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東南縣域地區的歲時節俗傳承
——以《荊楚歲時記》所載農業民俗為參照

柯勇

(武漢理工大學 航運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如何讓傳統回歸現代生活,以及關注傳統與現實生活的互動關系,是開展傳統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題。鄂東南縣域地區作為荊楚傳統農業區,其傳統節俗在繼承中不斷深化與發展?！肚G楚歲時記》[1]作為一部記錄歲時節令風物故事的筆記體文集,不僅記錄和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民俗資料,同時還開創了歲時民俗志新的記述體例,深刻影響了后代各種歲時志和風土志等區域民俗文獻資料。民俗志的概念最早由鐘敬文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中提出,作用在于幫助民俗學者“間接地認識研究對象”[2](P46)。歷代民俗志資料為民俗學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文獻材料基礎,為民俗學研究者打開了通向傳統的道路。不同于對傳統農業社會民俗進行“搶救”“保護”的理想化呼吁,本文旨在用生活化的例證來補充說明問題,將歲時節日民俗的整理分類與解讀置于社會歷史發展的背景中,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其中蘊含的樸素的情感價值和文化認同。

一、《荊楚歲時記》傳承的社會文化空間

鄂東南縣域地區之一的陽新縣歷史悠久,“位于長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脈北麓,湖北省東南部。東、東北與武穴市、蘄春縣隔江相望,南、東南鄰江西省武寧縣、瑞昌市,西、西南接咸寧市、通山縣,西北連大冶市,北靠黃石市”[3](P26)。就地理位置而言,鄂東南縣域地區扼“吳頭楚尾”,又有長江、幕阜山脈等天然屏障為阻隔,成為歷史上由南入北、從東往西人口遷徙和流動的重要途經地。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訪談對象的族譜多可追溯到外省(如江西、安徽等),時間則分布于宋元明清各個朝代。這一顯著的區位特征,使得鄂東南縣域地區的農業民俗具有高度的區域融合特征,不僅具有荊楚地區民俗生活的一般性特點,同時又融合摻雜相鄰省份區域的民俗特色。如正月十五日玩賞花燈結束之后的“燦燈”習俗,是由訪談對象回憶和描述的傳統習俗活動,卻未能在本地的農業民俗文獻資料中找到相關記述,而這種習俗在緊鄰省份縣志中卻有記載:“(正月十五)翌日,各種彩燈一律燒毀,謂之‘燦燈’。燦燈之日,將燈禮收入,置酒設宴,全村男子,聚集一堂,開懷暢飲,盡歡而散?！盵4](P451)鐘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談到,宗懔是在寄居他鄉時撰寫《荊楚歲時記》的,是“通過敘述民俗社會所抒發的對理想社會模式的想象”[2](P16),書中對傳統農業民俗事象的描述也是回憶性和概括性的,因而很難將某地區的傳統農業民俗與之詳細對應。歷史移民帶來民俗文化的交融與變異,使得此地既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地區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對話與緩沖地帶,又兼具古荊楚地區崇巫信鬼的文化傳統,形成了荊楚地區獨有的精神文化傳統和共同記憶。

經過幾千年的傳承發展,鄂贛邊界地區的生產生活傳統早已超出現在行政區劃的限制,陽新縣與周邊的武穴市、瑞昌市、通山縣等民俗文化生活交流密切,逐漸形成了重視家庭、宗族生活的民俗文化氛圍,并傳承保留了一套鬼神信仰和儀式傳統,例如《荊楚歲時記》中記載的荊楚地區驅疫的習俗,至清代仍在文獻中有所記載。據《光緒武昌縣志》記:“儺以逐疫,一人朱衣花冠,雉尾執旗,俗名‘急腳子’,眾鳴鑼隨之,比戶致祝?！盵5](P389)

鄂東南縣域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民俗,其傳承情況與《荊楚歲時記》中所記述的內容相比,在精神內涵和荊楚文化特征等方面得到保留,主要的歲時節日生活也在繼續傳承,但與此同時,它們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呈現出新的傳承面貌,表現出新的傳承特點。

