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測評與影響因素分析

狄乾斌 陳小龍

(1.遼寧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遼寧 大連116029;2.遼寧師范大學 海洋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遼寧 大連11602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洋經濟發展迅速。2021年,中國海洋經濟總量再上新臺階,首次突破9萬億元,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國在海洋經濟結構優化、海洋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較大成就,海洋經濟發展逐步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1]雖受新冠疫情、國際地緣政治緊張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但中國海洋經濟仍處于持續恢復和向好發展態勢。[2]但也應該看到,在早期傳統的海洋經濟粗放型增長模式下,中國海洋資源利用效率低、海洋產業結構層次低、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帶來的約束力日益趨緊,[3]自主創新能力與國外存在一定差距,海洋空間開發失衡,供需矛盾日漸突出。[4]傳統海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不足,產業結構提升慢,新興產業引領帶動力不夠;產業鏈延伸短,海洋產品附加值低;海洋服務業發展滯后,可持續發展能力亟待提升;……問題較為突出。[5]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驅動力是創新,本質在于增長動力的轉換,傳統海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新海洋動能的成長仍不足以彌補舊動能減弱的缺口,新業態發展動力和動能轉換的深度不夠,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的潛力仍未完全釋放,舊動能難以推動海洋經濟發展質量提升。[6]因此,亟須推進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重構海洋經濟動力系統,通過對海洋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方面的科技創新驅動、提升傳統動能,伴隨產業變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機制創新,完成舊動能的改造、升級,促進海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成為海洋經濟發展與構建海洋強國的必然趨勢。[7]

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研究進展

隨著新舊動能轉換研究不斷深入,動能轉換研究從僅關注經濟系統逐漸擴展到農村—經濟系統、[8]產業—經濟系統、[9][10]城市—經濟系統、[11]海洋—經濟系統等不同的領域。[12]國外對于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研究,類似海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問題展開實證研究。Guo 等從效率和空間視角探討了推動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13]Ren等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索洛余值法研究中國海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模式,結果表明,海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要素投入,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14]Sun等探討了中國海洋經濟的動態演變規律及其內在影響因素,認為對海洋經濟動態演化影響最大的是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15]目前,國內有關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相關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1)關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內涵、建議等理論研究。孫吉亭在解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概念和內涵的基礎上,剖析海洋文化產業在其中起到的軟硬實力支撐作用。[12]李大海等以青島為例探討海洋新舊動能轉換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6]劉俐娜在新舊動能轉換背景下分析青島海洋經濟基礎實力與問題短板,提出加快青島海洋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16](2)關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指標測度及實證評價。姜紅等以青島為例,利用海洋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探討青島在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中存在問題,提出對策建議;[17]辛全英等建立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熵權法與TOPSIS模型相結合分析河北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況,結合當前新舊動能轉換背景,提出相應措施和建議;[18]戴美艷基于海洋產業視角對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進行研究;[5]戴桂林等在索羅模型的基礎上對中國海洋漁業新舊動能轉換政策效率進行分析。[19]

綜上所述,學界在新舊動能轉換的理論脈絡、概念內涵、對策建議等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為進一步開展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研究奠定重要基礎?？偨Y已有研究發現:(1)當前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研究較少,且多偏重于理論探索,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指標體系進行構建并測度的研究更為少見;(2)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側重研究在特定行業或地區層面的定量測度,從地理學的視角分析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空間差異與影響因素較少;(3)新舊動能轉換具有明顯的穩定性、長期性、可持續性和動態性特征,評價設計及對應指標的選取需綜合考慮其內涵特征?；诖?本文從動能需求側、動能供給側、動能結構轉型三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運用主客觀賦權法-TOPSIS模型綜合測度2006—2020年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數,對發展的演進規律進行動態對比剖析;借助GWR模型探討中國沿海11個省份各個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以期為沿海地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提供理論依據。

二、新常態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內涵與機理

(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內涵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態”?！靶隆本褪怯挟愑谂f質,是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不同于過去的階段性新特征;“常態”就是固有的狀態,表明中國經濟會適應新的變化、在新的平臺上繼續平穩發展。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凸顯,不論從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等國家戰略布局考量,加快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都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舉措。在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新舊動能轉換是指培育和發展經濟增長新動能,改造和淘汰落后的舊動能。[20]“十四五”是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近年來,新舊動能轉換在理論界討論廣泛,認為新舊動能轉換是先進生產力代替落后生產力的過程,通過加快培育發展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涌現,實現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21]在海洋發展領域中,海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是以創新驅動為動能發展的根本動力,以發展海洋新興產業、淘汰傳統海洋產業、提升要素催動、深化改革推動為核心內容,最終提升海洋資源利用效率,實現海洋產業綠色轉型升級。[6]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體系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體系基本架構

