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熔爐中的現代身份養成：基于猶太青少年難民自傳的考察

高曉倩

上海自1843年開埠后設立租界，吸引了不少外來移民。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后陸續有歐洲猶太人來上海避難，到1941年為止歐洲猶太難民總數接近2萬。歐洲猶太人之前對上海知之甚少，選擇上海作為避難地實為情勢所迫。當時世界各國對猶太人采取嚴格限入政策，處于中日戰爭中的上海是世界上唯一無須簽證即可進入的城市。猶太難民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從歐洲各國（德國、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國）不約而同地投奔到上海。

來滬的歐洲猶太難民包括成年難民和青少年（包括兒童）難民。猶太青少年難民（以下簡稱青少年難民）因為在上海長大或出生，上海在不同向度上對其世界觀、價值觀以及以后的人生走向產生深遠影響?，F今出版的上海猶太難民自傳中，青少年難民自傳占據了大半。一些青少年難民自傳在身份建構的走向上呈現為向現代化和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另一些自傳的身份發展軌跡稍有偏差，在身份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又夾雜著對傳統的回歸和眷戀，呈現了戰后猶太人的主要身份困惑，即在現代化身份轉型中如何協調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本文聚焦青少年猶太難民自傳呈現的上海記憶，重點分析青少年難民成長過程中面臨的身份轉型與身份困惑，以及上海在他們的現代身份塑形中扮演的角色。

一、青少年難民的上?！俺砷L記憶”與身份塑形

隨著成年難民的相繼離世，當初在上海流亡的猶太青少年是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上海猶太難民主體。青少年難民自傳以“成長”取代“流亡”作為自傳的主題，以記述異國流亡中的成長經歷為主，而艱苦的流亡生活則隱化為了成長的背景。傳主把上海的流亡經歷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成長階段，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

如果說成年難民自傳把過去與現在相連，那么青少年難民自傳注重的則是現在與將來。成年難民總是留戀故國和過去的身份，嘗試在異鄉流亡中恢復往昔的歐洲生活；而青少年難民憧憬未來，希望在異國新環境中塑造新身份、開創新生活。有別于成年難民自傳所進行的身份重建，青少年難民自傳的身份建構是基礎接近于零的從無到有的建構。成年難民在歐洲已經具有穩定的職業和成熟的人生經歷，他們的自傳通常從各自的身份和經歷出發，從不同的視角來回顧上海的流亡生活。而在青少年難民的自傳中，流亡之前的經歷并沒有在他們的成長記憶中留下太多印記，如布魯門撒爾所說：“我在柏林成長的歲月很快就隱退到腦后，變成了一段顯然可以忘懷的已經完結的篇章，與將來毫無瓜葛?！雹賅.Michael Blumenthal,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13,p.56.青少年難民自傳更多地從上海流亡經歷對自我成長和未來人生產生的影響入手，本質上是關于自我成長的記憶。例如布魯門撒爾自傳強調上海經歷對其政治人生的影響，聯系背后的政治因素來反思猶太人當時的遭遇。赫普納自傳的側重點在于上海時期的社會活動，通過從事多種職業和加入各種社團組織，他的社會生存能力大大提高。索卡爾自傳呈現了自己在上海的求學和科研之路，這段經歷為其成為出色的生物學家打下了基礎。培根、格列賓?？品?、魯賓、海德利和姆博格等幾部女性自傳揭示了猶太女青年在上海的成長、婚戀和家庭中遇到的問題，且伴隨著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寫。

青少年猶太難民的“成長記憶”讓人不由聯想到德國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傳統。②“Bildungsroman”有多種譯法，諸如“成長小說”“教育小說”“修養小說”等?！癇ildung”一詞在詞源學上經歷了4個基本含義的演變，到最后有了“塑造成形、建構”之意。③“Buildung”源自拉丁語詞“圖像”（imago），后演變為“塑造成形、建構”（formatio,insitutio）之意。參見谷裕：《德語修養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頁。啟蒙以后的觀點普遍認為，“塑形”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人的規定性和地位都是可以改變的，人具有可塑性。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的“成長小說”正是這一觀念下形成的產物：