二、鄂東南縣域地區的歲時節日傳承 形態

《荊楚歲時記》中記載的傳統農業民俗歷經一千多年的歷史變遷,有些已經消失,有的則在不斷地適應時代、社會和人們的需要,在變革中傳承。以《荊楚歲時記》記述的歲時節俗為底本,結合地方史志資料和鄂東南縣域地區50個訪談個案,大體上可以梳理出這些習俗在鄂東南縣域地區的傳承現狀。

(一)春耕時期主要歲時節俗活動的傳承

立春是農業生產中極為重要的節令,早在《周禮·月令》中就已有“出土牛以送寒氣”的記述。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描繪的立春日節俗活動如“剪彩燕戴頭”“親朋宴會”等,與農業生產關聯不大,而與士人身份有關,但是“立春日迎接、慶祝春天到來”的主題在農業生產生活中得以保留和傳承,如“送春?！钡牧曀?“一般是兩人搭配,一人頭戴紙扎牛頭,一人敲鑼打鼓唱春歌,到各家賀春,主家贈以米、粑”[6](P771)。農民們還相信立春時刻各種事物、現象均是對一年中人畜吉兇、莊稼豐歉情況的預兆:“交春聽雷聲,雷聲打得響,說明年成就好,雷聲打得不響,年成就會差一些?！?1)被訪談人:鄧火嬌,女,1944年生,原籍江西省武寧縣鄧家山,現居湖北省陽新縣富池鎮豐山村。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8年2月8日。訪談地點:鄧火嬌家中。

當代的鄂東南縣域地區仍保留著“三月三”的相關習俗活動,包括男女游山玩水、吃地菜煮雞蛋、燃放河燈等,多緣于陽新毗鄰長江,河湖眾多。此外,三月三和九月九也是氣溫頻繁變化的季節更替節點,當地流傳的“葉龍看母”的傳說故事正與季節性的氣候更替相呼應:

三月三說是葉龍看母,這里面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葉龍是湖廣人,許將軍是江西人,他們兩個是同窗讀書的,經常在一起玩。有一天在玩的時候,葉龍撿到一顆蛋,就把蛋吃了,其實這顆蛋是龍蛋,吃完之后葉龍覺得渾身發熱,就變成了龍開始翻江倒海。許將軍當時就把蛋殼吃掉了,并說“你吃蛋,我吃殼。你變龍,我來捉”。然后許將軍就把葉龍抓住了,將葉龍鎖在泉眼中并在邊上放上寫有許將軍名字的牌子,以后只允許葉龍在三月三這天回家看望母親。(2)被訪談人:尹定峰,男,1933年生,陽新縣王英鎮新屋村人。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8年2月11日。訪談地點:尹定峰家中。

姜彥稚在輯?！肚G楚歲時記》時引述介子推的故事以解釋寒食節的由來,這一說法在鄂東南縣域地區的古今地方志和現實生活中均能找到印證,且寒食節禁火吃冷食的習俗依然存在。此外,如今的寒食節已經與清明節相融合,成為清明節前“隆墳”的日子,民眾會在這天前往祖墳,清除祖墳附近的雜草、灌木。平時不能清除祖墳附近的草木,唯獨寒食節可以,因為“那天土地神不管事了,所以可以去隆墳”(3)被訪談人:吳良正,男,1945年生,湖北省陽新縣富池鎮祝家莊村人,農民,識字,年輕時從事副業,退休后一直在家中務農。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9年1月4日。訪談地點:吳良正家中。。

《荊楚歲時記》中對“獲谷”的記述是將鳥類作為農業生產的物候信號。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訪談對象講述了關于鳥叫聲含義的故事,和《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北卷》中記載的故事類似[7](P291～292)。此類物候信號,除了《荊楚歲時記》中記載的作為農事農時的象征之外,在鄂東南不同鄉鎮,同樣的鳥叫聲還具有不同的含義。老年人將其叫聲理解為“摘泡接婆”, 意為兒孫摘到水果來孝敬老人,象征兒孫孝順;農民將其叫聲理解為“插秧接禾”,意味著要開始下地勞作;商人將其叫聲理解為“發禾發禾”,寓意糧食豐收;女孩子將其叫聲理解為“摘花戴朵”。在農業生產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聽到布谷鳥的叫聲會產生不同的理解,這表明,由于不同的區域文化、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身份,人們對同一事象呈現出多樣化的民俗理解。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作為記錄當時民眾歲時生活的作品,《荊楚歲時記》中也不乏相應的記述。其中“四月八”便是一個宗教意味濃厚的節日,“浴佛”和“迎佛”是這天主要的節俗活動。此俗在鄂東南地區也有豐富的歷史文獻記載?！犊滴跷洳h志》載:“四月八造烏米飯餉親族,民間迎大燭供佛?！盵8](P109)《乾隆廣濟縣志》也有記載:“四月八日,浮屠浴佛?！盵9](P419)鄂東南地區一年有兩個臘八節的說法,“四月八”便是其中之一,俗稱“小臘八”,在這一天民眾會前往寺廟參與浴佛的活動和敬香,寺廟也會置備臘八粥散發給民眾。

