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詩學觀念變遷的歷史考察

盧川 張蘭

(長江大學 人文與新媒體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楚辭是楚國詩歌的典型代表。秦漢以降,人們多因楚辭而知楚人運思獨妙、文采奇絕的文化性格,楚辭學富有楚文化內在傳統基因,現在人們更愿意將楚辭學作為楚詩學的代名詞。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楚簡材料的不斷問世,人們對楚史、楚文化的認知也在更新。同時,多年來楚簡與傳世文獻的充分對比和多維分析,也使先秦文學史的研究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此背景下,我們對真實歷史中楚人詩學觀念進行全面考察也就正當其時。

楚簡材料記載并反映了先秦時期楚國詩歌創作實踐與內在理論體系,是了解楚人真實詩學觀念的重要窗口。對楚人用詩及楚詩學觀念的研究,學界已形成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楚辭詩學體系構建以及楚簡中詩學觀念研究等方面。本文主要側重系統地考察楚人用詩的歷史現象,以傳世文獻和楚簡文獻為考察范圍,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不同類型文獻與楚國文學觀念之間的內在關系,并力圖把握楚人用詩現象背后所體現出來的楚國詩學觀念及其文化變遷的歷程。

一、對立與融合:楚國詩學觀念的文化空間審視

我國古代用詩的文化現象,早在上古時期就已出現,詩學觀念亦得到萌芽。這并不是古代哪個特定地理區域的特有優勢,而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春秋時期的學人,回顧并構建了上古時期的詩歌生成機制?！渡袝に吹洹酚涊d,舜帝命夔掌管音樂以教育子弟,對詩、歌、聲、律的生成有深刻認識。因《尚書》成書并不是在舜帝之時,而是春秋時期史家對古代的歷史追述,可以說這段文獻實際反映的是春秋時期人們普遍的詩學觀念,大致展現了上古時期詩、歌、樂、律的形成脈絡,也暗示了詩、歌、聲、律之間的內在交融現象。當然,上古時期祭祀典禮也是詩產生的重要場合之一。如《穆天子傳》之中,就記載了祭公與穆王以詩來進行互答的史事。[1](P267)祭祀典禮中的用詩現象與祭祀活動相關,既有告天與祖靈溝通的象征意義,也體現了君臣之禮,雙方也以詩表達了合適的思想而得到相互的認可。由此可見,春秋時期人們對上古詩產生的觀念,以及對詩歌運用的實踐,無論是體現娛神功能還是展現君臣之禮,都有更早的歷史文化淵源。

楚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歷程,有其特定的地理空間環境,因此無論是古代的史家還是文學家,對楚國詩學觀念的看法,都離不開這個特定的地理環境。春秋時期,楚人政治中心不斷南移,或于襄宜平原,或于江漢平原。已有大量考古材料證明,這些區域是楚人曾經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所在,也是楚文化形成的核心區域。襄宜平原是南北文化的交流區域,北與南陽盆地相連,南與江漢平原相通,而東邊大別山和西邊大巴山、荊山山脈環繞,給荊楚區域文化的形成創造了優越的地理條件。也正是因為有此地理的合圍空間,無論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政治中心置于江水、漢水之間的何處,受地理、交通等諸多因素的約束,加上春秋時期各諸侯之間政治和軍事的對立,在文化上與北方諸侯仍形成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對立文化格局。因此,在先秦儒家話語體系中,北方學者筆下所形成的楚國蠻夷形象是很普遍的文化現象。[2]在先秦儒家經典文獻中,北方諸侯對楚國形象的書寫,對我們了解真實的楚詩學觀念非常不利,這種現象甚至一直延續至西漢時期的史書編撰之中。

任何歷史觀念都有其形成和流布的歷史空間,地域文化和區域環境的不同,使楚國思維方式、思想觀念與北方產生了顯著不同,但周與楚、南北諸侯之間的文化交流仍然沒有中斷過[3](P1),這也包括軍事和文化上的聯系,如“周公奔楚”“昭王伐楚”等。從大量的出土楚簡中可以看到,楚人對北方儒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有相當大的接受空間。[3](P89)這種對立中的文化交流,不僅與楚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相關,而且也是我們整體審視楚國詩學觀念的空間范圍和邏輯起點。