(二)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機理

新時代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是新型動力引擎逐漸替代傳統動力引擎的過程,以創新為統領,以增長動力轉向、體制機制轉軌、經濟結構轉型及發展方式轉變為核心內容,涉及生產力、產業、技術、業態和模式等多個系統維度優化升級的過程。[20]

1、從需求側動能來說,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引領的海洋科技創新為主動力加快培育新動能,有效促進效率提高,轉變增長方式,催生海洋新的發展模式、新的業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提質增效,最終激發海洋經濟發展的需求潛能;[22]在海洋強國建設背景下,以創新驅動重點發展附加值高、科技水平先進、海洋資源利用效率高的海洋新興產業,改造淘汰技術含量低、生產效率低、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破壞大的傳統海洋產業,優化海洋資源配置方式,促進海洋產業升級,最終激發海洋經濟發展活力。[23][24]

2、以供給側動能和結構轉換動能為基礎,通過不斷創新核心關鍵海洋技術、轉變海洋經濟發展模式、統籌發展格局等手段,[25]以海洋新知識、海洋新技術、海洋新模式、海洋新人才、海洋新業態等生產要素為增長動力轉向,構建完善的現代海洋產業體系。減少海洋資源過度消耗及生態污染破壞,是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結果。[26]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新舊動能轉換是長期的演進過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時刻伴隨著新、舊動能的動態變化,評價維度的設計及對應指標的選取應盡可能契合其內涵。結合海洋經濟發展本質特征,參考相關研究,[27][28][29]構建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評價指標體系

1、需求側動能。海洋經濟發展需求潛能在于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能導致的消費升級。恩格爾系數代表食品類消費支出增長產生的需求動能,指標上用沿海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爾系數來度量內需動能。在外需上,對外貿易成本,國內生產率提升產生生產優勢,促進進出口規模擴張,學習與技術溢出效應,導致進出口,促進國內外產業升級,適應需求增長,指標上對外開放水平用進出口總額表征,用2020年中國海洋發展指數中海洋經濟發展成效表征海洋經濟發展需求潛能在內需上;激發海洋經濟活力成為推動涉海就業人員增加、海洋產業增加值占比增加、海洋固定資產投資額提升,促進政府加大海洋科研經費的投入與海洋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增加海洋經濟產業企業,最終實現投資結構升級和內需規模擴張的強化內需驅動型新動能的重要動力。[30]

2、供給側動能。海洋經濟發展作用在海洋要素效率的供給側功能上,增加海洋科研機構和海洋科研經費投入,吸引更多海洋科技人員,提高海洋技術創新能力;知識培育能力提高,其動能大小用海洋專業高等學校數、海洋相關專業畢業生數、海洋產業碩士博士點、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比重等指標反映;考慮科技創新依賴于社會金融支持,及相應融資結構的變化促進作用,意味著金融輻射能力提高,促進產業調整,成為重要的供給側動能。[31][32]

3、結構轉換動能。結構轉換動能是影響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過程,并形成更高質量、更加均衡、更高水平的發展結果,主要包含三個維度的內容:通過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的優化配置、提升海洋產業現代化水平,促進海洋經濟要素在行業間的動態流動;結構上注重生態文明建設,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形成海洋經濟綠色發展方式;在海洋經濟發展潛力、漁業資源利用率、海洋資源利用率、旅游資源利用率等方面發展,其中,海洋經濟發展潛力借鑒2020年中國海洋發展指數標準,不斷實現海洋經濟轉型升級。[33][34][35]

(二)研究方法

1、指標預處理及權重求解

本文通過層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確定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綜合權重。首先,基于標準化方法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其次,基于層次分析法計算指標主觀權重。再次,基于熵值法計算指標客觀權重。最后,優化綜合權重。通過AHP層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別計算模型指標主客觀權重αi、βi,以及指標的綜合權重Wi。計算公式為:

(1)

2、改進的TOPSIS模型

本文采用改進的TOPSIS模型對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水平進行評價分析。[36]該方法根據各評價方案到理想解的歐式距離遠近來評價方案優劣狀況,與傳統的TOPSIS算法相比,改進的TOPSIS 模型克服因權重改變可能產生逆序現象的缺點。在此基礎上計算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數,使得評價結果更加合理準確。詳細建模步驟如下:[37]

(1)數據標準化評價矩陣。為消除指標不同量綱的影響,首先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即:

