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方工藝美術交融背后的文化思考

申文廣

關鍵詞：工藝絲綢瓷器文化交流

一、絲綢文化在西方語境中的歷史變遷

2018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覽。收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的龐貝遺址經典壁畫《花神芙羅拉》是整個展覽中極為亮麗的展品，更是被當作代表性文物出現在展覽主海報上。在這塊公元1世紀被維蘇威火山噴發掩埋的龐貝遺址壁畫上，花神芙羅拉身姿優美、背對觀眾，其絲綢制成的輕薄衣裙在綠色背景的襯托下若隱若現，顯得極其優雅美觀。在龐貝古城遺址的壁畫中，穿著絲綢服飾的人物不在少數，大多描繪的是貴族或神話人物。這無聲見證著中國的絲綢工藝在1世紀古羅馬帝國的普及，也體現著中國工藝、文化對古羅馬人的文化生活的影響。中國絲綢雖然不是中外交流往來的最早例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西方人對中國的狂熱與想象，也是促進東西藝術交流的主要動因之一。通過對這一工藝品類在西方的傳播過程及其所發揮影響力的探究，便能夠一窺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絲綢起源于中國，毫無爭議。從公元前1世紀的古羅馬到15世紀末的西方諸國，絲綢作為“來自東方的奢侈品”始終是東西方貿易來往中的重要商品。也正因為如此，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舴以凇吨袊芬粫?，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條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東起洛陽，西至歐洲。雖然這條路上主要的貿易商品除絲綢外，還有香料、寶石、金銀器等，但以絲綢來命名卻恰如其分，因為西方語境中的中國形象的確與絲綢有密切的聯系。

作為一種奢侈面料，絲綢應用到古羅馬人的服飾中大致是在公元前1世紀。羅馬帝國在這一時期掌握了從東地中海延伸到中國的海陸貿易線，使得光滑如無物、絢麗奪目的絲綢歷經數千里得以從東方進入羅馬。途中，這些絲綢被拆開，混入亞麻、羊毛等材料重新編織成輕薄的布匹，成為羅馬市場上一種來自遙遠中國的異域物品。英國著名西方藝術史學家朱迪·松德（JudySund）在其著作《歐洲藝術中的異域風情》一書中詳細描述道，這種已經不同于中國漢朝絲綢的“改進”版絲綢，以薄透、輕盈為最大特點，最開始主要用于制作藝伎和舞姬的服飾，后逐漸風卷羅馬城，不僅受一些婦女們的追捧，而且也受到男人們的喜愛。古羅馬作家佩特羅尼烏斯稱其為“空氣般透明的蛛網織物”。在公元1世紀，作為他者的文化形象，絲綢逐漸成為奢華、耽于享樂和女性化的代表。在此基礎上，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頒布了禁止男人穿絲質衣物的法令。從這一時期開始，由絲綢延伸出來的所謂東方品位便是奢華的、享受的和具有誘惑力的。[1]這種西方文化語境的形成和絲綢材料自身的柔軟質感以及絲綢初入西方給西方人的認知感受有直接的關系。

這種認知和理解之所以形成，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羅馬人對來自異域物品的天然好奇和他者化的固有認知；另一方面還和羅馬帝國的經濟有關，即因購買絲綢導致大量貴金屬東流而動搖了羅馬貨幣的穩定。這種模糊曖昧的固有認知和經濟原因，使得中國的文化形象在西方早期被固化下來。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絲綢的禁止，反而讓絲綢變得更加神秘和令人向往。到6世紀，絲綢作為一種原材料，開始真正得到歐洲人的認識。受中國絲綢的影響，歐洲的蠶絲業也在此時慢慢興起。東西方的絲綢貿易在此基礎上斷斷續續持續了近千年，絲綢所代表的中國形象在西方文化語境中也一直和波斯、印度的形象攪在一起，成為奢侈、華貴的象征。這期間絲綢及織染工藝在拜占庭帝國和西亞地區已經實現了本土化生產，拜占庭帝國還成立了宮廷作坊用來加工絲織品。拜占庭帝國用自產的絲織品制作的華麗服裝常作為官方的禮品饋贈來訪的使節及貴賓。[2]但是，來自東方的絲綢在該地區依舊長期保持著不可替代的魅力。