二、北方歷史觀念中的楚國詩學體系:帶有政治目的的用詩方法

在以上分析中,楚國區域與中原區域的對立和融合因素,使楚國詩學在北方區域文獻中也有所反映。從學術研究的基本邏輯而言,對楚人用詩這一文化現象的整體考察,理當先求諸于楚人所著的史著,至少這些史著是體現楚人觀念的最好材料。然而,楚國《梼杌》等史書早已亡佚,我們只能從其他史書的記載來進行管窺,而目前讓我們可以全面了解楚國歷史的,就是《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史記》等史書?；趯@些文獻的宏觀把握,學者對現有傳世文獻中關于楚人用詩的例子,進行了歸納、統計和分析,極大地方便了學術研究,主要以曾小夢、毛振華、董治安為代表。據相關統計,《左傳》中楚人引《詩》數量為:雅詩7篇,頌詩5篇,風詩1篇;引《詩》次數共達到14次。[4](P33)這種統計分析的辦法固然是十分有益的嘗試,但統計學方法所得結論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層面的楚人用詩情況,這點值得我們深思。

《左傳》所見到的楚人引詩之偏好,似乎與魯人的引詩喜好一致,因而未能真正見到楚人用詩的特點。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自然是因為《左傳》本身是出自于北方魯國史官之手。史家在編撰一國之史書時,言及他國之史實,其編撰的原則、歷史觀念,甚至是史官對用詩現象的提及與看法,都代表著當時魯國的詩學觀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傳》中對魯人用詩的現象記載尤詳,對他國用詩現象記載較弱,這自然與當時文化交流不甚通暢、史家寫史之時也有諸多條件限制、內容主要寫魯國史等因素有關。因此,魯人用詩重“雅”之風氣,也深刻影響到對他國用詩的記載,同時反映到史書的記載之中,甚至使他國的用詩現象也出現了魯人的身影。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國史書的零星記載之中,宏觀地把握楚人用詩的基本面貌。首先,《詩》在楚人的教育觀念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先秦時期是古代詩歌觀念的發生和演變時期,“功利批評”為其主要形態[5](P4)。當時,詩的功利價值也得到了極大的突顯和認可,甚至成為人們政治文化交流的一種社會語言習慣。對于這一點,《莊子·天下》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對《詩》《書》《禮》《易》《樂》的文化思想特色及文獻功用進行了精要的總結,其中“詩以道志”“功利”之意是相當明確的。其次,楚人對《詩》的價值也有著深刻的認識,充分反映了《詩》在楚國教育體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秶Z·楚語上》記載,楚莊王時期,申叔時以教《春秋》為“聳善而抑惡”,認為《春秋》具有教導人心的教育價值;《樂》是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在于培養人的性情,“故志”“訓典”等亦各自有其教育功用;同時,他認為《詩》是“導廣顯德”和“耀明其志”,這自然是屬于更高層次的教育內容。因此,他建議引導太子學《詩》,由此來宣揚先圣德業,借以開拓太子的志向。最后,對于用詩的具體方法及其理論聯系,孫叔時還強調將“誦詩”“威儀”“體貌”“明行”“制節”“恭敬”“勤勉”“孝順”“忠信”“德音”結合起來,并將“誦詩”居其首位。這種詩學文化背景的構建,其邏輯走向也是相當明確的。

