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誕生與13—14世紀的傳記書寫

邱江寧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13世紀,由于蒙古人的崛起,舊世界的格局和秩序被全盤顛覆和徹底改變。杰克·威澤弗德在《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認為,“歷史以游牧人與農夫之間的殘酷戰爭為開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種文化為結局”。[1](P282)確切地說,從成吉思汗結束漠北數百年的分裂歷史開始,對于草原上的游牧人而言,他們有了共同的君主,對于13世紀的世界而言,“這是蒙古帝國建國的開始,也是世界史誕生的瞬間”。[2](P1)“世界史的誕生”這一說法來自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著《世界史的誕生》。實際上拉施特主持《史集》編撰之際,伊利汗國完者都汗就朦朧地意識到,蒙古人的形成歷史實際納入了不同區域的文明史,具有世界史的特征。而西方學者亦往往以世界史的視角和格局,來觀照和研究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及其對于此后世界格局形成的深遠影響,誠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指出的,“蒙古人,雖然是殘忍的,但是還有一種對于世界的責任感,并且對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從亞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道路,在他們的軍隊過去以后,他們把這條大道開放給商人和傳教士,使東方和西方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進行交流成為可能”。[3](P29-30)他概括得很精當。盡管歷史領域的研究向來直面蒙古人的世界性影響,但中國傳統傳記研究領域對13—14世紀的傳記似乎頗有忽略,既不關心這個時代的傳記書寫本身,對其在世界性和民族性書寫方面的獨特貢獻也鮮有置喙。事實上,這樣一種忽略,可能是方法論的問題,而這種方法論的問題實際上深深地影響著人們對13—14世紀以來包括傳記寫作在內的所有書寫的研究。

一、蒙古人的百年征略與13—14世紀世界格局的形成

蒙古人的崛起和世界征略,“拆除那些使一個個文明隔絕開來的城墻,并將各種文化結合在一起,蒙古軍隊破壞了周邊文明的單一性”。[1](P282)與之前的所有時代相比,蒙古人所建立的帝國,東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黑海沿岸,南到南海、印度、阿富汗,北到北冰洋,蒙古大汗國重組了世界版圖,統一了原來相互隔絕的國家,為世界建立了新的秩序。[4](P440)追蹤蒙古人的發跡和崛起歷程,可以知道,蒙古人的百年征略史,打破了舊世界的秩序板塊,破壞了之前由許多政權割據而形成的各種閫域藩籬,使得“以前閉塞之路途,完全洞開”,[5](P318)可以說,在13—14世紀間,蒙古人成為建構世界新秩序的主體,并推動了13—14世紀世界格局的形成。

1、成吉思汗時代的征略與世界秩序之變

從時間上看,13世紀是蒙古人崛起的時代。1206年,鐵木真統一漠北高原,建立大蒙古汗國。1205—1227年,蒙古對西夏發動(1205、1207、1209、1217、1224、1226)六次大的戰役,直至滅夏。西夏東界與金國接壤,北界與蒙古相鄰,控扼著連結中原與西域、漠南與漠北的主要交通線。1211—1334年,蒙古對金朝發動了1211—1217、1217—1223、1230—1334三個階段的滅亡戰。鼎盛時期的金朝疆域,包括東北、華北、關中、中原和黃淮地區以及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金朝滅亡,使位處漠北的蒙古汗國勢力直接延伸到南宋。

在征戰乃蠻族之際,蒙古人注意到在中亞建立的西遼國。西遼國在其勢力最盛之際,高昌回鶻、東喀喇汗國、西喀喇汗國和花剌子模國都對其臣服,基本控制著陸上絲綢之路的中段線。1218年,蒙古攻打西遼,不僅拉開了蒙古第一次西征的序幕,也是對陸上絲綢之路全線貫通的進一步開拓。1219年,成吉思汗以“訛答剌事件”為由,(1)1218年,成吉思汗派由450人組成的蒙古商隊,前往中亞花剌子模國從事商貿活動。在途經訛答剌城時,守將亦納勒赤黑誣陷他們是奸細,并將蒙古商人全部處死,只有一名駝夫逃回。成吉思汗派使者要求賠償,遭到拒絕,于是發動攻打花剌子模國的第一次西征。發動對花剌子模國的大規模征略?；ㄘ葑幽慕蛭髟嚼锖?、烏拉爾、咸海,北至伏爾加河,南抵申河、波斯灣,東至帕米爾高原,控制著商人到伏爾加河、烏拉爾、大波斯、近東及東羅馬帝國的必經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占領花剌子模國的重要文化中心不花剌城時,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將士毫不客氣地宣示了他們對世界新秩序的主導權。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這樣記述道:

……他們又把裝古蘭經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蘭經左右亂扔,拿箱子當馬槽用……當代的伊祃木、沙亦黑、賽夷(sayyids)、博士、學者,在總管的監督下,替他們看守馬廄中的馬匹,執行總管的命令……古蘭經的書頁在他們自己的足下和馬蹄下被踩成爛泥。[6](P113)

