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懷寧縣水災問題探析

汪德華

(淮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懷寧縣地處江淮之間,位于大別山南麓前沿與皖江平原之間的接壤地帶。境內歷史悠久,人文氣息濃厚,一直是傳統社會中重要的產茶與產糧區域。但是由于當地自然條件復雜,水災頻發,長期以來給懷寧百姓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學界近幾十年來對歷史時期的水災研究成果頗多,就安徽省內而言,相關學術成果主要集中于淮河流域和皖江流域,較具代表性的有徐國利的《清代中葉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災害及其危害》［1］、王艷紅的博士論文《明清皖江流域鄉村水旱災害及應對研究》［2］等。而施玉玲的碩士論文《清代皖河流域洪澇災害研究》［3］雖然涉及清代懷寧縣水災的一些內容,但是存在著災害統計方法不科學、使用史料不全面、研究內容不深入等不足之處?？傮w而言,學界對歷史時期懷寧縣水災研究雖有局部涉及,但并沒有專門個案研究成果出現。鑒于此,筆者根據相關文獻史料記載,擬對清代懷寧縣水災的概況、特征、影響及社會應對進行探討。

一、清代懷寧縣水災概況

自古以來,懷寧縣內水利條件優越,不僅有皖水、長河穿境而過,而且河流密布、湖泊眾多,這些水系為境內的農業生產提供了重要的灌溉保障。而群山疊翠和丘陵平原等多樣的地形,使之形成了茶業、林業、種植業、漁業等多樣化的農業發展格局,并長期成為安徽省重要的糧食產區之一。但是水災一直困擾著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王艷紅就認為皖江流域是清代水災嚴重頻發的地區之一［2］78,而懷寧縣正處于皖江流域北岸,水災的發生頻率亦高,筆者根據相關史料記載,統計清代懷寧縣典型水災概況,如表1(1)表1所列史料記載參見：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主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以及參見康熙《懷寧縣志》、康熙《安慶府志》、道光《懷寧縣志》、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民國《懷寧縣志》等版本中的“祥異志”章節內容。表1所列清代懷寧縣水災僅為典型代表水災次數,而非實際發生水災次數。所示。

表1 清代懷寧縣典型水災概況統計表

從表1可見,盡管相關文獻對水災發生的年份及災情描述記載僅寥寥數語,但依然不難看出水災爆發的頻繁與嚴重程度,加之懷寧縣在地形多樣及氣候復雜等自然特征的綜合作用下,極易引發大量的水災,所以歷史上該地水災實際發生的次數及嚴重程度遠不止于此。在傳統社會中,農業收成既是百姓賴以生存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面對頻發且嚴重的水災,懷寧官民的應對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大量農作物受災嚴重,成片農田盡遭漫淹,最終造成五谷產量大幅銳減,百姓家庭收成難以為繼,生存危機日益嚴重,直接影響國家稅收與政權統治的穩定。例如發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水災,不僅造成懷寧縣內澇形勢嚴峻,淹沒了大量房屋及農田禾苗,導致了大量群眾傷亡;同時,還引發了大范圍的山體滑坡及泥石流,城垣、監墻、倉廒、民房等大量官民基礎設施悉數被毀,嚴重影響了當地百姓的生活及社會生產。

二、清代懷寧縣水災的特征

清代懷寧縣水災表現出明顯的年份不均特征。通過整理表1及相關文獻記載,可知順治年間發生次數為2次,占比0.74%;康熙年間發生次數為3次,占比1.12%;雍正年間發生次數為1次,占比0.37%;乾隆年間發生次數為48次,占比17.91%;嘉慶年間發生次數為24次,占比8.95%;道光年間發生次數為90次,占比33.58%;咸豐年間發生次數為1次,占比0.37%;同治年間發生次數為16次,占比5.92%;光緒年間發生次數為77次,占比28.8%;宣統年間發生次數為6次,占比2.24%。由此可知,清代懷寧縣水災多發期為乾隆、嘉慶、道光及光緒四朝,其中乾隆朝水災次數占清代總次數的17.91%,嘉慶朝水災次數占清代總數的8.95%,道光朝水災次數占清代總數的33.58%,光緒朝水災次數占清代總數的28.8%。再結合清代各皇帝的在位時間長短,與相對應各皇帝在位期間所發生水災次數之比,折合成災害發生的年次情況,如表2(2)表2至表6中涉及數據統計的部分,其數據統計均以清代懷寧縣水災實際發生次數為基準計算,具體數據來源參見：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主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安徽水災備忘錄》,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安徽省水利志編纂委員會：《安徽省水利志?水文志》,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以及參見康熙《懷寧縣志》、康熙《安慶府志》、道光《懷寧縣志》、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民國《懷寧縣志》等版本中的“祥異志”章節內容。文中所提及的“皖江”,特指長江(安徽段)。所示?？芍拦饽觊g發生頻率最高,為0.34年/次;其次是光緒年間0.44年/次、宣統年間0.5年/次、同治年間0.81年/次;再次是嘉慶年間1.04年/次、乾隆年間1.25年/次;順治、咸豐及雍正年間相似,分別為9年/次、11年/次和13年/次;康熙年間發生頻率最低,為20.34年/次。

