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洋面御倭第一島鏈的建構與實效
——以嵊泗列島為中心考察

程繼紅 丁高理

（浙江海洋大學 師范學院，浙江 舟山 316022）

由于倭寇與海盜原因，明代是中國海防史上一個重要時期，海防文獻也極為豐富。其主要體現為：首先，海防專著大量涌現，如《籌海圖編》《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海防纂要》等，多達數十種；其次，與海防相涉文獻層出不窮，如正史、實錄、會要、奏疏、兵書以及沿海方志等，更是多達數百種。這些文獻中記載的明代浙江海防，尤以浙江洋面御倭第一島鏈建構，最能體現明代御倭于海上戰略的落實，故成為明代海防史上的一個亮點。

一、明代浙江御倭戰區與島鏈建構的“三洋”視野

明代沿海諸省中，倭患嚴重的是浙、閩、粵三省，三省之中又以浙江倭患尤烈。鄭若曾說“自倭人入寇東南，惟浙為最甚”[1]，正是對當時實際情形的概括。

明代由于江山一統，海防上沿海各省自成防區，如山東、江蘇（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都各自設防。各省之中，再細分海防區域。以東南各省為例，如廣東海防，區分東中西三路，置總兵官、副總兵、參將、把總等官，各衛所水軍協守六水寨，出海巡哨。福建海防，分北中南三路，配以五寨、五游，巡哨聯絡。浙江海防，共設六把總巡守汛地，連界會哨，而分隸于四參將；四參將之外，還設有兩個非固定駐所的游擊將軍，由總兵直接調配，以便緊急情況下機動馳援?？?、參、游皆聽命總兵調遣，協同作戰。浙江總鎮守為總兵官，指揮全浙參總，此即中國海防史上有名的“四參六總”加“二游”建制。[2]2247

事實上，明代“四參六總”海防建制，在浙江的御倭防區表現得最為經典。須知這個建制的落實，還要依賴于衛所。衛所，本為明朝軍隊所實行的編制形式。軍隊組織有衛、所兩級。一府設所，幾府設衛。衛設指揮使，衛下有千戶所，千戶所下設百戶所。明代在沿海大量采用衛所制，最初是從浙江開始的，這是方鳴謙的主意?！睹魇贰份d：“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常訪以御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垡詾槿?。（湯）和乃度地浙西東，并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筑之?！盵3]一時間浙江沿海衛所林立，布防森嚴。

浙江“四參六總”的具體情形，體現了跨區域設防的特征。先看六總情況：一總為金鄉、盤石二衛；一總為松門、海門二衛；一總為昌國衛及錢倉、爵溪等所；一總為定海衛及霩衢、大嵩等所；一總為觀海、臨山二衛；一總為海寧衛。六總分統以四參將，[2]2247四參將則為：杭嘉湖參將，轄海寧衛，駐海鹽；寧紹參將，轄觀海衛、臨山衛、昌國衛、定海衛，駐舟山；臺金嚴參將，轄松門衛、海門衛，駐海門；溫州參將，轄金鄉衛、盤石衛，駐溫州。[4]如果把四參將所轄防區衛所聯系起來看，就是一張清晰的浙江海上御倭防務地圖。

在這張防務地圖上，可以看到當時浙江御倭，從北往南，實際上分為四大戰區：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為一戰區，簡稱“杭嘉湖戰區”；寧波府、紹興府為一戰區，簡稱“寧紹戰區”；臺州府、金華府、嚴州府為一戰區，簡稱“臺金嚴戰區”；溫州府、處州府為一戰區，簡稱“溫處戰區”。四大戰區的特點，都是由海上向大陸作縱向延伸，東西縱深達數百公里。明代軍隊實行募兵制，由于臺州、金華與嚴州為一戰區，我們就會明白戚繼光何以會跑到義烏去招募兵士，從而組建了赫赫有名的“戚家軍”。

