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直隸作家時空分布與文學景觀考述

程莉萍

(黃山學院 文學院,安徽 黃山 245041)

明代北直隸,是京師所在地,領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8府,延慶、保安2隸州,共17散州,116縣,相當于今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分地區以及河南、山東小部分地區,這些地域在戰國時大多為燕趙封地,它們共同構成燕趙文化圈。燕趙文化發展至明代,伴隨著深厚的歷史積淀而共同生長的是其新的地域文化個性,在這樣一個由時代、地域所共同決定的文化背景下賡續并發展著的明代北直隸文學,呈現出獨特的地域文學風貌。

一、明代北直隸作家時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前人對明代北直隸作家作品曾有過專門整理,但總體來說,為數不多,涵蓋面不廣。如清代王崇簡《畿輔明詩》十二卷是一部專注于明代北直隸的地方詩文總集,收錄明洪武至崇禎270年間124位詩人的940余首詩作。清代梅成棟《津門詩鈔》三十卷錄元明清時期滄州、青縣、南皮、鹽山等地詩人443人,但絕大部分為清代詩人,明代僅收錄30人的51首詩作。清代王國均等編纂的《滄州明詩鈔》也僅是收錄滄州一地的詩人詩作。另有清代楊方晃《磁人詩》十卷作為明清時期的北直隸地方詩文總集,但僅就明代而言,《磁人詩》不能算作北直隸的詩文總集,因該集僅收錄磁州一地自唐至清康熙間詩人詩作,而磁州在明代屬河南彰德府,不屬于北直隸。一直以來,圍繞明代北直隸作家群及作家現存作品(集)而開展的相關研究也不多。為此,筆者以明代北直隸各地方志為基礎,通過對《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中國叢書綜錄》及續編、《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紀事》《四庫全書》(系列五種)、《畿輔叢書》等多種文獻資料的檢索,對明代北直隸作家進行了盡可能全面的梳理鉤沉,整理撰寫了《明代北直隸作家著述一覽》［1］223-241以及《明代北直隸作家小傳》［1］242-272,統計出明一代北直隸作家499位,存留詩文集70余種。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作家是指方志、文獻中著錄的留下文學作品的歷史人物,“北直隸作家”指北直隸本土作家,不含宦居或寓居者。

(一)明代北直隸作家歷時性概述

根據明代北直隸作家及文學發展實際,將明代北直隸作家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進行概述。四個時期分別是：洪武至宣德時期,計68年,為沉寂期;正統至弘治時期,計71年,為初興期;正德至嘉靖、隆慶時期,計67年,為發展期;萬歷至崇禎時期,計73年,為高峰期。

統計出的499名北直隸作家中,有414人可考其大致生活時期,依照上述四段分期法,將414名作家歸入歷時性分布圖,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北直隸作家數歷時統計表

從時間分布上來看,終明一代,北直隸作家數呈現出遞增趨勢,不過,洪武至宣德時期,北直隸作家寥寥,嘉、萬之際乃是北直隸文學發展的繁榮期。

洪武初至宣德年間是明代北直隸作家的沉寂期。宋訥、李延興等由元入明的作家構成了該階段的創作主體。朱元璋在政治上的高壓鉗制了文化發展的生機,北直隸為京畿之地,文化管控更甚于其它地區,這一時期的零星文人不足以構成北直隸的文學景觀。

正統至弘治年間是北直隸文壇的初興期。岳正以風格峭勁之文、王越以豪邁雄渾之詩重塑燕趙清剛勁健之氣,茶陵弟子石珤以渾雅勁健之詩高舉詩文復古之旗,馬中錫以其橫逸奇崛之文以及寓意深刻的寓言體小說在明代文壇占據一席之地,“瀛洲才子”孫緒則另辟蹊徑,其文學評論大多頗有見地。又有稍晚些的張詩、頓銳等人均以豪氣入詩,凸顯燕趙遺風。

正德至嘉靖、隆慶年間是北直隸作家創作的發展期。當然,即使處于發展期的詩文作者,或是散曲家、傳奇作者,都不能和前代后世甚至同時期的一流大家相媲美,該階段作家以二三流作家居多。此時的明代詩壇,公安派、竟陵派崛起,復古之風漸息,然而北直隸作家卻不蹈時趨,詩文創作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諸如盧楠、宋登春等作家,其人個性鮮明,頗有燕趙豪士之風,文學作品亦充滿了獨立的自我意識;以氣格著稱的楊繼盛用“鐵肩擔道義”的慷慨激昂毅然擔起了“辣手著文章”的重任;蘇志皋以想象豐富、縱橫恣肆的詩歌創作追求復古之調;以邊才自負的尹耕,在報國無門的境況之下,將一腔熱血轉化為激蕩的情感,發而為詩,沉雄慷慨。