不花剌的語源為“不花兒”(bukhar)一詞,在祆教徒的語言中意為“學術中心”,“自古以來,它在各個時代都是各教大學者的匯集地”,[6](P109)但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將士在占領不花剌后,卻讓學者們為他們看馬,把裝古蘭經的箱子作為馬槽,把古蘭經踩成爛泥。之所以如此踐踏不花剌的文明秩序,是因為成吉思汗要以不花剌為范例向世人宣諭:“我是上帝之鞭”“你們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會把我作為懲罰施降給你們”。在成吉思汗看來,所謂的“不必說出你們在地面上的財物;把埋在地里的東西告訴我”,[6](P114)也就意味著地上所有的人與物,所有的地上秩序都將由蒙古人確立和掌控,以往的秩序和規矩亦將由此改變。

2、窩闊臺汗時代的征略與世界驛站之建設

1227年,西夏被滅之前,成吉思汗去世,其第三子窩闊臺接續大汗位。1231年,窩闊臺汗滅亡花剌子模國;1234年,滅亡金朝。之后,1235年,窩闊臺汗發動第二次西征,繼續成吉思汗的開藩建汗事業。第二次西征后,整個歐亞大陸,從日本海到維也納,都承認蒙古帝國的權威。

相比于成吉思汗的業績,窩闊臺汗對于當時的世界秩序而言,是在帝國統轄范圍內遍設站赤,確立驛站制度?！罢境唷笔敲晒耪Z“jamci”的音譯,“站赤”本指管理驛站之人,另有“向導”之意。[7]在成吉思汗時期,大蒙古汗國境內普遍設立站赤,配備人員和牲畜,而窩闊臺汗確立驛站制度,無論鋪設范圍、密度還是供給,都遠勝于成吉思汗時代。從《元史》的記載來看,驛路有水路和陸路之分,故驛站供有走陸路的馬、牛、驢、狗等牲畜以及車;使用站赤資源要憑官府頒發的符信為證;而供給站赤的民戶以時簽補;站赤在關會之地配有辦事機構和官員,若有糾紛官司,由通政院、中書兵部處理?！对贰穼懙?窩闊臺即位當年(1229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彼哪?1332年)五月,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若系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系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盵8](P2584)由于窩闊臺汗在當時蒙古人所統轄之地遍設驛站,并確立了較為細致的建設制度,“于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8](2583)窩闊臺汗設立的驛站制度被后來的大汗所繼承。

窩闊臺汗曾評價自己的功績云:“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9](P619-620)金朝與蒙古是歷代世仇,成吉思汗也是以掀起蒙、金的民族仇恨而打開蒙古征略世界的局面,但蒙古滅金的事業是由窩闊臺領導完成的,而窩闊臺將平定金國與設立驛站等同并舉,足見窩闊臺汗在驛站建設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成吉思汗的意義在于奠定蒙古人開藩建汗的事業,并向世界宣告蒙古人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到來的話,那么窩闊臺在蒙古人統轄的世界范圍內建設驛站的意義在于,它令13—14世紀的世界,梯航往來、“海宇會同”。[8](P2583)

3、蒙哥汗、忽必烈時代的征略與13世紀世界格局的確立

1241年窩闊臺汗去世之后,大蒙古汗國經過政權的動蕩更迭,于1251年共推蒙哥為大汗。新當選的大汗立即發動以對西亞為主的第三次西征。1252年旭烈兀奉詔率軍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10](P144-145)1256年滅木剌夷國,1258年攻陷報達,滅阿拔斯朝,1259年侵入敘利亞。1260年,以蒙古與埃及馬穆魯克王朝在艾因·賈魯戰役中的失敗為標志,第三次西征結束。

蒙古的三次西征,建立了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欽察汗國、伊利汗國等。除在漠北草原建立驛站外,四大汗國境內也遍設驛站,將蒙古草原與四大汗國的驛站交通網連接起來,使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原至草原,再到西域、中亞、欽察草原,[11]形成由蒙古“黃金家族”所統領的世界性大帝國,也正因如此,舊大陸上的大部分地區不再被各個割據政權的國界所隔離。

在西征的同時,蒙哥汗還在東亞的高麗和南宋拉開戰局,最終因1259年蒙哥汗在南宋戰場去世,蒙古帝國分裂為一些區域政權。1265年,元朝發動全面攻打南宋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與四大汗國時常爆發邊界沖突。這使元朝的陸上絲綢之路時斷時續。為此,元朝對于控制著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南宋志在必得。1276年,元朝一統南宋。此后,元朝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先是于1274、1281年對日本發動了兩次戰役;1282年攻打占城;1277—1287年發動對緬甸的戰爭;又于1284—1285年、1287—1288年對安南發動了兩次戰爭;1292年還遠征爪哇,等等。這些東亞、東南亞國家,雖屬蕞爾小國,卻往往控制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路段。盡管元朝沒有將這些王朝變成自己的附屬國,但從《島夷志略》寫作的情形來看,作者汪大淵在1330年、1337年兩次乘桴浮海,足跡遍布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遠達東非,這也可以側見元朝海上絲綢之路拓展的情形。