楚臣多以詩來諷諫楚王。近人顧頡剛將春秋戰國之間的《詩》之用,劃分為“典禮”“諷諫”“賦詩”“言語”四種用詩之法,“諷諫”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種?！妒酚洝ぶ鼙炯o》中所說的“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這激發了后世詩人發揮詩歌諷諫作用的極大信心。在諷諫楚王之時,楚臣多有用詩的現象,《國語·楚語》中就記載了幾則關于楚臣用詩進行諷諫的例子。春秋時期的伍舉,諫靈王以《大雅·靈臺》之詩,該詩本來是歌頌周文王德行的詩。當時因楚靈王營建章華臺,勞命傷財,民眾叫苦不迭,建成之后靈王請伍舉登臺賞景,并炫耀靈臺的建筑之美。伍舉則勸諫他說,臺榭之美不如國君德義之美,以此來諷諫靈王不要大興木土而使民勞頓,其意在于讓靈王與周文王進行自我對比,引發內在的自省,進而達到諷諫的目的?！秶Z·楚語上》中還記載了白公子張引用《小雅·節南山》,勸誡楚靈王應采納忠言,更要取信于百姓。楚靈王不行善政,為北方史家所詬病,魯國史官在史書中大書特書,并作為對魯國國君的一種歷史警示,楚靈王也就成為北方史書中絕好的反面教材。

楚國史官用詩、引詩之事亦見記載。楚左史倚相引衛武公以史官記載言行之事,足見他對《詩》是相當熟悉并大加推崇的?！秶Z·楚語上》載,楚國史官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在教訓楚國元老重臣不管國事時,他曾引用衛武公老年時仍以樂師誦讀詩歌、喜聽諷諫的史事,還提及衛武公作《懿》詩進行自我警示之事?？梢?衛武公用詩為倚相所看重,這也反映楚國史官對用詩的重視。在倚相看來,詩不僅可以用來勸誡君臣,而且還可以用來作為自我警示、自我提升的有效自省手段。

楚人在對話之時亦引詩表達和支撐自己的觀點。春秋時期,人們認為詩還可以用來說明道理,并引發聽話人對人生哲理及倫理道德的思考。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載,在楚軍迎戰晉軍之時,孫叔敖引用《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此來鼓舞楚軍的士氣;楚人在打敗晉軍之后,楚莊王引用《時邁》《武》《賚》《桓》四詩,拒絕潘黨營建用來標榜戰功的京觀的建議;《左傳·成公二年》載,楚令尹子重引用《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左傳·成公十六年》載,申叔時引用《周頌·思文》“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論述德、刑、禮、義等之間的內在關系,借以委婉地表達戰爭只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觀點;《左傳·定公四年》載,吳人入郢之時,楚昭王逃至鄖國,鄖公之弟斗懷欲殺昭王,鄖公即引用《大雅·烝民》中“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御”的詩句,以此來說服其弟不要殺害楚昭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載,沈尹戌引用《大雅·文王》“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勸阻令尹囊瓦不要增修郢都的城墻,要加強自身德行修養;《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中記載,沈尹戌在吳楚之戰時,引用《大雅·桑柔》“誰生厲階,至今為?！?表達對楚王所作戰爭決策失誤的痛恨之意;又《國語·晉語四》載,楚成王未采納令尹子常的建議,不殺重耳,而引《曹風·侯人》“彼己之子,不遂其媾”,向令尹子玉說明有些歷史錯誤是絕對不能效仿的。由此可見,根據北方史家所記載的楚人用詩現象,反映出楚國的君王和大臣均能很好地理解詩的本意,并且可以基于對詩本義的理解,在不同的環境和場合中,引申詩意并達到表達自己觀點的目的。

楚人在政治活動中也用詩應對?！安粚W詩,無以言”,在政治交往之時,個體則隱退于交際場合之外,個人代表的則是不同國家的形象。據文獻記載,楚大夫薳罷至晉國結盟之時,賦《大雅·既醉》;楚令尹子圍設宴招待晉國的趙孟,賦以《大明》之詩,而趙孟回之以《小宛》之詩;鄭簡公至楚國,楚靈王設宴賦《吉日》之詩。政治活動中的用詩是相當普遍的,這些零星的記載,無不體現了楚人政治活動中的用詩智慧。綜合來看,楚人在政治生活中常賦詩,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各自的政治觀點和立場,宣揚正確的歷史經驗,稱贊或批評對方的觀點。