在這張防衛圖上，嵊泗列島除了灘滸島屬于杭嘉湖戰區之外，其余諸島皆屬于寧紹戰區。那么現從這兩個戰區視角來看嵊泗列島在當時御倭防區的地位究竟如何？

明代御倭，海戰不斷，出了不少海洋軍事家。著名的海防軍事家鄭若曾對杭嘉湖和寧紹兩個戰區作了細分，并在細分基礎上提出了近岸、次遠、極遠“三界”島鏈建構思想：一是近岸島鏈，建構為黃牛山、馬墓、長涂、冊子、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為上界，可視作第三島鏈；二是次遠島鏈，建構為灘山、滸山、洋山、馬跡（今泗礁）、兩頭洞、漁山、三姑（今大洋山）、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為中界，可視作第二島鏈；三是極遠島鏈，建構為花腦（今花鳥）、求芝、絡華（今綠華）、彈丸、東庫、陳錢（今嵊山）、壁下為下界，可視作第一島鏈。這三重島鏈，構成三重防區，皆屬倭寇進犯必由之道。[5]從防區分布來看，如果說浙江是明代御倭的中樞地區，就某種情況而言，其中的嵊泗第一島鏈又是浙江御倭的前沿主要戰場。

這種由近及遠的防區劃分，實際上是南宋吳潛的三洋思路的延續。吳潛所處的南宋時代，主要防御北方金兵南下，防區呈縱向特征；而明代主要防御從東到西的倭寇劫掠，防區呈橫向特征。鄭若曾劃分的次遠與極遠海域，相當于吳潛的大洋海域，絕大部分屬于今嵊泗范圍。根據這種劃分，極遠海域的七座島嶼被納入第一哨區（詳后），充分體現了鄭若曾御敵于大洋的作戰理念，這一點也是吳潛特別強調的。嵊泗主要島嶼都在次遠與極遠的御倭一線與二線，這種防區的布置，就是基于殲敵于深海的策略，可以最大程度減少對大陸地區的影響，這當然是御倭的上上之策。由此，可以明白，明代巡洋哨區為何會設在嵊泗海區了，這都是地緣軍事的需要。

每一個防區其實都有一至二個綱舉目張意義上的戰略節點，如果深入到屬于次遠防區的十二島嶼中間，便可發現洋山就是該防區的戰略節點。為此《兩浙海防類考》這樣描述：

羊山（今小洋山）屹立大海，東窺馬跡，西應許山（今滸山），南援衢洋，北控大、小七山，此地之重者一也；溫臺寧三府于汛期之際，漁船到此而后分采捕，南極漁山，北極茶、蛇二山，渺茫千里，處處皆船，此地之重者二也；此地不守，則馬跡可以結巢，而徐公上下皆為倭寇淵藪，不惟許山有唇亡之慮，而聲息不通，應援阻絕，衢洋當一面之沖，浙西失藩，蔽之固矣。[6]

小洋山的意義，其實遠不止在該防區的內部，因為這只是戰術層面。明天啟年間兵部尚書、《海防纂要》作者王在晉，跳出海上防區本身，將視野立足于省城杭州，用長焦距鏡頭，以相當于現代航拍者的姿態，對小洋山、滸山等戰略地位作出鳥瞰性描述。他說：

浙江之源，始于黟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于錢塘江之鱉子門而入海焉，故鱉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為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今小洋山）、許（今滸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后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后錢塘、鱉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7]

如果說小洋山等島嶼為省城杭州的第三門戶，而小洋山之外的陳錢等第一島鏈，則又是第四重大門，這就是明代巡洋會哨為何特別重視第一島鏈之陳錢海域的原因。

二、明代浙江洋面御倭島鏈與巡洋哨區之間的關系

既然嵊泗列島都在浙江御倭第一與第二防區之內，那么該海域自然就成為巡洋會哨的交接區了。

巡洋會哨是明朝一項重要的海防制度。牛傳彪認為：所謂巡洋，是各總兵按其駐防區與武備配置劃分一定洋面作為其責任汛地，每逢春秋二汛巡邏哨守；所謂會哨，是相鄰的兩支或多支巡洋船隊于信（汛）地連界處定期相會，填注會哨憑證，汛畢查繳軍政各司的制度。[8]由于嵊泗列島海域位置特殊，每逢汛期，浙江戰船必出巡上述三界洋面，除了浙江四大戰區各防務之間的會哨之外，還與南直隸、福建兵船會哨。