由于蒙古人對海、陸絲路的大力開拓,13—14世紀人們的世界格局意識引人注目。人們發現,元代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圖》在1402年被朝鮮合成了一幅頗為“完整”的世界地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而這幅東亞現存最早的單幅世界地圖東起朝鮮和日本列島,東南包括麻逸(今菲律賓的呂宋島)、三嶼(今菲律賓的巴拉旺島)等島嶼,西南有渤泥(婆羅乃)、三佛(今蘇門答臘島)、馬八兒(今印度的馬拉巴爾),北面已繪到大澤(今貝加爾湖),特別是,正西竟然繪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島和倒錐形的非洲大陸,包括歐亞非三大洲。[12]這些落實于地圖上的地理名稱和標畫位置,以及所隱含的地理觀念等,不僅集合了13—14世紀中國、伊斯蘭世界和朝鮮半島的地理知識,更讓人無法忽略由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而帶來的13—14世紀人們所具有的世界格局意識、世界性書寫動向。這其中,關于蒙古人的傳記非常具有代表性。

二、13—14世紀世界作者對蒙古人的傳記書寫

在蒙古人依靠武力改變13世紀的世界秩序之際,那些被各個割據政權管轄的交通要道、文明中心、人口聚集地被統一到以成吉思汗為領袖的“黃金家族”的管領之下。在13—14世紀間,對蒙古人的書寫不僅有蒙古語,還有波斯語、阿拉伯語、拉丁語、亞美尼亞語以及漢語等諸多語言,并產生了類如《史集》那樣極富世界性書寫傾向的標志性著作。

1、蒙古語系列

蒙古語系列主要有《蒙古秘史》《圣武親征錄》兩部著作?！睹晒琶厥贰?2)《蒙古秘史》或稱《元朝秘史》,原名《脫卜赤顏》,因為是蒙元時秘藏內廷的蒙古史書,明洪武時,翰林譯員們把它題作蒙古語《蒙古秘史》(《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并把其中每個蒙古詞逐一用漢字音寫下來,再加上旁譯(每個蒙古詞旁所注漢文意思)和總譯(每節蒙文大致內容的漢譯),作為培養通蒙古語的大批譯員們的蒙語教材,漢文書名為《元朝秘史》。(Mongqol-unNihuchaTobchiyan)是成書于鼠兒年(3)關于鼠兒年所指的具體時間,學界有多種不同的意見,主要有戊子年(1228年)、庚子年(1240年)、壬子年(1252年)和甲子年(1264年)諸說。的用畏兀兒體蒙古語撰寫的《脫卜赤顏》的漢語表述,它從成吉思汗先祖二十二代先祖孛兒帖·赤那、豁?！ゑR闌勒開始寫起,敘及成吉思汗系譜、傳說、事跡,一直寫到窩闊臺汗十二年(1240年)為止。余大鈞先生根據中外史料認為,“《秘史》成書于1252年壬子鼠年秋七月”,[13]錢大昕認為“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唯《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鮮,良可惜也”。[14](P456)

《圣武親征錄》中的“圣武”由成吉思汗的尊號“圣武皇帝”而來?！笆ノ溆H征錄”這一書名,是元世祖至元年間史臣編撰完稿時所用的名稱,所以《圣武親征錄》是有關蒙古歷史的用漢語譯寫的著作。全書共一卷,其內容稍稍帶過鐵木真出生的端起,然后便從壬戌年(1202年)開始敘述,直到辛丑(1241年)冬十一月初八日,窩闊臺汗五十六歲時在月忒哥忽蘭之地駕崩,記錄其間所發生的成吉思汗一些早年事跡、統一蒙古各部,西征、攻金以及窩闊臺汗滅金等事件。[15]

2、波斯語系列

波斯語系列主要有《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薩甫史》《納昔兒史話》等著作。關于《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y-iJuvaini)的寫作與作者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費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1226—1283年)的親身經歷密切相關。志費尼曾擔任蒙古派駐烏滸(今阿姆河以西)諸省長官阿兒渾的秘書,于1247年、1249年、1251年跟隨阿兒渾赴蒙古朝見大汗,在哈剌和林停留一年五個月;又曾跟隨旭烈兀參加征服阿剌模忒堡,滅掉亦思馬因派王國的戰爭。在哈剌和林停留期間(1252—1253年),志費尼應友人之請開始撰寫《世界征服者史》,此后又斷續寫了七八年?！妒澜缯鞣呤贰匪浭龅膬热莨卜秩?第一卷,記述成吉思汗、窩闊臺汗、貴由汗三汗時期歷史,以及畏兀兒、哈剌契丹后期的歷史;第二卷,主要是花剌子模王朝史,以及花剌子模滅亡后蒙古長官成帖木兒、闊里吉思、阿兒渾等的統治;第三卷,從拖雷、蒙哥到旭烈兀的歷史,以及亦思馬因派王朝史。[16]有關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征服世界的歷史,尤其是征略花剌子模的過程,志費尼是第一個對其詳盡書寫的史家。

3、阿拉伯語系列

阿拉伯語系列主要有《歷史大全》《札蘭丁傳》《眼歷諸國行紀》等著作。阿拉伯史學家伊本·艾西爾(Ali ibn al-Athir)的《歷史大全》(Al-Kamilfial-Tarikh),是一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創世時代,下迄1231年。伊本·艾西爾一生經歷了兩次外來侵略,一次是西方十字軍東侵,一次是蒙古人西征。伊本·艾西爾年輕時正值第三次十字軍東侵,晚年時親歷蒙古人西征,所以該書根據作者親見親聞,特別對十字軍東侵和蒙古人西征,作詳盡記載。[18]