成長小說一般以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為線索，描述主人公從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長過程。主人公首先接受家庭和學校教育，然后離鄉漫游，通過結識不同的人、觀察體驗不同的事，并通過在友誼、愛情、藝術和職業中的不同經歷和感受，認識自我和世界。主人公的成長，是內在天性展露與外在環境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外在影響作用于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促使他不斷思考和反思。錯誤和迷茫是主人公成長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①谷裕：《德語修養小說研究》，第39頁。

由此可見成長小說的一些基本要素：（1）主人公必須離開家鄉到異地歷練；（2）主人公在不同方面經歷不同的人和事后獲得成長，即由外在引發內在的變化；（3）主人公成長的過程中會遭受挫折和迷茫，這些往往是誘發思考、促進心智成熟的動力；（4）主人公成長后認識自我和世界，完成了身份塑形并且確立了世界觀和價值觀。成長小說的這些要素在青少年難民自傳的“成長記憶”中均有體現?！俺砷L記憶”通常以記敘歐洲的童年經歷為開端，講述納粹陰影籠罩下的家庭和學校生活以及與家人背井離鄉、倉皇逃難的經過。其重頭戲往往放在“離鄉漫游”的經歷上，主體部分的敘述全部集中于上海的人生經歷和體驗。相比在歐洲較為短暫而相似的童年記憶，上海部分的成長記憶更為豐富多樣且印象深刻。青少年難民在上海擁有了真正的“異國體驗”，從上海的世俗百態中增添了更多的人生閱歷和智慧，加深了對自我和世界的理解。當他們離開時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幼稚天真的孩童或少年，而是成長為獨立堅強、具有擔當的猶太新青年。

青少年難民自傳將大量的筆墨傾注在上海的成長歲月中，在上海的這段時光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身份塑形階段。如果說成年難民自傳只是把上海當作其身份建構的背景、參照或場所，青少年難民自傳則是將上海真正納入了所建構的身份當中。那么，在其自傳展現的上海記憶中，青少年難民的成長究竟具有何種特殊性？不同性別、不同家庭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難民在成長過程中遭遇了哪些身份問題？上海在青少年難民的成長記憶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上海多元文化下的現代身份轉型

猶太青少年難民的成長期處在20世紀巨變中，納粹上臺中斷了他們在歐洲的成長之路，異鄉居留阻斷了與過去的家的地理聯系，被納粹迫害而流亡的經歷帶來心靈上的異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異鄉流亡是20世紀現代社會所引發的特殊體驗。屠猶、逃難、流亡和戰爭給予了這個時代的青少年以非同尋常的成長經歷，死亡和生存是他們時常要面對的問題。

非同尋常的經歷造成了青少年難民的普遍“早熟化”。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他們都在上海的社會大課堂里早早地接受了啟蒙教育。格列賓?？品騺碜园亓值莫q太家庭，10歲跟隨全家來上海避難。她的成長正是始于在上海遇到的一場死亡變故：好友露西在上海的酷暑中衰竭而死。在參加葬禮那一天，她瞬間成長起來：“那一天標志著我童年的終結，是該長大的時候了。我們不再妄想回柏林，從前的一切都逝去了。而生活，正在以我們意想不到的速度改變著?！雹谝痢へ惖佟じ窳匈e?？品颍骸段以浗猩?，李康勤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年，第72頁。死亡讓她開始意識到生活的復雜和殘酷，從對過去的幻想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上海巨大的生存壓力使許多猶太青少年和父母一起挑起生活重擔，體驗生活疾苦。他們年紀輕輕就成了擔負家庭重任的“小大人”。培根在自傳中感嘆：“我的童年突然結束了，直接畢業進入成年期——幾乎是一夜之間。和我年齡相仿的朋友們也是這樣。那些孩子們該做的事，我們都沒做。我們只是在一個世界——生存的世界——里生活?！雹賃rsula Bacon,The Shanghai Diary: A Young Girl’s Journey from Hitler’s Hate to War-Torn China,Seattle: Hara Publishing,2002,pp.229-230.除了心理上的加速成長，生理上的成熟同樣來得過早，主要表現為“性早熟”，即對“性”過早的了解和體驗?！靶浴笔莻鹘y猶太教育比較敏感忌諱的話題，尤其是涉及女性的性問題。格列賓?？品虻哪赣H時常叮囑她，“不管我們怎么喜歡男孩子，永遠不要‘做’”，因為“不利于健康”。②伊·貝蒂·格列賓?？品颍骸段以浗猩?，第99頁?？墒?，上海的現實生活迫使他們較早地接觸到了這類問題。格列賓?？品蚪K究還是從對面夫婦的房事中了解到了真相。搬進上海隔都（Ghetto）后，她還發現女鄰居在家里與日本軍官做起了性交易?！霸缡旎爆F象無疑使青少年難民在突破傳統束縛走向現代社會的成長道路上邁進了一步。