會哨制建立，其實就是跨防區間的聯防，避免防區與防區之間出現三不管的死角。對此鄭若曾指出，廣東、福建、浙江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戢捕之謀，必須有賴于相互之間的協同作戰。沿海加入倭寇集團的罪犯，多系廣東、福建、浙江三省之人，通伙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于漳州、泉州；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于福州、寧德。如果調兵搜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還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便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寇；在浙江、廣東者，則于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寇，此乃三省之通弊。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5]基于倭寇、海盜的這種海上流竄特點，必須嚴令各地指揮，在海域連界處會哨，互為聲援，協謀會捕，如此方能最大程度打擊倭患。故《觀海指掌圖》說：“防江在于聯絡，防海在于會哨?！盵6]

寧紹戰區，巡洋會哨的主要海域其實就在嵊泗境內的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就整體而言，一般出哨時間，按胡宗憲的說法，基本在春汛期間。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巡哨區基本上是固定的，在分布上明顯呈現出一定層次性。為此，筆者還是以上述“三界”區劃為例來作分析。

三界中極遠防區的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島嶼，為第一島鏈，也是第一重巡哨區。其中的會哨區則在陳錢，因為陳錢為倭賊分艟之所，如遇東北風，倭賊必由下八山入陳錢、馬跡、衢山、洋山等，北犯江蘇、西南犯浙江，所以江蘇、浙江兵船交相會哨于陳錢。這重哨區最為緊要，因為只要倭寇出現在這一帶洋面，待其還未立穩腳跟，就可第一時間發現并圍剿之。

三界中次遠防區中的馬跡、洋山、大衢三山品峙，為第二島鏈，也是第二重哨區。其中洋山，據《觀海指掌圖》說：“山圍百里，形似南箕，中平如掌。內有十八岙，可藏海船數百。海水鹽不可飲，惟山頂一泉清淡可汲，會哨必泊其中，以避風汲水?！盵6]因此這里成為重要的會哨地點，故江蘇竹箔沙、浙江馬墓兵船至此會哨。對浙西而言，洋山及其附近滸山，如前所述也是省城門戶，所以浙西杭嘉湖戰區的海寧把總也有兵船至此巡哨。這重哨區因為是省城門戶，且可居留補給，最易藏匿，但與第一重哨區相比，畢竟經過首道防線的阻攔，流竄之敵，目的地明確，圍剿起來較為便易，故為二等重要。

三界中近岸的馬墓、長涂、岱山、蘭秀、圣姑、韭山等，則為第三島鏈，也為第三重巡哨區。這重哨區，離沿海衛所距離較近，增援迅速，故為三等重要。

此外，胡宗憲《浙江四參六總分哨論》也重點分析了嵊泗海域的會哨問題。他認為，浙海諸山，如灘山、滸山、洋山、馬跡、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皆倭寇必由之道也。既是必由之道，當然是重點防區。因此其《浙江四參六總分哨論》有個副標題為“御賊于?！?，可見他也提倡滅倭寇于海上的戰略。

胡宗憲對寧紹戰區的海上防區，也有“三界”之說，與鄭若曾相同，但他以“上、中、下”為三界之稱。大抵上界即鄭氏之“近岸”界，中界即鄭氏之“次遠”界，下界即鄭氏之“極遠”界，各界所含島嶼也與鄭氏相同。由于寧紹戰區在江蘇大戰區與浙江臺金嚴戰區之間，他首先將該戰區巡哨分為南北二哨區，“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跡、灘滸、衢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這從宏觀上將該戰區哨道作了南北框架性劃分。其次，在這個框架內，他對該戰區內部哨道，依照上中下三界思路，又做了細分:

由此觀之，寧紹戰區內部，交相會哨之地只有第一島鏈的陳錢，其余則為分哨。會哨陳錢的任務，由舟山把總負責統領，分別從沈家門和馬墓港兩條航線進發。除此之外，陳錢由于地處浙江、江蘇兩省交界，還是兩省大戰區的會哨之所?？梢韵胂?，在每年汛期，陳錢防區臨戰氛圍是空前熾熱的。加上定海、奉化、象山一帶貧民向來“以海為生，蕩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殻肉紫菜者，不啻萬計”[10]。明代陳錢海域的熱鬧程度，大概不會亞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