奈撒維(Shihab al—Din Muhammad al—Nasawi)的《札蘭丁傳》(Siratal-SultanJalalad-DinMangubirti),寫于1241年,內容從花剌子模算端摩訶末在位后期一直寫到札蘭丁之死。札蘭丁是花剌子模國的最后一任君主,作者奈撒維是呼羅珊(Khurasan)之奈撒人,1223年蒙古軍班師東還后,花剌子模末代算端札蘭丁從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復興破敗之故國,奈撒維被任命為書記,自此追隨札蘭丁直到他敗亡(1231年)。因為書記之便,奈撒維不僅與花剌子模高官有交往,熟知其國事,且目睹了蒙古人和札蘭丁的軍事活動,所以傳記在詳述蒙古攻滅花剌子模國過程之際,尤其對札蘭丁的活動軌跡以及呼羅珊一帶的情況加以詳述。[19](P94-95)

4、亞美尼亞、拉丁語等

亞美尼亞修士乞剌可斯·剛扎克茨(Kirakos Ganjakets’i)于1241—1265年撰寫《亞美尼亞史》,該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關于蒙古人征服亞美尼亞的記錄。乞剌可斯1203年生于阿塞拜疆的Gandzak(今阿塞拜疆的甘賈)。1236年,乞剌可斯與老師瓦納堪(Vanakan)被蒙古人俘虜,并擔任可汗的秘書,與西方通信。乞剌可斯因此學會了蒙古語。1236年,人們為瓦納堪支付了贖金,乞剌可斯也成功逃脫。所以,在《亞美尼亞史》中,乞剌可斯編制了第一個在歐洲語言中有等價物的蒙古語單詞表。另外,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于1254年奉拔都之命入朝覲見蒙哥汗,乞剌可斯作為隨員陪同在旁。他們此行的行程及見聞被乞剌可斯記錄下來,收入《亞美尼亞史》中。(6)Kirakos Ganjakets′i,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1975,1986),Section58:"Concerning the trip of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Het′um,to Bate and Mongke-Khan",Online at: http://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03d/1240- 1250,_Kirakos_Ganjakets′i,_History_of_Armenia,_EN.pdf.Berosian′s website has been mirrored online at:http://www.attalus.org/armenian/kgtoc.html. (Some theological sections omitted.)

用拉丁語寫作的《蒙古史》(L′YstoriaMongalorum,又名《出使蒙古記》)是意大利方濟各主教約翰·普蘭諾·加賓尼(Jean de Plan Carpin)出使蒙古的親身經歷記錄。1245年4月,加賓尼奉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之命,從法國里昂出發,前往蒙古汗國,希望一方面偵查蒙古征伐的動向,一方面阻止蒙古對歐洲的征伐。1246年的8月,他們到達哈剌和林,參加了貴由大汗的登基大典。當年11月,他們踏上歸途。1247年,加賓尼一行回到里昂,向教皇遞交了他的奉使報告——關于韃靼人的見聞記錄,這就是后來在歐洲影響深遠的《蒙古史》。全書分九章,前八章分別記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習俗、國家、戰爭、被征服國家、對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敘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宮廷見聞的情況,是歐洲人最早對蒙古人的觀察和記錄。[23](P1-175)

魯布魯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的《東行紀》也是用拉丁語寫作的。1253年,魯布魯乞受法國路易九世派遣,從君士坦丁堡啟程前往蒙古汗國。他先到達欽察汗國拜會了拔都,并跟隨其一道前往哈剌和林,于1254年覲見蒙哥汗。1254年7月,魯布魯乞帶著蒙哥汗答復路易九世的國書,于1255年回到地中海東岸。一年后,他將沿途各族風土人情、山川地理寫成出使報告遞交路易九世,記述了13世紀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文化等情況。[22](P177-327)

5、日語系列

日語系列主要有《蒙古襲來繪詞》《八幡愚童訓》等?！睹晒乓u來繪詞》是日本竹崎季長根據其親身經歷所繪制的長卷畫冊,完成于1293年2月9日。它以圖像的形式記錄1274、1281年蒙古與日本發生的兩次戰爭。一般認為,“繪詞”是竹崎季長命令畫師所作,繪圖之外還有解釋戰況的詞,故又稱《竹崎季長繪詞》。

《八幡愚童訓》中的“八幡”指八幡神。日語中的八幡神(はちまん),也被稱作八幡大菩薩,自古以來被日本人作為弓箭之神廣泛信仰?！鞍酸τ尥枴钡囊馑?就是讓兒童都能懂得八幡神在這場戰爭中顯靈的一部解說書。作為最早將“元日戰爭”場面納入視野的敘事作品,該著如實描寫了雙方的作戰方法,對日本武士的活動、日期記載也相對準確,是現今留存了“文永之役”對馬、壹岐島作戰過程的唯一資料。[24]