在上海多元文化的成長環境下，女性青少年難民在婚戀問題上同樣表現出了明顯的現代特征。上海的國際化使得猶太女孩們的交際面變廣，在這里她們能夠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國、不同身份背景的男性。以格列賓?？品驗槔?，十三四歲的她就在接吻游戲上把初吻獻給了一位她暗戀的俄國男孩，她曾對上學路上留著大胡子的英俊印度交警癡迷不已，熱情開放的美國大兵更是讓她心動。格列賓?？品虻幕閼俳洑v可謂一波三折。她和美國兵的狂熱初戀沒有持續多久便隨著男方的撤離而告終，最終仍舊違背傳統嫁給了異教徒—— 一位白俄小伙子。而她的姐姐嫁給美國兵后也于1948年移民美國。當時許多猶太女孩的家庭婚姻觀念已經發生轉變。她們不愿做因循守舊的傳統猶太婦女，而要成為新時代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

男性青少年難民的成長歷程是一個逐漸脫離家庭、走向社會并獲得獨立的過程。擺脫家庭束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與父親關系的弱化或斷絕，且被弱化的父親形象常常出現在男性青少年難民的成長記憶中。父親是家庭的主導，其權力的弱化意味著家庭對孩子的約束力減弱。在傳統猶太家庭中，父親是文化傳統的象征和傳承者，他的弱化也意味著傳統的衰微。赫普納在自傳開頭就表達了自己對猶太傳統的質疑以及與父親關系的疏遠。他出生于德國猶太家庭，父親是傳統猶太人，而母親是同化猶太人。母親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因此他與母親的關系遠比父親要親密。與之相應的是他對父親所堅持的猶太傳統文化的背離，以及對母親所代表的同化觀念的趨同。對于成長于新時代、新環境中的年輕一代來說，是否還有必要跟從父輩來遵從傳統的陳規陋習？按照他的說法，當時許多猶太青少年和他有著相同的疑慮：

我們該盲目地跟隨父母或祖父母的腳步，聽從某個不知名的拉比的教誨嗎？如果說某些幾百年前的傳統只是出于美學或健康的原因應運而生，那它們在今天還適用嗎？假如我們為了遵循這些老的傳統習俗而違背我們的自然天性，我們會成為更好的猶太人嗎？③E.G.Heppner,Shanghai Refuge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3,p.11.