表2 清代懷寧縣水災年份特征分布表

清代懷寧縣水災表現出明顯的季節性特征。據表2統計可見,清代懷寧縣水災發生次數共計268次,發生在夏秋兩季的水災次數高達224次,占比83.58%。其中夏季水災發生次數為161次,占比60.07%;秋季水災發生次數為63次,占比23.51%。而春冬兩季水災發生次數僅為44次,占比16.42%。其中春季水災發生次數僅為40次,占比14.93%;冬季水災發生次數僅為4次,占比1.49%。由此可見,清代懷寧縣水災集中發生在夏秋兩季,春季次之,冬季最少。結合表2統計數據,現列清代懷寧縣水災季節特征分布表,如表3所示。

表3 清代懷寧縣水災季節特征分布表

清代懷寧縣水災具有種類多樣性特征,如表4所示。具體表現如下：其一,以“淫雨連綿”為典型代表的水災。這類水災多發于春夏之交,降水量不大,但持續周期長,會導致低洼地帶的農田作物盡遭淹漫,農業生產也會遭受到部分損失。其二,以“大雨與內澇”為典型代表的水災。這類水災多發于夏秋之際,降水量較大,持續周期較長,不僅會造成低洼地帶的內澇情形,也會淹沒大量農田房舍,甚至還會造成堤壩沖決、淹斃人口的嚴重局面。其三,以“蛟洪蛟水”為典型代表的水災。同樣多發于夏秋之際,降水量極大,但持續周期較短,因其水流湍急之快、破壞性之強緣故,其過境之時不僅攜帶大量泥沙碎石碾壓禾苗,致使農田作物損毀無數,而且大量廬舍谷倉亦沖毀殆盡,人畜淹斃現象比比皆是。其四,以“客水過境”為典型代表的水災。這類水災多發于春夏秋三季,降水量大,持續周期長,其形成或因懷寧縣上游諸水系遭受到強降雨而排泄不及下注漫灌縣城所致,或因懷寧縣上下游諸水系同時遭受到強降雨而排泄不及進而倒灌縣城所致。其發生對農田作物、官民設施及百姓生存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表4 清代懷寧縣水災種類表

清代懷寧縣水災還具有伴隨繼發性和群發周期性特征。因懷寧縣境內地形復雜多樣,既有群山疊翠也有丘陵平原,所以當地水災爆發之際,具有明顯的伴隨繼發性特征。例如“淫雨連綿”等常規天氣降水量本就不大,對百姓生活生產的破壞性也微乎其微,但這樣的天氣一旦出現在平原低洼地帶,加之持續周期較長,極易形成內澇情形并引發另一種水災現象的出現,其破壞力也會逐漸增強。而在峰巒疊嶂之地,如果爆發“大雨”“客水過境”等降水量較大且持續周期較長的水災,不僅會造成嚴重的山體滑坡,更會引發大范圍泥石流和蛟洪等其他水災現象的發生,嚴重危害當地百姓的生存環境和社會生產。

同樣,從群發周期性特征來看,懷寧縣在整個清代集中發生時期的水災次數高達80次,約占清代懷寧縣水災總數的近三分之一;而從水災集中發生時期占比方面統計,亦可以看出集中發生時期的水災頻率要高于清代其余零散發生時期的水災頻率。特別是在集中發生時期的80次水災之中,竟有65次水災處于連年發生狀態,其群發周期性占比高達81.25%。另據相關文獻統計［4］20,可知清代水災集中發生時期為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及宣統各朝,除了受長期咸同戰事影響,官府統計的咸豐及同治兩朝水災記錄大部分散佚以外,其余各朝與表2得出的結論基本較為一致。顯然,清代懷寧縣水災具有典型的群發周期性特點,如表5所示。