三、楚人詩學體系:楚簡中的楚人引詩、評詩及論詩

自周朝時期開始,楚族和楚國即與中原周王朝以及各諸侯有著若即若離的關系。至西周初楚人建國,其后勢力漸行南下,與周朝以及北方諸侯就存在政治和文化的對立和沖突,因而史書對他國歷史的記載也就不免帶有偏見。后世在將傳世文獻與簡帛文獻結合方面,以黃靈庚、劉信芳、曹建國等為代表,非常重視楚簡在楚詩學研究中的重要學術意義。大量楚簡問世以后,改變了楚文學、楚詩學原有面貌,使我們可以從更為理性的視角來考察楚人詩學觀念。

楚簡中關于詩的材料相當豐富,是傳世文獻的有利補充,可以幫助我們揭開后世思想觀念蒙蔽下的楚人觀念。漢代楚地流傳的阜陽《詩經》的本子,有學者認為是不同于傳世的魯、齊、韓、毛四家的又一詩派。[6](P145)在楚簡《五行》中,楚莊王即以《周頌》篇次入手來談,與其他諸侯國談詩論詩有所不同。晉杜預、唐孔穎達及清王國維,均以楚莊王所認為之篇次,為楚樂人歌《周頌》的篇次排列方法。[7](P104)可以進一步認為,楚國應有一個有別于其他諸侯國所傳《詩》的版本存在。[8](P189)倘若如此,那么楚人詩學世界則可以從《左傳》《國語》的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在楚地、楚族以及楚文化的多維體系下,構建和還原出與北方不同的詩歌世界和詩學觀念。

從楚簡來看,楚人之引詩的文化現象,至戰國時期可能與北方重“雅”之風氣有所背離,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所謂“十五國風”為四方之詩,《周南》《召南》即南方楚國之歌辭。先秦楚歌與漢代、南朝宋齊時期荊楚地區民歌有著一脈相承的文化關系。[9](P101)劉師培認為,周南、召南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周南》《召南》為北方統治者所收集的南方詩歌,《周南》《召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體,厥制益繁”[10](P252),與《雅》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楚簡《五行》成書于戰國中期偏晚,其中所引的《召南·草蟲》,對《曹風·鸤鳩》《邶風·燕燕》《商頌·長發》篇章中的詩句,也有相當靈活的運用。楚人以當時已成為主流的楚地民歌,來講君子的“仁”,其中文化選擇的目的及所體現出來的文化自信也是相當明顯的。這些楚國民間文化藝術中孕育了一般楚國民眾的用詩情狀,后來這種觀念在屈原的文學創作和詩歌本體藝術中得到了吸收和傳承。

楚地民歌的創作與傳誦,更為直接地反映了楚人對詩歌藝術的熱愛與運用,展現了楚人整體詩歌觀念。楚地祭祀及原始宗教和楚地歌謠的結合,使楚人的詩歌更不同于北方各國。楚人注重引“國風”類別的詩歌,也合乎楚人的藝術取向,上博簡、郭店簡中均有《緇衣》篇,在引用“君子好逑”之時,竹簡《緇衣》是用來說明交友的,在“斷章取義”之中賦予了《詩》新的意義。經學者對照歸納,楚簡中的引詩以《大雅》《小雅》和《風》為主,引《雅》詩自然代表了一種傳統,而《風》詩的引用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11](P445)