在西方語境中，由絲綢所營造的中國形象直到13世紀時才得以轉變。13世紀末期，在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寫作完成的《馬可·波羅游記》中，對“天朝上國”恢宏盛大的描寫極其誘人，加之當時蒙古帝國的強大影響力，從而模糊了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形象的固有認知，即西方文化中的對中國的認知早已經沒有了古羅馬時期那種矛盾的心理，中國轉而成為尊貴、奢華和美好的富庶之國。這一點不僅通過絲綢，也可以通過很多具有中國風情的工藝品在13世紀歐洲諸國受到的狂熱追捧得到印證。同樣以絲綢為例，在當時的壁畫或油畫中，無論是貴族皇帝還是宗教人物，很多都穿著或輕薄或厚重的絲綢罩袍，體現出藝術大師對統治者和宗教人物最高的禮贊與尊崇。比如，在意大利畫家喬托·迪·邦多內（GiottodiBondone）的名作《圣史蒂芬》中，男子身穿絲綢服飾，特別之處在于其胸前有一處金色方形裝飾，這近似于中國古代官服胸前或背后的補子，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典型。再比如，14世紀意大利畫家洛倫佐·韋內齊亞諾（LorenzoVeneziano）創作的《圣凱瑟琳的神秘婚姻》中的圣母穿著深藍色的絲綢袍服，其上有極具中國特色的金色蓮花圖案，大致屬于中國元代比較流行的織金錦工藝。而在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濟各教堂13世紀的壁畫《教皇批準規章》中，室內環繞懸掛的絲綢帷帳上更是清晰可見來自中國或東方的四出花球路紋，這種紋飾在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唐代金銀茶籠和香球子上就已經能清晰看到。此外，絲綢在這一時期也成為教皇的收藏品和最為青睞的服裝面料?？芍?，從13世紀開始，絲綢這種材質在歐洲已經成為尊貴的正面化象征。這種認知上的轉變雖然并不絕對，但背后的文化根源值得我們玩味。

二、中國瓷器文化在西方的傳播與再造

從唐宋時期至元明清時期，絲綢雖還扮演著重要的貿易角色，對歐洲人的生活和文化思想也產生著較大的影響。但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致使中國另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外銷產品登上歷史的舞臺，并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瓷器。瓷器是從9世紀開始影響世界的中國工藝領域的發明。筆者通過分析中國瓷器在歐洲人生活中被使用的情況，以及歐洲人圍繞中國瓷器工藝展開的再創造，探討中華文明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起伏變遷。

關于我國陶瓷9世紀就已經輸出國外的情況，可以通過各國出土陶瓷得到證明。除在日本、朝鮮及東南亞諸國的沉船或考古中發現的中國唐代瓷器外，巴基斯坦、波斯灣、埃及等均有唐代瓷器出土。到宋代，我國在東南沿海設立市舶司和大力發展造船業，為瓷器等中國工藝品的外銷提供了有力支撐。然而，直到16世紀，才有中國瓷器直接傳入歐洲的確切記載。但在這之前，中國瓷器在歐洲諸國早已成為除絲綢外的另一種尊貴、奢華的象征。無論是被歐洲人稱為“中國白”的德化白瓷，還是被法國人盛贊為“雪拉同”[3]的中國青瓷，都曾被歐洲世界引為絕品。但對歐洲人的生活產生較大影響的，甚至成為歐洲藝術創作以及室內裝飾中常常應用的中國瓷器，還是在16世紀大量出口到歐洲的青花瓷。