當然，在第一島鏈陳錢設會哨區，也有不同看法。據鄭若曾《籌海圖編》記載，當時有位寧波生員陳可愿說：

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注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椗，又無岙可泊，惟小漁舟蕩槳，至此即以舟拖閣灘涂，采捕后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為期會之地，恐不便也。馬跡、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跡有小潭可以泊舟，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即是馬跡，以此為會哨之地可也。[11]

但這個觀點并未被胡宗憲采納。后來的侯繼高經過對陳錢的實地考察，也認為在陳錢會哨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在他任上將一度中斷的陳錢會哨作了恢復。

基于此，在明代御倭史上，第一島鏈的陳錢是值得單獨拎出來說的。

首先，陳錢在當時倭寇看來，是進入中國沿海所見第一山。趙炳然說：“倭舟至陳錢，入中國第一山也。自此分直、分浙、分閩，故陳錢，舟山之至要?！盵12]《觀海指掌圖》也說：“陳錢，中國海山之盡處，海賊擊空明而來，風波無際，望見陳錢，則喜中國之將近?！盵6]可見，陳錢是倭寇從日本橫渡東海之后，抵達中國近岸沿海見到的第一座島嶼。陳錢之所以重要，乃因倭寇多在每年初春, 起東北風時從日本離岸來襲，此即陳仁錫所謂“倭奴由陳錢諸山乘東風突來，瞭望不及，游兵一枝反置空地，今當速速行之者”[13]。對此，王在晉說得更為具體詳細：

倭寇之來，每自彼國開洋，隨風到此，必登山取汲，整頓精神，徘徊眺望，其初無定向，歇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主山、鳳凰山以寇臺、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14]

這就提醒我們，如果與南宋的海防地理形勢比較來看，南宋防御重點是金兵南下，故視洋山為北洋之要沖；明代防御重點是日本倭寇的東來，故陳錢上升為外洋之要沖。南宋布防以洋山為樞紐，明代布防以陳錢為樞紐，這體現了明代海上布防力量的重點已經外移到第一島鏈。故郭正域總結說：“浙之海上陳錢、下八、花腦諸山，為兩省之門戶，故共守陳錢，分守馬跡、羊山、大衢三道，而后倭無遁情?！盵16]

關于陳錢的戰略地位，侯繼高《全浙海圖總說》幾乎用全部篇幅論述其重要性。他說：

東南沿海，惟防倭為第一件事。以日本倭國居東北而對西南焉，是彼國之西南而中國之東南也。浙、直外洋有陳錢山者，與日本正對。只用單艮針，不數日可達彼地，往往倭奴入犯浙、直，必由此山信風分路，是以陳錢山為二省之要害云。[17]

在侯繼高之前，當年胡宗憲論直隸、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主張設兵總理，不宜彼此自分門戶，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跡、小洋山、大衢三道，而后賊無遁情。此后，俞大猷統領戰舩，也以陳錢山為所當屯泊。再后馬坤、何云雁都認為，當速集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等舩，分哨專守小洋山、馬跡，又將寧、紹、溫、臺采捕及福、蒼等舩，分哨專守大衢、普陀，其陳錢山為浙直分路之始，所宜更番共守?？梢?，從胡宗憲制浙、直，到俞大猷兼統浙、直，都能對陳錢的戰略地位洞于機宜，便于行事。但此后陳錢山雖“依然為浙、直要害，而官不統攝，又遠在極險之洋，非惟自分彼此，抑亦置之罔問者久矣”[17]。侯繼高有感于此，乃在蒞浙之明年，親至陳錢諸島實地考察并督汛，發現陳錢果為要害之地，歸來繪制《全浙海圖》，主張恢復在第一島鏈陳錢的戰略駐泊與會哨。