楚人之評詩在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反映得更為突出,有學者認為此篇為孔門后學之作[12],與傳世版本的不同,不僅體現在文字形式的差異,而且還體現出撰寫者的思想差異。上博簡《孔子論詩》出于楚地,其所記載之人自當為楚人,大多學者也傾向認為《詩論》是楚地《詩》學傳播者所作,《孔子詩論》是中國最早的詩學理論著作,并有著完整的評詩體系。楚地儒士對“頌”詩的評論,主要概括為“平德也”“多言后”以及“成功者”,對于“大雅”詩,則評為“盛德也”;對“小雅”詩,則評為“德之少者”,對“邦風”而評為“納物也溥,觀人俗”。[13](P7)從內在詩學精神來講,楚人評詩所體現出來的特質,與北方孔子之詩學在內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致的,體現出詩可以培養人格、傳承禮樂文化的基本特征。[14]此外,該楚簡對《關雎》主旨有“返納于禮”的認識,似乎成為傳世《荀子》《史記》文獻對此詩主旨認識的思想源頭。[15]從文意分析,不僅雜合了撰寫者思想,還引用了孔子的“《詩》學”文獻。如對《甘棠》的解釋,上博簡《詩論》以“敬愛其樹”,所引“孔子曰”,顯然為所引孔子之文獻,以《甘棠》為“得宗廟之敬”,前所見詩而得其本真“敬樹”之意者,當為楚地傳《詩》者之觀念。[16](P327)因此,楚簡《詩論》可以看作是楚之詩學原生態,融合傳承了北方詩學的傳統,但又有所發展和創新。

楚人之論詩現象,在楚簡中也反映得比較多。在此我們以郭店楚簡為例,廖名春認為,郭店楚簡是考察先秦儒家對《詩》義及其社會功能的認識,有利于認識《詩》的本旨[17],《性自命出》即表達了楚人論詩的觀念,并認為《詩》具有教育作用。儒家以“情性”“心性”為紐帶,借此來溝通天人關系,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即體現了儒家的心性觀,如“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簡《性自命出》論詩曰:“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于人。詩,有為為之也?！边@表明《詩》是欲有所作為的人而創作的;郭店簡《語叢一》中的“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提出了對于詩的功用的看法,突破了“詩言志”之說。[18](P462)郭店簡《語叢三》論詩曰:“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怠,思無不由義者也?！逼渥⒅貙Α对姟返牧x理的解讀。這些詩論文獻,反映了楚人心目中的詩歌產生論、功能論、詩教論以及詩義的理論。

綜上所述,楚簡作為與傳世文獻相互佐證的重要材料,記載和反映了楚人的詩學體系和觀念。從楚簡材料的考察可知,楚人的引詩更偏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楚地之詩,這一點也體現在楚地傳世文獻中。楚人形成了自在的詩學批評體系,無論是評詩還是論詩,都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影子,但又有所發展與創新。

四、楚詩學觀念的轉變:從賦《詩》到“賦詩”

關于賦《詩》與賦詩的區別,主要在詩的本體意義。清人勞孝輿在《春秋詩話》中說道:“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盵19](P1)他準確地分析了“賦《詩》”和“賦詩”的區別。前者多用于引用者、說話者;后者多用于詩人、作家。賦《詩》是對過去詩歌的記憶、背誦與具體運用,主要是講運用的環境,并將《詩》作為表達自己觀點的工具;而賦詩則是一種個人的創作,是對自己個性、內心世界的一種宣泄式的表達。這種轉變很明顯地體現在楚辭的創作之中,從《詩》到“詩”的轉變,體現了楚人詩學觀念的基本演進脈絡。

楚國的詩學觀念內在體系的形成,與楚地、楚文化以及楚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前已述及,強盛時期的楚國以江漢平原為其疆域的核心區,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在這樣一個圍合的地理舞臺中,因詩歌觀念所依賴的自然環境不同,因而它與北方觀念也有著顯著的不同。地理環境對文化特色有著內在的、深刻的影響。在失去中原王道強有力的束縛之后,楚人之思多以自然作為載體,而北方所謂的正統,在楚人看來似乎已失去其真正的權威意義;楚文化獨樹一幟,與北方有著明顯的不同,也為后世不同區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內在的文化基因。從上古至漢代,楚文學都有其內在獨特發展規律[20](P515),楚國政治斗爭與生存的困境,也使楚人處于兩難選擇的精神境地。春秋戰國時期楚國與諸侯爭霸,由盛而衰,使楚人在其中感受到生存和精神的雙重對抗。