對于玉的天然喜好以及對“天人合一”造物思想的推崇，使得中國人對瓷器釉色有著執著的追求。單就青瓷而言，從類冰類玉的唐代越瓷，到“奪得千峰翠色來”“巧剜明月染春水”的秘色瓷、“雨過天青云開處”的天青釉，再至后來的梅子青、粉青、豆青、影青、天藍等不勝枚舉的釉色，都是中國古代工匠對青瓷這種單色釉的極致追尋。青瓷的出現遠早于白瓷，除工藝本身的限制外，文化心理和民族審美上的偏好更是重中之重。白瓷雖然在唐代已有類雪類銀的形容，但無論是唐代的邢窯白釉還是宋代的定窯白釉，都和元明時期的甜白釉、德化白釉等無法相提并論。尤其是明代的德化白瓷燒制成功，可以說是在工藝和技術升級改良上走出了一大步。為何明代會對白釉瓷進行集中升級和改良？除工藝改進這一重要技術原因外，文化上的轉變以及對外輸出的大量需要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文化上，元代“國俗尚白，以白為吉”，認為白色象征著圣潔，代表著永恒與興旺。在這種尚白文化的影響下，元代景德鎮成功燒制出了供內府專用的卵白釉瓷器。在卵白釉瓷的燒制基礎上，明朝永樂年間又成功燒制出了白度更高的甜白釉，以及享譽世界的德化白瓷。這些素白純凈、光潔明亮的白瓷隨著元明時期的海外貿易傳入歐洲，立刻引起歐洲人的狂熱追捧。被稱作“白色黃金”的中國白瓷甚至成為歐洲皇帝愿意拿騎兵來置換的珍貴資源。因此，歐洲人對白瓷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生產和發展。而歐洲皇室貴族對德化白瓷的大量需要，促使整個歐洲全力研究、仿制德化陶瓷，由此直接推動了世界著名陶瓷生產商——邁森瓷器制造廠的誕生，給歐洲乃至世界陶瓷業帶來了深遠影響，德化也由此被稱作是“中國白的故鄉，瓷藝術的搖籃”。

青花瓷無疑是中國極具代表性的一種文化符號。但如果在宋代，藍白相間的青花瓷可能并不會受到人們的歡迎。而這種與宋代追求含蓄內斂審美風格不同的瓷器品種在明清時期能夠大放異彩，成為中國外銷瓷中無可替代的銷售冠軍，其實和白瓷的流行一樣，是少數民族審美和外銷的大量需求共同促發的一種文化現象。

雖然在中國江蘇揚州唐城遺址中和印度尼西亞沉船“黑石號”中都發現了唐代青花瓷，但真正的釉下青花瓷燒制于元代。首先，青花瓷的誕生與元代統治者的審美有天然的聯系。這一時期除有“尚白”文化外，還有“尚藍”文化，是促進青花瓷創燒的一個因素。其次，古埃及、古希臘以及兩河流域發達的玻璃工藝、琺瑯工藝，波斯（今伊朗）盛產的蘇麻離青釉料，通過貿易流通的過程傳播到中國，為青花瓷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工藝基礎和材料基礎。后來因時代審美變遷以及大量出口的需要，青花釉料的產地也一再擴大，從進口到國產，可謂盛極一時。而世界各國對白地藍花瓷器不約而同的喜好，成為青花瓷得以行銷全球的重要外因。

元代青花瓷誕生后，便隨商隊行銷東南亞諸國。而在元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內外商船中，青花瓷也一直占據著重要位置。尤其是中國工匠以產自波斯的蘇麻離青釉料在亮白底色上繪制各式卷草與花卉圖案的青花瓷，深受西亞諸國的喜愛。這一方面是青花釉料最初來自西亞等地，西亞人民對其有天然的親切感；另一方面，西亞各國的偶像崇拜禁忌催生了植物紋樣及幾何紋樣的興盛，而青花瓷上極富裝飾韻味的花卉紋飾便在西亞地區盛行并深受該地區人們的青睞。如今全球收藏元青花瓷最多的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宮，其中收藏了40件品相極佳、紋飾優美、體型碩大的元青花瓷器。這些青花瓷主要由阿拉伯人的商船經海上“絲綢之路”帶到波斯灣，再北上到達土耳其，被當地人當作餐具使用，或被視為珍品用于饋贈、賞賜。

