地參與決策,把社區居民與研究人員平等地納入其中,將可持續性、迭代性等反思性舉措納入行動步驟,確保項目的可實施性。

三、回遷社區既有養老服務模式面臨多維困境

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社區,回遷社區在部分屬性上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其老年人口比重遠大于一般商品房小區,老齡化特征明顯。因此,對回遷社區內養老體系模式的升級改造迫在眉睫。

J社區位于合肥B新區啟動區,是B區第一個高層拆遷安置小區。通過在J社區實地調研,筆者了解到,該社區在養老方面與相關專業機構并未達成緊密合作,尚未梳理形成具體的服務方案;老年娛樂活動場所設施簡單;為部分有職業需求的老人安排保安、保潔的崗位;偶爾開展量血壓等公益活動。

(一)服務對象參與孱弱

當今社會倡導參與平等。然而社區方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開規則的制定,忽略了各方的參與度以及公平性問題,業主委員會大多以“旁觀者”的角色參與社區事務。如今,社會上普遍存在一種陳舊觀念,即認為老年人對新興科技并不感興趣,嘗試新事物的意愿較低。因此,在活動開展前,往往不會廣泛通知老人,直到活動已經進行,老人們才意識到活動的存在。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對老年群體的參與熱情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社區方和團隊與老年人溝通困難的情形屢見不鮮,導致互動交流減少,文化娛樂活動的開展頻次有待提升。

(二)多元主體合作不足

在當前的社區治理中,“社區+社會組織”的模式雖然受到歡迎,但其合作關系的緊密程度仍有待加強,尚未形成明確的權責規范體系,組織之間的聯結顯現出較為松散的態勢,資源有效鏈接的能力較弱。例如,J社區周邊設有多所衛生服務站、三甲醫院,高校資源豐富,但該社區與這些資源的鏈接在實務開展過程中尚未明確體現,日常衛生服務工作開展不積極,志愿者資源匱乏;物業管理水平良莠不齊,擅自將公共場地外借或租用、維修及保潔工作開展不及時等現象頻發,活動設施老舊,社區環境和秩序有待進一步改造和提升;外部人員隨意進出,無法保障社區安全;尚未搭建起合作交流的平臺,老年群體的需求之聲在各方之間傳播受阻;出行方面,在各商場、醫院、衛生所之間未開通公交站點,J社區老年人出行不便。妥善處理各方沖突、有效鏈接社區及周邊資源,搭建起多方平等溝通的橋梁,從而創設一個良好的合作環境,是當下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的重要任務。

(三)積極養老價值弱化

J社區開展的活動服務多流于形式,活動質量難以保障,且可持續性孱弱。在老年人參與價值方面,社區組織的活動未能激發他們的熱情;在重塑老年人社會價值方面,社區和各主體未能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潛能和自主性,老年群體的社區支持和生活質量有待提升;項目可持續性孱弱,J社區中的一項活動項目難以獲得長期支持,亟須建立一套服務的長期動態評估機制,進而優化方案模式,推動多元主體養老服務取得高效進展。

四、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的CBPR轉向

回遷社區在開展養老服務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相關回遷社區的養老服務應緊密圍繞其需求展開。在CBPR模式下,社區老年服務以社區為溝通媒介,匯聚各方專業力量,秉持平等、公平的合作原則,有利于順應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的全球戰略。對于我國回遷社區養老服務中存在的不足,CBPR模式提供了有效且極具反思性的模式借鑒,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從被動參與到理性賦權的協同關系轉向

CBPR模式強調合作伙伴之間的共同參與協作,以實現所有合作伙伴間的互惠互利。于當下社區中處于被動參與境地的老年人而言,首先應當鼓勵其參與分析自身處境,從依賴走向自我獨立［17］。自我獨立并非簡單指生理性方面的自主,更多的是精神和思想意識層面的突破,通過“撫心”“扶志”“賦能”,最終達成自我實現的需要。

“撫心”——“園藝療法”療愈身心的應用?；剡w社區中的老人多是前腳剛從插滿秧的泥地中拔出、后腳便邁入了高樓林立的城市社區的失地農民,空間重組之下,治理模式帶來的變革以及鄉土之上建立的熟人社會的轟然倒塌,給“換鞋入戶”的新晉“居民”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為他們保留那一份“鄉土情懷”也不失為折中的治理辦法。利用回遷社區中的閑置土地,為尚有勞動力和活動意愿的老人設置一塊療愈賦能的園藝區,產出成果可為己享用,使他們重溫收獲的喜悅,也可通過社區進行售賣并獲取收益。和一般的單向性幫扶和輸出相比,這種雙向互動能給老年人帶來更加積極的生活狀態,重新建立起社會互動系統。

“扶志”——打造社區“領頭雁”群體。老年人自身便是巨大的資源,充分發揮退休老黨員干部、退役軍人的作用,實現以老助老,樹立助老服務典型,以老帶新,利用回遷社區的特殊性打造獨具特色的“領頭雁”群體。J社區中老黨員人數眾多,但過去并未將該優勢發揮出其應有之義。專業社工通過開展個案、小組工作來關注退役老兵的物質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搭建起老兵交流互動的平臺,并鼓勵退役老兵參與社區治理,發揮退役軍人的榜樣作用。