(二)夏季主要歲時節俗活動的傳承

《荊楚歲時記》記述五月為“惡月”,是氣溫上升,毒物蚊蟲出沒的時間。根據《荊楚歲時記》對端午節的記述,可以概括出“斗踏百草,懸艾,菖蒲泛酒,競渡,競采雜藥,五彩絲系臂,條達相贈,鴿鵒教語”八條對應的習俗活動。其關于夏至的記述共兩條,可以概括出“食粽,筒粽投江,長命縷,菊灰防蟲”四條對應的習俗活動?！肚G楚歲時記》中夏至食粽祭祀屈原的習俗在后世發展中也已經并入端午節。

通過田野調查,時至今日,鄂東南縣域地區端午節是否吃粽子出現了明顯的地區差異。以陽新縣為例,東部鄉鎮仍保留有吃粽子的習俗,但在西部鄉鎮,例如三溪鎮、王英鎮、浮屠鎮等地區,端午節吃粽子的習俗已消失,“賽粑會”取而代之并穩定傳承。每到端午節,各家都會提前準備好麥粉做粑(饅頭),然后端到宗祠,比賽誰做的粑又大又白。

《荊楚歲時記》所記“采艾葉為人形”“菖蒲泛酒”的習俗活動,從古今地方志資料來看,最晚到清代仍有所保留,如“端午日浴蘭懸艾飲菖蒲酒”[10](P54),但也逐漸變成飲雄黃酒,“午日以蒲艾懸門,日中飲雄黃酒”[11](P30)?，F代鄂東南縣域地區的地方志資料中,已無“菖蒲泛酒”的相關記述,菖蒲逐漸與艾葉一起成為驅邪避祟之物,成為一種古老的文化記憶?！肚G楚歲時記》中記載,“競渡”是紀念屈原的遺俗。陽新縣由于河湖眾多,且靠近長江,在河湖地區劃龍船較為常見,在非河湖地區則多劃旱船、踩蓮船。在舊社會,劃龍船主要由大姓宗族和士紳組織舉辦。新中國成立以后,為弘揚和保護優秀傳統文化,近些年主要由政府和文化機構承辦龍舟競渡的活動。書中有關于“五彩絲系臂”的記載,即將青赤白黑黃五種顏色的絲線系于手臂之上,認為可以避邪不染疾病。此俗在古代地方志中已有相關記錄,《康熙通山縣志》云:“童男童女以五色線束手腕云避鬼祟?！盵10](P54)田野調查中發現,此條習俗在陽新縣得以保留,但也僅存在于被訪談人的記憶之中。據老人回憶:“做小孩子的時候有,但是解放以來很少看到人搞了,原來有這種五色花線,辟邪。青黃藍白黑,代表東南西北和中央五方?！?4)被訪談人:周會起,男,1933年生,湖北省陽新縣興國鎮太垴村人,一直居住在本地。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8年2月4日。訪談地點:周會起家中。