青花瓷在尚未直接出口到歐洲之前，就已經成為歐洲繪畫作品中表達崇敬的物品。在意大利畫家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Mantegna）繪于15世紀末的作品《三博士來朝》中，一位博士就手捧一件形似明代酒杯的青花瓷杯向耶穌表達祝福。這可以證明青花瓷在西方世界與絲綢一樣具有傳奇地位和珍貴價值。至16世紀，青花瓷與意大利仿制的鈷藍軟瓷就一起出現在意大利畫家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Bellini）與提香·韋切利奧（TizianoVecelli）合作繪制的名畫《諸神之宴》中，成為畫中人物高貴身份的象征物。畫面中一共出現了三件類似青花瓷的器物，中間后排居中的一名女神雙手捧青花瓷大碗，其右側半裸的男人頭頂了一個半圓形藍花白底的器物，而右下角前方空地上還擺放了一件盛滿水果的青花瓷折沿大碗。這三件瓷器中兩件大碗的器形、紋飾據專家考證均屬中國的青花瓷，而男人頭頂的器物則為意大利按照青花瓷在本土仿制的鈷藍軟瓷。

16世紀，當大量的青花瓷進入歐洲市場時，貴族們出于彰顯自身身份的目的，甚至將青花瓷盤用在室內裝飾上。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Manuel）一世在其住所——里斯本的桑托斯宮中便存有大量的中國瓷器，而其后來的主人在桑托斯宮專門建了一個“瓷廳”，并在金字塔造型的天花板上鑲嵌了260個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器。而同樣現存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件屬于曼努埃爾一世的明正德青花紋章瓷執壺身上，還帶有葡萄牙皇室的標識。據記載，這正是1513年葡萄牙人到達中國后，特地為他們的國王定制的青花瓷。這些例證進一步證明了青花瓷在西方世界所產生的強大影響力。[4]這一時期的許多西方畫家也開始在繪畫中表現極富異域風情的青花瓷器，后來，因大量應歐洲市場需求而制作的外銷瓷器被一種叫作“克拉克”的商船運送，所以青花瓷也被歐洲人稱作“克拉克瓷”

在前文提到的2018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覽中，也展出了不少藏于意大利的青花瓷器。從一些中國青花瓷與意大利仿青花釉陶的對比展示中，我們便可以窺見青花瓷于16至18世紀在歐洲產生的影響以及所達到的輝煌。其中一件明嘉靖青花云頭鳳紋六棱瓶，使用者為防止其在使用過程中遭到損壞或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審美需要，在瓶口鑲嵌了鏨銀刻花的金屬部件，發黑磨損的痕跡見證了這件中西融合的器物被使用的過往歷史。另一件展品是仿青花瓷人物紋釉陶碗，器形為多曲葵花口，碗內底中間繪有拉小提琴的人物圖案，整體顏色略灰，周圍環繞纏枝花紋。這件展品為意大利當地仿青花瓷而燒制的藍釉陶碗。第三件是由意大利佛羅倫薩美第奇大公爵仿制的美第奇軟瓷罐。這件仿制于16世紀晚期的軟瓷罐的裝飾紋飾為典型的中國纏枝蓮紋，藍花白底的釉色有著十分明顯的青花瓷特征，但因其燒制溫度及材料所限，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青花瓷。這三件不同的展品可以說充分見證了中國青花瓷風靡歐洲、影響歐洲藝術的歷史，也見證著中西文化交融互鑒的歷史。

總之，中國的青花瓷器為西方人帶去了他者文化的不同感受，而西方人又按照自己的認知和喜好，不斷改造、仿制和應用著這些異域文化產物，最終使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也使青花瓷成為由世界人民參與創造的工藝品種。

三、結語

文明間的交流從來都不是單向的，中華文明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交流中形成了當今的面貌。無論是絲綢還是青花瓷，都只是中國文化與世界不同文明進行交流往來的眾多例證之一，而不同時期的中華文明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一直以來都在不同地區進行著傳遞并產生著影響。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也吸納、借鑒以及創新發展著其他文明的優秀智慧結晶。由此造就了美麗、多樣、多彩、深厚的中華文化。當下，中國的國際形象已得到全新塑造，世界文明因科技的巨大進步也早已進入全面融合的時代。各國文明因差異而多彩，也更因相互吸收、借鑒而得以快速發展。以中國特有的文化形態講述好中國故事，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要堅守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