表5 清代懷寧縣水災集中發生時期和連續發生年數統計表

清代懷寧縣水災具有災情差異性特征。依據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5］以及張丕遠的《中國歷史氣候變化》［6］等著作中對歷史時期災情判定等級標準的方法,筆者擬將清代懷寧縣水災災情程度依次劃分為輕度、中度及重度級別。首先,輕度水災破壞性很小,只是造成低洼地帶的農作物淹沒,不會直接威脅百姓的居住環境和生命安全,一旦水災消退,當地官民便能立即恢復社會生產。嘉慶年間安徽巡撫董教增上書奏折中就曾說道：“懷寧等州縣不過因雨水稍多……尚無傷損人口,情形較輕,如晴霽旬日,積水消涸,尚可補種晚禾雜糧?！保?］575其次,中度水災破壞性較大且持續周期較長,不僅會淹沒低洼地帶的農作物,也會沖毀大量的房舍谷倉,百姓的居住環境深受影響,但生命安全不會受到威脅,災害之后官民恢復社會生產的周期較長。乾隆年間安徽按察使陳輝祖上書奏折中也有相關事例記載：“懷寧諸縣臨江濱湖向有民間修筑圩埂,圍護田廬地畝,據各該府州稟報,俱被水漫淹,房屋亦多坍塌……人口幸無淹斃?！保?］414相比之下,重度水災破壞性最大,持續周期最長,不僅淹沒萬頃良田稼禾,還沖毀大量官民設施,甚至淹斃多半人口,造成受災群眾數以萬計,農業收成嚴重歉收,百姓居住環境和生命安全均受到嚴重威脅,當地官府也無力救災,不得不上書申請蠲賑,救濟百姓。光緒年間,安徽巡撫裕祿在奏折中就曾明確記錄了懷寧縣遭受重度水災后的相關受災人數統計：“蛟洪所過之地,沙石彌望,廬舍既蕩然無存,田疇亦壓荒殆盡,查明被水災區……懷寧石牌鎮二十六保,四萬二千余人?！保?］993這充分說明了重度水災極易造成大范圍農業損失和人員傷亡的嚴重局面。據此,可列清代懷寧縣水災災情等級表,如表6所示。

表6 清代懷寧縣水災災情等級表

三、清代懷寧縣水災的社會影響

清代懷寧縣水災的季節多發性、種類多樣性以及嚴重破壞性的典型特征,對當地的農業生產、官民設施、百姓生存及社會秩序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農業生產不僅是懷寧百姓的生存之道,更是清代統治階層的立國之本。清代懷寧縣糧食作物以雙季稻為主,在《欽定授時通考》中就有相關種植記載：“懷寧田有宜早稻者,秋前收,仍種晚禾?！保?］而該縣經濟作物則以棉花為代表,對此民國《懷寧縣志》也有詳細描述：“木棉其花性柔溫暖織布最良……聚于懷寧石牌鎮?！保?］109無論是稻米還是棉花,皆在春季播種、夏秋收獲,而夏秋兩季恰恰又是懷寧縣水災的多發季節,這對當地農業生產的影響極為深遠。例如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季,懷寧縣就曾被“大水淹沒田廬”［8］708,農業生產嚴重歉收,大量百姓僅靠官府賑糧而存活。不僅如此,在重大水災發生之際,還會引發多種次生災害,給當地農業生產的恢復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比如蛟洪過境之時攜帶大量泥沙碎石碾壓禾苗,農田皆會出現“猝被水淹沙壓”［4］1186的嚴重現象。當大雨等水災退卻之后,殘留在低洼地帶的積水難以消涸,更會造成“既涸補種之洼田,復被水淹。雖勉力疏泄……亦難補種晚禾”［4］403困難局面的出現。

清代懷寧縣官府設施布局齊全、職能完備,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清政府在地方上行使統治權力的需求。但在其遭遇災害或戰亂毀壞之際,從當地方志之中可以發現大量重修地方官署的事例記載,甚至還有清政府批設專項修繕資金用于日常運作與管理的詳細描述,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官府設施的存在對于清政府加強地方統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因如此,官府設施的選材與建造向來十分精細,加之歷代以來數任官員的鼎力修繕,使其在面對輕、中度水災之時能夠具備一定的抗災能力,這在清代懷寧方志記載中就有具體表現。但在重大水災爆發之際,由于水災形勢嚴峻,懷寧城垣、公署、衙署等官府設施悉數被淹,毀壞現象十分嚴重。例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發生在懷寧縣的嚴重水災,就出現了“城廂衙署、倉廒監獄、官倉城垣多有淹漫沖塌”［4］886的慘烈景象。民房設施雖然分布最為廣泛,但因當地百姓多以務農為主,家庭收入極其微薄,其房屋住處只能以茅草、泥土等粗糙選材搭建而成,加之多數百姓又無富余財力時常修繕,所以民房設施在遭遇淫雨連綿等常規天氣時,坍塌情況就較為嚴重,其抗災能力顯得十分脆弱。面對來勢洶洶的重大水災時,當地民房設施幾乎沖毀殆盡,百姓流離失所現象更是比比皆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季,懷寧縣就遭遇了特大水災,不僅全縣堤壩沖決,還造成民房設施全部被淹,迫使大量災民“濟渡高阜搭棚棲止”［4］886,受災現象極其嚴重。