《荊楚歲時記》中對七夕乞巧的習俗描述較為詳細,而陽新及周邊縣域地區古今地方志資料中雖有“乞巧”習俗的相關記述,如《乾隆武昌縣志》《乾隆廣濟縣志》等,但均以“七夕乞巧”寥寥數字概括,并未描述具體活動內容、形式。經歷了繁忙的雙搶之后,進入七月,鄂東南地區人們比較重視的便是農歷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在這一天,不同鄉鎮的宗族兄弟會聚集在一起,將提前包好的紙包(包袱)燒給祖先。包袱中主要是冥幣,近期也流行圖畫的飛機票、船票等,有的家庭會準備紙扎的汽車、樓房和家用電器等。燒包袱的對象,除了自家的祖先外,還有“水陸孤魂”“堂上宗祖”“本堡土地”“地盤孽主”,以及腳夫、騾馬等。燒包袱的時間一般選在午后“陽氣最盛的時候”,地點有的選在宗祠的香火池,有的則選在交通便捷的道路交匯口。燒包袱時,家中男女老幼均要參加,將包袱堆在柴草堆之上,各家把供品用托盤裝好擺放在包袱堆前,然后由宗族長輩點燃包袱堆,引香燃放鞭炮,眾人祈福作揖,祈求得到祖先的庇佑。近些年來,在鄂贛邊界的農村地區,燒包袱的祭祀習俗仍在傳承,并隨著宗族勢力的抬頭有逐漸強化的趨勢。

(三)秋收時期主要歲時節俗活動的傳承

歲時節俗始終帶有穩定性與變異性?！肚G楚歲時記》中并沒有節日意義上八月十五的記載,卻有對中秋節前一天“朱水點額”“饋贈眼明囊”的記述。這一時期的中秋節雖與后世完全成熟和定型化的中秋節之間還有所不同,不過固定的節期、特定的節日對象、深厚的民俗背景以及廣泛的群眾參與這些節日特征已經逐漸成型。

明清時期鄂東南縣域地區史志資料中有關中秋節節俗的記載較為簡練,僅記有“食月餅”“設瓜觀月”[10,11]。而今陽新地區的中秋節,人們會吃上一頓糯米食物,如糯米飯、糍粑、湯圓等,象征親友團聚不分離。除飲食上的講究外,此地至今仍保留了賞月的習俗?！爸星镏?各地都有‘賞月’遺風,孩子們習慣用一張方桌,陳設月餅、糖果,月兒剛一露面,即斟茶供月,甚至還有燃香鳴爆、打躬作揖的。然后全家老小,圍坐桌旁,品茗進點,說古話今”[3](P452)?！鞍菰虑笞印笔窃摰貐^中秋節典型的習俗之一,年輕的婦女當晚設南瓜、石榴拜月,男士需要回避。姑嫂在中秋夜進入菜園里“摸秋”,摸到冬瓜贈送給已婚未育的女性朋友。廣濟地區中秋節還有“搭寶塔”的習俗,“用瓦礫砌寶塔……塔頂系紙糊篾扎,夜里點燭燒香祭塔,拆下塔頂,再扎一麒麟相配,敲鑼打鼓送往渴望生兒女的親友家中,名曰‘麒麟送子’,主人放鞭炮迎接,備席招待”[6](P770)。

重陽節一般被認為是春節前最后一個重要節日?！肚G楚歲時記》中所記述的“樓臺宴飲”“郊游登高”“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等習俗,在古今地方志中仍有相關記載,如“九日飲茱萸、菊花酒,登高為樂”[6](P772),但在田野調查中,農村地區有關重陽節的慶?；顒觿t較少,書中記載的習俗在今天的鄂東南縣域地區已不再傳承,本地重陽節的主要節俗活動以祭祖(秋祭)和敬老為主。在鄂贛邊界部分地區,九月初九要舉行祭祖的活動,人們對這一天上墳祭祖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清明節,“是日,民間普遍舉行祭祀活動,稱為秋祭”[6](P772)。一方面,重陽前后,農作物和莊稼基本收采結束,祭祖表示對祖先保佑人壽年豐的感恩之情,并通過分食豐厚的供品分享庇佑與好運氣;另一方面,從重陽節到春節期間,已無較為隆重的節日和祭祀活動,因而人們在重陽節祭祖,以示對祖先的敬重。

田野調查中發現,重陽節敬老的傳統在鄂贛邊界地區一直有所傳承,《荊楚歲時記》中也有“長壽”主題?！?0年代開始,一些地方把農歷九月初九定為老人節,倡導全社會樹立尊老、敬老、愛老、助老之風氣。1989年,國務院將每年的九月初九定為老人節、敬老節?！盵12](P684)尤其是近些年來,陽新縣及相關縣域地區多次在重陽節這天宴請附近村鎮的老年人,并舉行文藝演出。