萬歷至崇禎時期北直隸最為動蕩,作家也最多。以趙南星、孫承宗為代表的作家繼承杜甫詩歌關注現實和民生的傳統,在詩歌中展示明末的動亂和時艱。尤其是明季江山鼎革之時,北直隸又一次飄搖于戰火之中,融合著民族存亡的憂患意識成為北直隸作家文化心態的最主要特征。此階段的作家,如鹿善繼、范景文、申佳胤等人,用血淚與詩文描繪了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和歷史中的北直隸士子群像。

(二)明代北直隸作家地域性概述

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發生,不僅有其特定的時間場,而且也有其特定的空間場,運用數據統計的方法對不同地理空間產生的特定文學現象進行定量分析,有助于人們更加直觀地看清這一文學現象發展變化的軌跡。

從文學地理來考察北直隸作家分布,由于不同府縣經濟文化發展等方面的差異,明代北直隸本土作家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的特征,具體詳見表2～3。

表2 明代北直隸作家的地理分布(按府)統計

表3 明代北直隸各府作家的地理分布(按州縣)統計

通過表2～3,大致可以看清以下幾個問題：

1.各府作家絕對數量存在差別。八府中,順天府作家人數最多,其次是河間府。保定府、真定府、廣平府、大名府較為均衡,蓋因四府地域、人口較為均等。而順德府和永平府相對地狹人稀,對作家數有影響。

2.各府作家數量最多的大部分在其治所。順天府的大興、宛平,保定府的清苑,真定府的真定,順德府的邢臺,廣平府的永年,大名府的大名等,作家數量都較本府其他地區多。

3.若以作家與區域占地面積密度為單位進行考察,作家的分布中心并不是明代政治中心所在地順天府,而依次是廣平府、大名府、河間府。從表1可以看出,三府作家214人,占全部作家的42.9%。尤其是廣平府,其所轄州縣僅為順天府的三分之一,但作家分布密度卻超過其他各府。

4.具體到各府中,縣域之間的作家數相差較大。以順天府為例,作家數量最多為宛平,有作家18人,其次為固安13人,大興11人,而香河縣、武清縣、大城縣、保定縣、懷柔縣、密云縣、遵化縣竟無一人。再如河間府,滄州縣作家達20人,而興濟縣、景州縣為0。相對而言,永平府因為作家總數少,反而呈現出總體的平衡,最多的灤州有9人,最少的遷安也有1人。

保安和隆慶兩直隸州總體人員少,不作分析。

當然,以上統計不管是以府或以州、縣為單位,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地域大小與人口數量的不平衡問題,難以做出一個絕對準確與絕對合理的論說。如果忽略這些因素,透過明代北直隸各府作家群形成的表象,可折射出北直隸地域文學不平衡性生成的深層因素：

1.政治因素。順天府是明朝設于京師之府制,其政治地位非其他地區可比,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使得京師文學異常繁榮,加上明代的大作家多生活和活躍于京師,因此,順天府本土作家以絕對數量高于其他各府。而各府治所所在之地作家相對較多,同樣也與其治所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密不可分。

2.地理交通。明代北直隸區域規劃為北境邊區重國防,而自順天以南則在重政治的同時著眼于發展區域經濟,形成以順天府為中心、向南推進的經濟格局。永平府為北部軍事重地,“自真定北至永平,素稱厄塞,非商賈出入之地”［2］81,文教不被重視。順德府不僅地少人稀,且自古以來質厚少文,氣勇尚義,故作家鳳毛麟角,而“由廣(平)、大(名)至順(天)、(永)平,乃東西腰膂,南北舟車,并集于天津,下直沽、漁陽,猶海運之故道也。河間、保定商賈多出其途,實來往通衢”［2］82。運河流域是經濟發達地帶,除運河以外,很多內河也帶來了周邊經濟的發展,如滹沱河位于衛河和大清河之間,溝通著真定府、河間府的商業貿易;保定府有唐、沙、滋諸河經其境,大名府處于衛、漳二河交界,內有廣濟渠。一方面,地理交通的便利提供了物資交流的優勢,繁榮了經濟;另一方面,交通發達的地方,其文化發展更加開放和融通,由此影響到作家,其眼界必然更加開闊,其文化心態必然更加包容。同時,交通的便利,也使得作家之間交游問學的機會更多,在往來切磨之間,其文學觀念不斷深化,文學創作技巧得以日益增進。北直隸文壇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如馬中錫、趙南星、薛論道、盧柟、穆文熙等,就生活在交通和經濟相對發達地區。