各類水災的頻發,不僅造成農業生產嚴重歉收或絕收,更會不同程度地毀壞城內外大量商鋪及民房,大大加劇了當地百姓的生存危機,影響著社會秩序的穩定。雖然清代懷寧縣有些年份能夠秋季豐收,但因淫雨連綿的天氣造成雨水過多,其收成也只是“未免歉薄,且均系積歉之區”［4］625,勉強維持全縣官民口糧之用。而一旦發生周期較長的重大水災,不僅會使得農業收成顆粒無收,還會造成大量儲備官糧損失殆盡,引發嚴重的糧食危機,加之一些不法商人不顧社會危難之際,趁火打劫囤積居奇,借機哄抬糧價,更是造成社會頻頻出現“大饑,米石錢五千”［8］706等駭人聽聞的局面。面對高昂的糧價,災民無力購買,生活處境雪上加霜,生存危機日益嚴重。為了擺脫饑餓困境,他們紛紛選擇“食野菜樹皮”［9］、吃觀音土、售食人肉等艱難方式來獲得生機,甚至還有部分災民選擇賣兒鬻女和搶米奪糧等極端行為求得自身生存。在林丙鸞的《亥子嘆》一詩中就曾寫道：“僵尸無親收,草卷委堤岸。賣兒三百錢,番舶作奴喚……賣妻一斛米,他家待翠慢?！保?0］生動形象地說明了災害發生迫使百姓賣兒鬻女,造成骨肉分離的巨大傷害。同樣,災民搶米奪糧的行為也直接擾亂了地方官府的統治秩序。正如魏禧叔曾言：“貧民一迫饑饉,則勢必亂,初然搶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嘯聚為賊?！保?1］宣統年間發生的特大水災,就引發了多起災民搶米奪糧的暴動事例,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秩序的穩定。

四、清代懷寧縣水災的社會應對

面對頻發且嚴重的水災,上至清政府,下至地方官府及士紳百姓,紛紛采取有力舉措進行抗災救災,并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災害應急管理體系。

興建水利、疏浚河道以及修固堤壩是清政府所采取的常見抗災舉措。水利設施不僅是農業生產的必要灌溉保障,也是蓄洪泄洪能力的重要調節手段,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業經濟的發展,深受封建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乾隆皇帝就曾認為“興水利,乃地方第一”［12］。因此,在清代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大量水利設施在懷寧縣內陸續興建。據不完全統計,僅境內的大豐鄉一處就有塥、堰、圩等不同規模的水利設施10座以上,其余各鄉水利設施的興建數量更是不計其數［8］102。與此同時,水災的頻發不僅會攜帶大量的泥沙碎石,還會阻塞河道暢通并影響水利泄洪能力,更會給當地的農業生產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對此,清政府也積極采取有力舉措,及時撥發銀兩并派遣官員來疏浚河道。例如乾隆年間,懷寧縣附近的入江水道就因長期水災而發生堵塞現象,航運受阻十分嚴重,清廷聽聞后便立即委派巡撫官員裴宗錫開工建設漳葭港以浚懷寧,并“撥2萬兩息銀作浚河之費,同時筑堤堰;復于新河口截流筑壩……以禁外水淹入,使內水分泄”［13］,取得了良好的疏浚治水效果。此外,鑒于懷寧境內分布著大量的灘涂圩田,為了保護圩田里的農作物健康生長,清廷下旨督令縣官“每年于農隙之時親詣查驗,遇有坍塌,隨令有田之家修筑堅固,以防不測”［14］,于是修固堤壩成了清廷每年督促官員巡查水利的重要內容。比如光緒年間懷寧縣就曾遭遇重大水災,地方官員吳元炳在收到清廷下撥的賑濟災銀后,便立即“查明戶口分別散放,并將圩堤修筑完竣”［4］1025,及時有效地修復了損毀嚴重的圩堤,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當地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