嵊泗陳錢在嘉靖、萬歷以來之所以愈來愈受到重視，正充分體現了鄭若曾提倡的海上御倭思想。

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何謂御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跡、大衢、羊山，遏賊要沖是也。何謂固海岸？修復祖宗朝備倭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之二者，或謂御海洋為上策。若將官不肯會哨會剿，而以風潮不便為辭，縱賊登岸，不得已而陸戰，則在我為舍易圖難，在賊為護短用長，兵家之忌，我自犯之矣。[18]

相對于固海岸而言，鄭若曾認為御海洋為上策。因為御海洋主動，固海岸被動。晚明著名文學家、復社領袖張溥提出的大海防思想，也是鄭若曾的繼續，其云：

若以海之大勢論之，舟山諸山，非兩浙之屏捍乎？崇明諸沙，非三吳之屏捍乎？洋山，非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乎？陳錢，非中國海山之盡處乎？……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等處，泊舟防海，皆未得其地勢。故議者欲分畨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跡，定海之船以守大衢，而陳錢諸島系賊衢三路之要，則當屯泊大兵，防賊截殺，使不得過。[19]

鄭若曾觀點，后來也為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所重視，故《天下郡國利病書》收錄其文。

綜上，嵊泗列島是明代御倭的海上前線和主要戰場[20]，如果說嵊泗“北界村”是南宋海防第一村，而陳錢則是明代御倭第一島。

三、明代浙江洋面御倭第一島鏈建構的績效

嵊泗第一島鏈海域，既然是寧紹戰區巡哨與會哨重點區域，自然也是御倭前沿主戰場。在這個主戰場上，經歷的大大小小的御倭之戰不計其數。對此，可從王在晉《海防纂要》卷十《紀捷》得窺一斑。王在晉是書記載了從嘉靖四十年（1561）到萬歷二十九年（1601）之間的四十年，浙江沿海共有39 次御倭大捷，其中在嵊泗第一島鏈及其附近海域有18 次，占46%，接近半數。僅萬歷三年（1575）春汛期間，在馬跡、陳錢、浪岡、東庫島等海域，就先后獲得八連勝，這在御倭史上也是不常見的。今將嵊泗第一島鏈及其附近洋面御倭十八大捷，逐一臚列如下：

（一）浪岡、陳錢二捷

萬歷二年（1574）春汛，該海道副使劉照得漁船岀海，東風甚勁，督哨遠洋。五月初二日，巡哨過程中，見大倭船一只，入犯浪岡海洋，約賊百余。該署總兵事副總兵王尚文、參將艾升親督把總徐景星所部兵船，截殺沖犂，斬獲真倭首級十二顆，余賊連船覆沒。初三日，又有倭船二只，賊眾二百余徒，突進陳錢海洋，搶劫漁船。又該副總兵王尚文、參將艾升，督發把總馬自道等兵船邀擊，生擒真倭六名，斬獲首級十七顆，救回被擄民人四十九名，余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二）馬跡山、陳錢、浪岡、高家嘴、東庫山、五爪湖、白結山、魚籠山八捷，積谷山、落花洋、韭山、浪岡、下八山五戰萬歷三年（1575）春汛岀師，四月十五日，據哨報，有大小倭船十五只，約賊千余在落花洋合，行使入犯。