“賦能”——數字賦能幫助提升建立社交網絡的自信心和能力?？善刚埦☉蚯幕睦夏耆俗鳛榕d趣老師,開啟線上直播表演,打造社區“銀發e族”。掌握數字技術,能讓老年人及其親友、社區緊密關注其健康狀況,迅速作出應對。面對紛繁復雜的電子設備功能,老年群體亦會產生焦慮情緒［18］。已有研究表明,這種焦慮可以通過小組培訓中的經驗積累來克服［19］。開設老年網民培訓班、智能手機興趣小組,縮小數字媒體技術方面的鴻溝,促進老年人個人價值的實現。

(二)從“弱合作關系”到“多元主體有效協同”的共同體轉向

回遷社區的治理與多元主體的深度融合參與密不可分［20］。近年來,黨建在引領基層社區高質量發展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關鍵是要堅持黨建引領社區治理創新。面臨“社區方+社會組織”的“弱合作關系”困境,黨建引領是當前回遷社區治理落到實處、聯結各主體的最優解。

以黨組織為紐帶,合力打造價值、資源、利益共同體。通過黨建引領,樹立價值共同體理念,響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內涵。明確增進民生福祉的基本導向,達成健康養老的共同追求。如今,老年群體的文化修養和生活品質日益攀升,社區老年服務亟待升級換代,服務內容和重心亦應順應潮流,推陳出新。在社區方與各社會組織合作的過程中,引入專業化社會組織團體,使得雙方的合作能夠從“弱合作關系”轉變為“強合作關系”,以此提升社區治理的即時成效。打造資源共同體,與三甲醫院、社區衛生站簽署合作協議,定期于社區坐診、為6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的老人上門開展免費體檢服務,著力解決老人“零距離”就醫需求,實現“小病不出社區”的美好愿景。搭建協商共治平臺,合力形成利益共同體,定期召開聯席會,向所有合作伙伴共享研究成果,形成螺旋式上升的養老服務升級態勢。

(三)從消極養老到積極養老的價值轉向

摒除對老年群體的消極觀念,落實科技成果人人共享理念?；剡w社區中的老年人對文化素質水平提升的需求日益高漲,然而,人們總是習慣于將老年群體同孤獨、學習能力弱聯系在一起。CNNIC發布的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1］指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網民規模達1.19億,超過半數的老年人能夠獨立進行健康碼的使用、生活物品的購買。這表明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使用數字技術的能力和需求。2021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互聯網網站適老化通用設計規范》［22］指出,需要政府、企業等多方共同努力進行科學的適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體對新媒體的悅納程度。例如,建立互聯網適老安全篩查機制,定期開展反詐宣傳教育,使老年群體擁有健康的網絡社交環境。

社區居委會和回遷社區“領頭雁”牽頭打造協商共治平臺,針對開發商和物業管理部門推諉搪塞居民維權訴求的情況,為各方提供周期性的專業法律援助,以期化解矛盾,實現和諧共處;落地低收入老年群體共富工作室,為低收入老人提供就業支持,提升項目的可持續性;提供文藝、手工等課程,將老人制作的成品與相關部門鏈接,參與展品巡演或對接到公益市集,推動老年群體不斷實現自我價值;協商落實回遷社區適老化改造,包括公交車站選點等公共空間的環境優化。參與養老服務過程的主客體乃至全體社會成員,都應當認識到老年期也是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環,同樣擁有社會參與、就業休閑以及經濟保障等諸多方面的需要。

鏈接資源建立病情庫。積極養老的價值轉向,還應當體現在對老年群體健康的關注和維護上,一些病癥在老年人群體中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以認知癥為例,我國目前是全球認知癥老人數量最多的國家,年齡是認知癥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將專業照護法引入認知癥的預防和照護,從居住環境、思維邏輯訓練等方面著手開展實踐與研究,形成一套可持續發展的照護體系;針對空巢、獨居等老年群體,與醫院共建個人病情庫,針對老年人身體狀況與老年人照護者等相關方保持緊密聯絡;為志愿者進行醫療實務培訓,助力團隊養老服務長盛不衰。

評估依據量化,推進模式可持續。CBPR模式強調合作式研究的迭代性和可持續性。各方協商制定回遷社區的養老服務方案時,應明晰評估指標,保證項目的可持續推進。專業領域學者應針對各方行動進行分析研究,確保目標的可行性和可推廣性,并給予優化改進意見;委托專業第三方進行科學、公正的評估分析,持續優化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的品質與模式,鑄就穩固可靠的養老支持體系。

五、結語

我國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發展勢頭強勁。然而,在追求速度的同時,也應注重質量的提升。J社區在社區養老服務中面臨的參與、合作和價值維度的困境,正是許多回遷社區當前或未來所要面臨的挑戰。本研究探討的回遷社區養老服務的CBPR模式轉向,對于具有相似困境的社區有一定程度的借鑒意義?！盎剡w社區養老服務”雖為養老服務領域的一個部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共性寓于個性之中,亦可從中窺見整個養老服務領域存在的危機,以展開進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