6、漢語系列

漢語系列包括金人、南宋人、高麗人、元人的書寫,是關于蒙古人歷史的主要載錄來源,主要體現為行記、碑銘、傳記、行狀等形式。金人的著述以《北使記》《長春真人西游記》《汝南遺事》等為代表?！侗笔褂洝肥俏峁艑O仲端口授、劉祁筆錄而成的行記作品,記述了興定四年(1220年)七月,金宣宗派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出使蒙古,向成吉思汗請和之事。其時,成吉思汗正遠征花剌子模和印度,駐扎于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一帶。吾古孫仲端一行經西夏,涉流沙,逾蔥嶺,行程萬里,到達成吉思汗駐蹕處。完成使命后,于次年十二月歸國,歷時一年半。記述了蒙古人活動軌跡里中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地理氣候、民族歷史、物產狀況、人物風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內容。

李志?！堕L春真人西游記》記載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至十六年(1221年)丘處機及一班弟子西行見成吉思汗始末,“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盵24](序,P1)

王鶚《汝南遺事》是記錄天興二年(1233年)六月至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金亡之前,作者追隨金哀宗在蔡州被宋蒙聯軍所圍的歷史,隨日編載,有綱有目,皆作者親見親聞之事,記載詳細確切,極為真實。

南宋人的敘錄以趙珙《蒙韃備錄》,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等著為代表?！睹身^備錄》乃嘉定十四年(1221年),趙珙被遣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至燕見木華黎之行的敘錄。內容僅十四則,未為全書,但留存了蒙古開國事跡的記載。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六月,彭大雅跟隨使者鄒伸之出使蒙古。彭大雅作為書狀官記錄使北見聞。端平元年(1234年)十二月,宋廷再次派遣鄒伸之等出使蒙古,徐霆隨使,作《北征日記》。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徐霆將彭大雅使北所記稿本與自己所作《北征日記》相互參照,編成《黑韃事略》?！逗陧^事略》敘述了蒙古立國、地理、物產、語言、風俗、賦斂、賈販、官制、法令、騎射等。

元人的敘錄以《西游錄》《嶺北紀行》《西使記》為代表?！段饔武洝酚涗?219年耶律楚材隨蒙古大軍西征花剌子模,并在西域停留近十年的經歷。著作記錄了蒙古大軍第一次西征時的強大,同時反映了蒙古人對西域文化的吸收情形?！段魇褂洝酚沙５驴谑?、劉郁筆錄。元憲宗九年(1259年),常德奉命西覲旭烈兀,自和林出發,經天山北麓西進,到達今撒馬爾罕等地,往返共十四個月?！段魇褂洝酚浭隽顺５挛餍械囊娐?尤其詳述蒙哥汗之皇弟旭烈兀奉命西征,征服阿拔斯王朝、木剌夷政權的事跡?！稁X北紀行》作于1248年,記述了1247年張德輝應詔北上覲見忽必烈的見聞,對蒙古人所居住的草原地形、氣候、飲食、驛站、關山、河流、習俗等皆有記述,也是漢語文獻中最早專講蒙古可汗駐帳和林情形的報告。再如程鉅夫《世祖平云南碑》、王磐《元中書右丞謚忠毅鄭公神道碑》,記錄忽必烈親統中路軍遠征云南的歷程。王惲《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銘》記錄速不臺隨蒙古黃金家族征略世界的一生事跡。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記錄欽察人土土哈家族歸入元朝,為蒙古統治者征戰、平定內亂的歷程,等等,漢語文獻中有大量的碑銘、行狀、傳記記錄蒙古人的事跡,是蒙古人歷史最豐富的史料來源之一。

如上所述,包括蒙古語、波斯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拉丁語、漢語在內的多語文獻對于以蒙古人為主體的13世紀歷史的記述,很真切地反映出13—14世紀間世界史家共同參與和書寫蒙古人的歷史與傳記的事實。莫里斯認為,“蒙古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是連接起了歐亞大陸的各大文明。蒙古時代見證了位于歐亞大陸兩端的歐洲和中國第一次直接接觸,這些交流為現代早期乃至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提供了舞臺”。[26]所謂的蒙古時代,其最核心的意思在于,蒙古人是那個時代的主導者和被關注的焦點,13—14世紀各種語言對蒙古人行跡的傳記書寫也強有力地呈現和印證了這個說法。

三、13—14世紀傳記書寫典型特征:世界性和民族性

如前所述,13世紀是蒙古人的時代,因為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和暴力外交,舊世界的秩序和藩籬都被打破,因追隨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而帶來世界范圍的作者、世界范圍的觀察視域。共同的觀照對象被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作者們追蹤觀察和切實書寫,這使得13—14世紀以蒙古人為傳記主體的書寫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世界性特征,另一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意味。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行為,在打破13世紀世界本來封閉且相對單一、此疆彼界森然的秩序的同時,還給文明社會帶來“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26](一冊,P178)的毀滅性破壞。人們在關注蒙古人的行蹤之際,基于一個被打開的世界背景進行書寫,往往從族群的起源、分布、特征、稱謂、信仰等方面來認知和區分部族和人群或者個體,具有很明顯的民族性特征。