比時總兵岀蒲岙、參將出長涂，督率把總徐景星等統領各哨官兵，相機遠御，并力進剿。是日，又有大倭船四只，約賊二百余徒，在積谷山外行使。官兵客寅等奮勇追及對敵，移時，傷殘倭賊數眾，余則逋誅東遁。還是同一天，浪岡外洋，又有倭船十五只，官兵樊云、熊材、錢潛、宋大忠等與賊大戰竟日，銃箭齊發，擊死傷者不可勝計，各賊望東遁去。四月二十二日，陳錢海洋有倭船十余只，約賊五百余，徒官兵徐景星、錢潛、楊貴、熊材、宋大忠、王三錫等合力攻擊，自午至夜分，各放火器焚燒，乘風沖犂，沉其二船，斬獲倭首十六級，生擒從賊一名。各徒被傷，投溺者甚眾。賊解散，官兵分道進剿。五月初一日，在黃泥磡海洋哨，見大倭船一只，望大小七行使。官兵陳仕賢、徐全、徐和等奮勇追擊，過茶山直至高家嘴，賊被銃箭所傷，死者過半，奪回被擄人七名，及其各賊首級，撞遇直隸兵船，盡行邀取去訖。五月初三日，在東庫山大洋追及倭船一只，官兵吳昆等向前，奪擊犂沉之，斬獲倭首七級，余賊覆沒，救回被擄者十二人。當日，又哨至下八山，遇有倭船一只，官兵徐景星等對敵，追奔百余里，賊眾大敗，忽遇颶風，各飄散訖。五月初四日，哨至五爪湖，有大倭船一只，官兵楊貴等攻擊，犁沉其船，生擒真倭七名，斬獲倭首十九級，被傷溺死者，不計其數，救回被擄人二十三名。當日，又哨至蟹鉗海洋，有倭船二只，官兵徐景星、陳應良等攻打，追至韭山外洋，官兵齊放銃彈，倭賊傷死過半，已及收功，黑夜霧迷，各賊并船逃遁，遺一空船。后又追至鶯窩、白結山海洋，有大倭船一只，官兵樊云等爭先對敵，斬獲倭首四級，生擒從賊一名，余寇胥溺，救回被擄十二人。又，督哨長章得秀于魚籠山洋斬獲真倭首一級。樊云等又于馬跡山搜斬真倭首三級。五月十二日，徐景星等又于浪岡外洋斬獲真倭首四級，救回被擄二人，犁沉倭船一只。

（三）馬跡、洋山二捷

萬歷三年（1575）四月十七日，有倭船一只，計賊一十四徒，在馬跡海洋搶掠，漁人何寵、王景秀等奮勇對敵，破其船，生擒真倭一名，斬獲倭首四級，余賊溺死，奪回被搶漁船一只。四月二十七日，又有倭船數只前來洋山海洋搶擄，內有四倭，跳上漁船，被漁人李廷臣等執梃對敵打傷，三賊落水，生擒真倭一名。

（四）徐公海洋之捷

萬歷三年（1575）五月初一日，徐公島洋面有倭船一只，約賊五十余徒，往西北行使。當時嘉湖兵巡道僉事王督同、分守參將狄從夏、統率把總韓沛等領兵攻擊，斬獲真倭首九級，余賊連船淹沒，救回被擄人民十一名。

（五）韭山、浪岡、漁山三捷

萬歷四年（1576）春汛出師，巡視海道副使劉會同總兵李、參將徐，督發官兵，分布信地，督撫軍門謝撫臨調度。至四月十八日，官兵路宰、客寅、陳應良等，哨至韭山外洋，瞭有大倭船一只，內向，各督水兵沖鋒攻擊，生擒倭賊七名，斬倭首十三級，奪獲倭船并夷器二百四十五件。四月二十四日，官兵徐九章、樊云、宋大忠、馬自道等，哨至浪岡遠洋，瞭見大倭船二只入寇，約賊一百余徒，即督官兵奮勇血戰，犁沉前船，生擒倭賊五名，斬倭首四十四級，淹沒者不計，并獲夷器三百二十七件，救回被擄漁戶二十二人。五月初五日，官兵杜德輝、江明等，哨至南北竺海洋，瞭有異船一只，向內行使，約有倭賊五十余徒，即督兵船追至漁山擂鼓筆架海洋，各用火器攻燒賊船，擊賊下水，斬倭首四級，余賊盡皆淹沒，并獲夷器二百一十八件。

（六）花腦、浪岡二捷

萬歷十七年（1589）三月初二日，該分守寧紹吳參將督率中正游哨官兵陳夢斗、錢潛等，巡哨花腦、大小盤等洋，遇有賊船二只，奮勇攻剿，犁沉賊船，生擒真倭一名，斬獲首級二十顆，奪獲夷器一百十二件，余賊溺死者眾。三月初四日，又督定海北哨總劉應科、正游總張必儒、中游把總詹斌等，巡哨浪岡海洋，瞭有草苫大倭船一只，追岀遠洋，奮勇夾攻，官兵冒險鏖戰，生擒真倭五名，斬獲首級二十八顆，奪獲夷器一百三十五件。