(2)

(3)

其中,xij表示第i年指標j的原始數據;i= 1、2、…、n;j= 1、2、…、m;max(xij)和min(xij)分別為所有樣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aij為xij標準化后的數據。

(2)加權決策化矩陣。將數據標準化評價矩陣與主客觀賦權確定的綜合權重相乘,得到加權決策矩陣,即:

vij=wiaij

(4)

其中,wi表示各評價指標綜合權重。

(3)確定正負理想解:

(5)

(6)

(4)正負加權距離:

(7)

(5)虛擬負理想解和距離:

(8)

(9)

(6)確定合成距離:

(10)

(7)運用以下公式對最優解的相對貼近度(Ti)進行計算:

(11)

其中,Ti越接近 1,表示水平越高。

(8)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評價。

3、核密度估計

為探究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動態演進過程,本文借助核密度估計(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對其在不同階段的動態變化趨勢進行可視化展示。[38]具體公式為:

(12)

其中, ＾fh(x)為核密度估計值;n為樣本數;h為帶寬。

4、地理加權回歸模型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是將數據空間位置嵌入回歸系數中,運用地理距離權重估計,分析數據的空間異質性,充分反映區域影響因素的空間位置關系。[39]模型如下:

yi=β0(μi,vi)+∑kβk(μi,vi)xik+εi

(13)

其中,yi是因變量;xik為自變量;(μi,vi) 是第i個采樣點坐標;βk(μi,vi)xik是連續函數;i為i單元上的第k個解釋變量;εi為隨機誤差。

(三)數據來源

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紤]到國家政策對海洋經濟的影響以及海洋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以2006-2020年作為研究區時段,參考2007—2017年《中國海洋統計年鑒》以及沿海各個省份歷年的《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部分數據借鑒《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2021年國家海洋創新指數報告》以及《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發展指數》,保證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部分指標的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的方式進行補全。

四、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評價結果

(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總體特征

根據公式(1)—公式(11),計算出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綜合指數(見表2)。

表2 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數

1、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綜合指數總體上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由2006年的0.1482上升到2020年的0.6767,年均增長率為11.98%。2006—2007年,中國海洋發展粗放、掠奪式開發、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造成海洋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突出,海洋科技創新水平較低,使得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較低。2008—2010年,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海洋金融輻射能力下降,整體上在這個時間段內呈增速下降趨勢。2011—2014年,國家加大科研平臺的建設,科研人員的素質整體提升,海洋高科技政策指引方向明確,海洋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大,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水平呈上升趨勢。海洋知識培育能力的下降導致海洋新舊動能轉換總體水平由2014年的0.5008降低至2015年的0.4675。2016—2019年,受海洋新興產業發展影響,海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水平不斷提高;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國際貿易投資萎縮,海洋經濟發展受創,濱海旅游業、海洋發展需求發展得不到滿足,導致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呈下降趨勢。

2、從準則層看,結構轉換動能提升最為顯著。這說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變化主要受結構轉換動能影響,未來實現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必須加大海洋產業結構優化力度,鞏固海洋優勢產業,扶持海洋新興產業,以實現區域海洋產業結構布局優化;注重海洋綠色發展,嚴格管控海洋污染物排放,加大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注重海洋轉型升級,不斷強化海洋科技創新,提高海洋投入產出效率。需求側的海洋動能轉換水平提升也較為顯著。不斷提升海洋經濟需求潛能,提高沿海地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海洋經濟發展成效,才能形成海洋經濟、民生穩定狀況。供給側動能轉換水平整體不高,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貢獻力度較小。究其原因是,目前海洋科研機構較少,海洋科研經費不足;知識培育能力不足,海洋相關專業院校及人才少;海洋金融輻射能力欠佳,導致海洋經濟動能轉換供給側動力不足,處于較低水平。當前重要任務是補齊海洋經濟動能轉換供給側段短板,在已有的科技應用基礎上,加大對海洋科研資金投入,整合各級科研資源力量,不斷引進和創新綠色海洋技術,培養海洋專業高水平人才;在保持海洋經濟發展質量基礎上,提高海洋金融輻射能力,從而促進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發展。

基于需求側動能、供給側動能、結構轉換動能三個維度及綜合指數,繪制出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分維度評價折線圖(見圖2)。其供給側動能雖在2013—2015年略有下降,但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需求側動能和結構轉換動能維度總體呈上升趨勢,海洋發展需求潛能不斷增加、海洋經濟活力提升,海洋產業現代化水平提高,注重綠色發展、轉型升級是導致需求側動能和結構轉換動能維度不斷波動上升的主要原因;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三個維度和綜合水平呈下降趨勢。