就13—14世紀傳記書寫的世界性一面而言,它體現為地理空間的打開、時間表述的差異和價值觀的去中心化等情形。以1211年發生的蒙古攻金事件為例,作為一個極為典型的區域性事件,由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以蒙古為中心的歐亞以及北非各地被連成一個整體。這個事件成為世界諸多區域作者圍繞蒙古人的發跡史而進行書寫的共同對象。

《蒙古秘史》:

成吉思汗于羊兒年出征金國,先取了撫州,越過了野狐嶺,又取了宣德府,……派遣者別、古亦古捏克·把阿禿兒二人為先鋒,到達居庸關。居庸關山嶺有金軍守御,者別說:“咱們試著把他們引誘出來再戰吧!”于是,率軍退走。金軍見者別率軍退走,便下令追擊,滿山遍野地追來。追到宣德府的山嘴時,者別掉過頭來迎戰……殺得敵軍積尸如爛木堆。[9](P415)

《納昔兒史話》:

當我們來到桃花石的疆域之內、接近阿勒壇汗政府的所在地,從相當遠的距離之外,就在視野中出現了一座高高的白色高地。我們和那個高地之間相隔頗遠,有二到三程甚至更遠的距離。我們這些花剌子模沙政府派遣的人員猜測那個白色的高地可能是一座雪山。我們就詢問向導和當地人,他們的回答是:“它全是被殺者的骨骼?！蔽覀冇窒蚯白吡艘怀?土地由于人的脂肪而變成油乎乎的,顏色發暗,我們不得不在這樣的道路上走了另外三程,直到我們重新踏上干燥的土地。由于來自土地的侵染,使團的一些成員生病,有人病死。[27](P183-184)

《圣武親征錄》:

(辛未)秋,上始誓眾南征……金人懼,棄西京。又遣哲伯率眾取東京。哲伯知其中堅,以眾壓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伯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大掠之以歸?！盵28](P212、216)

《史集》:

成吉思汗紀[五]

從始自伊斯蘭教歷607年8月的豁你亦勒,即羊年[1211年],也就是他出征乞臺、同乞臺君主阿勒壇汗作戰之年初起……現在還讓我們來[記述]成吉思汗遠征乞臺的歷史吧。成吉思汗發兵出征后,首先來到了塔勒湖,占領了大水濼……蒙古軍盡管人數不多,卻很快地擊潰了乞臺、哈剌契丹和女真軍隊。[蒙古人]殺了許多人,整個原野都充滿了血腥氣。[17](一卷,二分冊,P225、228、231)

1211年發生的蒙古攻金事件,對蒙古人而言是一個證明其武力值的重要事件,他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往最強大的仇敵遭到了幾近滅頂的打擊。對于13世紀的世界而言,南下攻金意味著蒙古人開始以原有的高原地盤為起點,陸續對世界展開征伐,宣告“蒙古時代”的到來。在上述書寫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書寫的世界性范圍。作為蒙古人傳記書寫的一部分,對蒙古攻金這一事件的書寫,從13世紀大蒙古國汗廷所在地和林,拓展到中亞的德里蘇丹國,又跨越到元朝的大都以及西亞伊利汗國的首都大不里士,在相當大程度上覆蓋了13世紀蒙古征略的世界范圍;書寫者有畏兀兒人、波斯人和漢人等,當時的主要書寫語種都囊括其中。

其次,世界范圍內的書寫中,關于時間的表述。上述所引材料的寫作時間,都距1211年蒙古攻金事件數十年甚至近百年。更重要的是,寫作時間都在蒙古人已發動世界性征略之后。蒙古人已然令13世紀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區域和政權臣服于自己。所以,對蒙古人傳記進行書寫中的時間表述就意味深長。作為草原游牧部落族群,蒙古人據其游牧生活特點而以草青為一歲,新月初升為一月,《蒙韃備錄》云:“其俗每以青草為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為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盵29](P266)蒙古人以動物紀年,《蒙古秘史》的紀年即完全按照動物生肖表述法,但在與漢人、女真、契丹人的接觸中,蒙古人學會了以干支紀年?！睹身^備錄》談到蒙古紀歷時說:“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改曰庚辰年?！盵29](P267)所以,至元年間編撰的《圣武親征錄》的紀年表述即為干支紀年。有意思的是,拉施特用伊斯蘭教歷來表述時間,但很注意指出蒙古紀年時間。而綜合這些世界范圍內蒙古人傳記書寫,在時間表述細節上的體現,可以看出作為世界征服者的蒙古人與世界之間的雙向奔赴。1265年,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之亂后,期望創造一種可以“譯寫一切文字”的書寫符號體系。[8](P4518)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創制出堪稱古代“世界語”的方形豎寫拼音字母——八思巴字,期望作為書寫表達工具,能從中原中州一直到“極東極西極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26](14冊,P100)八思巴字的創制反映出蒙古人對構建世界新秩序的主動性?！妒ノ溆H征錄》《史集》等的書寫未嘗不隱隱表現出蒙古人立足世界,對自身歷史書寫的積極擘劃態度。