(四)冬藏時期主要歲時節俗活動的傳承

從《荊楚歲時記》的記錄可以看到,臘月初八有兩項主要節俗活動,“金剛逐疫”和“豚酒祭灶神”。村民扮演金剛力士驅逐災異的習俗至遲到清代地方志資料中仍有類似記載?！豆饩w武昌縣志》記載:“儺以逐疫,一人朱衣花冠,雉尾執旗,俗名‘急腳子’, 眾鳴鑼隨之,比戶致祝?！盵5](P389)此俗今已不傳。而祭灶神的習俗延傳至今,已從臘月八日變成臘月二十四日,并且除了送灶神,還要接灶神?！岸乃驮顜?把灶師菩薩送上天去,三十夜里再接回來,灶師菩薩上天,還要供一盤糍粑,往日是這么個規矩?！?5)被訪談人:吳良正,男,1945年生,湖北省陽新縣富池鎮祝家莊村人,農民,識字,年輕時從事副業,退休后一直在家中務農。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9年1月4日。訪談地點:吳良正家中。臘八日,寺廟會為信佛的民眾派發臘八粥,民眾在家中亦煮食臘八粥,但此俗流傳并不廣泛。此外,食用臘八粥還與農業生產相關?！逗笔≈尽っ袼字尽酚涊d:“舊時湖北農村水稻產區盛行此俗。每年臘月初八早晨,農村多煮臘八粥吃,相傳食臘八粥可‘糊’住田埂,使來年秧田不漏水?！盵13](P3)人們在這天吃臘八粥,也寄托了對農事生產順利的期待。

春節一直是人們最重視的傳統節日,《荊楚歲時記》對其節俗活動也記述較多,其中又以正月初一的節俗活動最多。從除夕夜十二點便有燃放爆竹接年的習俗,直到初一早上各家開門,鞭炮聲不斷?！肚G楚歲時記》中記述正月初一燃放爆竹、燒草是為了驅趕山臊惡鬼,但放鞭炮已發展演變為營造喜慶和熱鬧的氛圍之舉,既無燒草的習俗,也沒有驅趕山鬼的目的。

正月初一要穿新衣服,家中老幼對此尤為重視。正如《荊楚歲時記》所記,正月初一需要驅趕鬼怪邪祟,現今陽新及周邊縣域地區的民眾仍然相信除夕夜不太平,提前穿好新衣象征提前度過除夕,來到新的一年,避免災邪。初一拜年的順序,陽新縣各鄉鎮基本一致,通常先前往宗祠給祖先拜年,然后親戚朋友互相拜賀,遵循“長幼親疏”的基本原則。正月初一的飲食,《荊楚歲時記》中記述的椒柏酒、桃湯、屠蘇酒、膠牙餳、五辛盤等已不再流行。訪談中涉及到正月初一早上的飲食,要吃雞蛋、陀螺、薯粉蛋等圓形的食物,象征著元寶;要吃面,寓意“長命線”;不吃糯米糖,因其“扯不斷,象征做事不干脆”;不吃米粑,因“粑掉渣,象征命里波折多”?！肚G楚歲時記》中記載飲酒需要從年紀小的開始,新春佳節期間,孩子、年輕人被認為代表了青春朝氣、活力希望,與《荊楚歲時記》中“小者得歲”的觀點頗為相近。

此外,陽新地區還有正月初一喝春酒的習俗,這天同村灣的親戚互相邀請,備辦酒席慶祝新春到來。隨著經濟發展、城鎮建設等原因導致的人口遷徙流動,村落日益萎縮,親緣關系逐漸淡薄,此俗日漸消失,但田野調查發現,近年隨著宗族文化的興起,春席又在較為集中的姓氏村落出現。

《荊楚歲時記》中所記述的貼畫雞、懸葦索和插桃符的習俗,《康熙通山縣志》[10]中還有相關記述,但在現在的陽新地區已經難以見到。人們主要貼對聯,貼“?！弊趾蛼鞜艋\,在牲畜欄貼“六畜興旺”,其目的已從驅鬼鎮邪演變成祈求喜慶吉利。此外,還要貼窗紙(花)等裝飾物,在院中貼“童言無忌”,廚房貼“五谷豐登”等。