以上記載可以看到，除了官兵御倭，值得稱道的還有漁民御倭。對漁民御倭最早給予總結并認為這是軍事戰略重要補充的是鄭若曾，他在《論黃魚船之利》中說：

間嘗乘海舠，凌驚濤，歷覽島洋形勝。竊謂蘇松海防，斷以御寇洋山為上策，而淡水門捕黃魚一節乃天設，此以為蘇松屏捍也。蓋淡水門者產黃魚之淵藪，每歲孟夏，漁船出洋，寧、臺、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數百計。小滿前后，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海中常防劫奪，每船必自募慣出海之人，格斗則勇敢也，器械則犀利也，風濤則便習也。其時適當春泛之時，其處則倭犯蘇松必經之處。賊至羊山，見遍海皆船，而其來舟乃星散而行，以漸而至，勢孤氣奪，遠而他之矣，敢復近岸乎？此其利有三：不募兵而兵強，不費糧而糧足，不俟查督而自無躲閃之弊。如殺賊而有功，照例升賞，所獲賊貲，悉以畀之?？v賊近岸，則一體坐罪，永不許其出洋。將漁人皆以御賊為己責，官民胥利，豈非備倭之良法乎！[21]

此外，官方御倭多為大船，有時候直接沖撞倭船，多用“犁沉”形容，可見戰船之威猛。而這種戰船，就是萬歷年間浙江撫臣方宏靜所謂的“戰船之用福船，取其高大，以便沖犂艟艫”。嵇璜在“神宗萬歷二年正月浙江撫臣陳海防六事”條解釋說：

福船有六：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又名草船；四號冬船，又名海滄船；五號鳥船，亦名開浪船，亦號快船。福船高大如樓，耐風濤且御火，可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三層，帆桅二傍，護以板。設木女墻及炮床。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柜，揚帆炊 ，皆在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置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犂沉之。而敵又難仰攻，戚繼光云：倭船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勝。[22]

在以上嵊泗列島及其附近洋面御倭十八捷中，時任浙江總兵侯繼高親自指揮的是花腦、浪岡二捷。雖然王在晉沒有記載，但侯繼高本人所作《全浙兵制考》說：“萬歷十七年二月，賊犯花腦洋，總兵侯繼高率舟師剿平。三月，賊犯浪岡洋，總兵侯繼高復督官兵剿平，大捷?！盵23]侯繼高(1533—1602)，字龍泉。祖籍南直隸盱眙(今江蘇盱眙)，后因官遷金山衛(今上海金山衛)，遂為金山衛人。嘉靖二十七年（1548）襲祖職金山衛指揮同知，親歷嘉靖倭患之劇。后歷任吳淞把總、惠州參將、漳潮副總兵、狼山副總兵，浙江、廣東總兵官。萬歷三十年（1602）病故，享年70 歲。侯繼高身為武將，但工于詩書，在任職期間，除了履行其鞏固邊防、防倭御倭的職責之外，還寫下了《游補陀洛迦山記》《補陀山志》《全浙兵制考》等著作。其中《全浙兵制考》所附錄《日本風土記》，較為詳細地記述了日本當時的地理環境、政治、經濟、語言、文學、風俗、人情、愛好等方面，內容極為豐富，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朝人認知日本的重要文獻。

侯繼高與嵊泗列島的關系，除了文獻記載，還留下今枸杞島“山海奇觀”摩崖，此乃嵊泗列島為海上御倭主戰場的重要物證。其落款云：“大明萬歷庚寅春，都督侯繼高統率臨觀把總陳九思、聽用守備宋大斌、游哨把總詹斌、陳夢斗等，督汛于此?！比f歷庚寅，即萬歷十八年（1590）。此前一年，即萬歷十七年（1589），侯繼高指揮了花腦、浪岡御倭大捷，于第二年春，又來陳錢督汛，因此留下了“山海奇觀”石刻。