另外,上引材料雖是對同一事件的記述,但價值觀和立場并不一致。在描述蒙古攻金的殘虐程度時,《蒙古秘史》以蒙古人的口吻寫對方“積尸如爛木堆”,《圣武親征錄》以冷靜的筆致描述蒙古軍對金人“大掠之以歸”,《史集》則寫道,“[蒙古人]殺了許多人,整個原野都充滿了血腥氣”,雖冷靜,卻有力量,一如志費尼對于蒙古人毀滅與殺戮景象的表述“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搶劫,然后他們離去”。[6](P116)他們對蒙古人的書寫都態度隱忍,立場有些傾向于蒙古人。在上引材料中,唯有《納昔兒史話》的作者術茲札尼是以被征服者立場和第三者的視角來描述蒙古攻金之后的慘烈情景。他描述戰爭之后,金朝繁榮的京城變成白骨堆積的“雪山”,而人的脂肪致使土地“變成油乎乎的,顏色發暗”,甚至使得走過的人被侵染生病,乃至病死。這種細節描述,即便是想象和編造都難以企及,而作者也指出,他的寫作靈感來自花剌子模君主穆罕默德算端派遣出使蒙古的使節賽典赤·寶合丁·拉齊。此人是“一位有高貴品格的賽夷,具有顯赫的出身”(7)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算端聽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消息,“他迫切地想通過自己信賴的人員,調查消息的真實性,帶回關于蒙古軍隊狀況、數量、武器、軍事器械等的確切情報”,于是,派遣賽典赤·寶合丁·拉齊等人出使蒙古,見黨寶海:《外交使節所述早期蒙金戰爭》,《清華元史》第3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所以描述沒有虛構,這也深刻地還原了《蒙古秘史》所表述的“積尸如爛木堆”的現場情景。正是借助術茲札尼的描述,人們才真切地體會到蒙古人征服世界、改變世界舊秩序給世界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力。而不同價值立場主導下的書寫,使蒙古人作為世界征服者這一傳記主體形象被展示得復雜而多面。

就13—14世紀傳記書寫的民族性一面而言,它可以稱得上世界性的根本內核,誠如合贊汗在組織編撰《史集》之前所發出的“靈魂追問”一樣:我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我們為什么會在“伊朗之地”生活,我們與東方的宗主國“大元兀魯思”以及其他汗國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有怎樣的血脈聯系?[30](序,P2)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不僅打破了舊世界的藩籬,而且建設了完善的驛站系統,并在軍隊過去之后,將驛站系統開放給全世界的商人、傳教士以及旅行者等?；谶@樣一個被打開的世界背景進行傳記書寫,包含著族群的標識性內容成為人們記住自己,并將自己區別于其他族群的重要基因。對于起初弱小的蒙古人來說,他們特別知道,記住自己的族源和民族歷史,才不至于在被不斷驅趕和不斷遷徙的歷程中忘記自己的身份,使自己陷入被人奴役和定義的危險。所以,13—14世紀間,包括蒙古人在內的傳記書寫,關于傳主民族起源和民族特性的書寫是其突破和區別于以往傳記書寫的重要內容。

例如《蒙古秘史》中對成吉思汗的書寫:

……等到篾兒乞惕人遠離之后,帖木真才從不兒罕山下來,捶著胸說道:“多虧豁阿黑臣大媽,/像黃鼠狼一樣耳敏,/像銀鼠一樣眼明,/才使我得以躲避。/我騎著韁繩絆蹄的馬,/踏著鹿走的小徑,/登上不兒罕山,/用柳條搭起棚屋居住。/在不兒罕·合勒敦山上,/躲避了我微如虱子的性命!/愛惜我僅有的性命,/騎著我僅有的馬,/循著馴鹿走的小徑,/登上合勒敦山,/用破開的柳條搭起棚屋居住。/合勒敦·不兒罕山,/庇護了我螻蟻之命,/我驚懼惶恐已極!/對不兒罕合勒敦山,/每天早晨要祭祀,/每天都要祝禱!/我的子子孫孫,/都要銘記不忘!”說罷,面向太陽,把腰帶掛在頸上,把帽子托在手里,以(另一)手捶胸,面對太陽跪拜了九次,灑奠而祝禱。[9](P111-112)

作為首部以蒙古語寫成的史詩式著作,《蒙古秘史》記述了蒙古祖先起源及大蒙古汗國初期的歷史,充分反映出蒙古人的世界觀、文化觀、自然觀與認知方式。引文中,未曾發跡的鐵木真代表蒙古人的形象,被形容成微如虱子、弱如螻蟻,驚惶不可終日,既形象生動,又體現出蒙古人觀察世界和表達世界的風格特征。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成吉思汗活動的怯綠連河上游不兒罕山(今蒙古國肯特山,位于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東側),這里充滿淤泥,到處是險林,但它的原始地貌護佑了蒙古人。蒙古人在這里逐漸成長,逐漸強大,所以它成為蒙古人的神圣之山和精神歸依。他們不停地從戰場回到不兒罕山來祭祀,舉行忽里臺,向不兒罕山尋求精神護佑。有關蒙古人在不兒罕山生活的風俗、從不兒罕山走出去和從外面走回來的路線、不兒罕山周邊的地理環境以及沿途的風物等內容,在《蒙古秘史》中有著非常多生動而真切的記錄。[31]這些內容可以說是蒙古人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民族性文化內容,對它們的詳述也正是13—14世紀傳記書寫非常值得注意的民族性特征體現。