3.教育文化。教育的發展培養了讀書識字者,使得文學創作者和讀者增加,而書院以及科舉恰恰孕育了這樣的“文學人口”。對照明代北直隸各府進士、書院分布情況,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明代北直隸本土作家的分布與文化教育之間的聯系,如表4(1)本表的進士數參考劉萬川：《明代畿輔進士時空分布考》,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書院數參考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記》,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圖1所示。

圖1 明代北直隸進士、書院、作家分府條形統計分布圖注：條形圖從左至右依次代表進士、書院、作家

表4 明代北直隸作家、進士分府地理統計表

從圖1中圖柱的高低水平來看,明代北直隸本土作家與進士以及書院的地域分布態勢基本是一致的,這恰可以說明文學人口對地域文學水平的影響。尤其是明代科舉異常發達,科舉人才和作家之間的關系本就密不可分,“數十年讀書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3］。在這499名北直隸作家中,大半數都是有功名的進士、舉人等各層次的科舉人才,他們當中,僅進士就有233人,占全部作家的46.8%,另有舉人82人,各類生員34人［1］242-272,他們構成了北直隸文學創作的主體。

關于以上幾點,茲引李時人先生所言作結：“在中國古代,一個地區‘文化’發達與否的標識,往往取決于這個地區‘文化人群’(即中國古代所謂的‘讀書人’)的數量和質量。對文學而言,讀書識字者多,文學創作者和讀者自然增多?！膶W人口’增加,文學的興盛、繁榮亦在情理之中了。在中國歷代王朝及地方的政治中心,經濟富庶地區,往往更有條件使政治和經濟優勢轉化為文化優勢,使這些地區成為文學的發達地區?！保?］

二、明代北直隸文學景觀的生成與特點

(一)南北文學發展差異

中國歷史上,因地理環境的變化、社會的動蕩、外族入侵等諸多因素引發了文化中心的南移。東晉永嘉之亂導致“衣冠南渡”,為南方帶來大量勞動力和先進的文化,揭開了中國文化中心南移的序幕;唐代安史之亂,黃河流域經濟和民生遭受重創,加快了文化中心南移的步伐;靖康之難,金兵燒殺洗劫使中原繁華不再,大量流民南遷,中國文化重心的南遷在歷經近千年后最終完成,中國的文化格局由此奠定。相對而言,中國南方的開發及文明程度較北方遲緩,但經多個王朝的勵精圖治,加上戰亂相對較少,南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人口等諸多方面均后來居上。

文學家的空間分布能夠宏觀地反映出一個地域的文學面貌,并折射出該地域的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發展程度。從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的統計可以看出,隋唐以前,中國文學家的地理分布重心所在地約三分之二在北方,自唐代開始,這一局面逐漸被打破,北方和南方分布占比幾乎相當,而自宋代以后,文學家的地理分布重心所在地大部分在南方［5］。

到了明代,南北作家地理分布不平衡的局面愈演愈烈。雖然明代北方不乏一流作家,如前后七子中的北方籍作家就占了半數,但客觀來說,相較于為數不多的名家、大家的數量,一個地域作家或文學家的總體數量更能反映出此地文學發達的程度。據相關統計,明代南北文學家的比例為8.7∶1.3［5］。另外,李時人《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收錄的3046位文學家中,南方籍文學家的數量也占絕大多數。在南方,僅蘇州、常州、松江、嘉興、湖州這太湖五府就形成了一個作家密集圈,且文學發達程度前所未有,據李玉寶《上海地區明代詩文集述考》統計,僅上海一地,明代作家數就高達1000余人。雖然“作家”的概念相較于“文學家”要廣,但卻能直接反映一地文學發展的水平。由此看來,明代中國北方文學發達程度是遠遜于南方的。然而,一地有一地之文學,明代北方文學的發展雖比不上南方,但卻與其共同構成了異彩紛呈的時代文學。