從這些質疑中可以看出，傳統在赫普納的心中已然動搖。18歲那年，他和母親一起逃離了德國，離開了還留在那里的父親。

父親影響的弱化使許多男性青少年難民遠離了以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上?，F代多元而又混亂無序的陌生世界里開啟新的成長模式。他們尋求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標準，即成為一個社會責任感強、閱歷豐富、世故老道和適應現代社會生存的男子漢。與女性青少年難民自傳在身份轉型上更偏重內在的心理成長和家庭婚姻倫理觀念的改變不同，男性青少年難民自傳強調的是在外部世界中的歷練成長、社會實踐能力的提高和見識的增長。作為個人接觸社會最主要的窗口，職場是男性建構身份的重要領域。赫普納在上海期間接連不斷地嘗試了許多不同性質的工作，玩具店伙計、書店店員、面包店管事、貨物審核員、機械修理師、重型車輛司機，等等。他在上海的職場中摸爬滾打，逐漸具備了豐富的社會經驗、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男性青少年難民建構身份的另一領域是社會活動。上海的花花世界為其提供了最好的社會課堂。布魯門撒爾認為他在上海接受的“優質教育”并不在學校，而是在上海街頭。他13歲和家人從柏林逃到上海，上海豐富、復雜、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對他的成長產生了積極影響，正如他所形容，上海的世界像個“萬花筒”，里面應有盡有，讓人大開眼界。①W.Michael Blumenthal,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13,p.68.在上海的市井街頭，你會看到隨處買賣的各類物資和商品，各種手藝和行當，街頭的種種罪惡和不堪，來自各國的士兵、水手和警察混跡于當地人中，最低俗的妓女、乞丐和仆人與最超脫的修女和僧人同時出現在大街上。華洋雜處、魚龍混雜的上海街頭充分展示了社會的多元化特征，在這個遠離西方的東方大都市里暗藏著現代社會的基本雛形和原始生命力。布魯門撒爾在上海社會的多元文化中看到了參與社會的必要性，與傳統猶太人保守的立場有很大的差異。這使他明確了新的身份定位，立志成為一個在多元現代社會中擔當重任的人物。正是基于在上海奠定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人生目標，布魯門撒爾移居美國后成為卡特政府的財長并在退任后擔任柏林猶太博物館館長，成為在上海成長的猶太青少年難民中的杰出人物。

以上青少年難民的成長記憶顯示，青少年難民雖然在家庭和家鄉的環境中獲得了對自己和世界的最初認識，但在離鄉流亡的旅途中才真正成長，通過各種人事體驗和反思，重新認識自我和世界。他們在上海的現代社會中尋求新的身份認同，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身份轉型。

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身份困惑

在歐洲遭受的嚴重迫害和遠離歐洲大陸的異域環境不僅中斷了猶太難民自啟蒙以來與歐洲同化的進程，而且對其傳統信念和價值觀造成沖擊。對于涉世不深、身份根基尚淺的青少年難民而言，遵循何種世界觀和價值觀變成了一個不確定的問題。究竟該選擇什么樣的身份取向？是回歸傳統，還是繼續啟蒙以后的現代進程？這種身份困惑常常出現在青少年難民的成長記憶中，尤其是出身傳統猶太家庭的青少年中。

托拜厄斯的自傳最明顯地突出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進行身份抉擇的困惑。托拜厄斯來自波蘭傳統猶太家庭，從小受傳統猶太文化熏陶。父母是傳統猶太人，望子成龍，希望他能擺脫東歐猶太窮苦的命運，進入西方主流社會。如果沒有變故，托拜厄斯的成長道路將會和大部分啟蒙以后的歐洲猶太人一樣走上與主流社會同化的道路，然而這一成長進程因納粹迫害而被迫中斷。6歲的他不得不放棄柏林的同化生活，隨父母流亡上海。

流亡上海的這一階段是青少年難民重新選擇個人發展方向，延續在歐洲中斷的成長歷程的關鍵過渡階段。從父母安排托拜厄斯進英式教育為主的上海嘉道理學校就能看出，他們仍然希望他延續以前在歐洲的成長方向，即融入西方現代社會。但是托拜厄斯在猶太會堂上希伯來文課時結識了耶什華猶太經學院的學生。在與他們的交往中，他漸漸顯露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隨后他轉學到耶什華學院。在那里，他感受到一種和諧安定的氛圍：“我們在那兒只說意第緒語，這使我感覺像在家里一樣?！雹賁igmund Tobias,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p.46,113.這里營造的傳統文化氛圍讓他獲得了長久以來失去的安全感和身份認同感。自此以后托拜厄斯在上海開啟了回歸傳統的成長模式，只不過這一模式很快就被動搖。當歐洲親人被屠殺的消息傳來后，他出現了信仰危機，最終導致他和耶什華學院的分道揚鑣。伴隨信仰危機到來的，是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自我身份的垮塌：“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無法想象做一個脫離正統的猶太人，如果我不是猶太人，那我就什么也不是?！雹赟igmund Tobias,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p.46,113.