在一些水災爆發之際,清代地方官府不僅是抗洪救災的主力軍,更是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有力維護者。面對輕微水災,地方官府往往采取疏堵并用與加固堤壩相結合的方式應對。例如道光年間,時任安徽巡撫色卜星額就率領官兵運用上述方法成功解決了境內部分圩堤潰爛決口問題,其在奏折中也表明了“漫口尚可設法堵筑,相機宣泄”［4］824的積極抗災態度。中度水災來臨之時,救災形勢已然嚴峻,甚至部分圩堤存在著隨時決口的可能,但當地官員仍然舍生忘死地組織抗洪搶險任務,并飭令大小縣吏“督率人夫,設法搶修,實力保護”［4］1176,盡可能地減少災害損失,保全百姓生命財產安全。面對嚴重水災而無力救濟的困境,地方官員則采取轉移群眾、緩征糧稅、設置義倉、申請蠲賑等多種有效方式予以積極應對。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夏季發生在懷寧縣的重大水災,只是造成“田廬被淹,尚未淹斃人口”［4］872,這充分說明了轉移群眾的救災舉措施行得當。而嘉慶年間安徽巡撫董教增在懷寧縣水災造成農業嚴重歉收之際,便積極上書奏請清廷“將本年應征新舊錢漕等項,概予緩征,并將被水較重之懷寧等州縣乏食窮黎,分別賞給口糧”［4］577,正是這次緩征糧稅之舉救活了不下數以萬計的災民。不僅如此,一些當地官員還充分認識到義倉濟民的重要性,積極倡導廣建義倉,努力救濟更多百姓。災情過后,農業生產百廢待興,地方官府也會及時奏陳申請蠲賑,光緒年間安徽巡撫裕祿就在其奏折中明確記錄了請旨蠲賑事件：“查明被水災區,懷寧石牌鎮二十六保,四萬二千余人……應放賑恤一月口糧,均經放竣?！保?］993此外,當地官府還通過大力招徠流民、播發稻種與耕牛等不同有效方式,來降低災情,恢復社會生產。

除了上述清代官方抗洪救災的有效舉措之外,懷寧縣士紳百姓也總結出一些自我救災的豐富經驗。晚清時期,各類自然災害與戰亂此起彼伏,加之對外戰爭的大額賠款,使得清廷各級官府的財政收入十分緊絀,大量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而面對嚴重水災的屢屢發生,當地士紳百姓紛紛捐資募款,自發興修水利積極應對,安徽巡撫董教增奏陳中就曾言：“該縣塘堰土壩,保衛八堰田廬,向來偶被沖刷塌損,歷系圩民自行修筑?！保?］576民國《懷寧縣志》也說道：“永豐護城圩在淥水鄉……道光年間邑人楊良佐和方永祥等創筑自新河口至牛巷口?！保?］104正是這些具有穩固抗災能力的民間圩堤,多次抵御了水災的頻繁破壞,有力地保護了地方農業生產。不僅如此,當地一些樂善好施且薄有資產的士紳宗族也積極投身于民間賑濟實踐。例如國學生陳梁在大饑之年,同其弟陳清玉“買米平賑并以鹽水煮豆日一鍾食,饑者活人無數,家人化其忠厚”［8］480;而士紳黃大璋更是在災年多次“出谷米數百石,賑救鄉鄰,所全活者甚眾”［8］480。有關此類事例的記載在懷寧方志之中不勝枚舉,可見士紳宗族已經成為民間救濟的重要力量。此外,還有諸如育嬰堂、廣善堂等不同類型的民間賑濟機構的陸續設立,也有效加強了清代官民抗洪救災的應急力量,對社會秩序的恢復與重建起到積極作用。

五、結語

清代懷寧縣水災的頻發,表現出年份、季節、種類、伴隨繼發、群發周期及災情差異等多樣化特征,嚴重危害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和百姓生活。面對不同程度的災情,清代中央積極采取興建水利、疏浚河道及修固堤壩等有效方式進行抗洪救災;地方官府則通過轉移群眾、緩征糧稅、設置義倉和申請蠲賑等多種有力舉措參與賑濟重建,努力減輕災情;而士紳百姓以自建水利、買米捐糧及設立賑濟機構等重要途徑,響應社會抗災救災。地方官府與百姓的互動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強抗災力量,對抵御災害、減輕農業損失、保全百姓財產及重建社會秩序起到重大作用。雖然不能完全消除嚴重水災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在號召廣大百姓參與保衛家園、增強心理慰藉方面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