可以設想，侯繼高來陳錢督汛視察防倭形勢，定非轉一圈即走，陳錢當時應該具備短期駐扎條件。果不其然，侯繼高對此有所記載。他說：

中游左哨，原扎 狼湖，今改陳錢。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蒼船一只，曾艚五只，沙船七只，民唬船一十九只，軍唬船二只，劃船二只，大小戰船共三十六只，民捕舵兵六百三十二名，軍兵八十六名，共七百一十八名?！串?，泊定海港。汛期出洋，扎陳錢岙。東哨至浪岡海礁大洋，南哨至大霍山，與正游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莆岙，與正游右哨官兵會哨；北哨至花腦，與中游右哨官兵會哨，兼顧茅草、大小七、羊山，遇警并力截剿。[24]

而陳錢隔海相望的花腦，同樣具備駐軍條件。侯繼高接著說：

中游右哨，原扎長途，今改花腦。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蒼船一只，漁船四只，沙船八只，民唬船十九只，軍唬船二只，劃船二只，大小戰船共三十六只。民捕舵兵六百三十二名，軍兵八十六名，共七百一十八名?！串叢炊ê８?，汛期出洋，泊花腦。東哨日本，極東窮洋；南哨至陳錢、里西二岙，與中游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落華、羊峙、北丁興、殿前山，與直隸官兵會哨；北哨至大小七、茅草洋、崇明，與江北狼山官兵會哨，遇警并力截剿。[24]

可見陳錢與花腦在明代的駐泊條件，遠遠超出一般想象。這也是侯繼高等將帥得以頻頻出入這片海域并留下石刻的原因所在。

明代御倭，似可以嘉靖前中期為一階段，嘉靖后期至萬歷朝為又一階段。嘉靖前中期有御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等，他們二位素有“俞龍戚虎”之稱，與他們相關的御倭戰役，主要有岑港之戰、臺州之戰、福建之戰、興化之戰、仙游之戰、潮州之戰等。但到了嘉靖末期與萬歷年間，大的倭患逐漸減少，是故戰場由原來的近岸區，外延至次遠與極遠區。到了侯繼高的時代，大洋作戰不斷增多。加上這時候御敵于海上的戰略思想成為共識，巡洋會哨不斷外移，因此嵊泗第一島鏈海域便成為該時期御倭的主要戰場。

此外，小洋山作為嵊泗御倭的主要戰場之一，島上也留有與御倭相關的摩崖石刻?！昂ｉ熖炜铡薄蚌H鵬化處”兩處均系游兵都司新安張文質書，時間分別為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萬歷四十一年（1613）。另有“倚劍”摩崖，為萬歷四十一年（1613）李楷書。在黃龍島則有“瀚海風清”摩崖，為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落款有“差浙直中府都督處邵揚令等書”“參將劉炳文、游擊將軍陳夢斗同簽”等字樣。這些散落在東海洋面上的御倭摩崖石刻群落款，年代大都在萬歷年間，這不得不引起人們思考。

如上所述，倘將明代御倭主要分為嘉靖與萬歷兩個階段，通過對兩個階段大大小小戰役的分析，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嘉靖年間的御倭戰役大都發生在近岸島嶼和沿海陸地，尤其是當倭寇突入陸上，攻城略地，燒殺搶掠不斷發生的時候，這意味著倭寇早已經突破了海上重重防線。這不得不讓人懷疑鄭若曾“三界”防守戰略與胡宗憲的巡洋會哨理論，在嘉靖年間并未執行到位。比如，哨道以洋山為重，是明代許多海洋軍事家的共識，但據《（康熙）定?？h志》記載，似乎直到“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7）被倭之后，每遇大小汛期以備倭，把總一員率領蒼沙小哨等船守之，誠為有見”[25]。從當時御倭地理定位上看，對嵊泗第一島鏈中的陳錢、洋山、花腦海域防務的重視與否，事關兩浙、江蘇和福建沿海的全局性安全問題。嘉靖前中期浙江沿海的御倭，由于海上防線常常被突破，陸上損失慘重，這是此前學術界未曾注意到的現象，因為很少有學者將嘉靖朝與萬歷朝御倭作策略上的比較?？梢哉f，萬歷年間的御倭，由于牢牢控制了嵊泗第一島鏈，便在江、浙、閩全線防倭格局中牢牢占據了主動，這就是明代后期浙江洋面嵊泗第一島鏈建構并加以落實的具體績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