圖2 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分維度評價折線圖

(二)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核密度估計

依據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結果,運用Eviews軟件繪制出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核密度分布圖(見圖3),選取具有代表性年份進行可視化呈現。

圖3 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核密度分布

1、重心位置。四個年份的核密度曲線重心位置不斷右移,說明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水平逐步提升;低值區的核密度曲線重心位置向右遷移幅度大于高值區,說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在低水平的區域較高水平區域提升速度快,低水平區域對高水平區域形成“追趕效應”,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水平區域間差異呈不斷縮小的演進特征。

2、演變形狀。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核密度曲線從雙峰陡峭分布向單峰平緩分布變化。2006年呈雙峰陡峭分布,說明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兩極分化程度較高,區域間差距大;2010年后呈單峰右偏態分布,曲線坡度相對較緩,說明兩極分化程度減弱,整體向好的方向發展;2015年呈單峰左偏態分布,曲線坡度變陡,說明區域差異增大,整體發展水平降低;2020年呈右偏態分布,波峰右側面積明顯增大,說明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出現向高水平邁進趨勢。

3、波峰高度。2006—2010年有所下降,2015年波峰高度出現明顯的回升,2020年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說明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差異呈現先縮小再擴大繼而再縮小的變化過程。

五、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GWR模型運算結果

為了進一步探討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影響因素,利用中國沿海11省份14a數據,借助GWR模型實證分析其影響因素。中國不同沿海地區地理特征差異大、海洋資源分布差異大、海洋科技發展水平懸殊,不同區域的海洋經濟發展策略、產業結構布局、海洋經濟產業發展水平、海洋文化建設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最終采用陸域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海洋產業結構水平(海洋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海洋科技創新水平(海洋科研機構擁有發明專利數)、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生產總值)、海洋消費能力水平(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海洋對外開放水平(進出口貿易總額)六個變量作為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影響因素。

綜合考慮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發展狀況,選取2006—2020年數據均值,并且用無量綱化法標準化處理數據,構建GWR模型。首先,數據運用SPSS軟件進行逐步回歸處理;其次,利用OLS模型和GWR模型對比回歸分析,OLS模型R2為0.781,GWR模型R2為0.982,表明GWR模型擬合性能優于OLS模型;最后,以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數為因變量,上述六種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在ArcGIS軟件中GWR模型進行空間回歸分析。

(二)影響因素分析

利用Origin軟件繪制不同地理位置的回歸系數雷達圖,分析影響因素回歸系數空間分布格局,考察各因素對中國海洋經濟動能轉換影響的地區差異(見圖4)。

圖4 2006—2020年GWR模型影響因素回歸系數的空間分布圖

1、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回歸系數為正值,說明陸域經濟發展水平與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呈正相關。系數值總體上呈現出“南北高中間低”的分布特征。海洋經濟依托陸域經濟進行,陸域經濟為海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支持,因此陸域經濟發展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呈正相關,今后海洋經濟發展應更注重海陸協同發展。該指標回歸系數絕對值在江蘇、浙江及周邊地區較小,說明對上述地區而言,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的影響相對其他變量并不顯著。

2、海洋產業結構水平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影響最大,并且呈正相關,有利于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的提高,呈現“北高南低”的空間特征,空間分布大致由北部海洋經濟圈、東部海洋經濟圈向南部海洋經濟圈層式減弱。高值區域主要集中在北部海洋經濟圈,從三大圈海洋產業企業存量看,北部占比35.14%,東部和南部分別占24.07%和31.75%,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影響較大。低值區域主要集中在南部經濟圈,如廣東、廣西,說明海洋產業結構水平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的影響相對其他地區并不顯著。

3、海洋科技創新水平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起著正向推動作用。海洋科研人員增加,使海洋科技創新水平取得一定提升,將科技創新成果投入海洋經濟動能轉換中加快了海洋經濟的發展,從而提升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的水平。從三大海洋經濟圈看,經濟群圈內空間分布高低不均,北部經濟圈的天津和山東、東部經濟圈的江蘇和上海、南部經濟圈的廣東是高值區域。山東、廣東和上海是中國海洋科技力量的集聚地,涉?？蒲袡C構與高端人才居全國的前列,在創新驅動發展和科技興海戰略下,海洋科技創新覆蓋范圍逐步擴大,涉及的領域逐步廣泛,科研轉換能力明顯提升,海洋科技環境明朗,海洋經濟動能轉換動力充足。