從托拜厄斯的成長記憶中可以看出，他對傳統的復歸是特殊環境下自我成長的需要，信仰根基并不牢固。后來在美國獲得新身份，他便決定徹底和耶什華學院告別，和那段虔誠的時光告別。最終，托拜厄斯的身份取向又從傳統轉回了現代?？v觀他的整個成長過程，身份發展的模式一直在傳統和現代之間來回切換，體現了戰后猶太人無法避免的身份困惑，即如何在現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協調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短暫地回歸傳統雖不是上海猶太青少年難民的主流身份取向，卻是其中一些人（如托拜厄斯、維特科夫斯基和魯賓）來上海后作出的另類選擇。魯賓9歲隨父母從布雷斯勞來上海。她出身更為保守的正統猶太家庭，成長記憶滲透著對猶太傳統文化的眷戀。自傳多次談及猶太節日、生活習慣、葬禮風俗和祈禱儀式等等內容。眾所周知，猶太人一年到頭頻繁的節日就是讓其循環往復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最佳手段。魯賓將自己的成長記憶和節日儀俗結合起來，從猶太教歷12月的普珥節開始，細數自己在一年中守過的每個重要節日，包括安息日、逾越節、沙夫幼特節、新年、贖罪日、住棚節、西姆哈斯《妥拉》節和光明節。她圍繞每個節日回憶自己和家人在上海的守節活動，例如在安息日和父母一起散步去教堂參加活動、爸爸故意乘電梯的惡作?。ㄔ诎蚕⑷摘q太人不允許觸碰和使用電器）；在逾越節學會背出4個主要問題和制作“馬扎”（希伯來語：Mazzah）；在住棚節里和媽媽一起用鞋盒玩搭建住棚的游戲等。守節經歷是魯賓用來詮釋身份內涵的重要方式。

然而，和托拜厄斯一樣，魯賓對傳統的眷戀也不過是一種短暫應對流亡時身份危機的策略。傳統始終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就像精神上的家園，可以在流亡的苦難中為她遮風避雨，提供安全感和慰藉。另一方面，傳統在無形中又像建立了一座心靈上的“隔都”，成為她在陌生世界里的一道保護墻，將自我封閉、與世隔絕。一旦接觸到外面的東方世界，她就不自覺地感到不安和威脅。因此在流亡生活結束后，她也和托拜厄斯一樣沒有再固守于傳統的堡壘中，開始為了成為一個現代美國人而突破傳統的束縛。與此同時，她也面臨著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的身份困惑。在美國找到工作后，她坦言：“我每隔一個周六就得上班。這導致了一個困境。我仍然是一個守安息日的人，但是現在我不得不每隔一個星期打破一次戒律?！雹貳velyn Pike Rubin,Ghetto Shanghai,New York: Shengold Publishers,1993,p.166.在后期的美國回憶中，她再也沒有牽扯到猶太文化傳統。由此可見，在這兩部自傳中，回歸傳統確實是猶太青少年應對身份危機時的一種有效策略，但是卻無法逆轉年輕一代最終奔向現代的身份走向。此現象說明，在猶太人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仍具備復蘇的可能性，尤其在面對危機之時。這就意味著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關系勢將成為戰后猶太人必須要應對的身份命題。

四、成長記憶中的上海：鍛造新身份的“文化熔爐”

如果把每部青少年難民自傳看作長篇小說，那么上海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成長小說的主人公按時間順序歷經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等階段，首先接受家庭和學校教育，獲得對自我和世界的最初認識，其后便進入成長的關鍵階段，即離鄉游歷。成長小說的重點正是放在離鄉游歷上。離鄉游歷標志著主人公正式入世，在大千世界中經歷不同的人和事，在挫折和反思中不斷豐富和修正對自我及世界的認識，從而獲得成長。離鄉游歷包含了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v向維度是個人成長的主線，橫向維度是個人成長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一般是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全景，其中包括各種地理空間、社會現象和人物等。它為個人成長提供時間和空間上所歷經的廣度，同時為觀察和反思提供素材，從而推進個人成長在縱向維度上的發展。在青少年難民的成長歷程中上海經歷恰恰代表了他們離鄉游歷的階段。

上海作為唯一的東方流亡地獨具異域色彩。陌生的東方社會在猶太人頭腦中原本是新奇古怪、古老神秘的代名詞，然而來上海后看到的畫面卻給他們以強烈的震撼。震撼來自兩種極端對立的上海印象，這從兩位青少年難民的自傳回憶中可見一斑：

當“Conte Verde”號駛入黃浦江時，我們第一次見到了未來的家，我們驚呆了！我們眼前出現的完全像是一個迷你版的曼哈頓——摩天大樓比我們在歐洲看到的還要高……我們驚喜于能夠見到這樣的西方文明。②H.P.Eisfelder,Chinese Exile: My Years in Shanghai and Nanking,Victoria/Australia: Makor Jewish Community Library,2003,p.13.