正月初七是“人日”?！肚G楚歲時記》中初七相關節俗活動包括“七菜為羹,剪彩鏤金為人形貼屏風或戴頭鬢,華勝相贈,登高賦詩”,此俗在現今鄂東南地區已不傳,但“初七是人日”的說法在此地仍有流傳的痕跡:“說是一雞二犬,三馬四牛,五馬六羊,七人八谷,九油十麥,十一芝麻十二豆,十三小米十四棉花?！?6)被訪談人:柯美銀,男,1944年生,湖北陽新縣興國鎮銀山村人,農民,年輕時做過藥農,后主要在家中務農。訪談人:柯勇。訪談時間:2019年3月16日。訪談地點:柯美銀家中。通常訪談對象都可以回答出初一至初七的人畜對應,有的則可以回答出更多?，F今鄂東南地區,由“初七人日”演化出的人畜對應,延續到了正月十五,多出了與農作物相對應的日子,可根據對應狀態預測當年的豐歉?？梢?歲時生活的具體內涵已與農業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

正月十五是元宵節,又叫正月半、上元節?！肚G楚歲時記》中記述了正月十五敬神活動,如蠶神、紫姑神等。請蠶神的目的是為了占卜蠶事,經過一千多年的傳承發展,鄂東南地區祭祀蠶神的習俗已經消失,請神的儀式活動也發生了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在《興國州民俗考略》中可以看到,請神的儀式活動最初是在農業生產的扯秧環節所演唱的生產咒歌,是對“五谷神”(即社稷神)極盡尊崇的歌謠,如《請秧神》:

到春來,百草生,拜請秧神大天尊

秧神要來早早來,莫等深更半夜行

深更半夜下露水,打濕花鞋花繡裙

打濕花鞋褪了色,打濕花裙花不明

大門來,狗兒奔,后門來,雞打鳴

左門來,豬拱腳,右門來,馬甩糞

窗戶來,紙皮響,天門來,好觀景

大路寬寬銀吹細打,熱熱鬧鬧接你下凡塵[14](P44)

在鄂東南縣域地區廣為流傳的正月十五請神的活動,其對象并非僅限紫姑神,有與之類似的“東司姑娘”,還包括“笤箕姑”“火爐神”“水雪姑”“剪刀姑”“板凳神”“水牯?！钡?種類多樣。請神活動的參與者一般是幼年孩童,且以女孩為多。傳統節俗日益演變為經濟物質條件匱乏時在孩童間較為流行的一種娛樂活動。

三、歷史文獻傳承的一般特點和差異化特征

(一)《荊楚歲時記》個案傳承的一般特征

首先,主體歲時節日得到穩定傳承?！肚G楚歲時記》問世至今已歷千余年,荊楚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和歲時生活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荊楚歲時記》中的記載與筆者對鄂贛邊界縣域地區的田野調查來看,鄂贛邊界縣域一年中的主要節日有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元節、重陽節等,雖然這些節日的內容和形式與古代相比有所變化,但是其主要的節俗和精神文化內核均由古代而來并得到了較為穩定的傳承。

其次,荊楚共有文化傳統和情感記憶得到傳承。一方面是崇巫信鬼的傳統。至今仍在傳承的歲時節俗包含著對自然神靈和祖先神的信仰,并在新的歷史時期衍生出其他帶有巫鬼色彩的歲時節俗活動,例如三月三燃放河燈、七月十五給祖先燒“包袱”等。另一方面是帶有荊楚地方文化特色和農業生產生活傳統的節俗得以傳承。典型案例如端午節祭祀屈原的共同情感記憶和將“布谷鳥”作為農業生產生活的不同信號等。

最后,傳說故事與歲時節日傳承互相影響。鐘敬文在《民俗學概論》中指出,“神話傳說的嵌入”[2](P108)影響著節日風俗的發展,并以七夕和中秋節的演變為例,說明神話傳說既豐富了節日活動的內涵,又為節日風俗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較《荊楚歲時記》中記載的節日習俗事象和現今陽新及周邊縣域地區農業歲時節俗,可以發現姜彥稚在輯?！肚G楚歲時記》時,收錄了多則解釋具體歲時節俗的傳說或故事,例如“西王母戴勝”“張夜祭蠶”“佛祖生日”“仙人費長房”等。今天的鄂贛邊界地區關于農業歲時節俗也流傳著諸多傳說故事,例如“王婆撿柴”“葉龍看母”“請筲箕姑”等?！肚G楚歲時記》中那些依靠傳說故事解釋的民俗事象,部分由于其傳說仍廣為流傳,例如“佛祖生日”“吊唁屈原”等在民眾生活中廣為流傳,其對應的節俗內容仍在傳承;而部分由于傳說故事未能繼續傳播,其對應的節俗內容在今天也已消失不傳。