既然如此,楚國詩學觀念的回溯還要從楚人的文獻入手,去尋找答案。在戰國時期楚人所留下的楚簡中,由《詩》學向“詩學”的宏觀轉變較為明顯,體現為物感說和性情論,這種歷史軌跡也反映了楚國詩學觀念的特質。[21](P340)楚人筆下的上博簡《孔子詩論》中提出了“詩亡隱志”,這不僅是儒學南漸的具體體現,實際上也代表了先秦時期楚地詩學的獨特抒情傳統,開創并呼應了楚辭的抒情傳統。[22]一方面與北方正統文化有著密切聯系,另一方面又因楚國地理、楚人思維方式不同,楚詩學觀念演變也走上了一條不同于北方的道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詩學觀念的總結,仍然是要以詩人的詩歌創作作為研判對象的。以屈原為中心的楚國詩人,實現了由功利到文體的還原,并以賦詩來發泄內心的情緒,解放了后世詩作為詩之“本體”的文化價值和詩學意義。陳良運認為,屈原詩學觀念,主要是認識到詩的言情功用、突出抒情詩歌的個性化表現以及“懷質抱情”。[23]周建忠認為,屈原構建了抒情模式、完美人格的典型,甚至還形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24]徐志嘯認為,在楚騷詩學體系中,“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是屈原創作思想的體現。屈原作為楚詩人的代表,其內在詩學體系即是代表了楚國詩學的精髓,其詩學繼承了孔子的觀念,有美和善相統一的理論基礎、發憤抒情的思想核心及個性鮮明的藝術實踐。[25]

從屈原、宋玉個體來看,他們詩作中的憤懣情緒,主要還是包括了政治志向和內心不得志的悲情。戰國中后期,楚國政治腐敗,內部矛盾突出,楚王大多昏庸無能,不能看清當時的政治局勢。無論是屈原還是宋玉,他們在不能得到楚王理解和認可之時,共同將詩歌作為抒情的手段,在兩難的精神困境與矛盾中徘徊,為突破內在的精神困頓,最終選擇以詩作為確證自我生命價值的表達途徑。[26]但心有不甘的屈原又將言志寓于言情之中,并將兩者深刻地融合在一起;宋玉同樣以詩言其志,表露出悲的文學主題。他的悲秋,寫景寓于情感之中,又隱志于情景之中,將個人不得志的憤懣和對國家命運衰敗的擔憂,融合在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中?？偠灾?從賦《詩》到“賦詩”,從群體到個體,體現了楚人詩學觀念對時代文化變遷的一種本真的呼應。

五、結語

任何過去的歷史與后世的歷史記載都無法真正達到吻合,但是對于真實歷史的探索,卻是史學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傳世文獻中有關楚國詩歌生產、詩學觀念等內容,大多有后世觀念的摻雜與更新,要想真正理解楚人的詩歌世界,還要從多角度、多維度地綜合考察更為豐富和互為印證的文獻,方可得其發展脈絡。不僅如此,對于楚人詩學觀念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新出竹簡文獻,因而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這也促成了楚簡帛、楚史以及楚文學研究的交叉領域,引發了新的研究趨勢。

楚人用詩的歷史文化現象,是先秦時期中國文學史、詩學史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先秦時期古代詩學觀念的演進和變化脈絡。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楚人長期用詩,楚國與其他諸國之間的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等的普遍差異性,也使詩歌觀念與他國有所不同,這也是區域文化中所能考見的一般性的文化規律。只有將楚國歷史、荊楚區域地理等研究成果充分結合起來,才可找到楚詩學在先秦詩學、古代詩學中的真正地位和價值。

楚人用詩所形成的獨特觀念體系,蘊含并體現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楚簡之中,需要對比研究才可得其真實面貌。從傳統的文獻記載來看,楚人的用詩現象是經過北方史家之手所構建的,只能作為對楚人用詩現象的側面材料。楚國詩學既有北方詩學的基本特點,也有自身完整獨特的發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