4、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系數的估計值總體上呈現出“南北高中間低”的空間布局。整體而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系數高值的遼寧、廣東和山東的陸域經濟為海洋經濟發展提供支撐,系數范圍在0.390—0.119,海洋經濟發展水平位于前列,這些地區加大海洋經濟的發展力度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起到顯著的推動作用,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更高;而低值區的回歸系數在-0.431—0.390,主要分布在河北、廣西和海南,并且回歸系數有呈現負值的區域,其GDP在沿海省份中排名位于后部,海洋經濟發展有所欠缺,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對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的依賴度較低,該區域尚未形成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的有效作用機制。三大海洋經濟圈應基于區域優勢,各自發揮所長,與國家戰略協同發展?！笆濉睍r期,南部經濟圈發展較為迅速,從早期比重略低格局逆襲。中國海洋經濟保持穩定發展的狀態,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復雜國際環境的影響,海洋經濟發展,面臨不可避免的挑戰。

5、海洋消費能力水平系數基本為負值,說明海洋消費能力水平與海洋經濟呈負相關。海洋消費能力水平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的作用在空間上呈現“北高南低”的布局特征,并且系數存在明顯的差異,總體上是以北向南逐層減弱的趨勢演進。當前主導北部海洋經濟圈新舊動能轉換的核心因素是海洋消費能力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部海洋經濟圈“內循環”的暢通高效將釋放巨大動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海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進程。

6、海洋對外開放水平的回歸系數在空間上展現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并且系數也表現為負值,這種阻礙作用從高到低,總體上呈由北向南逐層減弱的趨勢?？赡艿脑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海洋權益競爭不斷加劇、全球氣候變暖、海洋災害頻發嚴重限制了海洋經濟的發展空間,進而對海洋經濟動能轉換產生不利影響,從而最終無法正向推動海洋經濟動能轉換。阻礙作用較強的高值區域集中在北部海洋經濟圈,應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積極推動對外開放高地的構筑。

六、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本文基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內涵與機理,從需求側、供給側、結構轉型動能三個維度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主客觀賦權法、TOPSIS模型和核密度估計,對中國2006—2020年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測算與綜合評價;引入GWR模型探討中國沿海11個省份各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主要結論如下:

1、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綜合指數總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其中,結構轉換動能提升最顯著,說明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變化主要體現在結構轉換動能上;需求側動能總體呈波動上升態勢,不斷提升海洋經濟發展需求潛能,提高海洋經濟發展成效;供給側動能轉換指數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貢獻力度較小。

2、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區域間差異呈現先縮小再擴大繼而再縮小的演化規律。2006—2010年,新舊動能轉換分化程度較高,區域間差距大;2011—2014年,兩極分化程度減弱,整體向好的方向發展;2015—2020年,新舊動能轉換向高水平邁進。

3、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海洋產業結構水平、海洋科技創新水平與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呈正相關關系,有利于海洋經濟動能轉換水平提高。其中,海洋產業結構水平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影響最大,是貫穿整個新舊動能轉換系統中最為核心的力量;海洋消費能力水平和海洋對外開放水平系數基本為負值,說明海洋消費能力水平與海洋經濟呈負相關;此外,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影響因素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

(二)討論

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是一項系統性、動態性、區域性工程,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具有較好的操作性,結合GWR模型探討影響因素,為中國海洋經濟及沿海地區新舊動能轉換提供發展方向,也為進一步提出針對各區域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政策建議提供科學依據。

1、學界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研究更多關注新舊動能轉換內涵等理論研究,局限于特定領域的定量化分析與測度,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研究尤顯不足。本文立足中國海洋經濟內涵和機理,從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涉及的三項重要維度(需求側動能、供給側動能、結構轉換動能)出發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通過明晰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與演化規律,解析中國及沿海地區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影響機制的空間差異,可為因地制宜地推進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進程提供一定的借鑒思路。

2、“十四五”時期是國際社會經濟秩序重塑的關鍵期,也是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關鍵時期。加快海洋新舊動能轉換對于促進海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亟須深化對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內涵和研究機理的認識,準確把握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重點、難點和著力點;建設一批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海洋產業技術改造、新業態培育、空間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等方式改造舊動能,提高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效率。

3、本文對2006—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進行測度,由于海洋數據獲取困難,本研究中的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指標體系仍需進一步完善,如體制機制、發展方式等,在后續的研究中可進一步深入;本文僅涉及全國尺度,尚不能對中國沿海各區域空間分析,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更微觀層面的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空間演變特征。此外,在影響因素方面,尚未將人力資本水平、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納入其中,后續需要從這些方面入手對中國海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進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