戰爭依然在遠離上海的中國其他地區進行著。當黃包車夫慢慢地穿行于街道，我們看見一些房子已經完全被毀……手推車上堆著一些鍋碗瓢盆，中國人正在設置在車子中心的爐子上燒飯……他們把碗盤湊到唇邊，用兩根細棍把食物送入嘴里。①Sigmund Tobias,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p.8.

一面是外灘沿岸高樓參天、展現西方文明的繁華大都市景象，一面卻是經歷戰火后破敗而嘈雜、混雜著東方特有生活氣息的市井街頭。出乎這些猶太青少年的意料，上海其實是一座具有典型西方特征的東方大都市，在當時享有“東方巴黎”的稱號，東西方元素在這里碰撞、凝聚，形成和諧與沖突并存的局面。在上海，除了中國人，他們還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在華洋雜處的租界里，他們學會了公共交際語言——英語。青少年難民仿佛提前進入了一個多民族共存的現代世界，感受到了未來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這與猶太人在啟蒙運動后進入的歐洲社會不同，這里沒有明顯的主流和邊緣之分，只有多邊共存、此消彼長的態勢。如此多元、多極的上海文化對青少年難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同時也充滿著機遇和挑戰，正如布魯門撒爾自傳中所回憶：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各個民族、各個種族、宗教、文化和任何可能的語言的家園，是形形色色、非同尋常之人物的聚居地。商人、傳教士、難民、冒險家、間諜、代理人、奸細、窮人或富人、圣人、罪人、勢利眼、天才或傻瓜——在上海人們全都可以遇到，且如果你耳聰目明，總能從中學到點什么。②W.Michael Blumenthal,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13,p.68,69.

上海當時的社會狀況異常紛亂和復雜，但又是極具發展空間、自由與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它提供了最廣闊的社會舞臺，使得青少年難民獲得了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學習和反思的機會。布魯門撒爾承認：“我畢生對公共事業的興趣都起源于那段上海歲月?！雹踂.Michael Blumenthal,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13,p.68,69.施皮爾曼坦言：“上海經歷影響了我以后的生活，也許還會影響到我一輩子的人生觀?！雹蹾elmut Spielmann,Shanghai-Eine Jugend im Exil,Graz: CLIO,2015,SS.107-108.在青少年難民眼中，上海不僅是游蕩者和冒險家的樂園，更是尋找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試驗場、是人格塑造和全面發展的熔爐。對于年幼的孩童，上?？梢运阕魇堑诙枢l，他們在自傳中都為自己貼上了“上海制造”的身份標簽。海德利在自傳封面和每個章節都打上了中文名字印章“安娜樂麗”，以此表明身份所帶有的中國烙印。她同時表達了自己對上海的身份認同感：“它是我唯一真正了解的城市。即使我沒有出生在那里，我也多半是上海制造的產品。我把自己看作是上海人?！雹軭annnelore Heinemann Headley,Blond China Doll: A Shanghai Interlude 1939-1953,St.Catharines,Ont.: Triple H Publishing,2004,p.180.出生在上海的姆博格在自傳開篇就亮出了出生證照片，正如她所說：“上海是我父母的‘諾亞方舟’，是我的第一故鄉?！雹轘onja Mühlberger,Geboren in Shanghai als Kind von Emigranten,Berlin: Hentrich & Hentrich,2006,S.58.可見年輕一代確實是把上海融進了自己的生命當中，而不是像老一輩那樣把上海當作是人生旅途上的“候車廳”，自己只是上海的匆匆過客。