再比如閻復給欽察人土土哈作傳,也是從族群的起源和族群分布開始說起:

公欽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絕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帶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余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産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瓪q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班都察,舉族迎降,從征麥怯思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蒭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撞馬湩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剌赤,蓋華言黑也。[26](9冊,P265)

閻復這篇《樞密句容武毅王碑》是一篇民族性特征非常突出的傳記,欽察人因為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從距離中國三萬余里的地方浩浩蕩蕩地遷徙進入中國。這一現象展示的是歷史的世界性的一面,而中國本土作者閻復在書寫土土哈時,從其族群的起源、分布及其迥異于中原民眾的特征寫起,關注的是其民族性特征。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關注和表述的內容。作為欽察人,閻復對土土哈的個體書寫是從其所屬的族群開始書寫的,書寫的內容包括:他到底來自哪個族群,這個族群本來分布的區域、族群的性格特征、他的族群系譜是怎樣的,這個族群如何與為何遷徙到此,這個族群怎樣立身于蒙古朝廷,其立身之道與立身之本是什么,他們怎么被稱謂,等等。拉施特在《史集》中稱贊合贊汗對民族歷史的關注態度時寫道:

非常詳細地了解很受蒙古人尊重的蒙古族歷史,非常詳細地知道父輩、祖輩和男女親族們的名字,古今各地蒙古異密(王公大臣)們的名字,并且詳細知道[其中]每個人系譜的大部分。

他知道古代以迄于今的算端,篾力們的一切癖性、習慣、規距,即每個人在作戰、宴飲、愉悅或不快時的習慣,衣、食、騎馬的習慣,也知道他們的其他情況以及他們的現狀。他曾把這一切詳細地講給各民族的代表們聽,他們都感到非常驚訝。[32](三卷,P354)

合贊汗的民族歷史修養集中且典型地反映出13—14世紀間人們對自己民族歷史的關注和表達態度,而這種對自身出處、來歷的關注也深刻地影響了13—14世紀間傳記書寫的民族性特征?；谶@樣的寫作背景和寫作理念,拉施特在《史集》中寫道:

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興隆,由于他們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種名字和專稱的[各種]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兒、塔塔兒、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蠻、唐兀惕等,為了自我吹噓起見,都自稱為蒙古人,盡管在古代他們并不承認這個名字。這樣一來,他們現今的后裔以為,他們自古以來就同蒙古的名字有關系并被稱為[蒙古],其實并非如此,因為在古代,蒙古人[不過]是全體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個部落……因為他們的外貌、形狀、稱號、語言、風俗習慣和舉止彼此相近……所有這些民族,都認為自稱蒙古人,對于自己的偉大和體面是有利的。[17](一卷,一分冊,P166-167)

作為蒙古帝國史又是最早的“世界史”,《史集》全書原分為四部分:第一編為《蒙古史》,第二編為《亞歐各國史》,第三編為《世系譜》,第四編為《地理志》,就其編排來說,體現出從民族到世界的書寫序列特征,而具體到最主體的部分《蒙古史》的撰寫,拉施特對蒙古人傳記書寫的確在努力回答合贊汗提出的首要問題:“我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力求通過撰述這一民族起源、民族的族群構成以及該族群的各種特征等問題來構建這個民族的獨特性。

《史集》的產生具有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它用波斯語寫成,其中含有大量突厥語和蒙古語等多種語言的用詞和術語,不僅極具世界性,而且是對蒙古人發跡與征略世界歷史敘述的集大成者。而《史集》在其序言中,站在世界歷史書寫的立場很鄭重地表述傳記寫作的民族性特征時寫道:

史學家的職責在于將各民族的記載傳聞,按照他們在書籍中所載和口頭所述的原意,從該民族通行的書籍和[該民族]顯貴人物的言詞中采取出來,加以轉述。[所述正確與否,正如阿拉伯語所說],責任“在于轉述者”。[17](一卷,一分冊,P93)

《史集》在具體的撰寫過程中,“其指導思想所根據的是這樣一條原則:伊斯蘭教各族人民——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歷史,只不過是注入全世界歷史海洋的一條河流;世界史應當是全世界的歷史,包括當時已知的各族人民”。[17](一卷,一分冊,P60)所以,《史集》撰修過程中,有作為蒙古人的合贊汗親自參與和建構;參考了當時波斯語、阿拉伯語有關著作,參閱了伊兒汗宮廷所藏蒙古人的傳說和古老記錄、世系譜等口傳、記述內容以及蒙古人從世界征略區域所搜集來的關于科學、歷史等各方面知識的手稿;還動用了從蒙古統治范圍內各文明圈招來的不同人種、不同語言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等等。杉山正明認為《史集》的完成,“確切地證明了蒙古當時已經明確意識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時代,人類的歷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30](序,P7)如果說《史集》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世界史”的誕生的話,那么,《史集》撰修者們認為其意義即在于它只不過是對各民族傳記進行真實轉述,這可能意味著,世界性與民族性特征的交融并存既是13—14世紀傳記書寫的重要特征,又是代表這個時期所有書寫所貢獻的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