(二)歷史文獻資料與口頭資料的相關性

筆者對湖北陽新及周邊縣域地區的50個訪談個案中記錄的傳統農業民俗事象與包括《荊楚歲時記》、地方志等在內的歷史文獻資料,在記述體例、內容以及所反映的時代社會特征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具有相似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本地區能夠查閱到的農業民俗文獻中有關歲時節俗的記載均以《荊楚歲時記》為基礎或引證,田野調查所獲口頭資料也包含了《荊楚歲時記》與地方志文獻中關于主要節日的記載和描述,說明《荊楚歲時記》中記載的主要歲時節日在經歷一千多年之后仍然得到較為穩定的傳承。另一方面,荊楚地區崇巫尚卜的文化底蘊和情感認同得到較好傳承,從《荊楚歲時記》到后代的農業民俗文獻,再到搜集整理的口頭資料中,現今陽新及周邊縣保留的對祖先神、自然神的敬重與崇拜以及對儀式和信仰的看重,均可以看到這種一脈相承的文化特色。

導致差異的原因則多緣于歷史文獻與口頭資料的脫節。首先是歷史區劃的差異性。蕭放指出,《荊楚歲時記》是宗懔在長安為俘臣,回憶故鄉日常生活時所作。對于書名中“荊楚”的范圍,蕭放認為,“漢魏以后荊楚是一個地域概念,它有一定的政區范圍,但不嚴格對應行政區劃,它側重地域的文化性,是一種文化區位,所以荊楚有時涵蓋了整個江南地區?！盵15](P17)這也就導致了本書所記述的內容,受到宗懔個人主觀因素和荊楚文化范圍廣泛等客觀因素的雙重影響。其次,《荊楚歲時記》是文人筆記,具有高度的凝練和抽象性。地方志資料與《荊楚歲時記》雖同屬于書面文獻資料,但在記錄地區傳統農業歲時民俗的內容和傳承發展情況時,則更加完整也更接近傳統農業生產生活的傳承情況。最后,口頭資料與歷史文獻資料的差異處還體現在訪談對象的差異性上。訪談對象平均年齡在60歲以上,出生于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前后。從農業生產的經濟條件和生產狀況來看,時代和生活環境的變遷也使得本地的民俗文化生活也隨之調整。在今天的農村地區,人們在重視家庭、宗族生活,傳承和保留具有區域特色的情感文化和記憶認同儀式和信仰的同時,許多生產和生活儀式與習俗也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被簡化甚至消失。直到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復興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潮流重新興起,本地區的民俗文化生活才又逐漸豐富起來。

四、結語

關注傳統民俗的延續和傳承情況,其最終目的在于現實生活?？萍寂c時代的進步,帶來了更為現代化的節日慶祝方式,但傳統的習俗仍然保留下來。新的節俗方式豐富了傳統節日的內涵與形式,不僅能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傳統節日,還保留了一方水土共有的文化記憶。

歲時節日是農民參與民俗生活的主要途徑。一年中大部分時間,農民都忙于生產,只有節日期間,具有本地區特色的節日文化特征才得以展現。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載到明清以來地方志的文獻資料記載再到今時今日的田野調查可見,本地區已有一套完整的農業歲時節日體系,它與歷史文獻資料不完全一致,但卻成為民眾生活中依然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文化遺產。在形式上,它與農業生產緊密結合,并受信仰儀式的內核驅動,體現出重視個人、家庭、宗族和村落的興衰的顯著特征,并相應產生了以喜慶娛樂、祀神祭祖、占測祈福、驅災辟邪、社會交往等為主要內容的節日活動。在現代民俗生活中,在農業生產習俗與時代發展和需要之間存在的巨大張力下,鄂東南縣域地區農業歲時傳統仍默默沿承荊楚地區的文化底蘊,逐漸從人們代代相承的生活經驗和生產規律變成模糊和遙遠的記憶和文化,成為老年人的閑聊和漫談,作為一種知識在代際中傳承,豐富和充實著人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