總體而言，年輕一代在父輩基礎上都向現代邁進了一步。啟蒙以后的猶太人走出隔都，開始接受外界的思想與文化，步入現代社會。因此到猶太難民逃出歐洲之前，歐洲猶太人已經被不同程度地同化或現代化，且中歐猶太人的同化程度要高于東歐猶太人。這就說明猶太難民來上海前在身份上已經具有一定的現代化基礎，但是來自中歐與東歐的猶太人具有不同的身份起點。他們在歐洲的受難和上海的流亡進一步加速和加深了其身份的現代化，尤其是國際化、多元化、自由、開放和包容的上海社會為其適應未來的現代社會做好了過渡準備。經過上海這個熔爐的鍛造和錘煉，年輕一代最終發展出了不同于老一代的新身份。

根據不同群體和個人原來的文化背景差異，年輕一代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文化熔爐中塑造出兩種類型的人格。在本文討論的青少年難民中，格列賓?？品?、赫普納和布魯門撒爾屬于第一類型。他們都來自德國，是具有同化特征的猶太人。由于同化猶太人深受啟蒙思想影響，思想上較為開明，因此他們來上海后很快便適應了社會，在廣闊的社會課堂里學習和鍛煉，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相對來說與傳統的關系也就越來越疏離，屬于完全現代化了的“現代人”。上海猶太難民年輕一代中的大多數都可以歸屬到這一類型下。

相比之下，來自東歐的傳統猶太青少年（如托拜厄斯和魯賓）在上海的現代化進程中則表現為一種“過渡型”人格。社會學家勒納提出的“過渡人”概念是指處于“傳統者”與“現代人”之間的一種過渡型人格形象。①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78頁。由于他生活在雙重文化背景下，一只腳留在傳統之中，另一只腳已步入現代社會，因而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進退維谷、踟躕不前。新舊交替造成的身份困擾使他們比同化猶太青少年更多了一份對傳統的牽絆和漂泊異鄉的孤獨感。在度過了“轉型”和“過渡”的苦澀后，他們終于也選定了現代化的道路，與第一類型的青少年殊途同歸，但是傳統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可磨滅?！斑^渡人”的身份困惑是猶太傳統在現代文化沖擊下的產物，透露出戰后猶太人面臨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沖突。

無論如何，年輕一代樹立起現代人格，對猶太文化及猶太人的現代化至關重要。猶太復國主義領袖赫茨爾認為猶太人不僅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而且要培養一種新猶太人。②張倩紅、艾仁貴：《猶太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3頁。上海猶太難民中的青少年恰恰順應了時代召喚，在上海的文化熔爐中完成了向現代人格的轉變。

五、結語

在上海猶太難民流亡史中，上?？偙槐葦M為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象征救贖與重生的避難所，也是通向美好與希望的中介。在上海猶太青少年難民自傳里，上海被賦予了另一重象征意義——“鍛造新身份的文化熔爐”，和“方舟”一樣指涉新生需要依托的重要媒介。換言之，猶太難民在上海迎來了新生。這種“新生”不僅包含著繼承和延續，更意味著改變和挑戰。眾所周知，二戰浩劫為猶太人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和深刻的反思。大屠殺是現代社會為其敲響的警鐘，提醒他們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對自身做出相應的改變。上海猶太難民群體的變革力量主要在于年輕人，最重要的改變發生在年輕一代身上。我們在布魯門撒爾、赫普納和格列賓?？品虻葹榇淼那嗌倌觌y民自傳中看到，年輕一代猶太難民受上海國際化、多元化和自由化氛圍的影響，與外界有了廣泛接觸。他們不愿受傳統束縛，積極投入社會、關注現實并擴大視野，在上海發展出新的現代身份。而在托拜厄斯和魯賓等青少年難民的自傳里，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常常在他們身上產生矛盾，制造出身份的曖昧性。身份困惑貫穿他們的成長歷程，直至他們最終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身份轉型。

總而言之，與歐洲社會和傳統猶太社區重視法則、趨向保守的社會氛圍相比，上海的新環境促使青少年難民突破原有局限，獲得獨立成長的機會。他們擁有了廣泛的興趣、樹立了高遠的志向，培養了社會和家庭責任感。許多青少年難民在上海舉行了“成人儀式”（希伯來語：Bar-Mitzvah/Bat-Mitzvah），莊嚴地宣告自己已經成年，將承擔應有的責任。這些歷經磨難在上海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猶太人代表著猶太難民中的新生力量，肩負著開創美好未來的責任。