(二)明代北直隸文學景觀特點

在文化中心南移的大背景之下,明代北直隸本土文學雖沒有因為京師文化的繁榮而異軍突起,但卻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景觀。

從文學現象來看,隨著文化中心的南移,隋唐以后,北直隸本土文學出現了長時期的冷清。至元代,因地域優勢及歷史提供的機遇,文學創作呼嘯而起,涌現出了無數元曲創作大家,但雜劇、散曲這一俗文學的藝術形式為燕趙文學帶來的生命力畢竟是有限的,隨著元朝的滅亡,文學的繁榮已不復昨日。自古以來,北直隸地區處于周邊不同區域文化的邊界,東南與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毗鄰,西邊與秦晉文化肩連,西北與游牧文化相望,又經過歷代戰爭、商旅、移民、民族融合,接受周邊文化的一次又一次碰撞,形成了自身兼容并包、多樣雜糅的文化特征。尤其到了明代,該地域文化在承繼燕趙文化傳統的同時,又不斷兼容了京師文化的內涵,這種兼容性在程度上更深于全國其他地區。由此影響到文學,使得燕趙文學門戶之見淡漠,未形成以本土作家為首的作家流派,也缺乏在文壇上有影響力的大家、名家。

從文學創作體裁來看,傳統文學形式——詩和文,仍是北直隸文學創作的主體。明初,朱元璋力倡程朱理學,洪武二年,下詔規定“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主”［6］,程朱理學滲透到文人思想和作品中,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尤其密切,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影響深遠,加上所處之地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北直隸本土作家創作受理學思想的制約性較其它地方更強。即使萬歷時期開始出現文學解放的新思潮,文學走向上也有了各種爭論與創作嘗試,但北直隸本土作家卻鮮少有參與其中者,多固守傳統創作道路。雖然明后期出現了薛論道、趙南星等優秀的散曲作家以及劉君錫、高茂卿等雜劇作家,但這些俗文學的創作相對于傳統詩文而言只是涓涓細流。

從文學創作內容來看,明代北直隸文學創作呈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北直隸獨特的地域條件造就了其文學發展政治性強的特點?？v觀明代270余年的北直隸文學創作,無論是馬中錫、楊繼盛、趙南星、孫承宗等名臣作家作品,還是蘇志皋、穆文熙、范景文等不被人熟知的作家創作,都充滿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尤其是明代后期,明王朝的腐朽沒落讓北直隸作家憂心忡忡,作品中滿是憂世憂民之嗟。萬歷時期,以趙南星為首的東林學派強調經世致用,在政治上主張改革時弊,學術上主實學反空談,進而影響文學創作,要求文學作品反映現實、批判現實,承擔起救時濟世的責任。

就文學創作總體特征而言,一直以來關于明代北直隸文學的論述不多,但“慷慨悲歌”“梗概多氣”的燕趙文化精神決定了北直隸文學的底色。趙南星在《贈一峰張廣文膺獎序》中說：“夫燕趙之間,質樸少文,所受于天地也。欲變而文尤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南,萬山錯互,溝壑郁橈,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之地,樓閣恒岱,太行為恒,嵩高有閌,中為庭除,四望無邱垤焉。斯其為人也,不為質樸為文乎?其于文也,不為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7］雖然趙南星這種富有“地域環境決定論”色彩的思想并不被完全贊同,但地域環境對人們習性的形成、地域文風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的確,山高土厚的自然環境孕育了北直隸文人的質樸文風,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精神使他們的作品大多浸染著豪放之氣。

三、結語

隨著文化、文學重心的南移,明代北直隸本土文學創作逐漸式微,盡管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遠不如漢唐元時期,活躍在北直隸文壇上的多是一些無名作家,然而正是這些人各種日常性的文學活動構成了明代北直隸文學創作的原生態場景。作為明代文學創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隊伍,北直隸作家群體的形成和發展豐富了明代北直隸區域文化事業,也有力促進了整個明代文學的發展與繁榮。明代北直隸作家的文學創作,既是對燕趙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也為后世文學革新發展積蓄了力量。至清代,河朔詩派及正定梁氏家族等的文學創作,納蘭性德的詞和八旗詩人的創作,紀昀、李汝珍、和邦額等人的小說創作不僅體現了北直隸文學對燕趙文化的依賴,也突出顯示了北直隸文學在承繼傳統的同時,求新求變的新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